晦庵集卷九十五上

译钦定《四库全书》。《晦庵集》卷九十五下，宋朱子撰《行状》。少师、保信军节度使、魏国公、致仕、赠太保张公行状下。公与赵鼎共同执掌国政时，讨论徽宗在沙漠之中，应当派遣使者前去通问，于是派何藓等人作为问安使出行。这年正月二十五日，何藓回来报告，徽宗皇帝、宁徳皇后相继升遐。皇上号哭捶胸顿足，悲哀不能自胜。公上奏说：“天子的孝与士人百姓不同，必须仰思如何承继宗庙、奉守社稷。如今梓宫还没有回来，天下陷于涂炭，至深的仇恨和耻辱，是古来所没有的。陛下应当拭泪而起，束发而行，一旦发怒便使天下百姓安定，臣还认为已经晚了。”几天后，公请求上朝奏事，深入陈述国家的祸难，哭泣得不能起身，于是请求下诏晓谕内外。皇上命公起草进呈，亲自书写后发给外廷，诏词说：“朕凭着不聪敏、不明察的资质，托身于士民之上，勉力求取治国之道，思考如何渡过众多艰难。然而上帝降下惩罚，灾祸延及我家，天地崩裂，讣告远方传来。呜呼！朕背负终身的悲痛，怀抱无穷的遗恨。凡是我的臣民，难道忍心听到这些吗？如今朕所依靠来宏大地完成事业的，在于军队和百姓。希望你们大小文武臣僚，早晚勤勉，思考如何整治军队、防护百姓，辅佐朕的不足。皇天后土，实在照临着这一切，不要有人自顾闲暇而不体察朕的忧患。” 公又请求命令各位大将，率领三军发哀服丧，内外都受到感动。公退下后又上奏请求治罪说：“臣仰念陛下正处在艰难时期，亲自承担险阻，谋求恢复事业，连睡觉吃饭都不得安闲。陛下因此思念两宫，忧劳百姓，从来没有一天忘记。臣至为愚钝，却有幸得到任用，位居诸臣之前；每当从容谈到北狩之事，圣上的感情悲恻，眼泪一定流下数行。臣感慨自我期许，愿意消灭深仇。十年之间，未能亲自奉养双亲，连妻子儿女也顾不上私情。我的心意也是想完成陛下孝养双亲的志愿，拯救百姓陷于涂炭的苦难；这样看来，臣奉养双亲、保全家庭的责任或许也算尽到了。上天没有怜悯，灾祸变故突然发生，使陛下抱有无穷的悲痛，积聚难以承受的思念；悲哀又有什么可说的，罪责应当由谁承担？又想到从前陕蜀之行，陛下郑重告诫我，并且说：‘我与金人有极深的仇隙，洗刷这极大的耻辱，只有依靠你。’而臣最终毁掉了成功的机会，使他们不再有所顾忌。何况想到沙漠中的艰苦，饮食和忧虑，两宫在那里处境不安，本来就是应当如此。今天的祸端，是由臣造成的，臣还蒙受近辅之职，实在羞愧难当。伏望陛下明白赐臣罢黜，立即按照典刑治罪，向上以慰藉上皇在天之灵，向下以平息四海怨怒之气。” 皇上下诏起用公处理政事。公两次上疏请求治罪，都没有得到允许。车驾在二十七日从平江出发，三月十一日到达建康。当时公总领内外政务，车驾巡幸又遇到国防事务纷繁，皇上把一切交给公一人承担。公至诚而悲悯，上下都受到感动。人心依靠公而安定。每次进见，公一定深深谈到仇恨和耻辱的重大，反复说上几遍，皇上无不改变脸色、流下眼泪。皇上正振作精神、克制自己，务求自我节制，告诫宫廷和内侍等人，不敢稍有逾越法度之处。事情无论大小，都一定向公咨询。赐给诸将的诏书，往往命公起草进呈，从未改动一字。四方发生灾异，公一定上报；出现祥瑞，则都压下不奏。知果州宇文彬、通判庞信孺进献九穗嘉禾，二人都被削减品秩、罢免放归，于是四方都知道朝廷所喜欢和厌恶的是什么了。四月，公前往淮西抚慰各屯，修筑庐州城，整治东西两关，并且再次申明秋防的准备。自公来到东南，太夫人留在蜀地；等公再次进入政府，便派人迎接侍奉太夫人，但太夫人在蜀地住得安稳，没有立即出来。皇上为此下诏，召公的哥哥张滉，让他迎接太夫人一同来，又派内侍胡宗回去说明皇上的意思。五月才到达建康，公也从淮西回来。皇上多次派中使慰劳问候，太夫人得到的赏赐接连不断。公戴星出门，经过各处处理国事，到傍晚才入内侍奉；他对太夫人和颜悦色，周到地奉承孝养，内外之人见了都感动羡慕，互相传告，认为这是美谈。公与赵鼎位居宰相时，把招致贤才作为急务，位列要津的官员，多是当时众望所归的人。百官奔走尽职，不敢经营私事。人们称之为“小元祐”，而公尤其从不以恩泽私惠亲戚。二哥张滉任知州时，皇上知道他贤能，多次想给他特别恩典，公总是推辞。后来赐予张滉进士第，后省官员封还驳正，公不仅不恼怒，反而上奏说不应因为臣的缘故阻挠后省的公议。公的岳父宇文时中，政和年间任郎官，出任大藩知州；过去曾因在万里之外值宿而被召回，只升官任湖州知州。舅氏宇文计有功，长期在幕府，得以直徽猷阁，公只请求授任秘阁，人们都佩服他的公正。公认为君主应当致力于讲学，把它作为修养自身、达到治国之效的根本，推荐河南门人尹焞应当进入讲筵，并下诏催促他赴阙。遇到旱灾，加上太夫人以下全家都卧病，公于是极力请求离职，前后四次仍未获准。当车驾还在平江时，公从江上回来，上奏说刘光世掌握数万兵马，却已经毫无纪律，沉溺酒色，不关心国事；一谈到恢复，他便意气怫郁，应当赐令罢斥，以此警戒将帅。皇上认为他说得对，罢免刘光世，把他的军队全部交给督府。公命参谋、兵部尚书吕祉前往庐州节制军队，公又亲自前往慰劳他。人心协同归附，上下安定。可是枢密使秦桧和知枢密院事沈与求认为督府掌握兵权不妥，上奏请求设置武帅；台谏官观望形势，接连有人请求，于是任王德为都统制，又从军中选郦琼任副职。公回来后认为不对，上奏论列此事；郦琼等人也因与王德有旧怨，和部下八人联名写状，向御史台申诉。于是任命张俊为宣抚使，杨沂中、刘锜为制置判官，以安抚这支军队。这支军队听说王德任统帅后，常常心怀疑虑，郦琼于是暗中产生异志，在军中煽动摇惑。八月八日，郦琼等人率全军叛乱，押着吕祉同行，想渡过淮河归附刘豫。吕祉不肯渡河，辱骂郦琼等人，被他们打碎牙齿、折断头颅而死。公于是引咎，极力请求离职，皇上不能挽留，便问谁可以代替他，公推辞不答。皇上说：“秦桧怎么样？”公说：“近来和他共事，才知道他昏暗不明。”皇上说：“那么就任用赵鼎。”于是命公起草批书召回赵鼎。公出去后，秦桧以为公一定会推荐自己，便在阁子里同公谈了很久。

译皇上派人催促公所拟的文字，秦桧这才惊愕地出来，后来反而把情况告诉赵鼎。皇上召见公，张丞相故意拖延停留，直到皇上派人催促，才进宫。秦桧结交、游说的情形大都如此。公原本因为秦桧在靖康年间建议拥立赵氏，不怕死而有才干，能够共同谋划天下大事；当时仁人贤士又极力推荐秦桧，公于是推举援引他。等到同朝共事后，才察觉他瞻前顾后、心怀包藏，所以临行时因皇上问及此事便说了出来。此前公派人带着亲笔榜文进入伪地，说：“刘豫本来只是一个读书人，受到太上皇帝的知遇，曾经任职言路；主上即位后，提拔他镇守乡郡，处在山东的要冲，托付济南重任，对他的恩宠礼遇格外优厚，责任期望也极其深重。很快却听说他率众请求投降，随后又丧失操守而占据帝位，想来也是迫于怕死，姑且求得偷生。如果能够诱使金人前来，使他们疲惫困顿，逐渐消磨精兵健马，这实在是报国的好计策，也算是你作为臣子日后的补过。还必须爱惜民力，不要使百姓受到伤害。如果始终怀有异心，自取显著诛戮，岂只是皇天后土所不能容，恐怕义士忠臣也终将怀着愤恨憎恶。”金人掌权者看见这篇榜文，已经开始怀疑刘豫。八月，刘豫听说宋军准备北进，派韩元英向金人报告说：“南朝有张某统领的乌合之众，有时逼近宿州、亳州，有时窥伺陈州、蔡州，有时从襄阳出兵；他们增修器械铠甲，催办军装，志向不小。他们想先发制人，免得后来受制于人，请求金兵与他们一同出兵。” 金人得到这份报告，认为刘豫确实想使自己陷入困境，更加怀疑他。郦琼等人叛逃后，公又多次派遣间谍，带着蜡书故意遗落给金人，大体上说刘豫已经与宋朝结盟，所以派郦琼等人投降，而刘豫又向金人请求援兵。十月，金国副元帅兀术直接率兵前来，废黜了刘豫；可惜金兵到来的机会已经出现时，公已经离职了。公在九月五日获准离任，被授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左司谏王缙上奏请求留下公，当天便被调任外地。都官郎中赵令衿接着上奏，也被罢去。御史中丞周秘、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右正言李谊，又接连上章不住地诋毁公。不久公被削去职名，以朝奉大夫、秘书少监分司西京，永州居住。此时赵鼎重新执掌国政，而车驾也从江上返回临安。公在任时，每每因为不能从容尽到侍奉母亲的职责而忧虑。等到离开朝廷后，太夫人因为公退居外地，欣然随同。八年二月到达永州，公身边的人侍奉左右，凡是顺承母亲心意的事情，无不周到尽致。太夫人住得安适，并不知道这是迁谪。可是公自己认为皇上待他深厚，即使流离在偏远之地，也从未有一念不在朝廷。公在草堂附近建了一座房屋，用来供奉母亲的车舆；又命名为“三省”，并写文章记述说：“我在寄居客馆的东角建造这座堂，只求能够遮蔽风雨，取曾子‘三省’的名目给它命名。所谓三省，省察什么呢？就是思考我对君主是否忠诚、对双亲是否孝顺、对自身是否修养得当，恐怕还有没有达到要求的地方。士大夫学习圣人的道理，应当寻求贯通天人之间的道理。我所说的三省，也许会在这些方面有所进步，但仍然惭愧自己未能做到。”这样看来，公所深切反省而有所自得的地方就更加深远了。这一年，秦桧已经掌握政权，开始决定屈己与金人议和。九年正月，诏书送到永州，公俯伏阅读，恐惧不安，睡觉吃饭都不能安稳。他写信给参知政事孙近，大意说：“鲁仲连不肯尊秦为帝，并且说自己宁愿投东海而死，因为他知道尊秦为帝的祸患发生得迟，却极其严重。何况我们与敌人有深仇大隙，难道竟想修好，只求眼前暂时安定吗？将来岁币的要求不断增加，使者接连而来，以压力相逼，甚至更换妃后、改易大臣、提出罢兵的议论、谋划入朝觐见，这些事情都可能发生。”我因此再次读诏书，不知不觉战栗流汗。希望公深思熟虑，秘密地以此启发辅佐皇上。又听说旧友李光从洪州被召入政府，便又把这个意思写信送给他，心中忧思不能自已。公又写奏札上奏说：“恭敬地看到诏书颁布后，我反复俯读，整夜不能入睡。暂且不论今天事情的真假，假使敌人另有变故，上下分离，天属亲族全都回到河南，最终又使我国恢复，我们是否一定会感激他们厚重的赏赐，谨守信誓呢？将来人心更加离散，士气逐渐消沉，他们或者内部变乱已经平定，便寻找瑕隙、制造事端，放纵无休止的欲望，提出难以应答的要求，那时将用什么话来回答？只是事情的道理中，还有比这更值得忧虑的。陛下焦心劳神，长期思考军政；精诚感动上下，将士渐渐信服；一旦却向北方仇敌称臣，听从他们的号令，那些善于游说的人便取得一时功名，而忠臣功臣却被置于无用之地。大小将帅，谁不离心？陛下还想经营河南并占有它，我知道将没有人愿意共同赴功、共同守卫。如今仓促遵守盟约，迅速大赦，采用世俗儒生的通常说法，回应狡猾敌人的诡秘手段，部署失去条理，实在令人寒心。希望陛下思考宗庙社稷的计策，谋求恢复的实际行动，以大势逼迫敌人，这样国家或许可以建立。臣在获罪之后，一心只想奉养母亲，实在不愿讨论天下大事；只是考虑到利害关系极其重大，不忍闭口不言而辜负陛下对臣的知遇。” 只希望陛下留意。二月，因大赦，恢复为宣奉大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听任选择居住之地。公又写奏札说：“臣私下认为，今天的形势是古今最困难的局面。用一句话概括，关键在于陛下努力振作、谋求作为罢了。陛下进取而有所作为，那么权力就在我们手中，也顺应天下人的心；即使中间有些龃龉，最终仍有极大的福祉。陛下退缩而不作为，那么权力就在敌人手中，也会违背天下人的心。现在虽然侥幸得到安宁，将来却会有极大的忧患。在敌人那里，人心不可保；在我们这里，人心不可失。对外顺从敌国，对内遭受实际祸害，是智者不会做的事。仰望圣明的慈心，深思熟虑，谋划宏大的事业，永远使百姓得到福祉。”公又亲自作谢表说：“怎敢不专心于道学，努力修养自身，以求侍奉双亲，谨慎做好早晚的奉养，希望能够报效国家，怎敢不接受如药石般的规劝？”由此看来，公忠于国家的程度，究竟是怎样呢？过了十天，公又写奏札说：“自陛下回驾驻留临安，刚满一年，圣心所经营的事情、朝廷所商议确定的事情，都专心于和议，希望借此休养生息，没有人不庆幸它将要成功。臣曾经不眠思考，屈指计算，金人与我国仇恨冲突如此深重，他们的用心和部署，果真想使我国保存下来吗？”

