晦庵集卷八十一

译题写西台的书法。西台的书法在当时算是有法度的名迹，不能同唐中叶以前的笔迹相提并论。仔细观看这件帖，也没有看出像延之所说的那样。新安朱熹仲晦父。题写荆公帖。先君子从小好学，家中收藏着几纸荆公的遗墨，其中伪作大多能够辨认出来。先友邓公志宏曾评论这件事，说他在河洛学习道学，在元祐学习文章，却在荆舒学习书法，这是无法理解的。如今观看这件帖，笔势飘逸，大体同家中收藏的作品没有不同，只恨不能让先君看到它，因此感到哽咽，写在帖后。朱熹书写。题写荆公帖。我家收藏有先君子亲笔抄写的荆公这几首诗。如今观看这卷，才知道它原来是临摹本。恐怕过几十年，未必还有人能够辨认出来，所以略记于此。新安朱熹说。题写《力命帖》。《力命表》过去只见过近世的刻本，今天才得以看到贞观年间所刻的本子，实在深感庆幸。然而字太小，加上眼睛昏花，几乎不能看出它的精妙之处，又惭愧自己见到它太晚了。日后见到右方诸位先生，一定要请教此事。只是还不知道他们所见的看法，究竟和我的意见如何。朱熹，字仲晦，父题。题写《乐毅论》。新安朱熹观看王顺伯所收藏的《乐毅论》《黄庭经》《东方赞》，都是过去没有见过的作品，抚摸观赏、感叹了很久。题写《兰亭叙》。淳熙壬寅年上巳日，在会稽郡治西园饮酒修禊回来后，我又观赏王顺伯所收藏的两卷《兰亭叙》，这才相信所谓“世代不同、事情变迁”，后世也将会对此文产生感慨。等到看了诸人的题跋，又知道不只是防礼一人因此事聚讼纷纷。我把这些话写在卷子左边，以引起后来人的一笑。也许还有人把笺奏中关于功名的话归于王羲之，那大概只是见过杜德机罢了。晦翁题。题写钟繇法帖。这篇表的年月，我过去从未深入考察过，但本来就怀疑其中所说的征南将军是曹仁。如今看王顺伯的论说，恰好与我的意见相合。当时的字形笔画还保留着汉代隶书的体势，由此可知，这件《墓田帖》以及官本《白骑》等帖中的字，确实不是钟繇所书，这一点毫无疑问。朱熹记。题写法书。我从前曾经喜爱法书，但提笔运墨，总是丝毫不能形似，因此后来便懒怠荒废了。如今观看这件法帖，更使人不再存有其他念头。今人不如古人，难道只有这一件事可以这样说吗？从今以后，希望自己能够自强。朱熹书。题写曹操法帖。我年轻时曾学写这篇表，当时刘共父正在学习颜真卿的《鹿脯帖》。我拿字形笔画的古今不同来讥笑他。共父对我说：“我所学的是唐代的忠臣，你所学的是汉代的篡贼罢了。”当时我默然无言，无法回答。如今看了这件作品，想到天道会降祸于淫恶之人，使他们不能终享其天命，更加感受到共父当年这番话的意义。晦翁题。书写玉玺。臣朱熹恭敬地想，我太祖皇帝承受上天光明的使命，拥有九州的军队，当时大概还没有得到这方玉玺。绍圣、元符以后，事变多得说不完了。臣朱熹恭敬书写。题写王右军法帖。随着事情的变化而决定出仕或退隐，本来就是谢万所说的药石之言。然而王右军未必真能践行这句话。难道他已经完全看清了自己，于是超然远去而不再顾念了吗？我把这张纸反复读了三遍，想停下来却不能。后世的君子，应当会有人懂得其中的意思。朱熹，字仲晦，父题。题写在诸人赠给路君的诗后。路君在防桥抗击贼军，亲手斩杀凶恶的首领，他的功劳非常大，但所受的奖赏却没有与功劳相称，知情的人都为此遗憾。然而路君才气超过常人，遇到事情从不苟且，决不是终身都不得志的人。看这卷诗，确实有许多奇特的语句，而我对签书沈公的话尤其有所感触。路君只管努力罢了。淳熙壬寅九月丙申，朱熹题。【沈公大概是叔晦的尊人，当时任越州签判。路君名岩卿，曾任蕲水尉。】题跋喻湍石所书《相鹤经》。我旧日收藏《碧虚子相鹤经》的石刻本，心里很喜爱它。如今观看湍石喻公所书的本子，法度谨严，而意态疏淡萧散，由此可知，前一种书法反而是被法度束缚了。淳熙壬寅腊月庚申，朱熹。题跋朱希真所书《乐毅报燕王书》。我曾经遗憾王右军没有书写这篇文章，却去书写夏侯的论说。如今观看玉山汪季路所收藏的伊水老人手迹，不知老人是不是也有和我一样的遗憾呢？季路将把它刻在石上，以流传永久。我知道有志之士看到后，一定还会有人废书而哭泣。淳熙壬寅十二月庚申，新安朱熹书。题跋朱、喻二位先生的法帖。书法之学没有比唐代更兴盛的了，但人人都凭借自己的长处来表现自己，于是汉魏的楷法便废弃了。进入本朝以来，名家相继传承，也不过是把唐人为法。到了黄庭坚、米芾，字势欹斜倾侧、媚态横生，狂怪怒张的风气达到极点。近年朱鸿胪、喻工部出现，才能超然远观，上追千年以前的钟元常，这已经很奇异了。所以我曾汇集他们的墨刻编成此卷，其中尤其以《乐毅书》《相鹤经》最为绝伦。不知道鉴赏之士认为怎样？题跋应仁仲所刊刻的郑司业诗。郑司业在金华被征召时所作的八首诗，慈祥温厚的气息自然而然地流露在笔墨和章法之外。他的门人应仁仲刻成石本摹本寄给我，我反复诵读赞叹，仿佛见到了诗人的本人，不禁为之流泪。淳熙乙巳正月庚戌，朱熹，字仲晦，父书。题跋《蒋邕州墓志铭》。起初我读张敬夫的遗文，看到他所记载的蒋邕州事迹，常常遗憾不能详细了解蒋君的为人。有一天，新任攸县的蒋县令来访，拿出张安国为他先人墓所写的文章，原来就是邕州公。我又惊又喜，赶快读了好几遍，舍不得放下。后来又看刘文潜的题跋，才知道蒋君留下的恩爱至今仍在人们心中，长久不衰。唉，世上本来从来不缺乏人才，只是他们生在偏远贫困的小县，既没有条件振作自己，又懂得自重，不肯迎合世俗以求取宠幸，于是沉沦在低级官僚之中，不能施展自己的才干，这样的人实在不少。像蒋君这样的才干，晚年虽然得到小小的施展，但他的志向事业难道就这样完全限于已经施展的部分吗？这实在令人悲哀。文潜所说声律弊病和缀辑文章导致贤才被遗漏的弊端，尤其与人们的心意相合。章卿称赞攸县，曾经谈论过荆西的盐法，因此我得以向他询问。又为邕州家传的家法没有失传而高兴，感叹不止，于是写在卷后。淳熙乙巳二月庚辰，新安朱熹。

