晦庵集卷十五　　　　　　宋　朱子　撰讲义

译先前，人人都被物欲遮蔽，所以贤与愚之间本来没有太大的距离。如今我既然有幸能够自己彰明明德，那么看见那些和我一样共同得到这种明德、却不能自己彰明的人，甘心迷惑，沉溺在卑下污秽、苟且低贱之中而不自知，难道能不为他们感到悲悯而想办法救助他们吗？所以一定要把我自己所彰明的推广到他们身上，从整齐家庭开始，进而治理国家，最后推广到使天下太平，使那些具有这种明德却不能自己彰明的人，也都像我一样能够彰明明德，除去旧日染上的污秽。这就是所谓使民众更新，也不是向他们另外赋予或增加什么。然而德性存在于自己身上而应当彰明，存在于民众身上而应当更新，这两件事又都不是人力可以造作的；我们用来彰明和更新它们的办法，也不能凭私意苟且行事。那种从上天得到、显现在日常生活中的德性，本来各自都有天然一定的准则。由于这种义理精微到了极致，无法直接命名，所以姑且用“至善”来称呼它。传文所说君主的仁、臣子的敬、儿子的孝、父亲的慈，以及与人交往的诚信，就是其中主要的项目。众人的心本来没有谁不具有这些，只是有的人不能认识它。求学的人即使有时能够认识它，也很少能够一定达到这里而不离开。因此，作为《大学》教育的人，担心即使道理恢复了却不纯粹，欲望克制了却不彻底，就无法尽到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道理，所以一定要把至善作为彰明明德、使民众更新的目标。如果想要彰明明德、使民众更新，确实能够求得一定到达这里，不容许自己稍有过或不及的差错，那么他除去人欲、恢复天理的事业，就不会留下丝毫遗憾了。知道应当止于哪里，然后才能志向坚定；志向坚定，然后才能心思宁静；心思宁静，然后才能处之安适；处之安适，然后才能思虑周详；思虑周详，然后才能有所收获。【臣熹说：“止”是应当停留的地方，就是至善所在之处。知道它，志向就有了确定的方向。静，是说心不向外驰散。安，是说所处之地能够安然。虑，是说思考没有不审慎的。得，是说得到自己应当止留的地方。】臣下谨按，这一节是推究上文的意思，说明彰明明德、使民众更新之所以能够止于至善的原因。彰明明德、使民众更新固然都希望止于至善，但如果先没有办法知道应当止留的地方，就不能得到应当止留的地方并停在那里。比如射箭本来希望射中，但如果不先知道应当射中的位置，就不能找到应当射中的地方而射中。所谓知道应当止留的地方，是说格物而知至，对于天下的事情都能够知道至善所在之处，这就是我们应当止留的地方。能够知道所应止留之处，那么方寸之间对于每件事、每件物都已有确定的道理。道理既然确定，就没有什么能够动摇内心，于是能够宁静。心既然能够宁静，就不必选择环境处所而能够安适。能够安适，那么日常生活之间从容闲暇，事情来到、事物出现时，能够用道理衡量它们而加以思虑。能够思虑，就随着每件事情观察其中的道理，穷极深处、研求细微，没有什么不能各自得到应当止留的地方，并停留在那里。万物都有根本和末节，事情都有终点和起始；知道什么应当先、什么应当后，就接近道了。【臣熹说：明德是根本，使民众更新是末节；知止是开始，能得是终点。根本和开始在前，末节和终点在后，这是总结上面两节的意思。】臣下私下认为，明德和新民是两件事，内外相对，所以说有本末；知止和能得是一件事，首尾相互承接，所以说有终始。确实知道先以根本为先、后处理末节，先从开始做起、后达到终点，那么前进就有次序，距离道也就不远了。因为想要治理他人，不可以不先治理自己；想要体行大道，不可以不先认识大道。这就是天下国家共同通行的道理和常理，作为君主尤其不可以不审察。因此臣下愚昧，私下希望陛下深深留意，恭请圣上明察。古代想要在天下彰明光明德性的人，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想治理好国家的人，先要整治好自己的家族；想整治好家族的人，先要修养自身；想修养自身的人，先要端正自己的心；想端正自己的心，先要使意念真诚；想使意念真诚，先要获得真正的知识。获得知识的根本在于穷究事物的道理。【朱熹说：“在天下彰明光明德性”，就是使天下人都能够彰明自己的光明德性。心，是身体的主宰。诚，就是真实。意，是心所发出的念头。使心所发出的念头真实，是希望专一向善而不自我欺骗。致，是推究到极点；知，就是认识。推究扩展我的知识，是希望所知道的没有不穷尽。格，是到达；物，就是事。穷究事物的道理，是希望达到它的极致而无所不到。这八项，是《大学》的条目。】臣谨慎考察，这段话说的是《大学》的次序，详细情形就是这样。它大概是纲领和条目的关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彰明光明德性的事；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使民众更新的事。格物、致知，是为了探求至善所在；从诚意直到平天下，是为了求得至善并止于至善。所谓在天下彰明光明德性，就是先彰明自己的光明德性，再推及使民众更新，使天下人都能够彰明自己的光明德性。人人都能彰明自己的光明德性，就会各自使意念真诚、端正内心、修养自身，敬爱自己的亲人，尊长自己所当尊长的人，于是天下没有不能治理平定的了。然而，天下的根本在国家，所以想平定天下，必先能够治理国家；国家的根本在家，所以想治理国家，必先能够整治家庭；家庭的根本在自身，所以想整治家庭，必先能够修养自身。至于身体的主宰，就是心。只要有一点不能保持本来应有的端正，身体便失去了主宰；即使想勉强修养，也无法真正修养好。所以想修养自身，必先能够端正自己的心。心的发动就是意。不能纯一向善而不免自我欺骗，心就会被这种情况牵累；即使想勉强端正它，也无法真正端正。所以想端正自己的心，必先能够使意念真诚。至于知识，它是心的神明，是洞察各种道理、主宰万物的东西。不能推究扩展它，使内外都明白通达、没有不穷尽之处，那么在隐微之间，私欲就会萌发；即使想勉强使意念真诚，也无法真正做到。所以想使意念真诚，必先能够获得知识。“致”是推究达到的意思，如“丧致乎哀”中的“致”，就是说推究它而达到尽头。至于事物，就是道理所在之处，是人必然具有而不能没有的东西。不能接近事物并穷究它，使精细和粗略、隐微和显著、边际和极处都无所遗漏，那么道理便没有穷尽，知识自然也不能完备；即使想勉强扩充知识，也无法做到。所以获得知识的方法，在于就具体事物观察其中的道理，从而穷究事物。“格”是达到极点的意思，如“格于文祖”中的“格”，就是说穷究它而达到极处。