译还是希望我国衰败而最终灭亡呢？臣料想他们或许是力量不足、无暇发动，姑且借和议来懈怠我们的意志；也可能是势力强盛有余，将要寻找借口来乘我国的空隙。道理已经十分明白，事情也很容易看出，那么纷纷的异议，就可以安坐着决定了。我料想金人会以送回梓宫为条件，再把母后的车舆和土地送还，遵守原来的约定，结成亲善关系，以此使我军懈怠；拖延几年，等军队没有战意，然后派一个使者，拿着意料之外的诏书，假如提出改换大臣、更立妃后的要求，将用什么来堵住他们的要求？金人一旦发出中旨，就必然更加重地提出邀功索取的要求；徽宗的礼仪失约、盟誓失信，距离现在不过一年，中原土地将会有所归属，如同梁武帝拥立北魏王元颢那样，或许还会成为金人出兵的前奏。金人向中原发出诏令，随后发怒兴师，直逼江南，形势似乎令人震恐，但天下的乱局或许也会从此平定。这月，公又恢复资政殿大学士，任福州知州兼福建路安抚大使。由于太夫人思念故乡、不愿向东前往，公极力推辞了两三次。四月，公上奏说此前关于议和的论述还没有得到采纳，又写奏札说：“臣私下认为，陛下在建炎初年曾经历极大的艰难，这是上天的深意，也更加彰显圣德。前事不可忘，是后事的鉴戒。伏望赶快收拢人心，务必振作士气；权势必须专一掌握，操纵决断都由自己。” 对外的丑恶敌人，哪里还敢发动侮辱我们的谋划；对内的诸位将帅，也会更加坚定尽忠的志向。天下国家的事情，都由我们自己决定；宋朝的社稷，将永远延续不尽。事情有眼前的利益，也有深远的忧患。拥有天下的人，应当审察时机，揣度人情，防守大义，掌握权柄，不要把这些交给敌人。迂腐的儒生才能少、见识短，等事情发展到眼前才后悔，又有什么用呢？何况今天的时机，还可以利用权宜之策适应变化，及时采取补救。只希望圣上慈悲明察，毫不疑惑地实行这些，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八月，听说金人派使者来，以颁诏晓谕为名，公又上奏说：“臣近来多次献上盲目浅陋的意见，仰面冒犯圣明，实在是忧虑君主、过分思考，不能自已。臣私下认为，天下的事情，有设置就必然有废除，有给予就必然有夺取。金人以颁诏晓谕为名，掌握废置、给予、夺取的重大权柄，而且他们蓄谋思虑，是想借此挫伤人心、夺去士气，坐看我国倾覆。臣所忧虑的不只是眼前。刘先主说：‘成就大事要以人心为根本。’这是关乎存亡的大计，希望陛下考察臣前后所奏，留心而不要忽略。”福州的任命多次推辞而未获准，公想到时局多有忧患，只是在靠近之地或许可以稍作报效，便接受任命向东前往。九月到达闽中。闽地一向以好诉讼、难治理著称，公说：“人心都是一样的，正是因为治理百姓的人先有猜疑欺诈、不信任百姓的心，所以不能感化他们。进入境内后，我一概用义理晓谕百姓，告诫守令诚心办理民政；命乡里的长老和识字者率领、劝导后生以及强悍之人，不要成为乡党的羞耻。百姓都感动仰慕，每次出行观看的人多到登屋上树，像一道墙。”十年正月，皇上派中使慰问，公附带上奏致谢，并说：“希望陛下保全调养精神，保持刚强宏大的志气；只有果断而周密，才能在细微处看到显著，在显著处看见细微，察知强弱于言辞之间，在谈笑之间转变祸福，不要让人后悔得捶胸顿足而成为天下人的笑柄。”当时金人中途改变盟约，重新夺取河南，公上奏说：“臣私下想到，自从群臣决定回驾的意见以来，国势没有振作，事情的机会和防备一再丧失。以前假如金人发出诏令，送回梓宫，归还两宫所需的供给，一点要求也不提出，宗族又跟随全部南归，那么我们一定会深深感激金人，和议不受阻碍，人心懈怠，国势日益衰弱；将来祸端终于发生，又凭什么支撑？臣知道天下将不再属于陛下。如今幸而上天使他们警醒，敌人反复无常，士气还可以振作，人心还可以挽回。希望利用权宜之策制伏变化，转祸为福，任用天下英才，占据天下要势，夺取敌人的人心，振作我们的士气；部署一旦确定，大功就可以完成。臣还有一个个人的看法：当初燕山刚刚收复，朝廷依靠郭药师作为屏障，敌人一旦撕毁盟约，郭药师便首先叛变。为什么？卖国而无耻的人，本来就没有其他长处，不能同他共事。希望陛下时时以此为鉴，及早控制，不要忽视。后来听说淮河一带有警报，公接连上奏边防计划，又分条说明海路和船只的利害，皇上赞许公的忠诚，派中使嘉奖晓谕。此时正大规模治理海船，达到一千艘，作为直取山东的计划，以等待朝廷命令。在郡中无论大小事务，公都一定亲自办理，人人感到喜悦，和气浓厚；诉讼清简，山海防务、招降捕盗都没有遗漏。公间或召集优秀士人同他们讲论，闽人受到教化。十一年三月，刘锜在顺昌大败兀术。刘锜本来出仕较晚，公一见到他，便认为他在关陕方面有奇才，立即把事务和任职交给他。刘锜也感慨自励，公回朝后推荐他给皇上，说刘锜的才干见识不是诸将所能比的。然而当时同辈嫉妒他的才能，因他出身、地位超过自己，千方百计阻挠。公平定湖防后，便推荐刘锜任岳州知州，不久召他赴行在，派人从旁扶持，并把王彦的军队交给他，同时提拔为骑军统帅。到这时，他终于率领部下建立大功，正要进兵乘敌人空虚之际，秦桧却召刘锜回来。刘锜回朝，皇上见到他，开头便说：“张某可以说是知人善任。” 秦桧派郎官盖谅来暗示公，让公附和他的议论，并说这样就立即推荐公为枢密使。公答复秦桧的信中逐条说明和议不可能成功、敌人不可放纵，并且当面向盖谅说明。盖谅回来后，秦桧大怒。当时幕府将领等从金国回来，朝廷又派刘光远等人出使，而公也极力请求任祠禄官以奉养母亲。十一月，授任检校少傅、崇信节度使，充任万寿观使，免除奉朝请。公离开福州那天，军民送行的人叹息哭泣，接连不断地排列在道路上。由于蜀地遥远，朝廷不愿让公直接回去，于是公奉太夫人暂居长沙。十二年，太母的车驾回归，制书封公为和国公。公写奏札祝贺，并说：“即使有时是为了求得安定，也一定要考虑危险。只有致力于农业而增强军力，才可以立国并抵御侮辱。希望陛下勤于思考，最终谋划长远。”公担心太夫人思念归乡，便在长沙城南建造房屋六十楹，用来供养母亲。太夫人住得安适，给堂题名为“尽心”，亲自为它作记。大意是希望更加寻求如何尽心侍奉君亲；闲居时玩味六经，考察历代治乱得失，更加思考前事的机会和防范，对时局的忧虑之志，即使吃一顿饭也不曾忘记。秦桧已经在外交上结交仇敌，对上欺骗皇上、任意作恶，嫉恨正直的议论，忌讳谈论军事实务，自以为时局已经太平，每天撰写浮华奢靡的文章，愚弄天下人，唯独特别忌恨公。

译中丞万俟卨迎合秦桧的意旨，弹劾公建宅逾越礼制，甚至说仿照五凤楼修建。皇上并不认为这样做对。秦桧派朝士吴秉信以出使公事到湖南，去查验一些事情，并且用官爵诱惑他。吴秉信到公那里，看到公的居所不过是普通中等人家能够置办的产业，不禁叹息，反而秘密把秦桧的意图告诉公后回去，并且上奏说明实际情况。秦桧贬黜了吴秉信。十六年，公想到秦桧欺骗皇上、误害国家，以致灾异多次出现，彗星从西方出现，想极力议论时事以使皇上醒悟；又想到太夫人年高，如果说出这些话一定会招致祸患，恐怕太夫人不能承受。太夫人发现公身体消瘦，问他原因，公便把事情全部告诉她。太夫人诵读先雍公在绍圣初年回答方正策问的话：“臣宁愿说出来死在斧钺之下，也不忍不说而辜负陛下。”说了两遍、三遍，公的心意终于决定，于是上奏说：“臣听说，接受非同寻常恩遇的人，应当谋求非同寻常的报答；拯救陷于焚烧淹溺急难中的人，不能发出徐缓拖延的声音。臣私下认为，当今的形势就像在头目心腹之间养成一个大毒疮，不切除就不会停止，切除得迟，祸患就大而难以预测；切除得快，祸患就轻而容易医治。希望陛下在心中谋划，独自作出决断，谨慎察看真伪，预先防备仓促变故；如同下棋一样，分据关键要地，审慎思考、详细处置，使我们拥有不可侵犯的形势，或许社稷能够得到安全。” 否则一天又一天拖下去，将来就会后悔得捶胸顿足。将来如果有人把国家交给敌人，反而归罪于正直的议论，这就是臣吃不下饭、整夜不能安睡的原因。倘若不是陛下圣德在人，获得天地庇佑、承受祖宗福泽，能够明察臣的心意，臣又有什么地方可以逃避罪责呢？”这件事交给三省办理，秦桧大怒。当时公又在天申节手抄《尚书·无逸》篇，写奏札祝贺说：“臣曾经潜心研究圣人的经典，发现其中有可以使人确信能够取信于上天、承受大福、获得高寿的道理，便把赤诚之心献给陛下。臣恭敬考察周公的《无逸》篇，商王中宗严肃恭敬、敬畏天命，自己思量治理百姓，心存敬畏，不敢荒废安逸；高宗使商国受到嘉美安定，直到大小事情都没有一时使人怨恨；周文王从早朝到太阳偏西，没有空闲吃饭，用来使万民和谐，不敢沉溺于游猎田野，而以各诸侯国供奉的正当物资为满足。这三位君主，不仅自身享有安宁荣耀，而且国家长久，后世没有谁能超过他们。商朝自祖甲以后，君王一登位便贪图安逸，不知道耕作收获的艰难，不听闻小民的劳苦，只知道沉溺享乐，因此有的不能长寿，有的只在位十年，有的五六年，有的四三年；天道昭然，其报应如同回声一样迅速。” 古代圣人以自身治理天下，使恩惠泽及四海，没有不如意的事情，从来没有稍有忧惧退缩的心怀，完全因为相信天道可以求得，只求自己内心没有愧疚罢了。臣不胜作为臣子的诚心祝颂，愿陛下兢兢业业，勉励再勉励，永远坚定这颗心来奉行天道。上天用来报答我们君主的，应该会是什么样呢？七月，秦桧命令台谏官接连四次上章弹劾公，皇上以特进、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的身份，将公安置在连州居住。樊川人周勣，是一个有气节义行的人。自公贬居永州，他就来跟随公。公任福州长官时，征召他为属官。公来到长沙，周勣也跟随居住。秦桧多次写信招揽周勣，没有成功，便怀恨在心，于是说公与周勣诽谤时政，又削去周勣的官职，流放封州。公接到命令便出发，太夫人以下的家人都留下侍奉，只有公带着子侄前往。太夫人送公说：“你已经无愧了。努力研读圣人的书，不要把家庭放在心上。”公到达贬所后，每月一两次派人到太夫人那里问候；每天早晚读《易》，精心思考大义，写入编册，并亲自教导儿子张栻。连州的景物非常优美，有空便拄杖游览。连州人敬爱看重公，争着拿着菜肴果品迎接；公所到之处，他们一定设法挽留公直到整天。当时秦桧更加肆意施展暴虐，遭迁谪的人在道路上络绎不绝。公处之泰然，形体和精神反而更加充实。太夫人也安居长沙。公在连州写了《四德铭》给当地人看，说：“忠诚便能顺应天道，孝顺便能产生福报，勤劳便能使事业进步，节俭便能使内心安逸。”连州人共同把它刻在石上，家家传颂，人人诵读。己巳年，岭南瘴疫大规模爆发，白天日色昏暗；在连州任职的官员，从太守以下死了好几人，郡中百姓没有不染病的，哭声连及街巷乡落，甚至有全家绝户的。公调制药物救治他们，患病者每天前来求医的有一千多人；唯独公家从下至仆役，没有一个人报告患病。经过的人都叹息，无不认为这是上天在帮助忠诚之人。公在连州共住了四年，二十年九月，调任永州。湖湘之人看见公回来，非常欢喜，争相出迎眺望；看见公所养成的身体比以前退居时还好，都叹息庆贺。公派人迎接太夫人，第二年四月太夫人来到永州，母子相见，强健如初。永州是公过去曾居住的地方，彼此人情尤其安适。可是公的哥哥徽猷公突然因病去世。公在朝廷任官以及被贬期间，徽猷公常常留在太夫人身边，使她心情愉悦舒适；太夫人十分疼爱他。到这时悲痛哀伤，几乎不能自持；即使公竭力宽解安慰，太夫人也已经年高多病了。大概张公离开京国到这时，已经将近二十年了。他退处自修，谦退得像没有才能的人，可是天下士人无论贤愚，没有不倾心敬仰他的。武夫健将谈到张公，都叹息不已。甚至小儿妇女，也知道天下有一位张都督。金人尤其畏惧张公，年节时金国使者到来，金主一定要问张公在哪里。当初议定和约时，誓书中有“不得擅自更换大臣”的话，大概就是担心张公重新被任用。到这时，秦桧的恩宠和权位已经达到极点，年老多病，日益衰弱；这个鄙陋小人患得患失的心思无所不用其极。他不忠于君主的行迹已经明显暴露，想先把海内贤能士大夫全部剪除，然后任意施展他的阴谋。他尤其害怕张公成为主持正论的人，使自己不得安宁，便想赶快加害于他，命台臣王珉、徐嚞等人有所弹劾，言辞一定牵连到张公。到弹劾知洪州张宗元的奏文中，开始说张公是“国贼”，一定要杀掉他。有个叫张柄的人，曾上奏请求让秦桧乘金根车，是秦桧的死党，于是被提拔为知潭州。汪召锡娶了秦桧哥哥的女儿，曾经告发赵令衿，被派作湖南提举官，让他和张柄共同图谋陷害张公。秦桧又派张常先审理张宗元的案件，牵连到张公；还认为这样不够，又逮捕赵鼎的儿子赵汾交大理寺审讯，施尽残酷刑罚，拷打得体无完肤，命他自己诬陷说曾与张公、李光、胡寅等人谋反。

