晦庵集卷九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晦庵集》卷九十五上，宋朱子撰，行状 少师、保信军节度使、魏国公退休后，追赠太保张公行状上。本籍是汉州绵竹县仁贤乡武都里。曾祖文矩，过去没有出仕，追赠太师、沂国公，曾祖母沂国夫人杨氏。祖父张璇，曾任殿中丞，退休后追赠太师、冀国公，祖母冀国夫人赵氏、王氏。父亲张咸，曾任宣德郎，追赠太师、雍国公；母亲秦国夫人计氏。公名浚，字德远，是唐朝宰相张九龄之弟、节度使张九皋的后代。张九皋之后迁居长安，生张抗，张抗生张仲方，张仲方生张孟常，张孟常生张克勤，张克勤生一人，姓名失载，此人又生张纪，张纪生张璘，张璘就是公的五世祖。张璘在唐僖宗时任国子祭酒，随皇帝幸蜀，于是居住成都，享年一百二十多岁。他的长子张庭坚因父荫任符宝郎，后来没有出仕；符宝郎的儿子就是沂国公。沂国公早逝，夫人杨氏带着三个儿子迁居绵竹，依靠外家，于是成为绵竹人；长子就是冀国公。冀国公年幼时慷慨而有大志，不肯屑屑于举子功名之业，对各种书没有不通晓的。庆历元年，诏令举荐茂才异等，近臣鱼周询拿公的五十篇文章应诏，朝廷召他到秘阁考试，结果只是上报知悉。当时西部边境正用兵，鱼周询对公说：“天子因为西部战事尚未平定，日夜寻求贤才，唯恐来不及，您难道能一直留在民间吗？我应当再率领贤能的公卿共同举荐论奏，不敢有所隐瞒。”于是鱼周询和程戡把公所作《庆历御戎策》三十篇上奏。公的策论大体认为：唐朝所忧虑的是节度使兵力强盛，如今所忧虑的是中原兵力弱小；边境有警却没有力量抵御敌人，实在是因为四方藩镇边境没有经过调练的军队，士兵中没有亲信可靠的人；军队只是凑足人数，将领只是按官位充任，行军布阵、部伍编制全无条理，这和驱赶市民去作战有什么区别？古代军队出征不超过规定时日，如今已经五年了，百姓困苦，财用匮乏，征发科敛没有停止，生出了盗贼之心，后患不可估量，难道不应赶快改革，谋划使百姓安定、使敌人畏惧的长久办法吗？如今应当把陕西四路、河北三路、河东一路的军队划分出来，归属将领，公开选拔合适的人，不拘泥于官品；为每军设置两名通晓政务的文臣，作为军谋，并让各军能够自行征辟属官。军丁名册、财赋使用，都交给他们掌管；不要让宦官干扰其事务，也不要让小人分割其权力；另行设置两名通判采访使，分管八路，提纲挈领，纠察奸邪。如果像转运使、提刑、运判、监军一类的官职都可以罢免，那么庶几军政权力归于一处，敌军可以遏制，百姓也可以复苏。有诏令交给国子监详细评定后上报。召公到西掖考试，张方平公上奏说公的论议优长，皇帝嘉奖他，授任将作监主簿。此事发生在庆历二年冬，事迹载于国史。程戡公尤其器重公，等到任泾原帅时，征辟公掌管机宜事务；后来调任高阳，又征辟公。改任阶秩为雷州知州。当时黎人侵扰朱崖，朝廷命令公从四明派遣数百名士兵，渡海道前往镇守海边。公到后不把当地百姓视为蛮夷，安抚使其安定，边患也很快平息。后来授管干都进奏院。公年过六十，便悠然产生归隐之意，辞去职务，自号希白先生，修建希白堂，一时贤能的公卿都为他赋诗。公亲自教授雍公。雍公字君悦，于元丰二年考中进士，历任州县官；在职务之外，深入研读典籍，诸子百家的学说没有不贯通，并以六经加以折中裁定。他所作的文章奇特雄伟而条理畅达。元祐三年，他从华州学官任上，经近臣举荐，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所上策论为天下第一。