译事物的道理穷究明白之后，知识才能达到极致；知识达到极致之后，意念才能真诚；意念真诚之后，心才能端正；心端正之后，自身才能修养好；自身修养好之后，家庭才能整治好；家庭整治好之后，国家才能治理好；国家治理好之后，天下才能平定。【朱熹说：所谓事物的道理穷究明白，就是事物之理的极致之处无所不到；所谓知识达到极致，就是我心所知道的没有不穷尽。知识既已穷尽，意念就可以真实；意念既已真实，心就可以端正。】臣谨慎考察，这一段是重复说明上文的意思。所谓事物的道理穷究明白，就是每件事物的道理都各自达到极致而没有剩余。存在于事物中的道理既达到极致而没有遗漏，那么存在于我心中的知识也会随着所穷究的范围而无不穷尽。知识无不穷尽，心中发出的意念就能够专一向善而没有不真实的。意念不自我欺骗，心的本体就能够达到虚明而没有不端正的。心获得端正，身体所处的行为就不会陷入偏颇而没有不能修养的。自身没有不修养的地方，再推及天下和国家，也不过是把它推广施行罢了。难道还要离开这些，去追求智谋功利的末节吗？从天子直到平民，一切都把修养自身作为根本。【朱熹说：“一切”就是全部。端正心以上的各项，都是用来修养自身的；齐家以下，则是把修养自身的功夫推广施行罢了。】根本混乱而末节却能治理好，这是不可能的。该厚待的反而薄待，该薄待的反而厚待，也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朱熹说：本，指自身；所厚，指家庭。这两节是总结上文两节的意思。】臣私下认为，把自身同天下、国家相对而言，自身是根本，天下和国家是末节；把家庭同国家和天下相对而言，它们的道理虽然未尝不相同，但亲疏厚薄的分别，也不能没有等级差别。所以不能通过格物、致知，以诚意、正心来修养自身，根本必然混乱，末节就不可能治理好；不亲爱自己的亲人，不尊长自己所当尊长的人，那么本来应该厚待的反而薄待，也就无法推及他人的亲人和长者。这都是必然的道理。孟子所说天下、国家都以自身为根本，又说对于该厚待的反而薄待，就会没有什么不薄待，这些话都本于这里。君主如同表，百姓如同影；表端正，影子就没有不端正的。君主如同水源，百姓如同流水；水源清，流水就没有不清的。至于天下万物，有亲有疏，有近有远；心应接万物时，有重有轻，有长有短。亲近的当重视，疏远的当轻视；近处的当先处理，远处的可后处理。该重视而又当先处理的，就放在前面；该轻视而又可后处理的，就放在后面，这也是情理和形势的必然，并不是人力可以任意安排的。因此这一章详细陈述《大学》的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共有八项；但在章末独独用修身、齐家两件事作总结，也像前章所说的“知道先后”，而且防范的意义更加深刻。臣希望陛下在清闲的宴居之中，从容吟咏体味，把这些道理常存心中，不要使它遗忘。每说出一句话，都一定回过头来思考：“这对修养自身，莫非有所损害吗？”每做一件事，也一定回过头来思考：“这对修养自身，莫非有所损害吗？”小到皱眉、微笑和念头思虑之间，大到发布命令、贬黜升迁之际，没有一件不回过头来思考；确定没有害处，然后才实行。有害处，就不敢实行。又要早早起床思考：“我对于我的亲人，莫非有还不够厚待的地方吗？”夜里睡下也思考：“我对于我的亲人，莫非有还不够厚待的地方吗？”直到出入起居、仓促之间、饮食呼吸，没有任何时候不回过头来思考；确定已经厚待，然后守住它而不使之丧失。只要有一点不够厚待，就又警惧不安而更加厚待。念念如此，丝毫没有间断，那么大概就能自身修养好、亲人喜悦，并把这种修养推广施行于天下，也没有什么困难了。惟愿陛下深深留意。臣又谨慎考察：从这里以上都是《大学》的经文；从“则近道矣”以上是前一章，从“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以下是后一章。前一章略略提出纲领，后一章详细分列条目，大的和小的相互包含，首尾呼应，极其详备。这是孔子诵读古代经典的话，曾子记录下来；从这里以下的传文十章，则是曾子的意思，由他的门人记录下来。应当留待以后详细考察其中的说法，但必须先读熟经文，使纲领和条目像列在胸中、如同指着手掌一样清楚，然后广泛考察传文，随着具体事情加以体察，切实用力，使我们彰明光明德性、亲爱民众的功效都止于至善，并使天下人都能够看见意念真诚、心地端正、自身修养、家庭整治、国家治理、天下平定的效果；这样，《大学》的道理就不只存在于书本上，而存在于我自身了。伏望陛下深深留意，则天下幸甚。《康诰》说：“能够彰明德性。”【朱熹说：“克”是能够，也有胜过的意思，说的是文王能够彰明自己的光明德性。】《太甲》说：“顾念这上天的光明命令。”【朱熹说：“顾”是眼睛注视它。“諟”是古“是”字，通用。上天的光明命令，就是人的光明德性。意思是先王的心常常想彰明自己的光明德性，就像眼睛注视着眼前的事物，不敢忘记。】《帝典》说：“能够彰明伟大的德性。”【朱熹说：“峻”《书经》作“俊”，是大的意思。大德就是光明德性。意思是尧能够彰明自己的大德。】这些都是说要自己彰明。【朱熹说：总结所引用的三句书文，以解释“彰明光明德性”的意思，都是说人应当自己彰明自己的光明德性。】臣谨慎考察，这是传文的第一章，解释经文“彰明光明德性”的意义。旧本脱落错乱，现在移置于此。“能够彰明德性”，表明人人都有这种光明德性，只是不能彰明，只有文王能够彰明它。人为什么不能彰明自己的光明德性呢？是气禀和物欲损害了它。气禀偏颇而失于过刚，就有不能胜过的地方；气禀偏颇而失于过柔，也有不能胜过的地方；声色欲望蒙蔽它，就有不能胜过的地方；货利欲望蒙蔽它，也有不能胜过的地方。不仅如此，凡有一丝偏颇和蒙蔽足以损害它，就都会有不能胜过的地方。只有文王没有气禀和物欲的偏颇蒙蔽，所以能够胜过它们而毫不困难。“顾念这上天的光明命令”，人禀受天地之中而出生，这就是所谓的天命。所以人的光明德性不是别的，就是上天所赋予我的命令，也是至善所在。它的整体和作用，在日常生活之间无时不显现：侍奉亲人、尊敬长者、饮食起居，各自应当怎样做，都有明确的法则。只是人不能察觉这些，所以气禀和物欲得以蒙蔽它，不能自己彰明。若能常常注视它，片刻也不间断，真像看见它立在面前、倚在车前横木上，那么光明德性就常常明亮，天命也就在我自身了。“能够彰明伟大的德性”，人的德性未尝不明，而它作为光明的本体也未尝不大，只是人自己使它昏暗，因此既不能彰明，又自己陷入一物的狭小之中。只有尧能够彰明自己的大德，没有昏暗狭小的牵累，这就是所谓止于至善。“都是说要自己彰明”，是说上面所引用的三句话，都是说人应当自己彰明自己的光明德性。能够自己彰明光明德性，就能够治理自己的天下和国家，并能够使民众更新。

译商汤的浴盆铭文说：“如果有一天能够自我更新，就应当日日更新，又要一日比一日更新。”【朱熹说：盘，是沐浴用的盆；铭，是在器物上题写用来警戒自己的话。苟，是真诚。商汤认为，人洗涤自己的心、去掉恶念，就像沐浴身体、去掉污垢一样，所以在浴盆上刻铭，说如果真能在一天之内洗去过去沾染的污秽而使自己更新，就应当趁着已经更新而天天使它更新，又日益更新，不能有片刻间断。】《康诰》说：“振作起新的民众。”【朱熹说：鼓舞他们、使他们振作起来，叫作“作”；意思是振奋那些自我更新的民众。】《诗经》说：“周国虽然是旧邦，它所受的天命却是新的。”【朱熹说：周国虽然古老，到文王时能够更新自己的德性并推及民众，所以才开始接受天命。】因此君子没有一件事不尽力达到极致。【朱熹说：自我更新、使民众更新，都希望止于至善。】臣谨慎考察：这是传文的第二章，解释使民众更新的意义。浴盆是日常使用的器物，铭文是警戒自己的言辞。古代圣贤始终战战兢兢、勤勉谨慎，本来无时无刻不戒惧警醒，但仍担心意念有所懈怠而忽然忘记，因此对于日常使用的器物，各自根据事情刻写铭文以表示警戒，希望它常常映入眼中，时时警醒内心，不至于忽略忘记。“如果有一天能够自我更新，日日更新，又一日比一日更新”，是借沐浴的事情来说明。人的这种德性，就像有这样的身体；德性的本来光明，就像身体本来洁净。德性光明而被利欲弄得昏暗，就像身体洁净而被尘垢弄脏。