译当时共有五十三位贤士，凡是秦桧憎恨的人，都和这桩案件一起上报。秦桧病重，不能书写判署，于绍兴二十五年去世。皇帝才开始重新亲自处理政务，先勒令秦桧的儿子秦熺致仕，把群凶全部斥退，张公的处境稍稍安定；可是太夫人随即去世。有人上奏恢复张公的职务，授为观文殿大学士，任命为判洪州，而张公已经身穿丧服、居于墓庐之中。他悲痛劳苦，由人扶护，遵照遗命应当把太夫人归葬在雍公墓旁，于是上奏请求等待诏命。张公独自思量，天下大事二十年来被秦桧败坏，人心士气萎靡消磨，政事没有纲纪，边防废弛；幸而秦桧一旦死去，应当急切地革新谋划，却还没有看到足以慰藉人们期望的举措。又听说完颜亮篡位，势力已经骄横，必将妄自举兵，实在令人寒心。自己想到大臣与国家休戚相关，不敢因为身在丧中而有所顾忌。五月，他写奏札说：“臣早年负有重大罪过，自以为必定死在瘴疠之地；仰赖陛下宽容我、怜悯我、保全我，使死骨复生，全都出自圣明神妙的造化。从今以后，臣的岁月都已经是死去的日子，而陛下实际上使臣获得了重生。臣如今虽然处在丧庐之中，哪里敢淡然忘记陛下的恩德？况且如果只顾惜自己而默不发一言，或许还能对万分之一的国事有所补益吗？” 只希望陛下察知臣的用心，宽恕臣罢了。臣听说，自古忠臣侍奉君主，没有不希望君主圣明的，没有不希望君主的声名显赫、功业如日月般照耀天地的。他知道国家安定荣耀，自己也会同样获得安定荣耀，所以即使冒犯君颜、违逆旨意，也不敢推辞。奸臣却不是这样，只图谋私利，不再顾及其他，引导君主做错误的事，使君主严重失去天下人心，暗中放纵自己的邪恶志向。开始时就曲意逢迎，蒙蔽君主的聪明；最后专门擅权，暗中转移生杀予夺的大权。考察他们包藏的祸心，真是说不尽。然而他们身死国亡、宗族覆灭、后代断绝的结局，史册上历历可考；天下后世都诅咒他们，曾经连犬猪都不如。他们如果真能得到什么利益，究竟又是什么呢？可惜他们极其愚蠢，却没有想到这一点。近来陛下效法天道刚健之德，用它沉潜而周密地施政谋划，天下和四方边疆有谁不畏惧服从？这正是臣可以进言的时候。臣疏远朝廷，不再参与听闻朝廷政事，但私下反复思量，今日的形势已经十分紧迫。陛下将要拱手听凭事态自然发展吗？还是表面上保存和议的名义，暗中谋划周密策略，寻求长久之计呢？臣实在是过虑了，认为从今以后数年，民力会更加枯竭，财用会更加匮乏，士卒会更加衰老，人心会更加离散，忠臣烈将几乎将要全部沦亡，内忧外患接连发生，陛下将用什么办法应对呢？” 祖宗全盛时期，曾经同敌人通和，只因双方力量相敌、形势相当，而国家能够从西北征取兵力、从天下征取财物，文武人才世代不乏，所以能够维持长久。可是经过一百四十多年，到靖康大变，事情出乎意料，祸乱之大，自古从未有过；即使如此，仍然遗憾当时把依恃和议当作安定、却不自行修治的过失。如今的天下形势怎样呢？譬如一个普通人家，盗贼占据了他的厅堂，在其中安居饱食，早晚暗中窥伺我们的漏洞，难道有一天会舍弃我们而去吗？既然如此，陛下不能不在这个时候深思熟虑、竭力谋划。有人说，敌人曾有弑君篡位的行为；弑君篡位的人，是天地所不能容、世人所极其憎恶的。如果我们确实能够任用贤能、修明德政，把我们应当做的事情一一做好，口头上不停止和议，实际上却以实力压迫他们，他们一定会有分崩离析的忧患。即使敌人不能审度形势，轻率地发动进攻，我们只要坚壁清野来抵御他，明确显示顺逆之理，他们的部众自然会离散，敌人的危亡很快就可以等待着了。为什么呢？人心一定不肯依附叛逆而忘掉正统。假如经过五七年，敌国君臣的名分已经确定，他们国内有人掌握权柄、主持政事，即使有贤能智慧之人，也无法替陛下谋划了。希望陛下精心思考、审慎谋划，早晚都不要忘记，不要使将来真的有后悔莫及之叹。在议和、国势衰弱的时候，人们说和约不能长久，而强敌的变乱接连发生在眼前。这从内部说是上天在帮助陛下；违背天意就会不祥，陛下应当承受并顺应天意。臣听说，君主立身于天地之间，能够使自己自立的，不过是忠、孝二字，这是天下的大义，一刻也不可轻忽。可是臣的行为已经辜负神明，孤苦地活到今天，奉养亲人的事情也已经无从施行了。事情中有大义所应当做的，不过是竭尽忠诚报效陛下；即使头、眼、手、脚有可以捐弃、拿来供陛下使用的，臣也不敢顾惜。何况臣亲自遇到圣明的君主，蒙受极其深厚的保全恩德，如果还怀有顾惜私身、隐瞒实情、考虑祸患的心思，那就是陛下没有辜负臣，而是臣实在辜负了陛下，天地鬼神难道肯容忍这种行为吗？所以臣不顾嫌疑，不避鼎镬，不顾忌谗毁，把这些事情陈述给陛下。陛下不要认为军民的人心可以忽视，也不要把忠良的进言抛弃。治理天下就像治理一盘水，一旦决口溃散，便会有无法收拾的后果。陛下请好好考虑吧。臣年已六十，死亡随时可能到来，并不是像那些纷纷争论和战、只害怕自己的主张不能胜出、自己不能被任用的人一样，贪图眼前所得而忽略长远谋划；臣只是知道这是替陛下和国家谋划罢了。” 陛下安定荣耀，臣也会参与其中；臣替自己谋划，难道会不审慎吗？幸而还没有立即死去，能够礼制完毕；如果陛下不认为臣愚蠢而最终抛弃臣，希望陛下允许臣居住在严州、婺州之间，悠闲养病，为陛下谋划心腹之臣所应做的事情，以完成臣的愚诚、竭尽忠心，或许还能对国事有所补益。臣的志愿能够实现就满足了。只希望陛下扩展如天地般的气度，精心求取天下贤才，不要忘记祖宗、国家的耻辱，父兄、宗族的仇恨，使盛大德业昭著于后世，臣还幸而能够亲眼看见。后来接到朝廷命令，因为太夫人的丧事回蜀。八月走到荆南，正逢天象变异，皇帝下诏求取直言。张公想到，金人数年之内势必决意寻衅用兵，而我们正沉溺于宴饮安逸，以为敌人可以相信，完全没有防备；沈该、万俟卨占据宰相职位，更不能满足天下人的期望，朝廷因此更加被人轻视。只是自己还在丧庐之中，经历艰险，死亡随时可能到来，不能替皇上进言，始终觉得心中不安，于是又上奏说：“臣蒙受陛下使臣死而复生的大恩，如今到了忧患紧迫的时候，亲身跋涉万里，常常害怕一旦死于沟壑，终究无法仰报陛下；万一能够借此抒发尽心中所怀，即使闭目而死也没有遗憾。臣曾经忧虑，世上的儒生被战和异同的议论所牵制，却不知道二者其实是一件事；有些人偷借儒者名义行奸邪之事，不懂经史的本意，只是急切地图谋利禄，并以此欺骗迷惑陛下的听闻。”

译更严重的，则是大奸大恶之人，挟持敌人、怀有二心，用来封殖自己的家业；他们用花言巧语鼓动曲解之说，使愚昧之人受到迷惑，天下人都不敢把实情全部陈述出来。臣听说，天地最大的德行叫作生养万物，而天地生养万物的功效，本来依赖秋冬。若没有秋冬的严寒凝结，就不能有春夏的繁茂生长。这样看来，秋冬的严寒凝结，正是生养万物的根基。《萃》卦的卦象说：“修治兵器，戒备意外。”《泰》卦九二爻辞说：“包容荒秽，徒步渡河。”处在《泰》《萃》这样的时代，圣人对武备如此谨慎，是认为不这样做，就不足以生养万物、推行自己的志愿。何况时势正处艰难，怎么可以忽视而不加省察，给后世开启大祸，反而还说这是取得成功呢？至于一时的和议，也可以说是圣贤用来生利天下的一种权宜之策。商汤曾经侍奉葛伯，最终却消灭了葛国。《尚书》说：“商汤的第一次征伐，从葛国开始。” 周太王曾经躲避狄人，后来在岐山筑室居住，并没有停止谋划退却敌人。《诗经》说：“于是筑起大土台，戎狄的军队便在这里行动。”周文王曾经侍奉昆夷，最终还是出兵讨伐他们。《诗经》说：“昆夷惊骇逃散，只剩下喘息的力气。”越王勾践曾经侍奉吴国，坐卧柴薪、每日尝胆，最终终于灭掉吴国。《越语》说：“越国用十年生聚财力，又用十年教训民众。”这些事情都是开始时收敛退让，最终却扩张振作；急切修明德政，以使百姓生息获利为根本，从未把和议当作安定，只图自己享乐。汉高祖曾与项羽议和，项羽送还太公，吕后割鸿沟以西给汉、以东给楚。张良、陈平进言说：“如今楚军疲惫、粮食用尽，放走他们而不攻击，这是养虎给自己留下祸患。”汉王听从了他们，最终成就大业。汉文帝曾与匈奴和亲，却没有得到一年间的安宁。汉文帝完全拥有天下，可以说是用和议来使百姓休息；但在当时，百姓仍然免不了受到侵凌之苦。到了汉武帝，才进行一次大规模征伐，此后单于前来朝见，汉朝三百年间因此相安无事。唐太宗刚刚平定天下时，曾有渭水之盟，但后来没有阻止李靖等人深入沙漠，扫荡敌人的庭院、俘获敌酋，天下才开始安定。这难道不正是把和议作为权宜之计，同时又取得实际成效吗？” 至于石晋拥有天下，却不是这样。他取得天下不合正道，谋划事情也没有用对人。桑维翰始终主张和议，他说：“希望训练农民、停止战争，养兵而使百姓休息，等到国家没有内部忧患、百姓有余力时，再观察敌人的漏洞而行动，行动便没有不成功的；如果有深谋远虑的人，应当这样做。”考察石晋君臣的所作所为，名义和实际在上下之间都不相符合；朝廷上只是一味姑息，赏罚失去法度，措施乖谬，权力转移到下属手中，政事被上层私自操纵，无名目的贡献多得无法计数。当时掌权的藩镇大臣，往往沉溺酒色，加重赋税，任意杀戮，危害百姓，朝廷却不知道如何制御他们。所谓训练农民、习练战事、养兵息民，完全没有实际行动。桑维翰所陈述的，几乎只是空话，不过想让人相信他的主张罢了；他当时一定是为了主张和议，以苟且偷安、窃居职位而已。契丹窥见了石晋的心思，认为晋国无人，便不断要求凌辱，日甚一日。石晋后嗣忍不住愤怒，开始采用景延广的建议，抱着侥幸心理用兵，却不知道他的荒淫、懈怠、傲慢和失德并非一日形成，天下人心已经离散，天下形势已经丧失，天下财力已经穷尽。景延广不学无术，不知道施行圣贤的权宜之策，赶紧设法恢复人心、重振国势、强盛国家，只急于争论出兵作战；事情到了穷困、形势到了极点，数万军队竟没有一个人替他发射一支箭，向北出兵的举动至今仍被天下人耻笑。说到君臣萎靡不振、丧失军队而蒙受耻辱的事情，人们一定会说到石晋。仰想陛下聪明圣智、孝心纯正，自即位以来选用真正有才能的人，金人听到声势便畏惧。于是有了议和之事，陛下把太母看得最为重要，又希望徽宗皇帝的梓宫尽快归还，这是运用和议的权宜之计。不幸掌权的大臣贪图上天的功劳，放纵自己的私欲，竟想剪除忠良，以听从敌人的命令，暗中积蓄自己的邪恶心思。正当国家安闲之时，他们却只图懈怠傲慢，废弃一切德政，专门谋划排斥异己，这究竟安在？敌人日夜所希望的，正是要使我们的忠良沦亡，要使我们完全失去天下人心，要使我们的将士士气瓦解、再也振作不起来，要使我们沉溺宴安、甘愿服食毒药。过去掌权的人对敌人最想要的一切都一一顺从并替他做成，难道不是在替敌人创造取胜的条件吗？秦桧死的那天，天下人斟酒相庆，不约而同；下至农夫老人，没有不以手加额、拍手称庆的。上天违逆、人心不忠于君，而天下人竟如此深恶痛绝。况且他们难道不想想，敌人对我们是因为爱我们才和议吗？是因为还有余力却肯和议吗？是因为国内没有牵制的忧患才和议吗？” 难道是想把这些事情留待以后再图谋，所以才和议吗？臣认为，敌我之间有深重的仇恨和怨恨，已经不可能重新和好；譬如一片叶子被分开，今天的和议，一定是敌酋内部离心、民心不合，只是暂且采取这种举动来平息眼前局势，实际上谋求回到江淮、除掉后患的心思从未有一天忘记。可惜昏庸奸邪之人被富贵豢养，昏暗于政事，既没有一丝一毫的功效可以向上报答国家，也没有一丝一毫的恩惠可以向下施及百姓；他们分列党羽，遍布重要州郡，聚敛珍贵财物，只使自己的家室特别富厚，为自己谋划、为子孙谋划，却不知道为陛下谋划，不知道为国家天下谋划。二十多年坐失时机，耽误陛下社稷大事，有见识的人谁不痛心？况且贤才不被任用，政事不加修治，形势没有建立，却只想责成下属、接受敌人的命令，这正好足以引发轻侮之心，恰恰落入敌人的计谋。鲁仲连所说“他们将要对梁国有所取舍，梁王怎么能够安然宴乐呢”，实在是最令人痛恨的事情。敌国的人凭什么畏惧我们？敌国的心凭什么服从我们？敌国的困难凭什么形成？如果拖延岁月，百姓离心，将士丧气，也就只有走向危亡罢了。臣希望陛下鉴戒石晋失败的教训，效法商汤、周太王、周文王的心志，采用越王勾践的谋略，考察汉、唐四位君主的事迹，以保全谋划社稷；深思国家大计，恢复人心，振张国势，建立政事，来观察时机。” 在没有断绝和议的同时，派一名使者去向敌人分别说明是非、顺逆的道理，事情一定会有所成就。臣这个不孝之身，奉养亲人的事情已经断绝，含着悲痛忍受残生，死亡随时会到来，只能替陛下把这些话说出来罢了。臣又私下思考，祖宗的德泽对天下来说极其广大深厚，太平之治延续了许多年，即使三代盛世也有不能相比之处。恭敬地想，皇帝陛下禀有天道刚健的资质，又辅以光明盛大的学问，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有什么治理不能达到？希望陛下充实自己的志气，扩展自己的聪明，一定使清明之德存于自身，如同太虚空明，只顺从公理；用来选拔贤才、修明德政、扩大基业，天下幸甚。又把自己所著的《否泰卦解义》进献上去，并奏说：“臣过去待罪宰相之位时，陛下赐给臣亲笔书写的《周易》否、泰二卦卦辞。后来臣被贬居连山，距离天日更加遥远，向日葵般倾向君主的心情不能自已，每逢朔日、望日，必定取来拜读。臣私下不自量力，替这两卦作训释，已经很久想要进献，用来备作陛下的鉴戒；但臣罪过深重、心怀畏惧，没有道路可以上达。如今谨慎缮写，冒死进献。只是坐在井中所见的一孔之见，哪里足以仰补万分之一呢？唯有臣子爱戴君主的诚心，使臣不能自已。”

