晦庵集卷八十九　　　　宋　朱子　撰

译“即使敌人确实可以攻取，臣也担心我们自身还不足以攻取敌人。”皇上因此沉默了很久。张公便拿出自己所上的奏书朗读说：“臣私下认为，陵寝被隔绝，确实是臣子不忍说出的极大痛苦。然而如今既不能奉行正义之辞讨伐敌人，又不能端正名分与其断绝关系，却想用卑下的言辞、厚重的礼物向敌人求取，这在大义上已经不够；而持不同意见的人还认为这样做值得忧虑，那么他们的昏昧鄙陋和畏怯就更加严重了。但臣私下揣度他们的心意，或许也是看见我们没有必胜的形势，所以不能不忧虑吧？因为必胜的形势，应当建立在早日端正名分、预先确定谋划的时候，而不在两军交战决定胜负的那一天。”皇上因此肃然倾听、改变容色，反复称赞说好。张公又朗读说：“今天只应当下达哀痛的诏书，阐明报仇雪耻的义理，公开与敌人断绝，不与其互通使者；然后修养德行、建立政令，任用贤能、养护百姓，选拔将帅、训练武器和军队，把内修与外攘、进攻与退守合并为一件事，而且一定治理实际事务，不做虚浮文章；这样必胜的形势就会隐约显现。即使有浅薄鄙陋、畏怯的人，也将奋发跳跃，争先效力。”皇上为之叹息，嘉奖并告谕他，说自己以前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议论。后来又因赐对，张公反复申说前面的主张，皇上更加嘉奖赞叹，亲自告诉他说：“应当让你担任讲官，希望以后能经常与你面对面交谈。” 当时张公回到朝廷。不到一年，皇上召见他对答竟有六七次。张公感念皇上非同寻常的知遇，有所知道的无不直言。大体都是修养自身、致力学习、敬畏上天、体恤百姓、抑制权贵宠臣、排斥谗佞阿谀的意思。至于谈到报仇雪耻的义理，则反复阐明名与实的区别，论述更加详细。于是宰相更加畏惧张公，皇上的近幸也尤其不高兴，便联合朝廷内外的力量排挤他，张公于是离开朝廷。张公从此退居三年，历任两镇，虽然不再有机会听闻国家政论，但早晚勤勉不懈，反省自身、修养德行，爱护百姓、整顿军队，等待国家扶持大义、端正名分的行动，尤其恳切深厚。于是天子更加知道张公可以任用，曾亲自写信奖誉他的忠实，本来准备再次重用他，但张公已经病了。病重将死时，仍亲自上疏劝皇上亲近君子、远离小人，不要让自己一人的偏爱和厌恶成为标准，要以天下公理为准则，使四海清明，巩固国家的大业。对于这些念念不忘的事情，他写完后封好交给府中僚属，让驿站传送上报。不久便去世了。唉！靖康之变，使国家的祸乱达到极点。大小臣子中奋不顾身、承担责任的人，大概没有几个；但承继家门的孝、以身许国的忠、判断决策的明、筹划思虑的周密，又没有谁能像张公这样。” 虽然上天降下的寿命不长，使他不能最终完成自己的事业，但他的志向和道义如此伟大，至死才停止，拿来向鬼神质证也不能被诬陷。他刚离开幕府，就遭逢父丧，退居旧宅，不与人事往来。适逢郴州、桂阳一带盗贼兴起，声势震动数路，湖南帅臣刘珙一向与张公友善，时常向他询问筹划防御，最终凭借他的谋略击破贼军。刘珙回到朝廷后，向皇上极力说明张公的学问、品行、志向和事业不是常人所能相比，皇上也记得张公议论的始末，授任他为抚州知州。还未赴任，又改任严州，到任后询问百姓疾苦，首先请求减轻丁盐钱绢过重的问题，获准免除这一年一半的缴纳。召任尚书吏部员外郎，兼权左右司侍立官。当时朝廷正任用史正志为发运使，名义上说是均输，实际上只是把州郡的财赋全部夺来蒙蔽皇上，使远近骚动，人人不得安宁。贤士大夫争相说这是不可行的，却很少有人能说到要害，张公也为此向皇上进言。皇上说：“史正志认为如今只是从各郡取得，并不是从百姓那里取得，有什么伤害呢？”张公回答：“如今各州郡的财赋大多已经急迫困窘、没有剩余，如果不断取用，而国家经费又出现缺额，那么不过是巧立名目从百姓那里征取罢了。”皇上听后惊醒，回头对张公说：“像你这样说，这就是我借发运使之手来使百姓受害了。” 皇上随即查验实际情况，果然如张公所说，立即下诏停止此事。张公兼任侍讲，授任左司员外郎。经筵开讲时，他以《诗经》入侍，借《葛覃》一篇进言说：“治理通常产生于敬畏，祸乱通常起于骄纵淫逸。假使治理国家的人常常想到农事劳作的艰苦，而他的后妃不忘记纺织的事情，那么内心失守的情况就少了。周朝先王后妃勤劳节俭到这种程度，但他们的后世仍有人因为停止养蚕织布而造成祸患的根源，兴亡的效验，就可以从这里看到了。”随后又推展开他的言论：向上陈述祖宗以治家之道治理国家的美德，向下斥责当时兴利扰民的危害，讲得很详细。皇上也叹息说：“这就是王安石所说的‘人言不足恤’，因而误害国事的原因。”不久下诏让知閤门事张说签书枢密院事。张公连夜起草亲笔奏疏，极力说明这不可行，并且到宰相那里质问责备他，言辞十分恳切。宰相惭愧愤怒，难以承受，但皇上独不以此为忤，亲自在奏疏末尾批示后交给宰相，让他传达自己的意思。张公又上奏说：“文臣和武臣的势力，确实不能过于偏向一方。但如今想要抑文崇武，使两种权柄均衡，而任用的却是这样的人，不但不足以使文官心服，正恐怕反而激起武臣的愤怒。” 于是皇上心意受到触动而醒悟，下令暂且搁置此事。然而宰相实际上暗中依附张说，第二年便把张公调出京城任袁州知州，并重新申明任用张说的先前命令。于是朝廷内外一片哗然，而张说后来终于被贬谪至死。淳熙改元时，张公已经在家居住多年。皇上又想起张公，下诏恢复原职，任命他为静江府知府、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广西距离朝廷极其遥远，各州土地荒僻、百姓贫困，通常的赋税收入还不足以支付支出。因此从前立法规定，各州用漕司的钱运盐出售，把其中十分之四的利润作为州中费用；这样州里可以勉强供给，而百姓不用增加赋税。后来有时又把其中一半利润夺走，州里不能把盐全部运出，漕司又按照每年定额责求虚假的利润，于是高价强行销售的弊端产生，公私双方都受到损害。张公刚到任，还没有来得及有所作为，专心把访求全道的利弊作为事务。了解事情原委后，便上奏请求把盐利十分之三给各郡。又因兼管漕台，拿出积存的缗钱四十万，其中一半作为各仓买盐的本金，另一半作为各州运盐的费用。上奏请求立法：“从今以后，漕司如果再从各州多取钱财，擅自强行销售，全部按违制论罪。若有人敢把这些钱资助宴饮、供应馈送，仍按贪赃论处。”

译诏令全部准许。张公统辖的州共有二十五个，辽远荒残，所以盗贼很多。边境以外的蛮夷，习俗崇尚仇杀，喜欢侵掠，有时也进入边塞作乱。州兵都脆弱懒惰，又缺少粮饷，死了就不再补充。乡村的保伍也只是名义存在，实际上已经废弛。邕管深入群蛮之中，是最重要的地方，但戍兵不到一千人，只能依靠左右两江洞丁十余万人作为屏障；而部选、提举、巡检等官员起初又没有慎重选择。张公知道其中弊端，便重新选阅州兵，淘汰冗员、补充缺额，登记各州被黥面的罪犯中强健者作为效用军，合并亲兵、摧锋等军，每日训练、每月考核，全部禁止从事其他差役；看到各州仍有粮饷不足以及戈甲费用等问题，就另外拿出漕司盐本的剩余钱款来帮助；重新严格申明保伍法令，信实地执行赏罚。他知道流人沙世坚有才干勇力，便晓谕他以讨贼自我效力，他前后捕杀盗贼数以十百计。又上奏请求选拔任命邕州提举巡检官，以安抚洞丁；传令给溪洞首领，晓谕他们把消除怨恨、和睦邻里、爱惜人命作为子孙长久安宁的计划，不得随意互相掳掠、仇杀、惹事；其他建立恩信、谨慎关防、显示制度形势的措施，也无不完备。于是境内清平，境外蛮夷柔顺服从，幕府不再有南方的忧虑。