等到阁试时，却被报告罢免。当时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哲宗尚未亲自处理各种政务；从宰相到百官，都选用有声望的贤才，改革此前王安石政事的弊端，排斥异议，压制边功。公想到明主当世难逢，内心又有抱负，希望用来补报国家；既然不能面见皇帝，便没有办法上达。宰相吕汲公吕大防正受尊贵重用，公写成《时议》献给他，大意认为：如今百姓和睦、时局安定，应该守成并寻求辅助，但戒备警惕不可忽视；何况大的忧患还没有止息，深重的祸患还没有消除，广泛的灾祸还没有离去。所谓“大忧”，是停止用兵的主张；所谓“深患”，是差役制度的主张；所谓“博祸”，是施行法令的主张。停止用兵的主张，忧患有三项：有损伤国势、耗费财力的忧患，有使军队受挫、扰害百姓的忧患，有滋长敌人轻视我军、玩弄兵力的忧患。差役制度的主张，弊患有三项：有贫富不均的弊患，有州县劳扰的弊患，有文书簿册侵扰的弊患。而这两者的根本都在朝廷；只要朝廷之上去除私意，辨明公是公非，取舍一概以大中至正为准，法令可行与否不必问它是新的还是旧的，议论是否可用不必问它属于今天还是过去；除去眼前的祸害，防止未来的变故，那么所谓大忧就可以转为欢乐，所谓深患就可以转为安宁，所谓广泛灾祸就可以转为福祉。这样，今天的治理就可以维持到万世。吕汲公没有采纳，见识深远的人都感叹公的先见之明。公归家又过了六年，再次被召去参加考官考试；因文章卓异，被列入高等。宰相章惇看了他的策论，认为元祐年间的政策并非错误，而且对朝廷使用私意等事情毫不回避，因此非常不高兴。几天后，公前往致谢，章惇嬉笑着说：“贤良科一天之内写了一万多字，笔锋实在可怕。”于是授任宣德郎、签书剑南西川节度判官厅公事。人们认为这个职位不能满足公的志向，但公处之泰然。章惇于是奏请废除贤良方正科，改设宏词科。当初，祖宗建立制科，招纳天下英俊，让他们陈述时政的缺失；皇帝虚心听取，因此得到的人才很多。自熙宁六年起，执政大臣厌恶士人议论，已经开始命令进士在御试时只用策论，并废除制科。司马丞相司马光辅政，元祐初年把求取直言作为首要事务，于是重新设置制科。到这时，章惇厌恶雍公文辞直率，又废掉制科，改设词科。词科的文章，如表章、赞颂、记序之类，都是惯于谄媚的人所擅长的；用谄媚的文辞代替直言劝谏，腐蚀败坏士人的心志，逐渐导致祸乱，而人们不知道废置制科的根源，大概就在这里。

译公晚年做了一个奇异的梦，仿佛有人告诉他说：“上天命令你的儿子，凭德行成为宰相。”不久公便生下儿子，所以给他取字德远。公出生四年，雍公去世；太夫人年仅二十五岁，父母想让她改嫁，她发誓拒绝，辛勤抚养孩子。公刚会说话，太夫人就教他诵读雍公的文章；刚能记事，便把雍公的言行告诉他，没有片刻让他离开身边。因此公虽然年幼，但目光一定端正，行走一定正直，坐着不歪斜，说话不欺诳。亲族乡党见到他，都称赞他是大器。十六岁时，进入郡学，早晚不停地讲诵学习；同辈嬉笑喧哗，他好像没有听见，从未窥视过市门。教授苏元老感叹说：“张氏有如此盛大的德行，才会有这样的儿子。我看他的文章，没有虚浮之语，将来成就远大，真是不可估量。”刚刚成年，便与计吏一同入上庠。太夫人送他，拍着他的背哭泣说：“家门贫寒困苦，依靠你在朝夕之间振兴门庭；要以你祖父、父亲的事业为念。”她把数十条写在纸上的策论交给公。公离开母亲身边后，常常好像仍在她面前，没有一言一动不遵循太夫人的教诲。