译臣私下认为，《易经》谨慎辨别君子与小人，而《否》《泰》二卦正是这种辨别的效验最深切、最明显的体现。事情的根本在于一心，只希望陛下留意。”皇帝把前面的奏章交给三省宰执沈该、万俟卨、汤思退等人看，他们大怒，认为敌人起初并没有衅隙，年节之间互相通问，亲密得不亚于胶漆，而张公的奏章却说得好像祸患在近年就要发生似的。有人讥笑他狂妄。台谏汤鹏举、凌哲听说后，交相上章弹劾，说张公正要回蜀，恐怕会动摇远方人心；有人于是上奏，又令张公居住永州，等服丧期满后再召回。张公自己扶持护送太夫人的灵柩向西归去，到达绵竹，立即择定日期，准备把太夫人安葬在雍公墓旁。宾客纷纷到来，从早到晚哭泣应酬，没有稍感疲倦。子侄们轮番劝谏，说年纪大的人不宜过分毁伤身体，但张公孝心出于天性，不能停止。太夫人安葬后十天，贬谪的诏命到了。同时又有朝廷敕命，催促得非常急，张公当天就上路。服丧期满后才得到诏令，削去职务，以原官身份奉祠，居住在永州。张公自己写谢表说：“想到君臣虽然处在不同的形势之中，但利害实际上系于同一条船上。臣忧虑国家的诚心，拳拳不舍，大概就是这样吧。”从此张公不再接见宾客，每天讲习推演《易》《春秋》《论语》《孟子》，各自为之作说。夜里便阅读司马氏的《资治通鉴》，像这样又过了四年。宇文夫人也在这时去世了。自庚辰年秋冬以来，朝廷渐渐听说敌人有异心，公卿大夫以下直到军民，无不内心惶恐不安，每天都盼望公回来担任宰相，请求他复出的奏章接连不断。三十一年春，朝廷有诏令公到湖南路任便居住。当时临安阴霾积聚，诏令下达这天，天空豁然放晴，上下都十分欣喜。公回到潭州，五月奉钦宗讳，号哭悲痛，以至于不能进食。又听说敌人送来侮慢的书信，悲痛愤怒无比，便上奏说：“孝慈皇帝的讣告从北方传来，又听说金人正在调动军队，凡是做臣子的，谁能不悲痛愤怒？臣过去承蒙任用出使，却辜负了皇上的知遇；君主忧患，臣子便感到耻辱，君主受辱，臣即使死也无法逃避罪责。臣又推测，今天敌人的势力决不会就此罢休，九月、十月之间，一定会有所行动。愿陛下与大臣商议，早日确定必须坚守、必须交战的防备方略，以安定国家。”还没等奏报答复，金兵便大举入侵，朝廷内外震动。十月，朝廷恢复公观文殿大学士之职，命他兼任潭州知州。当时敌军骑兵在两淮横行，王权军队溃败，刘锜退回镇江，两淮百姓纷纷向南逃奔，沿江百姓肩挑担负而立，于是改命公兼任建康府知府并代理行宫留守。金人的文书通过急递催促得非常紧急；长沙远在外地，传闻又不一致，人人都感到危险恐惧。公接到命令，第二天就立即出发，说：“我们的君主正在忧患危急之中，做臣子的职责，就是顶着星辰赶路，还怕迟缓。”到岳阳时遇到大雪，便赶紧买了一只小船，冒着风浪顺长江而下，同时想经过各处军营，慰问并接应将士。还没到鄂州，有士大夫从江东来，说：“敌人烧毁了北采石，烟火冲天，南岸的人已经无法站立。”公不必再前进了。公神色忧伤地说：“我一接到命令就带着两个儿子前来，正是想赶赴君父的急难；如今没有别的可问，只想一直向前，寻找皇上的所在罢了。”当时长江上没有一只船航行，只有公乘小船径直向下游行进，途中遭遇大风，几乎陷于危险；北岸又接近敌兵，随从们十分忧惧，公却一点也不顾虑。经过池阳，听说完颜亮已经被杀，但残余部众仍有两万人驻扎在和州，李显忠的军队驻在江中沙洲。公渡江前去慰劳，用建康府的名义重赏犒劳这一军，士兵见到公，以为他从天而降，欢呼雀跃，士气倍增。金人的间谍报告后十分恐惧，一两天内便逃走了。李显忠乘士气锐盛追击敌人，俘获了许多敌兵。公到达建康后，上奏请求皇帝早日来此巡幸；听说皇帝已经出发，便督促官属准备各种用具，不到半月便办妥，声望气度显著，军民都依靠他而安定下来。皇帝到达建康，公在道路旁迎见。卫士看见公到来，都举手加额，无不欢喜。公重新被任用而又令人悲伤，是因为他长久居住在瘴疠之地，形体面容已经消瘦了。皇帝进入行宫，首先召公进见，再三慰问。公叩头谢恩，皇帝又说这是使他如同重新获得骨肉亲人的恩赐，并且说：“当秦桧势力最盛时，如果不是陛下竭力赐予保护，我早就没有这条命了。”皇帝也因此面露悲伤，说：“秦桧这个人，既猜忌又嫉妒。”六天后，皇帝再次召公入对。公上奏说：“国家好比人的身体，必须元气充实，邪气才不能侵入。朝廷就是国家的元气；如今邪气能够侵扰，必定是元气衰弱了。有时发汗，有时攻下，邪气固然暂时退却，但元气不强，邪气再次侵入，恐怕就难以承受。任用人才、整顿政事、治理军队、爱惜财用，这些都是壮大元气的方法。”皇帝改变脸色，认真采纳了这些意见。当时皇帝将要回临安，原想把江淮事务交给公，不久却又中止，只留下公负责御营宿卫，令杨存中专门办理。临行前又召公入对，公上奏说：“陛下在京城危急之时，毅然请求出使；面对深不可测的敌人，后来又接受任命，建立元帅府，以孤军抵挡敌军锋芒。在那个时候，陛下难道不知道自己的心志，也不知道祸福生死吗？” 皇帝说：“我当时一心只想着国家，哪里顾得上知道祸福，哪里顾得上知道生死？”公回答说：“这种心正是天心。愿陛下试着返归这种心志并加以扩充，还怕什么敌人呢？”皇帝点头赞同，又慰劳公说：“朕把你当作骨肉亲人来对待，你在这里，朕就没有忧虑北方的后顾之患了。你长期列在贬谪官员的名册中，听说生活很清贫；郊祀时应当得到奏荐和封邑，朕将把这些全部还给你。”接着又派内侍赐给公黄金和象管笔，公惶恐不敢推辞。秦桧掌权二十年间，诬陷公的手段无所不用，甚至有些事情是臣子不忍听闻的；只是依靠皇上主持公道，公才不至于死于非命。到了这时，皇帝见公辞谢时神色平和，没有久受压抑的悲叹，而且温厚地流露出忠诚爱护之情，不禁为之感动；他对辅臣再三称赞公。皇帝回临安后，有人劝公请求离去。公想到旧臣之中已经没有多少人在位，而国家多难之际，人心尤其把自己的去留看作安危，便不忍舍弃这里远去，每天处理府中事务，无论大小都亲自过问。当时敌军骑兵虽然已经撤退，人心却还没有安定，朝廷依靠公屹立不动而声势增重；两淮的军队渡江回来休整，而军民在奔波和创伤之后又遭遇疫病。自三衙各军都留驻建康以来，每天有几十人死亡，公亲自为他们分别安排救治。

译医官设置簿册，逐日诊察候问；由帅司供给药物以及其他费用，并派官属监督办理。到了傍晚，公亲自查看簿册，考核医官的勤惰和得失，分别给予奖惩，因此救活了很多人。四月，杨存中被罢职，公奉诏兼管两淮事务，接着又兼任建康、镇江府、江州、池州、江阴军驻屯军马的节制。当时金人以十万人包围海州，形势十分危急。镇江都统制张子盖带兵驻在淮上，想要前去救援，听说将接受公的节制，士气便增加了十倍。公接受命令当天，也立即写信给张子盖，以功名勉励他，命他出奇制胜，乘敌人疲弱之机进攻。张子盖率军奋力作战，大败敌军，敌军能够逃脱回去的没有几个。公认为去年淮上各军报功时，通常都不如实；有功的人被排斥而不予记录，厨师、杂役却都滥受赏赐。这既轻视了名器、耗费了财用，又扰乱了纲纪，使将士不再知道如何受到劝勉激励。于是上奏说，这次海州报功应当深刻革除这些弊端，使之成为日后遵循的制度。于是下令各大将作战取胜后，必须由统制官以下直到旗头、押拥队共同保结申明，限三日内上报；稍有虚假错误，便从重置于典法。公的恩德和威望显著，将士闻风既敬畏又爱戴。到这时，他又重新总领兵权，在军政废弛二十年之后，询问士卒疾病，体恤他们的劳苦，抚恤孤儿遗属，禁止刻剥，勉励将士，使他们知道忠诚顺从。于是人人受到勉励，慨然有奔赴事务、建立功劳的志向。公想到军籍中的士卒日益减少，中原百姓长期困苦于敌人，思念我宋朝，想趁敌人的实力还没有强盛之时，在淮地重要之处屯驻军队，招集前来归附的忠义之士：对内可以壮大军势、充实荒废的土地，对外可以震慑敌情、维系人心。于是上奏说：“金人退兵之后，士卒和马匹死亡过半，他们饮马长江的企图固然还不敢萌发；但掌权的各部酋长各有打算，日夜准备，似乎有窥伺淮地的谋划。预先谋划防备，按道理不能迟缓。我们的兵甲与西北现存的士卒相比，数量少得多；又因去年抵御强敌，伤亡逃亡，继而病死，十人中已有四五人损失，马匹也同样如此。按今年的兵力和财力来衡量，人人都知道我们是弱势。有人主张放松兵备、让百姓休息，以治理好国内，这个说法近乎正确。但实在担心敌人的谋划并不会就此停止，一旦仓促发生事变，拿什么来应付？况且补充招集将士，必须依靠西北人；能够作战、能忍受艰苦的人，才真正值得依靠。既然如此，就应当乘机及时行动，对内加强守备，对外使敌人疑惧，左右牵制，使敌军首尾奔走、民心动摇；这才是成功的谋略，不可忽视。” 淮地的重要地方，如果我们不先行谋划，将来强敌起来侮辱我们，渡过淮河先占据有利地势，事情就会难办了。又上奏说：“臣亲自访察得知，东北地区今年蝗灾大作，米价暴涨，中原百姓吃饭极其艰难。请求朝廷或拨给米粮，或拨给钱物，交给臣办理，招引他们前来归附；人心既然归顺，敌人的势力自然就会屈服。”公又认为淮楚百姓自古以来都可以任用，应当趁他们遭受困扰之后，收纳他们充当士兵。又上奏说：“两淮百姓一向以强健有力著称，淮北义兵尤其忠诚勇劲，受金人困苦也已经到了极点。他们想要报仇雪恨的心，大概没有一天忘记过。只是编制安排不严密，武器铠甲又不完备；虽然有一片赤诚，却不能成事。自从强敌肆意残暴，十室九空，淮河两岸的人惶惶不安，各自无处归依。臣担心一旦有奸人鼓动，聚集数百上千人成群，另生事端。臣认为可以利用他们愤恨而无所事事的心情来招集他们，准备设置御前万弩营，招募民间强壮、年满十八岁而不超过四十五岁、能够充当弩手的人；一律不刺臂、不刺面，名义上称为‘御前强弩效用’。各自发给文帖，写明乡贯、居住之处、容貌、年龄、籍贯和姓名，令五人结为一保，两保组成一甲，十甲组成一队，互相递相担保；有功共同受赏，有罪共同受罚。” 在建康府设置营寨安置他们，诏令全部依从公的请求。公立即下令说：“两淮近年来屡遭荼毒，父子、兄弟、夫妻被杀伤、抢掠，不能互相保全。如今我们谋划必须坚守的策略，并且要洗雪耻辱、报复怨仇，这是人心共同的愿望；有愿意充军的，应当互相带领前来应募。至于淮北，长期遭受战祸，向来怀有忠义、想报答国家恩德的人，也应当前来归附，共同建立功业。”于是两淮百姓欣然愿意参加，大多强健勇敢，可以任用，公亲自训练、安抚他们。又奏请任命陈敏为统制。陈敏出身卑微，声望和事迹尚未显著，公把他从困顿废弃之中提拔出来；陈敏感激公的知遇，竭尽全力图报。军队还没有组建完成，正当开始招募时，流言鼓动，想要败坏这项成果；但几个月之间，前来应募的人络绎不绝，众人的议论才开始平定。公说：“敌人长于骑兵，我们长于步兵；制服骑兵没有比弩更好的武器，保护弩手没有比战车更好的办法。”于是命陈敏专门制造弩、整治战车。公又说：“三国以后，北方势力从北面窥伺南方，没有不通过清河、涡口两条水道用船运粮的。大概是因为淮北土地广阔平坦，粮船若不能从淮河出入，就担心实行清野后无所得，因而有坐困的趋势。”于是东面屯驻盱眙、楚州、泗州，以振兴清河；西面屯驻濠州、寿州，以扼守涡水、颍水。大军推进到前方，声势相互连接，人心全都归附，精兵可以聚集，公立即把这些情况具奏上报。又请求多招募福建海船，从东海窥伺登州、莱州，从清河窥伺淮阳。诏令下达福建，选募张子盖。张子盖从镇江来拜见，公与他交谈，发现他的见识超过常人，谋划考虑精密周详，便与他共同谋划夺取山东的方略。公上奏说张子盖有才干而勇敢，性情刚强、气节正直，希望对他优厚宽容，并请求增给精良铠甲、资助财物，让他屯驻淮上，办理招抚归附之事。孝宗即位后，公首先上奏说建康行宫应当停止工役，华美装饰方面，按照现今已经营造的情况，足以供皇帝临幸；诏令依从了他的请求。皇帝在藩邸时就熟悉公的德望，临朝之初，向大臣询问公的情况，感慨叹息，首先召公到行在，并赐给公亲笔信说：“朕刚刚接受托付，以孤单一身承担万端事务，早晚恭敬畏惧，不知道如何才能成事。公是元老，受到太上皇帝的知遇，礼遇长久，群臣没有谁能比得上，想来一定有嘉谋善策，可以辅佐朕开始施政。如今边疆尚未安定，防备抵御的办法实在难以远隔推测，朕想见公一面，当面商议其中的妥当之处，使它们明白得如同就在眼前。朕所希望的就是公，公应当快快赶来，以符合朕的至诚之意。”公上奏说：“臣岂敢不把从前恭谨侍奉太上皇帝的心，用来侍奉陛下？臣只有一个志向，至死不变。”