译题跋郑威愍遗事。郑威愍公率领疲弱的士卒，守卫一座孤城，来抵抗正在强盛的暴乱势力。邻近的援军已经断绝，于是他以身殉国。我读到褒奖追赠他的诏书，以及他家刻印的墓志铭时，没有一次不是反复诵读而流泪的。忠义的本性，出自人心所秉持的常理。那些受名分约束、委身任职来侍奉他人的人，更应该把这个道理思考成熟。然而我看从前中原遭遇祸乱时，一时之间士大夫挺身而出、以身殉国、死守职分的，像郑公这样的人为什么如此少呢？难道不是因为义与利的界限平时没有辨明，取舍的原则平时没有确定，一旦仓促遇变，便贪生怕死，只知道追逐私利吗？唉，像郑公这样的人，可以说是保全了自己的本心，在做人臣的义理上没有一点惭愧了。凡是拥有国家的人，本来就应该殷切地褒奖记录这样的人，把他作为勉励臣子的榜样，使他们有所向往仰慕，受到感动激发而奋起发扬忠义的良心，并不只是为了偏爱郑氏的子孙而已。因此我私下恭敬地把这些话记在后面，以告知观看此文的人。淳熙乙巳三月甲申朔，新安朱熹书。题跋米元章法帖。米老的书法像脱缰的天马，追逐疾风闪电；虽然不能用奔驰驾驭的节制来规范它，却自然不妨碍它痛快淋漓。朱君所收藏的这一卷，尤其奔放超逸；其中所写的刘无言诗，也有许多奇特语句，确实值得珍藏。淳熙乙巳三月晦日，朱熹，字仲晦，父，在建阳西山景福僧舍观看。题写在《欧阳文忠公集古录》跋尾之后。欧阳文忠公《集古录》所收的，大概有一千卷。近来我曾见过他的曾孙欧阳当世家中尚存二百本，但只有跋尾以及一两位名公的题字。他说那些石刻是在离乱以后散失的。如今看这四张纸，既然是从赵德父那里传来，那么在崇宁年间已经散落了。否则，难道这是草稿吗？拿它来校对文集所收的文字，其中有许多讹误、错乱和脱漏，应当据此订正。杨君所编的碑文集没有收录这一条，只是其中“中”字写作“仲”，“宗建武之元”写作“孝武”，恐怕反而是笔误。然而赵德父一生自己编纂的《金石录》也有二千卷，是欧阳文忠公的两倍，如今又在哪里呢？欧阳公所谓君子的名声流传不朽，不依托外在事物而流传，真是深知事理的话啊！我反复读来，感叹不已。淳熙九年重五日，颍川韩元吉书。《集古录》跋尾，用真迹校对印本，凡有不同之处，韩公已经论述得很详细了。不过，《平泉草木记》跋后，印本还多出六七十字，其中深深责备文饶说：“富贵会招来权势和利益，而喜好奇异、贪得无厌，因而招致祸败。”这些话尤其恳切，足以作为世人的警戒。况且文章的气势写到这里才有收束；在“又鬼谷之术所不能为者”之后，印本也没有这句话。凡是这些可疑的文字，都应当以印本为正。十一年四月既望，朱熹记。《华山碑》中“仲宗”一字写作“洪”，丞相在《隶释》中已经辨明，这是石刻本假借使用的字，并不是欧阳公的笔误。题跋周元翁法帖。法杨读书直到老年也没有停止，持论非常正直平实。他说，农家如果有一百钱、一斗粟的盈余，也一定要谨慎收藏起来，非到不得已不肯拿出，因此民众怎么会不贫穷呢？所以他住在山中时不营造土木工程，也不派遣弟子外出。他说：“我不忍心帮助蛀蚀百姓。”权贵人物有所求取，他一丝一毫也不给；遇到荒年，却煮粥来救活百姓。饿民哪里是容易得到的呢？哪里是容易得到的呢！希望先生把这些话一并写下来，可以吗？【这就是陆仓阙写给先生的信。】明州大梅老法杨，是已故龙图阁学士郑公向的曾孙。他收藏周元翁法帖以及郑氏先世手书一轴，曾经托山阴陆务观请我题跋，但还没来得及寄出，法杨就去世了。陆务观于是写信告诉我，并且说：法杨既已去世，这一轴手迹也无从交付他人；我写完之后，希望替他送到濂溪书堂收藏。周元翁的文辞书法之美，前辈已经多有称赞，并不需要等待我的评说。只是品味他的言论，知道老先生的学问传承，原来专门在程氏一脉，这一点实在令人感叹。杨公虽然没有机会与我相识，但按照陆务观所称述的情况，他家旧有的门风遗俗仍然可以想见。难道他也曾经后悔自己失身于此，却不能设法重新归返吗？这又尤其令人感叹。陆务观另纸所写的书札，笔迹精妙，寄托的情意高远。杨公赖以不朽的东西，大概就在这里，因此我选取它附在卷中，并在后面记下这些话。淳熙乙巳孟夏既望，云台隐吏朱熹，字仲晦，父书。题跋胡澹庵所作《李承之〈论语说〉序》。通晓经书的人，本来应当终身践行自己所说的话，这才不辜负所学。这句话的要旨，是用来警醒求学者的，可以说深刻而切实到了极点。然而士人之所以必须通晓经书，正是为了讲明圣贤的教诲，把它作为终身践履的依据，并不是只把分章析句称为通经，然后才要求践行言论、用实践来落实它。李承之君从庐陵来，拿出澹庵先生胡公所作的《论语解序》给我看。我整理衣襟反复诵读，仿佛承受先生的教诲，于是冒昧推衍其中未尽的意思，附在卷尾。李君如果能把我的浅陋之言拿来思考，那么或许就能知道先生推许、勉励和期待你的用意了。淳熙乙巳六月乙丑，新安朱熹恭敬书写。题跋胡澹庵和李承之的诗。蜀人李承之君到山间来拜访，给我看一编诗作。诗的气势奔放，句法格律却很严整，读起来使人兴味绵延而不厌倦。其间又拿出一卷澹庵先生胡公的和诗，都是先生亲笔所写。由此又知道李君诗才出众，已经得到名流如此看重了。于是我又想到，前些年曾经在临安见过先生一次，后来竟承蒙他推荐恩宠，却不知道自己凭什么得到这些。有人认为先生曾经读过我的诗而喜欢它。只是如今我已经衰落，承蒙的恩惠还没有报答；而李君才思雄辩纵横，深入了解西南地区的利弊，看来不只是诗才深厚，而且也经历了流离困苦，在道路上疲于奔波。难道先生所赞许的、认为可以与之谈论诗歌的人，就是这样的吗？想到先生再也无法相见，不禁长叹，于是在卷后写下这些话。淳熙乙巳六月乙丑，新安朱熹书。

译题跋《宋君忠嘉集》。庄周说：“你爱护父母，是天命如此，不能从心中解除；臣子侍奉君主，是义理如此，无论到哪里都不能不是君主的臣子，在天地之间没有可以逃避的地方。”古今以来都把这看作名言。然而依我的看法，父子之间的仁爱、君臣之间的义理，没有不是上天赋予的本性、百姓固有的常理。庄子却只把父子关系说成自然如此，而认为君臣相属只是出于形势所迫、不得已，这难道是对的吗？如今读东海宋君的事迹，看他挺身而出为国家报仇，冒着刀兵、踏入危难，濒临九死也不后悔；等到有一天抛下妻子儿女离去，以逃避异族衣襟的灾祸，处境已经困苦到了极点，但他改名换姓，仍然不能忘记国家复兴的念头。这难道是有什么不得已而勉强做的吗？由此看来，君臣之义正如我的论说一样，是没有疑问的；庄生所谓“我没有君主，禽兽就会吃人”的邪说，也可以不用辨析而自然明白其错误了。再看众人所记载的宋君生平，也还可以想见他奇伟磊落的气概。至于《挂剑》一章中的言语，尤其悲壮，我每次读到它，没有一次不流泪长叹。