京师繁华，每逢节日游览观赏，同舍的人都出去，公独自留在蓬州。老儒严赓当时也游学太学，看到公的行为，赞叹而喜爱敬重他。严赓曾经研究《易经》有所心得，于是把乾坤之说传授给公。公于政和八年考中进士。知枢密院邓洵仁是蜀人，和雍公有旧交，说公来见他，准备安排他任编修官，但公最终没有答应。调任山南府士曹参军，为了回家侍奉母亲而接受这个官职。山南是大府，事务繁多，主帅看重公的才能见识，把事情全交给他办理。公分别处理，大小事务都有条理；审理案件明察详慎，务必查尽实情。即使是监狱的木械、锁具、洗浴、饮食，也一定亲自经历查看，寒暑不废，因此军民都归心于他。在公堂上打官司的人，都希望能由士曹公审理。他接受赋税缴纳时，全部革除旧有弊端，使百姓可以亲自掌握衡量工具，人们又觉得便利。公务结束后回家，便陪太夫人读书直到半夜才睡，所以同僚中的贤者无不亲近他；不肖之人也往往改变面貌，畏惧公而不敢作恶。蒲中人孙伟奇，父亲是名士，当时经过府城，和主帅饮酒到深夜；主帅命人到公处继续取酒畅饮。公对使者说：“现在是什么时候，竟想打开府库钥匙取酒痛饮？郡中百姓会怎么看？”使者不敢照办，回去复命，主帅没有答话。孙伟奇的父亲整理衣冠，拱手说：“有这样贤能的属官，我真是罪人。”问清公的姓名，记下后便登车离去。公又兼权成固县事务，任期满后，郡人拦在道路上送行的有上千人，画公画像拿来送行的有一百多人。转运使感叹说：“一个小官能得到百姓如此深厚的感情，假使在当时得以施展志向，又会怎样呢？”调任褒城县令，征辟为熙河路察访司干办公事。到任后，走遍各处边塞，考察山川形势。当时还保留着旧日戍守制度，公把守将全部召来，与他们握手饮酒，询问祖宗以来守边的旧法以及军阵方略，完全了解其中实情。因此公从疏远之地起步，一旦担任枢要之职，能够通晓边事的始末，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夏人争夺边界土地时，有诏令把此事交给察访司，命属官前往察看划界。公带着十多名骑兵直抵边界，到了所谓阳关的地方，夏人开始在山谷中张起旗帜、骑马列阵，意图不可测。等见到公坦诚相待，只说了几句话，事情便平定下来。改换官阶到京师，调任恭州司录后回乡。靖康改元时，尚书右丞何栗推荐公，和胡寅一起召来审察。此前何栗因任中丞时论事获罪罢职，寓居郑州。公调任后回京，经过郑州，想到何栗也是蜀人，略有时望，便去拜见他，告诉他国事危急，应当更加自重，思考经世济民的谋略，不要浅薄外露。何栗心中敬重公，等到执政后首先推荐他。公到潼关，听说何栗更加轻浮，渐渐失去人望，第一次见面便用札子规劝他，言辞切直严厉。何栗不高兴，不再让公入对，只授任太常寺主簿。不久何栗兵败来到城下。公在京师，只有开封府判官赵鼎、虞部郎中宋齐愈、校书郎胡寅是至交，起居行动从未分离。他们所讲论的，都是前代贤者求学的方法以及救济时务的谋略。当时渊圣皇帝召涪陵处士谯定到京师，准备授予谏职；谯定因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用，极力辞谢，闭门不出。公前往拜访，多次求见，谯定才开门请他进去。公问从前辈那里所得到的学问，谯定告诉他说：“只应当熟读《论语》。”公从此更加潜心于圣人之学。金人逼迫二圣出城时，公因职务在南薰门。有一个姓韩的燕人，在金国任要职，往来南薰门，和公很熟。