若有一天通过存养和省察的功夫，真正去除了从前利欲造成的昏暗而使自己日日更新，就像反复洗涤、沐浴而去除了从前尘垢造成的污秽。然而既然已经更新，如果使它更新的功夫不能继续，利欲交相侵扰，便会重新像从前那样昏暗；就像身体已经洁净，如果保持洁净的功夫不能继续，尘垢聚集，也会重新像从前那样污秽。所以一定要趁着已经更新而天天使它更新，又一日比一日更新，使存养、省察的功夫丝毫不断；这样光明德性就常常明亮，不再被利欲弄昏，也像人一天沐浴之后天天沐浴，没有一天不沐浴，使洗涤、沐浴、去污的功夫丝毫不断，身体就常常洁净，不再被旧日的污秽沾染。从前成汤之所以能够返本复初而达到圣人的境界，正是因为向伊尹学习，并在这里有所心得，所以因沐浴的事情有所感悟，便把铭文刻在浴盆上警戒自己。称颂他的德行，也说他“不亲近声色，不增殖货利”，又说他“用义来裁决事务，用礼来约束内心”，又说他“听从劝谏而不违逆，改正过错而不吝惜”，又说他“对别人不求全责备，检点自身像唯恐赶不上”，这些都是“日日更新”的意思。至于《诗经》所说“圣德和敬意日日升进”，其语意同“日日更新”最为接近，而“敬”这个字，又显示了能够日日更新的根本；如果不是这样，又凭什么立足而能够天天继续这种功夫呢？后来伊尹把政权交还给太甲，又用“始终专一”来反复告诫他，把“日日更新”作为恳切的警戒。当时太甲正在桐地自我怨悔、自我改过，处于仁德之中、迁向义道，最后返回王位，这也就是所谓“如果有一天能够自我更新”。所以伊尹又把曾经告诫成汤的话告诉他，希望他日日进步到这个境界，没有片刻间断，以便继承先祖成就的德业。其用意也是深切的。到周武王即位之初，他接受师尚父丹书中的警戒，在几案、坐席、酒杯、食器、刀剑、门窗、洗手盘等器物上，没有一件不刻写铭文。这也都是听闻成汤的遗风而振作起来的人，足以作为万世帝王的法则。传文解释“使民众更新”的意义而涉及这些，是把它看作自我彰明的最高境界，也是使民众更新的开端。“振作起新的民众”，说的是武王封康叔时，认为商朝遗民沾染了纣王的污浊习俗，失去了本心。因此作《康诰》告诫他，希望他能够鼓舞、振作这些民众，使他们振奋踊跃，去掉恶行而趋向善道，舍弃旧习而进入新的境界。然而这难道是声色和号令所能达到的吗？也不过是先自我更新罢了。“周国虽然是旧邦，它所受的天命却是新的”，说周国自后稷以来，已有一千多年；到了文王，圣德日益更新，民众也发生巨大变化，所以天命把天下授予他。这样，国家虽然古老，天命却是新的。民众观察君主而效法，天观察、听取民众的情况。若君主的德性昏暗、蒙蔽、污浊，不能日日更新，民众的德性也会随之昏暗、蒙蔽、污浊，日日陷入混乱。民俗一旦败坏，天命就会离开这个国家，国势衰败，再没有光彩，就像人渐渐衰老、太阳将要落山，日益凋零、日益憔悴，日益昏暗，不知不觉间灭亡就要到来了。如果能够自我更新，并推及民众，使民众的德性也无不更新，那么新的天命很快就会到来。“君子没有一件事不尽力达到极致”，浴盆铭说的是自我更新，《康诰》说的是使民众更新，文王的诗则说的是自我更新和使民众更新的极致。所以说“君子没有一件事不尽力达到极致”；“极”就是至善。尽力达到极致，不过是求得止于至善罢了。《诗经》说：“王都方圆千里，是民众应当居止的地方。”【朱熹说：邦畿，是王者的都城；止，是居住。意思是万物各有应当止居的地方。】《诗经》说：“黄鸟声声鸣叫，停在山丘的角落。”孔子说：“在停留这件事上，尚且知道自己应当停留的地方，难道人反而可以不如鸟吗？”【朱熹说：缗蛮，是鸟的叫声；丘隅，是草木茂盛的山角。孔子以下，是孔子解说诗的言辞，意思是人应当知道自己应该止居的地方。】《诗经》说：“深厚庄严的文王啊，继续光明而敬慎自守。”做人君的，应当止于仁；做人臣的，应当止于敬；做人子的，应当止于孝；做人父的，应当止于慈；同国人交往，应当止于信。【朱熹说：穆穆，是深远的意思；于，是感叹赞美的语气；缉，是继续；熙，是光明；敬止，是说无不敬慎，并安然止于所当止之处。引用这一段，是说圣人所止没有不是至善的，这五项是其中最重要的条目。】《诗经》说：“看那淇水弯曲处，绿竹长得多么茂盛；文采斐然的君子啊，如同切割、磋磨，如同雕琢、打磨；庄重啊，刚毅啊；光明显赫啊，声名盛大啊；文采斐然的君子啊，终究不能被人忘记。‘如切如磋’，说的是讲求学问；‘如琢如磨’，说的是修养自身；‘瑟兮僴兮’，说的是内心戒惧；‘赫兮喧兮’，说的是威严的仪容；‘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说的是盛德和至善，民众不能忘记。”【朱熹说：淇，是水名；

译“澳”是水湾的意思；“菉”在《诗经》中写作“緑”；“猗猗”是美好茂盛的样子；“斐”是有文采的样子；“切”是用刀锯加工；“琢”是用槌子和凿子加工，这些都是裁制物品使其形成形质；“磋”是用锉磨治；“磨”是用沙石磨治，这些都是加工物品使它变得光滑润泽。加工骨角，已经切过还要再磋；加工玉石，已经琢过还要再磨，都是说加工有次序而且不断深入、永不停止。“瑟”是严肃缜密的样子；“僴”是威武刚毅的样子；“喧”在《诗经》中写作“咺”；“赫喧”是声名显著、盛大光明的样子；“諠”在《诗经》中写作“谖”，是忘记的意思；“道”是言说；“学”指讲习讨论的事情；“自修”是反省察看并克制修治自己的功夫；“恂”郑玄读作“峻”；“恂栗”是战战兢兢、心怀畏惧；“威”是令人畏惧；“仪”是可以作为法式、供人效法。这里引用《诗经》并加以解释，是为了说明能够达到至善的原因，又赞美美盛的德行和仪容。《诗经》说：“啊，前代的君王令人不能忘记。”君子敬重他们所敬重的贤人，亲爱他们所亲爱的人；小民享受他们所享受的快乐，得到他们所带来的利益，这就是他们虽已去世而世人仍不能忘记的原因。【臣朱熹谨按： “于戏”是叹词；“前王”指周文王、周武王；“君子”指后世的贤臣和贤王；“小人”指后世的百姓。这是说前代君王盛大的德行和至善留下的恩泽，使天下后世没有一样事物不得其所，所以他们即使已经去世，人们仍然思慕他们，时间越久越不会忘记。】这两节诗反复咏叹，意味深长，应当仔细体会玩味。臣谨慎地考察这篇传文的第三章，它解释经文所说的“止于至善”的意义。经文说“邦畿千里，是百姓所安居的地方”，是说百姓安止于王畿，从而说明万物各有各自应当安止的地方。经文说“难道人反而不如鸟吗”，是说鸟在想要栖止时，尚且知道自己应当栖止的地方；人作为万物之灵，难道反而不能像鸟那样知道应当止在哪里并安止在那里吗？传文引用“穆穆文王”以下一节，是借圣人所安止的地方来说明至善所在。上天生育众民，万物都有自己的法则，因此天下万物、各种事务没有不各有其应当安止之处的。不过，人所处的位置不同，应当安止的善也不相同。所以，作为君主，他应当安止在仁上；作为臣子，应当安止在敬上；作为儿子，应当安止在孝上；作为父亲，应当安止在慈上；同国人交往，应当安止在信上。这些都是天理人伦的最高境界，是从人心中自然发出、不能自已的。文王之所以能成为天下人的法则、流传到后世的地方，也不能在这些之外再增加丝毫。只是众人常常被气禀和物欲蒙蔽，所以不能始终保持敬慎，因而失去自己应当安止的地方。只有圣人的心，内外都洞彻明白，没有一丝一毫的蒙蔽，所以始终光明，自然无处不敬，而他所安止的无不是至善；并不是先要知道应当止在哪里，然后才能安止。因而传文引用这首诗，逐一陈述圣人所安止的实际情形，使天下后世都能够取法。