译于是公上路了，还没有到国都城门，催促的诏令已经接连下达多次；一到便立即召见。皇帝见到公，改变容色，以礼相待，说：“早就听闻公的名声，如今朝廷所依靠的只有公了。”命内侍赐公座位，再三询问。公上奏说：“君主应当把致力于学习放在首位。君主的学习根本在于一心，一心与天理相合，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所谓天，不过是天下共同的公理罢了。君主只是容易被个人嗜欲私心所沉溺，有东西扰乱它，失去天下共同的公理，所以必须战战兢兢、勤勉不懈，早晚自我持守，使清明之德存在于自身，只遵从公理；这样，赏罚和举措就没有不恰当的，人心自然归附，丑恶的敌人自然服从。”皇帝肃然起敬地说：“我一定不会忘记相公的话。”公又上奏说：“今天应当像创业之初一样办事，每一件事都应该以艺祖为榜样，从自身和家庭做起，以此率领天下。”公见皇帝天资英武，每次谈到两朝皇帝北狩、八陵隔绝荒废以及百姓遭受涂炭时，悲痛和激愤都显现在言辞神色之间，于是竭力陈说议和的错误，劝皇帝坚定志向以图谋恢复。诏令授公少傅、江淮东西路宣抚使，节制建康、镇江府、江州、池州、江阴军驻屯军马，进封魏国公。太上皇退居德寿宫，群臣很少能够进见，唯独又两次召公进见，每次都相处很久。秋天，公奉诏再次前往江上，在临安停留了十多天；宫中使者不断询问并赐给饮食等物，所受礼遇冠绝一时。公乘船出了国都城门，看见蝗虫从北方飞来，飞行绵延数里，便立即具奏说：“灾异的发生，必定有它的原因。陛下即位之初，忧劳于各项政务，怎么会容许出现这种事情？伏愿更加修养敬畏之心，以答谢上天的心意。或者上天爱护陛下，正是要借此警戒勉励陛下于初政，帮助成就圣德。”又请求延见近臣，询问时政，务必使恩惠真正惠及军民。此前公认为新政当以人才为急务，而人才首先要刚正，于是把当今大小臣僚中虽遭挫折而不屈服、议论政事切直的人，共十多人，推荐给皇帝；并请求皇帝在闲暇时多次召见贤者，给他们从容进言的机会，使君主接受启发劝告时能够得到更多益处。又推荐陈俊卿、汪应辰可以担任宣抚判官。诏令任命陈俊卿，又上奏说，前国子司业王大宝可以担任劝讲论思之职。皇帝于是下令召王大宝。公到了江上，又上奏说：“听不到直言，不是国家的福气。自秦桧掌权二十年间，以其他罪名诬陷、杀害忠良，不知道有多少人。愿陛下下明诏，按照太上的意旨，把过去因直言获罪的人逐一列出；凡是被诬陷于某事而本人已经死亡的，允许其本家说明事情原委，经朝廷昭雪平反，希望使含冤愤懑的气愤得到伸张。” 今天又上奏请求汇集天下的公议，以任用天下的人才。当时洪迈、张抡出使金国回来，在镇江拜见公，详细说起他们刚到金国时，被锁在旅馆里，不给饮食，还命令他们在表章中把“陪臣”一词改掉。公上奏说：“金主依仗强大势力压制各国，今天的事情，只有修养德行、建立政令，在饮食睡眠之间都不要忘记这仇恨。”皇帝若想上慰天心、下顺人欲，就不应再派使者，以免加重从前的过失。翰林学士史浩建议修筑瓜洲、采石城。公说，现在临淮的要地都还没有设置防备，高邮、巢县的民生也还没有安定，却想驱使士卒只在江边修筑城堡，这难道不是向敌人显示削弱，失去两淮人心，挫伤将士士气吗？一旦有缓急，谁肯守卫两淮？不如先修筑泗州城。皇帝随即认为公的话正确。史浩已经担任参知政事，竭力主持原来的建议；至于其他公所筹划的事情，史浩总是不认为正确。公认为张子盖可以任用，让他镇守淮上、图谋山东；但张子盖所陈述的意见，史浩总是百般压制，甚至下堂札加以诘责，又极力压下海州军功的赏赐。公正在招引山东百姓归附，前来的人云集，但史浩不肯供应钱粮，还说不应接纳他们以免使自己陷入困境。公上奏请求皇帝巡幸建康，而史浩一心只想采取保全自身的策略。公在东海整治船只，谋划十分长远，史浩却总是命令将其遣散。凡是公所做的事情，史浩都联合党羽互相唱和、加以反对，实际上党羽众多。张子盖是西方人，意气用事，最终因此成病。公派官属不断前去慰问，又请求皇帝亲自晓谕他。皇帝赐下亲笔信，抚慰和问候备极周到，但张子盖最终仍不起身。山东此前订盟的人都失望了。史浩派他的亲信、司农寺丞史正志到建康，专门想阻挠招纳之事。公上奏议论说：“臣私下认为，国家自南渡以来，兵力单薄衰弱，依靠陕西以及东北地区的人没有忘记本朝，率领众人归附，人数以数万计。臣从前担任御营参赞时，亲眼看到后来那些良将精兵，往往都是当时归正的人。三十多年靠他们抵御敌人，保全国势、使国家安定。如今突然想断绝与他们的联系，有极不可行之处。第一，这道命令一下，中原人认为我们有抛弃断绝他们的意思，必定完全失去他们的心。人心既然失去，他们就会变成仇敌：对外被敌人利用，对内成为我们的祸患，这是第二点。如今处分既已出自圣意，可以预见淮北人再也不会渡过淮河归附我们；一旦来往的人迹断绝，我们便无法知道敌人的动静，至于间谍侦探之类，又有谁来派遣呢？这是第三点。” 中原百姓本来都是我们的赤子，如今陷于敌境已经三十多年，日日夜夜盼望归来，就像孩子仰望父母一样。现在有人脱身归来，父母却拒绝他进门，抛弃断绝关系，使他不得衣食；这在天理人情上都是不合适的，这是第四点。自从往年用兵以来，大军因奔波疲惫、疾病和死亡损失了十分之四五。陛下深切想到这些，下令诸将再次招募士卒。如果淮北人不再渡江归来，所招募的士卒从哪里补充成军呢？平常诸军从江浙招募一名士卒，费用不下百缗，而且这些人柔弱脆弱，多数不能任用；如果不从淮北招募军队，那么军队的势力就会日益削弱，这是第六点。如果果真与他们断绝关系，人心一失，大事就完了。国家所依赖的根本是人心，只有陛下扩大圣明的胸襟，与天地同德，诚信顺应天理而获得神明保佑，这个道理是必然的。皇上看了奏疏，受到感悟，这件事才没有停止。正志又接受了诏命，聚集两路监司和守臣前往瓜洲，察看修筑营垒的事。等见到公，他倚仗自己的口才，想替秦桧游说。公阐明大义，正志于是惭愧害怕，不敢再说。将要出发时，公又对他说：“回去替我向史参政致意：秦桧主持求和，最终导致误国；参政受到皇帝信任，不要重蹈覆辙。”张浚听了，感到惊惧。

译当时张浚已经派使者出使金国，报告皇帝登上皇位。公上奏说：“陛下刚刚即位，正想谋求恢复，却突然听说派遣使者，恐怕会使天下离心。前些日子洪迈在敌境供述的事情，臣又听说金国首领已经坐下来告诫岭北诸国，金国借我们议和的名义来胁迫诸国，类似这样的事很多。希望不要派遣使者。”张浚最终还是派出了使者，但敌人的计谋已经实现，也终于以旧礼不合为由责备我们，不肯接受使者。十一月，皇上下诏召宣抚判官陈俊卿和公的儿子朱熹赴行在。公附在陈俊卿等人的奏疏中说：“今天的事情，如果皇帝不能亲临建康，就决不能彻底革除弊病。长期积弊一旦更新，就能鼓舞军民的士气，触动中原人的归心。臣从太上皇帝时就已经谋划这件事，因为江南的形势实在就在这里，舍弃而不做，看不出有什么好处。”又上奏说：“汉文帝刚即位时，有司请求早日册立太子，以尊崇宗庙；他们为天下国家考虑得非常长远，希望陛下留意。公在九月中曾经具奏，认为近来听说吴璘的军队驻扎在德顺，还不到几个月就同敌军大战，不能不对此深思。如果敌人在西面得志，声势必然更加炽盛，胁迫控制蕃汉之人，聚集军队于边境，逼迫我们的臣属，事情就很难处理。如今双方长期相持而没有决断，其中存在极大的利害关系。” 如果坐视不管，把忧患留给将来，不是正确的办法。应当让两淮军队虎视淮河边境，观察敌人的变化；同时派水军从海路摇动山东，再多派忠义之士结交约盟中原，使敌人疑惑不安，产生左顾右盼的顾虑。这样，德顺的军队知道我们有奉行朝廷制命的力量，将士们也应当会鼓足勇气、奋发自强。”到这时，皇上又命陈俊卿等极力陈说此事。当时张浚已经下诏命令吴璘放弃德顺，大概张浚一心只想尽快议和，把这件事作为自己的功劳；他认为德顺一旦放弃，不仅吴璘无法有所作为，也必然会破坏公的谋划。皇上见到陈俊卿等人，询问公的行动、饮食和容貌，说：“朕倚重公，就像倚靠长城，不会让浮言动摇朕的决心。”当时皇上已经有意临幸建康，但张浚很不赞成。皇上派内侍黄保躬赐给公鞍马和亲笔信，说：“卿凭借文武兼备的才能，承担朕的重望；感慨战乱尚未平定，依靠忠义亲自出行，首先巩固边防，慢慢谋划开拓，使朕居于尊位，不再忧虑。”皇上又想到公的忠诚赤心，更加赞叹嘉许。陈俊卿等回来后，公知道皇帝车驾到建康的日期还很迟，深恐错失时机，又具奏说：“人心的向背，决定国家的兴亡。前往建康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希望陛下仰察天道，俯顺众情，赶快确定出发日期，以安慰朝廷内外的期望。” 当时契丹首领鄂斡也起兵攻打金国，被金国消灭；他的部众溃散，勇将萧哲伯、耶律古哩从海路前来投降。公认为女真全国的兵力数量有限，过去只是凭借强力逼迫中原百姓和各国人来为他们效力，所以军势强盛而没有敌手。如今应当招纳我们的百姓，优厚安抚各国，那么女真人自然会心生疑惑，中原各国也不会再为他们效力，敌人就可以灭亡了。公上奏请求优厚安抚萧哲伯等人，皇上同意了。皇上下诏命公拟定官职和赏赐予以施行，并赐亲笔信慰劳公说：“卿凭借文武全才，辅佐朕所倚重的事业，在边塞宣扬威势，功劳更加显著；夷敌前来归顺，内外都安定了。现在赐给卿貂裘等物。”当时金国以十万军队驻扎在河南，大肆虚张声势，想窥伺两淮。公把大军驻扎在盱眙、泗州、濠州和庐州，敌人不敢行动，只给三省、枢密院发公文，又给宣抚司写信，故意夸大其词，想索取海州、泗州、唐州、邓州、商州以及岁币等物。公上奏说这些都是诡诈，不应因此动摇，最终相安无事。隆兴元年正月九日，朝廷任命公为枢密使、都督建康府、镇江府、江州、池州、江阴军驻扎军马，并命令他当天开设府署处理政务。起初，公命诸将修筑泗州的两座城，到这时已经完工，隐然成为边关的重要重镇。当时金将万户富察特默和伪知泗州大周仁率五千军队驻扎在虹县；都统萧琦率一万多人驻扎在灵壁，积聚粮食，修缮城池，并不断派遣间谍。公认为到了秋天必然会成为边境祸患，应当及时扫荡。如果攻破这两座城，淮河、泗水一带就可以安稳地睡觉了。况且萧琦一向有归顺我们的意思，多次派亲信到宣抚司。防御主管殿前司李显忠、建康都统制邵宏渊，也提出攻取这两座城邑的计划。公把这些全部上奏，皇上亲笔写信答复说可以。三月，皇上召公赴行在。公在途中具奏说：“如今议论政事的人，谁不持战守之说？其中较差的，又想重新遵循旧的道路，再次讲求从前的友好关系。依臣看来，战守之说是正确的。然而战守的根本，在于朝廷的谋划。统治天下的君主，如果确实能够端正自身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来端正万民，那么用来作战就能取胜，用来防守就能稳固。这是理所当然的。如今德政还没有普遍深入人心，长期积弊还没有在天下革除，以朝廷谋划来衡量，实在有许多可疑之处。臣希望陛下发扬刚健的精神，在十天半月之间奋发独断，大力施行德政，使内外焕然一新，完全遵循太祖、太宗的法度，让南北百姓都知道将来会有太平大治。” 人心既然信服，士气一定振作；凭借这样去作战和防守，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呢？”公到达后，又申述先前的主张，皇上再三赞叹，认为公应当先谋划攻取那两座城，边患缓解后，再依次革除弊病。于是命李显忠从濠州出发进攻灵壁，邵宏渊从泗州出发进攻虹县，并命参议冯方随军前往犒劳。公也亲自前去督察。临行时，公想到军事胜负难以预料，担心即使稍有挫折也会伤害皇上有所作为的决心，于是说，诸葛亮建兴六年所上的奏疏，言辞明白切实，把军事形势说得很透彻，希望皇上把它放在座右，常常阅览。公又在军前拿出旗榜说：“我当面接受圣旨，大军所到之处，务必要做到秋毫无犯，专心以安抚百姓为事。谁敢行一件不义之事、杀一个无罪的人，被朕听闻，朕都不赦免。”公渡过长江，听说李显忠到了灵壁。萧琦中途反悔，率军抵抗，李显忠将他大败。萧琦所率一万五千人，投降和被杀几乎殆尽。邵宏渊也进军包围虹县，李显忠前去支援。特默和周仁处境困窘，率众投降，人数也以万计。公又派戚方率水军进趋淮阳，担心李显忠轻视敌人而深入，于是亲自率领属官先驻扎盱眙，以便近距离指挥。李显忠追击金国的萧琦到宿州，接近城池时，萧琦与家属以及千户、头领等一百多人投降，于是直抵城下。