朝廷买马于横山，年久以来弊端积累，边地百姓苦不堪言，而马匹又不能按时送到，送到的多半死在路上。张公考察其中的利弊，共得到六十多条：例如邕州守臣把马匹送上边境时，江边有购买船只的骚扰；马匹成批在道路上运输时，沿路有强行牵引的劳役；有的马死在路上，便强行把马肉卖给人，又加重邻伍的祸患。这些事情对马没有好处，却危害百姓，张公首先上奏请求革除。其他如发给、交纳等环节按等次支取券书的奸弊，直到官校、参司名次方面的弊端，他都查究根源，并为之设置防范。由此各蛮族感到欣慰，争相带着良马前来，每年定额通常都提前完成；马匹不再滞留，人们也知道爱护，于是再没有马死在道路上。皇上听说张公治理有成，而且他从未按年资劳绩获得升迁，于是下诏特转承事郎，晋升为直宝文阁；任满五年，又授秘阁修撰、荆湖北路转运副使，改任江陵府知府，安抚本路。湖北盗贼尤其多，州县却不把它当回事，反而共同纵容释放，使良民受害。张公进入境内后，首先弹劾纵容盗贼的大官，将其罢免；捕获窝藏盗贼的奸民，将其斩首。群盗吓破了胆，相继逃走。张公又进一步制定条令教法，说明利害，使他们知道改过自新；对愿意改过的盗贼党羽，允许互相捕告来除罪。其余禁令和方略，大体都像在广西时一样，于是全路肃清，善良百姓才有安居的快乐。郡府距离北方边境不远，虽然有不少分屯的大军，但主兵官通常与帅臣、守臣不和；帅守所率的只有精锐的亲兵和若干义勇民兵，近年又废止选阅，难以依靠。张公既以礼相待各位将领，取得了他们的欢心。至于体恤士卒的私事，也没有不周到的地方。因此将士们感激喜悦，互相告诫不要任意违犯公令。每次按阅亲兵，必定让他们同大军混合操练，以此互相激励。统一犒赏，修订义勇法，使他们按照县、道的等级组织起来，晓谕他们利用农闲检阅操习武艺，以等待不时的按验，并据此加以赏罚。后来进行团练教习时，又当面加以慰劳晓谕，勉励他们以忠义为重，并教导他们敦厚和睦。首领中有捕盗立功的，便奏请补授官职。因此军政日益修明，士卒之心也更加感奋。防守之地有人向朝廷献策，请求把客籍户口全部登记为义勇。公担心这会惑乱民众听闻，并且导致流亡，急忙调取丁籍查阅。规定一户有三名丁男的，便登记其中一人为义勇副军。另设总首，每人发给一张弩，让他们在家中练习。每三年派官员前往按阅，其他事情一概不参与，并且奏明不能全部征取的原因。全境都依赖这一措施。辰州、沅州各州，自政和年间夺取民田来招募游手闲民，号称刀弩手，大概是想用来控制各蛮族，实际上却不能使用。中途废止后又重新修复，议论此事的人多认为不便。诏令有关各司平议处理，公列举上奏，革除其中数条扰民欺上的弊病。诏令全部施行，民众也感到便利。淮河一带又有奸民出塞为盗，按法律都处死。过去官吏多有隐瞒不治的，到了这时捕获了几人，其中仍有北方人混在党羽中。公说：“朝廷尚且不能正名讨伐敌人，那么边境上的事情，就不应该让几个人屡次使我们理亏。”命令把他们斩首，在边境示众，并防备他们逃亡或把奴隶送回去。北方人感叹他处理得理直气壮，并且说：“南朝到这时总算还有人物了。”信阳守刘大辩，是婺州人。他倚仗权势希求赏赐，诱骗招来流民，夺取现有民户的熟田给他们。一郡人心惶惶，公派遣官吏前去平议处理，事情才安定下来。到这时，听说北方人追捕盗贼，有人接近淮河，他又无端惊慌，夜里弃城，全家向南逃跑数十里，军民再次大为骚乱。公正要弹劾上奏，而朝廷采纳大辩的请求，准备把现有民户的荒田授给流民，事情下达到本道施行。公按照奏章再次上奏说：“陛下怜悯边民，前次诏令规定，已经开垦的田地不再重新普遍检查，尚未开垦的，二年仍未开垦才收为营田，恩德已经十分厚重了。如今期限尚未到，大辩不努力奉行宣告，反而设置欺诈诡计，损害国家的大信用，以助成凶暴虐行。况且所招流民不到百人，虚报的数目却将近实际的十倍。请把前后奏章一并下发，依法论罪。”奏章多次上呈，大辩仍得以调任其他郡而离去。大概正当这时，皇上对公的了解更加深刻，而憎恶公的人嫉恨他也更加用力。公自认为不能得到适合自己的职任，多次请求离职，都没有获准。不久以生病为由请求，才得到许可。然而等到诏令下来，任命公为右文殿修撰、提举武夷山冲佑观时，已经来不及接受任命了。公去世时四十八岁，灵柩从江陵出发，老人和孩子牵挽车子，号哭悲恸，数十里不断。讣告传到朝廷，皇上也深为叹惜哀悼。四方贤士大夫往往流泪相吊，静江人哭悼他尤其悲哀。公为人坦荡明白，表里通透；探究义理精深，信奉道理又坚定。他乐于听取过错并勇于改正，且奋发果断，毫无丝毫滞碍吝惜之意。即使到了疾病垂危、将要死亡的时候，口中仍不断吟咏天理与人欲之间的道理，由此可知他平日的修养。因此他的德行日益更新，事业日益广大，而表现在论说和行事之中的品德，上下都信服到这种程度。即使小人凭个人好恶，暂时或许能够阻塞损害他，但就长久的公论而言，大概也没有谁能把它遮掩掉。公教导别人，必定先使他们能够察辨义与利的区别，然后明白义理、存心敬慎，以达到最高境界。他剖析明白，倾尽心力而恳切周到，必定把正反两端都讲尽才停止。

译他所治理的郡，必定修缮学校，在静江尤其兴盛。有空闲的日子便召集诸生，不厌其烦地告诫教导。百姓因事来到官府，也必定随事教诫；对于孝、悌、忠、信、和睦婚姻、任用和周济等意义，尤其勤勤恳恳，唯恐还没有普遍教到，于是又刻文来开导他们。至于丧葬嫁娶的规矩、风土习俗的弊病，也列举其事作为警戒。命令闾巷乡井各自推举年高有德者担任乡老，授给他们夏楚，让他们依据所颁布的条教训导激励子弟；仍不改变的，才告诉有关官司，施加法律刑罚。广西刑狱使陆济的儿子，弃家出家为僧，听说父亲去世也不奔丧，公便移文各路，叫人拘捕交付其家。官吏有违犯名教的，都斥退遣送，有的甚至上奏弹劾，治以罪刑。他尤其厌恶世俗关于鬼神、老子和佛教的说法，所到之处必定屏除断绝。大概他所毁掉的淫祠，前后以【缺】计；而对于社稷、山川以及古代先圣先贤的奉祀，却十分谨慎，即使法令没有规定，也依据义理创设水旱祈祷祭祀，无不应有。平生所著的书，只有《论语说》最后刊出；《洙泗言仁》《诸葛忠武侯传》已经成书。其他如《书》《诗》《孟子》《太极图说》《经世编》《年》等类著作，还想略加修订，却没有来得及。然而，他提纲挈领地启发后学，使他们不迷失所向，这功劳已经很多了。他平常常说：“学习没有比辨别义利更重要的；所谓义，就是本心所应当做而不能自已的事，并不是有所企求才去做的事。一旦有所企求，然后……”去做，那么全都是人欲的私心，而不是天理所在。唉，这话说得多么高妙啊！这大概可以说是扩充了前代圣人没有发明的道理，并且同于阐明性善、涵养浩然之气的功效吧？公的州里世系，已经见于忠献公的碑文，这里不再记载。他的妻子宇文氏，是朝散大夫师中的女儿，以孝顺侍奉公婆闻名，辅助丈夫没有违背德行，被封为安人。公先去世的儿子焯，官为承奉郎，也早逝。两个女儿，长女嫁给五峰先生的儿子胡大时，次女尚未出嫁便去世。孙子某某，还年幼。后来几年，胡氏之女与某某也都夭折了。唉，敬夫已经逝去了！我难道还忍心为我的朋友作铭吗？铭文说：斗尹的忠诚，文子的清正，不是追逐欲望，仁德却没有得到称誉。谁来考察？谁来彰明？把这些告示给后来的学者。公乘着那时机，如同从睡梦中醒来。从此以后，他一举一动无不令人敬重。以孝顺承继父亲的志向，以忠诚感通上天的心意。只有孝，只有忠，把义专一地奉行，只有天命最为严肃。难道说是为了谋利吗？群邪放肆虚妄，公避开他们而归去。两镇留下的功绩，以德行作为威严。皇帝说：“我怀念你！你的忠诚真实无伪。”暂且结束在外任职的功劳，回来辅佐我、匡正我。上天非常神明，为什么察看了却遗弃他？