学习的人如果对此确实能够看见它发自本心、不能自已的道理，并且不断努力使它光明昌盛，那么他在敬慎而安止于应止之处的功夫，也就等同于文王了。《诗经》所说“上天运行，无声无息；以文王为法则，天下万国都建立诚信”，正是这个意思。然而，君主之所以仁，臣子之所以敬，儿子之所以孝，父亲之所以慈，朋友之所以信，都是人心和天命自然如此，并不是人力造作出来的。只要能因具体事情推究其道理直到极致，再由此类推而穷尽其他方面，那么天下万物都能使人看见它的至善所在，并安止于那里。传文引用“看那淇水弯曲之岸”以下的文字，旧本有脱漏错乱，现在把它移到这里。它的意思，是说明获得至善并安止于至善的方法，以及已经安止于至善的验证。“如同切割、如同磋磨”，是说在学问上已经精密，却还要进一步求其更加精密；“如同雕琢、如同磨治”，是说在修养自身方面已经严密，却还要进一步求其更加严密。这就是选择善道并坚定地坚持它，日积月累、不断进步，最终安止于至善的原因。“恂栗”是严肃恭敬存于内心；“威仪”是光辉显著于外表。这就是光彩润泽于面容、充盈于背部，并施及四肢，成为安止于至善的验证。盛大的德行和至善，百姓不能忘记，大概是因为这是人心共同具有的情感。圣人已经先获得了它，而且使它充实盛大、显明彰著，又达到这样的程度，所以百姓都仰望他而不能忘记。说“盛德”，是从自身所获得的成就而言；说“至善”，是从道理所达到的极致而言。切磋琢磨，不过是为了求得安止于此罢了。传文引用“啊，前代的君王令人不能忘记”以下一节，是承接上文“百姓不能忘记”来说的。所谓敬重他们所敬重的贤人，是听闻而了解他们，仰慕他们盛大的德业；所谓亲爱他们所亲爱的人，是子孙受到他们的保佑，思念他们养育庇护的恩德；所谓享受他们所享受的快乐，是百姓口含食物、鼓腹而安享快乐；所谓得到他们带来的利益，是百姓耕田、凿井而享用这些利益。这些都是先王盛德至善留下的恩泽，所以即使先王已经去世，人们仍然思念他们，时间越久越不能忘记。孔子说：“审理诉讼，我和普通人没有不同；一定要做的话，就应当使诉讼根本不存在吗？”没有事实根据的人，不能把虚妄的言辞全部说尽；这样就能使百姓的心志深深畏惧。这就叫作知道根本。【臣朱熹谨按： “犹人”是说与普通人没有不同。“情”是事实。这里引用孔子的话，是说圣人能使没有事实根据的人不敢把虚妄荒诞的言辞全部说出来。这是因为我的明德已经彰明，自然能够使百姓的心志敬畏服从，所以诉讼不必等到审理便自行消失。由此可以看出根本和末节的先后。】臣谨慎地考察：这篇传文的第四章，解释经文所说“万物有根本和末节”的意义。旧本有脱漏错乱，现在把它移到这里。大概是说，圣人的德行盛大、仁德成熟，所以能够自我彰明的地方，都是穷尽天下至善的结果；因此能够大大地使百姓的心志畏惧服从，使他们不敢把没有事实根据的言辞全部说出来。所以圣人即使审理诉讼，也与普通人没有不同，却自然没有诉讼可以审理。这是因为自己的德行已经彰明，百姓的德行也自然更新，这就是得到根本之后所产生的明显功效。如果不能这样做，却想在彼此争执、辨析诉讼这些枝末事情上费心，以求达到更新百姓的效果，那就只是末节了。

译臣又谨慎地考察：从这里以上，《大学》的传文都是用来解释正经前面各章的意义。它说“使明德彰明”，是希望学习的人自己振作志气，战胜气禀的偏颇和物欲的蒙蔽，从而使自己的明德彰明。它说“顾念上天的光明使命”，是希望学习的人对于天理时时存心、目不离此，不可以片刻忘记。它说“如果能够每天更新自己，就天天更新自己，并且不断更新”，是希望学习的人深刻地自我反省，一旦能够充分去除恶行、迁向善行，就每天这样用功而不间断。它说“如同切割、如同磋磨，如同雕琢、如同磨治”，是希望学习的人不因一点小善就自我满足，而要更加努力，以求安止于至善，这也是日新不已的意思。这几件事，言辞虽然不同，意义却是相同的。臣愿陛下深深留意圣人的旨意，切实付诸功夫，一定要使自己在一天之内明白看见气禀和物欲怎样成为自身的祸害，并且能够轻快地把它们去除而不感到困难；这样，天理的光明就会清楚地呈现在眼前，也就有了日新不已的基础。然后每天更新自己，又不断更新自己，像已经切过还要再磋，已经琢过还要再磨，直到至善完全在我自身，并且没有一处不竭尽其功，那么宋国虽然是旧邦，上天用来命令陛下承担的使命也就更新了。如果不是这样，臣恐怕天下的形势将会像前一章所说的“将近老年而暮年将至”那样。臣对此感到极其恐惧，只希望陛下留意此事。这就叫作知道根本。【程子说：这是衍文。】这就叫作知识达到极致。【臣朱熹谨按：这句话的上面应当有脱文。】臣谨慎地考察，这篇传文的第五章，按次序本来应当解释“格物、致知”的意义；现在那段文字已经亡佚，只留下这一句，它是本章末尾的结语。臣曾私下考察这部书的宗旨，它的纲领有三项，条目有八项，而格物致知是最先应当办理的事情。如今却唯独遗失了它本来传文的文字，不知道它究竟用什么说法来阐明这一宗旨，实在令人惋惜。然而还好有程氏的话可以补足亡佚的内容。程子说：“学习没有比端正内心、使意念真诚更优先的；但想要端正内心、使意念真诚，必须先致知；想要致知，又在于格物并穷尽事物的道理。格，就是达到。凡是一件事物，必然有一项道理，把它穷究到能够达到其极致，这就叫格物。”不过，格物也不止一种途径：有时读书来讲明道义，有时评论古今人物而辨别是非，有时应对接触事物而判断应当怎样处理，这些都是穷究道理。只要今天格究一件事，明天再格究一件事，积累得多了，后来就会豁然贯通。程子又说：“穷究道理，并不是一定要穷尽天下所有的道理，也不是说只穷得一项道理便达到目的；只是从自身的道理直到万物的道理，所穷究的道理积累得多了，自然会有豁然领悟的时候。” 程子又说：“格物并不是要把天下万物全部穷究尽，只要在一件事情上把道理穷究到底，其他事情便可以类推。比如说到孝，就应当探求什么样的道理使它成为孝。如果一件事情上暂时穷究不通，就先另外穷究一件；或者先做容易的，或者先做困难的，各自随着人的资质深浅而定。譬如千条小路、万条道路，都可以通往国都；只要找到一条道路走进去，就可以由此类推而贯通其他道路了。”大概万物各自具备一项道理，而万物又同出于一个根源，这就是为什么可以类推而无不贯通。至于论说用功的根本，程子又说：“学习道理，以认识为先；致知，以敬为根本。”又说：“涵养必须依靠敬，增进学问则在于致知。”又说：“致知在于平日的涵养，涵养知识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方法。”