译金国伪元帅派两万多人来交战，被我军大败。进攻城池时，将士们像蚂蚁一样攀附城墙而上，于是攻克了城池。中原震动，归附的人一天比一天多。皇上亲笔写信说：“近来的边境战报，使朝廷内外都欢欣鼓舞，几十年来从未有过这样的胜利。”公认为盛夏时节士卒疲惫，急忙召李显忠等撤军；皇上也告诫诸将要持重，但命令都没有及时传达。金国伪副元帅赫舍哩志宁率大军赶到，李显忠等人倚仗胜势，不再进入城内，而是在城外列阵等待。士卒已经很疲惫了。金军主帅命人在阵前喊话说：“你们如果打败我，我就把河南的土地全部归还给你们。”交战后敌军退却，第二天又来交战，我军稍稍失利，统制官中有人逃回，军心颇为动摇。李显忠等率兵进入城中，敌军进攻城池，又被杀伤后退却。过了几天，得到间谍报告，说金国大军将要到来，李显忠等相信了，连夜引军撤回，金军也来不及追赶。当时金国著名的统帅和勇将有的投降、有的被俘，沿途俘获的精锐和消灭的敌军不止三倍于此；从此以后，金国再也不能在灵壁、虹县驻扎军队。刚开始撤军时，公在盱眙，距离宿州不到四百里，流言汹涌传播，说敌人将要到来。属官中有人带着公文逃回，也有人请求公赶快向南返回，公都不回答，随即向北渡过淮河，进入泗州城。归来的士兵，公都慰劳并安抚他们，查看他们的创伤，救治疾病，登记因战事死亡的人，表彰有功者，众人的心情都很喜悦。过了几天，上下才知道敌人起初根本没有一名骑兵越过宿州，人心才安定下来。当时公独自和儿子朱熹留在盱眙防守一个月，让将士们全都回去休息，然后返回维扬，并具奏请求治罪。皇上亲笔写信安慰慰劳公，公又上奏说：“今天的事情，应以明确的惩罚为根本；而惩罚的执行，应当从臣开始。”皇上亲笔回信说：“卿多次请求治罪，想让惩罚从自己开始，卿这句话极其公正，难道不能感动朕吗？朕委任卿的心意从未稍有改变，卿不必因此介意。正要依靠卿来谋划，别人哪里能比得上卿的谋略？降授卿为特进，改任江淮宣抚使。”泗州的军队回来后，平素主张议和的士大夫乘机挑拨，非议纷纷。皇上又赐亲笔信说：“今天的边事尤其要倚重卿，卿不能因为畏惧别人的言论而犹豫。前些日子开始举事时，朕和卿独自承担这件事；今天也必须由朕和卿共同把它承担到底，切不可先提出求和的话。”皇上又派遣内侍慰劳公。于是公又依次列举都统制官以下人员，请求按次序施行惩罚。当时朝廷准备派杨存中以御营使的身份巡行江上、负责防守，出发日期已经确定。公认为命令不统一，会使将士观望，甚至败坏国家大事；即使自己因此死亡也没有益处，于是上奏论列此事。皇上当天就下诏命杨存中不要出行，公留在真州和扬州，大力整治两淮防务；命魏胜守海州，陈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理高邮、巢县两座城，作为大军的后勤根本；修筑滁州的关山，以扼守敌军的要冲；在淮阴集中水军，在寿春、庐州集中骑兵。大体说来，敌人来攻打泗州，粮道迂回遥远，城中两万多士兵足以防守，还可以乘敌人疲弊而取胜。如果敌人出奇兵从淮西而来，就清空田野、坚固营垒，使敌人无从掠夺；敌人既不能前进，再集中兵力攻打，就可以大败他们。然而当时我军撤退不久，人人都不能自保。公命朱熹前往建康，带着家属来维扬，众人的情绪这才大为安定。两淮各郡县都增修房屋，人物往来兴盛，甚至乡村也都形成聚落。皇上又召朱熹入朝奏事，公附奏说：“自古以来有大作为的君主，一定有心腹大臣彼此共同谋划、志同道合，以成就治国功业；不能有丝毫间隙，然后上下响应，像影子跟随形体一样，事情才能成功。比如伊尹对于商汤，姜太公对于周；其次是管夷吾对于齐国，诸葛亮对于蜀国，书籍传记所载，他们始终的事迹都可以考察。如果不是这样，像在道路旁边建造房屋，怎么能够成功？何况安危祸福的征兆，报应很快就会到来，难道不可畏惧吗！” 如今边境大体安定，军队大体整顿，敌人因为受伤失败，势力还不能发动倾全国之力的进攻；但臣孤身一人，前后受人牵制，动不动就受到掣肘，陛下将怎样使用臣呢？希望陛下深思国家大计，精选天下隐居贤能的人，把朝廷内外的大权交给他们，任用要专一，信任要坚定，像前代几位君主那样，使谋划出自一人，不让小臣暗中离间，也不让不同的意见浮动摇惑；先治理内部，再向外谋求恢复，这样或许能使功效日积月累，太平可以期待。还望陛下想到，正当极其艰难的时候，遇到了自古未有的强敌；如果君臣不能彼此同心，早晚谋求恢复，不计较一时的利钝，最终谋求成功，实在恐怕岁月容易流逝，后悔难以追回，那是非常令人痛惜的。臣年老而且有病，希望陛下怜悯，赐臣告老，使臣在山林中等待治罪，不要让臣进退狼狈，成为天下和后世的笑柄。”皇上看了奏疏，对朱熹说：“虽然请求离职的奏章每天都来，朕决不允许。朕对待魏公格外优厚，始终不会被浮议迷惑。”公听说后，不敢再请求。当时皇上面对近臣，从不直呼公的姓名，只说：“魏公每次派使者来，一定命人察看我的饮食多少、肥瘦如何，他受到的眷顾礼遇就是这样。”八月，下诏恢复公的都督名号。金国都元帅布萨忠义和赫舍哩志宁一起给三省、枢密院写信，索要四郡和岁币等，并说：“今年整治军队，决定在农闲时进行，这是用来恐吓胁迫我们的。”公上奏说：“金国力量强大就来进攻，力量弱小就停止，起初并不在于议和还是不议和。假如有可以乘用的空隙、有可以投入的时机，即使使者接连不断地走在道路上，卑微的言辞、厚重的礼物无所不用，也不足以阻挡它的锋芒。如今伪帅的书信，大概是知道江南主张求和的人很多，想离间我们的心腹，扰乱我们已经形成的谋划，坐收全部功劳，以便日后任意发泄他们的愤怒和毒害。希望陛下深察这一点。臣实在是过虑了，只是私下担心迂腐儒生的议论不懂得国家大计，最终真的去议和。他们却不知道，三五年以后，敌人的战马日益增多，我方人心日益安定，而我方将士离心懈怠；到了那时，凭什么抵挡？然而今天内部治理尚未建立，许多人心怀私利，只重视保全自身，不考虑为国效力；军民的弊病又无人认真过问。不从这些根本处着手，却在末节上斤斤计较，恐怕没有益处。”当时朝廷想拒绝已经到来的归正人，全部加以禁制约束；而且不愿公多派间谍，担心引发边境事端。公上奏说：“自古以来创业中兴的君主谋求恢复天下，起初并不是有预先任用的将领、素来训练的士兵和一向安抚的百姓可供他们使用。”

译考察他们的施政安排，事情并非只有一种：有的从群盗中取得人才，有的得到投降的敌人，有的用夷狄来攻打夷狄；无不胸怀宽广，仰仗天道，俯顺人心，从而成就大功。后世仁德不能使人信服，处置又不恰当，逐渐导致投降者多有背叛；这不只是人为措施的错误，也大概是天命没有归附的缘故。如今陛下继承并发扬祖宗的基业，正致力于恢复，却首先怀疑投降的人，那么身边前后的人以及今天军队中的众人，谁又不能怀疑？何况将来进军安抚中原，必须先招徕他们，事情才可以成功。如果处置不当，反而激怒他们，将来人人自行成为敌人；这样的计策，难道不是错误吗？陛下将有经营天下的心愿，应当像天地和太阳一样以诚心待人，难道能同鄙陋之士只求保全自身的谋划相比，而唯独不相信天命吗？”又上奏说：“金国和我们有不共戴天的仇恨，挟持欺诈、使用诡计，无所不用其极。自宣和、靖康以来，金国专门用和议扰乱国家，反复诡秘，几乎没有一件真实可靠的事。如今他们这样背弃盟约，而朝廷还要重蹈覆辙，称之为信义，担心引发兵端，臣实在不能理解。从前宋襄公说君子不重伤、不擒获头发斑白的人，最终却在楚国败北，难道不是与此相类似吗？” 当时汤思退任右相。汤思退本来是秦桧的死党，尤其急于求和，于是派卢仲贤、李栻带信回复金国，并借用职事官的名义前往。公又上奏说卢仲贤是小人，许多事情荒诞不实，不能委以信任。皇上顺着公的意见，告诫不要答应割让四郡；但宰执却命卢仲贤等人答应割让四郡，认为只要不造成损害就可以。李栻到了边境，借故不前往，只有卢仲贤去了。布萨忠义用威势恐吓他，卢仲贤于是屈服，拱手表示回去后应当禀报皇命，答应割让四郡，希望带信再来。卢仲贤见到公，谎称金国有几十万军队，已经接近边境；如果不赶快答应割让四郡，今年冬天金军一定大举入侵，我们将无法抵挡；而且公是重臣，不应当留在江外，应赶快渡江。公知道卢仲贤被金国胁迫，便对他说：“我在这里已经整顿了边防，即使敌人前来，也一定奋力击破。何况侦察报告每天都来，敌人驻扎在河南的不过十万人；你这样说，难道不是在替敌人游说吗？”李栻又接到诏令，命他入朝奏事。公命李栻上奏说卢仲贤辱国无状，而且他所谋划的事情不知道是否出自朝廷的意旨，臣实在没有参与这项议论。李栻到达后，皇上立即召见他，首先询问卢仲贤的事情，李栻详细奏报了情况，并说：“卢仲贤不能不明确地正法惩罚；朝廷同他内外相应，不能不察。” 皇上发怒，把卢仲贤交给大理寺审理。汤思退等人惊恐不安，反而说卢仲贤能够说服金国，削去君臣之间的礼仪，只以叔侄关系往来，这就是功劳；他们用各种办法营救他，甚至和左相陈康伯等人在殿上叩头，请求离职。皇上很不高兴，仍然削夺卢仲贤的官职。汤思退及其党羽害怕，更加大力鼓吹和议，建议派王之望、龙大渊担任通问使和副使。公在远方，争辩也不能改变结果。公看见各军惶惑不安，归正人尤其不能自安，便发布榜文给各军，说金人妄自提出索取，如果胆敢渡过淮河，就约定日期决战。朝廷听说公发布了这样的榜文，都非常恐惧，只有皇上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公又上奏说：“臣听说朝廷派遣使者十分急迫，反复思量，实在不能安心。臣想到自己从前列入贬谪名册，接近二十年，颠沛流离、困苦不堪，又遭遇忧患，狼狈到了极点。臣之所以爱惜身体，不敢立即死去，也是因为身为臣子的义理，背负着与敌人不共戴天的深仇，终究希望有朝一日能够伸张平生的志愿，死也无憾。幸而遇到陛下刚刚即位，英武奋发，慨然有澄清天下的志向，臣因此才敢接受任命而不推辞。如今将士和人心一天天振作起来，而敌患从内部发生，军队又在外面长期作战；稍微拖延几个月，形势就会全部显露。再想到这个敌人如果势力有余，而内部又没有牵制，那么秋冬交替之时，一定会带兵长驱直入来要挟我们。” 既然求和也未必能得到什么，为什么还要派信约定日期？这实际上是畏惧怯懦，情形已经暴露得很明显了。即使他们敢派偏师深入，从淮西来攻打我们，对我们有利；对他们来说却不是福。因为三百里以内的野外没有草料和粮食，我们只要扼守而不交战，他们又能有什么作为？可是朝廷却这样急急忙忙地行动。再想到臣年老多病，见解和作为迂阔而不合时宜，自知资质浅薄，无法胜任国家大事，正想等到年老以后竭力请求退职。臣唯一爱惜的，是陛下的圣德已经闻名天下，正处于有所作为的时机；臣唯一忧虑的，是夸大敌人势力的奸计得以施行，到了后来再后悔就来不及了。否则，臣年纪已经超过防守边境的年龄，难道不想暂且享受安逸来度过此生？又何必偏偏在今天坚持与人不同呢？又上奏说，今年防备十分严密，从秋天到冬天，根本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当初如果金国没有给我们送来书信，我们本来就会这样做。不幸的是，金国派一个人带信来轻慢我们，朝廷却突然派人去自取其辱，纷纷因此行动，使内外人心都不得安宁，这关系到国家体统，影响极大。如今这次出使，事情尤其重大，怎么能再草率从事？这个敌人如果一定要侵凌我们，即使恳求百拜，也没有办法阻止；如果他们不能侵凌，又凭什么发动进攻？” 何况只希望侥幸敌人不来侵犯我们，急急忙忙地只作恳求免战、苟且求安的打算，臣实在不能理解。皇上赐亲笔信说明意旨，说将以宰相之位相待。公上奏极力辞谢，不久便被召赴行在奏事。公起初议论回复金国书信的事情，认为只应当轻装派一个使者前去观察他们的真伪，然后再作处理。到此时，才听说朝廷已经派王之望等人出使。十一月二十五日，公走到镇江，上奏说：“近来私下听说朝廷已经决定派遣使者，臣身在外地，起初并没有参与商议。臣想到徽宗、钦宗不幸未能回来，这是亘古以来非同寻常的巨大变故，凡是臣民，简直不如不活着；而八陵长期隔绝，百姓饱受战乱。国家对敌人的大义究竟应当怎样？何况金人凭借势力凌辱我们，移书侮慢，索要大臣，坐等索取土地，这些事情就在前一年发生。如今议论的人不致力于自强的办法，却因为敌方统帅送来一封信，便急忙派朝廷官员奔走到他手下；敌方再次送信，又想派侍从、近臣赶去听命；还将搜刮百姓的血汗来奉献给仇人，用侄子的礼节来侍奉仇人，以安抚为名欺骗陛下，实际却要实行和议。他们当然说：我们将先安抚敌人，再整顿兵政。却不知道使者一旦派出，岁币一旦送出，国书一旦承认对方地位，将士就会泄气，忠义之士就会离心，人心就会愤怒怨恨；这样还能够整顿什么兵政？”