那些顽劣之人不顺天理，这位明哲之人却早早凋萎。过去茫茫不可追，未来长远无穷尽。求仁而得仁，公还有什么遗憾呢？直秘阁、赠朝议大夫范公神道碑。绍兴初年，天子痛切思念宗庙社稷遭受危亡的耻辱，长期没有报仇，日夜思求俊杰来谋划功业。既得到赵忠简公、张忠献公辅政，又让两公广泛寻求天下英才，以备任官和出使之用。于是忠臣贤士齐集，正直的言论每天进呈，国家因此大为振作，仇敌也为之震惧。后来两公相继离开职位，秦桧于是以讲和误国，胁迫君主，专擅权柄。一时诸贤大多因持不同意见而被摈斥驱逐，二十年间受到困厄而沉沦死亡。幸而等到秦桧死后重新被收录任用的，十人中不过一二个，而且往往已经年老，很快便去世，来不及完成他们的作为。唉，这难道只是士人的不幸吗？像已故直秘阁范公，便是其中一人。公名如圭，字伯达，建州建阳县人。曾祖父履谦，祖父补之，都有隐逸的德行而不出仕。父亲舜举，才开始考中进士，官至从事郎而死。他的学问、品行、志向和事业，延平杨文靖公确实为他作过铭文。由于公的缘故，追赠左朝议大夫。母亲胡氏、叶氏，都封为恭人。公几岁时遭遇母丧，哀痛毁伤得像成年人。未到冠年便成了孤儿，侍奉继母尤其谨慎，抚养弟妹竭尽恩意，有些事情是常人难以做到的。他跟随舅父胡文定公学习《春秋》，乡试屡次考试都得第一。在殿试策问中，他极力论述君主端正内心、确立志向的方法，竭力批评和议与苟安享乐的过失，言辞壮烈而恳切。张公当时任考官，读到后认为奇异，把他列为选士第一名，但同考官中有人厌恶他的言论，压低他置于乙科。授任左从事郎、武安节度推官。刚到任时，主帅将要杀人，公说明其中错误，主帅因为已经署名决定而不想更改。公严肃地说：“节度使为什么把改动一个字看得重，却把几个人的性命看得轻？”主帅惊醒，听从了他。从此府中事情无论大小，都来向他咨询。任职几个月，因忧丧离去。当时敌军骑兵已经攻陷长沙，湘中大乱，公艰难辗转避难，历经各种苦难，但志向事业更加修治。开口谈论，都是切合当时政务的事情。诸公多向他询问政事，胡文定公也屡次称许他。受聘为江东安抚司书写机宜文字，近臣交相推荐，召试后授秘书省正字，改任宣义郎，升为校书郎兼史馆校勘。当时秦桧竭力主张和议，金使鼎来，而朝廷新建，馆舍没有地方安置，准备把秘书省空出来让金使居住。公急忙拜见赵公说：“秘书府中收藏的谋议训诫，平时即使接待友好使者也不能让其居住，何况今天的仇敌，怎么可以让他们住在那里呢？”赵公肃然听取，立即替他改换了馆舍。不久金使到来，傲慢悖逆，所商议的事情多半不能接受，朝廷内外都愤懑不平。公与同省十多人共同商议，上疏争辩。奏草已经拟好，然而许多人惊惧退缩，公于是亲自写信给秦桧，责备他曲解学术、背弃老师、忘记仇恨而辱没国家的罪过，并且说：“您如果没有丧失良心、没有发狂，为什么一旦做出这种事？如果不改变主意，必将遗臭万世。”秦桧因此恼怒，但公所议的奏草最终还是和史官六人的奏章一起上呈了。不久金人归还河南，是为了试探我们。秦桧正自以为有功，公说：“这又怎么能够长久占有？只是从今天的道义来说，有一件不可不做的事。”于是借对答时进言说：“两京的版图既然已经收复，那么九庙八陵近在咫尺；如今若不修缮朝廷、派遣使者，凭什么向上慰藉神灵，向下聚集民心？”皇上感动地说：“不是你，我听不到这样的话。”立即命令派遣使者。因此秦桧因为公没有先告诉他，更加恼怒。公又因为祖坟长期寄在荆门，期间屡遭变乱，于是请假奉灵柩归葬故乡，吃粗饭蔬菜，身着丧服，往返数千里。下葬以后，便以生病为由请退，差遣为主管台州崇道观。前后请求三次，闭门读书，不参与人事，达十多年。

译不久起用为邵州通判，又任荆南府通判。荆南原有户口几十万，经过战乱和荒废之后，已经没有人迹，朝廷为此免除口赋来安置聚集百姓，恢复的还不到百分之一二。然而议论者迎合秦桧的意旨，仓促说流民逐渐恢复，可以让他们稍微缴纳原额的十分之二，并且逐年增加；官吏无法完成，却没有人敢说话。到这时，积欠赋税二十多万缗，其他欠负也有几十万，户部每天发文催促偿还，非常急迫，说：“再这样下去就要获罪。”当时秦桧晚年悖乱，喜怒不可揣测；任户部者又是他的姻亲党羽，凶焰炽盛。主帅孙汝翼害怕，想把赋税摊给百姓来塞责，公坚持不可，说：“我宁愿获罪，也不忍心这样做。”不久孙汝翼离职，公向后任主帅王师心说明，王公便全部奏请免除。此时秦桧已经死去，公与同时被逐出朝廷的人大多被召回任用，公也奉诏入朝对答。皇上还记得公先前的议论，慰劳询问了很久。公因而进言：“治理政事以知人最为先要，知人以清心寡欲为根本。”言语非常恳切，又谈到东南地区不养育弃婴的风俗，伤害断绝人伦，请求施行汉代胎养的法令来保全婴儿的性命，这或许也是越王勾践生聚人口、报复吴国的意思。皇上认为他说得好。当时陈文恭公主持政事，也想把公留在朝廷，但同列中有一个凭借秦桧党羽身份突然起身掌权的人，嫉恨公是前辈，又不肯向他献媚，最终以直秘阁、提举江西常平茶盐公事的名义把公排挤出朝。公辞行时，又上奏说：“如今屯田的办法，每年收获的粮食全都由官府征收，而田卒仍照旧领取衣物粮食，使努力耕作的人断绝获得剩余的希望，使懒惰的农民没有饥饿的忧虑，这是贪图小利而丧失长远大计。谋求眼前的成效，妨碍长远的谋划，因此年年实行，耗费力量很多，却没有成功。我认为应当登记荆州、淮南的荒地，划分为丘井，仿照古代的助法，斟酌今日的适宜情况，另制定条款，用来规定政务和劳役；这样农业利益可以得到修治，武备可以得到整饬，复兴古制也可以逐渐实现。”奏章下发给主管此事的人，有人笑他认为迂阔空疏，于是搁置不再上奏。公平日所到之处，总是询问考察利弊，搜访人才，急切得像有嗜欲一样。到江西后所论奏的几件事，都是一方长远的利益。他推荐临川县令陈鼎，说他有古代良吏的风范，听到的人也都认为恰当。改任利州路提点刑狱公事，又因病请求担任祠官回乡。当时宗室藩王同时建置，而储位尚未确定，民间私下流传着不同的议论。公虽然身在远方，仍独自对此深深忧虑。曾经摘取至和、嘉祐年间名臣的奏章，共三十六篇，编成一部书，到这时密封上呈，并且说：“希望陛下深入考察群臣的言论，仰望效法成法，以公道决断，不要三心二意、犹豫不决，那么天下就十分幸运了。” 有人认为越过职分会给公带来危险，公却不顾这些。皇上被他的话感动，把这件事告诉辅臣，叹息说：“如圭可以说是爱戴君主了。”于是留下陈公决定大计，当天就下诏立普安郡王为皇子，进封为建王。又起用公知泉州，公辞谢而不能获准，只得赴任。到任以后，举持大体，竭尽了解下情，选拔丞史任用，郡中因而大为治理。对所属各县长期无法偿还的欠税，免除其中十分之三四；估量各县力量，宽缓期限。各县感激公的诚意，输送赋税都十分谨慎，财用因此宽裕。泉州地临海，通商贸易，百姓和物产繁盛，风俗复杂，而经常性的费用总是不足。人们起初担心公不会改变治理百姓、管理财赋的办法，到这时才完全信服。南外宗正司的官员寄居在郡中，倚仗势力行暴，前任太守不敢追究；他们甚至夺取商人出海的大船，那人向州府和市舶司申诉，三年不能得到公正处理。他们还役使禁兵达数百人，盗取煮海制盐的利益，扰乱盐法，使百姓深受痛苦。公都依法依理整治他们，于是他们非常沮丧怨恨，暗中散布谗言排挤公离任。公于是以中书省的考核意见罢职，但仍照旧领祠官。地方百姓流泪仰慕，想共同到朝廷号哭申诉，公禁止他们，不让他们成行。于是公租住邵武的房舍居住，门庭巷道冷落，士大夫更加敬仰他。远近的求学者大多来向公询问经书和诸子著作中的疑义，公也勤勉地接待引导他们，早晚不知疲倦。