一日，他对公说：“大人们【金人称贵族首领为大人】认为京城百姓不肯把金帛全部交出，明天将要洗城。”他指着城的一角说：“到时候我在那里立一面黑色大旗，你来站在旗旁，或许可以免死。”公笑着对他说：“您应当替大人们说，京师百姓如果全都死了，金帛还能向谁取得呢？” 姓韩的人很高兴，好像很有所得。后来又遇见他，他对公说：“近来我已经把您的话告诉了几位大人，他们已经停止洗城的议议了。”这件事世人都不知道。逆臣张邦昌乘机窥伺僭越，公逃入太学之中。听说光尧寿圣太上皇帝在南京即位，便星夜奔驰前往。到达后，立即授任枢密院编修官，改任虞部员外郎。皇帝即位之初登坛告天，公代理太常少卿，为皇帝导引。皇帝见公举止雍容、沉静稳重，心中器重他，立即想要重用。第二天早朝，皇帝把此事告诉宰执；当时中书侍郎黄潜善曾在兴元任职，知道公的治绩，便为他称述。皇帝记在心中，后来授公殿中侍御史。此前宰相李纲因私意论奏谏议大夫宋齐愈，使其腰斩；公和齐愈一向友善，知道齐愈死得不是罪有应得，便认为皇帝刚刚即位，李纲因私意杀害侍从，刑法处理不当，损害新政，恐怕失去人心。公进入御史台后，首先论奏罢免李纲。车驾前往东南，道路上仓促混乱；后军统制韩世忠部下的军人沿途劫掠，逼逐左正言卢臣中，使他坠水而死。公认为即使处于艰难扰攘之中，也怎么能这样废弃法令，于是上奏弹劾韩世忠擅自离开军伍，导致军队行动没有纪律、士卒散逸作乱，请求依法惩罚。

译何栗有意从中赎救，公再次论奏，并请求追捕那些散逸作乱的人。皇帝于是削夺韩世忠的观察使职衔，上下这才肃然，知道国家确有法度。到达维扬后，公劝皇帝不要忘记二帝被掳北去，常常心念中原，急切地修养德行、革除弊政，以振兴纲纪。每次公奏事，皇帝没有不从容地再三慰问，泛泛问到治理国家的方法，往往谈到太阳西斜。公所论说的，专门从君主自身谈起，扩及亲近内侍和外戚，认为端正天下的根本就在这里。于是上奏说崇宁、政和以来滥授官资，请求全部整顿纠正。外戚邢焕、孟忠厚不应居于侍从之职，应改授右职；驸马潘正夫不等候扈从而先到维扬，请求治罪；内侍李致道误国很深，不应援引赦令叙复；尚书董耘只是因藩邸旧恩而攀援显达，应当立即退职。这些意见都得到采纳。当时因藩邸旧宫赐号升旸，抵达维扬后，内侍占用官寺为之修建。公上奏说，当前正值艰难时期，皇帝巡幸所到之处，哪里适宜做这种事，以加重失去人心的局面？这一定是随行官吏想借皇帝威福，妄自兴办事端，借御前名义来满足自己的私欲，请求下令停止。皇帝听从了，升任公为侍御史，赐五品服。公感念皇帝知遇，越发想要效忠。当时车驾长期驻留维扬，人物聚集，而朝廷没有确定的规制，上下颇为失望。公上奏说，近来军民议论纷纷，敌人能够借此找到借口而散布言论，大概是因为二帝远在沙漠，而陛下却和六宫安居在这里，百姓私下议论又有什么奇怪的？希望陛下明确圣旨，以车驾不打算长期停留维扬的计划，晓谕军民。还请求朝廷尽早安排六宫定居的地方，然后陛下亲自一人巡幸四方，谋划恢复中原的长远大计；这样上可以慰藉九庙的心愿，下可以符合军民的期望。”后来一次奏事时，皇帝对公说：“朕对于直言能够容纳接受而不避讳；近来有河北武臣上书，不明白朝廷体制，诋毁朕本人，朕也没有加罪。”公请求把皇帝这番话布告中外，以激励劝勉进言的人，这或许有助于国家，皇帝嘉许并采纳了。公又上奏说：“中原是天下的根本，朝廷是中原的根本。根本不动摇，事情才可以安定。