译他们又不过说：“我们将安抚敌人，再治理财政。”却不知道如今即使派出使者，军队也不能裁减，防备也不能撤除，再加上岁币的费用，以及金国使者到来后还会有其他需求，这样还能够治理什么财政？由此可见，他们以安抚敌人的名义欺骗陛下，实际上是想实行他们过去的意愿。那些人只知道树立党羽，只顾自己的家室，只贪恋富贵，哪里还把国事放在心上？何况两朝皇帝的车驾已经断绝归来的希望，宗室近亲流落在金国朝廷，被杀害残害得几乎殆尽，却还想同他们结成和好，不知道这在天理上是否安妥？臣实在为此痛心。臣年老多病，所议论的又同朝廷大不相合，怎么能蒙受耻辱，再进入朝班，加重自己一向的操守的失败？况且陛下的朝廷之上，难道容得下狂妄而不合时宜的臣子混杂其中吗？臣虽然至为愚钝，也实在不忍同今天极力主张和议的大臣一起立于朝廷。伏望早日下令，罢免臣的枢密政务。臣如今抱病勉强走到前路秀州，听候命令。”皇上赐亲笔信说：“看了卿的奏疏，想在秀州听候命令，这实在不是朕所希望的。卿忠诚为国，天下人都知道。关于和议的事情，专等卿到来，当面把其中曲折全部说清楚。卿应当快些来。”随后又派内侍甘泽赐给公亲笔信说：“卿奉召入朝觐见，为什么在半路突然想避嫌自陈？” 军国大事正需要卿同心协力。已经派甘泽来宣召卿，卿应当体会朕的心意，迅速前来。”公因为皇上的心意非常深厚，不敢坚决推辞，又上奏说：“臣私下听到道路上的议论，说这次议和并非陛下的本心，而是有不得已的地方。臣询问士大夫，多数人也这样认为。臣过去曾经极力陈说不能议和，被秦桧排挤，几次濒临死亡，依靠太上皇帝保全保护，才得以有余生。今天的议和关系到国家大事，臣不敢爱惜自身，竭力为陛下陈述，不知道陛下最终能不能主持此事。还有更大的问题：人才混杂，风俗衰败，纲纪长期松弛，上下都苟且偷安，大大小小的弊病日积月累；内部治理和自强的办法还看不到头绪。如果竭力谋求改革这些弊病，用公正的原则统一约束，不顾浮议，那么怨恨诽谤的话就会寻找空隙、伺机离间，巧妙地造成伤害，事情一定不能成功。如果因循不改，一天拖过一天，拿什么治理国家？国政不能建立，拿什么抵御敌人？臣不知道陛下能不能在内部确立法度，在外部真正实行，君臣一心，不给敌人留下可以利用的空隙，来完成这项艰难的事业。因此臣吃饭没有空闲品味，睡觉也不得安稳，内心忧虑不已，好像面对明亮的太阳。” 臣思考怎样为陛下谋划、为社稷谋划，片刻也不敢忽略。不然，臣年老而命运多舛，粗略知道求学修道，哪里敢贪恋超过本分的荣宠，窃居朝廷职位，从而辜负陛下和社稷呢？”臣到达京城那天，希望陛下赐给臣一次清闲的宴见，使臣能够把内心的一点想法全部说完，权衡是否可行，使自己的进退都有依据，不违背道义，那就非常幸运了。”公到达后入宫觐见，皇上首先告诉公想专门委任他的意图。公又极力陈说和议的过失，皇上因此暂时停止和议，扣留金国使者所带的誓书，并命通书官胡昉、杨由义先去向敌方统帅说明四郡不能割让的意思。于是王之望、龙大渊在边境等待命令；皇上同公秘密谋划，如果敌方统帅一定要得到四郡，就立即追回使者，停止和议。十二月二十二日，朝廷任命公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都督的职务照旧；汤思退也转任左仆射。皇上告诉当值学士钱周才说，自己注意重用公，所以汤思退虽然是左相，公受到的恩遇却格外隆厚。公每次奏事，皇上总要留下他交谈；又不时召朱熹入宫应对，赐给公御书《圣主得贤臣颂》。汤思退等人一向忌恨公，到这时更加厉害。公进入辅政班子后，首先上奏应当从各地招纳仁德贤能的人，共同救济国事，皇上命他列举具体人选。公上奏说：虞允文、陈俊卿、汪应辰、王十朋、张阐可以担任执政；刘珙、王大宝、杜莘老应当立即召回；胡铨可以担任风宪官；张孝祥可以委以实职；马时行适合担任敢于直言的官员；冯方都可以作为近臣。朝廷官员中的林栗、王秬、莫冲、张宋卿，议论公正，可以担任台谏，都是当时的人才。公从太上皇帝时期就建议应当驻跸建康，以图恢复；皇上刚即位时，公入宫应对，也首先谈到此事；等到统领江淮军队，又每每申述先前的主张。到这时，公再次向皇上极力进言：“如今如果不幸不驻跸建康，过去的弊病就不能革除，人心就不能挽回，帝王的事业就不能成功。而且秦桧在临安二十年，实行使人沉溺于安逸的毒害政策，怎么能不舍弃它，重新谋划新的事业？大体说来，今天的一切事情都应当像太祖创业时那样，务必从简省约，专心以整治军队、安抚百姓为要务，这样国家或许可以得到救治；否则一天拖过一天，看不出有什么可行之处。”皇上深受感悟。通书官胡昉等人到了宿州，布萨忠义因为不答应割让四郡，把他们戴上刑具拘禁并加以胁迫；胡昉等人不屈服，布萨忠义无计可施，只好改变礼节把他们送回。皇上听说后，立即召朱熹谈话，并命他告诉公说：“和议不能成功，是天意；事情应当归于一途了。” 起初商议在四月进发，前往建康。公又上奏应当下诏召回王之望等人，皇上批示说：“王之望、龙大渊以及同行的礼物，一并追回。”汤思退等人大为惊骇，改约第二天当面奏事；到了第二天将近漏尽时，汤思退等人仍然坚持原来的主张，公以正理驳斥，他们便屡屡理屈。当天是三月初一，皇上将要到德寿宫，还没有登车，就召宰执到车前议事。汤思退、参知政事周葵、同知枢密院洪遵叩头极力争辩，皇上发怒，声色十分严厉。皇上从德寿宫回来后，再次批示说：“追回王之望等人的札子，应当赶快呈入。”皇上恰好去德寿宫时，太上皇帝也深为北方军队的骄横无礼而愤怒，说你们不能一意主张和议，恐怕会被天下人非议。汤思退等人害怕，于是将札子呈入，发出金字牌，命令迅速传递。公上奏说，胡昉等人能够不向敌人屈服，应当加以奖赏；先前卢仲贤擅自答应把国家疆土割让给仇敌，应当重罚。皇上下诏，卢仲贤除名勒停，编管郴州。公又上奏说，应当把这件事榜示各军，告诉他们布萨忠义拘禁使者、加以无礼的行为，使各军都奋发忠义，努力等待敌人，奔赴战功和功名；这样或许能使各军知道过错在敌人一方，也知道和议不能成功，从而激发士气、增加斗志。

译皇上命都督把这道诏令发布到两淮、荆襄、川陕，几天之内，号令焕然一新，朝廷内外的军民都仰慕皇上的英明威德。汤思退无计可施，又上奏极力主张和议，并请求皇上以宗社大计奏请太上皇帝，然后再行动。皇上亲自在奏章后批示，交给三省说：“敌人无礼到这种地步，卿还想议和。今天敌人的势力已经不是秦桧时期可比，卿的议论还不如秦桧。”按照旧例，宰相每天由一人开启御封；这天正好轮到公开启，开启后立即转给汤思退看，汤思退大为惊骇，把批语藏了起来。此前，皇上已经决定临幸建康，汤思退等人起初并不知道；后来他们在皇上面前奏事，言语屡屡理屈，于是请求说：“和议不能成功，敌人到来时将怎样对付？”皇上说：“朕已经决定临幸建康。”汤思退等人脸色大变。等他们又看到批语，便表面上装作惊恐，递上请求奉祠的奏章，暗中却同党羽谋划陷害公，行迹诡秘，外人不能完全知道。过了几天，忽然有诏命公巡视江淮。公知道只要自己离开一天，奸人一定会任意行事；然而催促出行的诏令接连下达，而事情的成败又不是人力所能决定，于是出发。公刚离开国都城门，汤思退就同右正言尹穑密谋，日夜急切地寻求离间公的办法。公还没有到镇江，路上遇到王之望等人返回。公见王之望极力主张和议，便秘密上奏此事；汤思退等人也彼此暗中谋划，认为如果不毁坏防守，公就不能被罢免，和议也不能成功，于是命王之望等人大肆诋毁防备，说防守一无可恃。汤思退等人又暗中以官爵诱导诸将，命他们上奏文字，称敌人强盛，把自己说成畏惧怯懦；尹穑专门主持这一主张，用尽各种办法诋毁公。公接受江淮的任命已经两年半，想到国家多难，强敌尚未平定，忧虑恐惧、谋划思考，睡觉不得安宁，吃饭也没有滋味；无论严冬酷暑，都劳心慰问将士，接纳归正之人，讲论军务，从未有片刻懈怠。即使年轻人的精力也有赶不上他的地方，而公因忠义激发奋进，竟从不把这些当作劳苦。各军都感动喜悦，有人甚至不等号令便主动服从。公所招集来的山东、淮北忠义之士，实际编成建康、镇江两军，共一万二千多人。万弩营招募的淮南强壮之士和江西群盗，又有一万多人，由陈敏统领，守卫泗州。淮南士兵知道泗州是两淮的要塞，都愿意以死守卫，甚至带着父母妻子前往。海州、泗州、高邮、巢县、和州、六合等重要地点，都已经修筑完成。凡是可以借助水势作为险要的地方，都蓄水形成水柜，并增置江淮战舰。各军的弓箭器械全都齐备。隆兴二年冬，金国在河南驻扎十万重兵，制造虚声来胁迫议和，前后多次这样做，都说约定日期决战。泗州将士天天盼望敌人到来，建立大功；敌人也知道我们的防备十分周密，最终不敢行动，反而采取防备我们的策略。到这时，公又以宰相身份前来慰问各军，将士无不踊跃奋发，军队声威大振。金国听说公到来，也下令宿州的军队撤回南京，沿边清空野外，以等待淮北归正的人不断前来。山东豪杰全都派人来接受节制。公晓谕他们说：“淮北、山东的人仰慕国家的恩德，厌恶痛苦于敌人的暴政，占据山险，抵抗敌兵，到今天已经多年。你们的首领冒着艰险远道而来，详细说了你们的忠诚勤劳，令我十分痛惜。我已经全部奏报皇帝，并登记记录你们的功劳。将来大军进攻敌人时，百姓可以从侧面配合援助，白天惊扰、夜间劫掠，抄断敌人的粮道。这样敌兵深入之后，我们就应当连续攻占城邑，痛击消灭敌人；如果功绩果真建立，封爵分封土地，朝廷都不会吝惜。但应当观察时机、估量力量，不要轻率行动，反而落入敌人的计谋。如今本朝正在厉兵秣马，等待天时，你们也应当训练学习，等待王师到来。” 公又认为萧琦是契丹四军大王的孙子，沉着勇敢而有谋略，想让萧琦统领全部投降的契丹人；同时发布檄文晓谕契丹，大意说：“本朝同契丹有兄弟般的友好关系，不幸奸臣误害两国，都遭受了女真的祸害。如今契丹祭祀断绝，皇帝没有一天不想到这件事。你们如果能够结盟响应，本朝一定会恪守保存将亡、继承绝祀的道义。”金人更加害怕，于是制作反间书信，雕版印刷，散发在边境上，类似后周用来离间斛律明月的办法。督府参议官冯方，朝廷中一向有直声，遇到事情不躲避困难，巡视两淮各地，修筑治理城垒，最为劳苦。汤思退等人因为他出力很多，尤其憎恨他，便命尹穑弹劾冯方不应修城、浪费钱财，前后两次上章。冯方被罢免后，尹穑又弹劾公耗费国家财用无数。公上奏说，督府派遣间谍探查、供给官吏等人的两年半费用，实际不到三十万缗；其余都是修城、造船、制作器械、招募军队等费用。皇上把公的奏疏拿出来，汤思退和尹穑的议论理屈，于是开始谋划再制造其他事情。殿前军统制张深守卫泗州有功，军士都安于他的统领。忽然有诏令罢免张深，改用赵密的儿子赵廓代替他。公到达淮东，询问得知情况后，上奏请求留下张深；尹穑却把这件事指责为公抗拒命令。汤思退等人又彼此谋划，认为皇上厚爱公，一定不肯立即罢免他；只要先罢去公的都督职务，公自然就会引退。尹穑按照汤思退的计策上奏弹劾，而公自从听说冯方被罢免后，已经上奏请求撤销督府；皇上下诏同意公的请求，公也上密封奏章极力请求交还政权。尹穑接连下诏书更加用力地诋毁公。左司谏陈良翰上奏说，像公这样忠诚勤劳，又是人心所归，不应当让他离开国家。皇上对陈良翰说：“本来没有这样的事情；况且当今的人才，谁能超过魏公？卿应当遍告侍从、台谏，使他们知道朕的这个意思。”侍御史周操一向同陈良翰意见相同，到这时争论得十分激烈。然而这时公留在平江虎丘请求退休的奏章已经上了八次。皇上察知公的诚恳，想成全他离去。四月二十二日，朝廷任命公为少师、保信军节度使、福州判官；汤思退等人于是决定实行割让土地求和的计划，并且命宣谕司和统领司查核督府的文书、钱物，吹毛求疵地寻找问题，最终什么也查不出来，只好作罢。公极力辞谢诏命，皇上不允许，直到五六次之后，才授予他醴泉观使。公虽然离开朝廷，却不敢因为避嫌而隐瞒事情，上奏说尹穑奸邪，必定会误国；又上奏劝皇上努力学习、亲近贤人。旧日的朋友和门生有的劝公今后不要再过问时事，后来即使有召命，也不必起身赴任。