公病重时，写信给政府中的旧交告别，言语不涉及私事，只以中原尚未收复、民力尚未恢复、遗贤尚未任用为忧。告诫几个儿子努力学习，并且不许用佛教的办法办理自己的丧事。绍兴庚辰六月十八日去世，享年五十九岁。两年后，今天的天子从青宫接受内禅，即皇帝位，父亲如尧、儿子如舜，天下大为安定；而公已经来不及看到，世人也不知道公曾经有过这样的进言。近年士大夫中有人见到《绍兴日历》和陈公亲手记录的文书，这才知道公的忠诚精纯无人能及。公为人厚道平易，率真正直，不修饰外表；忠孝诚实，出于天性。他的学问根基在经术，不作没有实际用处的文章。有文集十卷，都是奏疏、书信和议论之文，收藏在家中。他所议论的屯田办法，曾另行草拟实施的具体条目数千言，还没有来得及上呈。后来张公总领江淮军务，把公家中的书奏报上去，取来这份文稿；张公不久罢职，也终于没有实行，知情者为此遗憾。公累官至左朝散郎，赠朝议大夫。娶叶氏，封安人，后来追赠恭人。公继母的弟弟是右文殿修撰宗谔，叶氏是他的女儿；她安静贤淑、俭朴自持，嫁给公时公家十分贫困，她处之泰然。晚年家境虽已富足，也从未改变操守。她侍奉公的姐姐如同侍奉姑母。五年后去世，与公合葬在建阳渭曲村。公起初曾想在那里择地居住。儿子三人：念祖，通直郎，知抚州宜黄县，后来退休；念德，如今任朝奉郎、江南东路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念兹，早逝。女儿二人：通直郎、利州路提点刑狱折知常，和从事郎刘玶，是她们的女婿。当初公下葬时来不及作铭，安葬以后，几个遗孤才请公过去的宾客魏掞写下公的行状，准备请上饶汪公撰文，刻石来表彰墓道。还没有来得及实行，汪公便去世了，于是公同时代的同辈也已经没有人在世。遗孤便捧着文稿哭泣着来请托我。我的才智浅陋，又出仕很晚，怎么能够承担这件事呢？但我的先父任史官时，确实常常和公联名奏事；后来罢职归乡，又和公同日在国门外停船。他们相约固守贫困、至死不改的志向，到了晚年更加深厚。先父去世后，公怜爱我的情意也更加深厚，甚至亲自为我讲解谋划，反复辨析告诫，大概唯恐我迷惘沉溺，丧失所守，从而辱没先父。这份情意怎么能忘记呢？于是我接受文稿，考察其内容，论述其中主要事迹如下，并且系上铭文。铭文说：呜呼！公宽广博大而平易善良，不炫耀自己的文采，不伤害自己的原则；容貌谨慎端庄，行为坦荡平正，言语恳切诚实，施政循序有方；刚强坚毅、劲健恳切，只在适当时候表现出来。即使贲育那样的勇士再强，谁能改变他的志向？晚年竭尽自己的谋略，终于启发明主，一句话便确定了流传万世的事业。如今凡是有的成就和福庆，哪一样不是公的功劳？我把这些刻在碑上，用来告示无穷的后世。为退休的朝议大夫、获追赠光禄大夫的黄公所立的神道碑。

译宣和末年，国家太平了一百多年，内外无事，却有二三个弄臣窃取国家大权，提出夺取燕云的计划，招致了非常的变故。有见识的人已经暗自忧虑，但众人都没有察觉。捷报天天传来，官吏互相庆贺，唯独信德府司录事邵武人黄公面有忧色。有人问他原因，公皱眉说：“太平日子太久了，军队突然兴起，仓廪没有可供多年使用的储备，不向百姓征取又靠什么来完成？只是今年屡遭饥荒，百姓死了无数，何况河北是天下的根本，又怎么可以使它更加困苦呢？”听到的人无不嘲笑他。不久河北盗贼果然蜂拥而起，信德城防守屡次危急，金人乘机进攻，终于不能支撑，官吏相互匍匐跪拜投降，只怕落在后面，唯独公奋然发誓死不屈服。敌军进入城中后，放兵四处搜掠，有人拿刀威胁公投降，公回头命左右将那人击倒，自己逃走，改换姓名藏在里巷之中。敌军退去后他才出来，这时先前投降的人都因罪获刑，而宣抚使却独独赞赏公的气节，让他代理府事。公又安抚抚慰战争创伤，期望恢复百姓安居。不久因内禅转任朝议大夫，但因为资历太高，不应再屈居辅佐郡守，于是省府罢除其职，他便回乡。靖康元年，他返回途中停留京师，遭遇围城之变；第二年钦宗出行到敌营，敌人于是用武力威胁城中，拥立张邦昌为帝。当时公卿大臣以千百计，彼此相顾低头，唯唯听命，唯独公感到愤慨，认为不能辱没自身，当天便移檄交代此事而离去。当时不约而同离开的人也有四十人，但没过几天，公竟然因病去世了，是靖康二年二月丙子日。唉！祖宗一百多年来礼义廉耻的教化，用来涵养这些人的作用，可以说深厚而长远到了极点。自熙宁以来，群小相互效法，灭绝天理、穷尽欲望，到如今恰好已经六十年了。士大夫在沉溺享受之后，心志腐烂，无法收拾；因此祸变逼迫危急时，都不知道忧虑；战败投降时，都不知道羞耻；抛弃君主、背叛父亲、奉贼为主、称臣于敌，也都不知道是耻辱。然而其中仍有像公这样的人出现，这虽然说明人的常性不容泯灭，但祖宗用来深厚而长久地涵养士人的功效，难道不也在这里略见遗留下来的作用吗？公去世时才六十三岁，夫人林氏带领几个孤儿，奉着公的灵柩，在兵火乱离中艰难跋涉，经过水陆五年才到达故乡；绍兴乙丑年，才终于能够安葬。公的儿子永存渐渐以才干闻名于世，皇上听到他的名声，召他任尚书郎、军器监。后来出任淮南转运副使，让他修治农战事业，作为向北进取的逐步准备。前后追赠公至光禄大夫；夫人在公在世时已经封为宜人，又因为儿子显贵多次遇到庆典恩典，获赐冠帔，屡次加封至始兴郡太夫人。淳熙乙未八月五日，夫人九十七岁去世。又因郊祀恩典追赠蕲春郡夫人。转运副使从淮南回来后，便让人带着同郡徐君复所写的行状来见我，对新安朱熹说：“我先君的德行就是这样，而安葬已久还没有铭文。况且先夫人一生遵循礼法、主持家事，能够享有高寿，世间少有能比得上她的，也应当把她附记在先君的遗事中，流传给后世，请您谋划这件事。”我接受文书，考察其内容，完全了解了光禄大夫和蕲春夫人一生事迹的始末，长久叹息，于是论述其中的大要如此，并记载他们的州里、世系和门第功勋。公名中美，字文昭。祖先从潮州进入福建，居住在建州浦城，后来迁到邵武，于是成为邵武郡人。曾祖父梦臣，祖父扃，都有隐逸的品行。到了公的父亲蒙，才考中进士，后来追赠中奉大夫。中奉大夫娶施氏，生公七年后去世，后来追赠令人。中奉大夫去世时，公刚满二十岁，便励志求学，但家贫买不起书，常常向别人借来阅读，通常读一两遍便归还，却已经能够背诵而不忘。元祐九年考中进士，调任真定府左司理参军，任邢州平乡县知县，都能很好地履行职责。因为坚持正道、不阿谀奉承，违逆上官而被罢退；很久以后家中十分贫困，他也不放在心上。亲友强行劝他重新出仕，于是改调镇西军节度推官。那里邻近极边，守边武将把法令和属官看得毫不重要，公不受动摇，遇到不能接受的事情，必定在公堂上据理争辩，守将惭愧屈服。改任宣德郎，任濬州卫县县令。县民有被诬告杀人的，公查明其冤情，释放了他。同僚中有陷害公的人，说公故意放出死罪犯人，守将怀疑公，公也不在意。适逢黄河决口，冲毁数郡，诏令各县令长征发丁夫疏通挖凿、修筑堤障，唯独该县没有扰民而能集合民力，公因功转任奉议郎，授河北都转运司属官。北京留守征召他任真定府录事。当时河北连年歉收，百姓多聚集成为盗贼，而郡守仍像平时一样欢宴游乐，公独自忧虑，每逢聚会便推辞不参加。守将询问原因，公如实回答，守将默然不悦，于是公调任信德，最终在那里去世。他为人坦率平易，不讲究外在仪表；与人交往必定以诚相待。任官时不追求显赫的名声，但对细小事务和防范之事无不谨慎。邻郡有疑难案件，部刺史多次奏请交给公审理，往往能够查得实情。他乐于施舍帮助，不问对方是否认识。即使别人辜负他，他也不后悔；有人求助，便总是再次周济。在镇西军任职时，府丞陈绍夫去世，公拿自己的俸禄资助丧事。姐姐守寡居住，他迎来奉养三十年，始终如一日。故交中有通达显贵的，邀请他去，他都谢绝不往。都转运使吕公颐浩以及其他使者，多知道他的才干，想推荐他，却没有来得及，公便去世了。议论者都为他惋惜。公起初娶宛句刘氏，追赠和议郡夫人；蕲春夫人是他的继室，延平人，追赠少师积之的女儿。夫人厚重安静而专一，嫁给黄公时家境非常贫困，也处之泰然。晚年虽已富足，仍不曾改变操守。她侍奉公的姐姐如同姑母。公去世后，她迎回灵柩，教育他的儿子务必以忠言直节立身立志，使他们最终成为闻名之人，以光大他的家族。她年近百岁而精神不衰，起居不减，也像有道之人。家中百口人，她都一概以慈爱抚养，同时加以教导、告诫、勉励和整饬；从未见她显出严厉的神色，但内外上下整整齐齐，没有人敢越过规矩。乡里都把她传为典范。公葬在邵武县仁泽乡宝隆山原上。夫人葬在永城乡黄溪保铜青山下，两墓相距大约十里。