译论说实行敬的具体方法，程子又说：“专心于一件事叫作敬，不向别处驰心叫作一。” 程子又说：“只要使仪容庄重整齐、严肃端正，心就会专一；心一专一，自然没有邪僻的念头来干扰它。”这样保持长久，天理就会明白了。至于他的弟子谢良佐所说，则是：“敬就是使心常常清醒明白的方法。”尹焞所说，则是：“人能够收束自己的心，不让任何一物混杂其中，就可以称为敬了。”这些都是切实而深刻的话，深深领会了圣人经典的旨意。传文虽然亡佚，但由此仍然可以知道它的大概。因此臣又拾取遗留下来的意思加以论述：天道流行，化育万物。凡是有声音、颜色、形貌、形象而充满在天地之间的，都是物。既然有这种物，那么使它成为这种物的原因，无不各有其当然的法则，具备于人心之中，自然不能自已。这些全都得自上天的禀赋，并不是人力所能造作的。现在姑且从最切近的地方说起：心这种东西，实际上主宰着人的身体。它的本体是仁、义、礼、知的本性；它的作用是恻隐、羞恶、恭敬、是非的情感，浑然存在于内心，随着感应而表现，各有自己的主宰，不可混乱。其次说到身体所具备的功能，有口、鼻、耳、目和四肢的作用；再其次说到身体所接触的关系，有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间的常道。这些都必然有其当然的法则，而且自然不能自已，这就是所谓的理。向外推及人，人所具有的理与自己并没有不同；向远处推及万物，物所具有的理与人也没有不同。这就是《尚书》所说的“上天降下的〔缺字〕”，《诗经》所说的“秉持常道”，刘子所说的“天地之中”，子思所说的“天命之性”，孟子所说的“仁义之心”，程氏所说的“天然自有的中正之理”，张载所说的“万物共同的一个根源”，邵雍所说的“道的形体”。只是人的气质有清浊、偏正的不同，物欲有浅深、厚薄的差异，所以圣人与愚人、人与物彼此相差悬殊，不能相同。因为道理相同，所以凭一个人的心，对于天下万物的道理没有不能认识的；因为禀赋不同，所以对于这些道理，有时又不能穷究到底。道理有尚未穷尽的地方，所以认识也有不能穷尽的地方。认识不能穷尽，那么内心发出的意念就必然不能纯粹合于义理，而会夹杂物欲的私心。这就是意念不能真诚、内心不能端正、自身不能修养，因而天下国家不能得到治理的原因。从前圣人对此大概有所忧虑，所以在开始教人时设置小学教育，使人习惯于真诚恭敬；这样用来涵养人的德性、收回放纵的心，已经无处不用尽其功了。等到学习进一步进入大学阶段，所谓格物致知，就是希望他能够由此穷究天下万物的道理，使自己的知识达到周全、精密、切实而无所遗漏。至于用功的方法，有时考察具体事情的显著表现，有时观察念头思虑的细微处，有时在文字之中探求，有时在讲论之际寻索；使自己对于身心性情的德性、人与人日常相处的常道，直到天地鬼神的变化、鸟兽草木的宜适，无不能够看见其中当然如此、自然不能自已的道理，并且从容反复地每天在这些方面用功，直到有一天豁然贯通。这样，对于天下各种道理，都能穷究到它们表里、精粗的极致；自己的聪明睿智也都能充分发挥心的本体而没有穷尽。以上这些推演虽然出于管窥之见，但实际上都是圣人经典、贤人传文的意思，是达到道、进入德的途径。臣又听说，古代治理得好的时代，天下没有不学习的人，而君王的子弟所受的教育尤其周密，大概从他们还是婴孩时，教育就已经开始了。等到他们出外跟随老师学习，又有小学教育；等到他们列入太学生之中，又有大学教育。凡是用来涵养他们根本、启发引导他们知识的措施，在他们学习做臣子、做儿子的时候就已经先行成熟了，所以他们内外都凝重严肃、思虑通达明白的功效，能够在君临天下时表现出来；因此能够把握根本、执持要领，从容应对各种事务，选择正确、舍弃错误，奖赏善人、惩罚恶人，而奸邪的言论不能扰乱他们的心术。降到后世，教化没有得到修明，天下的人大都不知道学习，而尊贵的人尤其严重。大概是因为他们从小就没有受到小学教育，所以长大以后便没有办法进入大学之道。平日用来涵养根本、启发知识的事情，既然全都粗疏草率而没有方法，那么一旦身居尊位、面对臣下，就绝无所凭借来应对事物的变化、裁决可否。到了这时才想学习小学，把它作为大学的基础，就已经错过时机而没有空暇了。手里掌握天下的版图，身体处在亿万百姓之上，可以说安稳而荣耀；可是他的内心却茫然无知，不知道用什么方法驾驭天下，使朝廷内外、大小臣子都能够肆意施展欺骗蒙蔽的手段，在面前使人昏乱迷惑，在后面逞其谋议、窥伺觊觎，这难道不是反而成为巨大的危险和负累，实在令人深深畏惧吗？然而还好仍有可以作为的事情，说到底也只是敬罢了。如果能对此深思猛醒，痛切地自我防范、勉励，同时采用孟子、程氏的话，就从今天开始致力于敬，以求收回放纵的心，那么还可以涵养根本，使心智精明，以此作为穷究道理的根本。伏望陛下深深留意圣人的旨意，切实下功夫，不可只是尊崇空洞的言论来应付成例而已。臣对君主的爱护之心迫切，不知不觉间烦扰而冒犯地倾诉内情，内心极其恐惧而恳切激切。所谓使意念真诚，就是不要自我欺骗。【臣朱熹谨按： “毋”是表示禁止的语气词。人的本心本来是善的，所以它所发出的意念也没有不善的；只是物欲的私心夹杂在其中，因此行善的意念有不真实之处，这就叫自我欺骗。能够去除欲望，就不会自我欺骗，意念也就没有不真诚的了。】就像厌恶恶臭一样，就像喜爱美色一样，这就叫内心感到满足。所以君子一定要慎重对待独处、独知的时候。【臣朱熹谨按： “如恶恶臭”，是说厌恶得深；“如好好色”，是说喜爱得切。“慊”是快意、满足。所谓“独”，是别人不知道而只有自己独自知道的地方。喜爱善、厌恶恶，深切到这样的程度，意念就常常感到快意满足，不会自我欺骗。一定要慎重对待独知之处，是为了在隐微之间察看自己的意念，不让物欲夹杂其中而造成自我欺骗。】小人在独处时做尽坏事，没有什么不做的；见到君子以后，才沮丧地遮掩自己的恶行而显露自己的善行。别人看待他，就像看见他的肺肝一样清楚，这样做又有什么益处呢？这就叫作内心真实的情况表现在外面，所以君子一定要慎重对待独处、独知的时候。【臣朱熹谨按： “闲居”是独处；“厌然”是消沉沮丧、闭藏遮掩的样子。小人在隐微之中作恶，却在显明之处假装行善，这是自我欺骗到了极点。】

译然而既然内心确实存在这种恶念，它的迹象必定会显露在外面，徒然自我欺骗，却不足以欺骗别人。君子谨慎对待独处，并不是等到照见这种情形以后才这样做；但也不敢不照见这种情形而更加自我勉励。【臣朱熹谨按：曾子说：“十只眼睛看着，十只手指着，这真是多么严厉可畏啊！”【臣朱熹谨按：这是说，即使处在幽隐之中、属于自己独自知道的地方，也如同众人共同看见一样，实在非常可畏。】财富能够润饰房屋，德行能够润泽自身；内心宽广，身体就舒泰，所以君子一定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臣朱熹谨按： “胖”是舒展。意思是说，财富能够润饰房屋，德行能够润泽自身；所以内心没有惭愧愧怍，身体就常常舒畅安泰，这正是德行润泽自身的表现。善真实存在于内心而显现在外面，就是这样；这也是君子不可不慎重对待独处、使意念真诚的原因。】臣谨慎考察：这一传的第六章，是承接上一章的话，用来解释经文“诚意”含义的。臣又详细说明说：民众所秉持的常性，本来没有不善的，所以人心发动时，没有不知道善是应当做的，并且想去做的。只是由于气禀混杂、私欲侵扰，因而受到损害，所以行善的意念有不真实之处，免不了自欺。所谓自欺，是外表有想行善的样子，但在隐微之间常有不想行善的念头抵拒内心；外表有憎恶恶行的表现，但在隐微之间常有不憎恶的念头主宰内心。因此外表虽然公正，内心却自私；外在表现常常正确，内心却并非如此。这些都是自欺一类。所谓“诚其意”，也只是禁止这种情形罢了。能够禁止这种情形，那么内心发动时若在于喜好善，表里就都喜好善，在隐微之间没有一丝一毫不喜好的地方；内心发动时若在于憎恶恶，表里就都憎恶恶，在隐微之间没有一丝一毫不憎恶的地方。因此，他喜好善就像喜爱美色一样，憎恶恶就像厌恶恶臭一样，方寸之心中没有一丝一毫不快意、不满足的地方，这就是所谓“自慊”，也就是意念真诚。能够自我满足而意念真诚，那么在隐微之间就全都是真实的善；君子对此也要极其谨慎，不让一丝一毫的私意有机会夹杂在其中罢了。至于小人的自欺，就不只表现在念头思虑之间，而且一定会显露在实际行为之中。