希望陛下下诏晓谕，命东京留守司略加修缮大内，并为陕、襄、邓等地做好准备，随时切实准备车驾巡幸；同时把如今的行在作为暂时驻跸之所，不作长期居住的打算，这样内外就能和悦，各自奋发努力以图报国。”宰相渐渐不高兴。公又论奏御营使司属官过多，俸禄待遇却特别优厚，资历升迁又超越常格，却从未真正履行职责，请求裁汰，使侥幸者无法得志；法令如果从近处先实行，军队的士气一定会振作。他又论说：“不要说敌人不能来，应当赶紧修治军备，治军要常常像敌人已经到来一样。”于是大大违拗了黄潜善等人的意旨。张浚因为母亲守寡而住在远方，请求出任外职，朝廷授任集英殿修撰、兴元府知府。张浚已经登船，等候入朝辞行，忽然有防授任礼部侍郎，立即供职。皇帝在便殿召见他，慰劳并宣谕说：“卿在台中，知道的没有不说的，说了没有不说尽的。我将要有所作为，正如想一飞冲天却没有羽翼的人，卿替我留下，应当专门任用卿。”张慤和卿在旁，张浚叩头流泪致谢，不敢说话。张慤当时任中书侍郎，不久便去世了。皇帝前一天又对张浚说：“郭三益可以和卿共事。”不久郭三益也去世了。张浚想到敌骑必然到来，可是朝廷安然自若，完全不作防备，便率同僚竭力向宰相陈说，黄潜善和汪伯彦却笑着不相信。张浚常常以病请假，唯独皇帝对他的眷顾越来越深，授任他为御营参赞军事，拨给鲁珏、杨周等所部的军队，命他和吕颐浩教习所谓的长兵。张浚亲自前往巡视检阅，登记士兵的乡贯、年龄以及所习的技艺才能。又被命令和吕颐浩共同在江淮办理军务。不久敌骑从天长逼近京城郊外，张浚随驾渡江到达那里。平江朝廷议论向东巡幸，诏令朱胜非留在吴门抵御敌人，并问谁应当辅佐朱胜非。左右没有人回答，只有张浚慷慨请求留下，于是以本职兼任平江府、常州、秀州、江阴军军马节制使，随即向东进发。当时是建炎三年二月八日。张浚巡视平江四境，规划测量可以控制、扼守敌人来路的地方，决水灌田作为界限，设置烽火台，召集地方豪强共同商议。当时禁卫班直和各军溃散归来的人不下数万人，众人缺少粮食，所到之处便抢掠。一天夜里，知府汤东野仓皇来见张浚说：“城外四面都在焚烧房屋，火光一齐升起，怎么办？”张浚笑说：“这一定是溃军归来，正应当招集他们。”他问府库中还有多少银帛，立即禀告朱胜非，便宜行事，在城门张贴黄榜、悬挂旗帜，以皇帝的诏令招集溃兵，分别发给若干银帛，命他们编结队甲后入城；又命市民大量制作食物等待。不久，溃兵都依次入城，既得到赏赐，又买到食物，没有人敢喧哗。第二天，命他们按照编结的队甲出盘门，前往行在，违令者斩首。这样持续了几天没有中断，而张浚原先教习的长兵陆续到达的也将近三千人。二月二十日，朱胜非奉召前往行在，张浚独自负责节制军务。三月八日，汤东野忽然又急忙告诉张浚：“听说有赦书到了。” 张浚考虑到时局正艰难，事变难以预料，命汤东野先派亲信官员骑马赶到前方，拆开发封告知情况。不一会儿，汤东野骑马回来，说：“发生事变了。”原来是正式接到了赦书，他把赦书藏在袖中给张浚看。当时府中的军民已经知道有赦书，张浚对汤东野说：“命人登上谯门宣布有诏，并设宴犒劳各军一次，城内外才能安定。”三月九日，有人从杭州带着苗傅、刘正彦的檄文来到。张浚痛哭，想到王室竟有这样的祸变；但戴天履地之间的大义所在，即使平江兵力少、力量单薄，而叛逆与顺义的形势截然不同，哪里还应计较强弱利害呢？应当立即倡导、率领忠义之士，发兵恢复皇帝的帝位，诛讨叛贼，以挽救艰难时局。虽然母亲守寡而住在远方，自己又没有子嗣继承，但大义所在，是不能停止的。他急忙召汤东野和提点刑狱赵哲前来，把事情告诉他们，并以忠义激励他们。