此前天子记录宋君遗留下来的忠节，使他的儿子南强获得官职；南强如今任南剑州沙县的县令，很有声望。他大概也会想到要做些什么，才不至于丢失先人忠义的教诲吧！淳熙乙巳七月庚戌，新安朱熹书。题跋范文正公赠送窦君的诗。一叶小帆飞驰而去，像轻盈的鸿雁。顷刻之间，随着春潮越过淛东。王谢家族的江山，早已萧条冷落。如今子真又使这里兴起了清正的风气。右边是范文正公的诗。鄞县县尉防无壁的事迹没有记载，窦君不知是哪里人，任官的年月也不得而知；但他能得到范公如此相交，必定不是寻常之人。然而他最终湮没无闻，世上几乎没有留下多少踪迹，这是为什么呢？新安人滕璘，字德粹，继任他的官职，认为这首诗不能不流传下去，于是凿治石碑，请我书写并刻上。淳熙乙巳八月壬戌，同郡朱熹书写并记在后面。题跋《溪上翁集》。须江严伯奋来访，拿出他先父溪上翁遗留下来的三大编文章，后面还有当代诸位贤人的详细题识。我与溪上翁是同年，但在他生前一直没有机会相识。如今读他的文章，气势浩瀚奔放，深入穷究事情的真相，却没有艰难辛苦的情态。至于四六文和五言、七言诗，尤其是兄延之的题评阐发，也已经把其中的妙处说尽了。他有一首梦中所作的诗，放在张司业、杨少尹的诗集中，几乎无法辨别，确实也是近世的佳作。伯奋请求我作序，恰好我正大病，头昏目眩，不能集中思考，因此只在后面题写这些话。并于淳熙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归还此集。新安朱熹书。题跋潘显甫字序。我十六七岁时，屏山刘先生给我取字元晦，并且用这样的话祝勉我：“树木在根部幽暗，到了春天，花容才明丽地开放；人处身幽暗，精神才会在内心充实。”我接受了他的话并照着去做，不努力涉入世事，后来遭遇祸患颠沛而归，这才知道他的话很有意味。读到颍川公所作的《潘氏子显甫字说》，我私下又深有感触，不禁长叹，便把这些话记在后面。显甫如果能把我的经历看作警戒，那么对于父亲和老师的教诲，大概就能领会了。这年冬十月壬子，新安朱熹书。题跋谢艮斋所作《静斋铭》。艮斋在长阳冲晦先生门下求学，得到他的宗旨，后来教导诱掖后学，勤勉不知疲倦。他所论求仁的功夫达到这样的程度，因此对宋子山的期望是深远的。子山难道不也应该用自己一天的努力，使这篇铭文不成为空话吗？卷中又有同年赵彦德的题字，读它就像见到本人一样，更加深切地感受到生者与死者之间的感慨。淳熙乙巳十月甲寅。题写在《顾侯射记》之后。顾侯凭借特殊科举奋发自立，射箭技艺精妙绝伦，我早已听说，却一直没有机会亲眼观看，等到顾侯任期届满时，他已经离去了。有一天他来到山间，拿出这篇记文给我读，我仿佛看见当时箭矢如星飞驰、靶子被射破，众人起身喧哗欢呼的欢乐，尤其遗憾自己不能成为座上客。敌寇虽然衰弱，旧日疆土还没有恢复，顾侯应当努力前进，以此来副合圣主教诲培养你的用意。淳熙丙午七月七日，云台外史朱熹书。题跋李寿翁遗墨。韩退之著书立言，排斥佛教和老氏学说，不遗余力。然而读他的《谢潮州表》《答孟简书》以及张籍为他写的侑奠之词，就会发现他在祸福死生关头的处置，比异教学派的人还有许多惭愧之处。他不能用这些道理深深折服自己的内心，也是应该的。侍郎李公用心研究《易》，直到终身。他平日从未深深斥责异教，但有时独自郑重地对我说：天地的变化，万物的终始，君臣、父子、夫妇的道理，性命的原理，幽明的缘由，死生的学说，全都完备于《易》中，不应当到那些不讲父、不讲君的言论中去求取，以至损伤风俗教化。他的话虽然简约，但实际功效超过韩子一倍。至于他一生的大节，不仅出仕退处、顺境逆境都没有一点可遗憾的地方，而且在生死关头也能如此超然。这足以说明我们的道统是有人的，也确实证明他所说的话没有虚妄。《易》所谓“默默地成就事业，不用言说而自然取信”，说的不就是李公吗？我没能跟随李公交游，但蒙受李公的厚意。他的儿子正夫把这件作品作为绝笔给我看，我因而得以捧读，便私下把自己的看法记在后面。淳熙丙午九月甲辰朔。题跋任伯起家中收藏的二苏遗迹。元丰年间，西南夷人与边疆官吏相处不和，愤怒之下将要制造事端。当时眉山任公伋，字师中，任泸州知州，说：“是我们理亏而他们有理，不能同他们争执，应当专门用恩惠和信义来安抚使他们归顺。”事情已经奉命办理了，但部使者中有人为了邀功而破坏他的约定，任公据理争辩却不能阻止。后来军队出征果然屡次失败，天子震怒，将领和官吏都被处死。部使者害怕了，连任公也牵连进去，反而诬陷他以求幸免。案件交给有关官署会同审理，还没有结束，任公就去世了。他的儿子三次向朝廷申诉，最终也未能得到昭雪。然而任氏从此世代都有闻名之人，龙阁公也终于凭借刚正不屈而在世上显达。如今他家收藏两位苏公所写的文、记、诗篇很多，其中诗还是亲笔真迹，而且对泸州之事反复致意。龙阁公的曾孙希夷将把它们刻在石上给子孙看，托我作序。我想，任公当日的心意，是知道事情和道理本来应当如此，因而不得不这样做，并不是因为羡慕美名、希望邀取后来的福报才这样做的。然而从今天看，他所得到的效果竟然如此，这难道就是《易》所谓“不耕种却有收获，不开垦熟地却有利于前往”吗？因此记述事情如上，使后来的君子有所考察。淳熙丁未七月己酉，新安朱熹书。

译题跋滕南夫《溪堂集》。婺源作为县，地处偏远闭塞，深入重山复岭之间；然而一百一十年来，杰出人才不断间或出现，如翰林汪公以及我的先父太史公，都凭借学问文章在世上显名而受人敬重。至于户掾滕公，虽然出仕稍晚，但他的才华志向杰出，远远超过同辈。譬如汗血宝马，落地便能日行千里，正要给它套上马具，系上铃铛，规范它奔驰的步调，以追赶汪、朱二公的高超成就时，却不幸短命而死了。他一生留下来的文章，保存下来的不到十分之一，因此侍郎吕公仁父曾为他作传。然而现存文章多是当时应酬应用之作，还不足以表现他的志向所在。唉，以滕公如此杰出的才干，如果能长寿一些，再到四方寻求师友来充实自己的志向，那么他的成就难道仅仅如此而已吗？淳熙丁未年，他的兄长孙璘到崇安来拜访我，拿出他的文集和这篇传记给我看，于是我长叹一声，把这些话写在后面。传记说滕公曾经写过一万字的文章，论述和战守御的利害，言论十分宏伟，如今却也没有收入文集中，实在可惜。