译儿子五人：端愿、端平，都有出众的才华，还是童年便已被推荐送入仕途，却都早逝；其次端方，也去世了；其次永存，如今任朝议大夫、主管武夷山冲佑观；其次永年，任右儒林郎、知静江府理定县，也先去世。女儿五人，她们的女婿是宣德郎朱康年、保义郎朱郁、修职郎赵舜臣、通直郎杜铎、进士李先之。孙子十人：龟朋、儒林郎格、钺南、卿范、槱、勋夏、钦钧，都尚未出仕；格、钺、钦已经去世。孙女六人，她们的女婿是周敦书、李厖、李徽、将仕郎吴时万、上官珪、上官扬。曾孙十七人：大正、大时、大椿、大全、大猷、大学、大昌、大渊、大【缺】、大声、大韶、大受、大严、大任、大用，其余尚未命名。曾孙女十四人，她们的女婿是任斗南、林杞、李价，其余还年幼。玄孙男六人：公震、公升、公显、公回、公焕、公章。唉，这也算兴盛了！黄氏在世上昌盛发达，哪里能够估量呢？铭文说：多么显赫啊，黄公在时局危急之时的行迹；当众人都打算屈服求生时，他却不因屈辱而玷污自己，以保全归宿。温厚的夫人，能够辅佐她的丈夫，又教导他的儿子，使这个家族得以成就。享有高寿和尊荣，活到百岁才去世。宝隆山的山冈，黄溪的乡里，东西相望，两座墓阙相对而起。子孙满列墓前，曾孙、玄孙充满墓后；愿他们仍蒙先人的恩泽庇佑，不远来临享祀。旌忠愍节庙碑。绍兴三年十月己酉，信州守臣王自中说：臣有幸承受恩典，持符代理支郡太守。到任办公那天，考察图籍文书，私下看到故签书枢密院事张忠文公叔夜、故知同州事郑威愍公骧的衣冠墓，都在本郡境内。听说从前靖康之难时，敌军骑兵长驱直入，都城危急，四面勤王的军队徘徊退缩，没有一支到达；唯独忠文公率领南道军队，千里奔赴危难，军锋锐利，每战必胜。只是由于朝廷谋划犹豫不决，最终不能取得成功。公在颠沛艰难之余竭尽力量、拼死奋斗，仍把保存宗庙社稷作为自己的责任。事情再次没有成功，便闭口绝食，以身殉国。后来金人分兵向西窥伺关陕，所到之处都投降，莫不顺利。又有像威愍公这样的人，独自凭一座孤城和疲惫的士卒，迎击敌人乘胜而来的锐锋，遮蔽保护三秦，准备迎接皇帝巡幸。金兵大举到来，邻近援军全部断绝；他知道不能守住，却更加激发勇气，发誓一定与郡城共存亡。城陷那天，便献出生命而不后悔。他们在危难面前献出生命，舍身成仁，都足以无愧于人臣的道义。因此圣朝深切哀悼、褒奖抚恤，多次加以建庙、赐名，著录在国家祀典中。这不只是为了在地下慰藉忠魂，实在也是为了向万世昭示臣子忠义的大训。然而官吏懒惰，失职不办，修缮奉祀都没有防护。忠文公虽然能够就墓地建祠，庄严塑立形象，但地方偏僻，位于永丰灵鹫的深山中，既无法充分显示皇上的恩典，也不能激励众人的志气。至于威愍公葬祭在冯翊，道路已经阻断；而他的故乡玉山东郭只有坟墓没有祠庙，过路的人无不为之悲伤。臣虽不才，尤其私下对此感到忧惧。谨在两县交界、通行道路旁相地，拿出留州钱，命属吏召集工匠，规划建造双庙，仿照巡远庙的规制，希望能够揭示圣恩、安妥英灵，表彰劝勉忠义，仰承建炎、绍兴年间明诏的遗意。认为应当借此彰显神灵，确定庙名，命令有关部门申报颁行，以告示无穷后世。臣不胜愿望，冒死请求。事情下交礼部、太常寺共同议论条奏，都认为二臣的庙此前已经赐额，应当沿用旧额合并命名。皇帝命礼官议定，认为以‘旌忠愍节之庙’为额。于是尚书府发符给郡中主管官员，按照奏章施行，而王侯已经被召回朝廷了。当初王侯已经把建庙的劳役交给玉山县令芮立言、永丰县令潘友文，二县令又写信来请我为庙作铭。于是两位县令依法考核工程、营建庙宇，又派人来转达王侯的命令。我既然乐于叙述二公的事迹，又看重王侯的请求，于是作序并写诗，等到庙宇落成举行衅祭后刻在碑上。王侯字道夫，永嘉人。从小就高大魁伟，有奇特的气节，曾经向寿皇圣帝极力陈述当时的政务。寿皇喜欢他的话，想重用他却没有来得及。由此看来，他治理政事知道首先应做的事情，本来就应当如此。他的诗说：伟大的上帝降临人间，君臣之间有道义，父子之间有仁爱。臣子侍奉君主，既然接受名分、献身任职，就应当以死报答君主的生养之恩。哪里还顾得上自身？就像鱼和熊掌一样，在取舍之间，究竟是什么使人这样选择？这是人的本性如此。芸芸众生，谁没有这种本性？只是利害威逼，有时会使人失去正道。文忠张公投身重重包围之中，拥护孤城而未能成功，却视死如归。正直的郑公守着遥远的孤垒，城亡便与城同亡，他的节操也十分伟大。正当时局发生大变，众人像河水一样溃散；二公遥遥相望，巍然如砥柱。慷慨面对危难，一心清明如水，真正保全了天性，万世永不消亡。招来魂魄奉为神主，皇帝有哀悯的诏书。官吏懒惰，不能尽职，神灵因而无所安居。谁看见了？谁听见了？谁来悲叹？谁来哀伤？谁来献祭？谁能够因此受到劝勉？太守王侯请求诏命，建成这座新宫。光彩夺目的巨大匾额，把旧有的声望合并而更加崇高。刻有祭牲的碑石矗立，螭龙盘绕，龟背负碑。我来为它作铭，使经过的人一定下拜。绍熙四年五月戊寅，具位、新安朱熹撰。我刻完这块碑的第二年，恭敬地奉召入朝，经过祠庙下面，准备前往拜谒，却发现神像还没有设置，其他工程也没有完工。询问原因，回答说：王侯离任以后，年成不好、百姓饥荒，两位县令不久也相继任满更替，如今玉山县令温国司马君防才将要完成这件事。司马君是文正公的孙子，他的祖父忠洁公也曾因护送皇帝北行而守节不屈、没有玷污名节，死于任所。怪不得他对二公的事迹有所感发，不等州府命令，终于能够完成王侯的志愿。十月壬子，他们来告知工程完毕。我认为这件事也应该附带写入碑文，于是记载其事，让人把文字刻在碑的左侧。中奉大夫、直焕章阁王公神道碑铭。

译孝宗皇帝继承帝位之初，慨然思念陵庙之仇耻尚未报、中原版图尚未恢复，日夜思求俊杰来谋划功业。然而群臣才力低下，竟没有人能够符合皇上的心意，大约十多年后才得到金部郎官王公。公在奏对之间神情振奋，言论奇异，皇上很惊异。退下以后，皇上又拿出亲笔手札询问他，让他详细陈述自己的意见来回答。公自认为出身孤远，一旦得到面见君主、讨论天下大事的机会，便受到皇上开怀接纳。皇上的诏墨下达，询问如此勤切，实在是难得的机遇。公于是极力进言，毫不隐瞒，皇上更加赞叹，下诏兼任崇政殿讲官，夜间值班必定召见，反复咨询访问，常常谈到更换时辰。大臣嫉妒他，进言请求让他出任淮东帅，皇上不答应，说：“王某是谏官、御史的材料。”因此嫉妒他的人更加侧目，于是派人向他表示殷勤，又用优厚官职引诱公，公不为所动。他们的计谋无从施展，猜忌恐惧更加深重。适逢公与本曹尚书争论职事，他们便暗中互相配合，用巧言中伤公，使他出任郡守。从此公辗转外任，前后将近二十年。而孝宗始终不改变对公的思念，多次向近臣谈到公，还说他有台谏之才。等到再次召回朝廷时，皇上已经临近迁移御座，来不及与公对答。