他明知这是恶行却把它掩饰起来，这已经不足以自欺；别人看他就像看见他的肺肝一样清楚，又不足以欺骗人，这样做又有什么益处呢？这就是君子还要把它作为警戒，并且一定谨慎对待独处时情形的原因。下文引用曾子的话，是为了说明在隐微之间实际存在不善，人人都知道，就像“十只眼睛共同看着，十只手共同指着”一样，没有什么能不被看见，实在非常可畏。在隐微之间如果确实没有不善，那么它显露于外也会如此。大概财产多的人，他的房屋必然华美；有德的人，他的仪容必然修整；他的心胸广大，他的身体必然安舒。这又是用来彰明事理必然如此，从而说明君子为什么一定要使意念真诚的旨意。然而考察经文，能够使意念真诚的根本，在于“知至”。如果认识没有达不到的地方，那么对于是非得失，就都能在毫厘之间加以剖析，心念的发动必然没有外表为善而内心为恶的弊病，所以内心有所主宰，有可以依据的地方，能够在隐微之间极其谨慎。如果认识有所未到，那么在未到之处，恶念一定会隐藏其中，成为自欺的根源；即使想下谨慎独处的功夫，也将无所主宰、无所依据了。这又是传文没有发挥、但其中道理已经具备于经文的地方，都是不可不察的。不过这仍然只是对一般人说的。至于君主，以一身处在亿万百姓之上，念头思虑之间只要有一处不真实，不但天下人都可以议论他的后果，祸乱还会乘机而起，并且将有不可遏止的势头。它的可畏，又不只是十只眼睛所看、十只手所指而已。愿陛下对此深加省察，切实下功夫，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今天这区区讲读，也只不过成为供人观听的美饰罢了，对于治理之道究竟有没有实际作用、能不能堵塞祸乱的根源，又有什么益处呢？从后面看起。本朝太庙制度。现行的庙制。如今礼官等人的议论；如今熹拟定的意见。各室的次序。

译具列官位。据尚书省吏部的公文，奉圣旨，命侍从、两省、台谏和礼官集议。四祖祧迁后的神主应当归置何处，熹现在私下详细考察群臣的议论，他们的说法虽多，但以礼经衡量，都有可疑之处。有人说应藏在太庙西面的夹室中，可是古代只有把子孙的祧主上藏于祖考夹室的制度，没有把祖考的祧主下藏于子孙夹室的文字。过去僖祖尚未迁出时，西夹室是僖祖的西夹室，所以顺祖、翼祖的神主藏在那里，并没有不合顺序的疑问。如今既然已经迁去僖祖，而以太祖祭祀第一室，那么夹室就是太祖的夹室。从太祖的室来看它，就像正殿看待朵殿一样。子孙坐在正殿，却让朵殿容纳自己的祖考，这在礼上安妥吗？这是不可行的第一点。至于举行祫享时，又想在夹室前另设帷幕而另行祭祀，这既不能称为合食，而且僖祖的神位正好处在太祖神位的背后，前面是孙，后面是祖，这又是不可行的第二点。有人说应另立一座庙来奉祀四祖，这不但丧事中即使年代久远也只有毁弃而没有另立的制度，而且所立之庙必处在偏位，其栋宇和仪物也一定不能像太庙那样盛大，这就名义上说是尊祖，实际上却是贬低祖先。又到举行祫享时，群庙的神主在太庙合祭，四祖的神主却在别庙合祭，也不能称为合食，这是不可行的第三点。有人说应把神主藏在天兴殿，那么宗庙与原庙，古今礼制不同，不能混杂；而且不能合食，也与另立别庙没有区别，这是不可行的第四点。这几种做法反复寻究，都不能实行。议论的人也都知道其中不安，却不知道原因，只是因为他们急于尊奉太祖，想让太祖在三年一次的祫享时暂时面向东，所以才纷纷议论，不再顾虑。殊不知这实际上无益于提高太祖的尊崇，反而使僖祖、太祖两庙的威灵常常仿佛在冥冥之中相互争较强弱，又使四祖之神疑惑自己受到排斥，徘徊踯躅，不知归处，令人悲痛而不能自已。不知朝廷正值多事之际，又何必急着做这件事呢？如今且不论其他，只要根据太祖皇帝当日追尊帝号的心意默默推求，就知道太祖今日在天之灵对此一定有所不忍，也不敢承当。何况僖祖的祧主迁到治平年间，不过数年，神宗皇帝又重新奉僖祖为始祖，已经合乎礼的正道，也合乎人心，正是所谓“有谁举起这件事，就没有人敢废弃它”吗？况且孔子评论武王、周公的孝道，说：“承继他的地位，实行他的礼制，演奏他的音乐，爱护他所亲近的人，敬重他所尊敬的人，对待死者如同对待生者，对待亡者如同对待存在者，这就是孝的最高境界。”如今天下已经承继太祖的地位，实行太祖的礼制，演奏太祖的音乐，就应当爱护太祖所亲近的人，敬重太祖所尊敬的人；侍奉太祖，应当与他生存时没有不同，才是最高的孝道。可是议论的人却想贬黜太祖所追尊的祖考，把他们安置到别处，而且还没有确定的地方，这难道是所谓爱护、敬重他所亲近和尊敬的人，像他们生存时一样侍奉他们吗？况且议论者一定要这样做，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太祖承受天命、由家族建立国家，而王业的兴起并不是由于僖祖。若按这种说法，那么后稷原本封在邰地，而不窋已经逃到戎狄，公刘、太王又再三迁徙之后才安定下来；文王、武王的兴起，又哪里全都出自后稷呢？只是推究根本始源，王业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不能不祭祀；祭祀他就不能不尊崇，哪里是计算他的功德大小、有无呢？何况周人虽然以​​后稷为太祖，但祭法也说“以文王为祖，以武王为宗”，这就是所谓“祖有功而宗有德”的意思。因此文王自成一代世室，百世不迁，置于群庙之上，也不必等到祫享时面向东，才可以表达尊崇至极的意思。然而如今宗庙制度不能完全像古代，姑且从权宜的角度讨论，最好是把僖祖比作周代的后稷，祭祀于太祖的第一室；顺祖为昭，翼祖为穆，宣祖为昭，把他们的祧主藏在西夹室；太祖为穆，比作周代以文王为祖，祭祀于太庙第二室；太宗为昭，比作周代以武王为宗，祭祀于太庙第三室。太祖、太宗都百世不迁，称为世室。真宗为穆，其祧主也暂且藏在西夹室；仁宗为昭、为宗，祭祀于第四室，也作为世室，依照太宗的制度；英宗为穆，藏主依照真宗的制度；神宗为昭，祭祀第五室；哲宗为穆，祭祀第六室；徽宗为昭，祭祀第七室；钦宗为穆，祭祀第八室；高宗为昭，祭祀第九室；孝宗为穆，附祀于第十室。将来高宗也应当为宗、为世室，依照太宗、仁宗的制度。三年一次祫享时，僖祖仍旧面向东，而从顺祖以下直到孝宗都合食于太庙，这样内心安适，礼制也顺当了。至于古代宗庙制度，今天虽然还来不及议论，仍希望将来能够兴复。将来返回旧都后，还应继承神宗的志向而把制度彻底更新，以纠正千百年来的错误，成就一代帝王的制度，使昭穆有序，并且把祫享之礼在各室中实行，这又是极大的善举。尊太祖面向东，是义；奉僖祖面向东，是恩。义，是今天天下臣子的愿望；恩，是太祖皇帝当日的心意。与其伸张义而屈抑恩，以满足天下臣子的愿望，哪里比得上屈抑义而伸张恩，以安慰太祖皇帝的心呢？韩愈所谓“祖因孙而尊，孙因祖而屈”，正合这个意思。又因为四时各自祭祀本庙，伸张的祭祀常常很多；三年以后才举行一次祫享，屈抑的祭祀常常很少，这也合乎人情。所以熹对此曾经有所感触。熹私下独自认为，如今想议论四祖神位附祀的适宜之处，最终免不了颠倒错乱、难以贯通，不如让僖祖回到太庙，三年一次面向东，这样顺当简易而不会生事。熹孤陋寡闻，所见如此。昨天恰逢衰病，来不及参加议论。想到宗庙之事重大，不敢默然不言，所以必须上报说明。以上意见如前，连同绘制的图纸四幅，一并附在前文之后，谨具此状申报尚书省。恳请一并赐予详细斟酌，敷陈上奏施行，伏候您的裁决。小贴子。