吕丈这篇传记，笔力奔放而法度严谨，读者可以由此想见当时朋友之间切磋学问的盛况。九月丙辰，同乡人朱熹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年〕 题跋冯君家中收藏的诰书。黄巢之乱时，唐僖宗出居成都，任命王铎、郑畋为宰相，协力讨伐贼军。王铎以都统的名义发布檄文，召集各道军队进入西畿，驻扎在盩厔，于是贼军的势力衰弱，最终驱逐黄巢，收复长安。如今观看冯君的告身，其中注明中和二年十一月下达，正是这一时期的事情。诰书中所说的“右都”，就是西畿；所说的“吏部行在之印”，就是成都行省的印；所说的“太尉兼中书令而使”，根据旧史考证，就是王铎；但新史《王铎传》却写作“检校司徒”，错了。所说的“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就是郑不疑，而两部正史和《资治通鉴》的官称也没有不同。只是《资治通鉴》记载各道军队驻扎的地点十分详细，却没有提到福建，难道是因为福建路途遥远、到达较晚，所以没有列入记载吗？还是因为将领地位低、军队人数少，所以略去不记呢？福建地处偏僻遥远，而在这个时候竟然能够任命将领、派遣军队，奔赴国家的危难；冯君又能为此统率人众，跋涉万里，把生命献给君主和亲人。他的功劳虽然没有显著表现出来，但在忠义方面却已经非常充分了。他的第十一世孙允中拿出来给我看，并且说冯君的后代散居在剑州、邵州之间，成为三大族，子孙很多，仕宦之家延续不断。我认为，这难道不就是忠劳所得到的报偿吗？允中将把它刻在石上给三族的人看，使他们不要忘记祖先的本来志向，因此我记述事情的始末如下。淳熙丁未十一月甲子，新安朱熹书。题跋程、董二位学生的《学则》。道理不远离人，义理不在事情之外，所以古代施教的人，从孩子能够吃饭、能够说话开始，对他们进行训导、整治、规范，就没有不制定方法的，更何况是在家塾、乡党之学、遂序等教育场所呢？那些求学的人之所以在家孝顺父母，出外敬爱兄长，行为谨慎、言语守信，整天与众人相处而道德进步、学业修成，暴躁傲慢、放纵肆意的气息不表现在身体上，正是由于这个缘故。鄱阳程端蒙和他的朋友董铢共同编写这部书，将用它来教导乡里的子弟，使他们更新自立，大概保留了古代小学教育的遗意。我认为，凡是担任学校老师的人，如果能用这些原则来率领学生，那么所谓“大人有德，小子有成”的景象，就将在今天重新出现了。这样来帮助成就后王施行德政的意愿，难道不是很美好吗？淳熙丁未十一月甲子，新安朱熹书。题写在伊川先生法帖之后。已故端殿上饶汪公镇守蜀地时，曾得到这件法帖，又看到了邵溥的论说，因而对此有所怀疑，便抄录寄给我，让我审定真伪。我当时对汪公说，杨遵道记载，先生曾对学者说：“读《易》要像从来没有读过一样，不明白文字义理，必须先熟读三家之说，然后才有下功夫思考的地方。”他的说法正与这件法帖相合。然而细味他的话，本来就有抑扬之意，并不是说《易》的道理已经全部包含在三家所说之中。这件法帖确实出自先生之手，邵溥的话不足以成为瑕疵。况且其中所说寻求义理、融会贯通的话，也确实是读书的方法。近世学者考察义理不精，正是因为读书太草率。何况《春秋》的大义，几十条明白如日星，本来已经见于《春秋》的传和序；而这里所说的“不容遗忘”，又不是先生决不能说出的。三纲五常以及人伦的大原则、大法，有知识的人以上都能谈论，但一遇到细小的利害关系，往往就失去了自己的操守，正是因为学问不足以保全本心的正直，所以没有根基依凭而忘掉了它。既然已经能够自信这些道理不可遗忘，又不知不觉因事而流露在笔札之间，若不是先生德性深厚、仁心成熟，随处都能合乎道理，怎么能达到这种境界呢？谢君【缺】曾见过张思叔所记的师说，在崇宁、大观年间长期任太学官员，不知他最终是否能够尊重自己所听闻的道理。他的家中还收藏着这件法帖，如今制幕赵崇宪摹刻出来给蜀地人看，并把墨本寄给我；因此我记下前面所说的话，又在后面附记几句，使观看的人知道学问是有传承的，道理是有归宿的，并不只是把文字当作空洞的言论，用来哗众取宠罢了。淳熙戊申春二月乙卯【“哗”字一本作“希”】题写在《太极解》《西铭解》之后 起初我写作《太极解》和《西铭解》两篇，从来不敢拿出来给人看。近来见到许多儒者议论这两篇文章的错误，其中有些人甚至没有通晓文章的义理，就任意诋毁斥责，我私下对此感到悲痛。因此拿出这两篇解说给学生看，使它们广泛流传，希望防止读者只凭文辞而领会义理，并知道这两篇文章不可以轻率议论。淳熙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题。跋《东坡与赵德麟字说帖》神宗皇帝考察古制，制定法令来教育宗室子弟，这是为万世着想的大事。苏公阐明了其中的意义，用“德麟”给他取字，正是这样来期望他，意义难道浅薄吗！如今赵君善希能够得到这件法帖并珍藏它，那么他对此也有自己的用意了。希望他再加勉励，不要只是徒然玩赏其中华美的辞藻罢了。淳熙戊申夏五月既望，新安朱熹恭敬书写。书写在《杨龟山帖》之后 杨公、陈公议论《易》时有不同之处，但杨公的言辞却这样平和舒缓。两位先生之间，难道是因为有所嫌疑、畏避才如此吗？也是因为他们德性深厚、仁心成熟，自然没有鄙陋悖理之处。杨公对于先天之学有未曾讲明的地方，便空缺不论；他不自欺，也正是这样。尤其是后来的学者应当把这作为取法的榜样。淳熙戊申六月十六日，新安朱熹书。