二人受到感动，愿意相助，于是把这件事秘密保守。夜里以防守江面的名义召来赵哲，全部调集浙西弓兵，命汤东野秘密筹办财物军需。三月十日，得到尚书省的劄子，召张浚前往行在。当时承宣使张俊率领一万人从半路返回，张浚派人去询问，张俊说苗傅等命令他把所统领的人马交割给秦凤路总管，赴任秦凤路总管。张浚想到皇帝厚待张俊，而张俊质朴诚实，可以谋划大事，便急忙让汤东野打开城门，抚慰并晓谕各军。张俊立即到张浚处，张浚独自留下他，握着他的手说：“太尉知道皇帝退位的原因吗？”

译“这大概是苗傅、刘正彦想要危害国家社稷的话。”话还没有说完，张浚已经泪流满面。张俊也大哭说：“有个叫辛永宗的人从杭州来，把事情详细地告诉了我。他刚才已经遍告将校们，而且应当去向张侍郎请求决定。侍郎忠孝，一定会有处置办法。”张浚担心张俊的意志还不坚定，又再三感动劝说他。张俊说：“全在侍郎身上。假如皇帝另有忧患，我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容身？”张浚回答说：“我已经决定处置此事，应当立即起兵问罪。”张俊大喜，拜谢说：“还须侍郎用机变权宜相助，不要惊动皇帝。”张浚供给张俊军服和粮食，连同他的家属也一并供给，众人都非常高兴。张浚召辛永宗来问：“苗傅、刘正彦与谁谋划？”辛永宗说：“归朝官王钧甫、马柔吉。以前听说侍郎曾经认识钧甫等人，请先写信离间他们。”当夜，张浚写信约吕颐浩、刘光世发兵来援。当时吕颐浩节制建业，刘光世率兵镇守镇江。张浚担心书信送不到，又派人带着蜡丸，取小路前往。张浚已经再次接到赴行在的命令，知道这是苗傅等人的奸谋，但援兵尚未集合，不想公开说出实情。他告诫汤东野、赵哲各自秘密上奏：“敌人还没有退去，靳赛率领数万兵众窥伺平江。如果张某明早上路，恐怕晚上就会把事情办坏。” 张浚也上奏说：“张俊突然返回平江，人心震动恐惧。臣如果不稍作停留，恐怕会发生事变。”于是命张俊派精兵二千扼守吴江，并上奏说：“张俊留在平江的兵力很多，所以臣特意分屯各处来削弱其势力。这是担心苗傅、刘正彦察觉我们勤王的谋划，先出其不意，派兵直捣平江。”三月十一日，附在驿递中发出奏章。臣恭敬地看到三月五日睿圣皇帝亲笔写道：“朕即位以来，强敌侵凌，远至淮甸，他们的意图专门以朕本人为目标。朕恐怕他们不断兴兵，徒然残害百姓，因此敬畏上天、顺应人心，退让皇位。”臣反复拜读，不觉流泪。臣私下认为，国家祸难到了这种地步，都是臣等不能尽心谋划国事、补报朝廷造成的，以致土地被侵削，百姓困苦；对上辜负睿圣皇帝的期望，对下失去天下人的希望。如今睿圣皇帝因为不忍百姓遭受生灵涂炭，退让皇位以求和平。臣独有一番意见，不敢不详细陈述。臣私下认为，如今外患尚未平定，内乱又暗中兴起，正是君主忧劳自任、在马上寻求治理的时候。恐怕太母以柔静之身，皇帝以年幼之资，安居深宫，把责任交给臣僚；万一强敌侵凌而不肯悔改，二百年宗庙社稷的根基，就会拱手而亡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臣愚昧而不避万死，恭敬地希望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特别忧虑国事，祈请睿圣皇帝念及祖宗托付的重大责任，思考二帝殷切的期望，不怕辛勤劳苦，亲自总理重要政务，占据形势有利的地方，寻求自我治理的办法，抑制并去掉尊号，以柔和手段对待敌国；然后太母陛下、皇帝陛下在内监国，抚慰安定江左，这样国家的大计自然就能实现。