因此公最终不能再参与朝廷的议论，认识他的人都为此叹息遗憾，而公自己处之怡然。不久有人进言，面对皇上陈述公从前所说的话，但公从来没有把其中一个字告诉别人，即使亲近的子弟也没有听说。公的为人由此可以看见大概，而君臣相处的关系，自古以来就是难事，怎能不令人叹息！怎能不令人叹息！公世代是婺州人，八世祖最初从义乌凤林迁居金华郡城之下。曾祖父某、祖父某、父亲某，都没有出仕；父亲因公显贵，追赠中散大夫。母亲贾氏，也追赠令人。公七岁时遇到兵乱，跟随父亲守卫城池，发誓至死不暂时离开父亲身边。稍长后在郊外精舍读书，乡先生潘舍人义荣出游时见到他，认为他非同寻常，便指着庵前的竹子命他作诗。公谦逊推辞了一两次，拿起笔立即写成，最后一章有“愿坚松柏操，同保岁寒心”的句子。潘公大为叹赏，命人把这些话刻在竹子上。后来公又写信谈论作文养气的方法，当时潘公年仅十三岁，但文章义理端正、辞意通达，意象和谐雅正，已经显现出成年人的气度。潘公更加惊异，召他到门下，教育待遇如同自己的子侄。公又见龟山先生杨公，学习《易》和《论语》的学说；又亲自跟随东莱吕舍人居仁，询问中朝诸老美好的言行。两位先生都器重赞许他，于是他更加刻苦自励，把全部力量投入六经、诸子、史书和百家著作之中，亲手抄写、口中诵读，昼夜不停。不久遭遇父丧，家贫无力下葬，族人亲戚想让他依从习俗火葬，公号哭不食数日，见到的人都被感动，大家合力帮助他，才得以完成丧事。服丧期满，家里更加贫困，他只能靠教书养母，自己生活极其菲薄，常人难以忍受。他教育整饬子弟，极其恳切；和他们的父兄谈话，也无不依据孝、悌、忠、信的道理。至于里巷田野之间人情的真伪、祸福得失，他全都熟悉了解。他内心受到触动、忍受磨炼、遭受拂逆而增长德性，因而日日更新、不断进步的地方，又不是别人所能知道的。二十七岁时，才考中进士，调任建州崇安尉；尚未赴任，又遭遇母丧，哀痛毁伤，形销骨立，得病几乎丧命。服丧期满，调任临江军军学教授。江西的风俗，重视文辞而轻视学行。公到任后，诸生见他神色温和、气度平和，言语举止都有法度，本来已经深深敬服；等到开设讲席，又告诉他们求学以成为君子的道理，听到的人也都受到触动。那些不遵从教化的人，官府反复恳切地教诲告谕，他们也多能自行悔过改正。有个名叫僧杲的人，当时很有名望，被流放到岭外，获准回来后，所经过的地方士大夫都争着先向他行礼致敬。他到了临江郡守那里，郡守请他来，让他登上高座讲说佛法，并率领属官前去听讲。郡守召公一同去，公辞谢说：“他的学说，我不能理解。然而我身为儒官，却被委派去听讲，还要向他行弟子礼；我即使自己轻贱自己，又怎能顾及不辱没我们的儒道呢？”郡守无法强迫他，知情者都认为他做得对。后来公调任和州教授。军务兴起，官署裁并改制，授他提举坑冶司干办公事，他尚未赴任，又改任潭州南岳庙官，大概闲居了七八年，生计更加困顿，而道德学问却更加精进。朋友旧交中偶有离去而登上显要仕途的，公看待他们淡然如无关之人。不久改任京官，任潭州长沙县知县。他处理政务，一概以仁慈宽恕、安定宁静为根本，但法令纲目严整，守持有常，人们也无法违犯。百姓因事情来到县廷，公总是放低姿态加以安抚，分辨说明，反复而详尽；遇到难办的事，替他们反复深远地筹划思考，不把一时迅速办结当作自己的能耐，而以几十年以后百姓不受弊害作为安心之道。人们起初有时笑他迂腐，久而久之才佩服他存心深厚、爱民周全。里正服役之事，百姓困于摊派扰乱，所以多有逃避；吏员又掌握着先后、给予和剥夺的权力，借此引导他们争执，并且久久不替他们裁决，非要使人破产才罢休。公到任后，废除各种没有名目的征敛，百姓已经欣然接受服役。到了应当轮番服役时，公又按照丁口和财产的高下、停役年限的远近，排定次序，提前发布，让百姓自行推选，确定应服役的人上报，于是百姓不再因服役而争讼。常平使者的台官来到后，台吏认为这件事妨碍自己，反而向使者报告，发文责问公枉法徇情，公不因此改变。楚地风俗崇尚巫鬼，深山中有成片的祠庙，称为影株神。愚民成百上千拿着兵器聚集祭祀，并且想要作乱。郡里商议发兵讨伐，公说：“这不是平息乱事的办法。”退下来后，他秘密召来一两个当地豪强，给他们配备善射之士，出其不意地前往，把首领和凶悍分子全都擒获送到州里，同时遣散其党羽，趁机拆掉神庙，禁止再行祭祀。民间有病患、婚嫁，旧时都由巫师决定，地方风俗因此更加败坏，而官府又因巫师多卖乳香而从中得利，所以不加禁止。公再次下令，不许把香卖给巫师；巫师若以奇异邪僻之术惑众，必定严惩不赦，风俗稍有改变。当时汶上的刘子驹、广汉的张敬夫都住在郡中，公闲暇时与他们交游，从容讲习学问，学识造诣更加深远。有一天，幕府下发的文书中有不利于百姓的内容，公据利害加以争辩，未获采纳，退下后准备辞职离去。

译敬夫对此感到疑惑，说：“离去却没有路费，怎么办？”公说：“我来这里时，本来就已经考虑到这一点，先办好了回去的行装，难道要等到今天才筹划吗？”敬夫当面叹服，更加敬重他，而这件事最终也被搁置了。帅守张安国舍人深知公的才能，已经上表推荐他；后来张安国调任荆州，又奏请召公任属官，但公已经接到召命。入朝应对时，公首先论说，人主不可自以为聪明而独断，以致失去委任臣下的体制；又论说灾异发生时，应当恐惧反省、修养德行，以完全做到回应上天，言辞十分恳切，皇上都嘉许采纳。公又进言：“辛巳之变，上天确实把中原交给了我们，而我们没有做好准备，因此白白失去了时机和防备。如今应当赶快修养德行、施惠百姓，搜罗俊杰，谋划屯兵据守要害之地，希望将来时机和防备再次到来时，我们能够有所准备。”于是又详细谈到边境事务，皇上十分高兴，问：“你怎么知道这些？”公回答：“臣在长沙时，戍守将领往来经过，我一定向他们询问，所以知道实情。”皇上更加高兴，说：“你做县令，竟还能留意这些事吗？”于是任命他为严州知州。此前张敬夫曾任严州知州，百姓安乐地拥戴他；张敬夫被召回后，众公卿都认为难以找到合适的继任者，所以特意任命公接替。公到任后，完全沿袭他的旧规，没有改动，百姓更加欢喜。敬夫曾上奏请求免除丁盐防绢之税，获准免除一年。到这时，公又上奏说：“州地贫瘠，只有蚕桑可以生产，却不征收本地所产的防绢，而让百姓折钱缴纳，这已经不合乎因地征税的原则；所折的钱又太重，因此百姓尤其苦于此事。如今不能全部废除，如果只免除一年，不如只令每年缴纳本色实物，这还足以稍稍缓解民力。”恰逢当年旱灾，公向朝廷请求，获准调拨婺州米五千斛出售，并令百姓在秋收后买粮偿还。公又上奏说：“郡中没有良田，且多水患。若将来再有像这次一样的旱灾，导致饥荒，等到奏请并等待答复，恐怕会有来不及办事的悔恨。况且本郡一向缺米，靠买粮偿还也不是办法。希望诏令有关部门：将来严州发生饥荒，就调拨婺州的粮食；像今年这样，则立即把粮价归还婺州，这样对事情双方都有好处。”诏令都依从了他的请求。公处理政务，大体像在长沙时一样，但对于权势豪强则依法办理，毫不宽贷。大姓倚仗势力结党，贪图侵占百姓的田地，公列举他们的罪状，杖责并夺回田地归还原主。凡是奸民、大商人，以及欺诈冒领、侵夺诬陷之事，都交给属吏查验，全部依法处置。赏赐必兑现，惩罚必执行，威令严肃，奸凶之徒都畏惧平息，不敢犯事，善良百姓得以安稳经营自己的产业。当地人既畏惧他又爱戴他，直到今天还说：“哪里能再有像王奉议那样的官员呢！”然而严州距离行都很近，士大夫往来不断。公庄重方正地自我持守，接待人都依礼而行，不因对方的势势力而有所高低分别，因此有许多人不喜欢他。于是有人说公的政令过于严厉，互相传播流言来动摇他。