译熹谨按礼家先儒的说法，兄弟相继传国的人，因为他们曾经分别做过君臣，便等同于父子，各自算作一世；天子七庙，宗不计入其中，这是礼制的正法。若按今天实行的庙制，兄弟相继者共同算作一世，而太祖增加为九世，宗又计入其中，这些都是礼制末流的失误。所以熹在状中拟定太庙世数，一概依照先儒的说法，当然知道未必能够采用。若议论的人采用现行制度，却反而没有详加考察，那么从僖祖到孝宗正好达到十世，太祖、太宗是第三世，仍在四昭四穆之内。今天祧迁，只应依照孝宗初年迁翼祖的例子，再迁宣祖，然后才合适。如今不察这一点，却想无缘无故一旦同时迁僖祖、宣祖二祖，又强行把太祖、太宗各拆作一世，既与哲宗、徽宗、钦宗、高宗的例子不同，又使太庙所祭实际上只到八世，向前达不到今天的九世，向后又不符合古代的七世，尤其荒谬，毫无依据。即使熹的说法迂阔、需要多所更改而不能施行，议论者同时迁二祖、把一世析为二世的错误，也应当赶快改正。况且迁宣祖，使太祖、太宗重新合为一世，以补足九世之数，伏乞详细察看。熹提出这项议论后，继续搜访，得到元祐年间大儒程颐的说法。他认为，太祖以上有僖祖、顺祖、翼祖、宣祖，过去已经尝试祧迁僖祖。介甫议论说，不应祧迁顺祖以下的祖先，祧迁僖祖可以。为什么呢？本朝推尊僖祖为始祖，僖祖以上已经无法再推了。有人诘难说，僖祖没有功业，也应当祧迁；如果这样说，那么英雄取得天下，都是凭自己的力量做到的，便不能把功业归给祖先。又有人说，灵芝没有根、醴泉没有源，万物难道会没有根本而生长吗？今天天下的根基，大概正是出自这个人，怎么能说他没有功业？所以朝廷重新建立僖祖庙，是合乎礼的。介甫的见识终究高于世俗儒者。熹私下详细考察，程颐平素的议论本来与王安石不同，到了讨论这件事时却深深佩服王安石，认为他的见识高于世俗儒者，这足以看出礼义和人心所共同认可的地方，本来就有不约而同相合的情形。只是一般人免不了自有争较强弱的心理，即便对祖考也忘了谦让退避，所以只看见太祖功德的盛大，却看不见僖祖没有百姓可以称述的事迹，便想尊太祖而贬僖祖。又看见司马光、韩维等人都是大家敬重信任的大贤人，他们的议论偶然没有提出这一点，而王安石又因变乱穿凿而获罪于公议，于是便想坚守两位贤人的说法，连王安石应当采纳的部分也一概废弃，所以无缘无故产生这些纷纷争论。如今用程颐的说法来考察，就可以看出议论的公允，百年没有解决的是非也可以当即判明了。并乞详细察看。

译臣私下看到，太祖皇帝受命之初，还来不及处理其他事情，首先尊崇四祖之庙，又把僖祖列为四庙之首，历代圣主都尊崇奉祀，不敢使之失坠。中间虽然因为世数渐远，把僖祖迁到夹室，但不到几年，议臣章衡又请求尊奉僖祖为太庙始祖。宰相王安石等于是上奏说，本朝从僖祖以上的世次无法知道，那么僖祖有庙，与后稷、契恐怕没有什么不同。如今想毁掉他的庙而藏起他的神主，替祖宗的尊位降到子孙之下归附，这不是顺从祖宗孝心的做法。于是神宗皇帝下诏依从他的请求；司马光、韩维、孙朴、孙固等人却认为不对，极力上奏争辩，论说十分详尽。然而他们立论的意思不过是认为，太祖受命建立极尊之位，应当作为始祖；祫享时面向东；僖祖本来没有功德，亲尽就应当祧迁罢了。臣曾经深入考察这种说法，再以人心所安来衡量，那么僖祖是太祖的高祖考。虽然历代久远，功德没有流传，但四代以后，深厚地生出神明的后代，顺应天意、应合人心，使亿万百姓安宁，他的功德未必一定要亲自完成这些事才算盛大。因此太祖皇帝首先尊崇并建立僖祖庙作为初庙，在这个时候，大概已经把功德归于祖先，不敢把功业归于自己了。如今却因为想尊崇太祖，竟一定要让太祖夺取并占据僖祖初室面向东的地位，臣恐怕太祖在天之灵对此有所不忍，也不敢承受。王安石为人虽然不如司马光等贤明，但他的论说正确之处却不能诬蔑。世上的议论者没有察觉这一点，只看见太祖功德盛大，却不知道根据太祖当日尊立僖祖的心意，推究其根源；只看见司马光等人贤明，不是王安石、章衡所能比，却不知道反求自身，以符合内心所安，所以纷纷提出许多异说。臣曾经为此忧虑，常常遗憾没有办法纠正它；没想到这次前来恰逢这项议论，又因为疾病不能恭敬赴会，已经把浅陋的意见略具成文申报尚书省，请求一并敷陈上奏，并绘成图本，同时论述古今宗庙制度的得失。又访得元祐大儒程颐的论说，认为王安石的话很恰当，所附说明详尽；其中所说同时祧迁二祖、上面只成八世的道理尤其明白。不知是否已经送达圣听，想请求宣召询问，详细赐阅，并将此奏下发另行详议，以承继太祖皇帝尊祖敬宗、报本反始的心意，使上天延长国运，使下民同心，实在是万分幸运。请进呈。止此。（请求下发尚书省。） 贴黄。臣私下看到，今天群臣所议奉安四祖的礼制有很多不妥。大概不迁僖祖，则一切事情都顺当；一旦迁僖祖，则一切事情都错乱，即使再巧妙地回护周旋，最终也找不到安妥之处。而且正值人心危疑之际，无缘无故迁移国家始祖的祭祀，也会惑乱众听，实在不便。有人或许认为，前日的议论已经奉圣旨批准，应当恭敬依从，难以再改。臣私下详细考察，治平四年三月，议论者请求迁僖祖，已经下诏依从；到熙宁五年十一月，因为章衡、王安石等人申请恢复僖祖之位，又下诏依从。宗庙之事重大，即使已经施行，若道理上或有不安，也不能不改。伏乞圣明照察。议论祧迁庙主的札子。臣前日当面奏议祧迁庙主之事，伏承圣慈宣谕说：“僖祖本来就不应当祧迁，高宗即位时没有祧迁寿皇，即位时也没有祧迁；太上即位时，又没有祧迁。今天怎么可以轻易这样做呢？”臣恭敬承受圣训，仰见陛下圣学高明，洞察事理，尊敬奉事宗庙，已经决断疑惑，至孝至明，不是群臣所能比，臣不胜叹服仰慕。然而如今已经多日，仍未听说把臣原先的奏札下发外朝施行，臣私下担心万机繁忙，尚未及作出指挥，恳望圣明早日赐予处置，臣不胜幸甚。（请求下发尚书省。） 进呈拟定诏书的意思。这份关于宗庙的议状和图本，兼论古今制度，把其中的根本道理都详尽说明了，不但可以作为今天的制度，也可以留待将来考察。不如把它下发，再命令详细议论。如果他的说法荒谬，就可以反复剖析，彻底说明异同；如果他的说法正确，这件事便不应固执。如果只是含糊地直接下达指挥，恐怕不能满足众人的心意，反而会受到轻率偏徇的讥评。如果一定不愿下发再议，就应当拟定诏书的意思，请求降下御笔指挥。不过终究不如再议为好。诏书的意思如下：此前因臣僚请求迁僖祖皇帝，以尊太祖皇帝为初室，将来祫享时便正式处在面向东的地位，已经恭敬依从。如今再次思考，实在有不便之处。太庙现在祭祀九世、十二室，僖祖自熙宁以来尊为始祖，祭祀于初室，百世不迁；遇到祫享之日即处在面向东的地位，已经合乎典礼，既然有人创立了这种制度，就没有人敢废弃。太祖还在四昭四穆之内，也不合适立即居于初室、赶快正位面东；这样却使太庙只成为八世，又使四祖不能合食。不如仍让僖祖作为初室、面向东，像过去一样；迁宣祖一世到西夹室；太祖、太宗、仁宗三室也作为百世不迁之庙，将来永远不祧毁。这样或许可以仰承祖宗的孝心，不至于妄自减少太祖的世数，并且符合合食的意义，以副朕恭敬承奉宗庙的心意。其【缺】月【缺】日，闰十月【缺】日，两次已经下达的指挥，均不再施行。关于山陵的议状。具列官位：臣朱熹。据尚书省吏部公文，十月九日，覆按使孙逢吉关于确定大行至尊寿皇圣帝神穴之事的奏状，已经三省、枢密院共同奉圣旨，命侍从、台谏限三日集议，闻奏。臣正想赴台集议，忽然听说朝廷已经另行差官前去宣谕，于是便与众官具状申报尚书省，另听指挥。臣在外任职，私下有一些愚见，深恐说得不及时而耽误大计，所以必须先行具奏说明。