如果认为臣的话正确，请下令有关部门，命文武百官共同祈请施行。贴黄：臣查考并恭敬看到，睿圣皇帝正值春秋鼎盛，却突然退让皇位，恐怕天下四方听闻此事，难免疑惑；万一另生其他忧患，还请睿圣皇帝详细斟酌施行，并把缘由一并申报尚书省。希望朝廷率领文武百官竭力祈请，并写成咨目答复苗傅、刘正彦。某久病无聊，每天都想赶赴行在，只因靳赛的人马经过平江，平江百姓各自不能安居，守臣和副职日夜相守，不容许出城，事情一办完，立即就上路。近来睿圣皇帝因为不忍百姓遭受涂炭而退位求和，足以看出圣心仁爱真诚。然而正值多难之时，正是君主在马上谋求治理的时候，如果睿圣皇帝谦逊退避，对上不能副承宗庙的托付，对下不能慰藉父兄的期望，也不能满足四海人心。某从前充任言官，每天私下看到睿圣皇帝聪明英武，有意有所作为，只是由于大小臣僚误国才到了这种地步。某冒充侍从之臣，其实也是误国的人。直到渡江，事情出于仓促；假使将相中有人担当责任，睿圣皇帝哪里肯轻易出发。如今太母垂帘，皇帝继位，而睿圣皇帝却退居别宫；如果不竭力请求，使圣意一定改变，让他和太母分担忧患、共同渡过艰难，中兴祖业就很难谋求了。二位如果不亲自承担此事，人们将会怎样议论呢？应当想到祖宗二百年的涵养积累，如今国家存亡所依靠的只有睿圣皇帝；何况皇帝天性仁厚，听从劝谏如同水流，希望二位勉力去做，再三恳请，睿圣皇帝应当没有不答应的。又给马柔吉、王钧甫写信说：这件事应当由二位负责。这一天，张浚再次接到催促赴行在的命令。有个进士冯轓，后来改名为冯康国，和张浚是太学旧交，来到平江跟随他。张浚观察冯轓是慷慨而有气节义理的人，夜里四更叫来冯轓，详细说明事情原委，并说已经上了奏章、发了书信。如今如果能有一个人前往当面详细说明这些意思，就太好了。冯轓受到激励，请求前往，第二天早晨便上路。这一天又写信催促吕颐浩、刘光世报告他们所作的处置。三月十三日，张浚把奏章抄报各路，又督促吕颐浩、刘光世赶快挑选精锐前来援助平江；同时张俊再次接到赴秦州的命令，并命陈思恭统率他的军队。陈思恭知道顺逆，采纳张浚的意见，上奏说不敢把张俊的军队交出去。三月十四日，张浚奉命授任礼部侍郎。尚书将带领人马迅速赴行在，张浚又上奏请求不能离开平江。三月十五日，苗傅、刘正彦派遣俱重带着重要诏书前来抚慰晓谕，并到吴江代替张俊。张浚召俱重到平江，俱重起初桀骜不驯，张浚用秘密谋略威慑他，俱重便逃走了。不久张浚获准兼领张俊的军队。有人报告韩世忠的海船到了常熟岸边，张俊高兴地说：“韩世忠来了，事情就办成了！”随即告诉张浚，张浚写信招韩世忠前来。韩世忠得到书信后，号哭悲痛。三月十八日，他在平江见到张浚，两人相对痛哭。韩世忠说：“我愿意和张俊亲自承担此事。”恰好甄援从杭州来，谎称奉睿圣皇帝亲自命令催促诸军。张浚派人遍告张俊、韩世忠以及镇江方面，晓谕刘光世及其部众，众人都号哭悲痛。三月十九日，冯轓从杭州回来，苗傅、刘正彦答复张浚的书信，都是不合情理的话；马柔吉、王钧甫也写信来了。这天，吕颐浩、刘光世报告军队已经出发。三月二十日，张浚大规模犒劳张俊、韩世忠的将士，命韩世忠上奏率兵返回行在，又秘密告诫韩世忠迅速赶往秀州，占据粮道，等待大军到来。酒过五巡，张浚亲自把各位将校叫到面前，厉声问道：“今天的行动，谁是顺，谁是逆？”