恰逢上饶骄横的士兵喧闹，台臣便上奏请求调公出守信州，以便压制他们；名义上说是根据才干选用，实际上并非善意。但公一向威望深厚，骄兵听到他的声名便畏惧，不敢再恢复旧日的恶劣行径。公到任后进一步申明纪律，却一概用宽和恩惠安抚他们，于是相安无事。第二年又发生大旱，其他郡来就食的流民很多。公预先制定计划，当时正值仲秋，便商议开仓出售粮食。有人责怪他太早，担心以后无法接续。公说：“这不是你们所知道的。及早救济，民心就安定，流民迁徙也会减少，而且各人都爱惜自己的房屋和生业，不会相互作乱。何况我已经调来米二十万斛了，不担心没有粮食接续。”于是立即命令张榜赈济售粮，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来年八月才停止。当时民间米价已经飞涨，公命官府出售粮食，只把价格稍稍压低，使它不至于与市场价相差太大。私价自行平稳后，又进一步降低官价，因此没有冒领滥买的奸弊，民间价格也不能再上涨。于是人心安定，富户也知道无法从中谋取暴利，不再有人囤积粮食不卖。愿意帮助县官的人，听凭其自愿，公也不强迫他们。公又增加钱财，招致船运粮食，前来的船只首尾相接，每天出售一千斛仍然不缺粮。常平司下文，命令调拨五万斛粮食到番阳。官吏都说不能给，父老也拦在道路上哭泣申诉。公开导他们说：“他们和你们一样都是国家的赤子，我们的粮食既然有余，又怎么忍心看着他们饿死而不去救呢？”立即准备船只把粮食运往番阳，番阳依靠这些粮食得以度过灾荒。第二年，流民想返回原郡，公又给他们路费遣送回去。蜀人黄钧仲秉是知名士人，听说此事后写信赞美，认为这功劳比得上富弼在青社的功绩，也没有超过它，因此公的政绩声誉日益传扬。有诏召公入朝应对，任命为金部郎官，不久兼任崇政殿说书。这是乾道七年，公当时已经五十多岁。皇帝多次召他应对、询问政事，所赐诏书说：“近来听说你的奏对很涉及治国之道的具体措施，但还不详细；还有可以补益政体、适合当前时势的意见，应赶快再次分条奏报。”皇帝对他的宠信优待深厚，当时在朝士人没有谁能与他相比。执政曾怀想凭借财利进身，而他以前任职版曹时借了内府缗钱数百万，还没有偿还。一天，皇帝把这件事问户部尚书杨倓，杨倓不知道如何回答，退下后便取出各郡积欠的缗钱七百万，交给金部派人催缴。公说：“这些钱只是名义上的账目，催缴未必能得到，而一道公文下去，受到扰害的人不知有多少。况且天下内外本是一体，如果国家财计不充裕，不如向君父说明实情，以求宽免，怎么能拿这本来无法收取的账目欺瞒皇上而使百姓受苦呢？”于是扣住此事，不让文书下发。杨倓非常不高兴，便暗中向皇上进言说：“王某自负学术，不肯屑意于钱谷之事，而曾怀又害怕公在皇上身边，会揭露他的短处；他还诬陷公泄露中书省的机密。”皇上开始震怒，下诏罢免公。但台谏中有人替公辨明，皇上又问曾怀泄露了什么话，曾怀无法回答，皇上醒悟，于是改任公为饶州知州。公等候两年，按惯例入朝奏事，所谈论的县令任期应以三年为限，这件事也得到了施行。执政者有意留公以助己，公谦逊辞谢而离去。皇上下令改任公为京西路转运判官，公因杨倓此时正任湖北帅，京西、湖北两路事务多有关联，不愿前往，于是最终还是赴任番阳。番阳长期废弛不治，公私事务都衰败困顿。公到郡后，振举纲纪，裁决积滞的诉讼，政务才有章法；堵塞弊端源头，革除浮费蛀弊，财用也有了法度。

译番阳每年向建康输送米十二万斛，租船运输的费用由百姓按固定数额负担，后来常常被总领所调拨到别处，而路程有时增加一倍以上，于是这些费用无处支取，郡里常常挪用其他钱款来补足。因此郡中日益贫困，纲运也有误期和折损赔偿的忧患。到这时，公极力向朝廷请求，所有纲运都不得改拨；如果确实不得不改拨，就应提前发布通知，使郡里能够预先筹办费用再行运输。朝廷依从了他的请求，纲运于是没有损失，郡里每年还节省缗钱六七万。该郡过去盗贼很多，妖贼首领韩政的党羽日益壮大，并且准备作乱，公制定策略，将他们擒获。到公将要接受替代时，淮甸的大盗刘五带着五十多个恶少年，转掠进入境内，杀人放火，遇到官军便把九个人分成三队迎战，锋芒不可抵挡；有时被官军包围，就集合众人结成圆阵，向外冲杀突围，官军和民兵死伤很多。公不因即将离任而置之不理，亲自调兵定计，命令不得同盗贼交战，只严守渡口和要道，并且每天驱逐他们，使其昼夜不得休息，等有一天乘他们疲惫之时将其全部擒获。于是群盗震慑，此后多年还互相告诫，说番阳是不可侵犯的地方。公随即被授任本路转运判官。当时各郡有许多贤能的守令，但处理政事的才能也各有长短。有诉讼久不裁决而告到台府的，公便重新交替委派官员办理，并暗中把自己的意思告诉他们，务必使诉讼者得到伸张，又不使审理者受到贬责，因此一路都称赞治理得好。恰逢大旱，公奏请发出储存的米一百万斛，分给各郡，作为赈济和售粮之用，以安定民心。人们认为很便利，但掌权者吝惜不肯给，只得到十分之一。公又奏请搁置零散的夏税，免除甲札、牛皮、马谷等赋税，诏令都依从了，饥民因此得到救济。改任荆湖北路转运判官，但湖北的旱灾比江东更严重，公尽心筹划赈济抚恤，奏请规划安排，极尽周详，终于因此患上寒疾，获准主管武夷山冲佑观。又授任两浙东路提举刑狱公事，尚未赴任，改任福建路转运判官。刚到任时，接手的是空虚困乏的局面，收入不敷支出。公想到一路事务只仰赖漕司，而经费尚且不足，遇到缓急怎么办？于是立即考察钱粮来源和流向，整顿法度，节省冗余费用，查究吏员奸弊，一定要使每年用度之外常有两倍的积余才停止。施行有常，不急不缓，不久府库日益充实，百姓也没有感到困苦。后来继任者都没有能超过他。闽地上四州官府专卖盐来供给年度经费，起初都成为百姓的祸害；后来屡次改变法令，三郡稍稍得到缓解，只有汀州因为军防以外的田税隐瞒亏陷，所以公私各项费用都依靠盐来办理。然而盐的来源是官府远运、私人近贩，因此官盐价格高而私盐价格平；又因距离各使司治所都极其遥远，所以官府强行摊配、强行借贷之事公开盛行，百姓无处申诉，困苦至极，屡次起兵作乱，随即又被全部消灭。议论此事的人想把官府卖盐改为发行盐钞来挽救局面，只有公说：官卖盐固然不能没有弊端，但将来盐钞如果卖不出去，强行摊派购买的祸害一定会比官卖盐更严重。如今只要全部免除汀州过去拖欠漕司的若干缗钱，把盐价降到每斤十五钱；其中应送交漕司用来转运军粮的若干、应分隶各司的若干，都请拨给汀州，用来补足留州费用，那么一年之间，公私合计所损失的不过五万多缗钱。如果再精心选择守令，一心奉行此法，自然可以成为长久的利益，法令也不必改变。”然而改行盐钞的议论已经搁置，公的建议最终也没有实行。汀州百姓的困苦，直到今天仍未能解除。议论此事的人大概对此两方面都感到惋惜。孝宗仍然没有忘记公，多次想召用他，但辅臣以他属于宗室亲属为嫌疑，最终没有成功。公任期将满时，诏令他以直秘阁身份留任原官；一年多后，皇上重新任用宰相，于是授任公为两浙西路提举刑狱公事，催促他入朝应对。孝宗当时已经厌倦处理万机，公于是觐见现在的寿康皇帝，立即奏请皇帝应当体察先帝托付的重任，不要忘记尚未报的仇，并谈到朝廷内外、轻重缓急的大势。皇上也再三嘉奖赞叹。公刚到任，就揭发平江通判贪赃数万，京畿地区肃然。可是公这时已经决意退休，不到几个月，便上奏请求退居闲职。诏令给他升一级官阶，提举武夷山冲佑观。公从容回家，安闲自得，读书体悟义理，教导诱掖后辈，道德声望隐然成为东州的重望。第二年绍熙改元七月七日，公因病死于家中正寝，时年六十九岁。官阶至中奉大夫，职衔为直焕章阁，爵封金华县男，食邑三百户。