译跋《杨遵道遗文》先父曾经为杨公遵道写过墓志记文，其中的议论大意都极其精深，而且说他一生写过数百篇文章，保存下来的只有十分之一二。我每次恭敬地读到家集中的这段话，没有一次不是合上书卷长叹，遗憾他的遗文散失，而那些幸存的文章也不能亲眼见到。近来才从将乐邓绹那里得到这部编本，而邓绹又是从杨公的孙子璿那里得到的。我急忙打开迅速阅读，惊喜万分。然而其中不过五六篇，墓志记文中所写的论说庄周的话又没有了；这样看来，比写墓志时已经散失的还要多。读到给伊川先生论《易》的第二封信时，我不禁感叹说：“这就是所谓阐发幽微、探究极致，像冰雪消解、真相彻底显露的文章吗？”至于陈、李两家异同的辨析，则遗憾没有办法看到他最终取舍的决定，可惜不能得到他的全书来考察。唯独其中说忏悔经疏、附葬母亲而开始迁葬，远祖享祀先祖却杂用异教礼仪，虽然说是后代所作，恐怕也不是杨公所应当作的。难道是年代久远，编次辑录时偶然有混入真文的情况吗？恭敬地把这些话写在后面，以告知读者：不但可以借此考察杨公的学问，也可以借此相信我先父的文章并不是世俗阿谀墓主的文字。墓志记文写成若干年后，才终于把杨公葬在某处。璿对邓绹说，杨公原先已经葬在将乐县垂惠乡珠林山，写墓志记文时，大概正准备改葬，所以才有那样的话。然而最终没有实现，并且想要托付朱熹重新订正墓志文字。朱熹辞谢说不敢，于是把这些情况一并记下，以说明事实。淳熙戊申八月壬辰，新安朱熹谨书。跋《陈了翁责沈》之后 陈忠肃公刚强方正、正直不屈的操守，得自天性；而他洞察义理越来越精微，陈述义理越来越恳切，则有学问的功夫在其中，是不可抹杀的。从这件法帖看，他克制自己、尊重贤者、虚心服从善言的心意，仍然可以看出来。墨迹如今收藏在他赠给兄长孙子、宗正之子筠的家中；建业、桂林、延平都有石刻本，只是字形笔画难免有小的失真，真正的墨迹却只有沙县有版刻本，更不足以流传久远。如今县丞黄东才重新依照墨迹摹写，磨石刻在县学祠堂里，认为本县之人到了百世以后，还应当有人重新听闻此事而奋发起来；他的志向实在深远。至于书法中流露出的精妙之处，刊刻得尤其精美，那种凛然不可侵犯的气色，仍足以成为激励贪婪者、扶立懦弱者的助力。桂林本有张敬夫的题字，认为其中阐发了陈公的用意，因此一并刻了出来。淳熙戊申十一月辛丑，新安朱熹恭敬地书写在它的左边。记参政龚公辞别皇帝时奏稿之后 参政龚公平生不喜欢谈论用兵，晚年离开朝廷后，议论时事的人却说，他在辞别皇帝那天曾请求大举出兵恢复失地，以迎合皇上的意旨。听到的人无不感到奇怪。我过去跟随龚公交游很久，曾经同他反复讨论这件事；虽然我们各自有所坚持，最终却谁也不能说服谁。到了这时，我私下独自认为龚公不应当有这种言论。龚公去世数年后，我经过他的故乡，从他的两个儿子那里得到副本读看，才知道其中极力论述不可轻率出兵的意思，大概仍然是他平生一贯的主张。我痛惜龚公被诬陷得如此严重，为此长久叹息流泪。然而还遗憾当时匆忙，没有来得及借到他的手稿观看，也不敢把它拿给别人看。近来才听说圣上已经知道龚公无罪，特地下诏命有关官署恢复他的官职和俸禄。圣上的度量如同上天，本来不是微贱臣子浅薄的见识所能窥测的；然而假如他当真有像议论者所说的那样一点点罪过，那么又怎么会有这件事呢？这可以证明龚公家藏的奏稿没有虚假，因此稍稍拿出它来，并把事情的始末记在这里。淳熙己酉正月既望，新安朱熹记。跋《通鉴韵语》沙随先生程公写信给我，极力称赞临川黄君齐贤做学问不苟且。后来齐贤又把他所著的六十卷书装在袋中拿给我看。我眼睛衰弱近盲，不能全部阅读；齐贤又亲自为我指点讲解，我才得以窥见大概，但仍然遗憾不能深入探究其中的蕴意。唉，他也真是勤勉了。因此我对齐贤说：《韵语》虽然写得工巧，但各图所下的功夫深厚，更是别人不能赶上的。即使没有《资治通鉴》，它也可以独立流传。如今却寄托在《韵语》上，还说这部节本确实出自温公之手，这是为什么呢？齐贤又拿出艮斋先生等人的跋语，让我在续书之后书写。只是诸位先生都是当代儒学先辈，他们的话自然足以取信；我这些浅陋的话，哪里足以有所帮助呢？不过我曾私下对齐贤深入说明古人求学是为了自己的道理，而齐贤还不能没有听闻迷惑。如果他因此再向各位老先生请教，并更加广泛地求取知识，那么或许能在自身修养上有所收获；这样一来，这部书中的每一个字、每一层意思，也都会闪耀光彩。淳熙己酉三月癸卯清明，嵩高隐吏朱熹书。跋《程宰登瀛阁记》建阳大夫程侯拿马公子才所写的关于他家登瀛阁的文章给我看。以今天的情况来看，文章中的话也略有应验了。程侯治理政事宽厚平易，爱护百姓；或许前人行善所得的报应还不止于此。可是我听说，古代的君子施恩而不希望得到报答，祭祀而不祈求福佑，因为他们把行善看作理所当然；而天地、人之间的感应如同回声和影子，自然不能停止。程侯托我写在文章后面，于是姑且把这层意思附记在这里。淳熙己酉十月四日，新安朱熹书。题写在《方氏家藏绍兴诸贤帖》之后 莆阳方德顺很早就以文章和品行闻名一时，各位公卿长者都降低辈分同他交往。绍兴初年，他曾被召入对答，极力论述讲和的不便，虽然意见不合而离去，但声望更加高了。张忠献、折大参、曾侍郎、张给事、吕舍人，都深深了解他。他最终做官不得志而去世。他的儿子士龙收藏各位先生相互往来的书信法帖，数量很多，曾拿出来给我看。我说，这些材料不但足以看出方德顺的为人，也可以由此大略看见中兴时期人物的盛况和谋略的宏大。因此我抚摸着书卷叹息三声，恭敬地把这些话写在后面。跋先父吏部留题延福院的诗 先父任吏部时所作的三首诗，是宣和辛丑年留题在政和延福院墙壁上的，到现在绍熙庚戌年，恰好七十年了。孤独的我朱熹从崇安来到这里，在诗题下面徘徊，流着泪抬头观看，担心年代越久墙壁或许会坍塌。乡里人谢君东卿、陈君克请人摹写刻石，使它永久流传。于是我私下把这些话记在后面：“二月二十日恭敬书写。”

译跋《施良翰军政防》施君良翰拿一部《军政防》给我看，其中所说当今军政利弊的实际情况，首尾完备，全部可以施行。正好我当时有出行服役的劳苦，没有时间全部读完；然而读到论述应当防备之处，没有一次不是反复阅读、屡屡叹息的。至于其中所说恩惠不归于有功之人，反而归于侥幸求进的门路，那么，即使才能高下确实相当，已经不被公论所满意的人，对此尤其有深切感触。因此我私下把这句话记在艮斋智甫书卷的后面。绍熙改元三月二十一日，新安朱熹书。再跋参政龚公辞别皇帝时的奏稿 起初我得到龚公辞别皇帝时的奏草，记下事情的始末，用来解除听闻者的疑惑。然而我仍然遗憾没有来得及看到他的真迹，并不是我对龚公的言论有所怀疑，而是担心世人不能不怀疑我的话。今年我又经过莆中，龚公的两个儿子和孙子堪再次把这幅卷轴拿给我看，删改校正的痕迹和手笔都清楚可见，其主旨意向审慎厚重、详尽周密，并且同江西奏札实在相互表里。由此足以看出龚公平生的言论从未稍有改变；而那些进谗诬陷的人，真该交给猛虎吞食，却还担心猛虎不肯吃他们。