译臣以为，至尊寿皇圣帝的圣德神功覆盖天下，深厚的仁爱恩泽浸润百姓。他厌弃人世而升遐，四海之内无不哀痛仰慕，应当得到吉祥的土地来安奉衣冠之藏，为后代留下长久福泽，永远没有穷尽。然而卜选陵地，到现在已经数月，议论纷纭，始终没有定论。臣曾私下探究其中原因，都是因为专门相信台史，而不广泛寻求术士；一定要选择符合国音、坐丙向壬的穴位，而不广泛访问名山，所以粗疏苟简，只想把陵墓附葬在绍兴诸陵旁边。不但未必能得到形势优良的地方，至于穴中的水泉之害、地面浅薄之忧、狭窄破损的余地、惊动诸陵的顾虑，即使明知，也没有时间顾及。群臣中议论的人，又多不熟悉这些卑微末术，所以不能坚决剖析判断，致使烦劳圣明下诏，要求在朝廷中广泛访求，臣实在为此痛惜，难道敢不发言回答吗？臣听说，葬的意思就是藏，是用来藏放祖考遗体的。子孙藏放祖考的遗体，就一定要产生谨慎、郑重、真诚、敬畏之心，以求安稳牢固、长久深远，使遗体完整、神灵安宁；这样子孙才能兴盛，祭祀才能不断，这是自然的道理。所以古人安葬，一定选择土地，并用卜筮来决定；不吉利就另选地点再卜。近世以来，卜筮的方法虽然废弃了，但选择土地的说法仍然存在。士人百姓中稍有财力的人家，想安葬先人，没有不广泛招请术士、遍访名山，互相参照比较，选择其中最好的地方，然后使用的。有的选择不精，土地不吉，就一定会有水泉、蝼蚁、地风之类侵害墓内，使形体和神灵不得安宁，子孙也有死亡绝灭的忧患，实在可怕。有的虽然得到吉地，但安葬不厚、埋藏不深，那么在兵戈动乱之时，无不遭遇被发掘、暴露的变故，这又是应当重点忧虑的事情。至于挖掘穿凿已经很多的地方，地气已经泄尽，即使有吉地，也没有完整的力量；而祖坟旁边多次兴土施工，以致惊动祖灵，也能招来灾祸。这虽是术家的说法，却也不能说毫无道理。由此看来，今天圣明诏令所询问的事情，其得失大概已经可以看出来了。至于台史的说法，错误荒谬之处很多。从礼制说，礼记载道：“死者头朝北，生者面向南，都遵从其朔。”又说：“葬在北方，头朝北，这是三代通行的礼制。” 也就是说，古代安葬的人一定坐北朝南，因为南方属阳、北方属阴；孝子的心不忍把亲人当作已经死亡，所以即使把亲人葬在墓中，仍希望他背靠阴面而面向阳面。哪里有坐南朝北，反而背阳面阴的道理呢？如果从术数说，凡选择土地，一定先考察主势的强弱、风气的聚散、水土的深浅、穴道的偏正、力量是否完整，然后才可以比较土地的好坏。即使确实有国音之说，也一定要先考察这五项，得到形势优胜之地，然后那种术法才有用。如今却完全不论这些，只相信庸俗荒谬的偏说，只因五音分别归类各姓，便说坟墓住宅的坐向各有适宜，这实在是极不合经典。不但先儒已经极力辨明，近世民间也多不采用。如今却说祖宗以来世代遵守这种方法，顺从它就吉利，违背它就凶险，那么姑且不问其中道理，只把事实拿来验证，它的荒谬也会不攻自破。自从永安迁奉以来，已经遵用这种方法；然而九世之间，国统两次断绝，靖康之变使宗庙社稷成为废墟，高宗中兴，单骑南渡，寿皇又从旁支入继大统，直到思陵，也都采用这种方法。而寿皇倦于政事之后，很快便升遐；太上违豫日久，以至退位；赤山也采用这种方法，而庄文、魏邸又相继去世。如果说吉凶由人，不在土地，那么不废弃这种方法，又凭什么能够兴盛？这样国音之说就成了无用的空谈：遵从它未必得福，不遵从它未必遭祸。又何必这样深信它、这样严格地守它呢？如果说这种方法确实灵验、不可改变，那么洛、越诸陵没有一座不是坐南朝北，本来已经符合国音了；又为什么吉事少而凶事多呢？台史的言论进退无据，大多都如此。只要试着加以诘问，让他们当面答辩，他们一定无辞自解。若从土地说，绍兴诸陵臣没有亲自看见，不敢轻率议论。然而赵彦逾明确说，旧定神穴土层浅薄，开挖五尺深，下面有水有石，难以安葬。荆大声却说，新定东头的穴位与先前所定神穴相比，高一尺一寸五分，开挖九尺深，下面就没有水石。臣曾详细考察二人的说法，反复计算推度，新穴只比旧穴高一尺一寸五分，那么新穴挖到六尺一寸五分时，就与旧穴五尺以下有水石处的高低相齐了。怎么反而可以挖到九尺，而下面二尺八寸五分处却没有水石呢？况且荆大声既然知道有这样一个没有水的吉穴，当时就应当指明，为什么反而把土层浅薄、下面有水石的地方定为神穴，直到今天前面的说法被揭露、无处可葬之后，才说出这件事呢？这种反复荒谬，是小人的常态，虽然似乎不值得深责，但他奸邪的心思竟想把寿皇的梓宫安置在水中，完全不加顾忌，那么他欺骗皇上、误导国家、大逆无道的罪行，实在不能容诛。即使他的话另有曲折，一道山坡的地方，面积能有多大？昭慈圣皇皇后已经用过它，徽宗一帝二后又用过它，高宗一帝一后又用过它。估计那里的地气已经泄尽，再没有余力；行围、巡路、下宫之类设施，也已经狭窄到了极点，不能再移动削减。如今只就空出来的地方当作穴位，东西移动安置，或远或近，完全没有定论。地理之法，就像针灸一样，自有一定的穴位，不能有丝毫差错。假如医生施针用艾都像今天台史确定宅兆那样，攻治一个穴位却使全身都长满创伤，又怎么能得到正确的穴道呢？

译如果这以外果真没有别处可以寻找，那也没有办法了。但如今两浙数州都是京畿近地，方圆三二百里，难道没有一处可以备供选择吗？为什么偏偏要在这几步之内迁就狭窄之地呢？即使一定想找到离山、坐南朝北的地方，也应当先广泛寻找壮厚、高平、可以安葬之处，然后再选择符合这种方法的地方。何况这种荒谬而不合经典的说法，本来就不值得相信呢？臣从南方来，经过严州、富阳县，看见那里江山的胜景，雄伟非凡。富阳是孙氏兴起的地方，严州则是高宗受命的邦域。有人又说，临安县是钱氏故乡，山川形势宽平深密，不过臣没有亲自看见。这些地方，臣虽不敢断定一定可以使用，但根据臣已经见闻的地方反推未见未闻之处，怎么知道不会有更好的地方，远胜此处而确实可用呢？只是如今偏信台史的话，固执于绍兴的说法，不肯寻求罢了。如果想寻求，臣私下看到，近年地理之学以出自江西、福建的最为兴盛。即使未必人人精通，难道没有一个人大致懂得纲要，比一两个台史更加平稳可靠吗？希望圣明深察这个道理，斥退荆大声，把他交付法司治罪；立即下令两浙帅臣、监司，迅速搜访，酌量拨给路费，多派人、兵、轿、马，渡送到京，命令他们在京畿近地广泛查看，找到五七处以后，再派官员按行察看，命使者复核，不拘官品，只选取通晓地理的人，互相参照考校，选择一处最吉祥的地方来奉安寿皇神灵，以求万世安宁。虽然迫近七月期限，但事情重大、体制尊严，不容苟且简略。孙逢吉所说“稍宽缓日期，另求吉兆为上”这十个字，实在是至理名言。惟愿陛下采纳施行，或许可以稍稍安慰天下臣子的心，也用来为国家祈求上天延长国运。臣本是儒生，不懂术数，不敢把淫巫瞽史的话当作事情来迷惑圣听，自取讥诮。实在是因为不忍把寿皇圣体这样重要的遗骸，交给水泉沙砾和残破浅薄的土地，所以悲痛激切地为陛下说一次。譬如乡邻亲旧之间有人拿这样的重大事情来商量，我明明知道事情的利害，必然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却不把实情告诉他，人们一定会认为我是个不忠不信的人。何况臣子对于君父，又怎么忍心有所顾忌观望而默默无言呢？惟愿陛下详细省察，果断施行，那么天下和万世都无比幸运。谨录此奏上闻，伏候敕旨。（请求下发尚书省；“台吏”恐怕应作“台史”。） 《晦庵集》卷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