公为人沉静厚实，简朴淡泊而和顺纯粹，都是天性如此。平日庄重沉默，不轻易说笑，即使身在暗室也像面对贵宾。他待人温和恭敬、诚信充实有余，而表现出来又谨慎严肃，仿佛有所节制，使人可以亲近却不敢轻慢。他曾想到父母在世时家贫，无法供养，饮食和服用之物，终身不忍有所增加。每逢岁时祭祀，总是哀伤思慕，仿佛不能承受。除了书籍史册之外，没有其他嗜好，几案之间没有一件多余的东西。任官时取舍给予，都问是否合法；推举贤才，不向权势屈服。他施政，大体以圣贤的话为一定可以实行，以师友的议论为一定可以相信。即使在内心自守方面，也有凛然不可夺的操守。至于称赞别人的优点，他又神色愉悦、精神舒畅，仿佛那些优点就是自己所有。即使处理繁杂政务、铲除积弊奸邪，随事应变而各有条理，其中却始终洋溢着仁厚之意和恻隐真诚，这又是那些一时长于吏治的人所不能及的。晚年阅历更加丰富精熟，涵养更加深厚浑厚，浑然看不出棱角。病情危重时，他还为几个儿子诵说前贤的事业，勉励教诫他们，说完话便去世了。他在面对生死之际，也仍然如此。公写文章从不草率，奏议和奏疏又多有删削草稿。如今把保存下来的编成若干卷，收藏在家中。公娶同郡俞氏，封令人。俞氏的父亲持国，倜傥而有远大志向，早年因文章应试不合，便纵情山水之间，自号溪西老人。俞氏嫁给公时，公十分贫困，她帮助公奉养双亲，用尽自己的力量；还拿出嫁妆中的财物赠给几个妹妹，丝毫不吝惜。后来公闲居多年，夫妻共同过着艰苦清淡的生活，却处之安然。使公能够磨砺志向、成就德业而没有内顾之忧，俞氏出力很多。后来公显达，俞氏仍然俭朴勤劳，不改变平日的习惯。她治家很整肃，教育子女很严格，对待族人亲姻很厚道，奉行祭祀、宴请宾客都十分恭敬洁净。到这时，她因哭公过度悲哀，三个月后也因病不起。儿子四人：长子瀚，从事郎，新任武当军节度推官；次子汉，迪功郎，新任临安府仁和县尉；次子洽，未出仕；次子潭，迪功郎，新任绍兴府会稽县主簿。

译女儿五人：长女嫁进士陈思；次女嫁太学上舍生时泾；次女嫁进士俞衮；次女嫁进士叶绍彭；次女嫁将仕郎潘晋。孙子孙男六人：桐、集、操、余，另有一人未取名。第二年十月，几个孤儿奉公和令人俞氏的灵柩，安葬在金华县白沙乡石笋原的台山。三年后，太府寺丞吕祖俭拿着公的行状来请求撰写墓铭。熹与公虽同年中进士，但把公看作前辈；从公在长沙时起，我才得以跟随他交游，本来就敬爱他的为人。等公进入闽地后，我听到他的议论，观察他的作为，对他的义理更加熟悉，便不能推辞。又读了吕君的行状，事情都详细真实，没有虚妄，于是删取其中要点，写下这篇铭文。铭文说：上天赋予他奇异的才质，又使之纯粹温厚；行为敏捷，学问有根基又有文采；诚意所到之处，士人佩服，百姓信服。入朝向皇帝报告，皇帝有清明的询问：是什么人从中撮合而使事情相合？又是什么间隙使它离散？收束他未尽的功业，诛除凶恶，哺救饥民；白发归来，以为可以重续从前的契约。可是时势与事情相违，最终没有得到充分施展。白沙乡里，石笋原上，一座丘墓幽闭其中，获得万世安宁。石笋原上，白沙乡里，谁能昭示无穷？请看这篇哀悼的祭文。《义灵庙碑》庆元元年春二月，皇帝根据台州士民的请求，下诏把已故直秘阁滕侯的祠庙命名为义灵庙。台州人无论老幼，听到诏令下达，都惊喜欢呼，奔走迎拜，来到祠庙前，斟酒祭奠以告知滕侯。祠门上大书匾额，金字朱边光彩耀眼，高挂在门楣上，用来盛大显示皇上的恩赐。当地年高有学问的士大夫叶君圣耦等四十多人，也聚集在祠堂中，互相说道：“从前盗贼在帮原起兵，接连攻陷六州，兵祸所到之处，百姓几乎没有活口；唯独我们台州人得以保全家室，仰有父亲，俯有儿子，世代延续到今天，都是滕侯的功劳。滕侯死后没有祭祀，本来就无法慰藉百姓的心；祭祀而没有皇命，又无法彰明滕侯的德行。如今庙宇已经修整，又幸蒙皇上恩典，列入国家祀典了。只是没有金石文字来彰明事情的本来经过，又怎能把报答之意昭示于长久之后呢？况且当日弃城冒领功赏的人，他们的子孙还在，有人曾肆意编造妄说，强行把自己的祖先附会进去，以完成侵夺诬陷的图谋。我们州人也揭斥他们的伪说，向朝廷申诉，朝廷已经驳斥了他们。然而事情如果久而久之不流传，我们也不敢保证以后不会留下祸患。”于是写信来请求我为此事题写碑额。熹年老体衰，本想推辞却不能；又想到我以前出使淛东，在台州停留最久，本来已经熟知这件事，心中也很有感触。何况这是诸位的诚恳请求，怎么可以推辞？于是答应说：“好。”但因生病未能撰写。如今太守周府君侯又通过鄞县主簿赵生师防登门请求，于是我考察台州前进士陈思恭所作的日记，以及故吏部侍郎陈公公辅等人的铭、序、赞颂。这些文字都说，听说叛乱刚开始时，全郡震惊恐惧，太守赵资道、郡丞李景渊都惊愕失措，不知该怎么办，谋划逃走；其他官吏面面相觑，也没有谁敢说一句话。滕侯当时正主管户曹事务，独自慨然请求承担责任，有不同意见的人，他就当面斥责。当日便写信向父母兄弟诀别，又把妻子儿女闭锁在官舍，召集全州人，向他们说明利害，人人感动流泪，踊跃听命。于是立即下令征发民夫守卫险要，增高城墙、疏浚护城河，整备器械、招募士兵，积聚粮食、筹办军需，分地屯驻、排列栅栏，作拼死守城的打算；他日夜巡视抚慰，与众人同甘共苦。城里的人这才有了坚守的决心，而郡守、郡丞以下的官员却早已逃走很久了。后来山民吕师囊起兵响应贼寇，号称十多万人，带领他们攻城，前后数次，滕侯都能随机设置器械，立即将其击溃；他亲自持弓登临城头，射死贼军首领，贼兵于是退走，终于保全了城郭。凡是因此得以活命的人，数以万计。把各种说法互相参验，没有一处不同。由此可见，滕侯的功烈显明无疑。可是查考史籍，却见当时把守城破贼的功劳归给郡丞，晋升他兼领郡守之职，随后又加官进秩，这与听闻的事实不同，反而帮助了那些妄说。于是我进一步查阅各类书籍寻找原因，这才发现，当时郡守、郡丞虽然逃走了，但滕侯在发布文书时仍然保留他们的官号；等到叛军退去、包围解除，滕侯赶快迎接他们回来，只让他们上报功劳状，而自己不参与其中。郡丞大概是熙宁、元丰时期的旧家子弟，几个儿子又都做了显贵官员，所以能够独自冒领赏赐、玷污诏书，而滕侯反而只得到擒捕七名盗贼的赏赐，只改授京官最低一级的秩，并调到邻郡离去。这是宦官专擅兵权、奸臣执掌国政造成的，也是后来侵夺诬陷之说产生的原因。一时的谬误，流传而迷惑万世。若不是台州的文献足以证明事实，百姓和官吏长久称颂追思而不懈怠，那么又凭什么考证订正、判明是非呢？唉，这又实在令人叹息！滕侯名膺，字子勤。后来他保卫南都，镇守陈州、蔡州以抵抗强敌，乘胜追击炎锐的敌锋，功勋尤其显著。他在济州劝大元帅进位，所陈述的又都是当时天下的大计，切中时机。按照制度，他关于建炎、绍兴年间的事迹本应立传。而熹曾经奉诏参与删定这部史书。因此借撰写这篇碑文的机会，一并考核其中的真伪；这不但稍稍满足了台州人的心愿，也使后来的执笔者有所考察。义灵庙曾多次迁移，如今在城西北角永庆寺东面，正是滕侯第二次筑城并奋力作战、击破贼寇的地方。台州人迎接滕侯的继室赵夫人及诸孙仲宜等人，让他们住在庙旁。通判州事吕祖俭谋划购买田地，用来资助奉祀守护之用，但尚未办成便离任了，谈论此事的人都为之惋惜。然而台州人如此感念滕侯，我知道后来继承此事并完成它并不困难。这一年八月癸丑朔，具官朱熹撰。《晦庵集》卷八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晦庵集》卷九十　宋朱子撰 墓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