欧阳子说：“后世如果不公正，到今天就不会有圣贤。”天下的事情，一定要经过长久时间，才能看见是非的真实情况。这就是君子立言、制行所以不屑于流俗一时毁誉，只希望在自己的内心没有愧悔的原因。既然感慨这件事，于是再次写在前文之后，以表明我的话并非妄言，希望执掌南董之笔的人还有所考察。绍熙庚戌四月十三日书于仙游长岭驿置。跋闾丘生《阴符经说》括苍闾丘君任职临贺，绕道千里，来到漳水之上拜访我，把他解释《阴符经》的文章给我看。我看他的意旨寄托高远，文章义理精密，虽然出入于异端之说，却能以正确的义理加以折中。至于他评论当今以道术自任的人，他所作的是非判断和取舍，也都没有失当。如今的学子能够做到这样的很少了。然而我担心他见解过于高远，气势过于锐利，却没有办法以中庸的实际道理来引导自己，或许反而会丧失作为人的本心，而自己还不知道。在他告别时，写下这些话送给他。绍熙庚戌五月二十九日，新安朱熹书。跋黄山谷诗 杜子美《诗》小序中说：“老虎冲撞侵犯人的藩篱，这里的‘防人’，正是指防州人。”而黄山谷的诗却有“虎防藩”的说法。如今这篇颂文又用了“躨触”这个词。考察“躨跜”一词见于《灵光殿赋》，本来是虬龙行动的样子，根本没有“触”的意义，不知黄山谷根据什么这样用字。这一卷的文辞精美华丽，但它所指的意思，不免像李太白一样，因此受到王荆公讥评；观看的人也可以由此深刻反省。书写在《伊川先生与方道辅帖》之后 伊川先生品德庄重严肃，不轻易同人交往。如今看他在方公父子兄弟之间如此眷顾关切，那么方公的贤德就可以知道了。我过去曾得到前面的几件法帖，把它们刻在庐山白鹿洞。方公的曾孙长泰主簿壬，又把自己收藏的几件法帖一并摹刻在家中，间或拿给我看，请我写在后面。虽然先生写这些话的用意，有些不是我敢于妄自揣知的；但从他关于应试和耕田的话来看，可以判断内外、取舍、轻重的分别；从他关于买椟还珠的譬喻来看，可以知道读书求道的关键在这里而不在那里。我既用这些话自我勉励，又写在卷尾，嘱咐方君，让他和本族的父子兄弟共同努力。绍熙改元孟秋七日，新安朱熹。书写在临漳刊刻的四经之后

译书 世代相传孔安国的《尚书》序说：伏生口头传授了《尚书》二十八篇：《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孔氏从孔壁中发现的古文书增加二十五篇：《大禹谟》《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上》《太甲中》《太甲下》《咸有一德》《说命上》《说命中》《说命下》《泰誓上》《泰誓中》《泰誓下》《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冏命》。又把伏生的书分其中四篇为九篇，再增加五篇：《舜典》《益稷》《盘庚中》《盘庚下》《康王之诰》，并加上序一篇，合计五十九篇。等到孔安国作传，便引用这篇序置于各篇开头，确定为五十八篇。这就是现在世间流行的公私版本。然而汉代儒者把伏生的书称为今文，而把孔安国的书称为古文。现在考察起来，今文多艰涩难懂，古文反而平易近人。有人认为今文是伏生的女子口授给晁错时有所遗失，所以才这样；但这样一来，先秦古书所引用的文字也都应该如此。有人认为记录事实的语言难以写得工巧，而润色过的雅辞容易读起来好；但这样一来，凭暗中背诵的人不应偏偏得到难懂的文字，考订文辞的人反而专门得到容易的文字。这些情况都是无法确知的。至于各篇序文，有的同经文颇不相合，例如《康诰》《酒诰》《梓材》等；而孔安国的序又完全不像西京时代的文字，这些也都值得怀疑。唯独各篇序本来不在经文之前，这一点还可以依靠孔安国的序看出来。所以现在另行确定这个版本：一概把各篇正文作为经文，又把各篇序合并放在后面，使观看的人能够看到圣人经典的旧貌，而不被后世儒者的说法搅乱。又像这样论述其中所以无法确知的地方，使读者姑且专心反复体会那些容易理解的内容，不必对那些困难之处穿凿附会。绍熙庚戌十月壬辰，新安朱熹识。《诗》郑康成说：“《南陔》等篇遭遇秦代而亡失了，但它们的意义同其他各篇的意义合编在一起，所以还保存着。到了毛公作训诂传，才把各篇的意义分开，分别放在各篇开头。”我认为：郑氏说三篇的意义本来同其他各篇的意义合编在一起，这是对的；但他于是认为诗文和意义都出自先秦，诗文亡失而意义仍然保存，到毛公才把各篇的意义分别放在篇首，这就错了。后汉卫宏的传记明白说卫宏作了《毛诗序》，那么这些序怎么能说是同《诗》一同产生，只是由毛公分开、出自毛公之手呢？然而，序本来不在篇首，这一点却可以因郑氏的说法而看出来。我曾经忧虑如今读《诗》的人，只知道有序而不知道有诗，因此依照他的说法重新确定这个版本，以恢复它的原貌，仍然担心观看的人受到迷惑，所以又在后面详细论述。绍熙庚戌冬十月壬辰，新安朱熹识。《易》以上是古文《周易》的经、传十二篇，是亡友东莱吕祖谦伯恭父所整理确定的；至于音训一篇，则是他的门人金华王莘叟亲笔记录的。朱熹曾认为，《易》经本来是为占卜而作的，都是借吉凶来显示训诫，所以言辞虽然简约，所包含的意义却很广。孔夫子作传，也只是略举其中一个方面来说明一般体例罢了。然而自从各位儒者把经文分开、把传文合在一起之后，学者便只顺着文辞取义，往往还没有用心玩味全经，就匆忙执取传文的一个方面，认为那是确定的说法；于是每一卦每一爻只被解释为一件事情，《易》的作用反而有所局限，无法贯通天下万事的道理。像这样的问题，我深以为忧，因此反复阅读伯恭父的书而有所启发，并不只是因为他的章句接近古义。至于音训，我私下认为其中或许还有遗漏。莘叟说这部书刚写完伯恭父就去世了，这样看来确实可能如此；但我也不敢擅自补写。另在篇后说明。淳熙九年夏六月庚子朔旦，新安朱熹谨书。《春秋》我的先父喜欢《左氏传》，每天晚上都读，必定读完一卷才睡觉，所以我从小还没有正式受学时，就已经听熟了。长大后，渐渐跟随各位先生、长者请问《春秋》的义例，当时也窥见了其中一两条大的道理，但始终不能在内心对自己取得自信，因此从来不敢随意在其中写下一句话，只是在君臣、父子的大伦大法方面颇有感触。近来我在郡府库中刊刻《易》《诗》《书》，《易》采用吕氏的本子，收录古经、传十二篇；又删去《诗》《书》的序，把它们放在经文之后，用来启发当世之人，使他们重新看到古书的原貌，不被后世儒者的说法束缚。只是三《礼》体制庞大，未能整理确定；我唯独想到《春秋》的重大训诫，是圣人亲笔删定的，不敢废弃堵塞。河南邵氏的《皇极经世》之学，又把《易》《诗》《书》《春秋》看作皇、帝、王、霸之书，尤其不能不完备，于是再次取出《左氏》经文，另编成一部书，接续在三经之后。《公羊》《谷梁》二经同《左氏》不同的地方，大多只是人名、地名，并非大义所关，所以不能全部具录。将来如果有人能够仿照吕氏的方法，为三经作音训，或许还能完成我的志愿吧！绍熙庚戌冬十月壬辰，新安朱熹谨书。