译公慨然对他说：“君臣之间的道义，在天地之间无处可以逃避，何况我承受两朝厚恩，长久尸居重任，如今即使离开国都，仍天天盼望皇上的心意醒悟；如果有所见解，怎么忍心不说呢？”皇上又想任用某某，他本应当天就出发，却敢以年老有病为借口，像您诸位所说的那样，他还有什么心思呢！”听到的人都肃然起敬。公因连年劳累，近来才得到退休，已经觉得衰弱疲惫，加上害怕暑热，未能立即回长沙。行至余干，借宗室赵公頙的住宅寄居。住宅南面有一间书室，公给它取名“养正”，并作铭文说：“天下万物的运动，以正道而归于一。正道的根本在我自身，能培养它就会吉祥。大道贯通天地，万物由此化生。精心思考，努力实行，早晚都不要忘记。”每天读《易》，更改订正以前的说法，还说：“希望能防止自己未死之前在学问上有所进益。”又取《易》的卦象题写在座位两旁。右边写道：谨慎言语，节制饮食；奉行天命以实现志向，反省自身以修养德行。亲友来访，他总是同他们讲论古道，整天也不感到疲倦。大概他的心志纯一，无论出仕还是退处、行动还是静止，都如此。孟秋十六日，公祭祀祖先，祭奠完毕后跌倒。公起身叹息说：“我的寿命恐怕不长了。”亲手写下家事交给两个儿子，又确定祭祀和丧葬婚嫁的礼仪，让他们遵守。他说：“丧礼不必采用浮屠氏的仪式。”又说：“我曾经辅佐国家，却不能恢复中原，彻底洗雪祖宗的耻辱，因此不想归葬在先人的墓旁。如果我死了，葬在衡山脚下就够了。”到了仲秋二十日，他还为饶州王十朋作《不欺室铭》，其中说：“广泛观察万物，内心却始终专一。怎么能在片刻之间产生欺骗之心？即使独处暗室，也应做君子，敬慎守义，丝毫不敢懈怠。”二十二日，才开始卧病。二十八日，病势加重，在申时命儿子栻等坐在面前，问国家是不是已经放弃四郡了；又命人写奏疏请求致仕。天黑后，命妇女们全都离开。半夜去世。此前六月末，一颗大星坠落在赵氏住宅养正堂北面，光芒如同白昼，赵氏全家都大为惊骇。第二天收到公的书信，信中说想来这里寄居。讣告传到朝廷，皇上震惊悲悼，停止视朝两天。有诏追赠公为太保。栻等不敢违背公的遗志，扶护灵柩回到潭州。这年十一月辛亥，葬于衡山县南岳北面的丰林乡龙塘原。公从小就有救济时世的志向，从未读无益的书，从未写无益的文章，勤勉不息地寻求贤士、结交益友，讲论当世事务；听到四方百姓的利害忧乐，总要记在册子上。即使是一个卑微的小民，他也要屈尊详细询问。在京城中，他亲眼看见二帝被掳北去，皇族遭到拘系劫掠，百姓饱受涂炭，于是发誓不与敌人共存。国家处于艰难之际，事情有危险疑难时，别人正畏惧躲避、退缩不前，他却挺身承担，从不因生死而动摇心志。南渡以来，士大夫往往倡导议和；其中贤能的，也不过是谋求保守江南，私下庆幸眼前无事，最终却没有谁知道这是一场大变故。唯独公毅然把敌人未灭视为自己的责任，一定要端正人心、洗雪仇耻、收复失地、振兴遗民；颠沛流离、遭受百般灾难，志向反而比金石更加坚定。晚年又得到机会，志向更加坚强。虽然上天吝惜让他建立功业，使公困于谗邪之人的诽谤，不能最终实现志愿，但他彰明天意，扶持人伦，使天下人清楚知道国家是祖宗托付的重任，人民是祖宗培植留下的遗民，绝不能因贪图安逸而留下祸患；那么，他用来匡正君主的深意，难道不是明白地让天下共同鉴察了吗？公在皇上面前议论政事，总是务求把道理说尽，以期皇上听从，绝不为了苟且求激烈而发言。他担任官职时，无论事情大小，必定亲自过问。把国事看作家事，把百姓的疾苦看作发生在自己身上，至诚恳切的心情贯通上下。平生四次受到贬谪诏命，在炎热的南方居住了二十多年，始终拳拳不忘君主，距离越远，忠心越深厚。看到朝廷有一项举措是好的，他就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有一件事不合心意，他就忧思整夜不能入睡。他曾说：“侍奉君主的人，必须使这颗心纯一，然后才能感动君主、取得回应。”他的忠义从壮年直到老年，无论被任用还是被舍弃，从未有片刻间断。侍奉太夫人，他总是事先体察她的心意，顺承她的志愿，和婉愉悦、顺遂适意，极尽曲折周到之能事。奉养恭敬谨慎，寒暑都不改变。家人和妻妾儿女看见公亲自带头，没有人敢不恭敬。有时公离开太夫人身边很远，每当觉得心绪不佳，就说：“太夫人莫不是病了吗？”派人去问，果然那天太夫人正在服药。太夫人性情严肃，有时脸色不和，公便拱手站在左右，局促不安，仿佛无处容身，等太夫人心情舒缓后才敢安坐。他从膝下侍奉到白头，始终如一日。太夫人去世后，看见她平日使用的物品，没有一次不流泪。他时时保持敬意，时时怀有孝心，孝诚深厚至极。上至宫禁，下至民间，无不为之叹息。士大夫、军人和百姓听到他的事迹而奋发，仰慕他、以他为榜样以及因之惭愧悔悟、改正行为的人，多得数不清。对于兄长徽猷公，他友爱弟弟，情谊深厚；甚至教养兄长的儿子，与教养自己的儿子没有一点不同。设置义庄来救济宗族中贫穷的人，甚至母族的丧葬婚嫁费用，也都从义庄中供给。每年按时祭祀，他必定预先告诫上下大小人员，使各人都严肃恭敬；洗涤祭牲、准备器具，也一定亲自到场。祭祀时肃穆庄严，仿佛祖先亲临。时令食品和新收获的物品，必定先献给宗庙，然后才敢食用。祭器选择精美洁净的，专供祭祀，不拿作其他用途。他一向能饮酒一斗多，等到被贬连山时，太夫人说：“南方气候炎热，应当少饮酒。”他立即不敢再饮。后来再次见到太夫人，太夫人命他饮酒，他才饮用，从此终身不超过三杯。取用器物，只求有用，不问美丑。平生没有玩赏嗜好，看天下万物都淡泊无心，没有什么能够动摇他的心志。平日居处、饮食都有固定的节度，即使在内室，也没有戏谑的言语、懒惰的姿态；从不偏斜而坐，从不高声急叫、匆忙行走。说话必有教益，行动必有法度。高尚的德行日益更新，直到老年也没有止息。到了余干，在还没有卧病期间，早晚都温和恭敬，没有丝毫懈怠的神情。临终写下的两篇铭文，直到今天读来仍能使人悚然起敬。公的内心虽然不容易用语言形容，但从这里也可以略见一二。他大概天资纯美，涵养深厚，以至德行成就而品行尊崇，并非勉强努力所能达到。公的学问以天理为根本，尤其深邃。他在《易》《春秋》以及《孟尝论》《易数论》中说：“《易》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

译太极就是一，两仪使它成为三；分为阴阳二体后，便有七、八、九、六的数，共五十五。这是天地的中数。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大概一、三、五、七、九相加为天数，而天数不过五；二、四、六、八、十相加为地数，而地数也不过五。天地奇偶之数合起来是十，总数就是五十五。自然的数都不离开中道。因为居中，所以能够变化；因为能够变化，所以道才不会穷尽。圣人神妙而明察地运用中数，因此消长盈虚的奥妙、闭合开辟变化的规律，都掌握在我这里，行动和静止都不会违背它。中道是最高的境界。”他又曾论述刚柔的意义，给子侄们看说：“君主之道以刚为主，但行动时运用柔，所以乾卦发动便转为坤卦。臣下之道以柔为主，但行动时运用刚，所以坤卦发动便转为乾卦。因此，坚决要远离声色，坚决要斥退小人，坚决要辅佐帝王，坚决要安定社稷，坚决要安抚人民，坚决要使四夷服从，这些都是乾的刚健。君主在内心遵循这种刚健，而主要体现在意志上。至于礼敬臣下，礼遇贤才，抚恤四邻，爱护百姓，救济孤儿寡妇，虚心采纳善言，舍弃自己而听从他人，他的行动无不属于柔顺。不敢抢先倡导，不敢首先发动，谨守礼法，安守名分，安然面对进退，守住职责本分，这是坤的柔顺。臣下在内心获得这种柔顺，并且有所承接。至于敢于冒犯君主的威严而争辩，舍弃生命以尽忠节，可以把六尺之孤托付给他，可以把国家的命运托付给他；宁可被杀也不可受辱，宁可困穷也不能使他做不义之事；守护忠义的大训，在当时消弭患难，谋划重大方略，判定重大疑难，神色庄严地立于朝廷，使华夏和夷狄都畏服，他的行动无不属于刚健。”所以善于观察《易》的人，必定要观察刚柔的中和，并探究它们运用的道理，那么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或得或失、或悔或吝、或吉或凶，都可以类推了。不懂得刚柔的运用，就不能谈论《易》。胡铨请求公为他所著的《春秋传》作序，公告诉他说：“《春秋》所记载的无非人事：明显的事，先发端于人心，表现于人事，回应于上天，丝毫不差。孔子编叙四时，称说天王，是说顺应天意就能治理天下，生养万物的功业由此兴盛；违背天意就会混乱，生养万物的功业由此止息。这是为千万世所作的教训，最为明白。因此，用一句话概括《春秋》的意义，就是：‘不过是天理罢了。’”唉！假使君王知道有天，那么诸侯就知道有君王，大夫知道有诸侯，陪臣知道有大夫；顺次推行这样的道理，自然能够得到秩序，又有谁会制造祸难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 大概君王知道有上天而敬畏它，言语行动必定诚信，政令教化必定建立，喜怒必定公正，任用和罢免必定适当，升降必定分明，赏罚必定实行。那些列国诸侯，即使说自己强大，难道敢于违背天意而不恭敬，重重违背天下人的心意，自己招致诛灭吗？周朝的治道衰落以后，君王不能成为真正的君王，不能端正自身、施行礼制、奉承天意，以此向天下大明赏罚。《春秋》正是为此而作，用我的褒贬代替上天施行赏罚，希望善人受到勉励，恶人感到畏惧，乱臣贼子改变心志，不再接连出现在后世。天地最大的德行，才开始普遍施加于万物。圣人以天心为先、以天道为法的要旨，没有比在这部书中表现得更明显的了。公在本朝大臣中最推重李文靖公，认为他具有接近三代的气象，又认为寇忠愍、富文忠、范文正的事迹可以作为法则。他曾说：“寇莱公从澶渊回来，以在城下订立盟约为耻，更加劝皇上修养德行、建立政事。既然没有被任用，才有了封禅东封、西祀的说法。”郑公出使辽国回来，以议和为耻，把自我治理作为急务，不接受枢密院的赏赐。范文正从西部边境入朝，参与大政，劝仁祖打开天章阁，让大臣分条陈述时务，大力修治政事。范文正所拟定的二十条，无不切中要害，但也未能施行。假使三位公能够充分施展谋略，作为治国准则，那么王业一定不至于不到二百年便中途衰微。将来我归老山林时，应当在破旧居所旁建一座三贤堂，希望早晚思念想象他们，仿佛看见其人；难道三位公的作为恰好与公的心意相契合吗？他每次教训诸子和门人都说：“求学以礼为根本，礼以敬为先。”又说：“求学的人应当使内心清明，默默保存圣贤的气象，时间久了自然会有自己的见解。”看见别人有一项善行，他就为之高兴，喜悦之情表现在言语神色上；子侄们的言语行动稍有不合道理，他就对着他们忧愁不悦，别人自然受到感动。公最初娶杨国夫人乐氏，过了十天便接到召命，立即入朝。等到做侍从官时，有人因公正值壮年，劝他买妾，公说：“国家如此，太夫人又远在异地，我哪有心思做这种事？”于是终身没有纳妾。第二次娶蜀国夫人宇文氏，贤明善良而谨慎，与公志同道合。侍奉太夫人完全合乎礼法，鸡刚开始鸣叫便已戴好冠帔站在寝室前，等太夫人睡醒；夜里则等太夫人睡熟、呼吸平稳安定后才离开。饮食、汤药，一件件都亲自照料。太夫人曾说：“我的儿子孝顺，上天赐给我贤德的媳妇来成全他的孝心。”内外宗族都敬重仰慕，没有一句非议；她的起居饮食也都像公一样有固定节度，始终不变，夫妻相对如宾客。公地位显贵后，从未谈及宇文氏娘家的私事。每次教训诸子都说：“我从早到晚战战兢兢，走在地上如同走在薄冰上，只怕一句话说错，一件事做差。”她的德行确实足以与公相配。她先于公五年去世，葬在衡山，与公同一墓地而墓穴不同。生有两个儿子，长子栻，官右承务郎、直秘阁；次子杓，官右承奉郎。公所作奏议务求平实明白，不写虚浮言辞，通常口述让子侄记录，全部发自内心，不改动一个字。有《绍兴奏议》十卷、《隆兴奏议》十卷、《论语解》四卷、《易解》及杂记共十卷、《春秋解》六卷、《中庸解》一卷、《诗书礼解》三卷、文集十卷。公的忠心贯通日月，孝心感通神明；盛大的德行接近圣贤，深奥的学问蕴藏于心；功勋通达而保存于王室，恩泽留在百姓之中，威名震慑四方，声名流传后世。他一生的言语行为，不是编录所能全部记载的，谨慎地摘取其中大略，以备献给君父，交给史官，流传无穷，并且将借此请求当世能立言的君子为他作传述说。谨具此状。乾道三年十月日，左迪功郎、特差监潭州南岳庙朱熹撰状。《晦庵集》卷九十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