译书写在《楚辞协韵》之后 起初我得到黄叔垕父订定的《楚辞协韵》，很喜欢它，便把它寄给漳州太守传景仁。景仁刻成木板，放在公帑中。没想到我来代替景仁任职，景仁对我说：“《大招》中‘昭’和‘遽’同韵，这里的‘遽’应当是‘遭’，似乎是这样。”然而我曾读王岐公文集中的铭、诗，其中使用“遽”字，正好归入“昭”韵，那么《大招》的“遽”自然不应改动。但我又怀疑事情或许正相反，是王岐公沿袭了这篇的错误。于是考察《汉书·叙传》，其中有“符”与“昭”押韵的【《高惠功臣侯表》】，有“区”与“骄”押韵的【《西南夷两粤传》】，才知道《大招》原文确实没有错误，而王岐公用韵时考察得也很详细。我考察各书，确实如景仁所说，大概凡是从“豦”得声的字，如“噱、臄、醵”，平声读音都作“疆”。这样看来，《大招》的“遽”应当从“疆”声读作“乔”，这样才合乎读音。于是就在原来的刻本上重新刊正，使观看的人不再疑惑。景仁的说法还有想要同我商订的地方，临别时匆忙没有实现，日后应当再同他讨论，并附刻在书后。绍熙庚戌十月壬午，新安朱熹书。再跋《楚辞协韵》《楚辞》叶韵九章中所谓“将寓未详”的地方，当时黄君大概采用古杭本和晁氏本来读，所以在这里没有得到解释，便空缺下来。近来看到閤皂道士甘梦叔的说法，认为“寓”是“当”字的错误，于是赶紧考察，黄长睿、洪庆善的本子果然都作“当”。黄注说：“宋本作‘寓’。”洪注说：“当，值的意思。”从文章意义和音韵来说，二家的本子是对的。杭本没有校勘，错误最多，不值得奇怪。唯独晁氏自称深通《楚辞》，却也沿袭了这个错误，不能有所订正。像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这样看来，他所下的功夫，不过是改换序文引文，增广篇目卷帙，用来装饰外表；至于这部书的实质，却从来没有阐明什么。近世所谓删定编述的人，像这样做的，不只是晁氏一人。我对这部编本，确实曾帮助它吟诵，如今才惭愧自己被名声和实际所迷惑，考察得不够详细。因此又写在后面，告诉观看的人。题《屈原天问》之后 这部书有许多地方不可理解，不能强行解释；也有明显的错误，而读者没有察觉，反而妄自作出解释。例如《启棘》《宾商》《九辨》《九歌》，王逸把“棘”解释为“陈”，把“宾”解释为“列”，认为“商”是五音中的“商”，已经是穿凿附会；洪兴祖又认为这是“急相符契”，说是按照宾客之礼而作这种乐，更加迂曲遥远。现在详细考察，这些字是因为篆文相似而写错的：“棘”应作“夣”，“商”应作“天”，意思是“启梦上宾于天，得到这两种乐而归来”。这就像《列子》《史记》所记载的周穆王、秦穆公、赵简子等人的事情一样。至于《山海经》说“夏后把三位嫔妃送上天，得到《九辨》《九歌》等”，那是当时这部书的另一种本子，其中“宾”字也误作“嫔”，所以有人依据它来作解释。虽然这实在荒诞妄诞，不足以作为根据，但“商”字仍然写作“天”字，这一点正可以作为旁证。柳子厚所谓“贸嫔”，是被《山海经》误导了，而有人又错误地解释它；这样一再传写而造成三重错误，真是令人不胜叹息。我曾经怀疑《山海经》同这部书相互出入的地方，都是依照这部书编造出来的。如今解释的人反而说这部书出自《山海经》，又引用《山海经》来解释它，错了。至于《淮南子》，显然是这部书的训释传注，没有疑问。但它也未必确实有所传闻，只不过是把传说和附会的说法凑合起来罢了。跋《刘子澄与朱鲁叔帖》观看亡友刘君子澄的亲笔墨迹，我为之流下眼泪。他所说应当看切实关系到自身的文字，分别义与利的界限，用来期望我的鲁叔，意义实在不浅。鲁叔还应当努力啊！丹阳朱熹仲晦父书写于临漳郡斋。绍熙庚戌仲冬十一日。跋黄山谷帖 这是朱希真的书法。韩子苍的错误，可以原谅；何斯举亲自见过前辈，怎么也会错呢？不过希真的书法本来就不平凡，老年所写尤其放纵飘逸。这虽然是他年轻时的作品，大概也值得收藏。晦翁书。跋蔡端明帖 蔡公的气节、见识、政事议论和文章，都有超过常人的地方，并不只是他的书法值得流传。南渡以来我多次见到他的真迹，每每深深敬佩叹息。朱熹题。跋曾文昭公与朱给事帖 过去读《徽录》，看到曾公兄弟之间往来的书信，常常深为感慨叹息。如今观看文昭公的这件法帖，才知道朱公从旁劝导帮助的力量，更加令人叹息。然而看后来事态的变化，大概真有“实在是上天造成的”这种情形。各位先生在其中竭尽微薄之力，竟想用一根芦苇去阻挡江河，最终流离、贬斥，却始终不悔，真是可悲啊！绍熙庚戌仲冬十一日，丹阳朱熹书。书写在《曾帖》程弟跋之后 建中年间改定年号、调和两党，确实是曾丞相的主张。后来元祐年间的各位却颇多攻击他的短处，所以国家的舆论后来就发生了变化。这并不是子宣原来的谋划。只是香草和臭草放在同一个器皿里，决不会有长久芬芳的道理。看程弟所论，有些地方还没有考究完备，所以再次写下这些话。跋东坡《牛赋》苏公这幅纸本似乎是临摹本，绍熙庚戌年，晦翁审定。跋王端明奏稿 王公的四篇奏疏，首尾一贯，言辞丁宁恳切，没有不是以辨别忠臣和奸邪为主题的。他用来辅佐成就元祐的政治、延续国家元气命脉的功劳，到今天人们仍然依赖它，功绩多么盛大啊！仙游朱鲁叔游宦衡阳时，从王公家中得到这些遗墨并珍藏起来，拿出来给我看，使我反复阅读，长久叹息不能停止。当时是绍熙改元十一月十一日。

译书写在临漳刊刻的《四子》之后 圣人作经，是为了告诫后世，要使读者诵读经文、思考经义，能够知道事理本来应当如此，看到道义的完整体系，并亲身努力实行，以进入圣贤的境界。经文的言语虽然简约，但天下的事理，无论幽明、大小，没有不包括在其中的。想要寻求道理来进入德性修养，舍弃这些经典便没有地方可以用心了。然而距离圣人已经很远，讲习诵读的传统失传；即使是其中的象数、名物、训诂、凡例，老成的老师和儒者尚且有不能明白的，何况新学的年轻人突然拿来读，又怎么能马上领会它的大意和归宿呢？所以河南程夫子教导人，必定先让他们在《大学》《论语》《中庸》《孟子》这些书上下功夫，然后才学习六经；这是因为难易、远近、大小的次序本来如此，不可颠倒。因此如今刊刻四部古经之后，又刊刻这四部书，按照先后次序编排；并且考订旧说，为它们作音训，以方便读者；又把程子所有涉及这些书的言论全部写出，附在后面，使人看见读这些书的方法，学者也可以加以阅览。我又曾冒昧认为，《中庸》虽然是七篇经书的源头之一，但读者若不先读《孟子》而贸然读它，也不是循序入道的方法。因此私下把这些话一并记在这里。绍熙改元腊月庚寅，新安朱熹书写于临漳郡斋。跋蔡端明《献寿仪》蔡忠惠公的书迹遍布天下，唯独这件法帖还没有流布。今年南来，才在他的来孙谊家中见到它。这才知道古代君子侍奉亲长，竟有如此深厚的爱和敬。我孤独失怙，余生也没有机会尽孝，捧着观赏时悲伤哽咽，不能抬头仰视。于是请求摹取真迹并刻下它，给世间做子女的人看，希望借此扩大蔡公“永锡尔类”的志愿，并不只是因为他的书法精妙罢了。后来又偶然找到擅长此事的工匠，并且嘱咐诸生黄干临摹观看，务必谨慎。懂书法的人也认为没有失去原作运笔的细微用意。绍熙庚戌腊月既望，丹阳朱熹书写于漳浦郡斋。跋《李忠州家诸帖》郡中人李君禨和他的兄弟拿家中收藏的各位公卿的碑志、书信、法帖给我看，使我知道忠州使君的气节和才略竟然如此出众；年纪还没有到老年，就能在一天之间飘然辞去职务归去，他的见识远大而考虑深长。刘忠定公在他的碑阴题字，甚至把他同欧阳公、范公列在一起，难道只是取他的某一种高尚节操吗？他的儿子晋江大夫，又在一时名流之间以文章相互唱和，受到盛大称许；虽然不幸没有完成自己的事业便去世，但同世上那些苟且卑贱、贪婪鄙陋而默默无闻的人相比，还是大有不同。读这些材料，不禁三次叹息，想刻在石上给本地人看，却因将要离去而没有实现，于是写在后面还给他们。关于恕齐的说法，只有邹忠公所说最为详细真实，但他的结尾也不能没有可疑之处；习俗淹没人的力量竟然如此，唉，真可畏惧啊！黄太史所说读书贵在精专，切中了学者的弊病，可惜他的手帖没有保存下来。新安朱熹书。跋《高彦先家诸帖》我还来得及亲见绍兴中期奸凶把持朝政、忠贤四处奔波的时代，也因此知道漳浦高公是怎样的忠烈。年老以后南来，才有机会到学宫拜见他的祠堂塑像，在家集里看到他的遗稿，并且了解他的后嗣为人，于是更加详细地知道了事情的始末，很值得感叹。季士又把这幅卷轴拿给我看，其中有李公、曾公、二胡公等人的法帖，他们都是先人所跟从交往、当日一起离开朝廷的人。我反复读他们的话，更加感慨叹息，于是恭敬地写在后面还给他。绍熙辛亥四月二十七日，新安朱熹书。跋《叶氏慕堂诗》云岩处士叶君仲微以清白的德行、温厚的品行闻名乡里，我没有来得及见到他。晚年我同他的儿子德符在漳州任同僚，有一天他拿出各位先生所作的《慕堂诗》给我看，我才更加知道仲微作为父亲的慈爱，也更加知道德符作为儿子的孝顺。同僚中有许多贤者，没有不敬仰这件事并乐意为它作诗的。唯独我因为私人的缘故，心中有更深的感触，却悲伤得不能说出。于是把这些话写在后面，寄托我的心意。当时德符也已经衰老而疲惫，快要退休了，但对于公家的事情没有丝毫苟且。他的外貌虽然瘦削，诗作却非常丰厚。我内心私下敬重爱惜他，却不能推荐举察他。德符脸上没有一点不满的神色，我因此更加惭愧于这个人。绍熙二年重五日，丹阳朱熹仲晦父书写于晋江洛阳下生院。跋《滕户曹守台州事实》起初我因公事到台州，州里的士人君子把滕公守城时的事情详细地告诉我；我内心私下非常赞叹，却没有来得及寻访他的文字。几年之间，时光往来流逝，这件事一直没有忘记。如今从滕公的孙子仲宜、仲宣那里得到这部编本并读过，才知道滕公一生的大节，大都像这样卓越奇伟，并不只是守台州这一件事值得称道。只是守台州的事情有陈师恭的记文，守南都的事情有程千秋的记文，所以他的谋划之奇、节制之严密，都清楚地在人们耳目之中。至于他守蔡州、陈州、鄂州的功劳也不小，却没有人能够叙述他的事迹。程千秋又记载，他曾建议大元帅统率西北的军队迎接二圣，发布檄文调动东南的军队讨伐张邦昌；这些都切合军事实情，正好利用了形势便利。建炎初年他所论述的五件事，以及贺公所写的行状；因议论政事而被送交吏部，因争论建都而遭到诋毁，这些方面他的意见必定也有卓越而切中要害的内容，只是世人无法详细知道。然而行状又说滕公有奏议十多卷、给政府的书信三十篇，那么这几种说法一定已经完整地记在其中了。如果在当时已经不被采用，后来又不流传下去，那么就会终于湮没无闻，难道不可惜吗！如今太史氏正要搜集天下散失的旧闻，用来记载中兴时期君臣一时的盛况，这件事一定已经有人承担了责任。两位贤孙应当从家中书信里搜求材料，附在这部记录中送去，那么九泉之下的先人若有知觉，也足以稍稍得到安慰了吧。绍熙二年秋九月壬子，鸿庆外史朱熹书。跋《吕舍人帖》吕公所说阐明讲道、修身的方法，已经很详细了。学者如果审察其中先后缓急的次序而努力实行，那么进入圣贤的境界，还有谁能阻挡他呢？绍熙辛亥九月癸酉，新安朱熹敬书。跋《景吕堂诗》滕德章把这册《景吕堂诗》寄来，向我求诗。我认为后学敬仰前辈，并且表彰他们的遗迹，本来是美好的事情；然而默默地记住他们，寻求他们之所以达到那种境界的原因，并努力学习，这就可以了，为什么一定要作诗呢？至于要使它长久流传，让人不忘，德粹所作的记文和各位先生的诗，已经足够流传后世，也不需要我的话了。于是写在后面，把它还回去。绍熙辛亥十月戊寅，朱熹仲晦父题。《晦庵集》卷八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晦庵集》卷八十三　宋朱子撰，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