译众人都说：“我们顺，贼人逆。”张浚又厉声说：“如果我张某所做的这件事违背天理、悖逆人心，你们可以砍下我的头送给苗傅等人。”众人听说苗傅等人以观察使和巨额金钱悬赏捉拿张浚，得到张浚的人当天就能富贵；如果有人退缩，便按军法处置。众人感愤，答应遵命。韩世忠的军队从平江乘船连续行进三十里，军势大振。这时叛党听到消息已经震恐，已有改变计划的意思。张浚又担心贼人急忙把车驾劫入海道，先派官属筹办、招募海船，海船也很快集结。三月二十一日，又派冯轓带着书信出发，并命冯轓居中联络，使各方行动相应。恰好收到苗傅等人的书信，说：“朝廷以右丞的礼遇对待侍郎，伊尹、周公这样的任用，除了侍郎还有谁能担当？”张浚不胜忠愤，估计苗傅等人已经察觉义兵发动，而我军的势力已经形成，于是借驿递答复他们。大意说：“自古以来，言语涉及不顺从，就叫作指斥皇帝；事情涉及不逊，就叫作震惊宫阙。因此看见君主的车驾马匹，必须加以礼敬而表示恭敬；不这样就无法严肃名分、杜绝僭越作乱。废立皇帝的事情是非常的变故，称为大逆不道。大逆不道的人要灭族。凡是做人臣子的，手中握有兵权，难道就可以责备君主的一点过失而议论废立吗？自古哪里有这样的道理！” 如今建炎皇帝正值春秋鼎盛，没有听说在天下有什么失德之处，却突然退位，这难道是应该听闻的事吗？我已经决定了自己的立场，即使死也不后悔。唉！上天保佑我宋朝，用来保卫皇帝的事迹历历可数。”出使敌国便使敌人敬畏，不敢拘留；奉命出使则百姓歌颂，心有所归。上天所授予的，谁能废除呢？何况祖宗在天之灵，难道不明明昭示吗？即使事情的正当性没有问题而偶然发生意外，也还胜过最终成为不义不忠之人，获罪于天下后世。苗傅等收到书信后大怒，派赤心军和王渊旧部精锐全部驻扎临平；而韩世忠的军队已经扼守秀州。张浚制作蜡丸帛书，写道：“不得惊动圣驾。”招募人员把它送给主持军务的左言以下八人以及临安知府康允之，全部送达。又亲自写榜文，派人从小路前往晓谕临安居民说：“听说前些日子睿圣皇帝退位，军民掩面哭泣，各人都不得安生，足见军民忠义之情。”韩世忠抵达秀州后，称病不出，每天命将士制作云梯，修整弓箭器械。苗傅、刘正彦震惊恐惧，急忙授韩世忠、张俊节度使，并发布命令，大意说：“韩世忠、张俊深明内禅的大义，不接受张某的误导。” 二人都不接受任命。苗傅、刘正彦又命朝廷发布诏令贬谪张浚，诏词说：“张某暗中怀有邪恶阴谋，想要危害国家社稷，责授黄州团练副使，安置在郴州，仍命平江派兵丁押送，经过行在前往贬所。”三月二十四日，吕颐浩率兵到达，张浚迎接并勉励他，握手痛哭。吕颐浩也说：“事情如果不能成功，不过是灭族罢了。”第二天，刘光世也到达。三月二十七日，向内外传发檄文，文辞说：“宋朝拥有天下将近二百年，太祖、太宗开基创业，真宗、仁宗的德泽留在民间，历代圣主相传，人心还没有厌弃。先前因为宦官童贯首先挑起边患，于是造成敌骑连年侵凌。逆臣苗傅身具猪狗都不吃的品行，犯下必遭诛戮的罪行，竟在国家艰难之际，敢于谋划废立。刘正彦是个年轻狂妄的人，与他同恶相济，擅自授予自己节钺，专断生杀。仰想建炎皇帝忧劳勤政、恭谨节俭，志在爱民，听闻叛乱后登门而来，再三慰问晓谕；然而苗傅等陈列兵刃，凶焰冲天，逼迫至尊，使皇帝仓皇退位，说出狂悖的话，令人不忍听闻。大臣调和劝解而他们不听，从军卫士都至于掩面哭泣；诏书所到之处，远近人心痛苦惊骇，谁不愤怒？” 何况苗傅等人在街市张贴榜文，自称说“连我祖宗的名讳也不曾回避”，考察他们的本意，实在是包藏祸心。如今吕颐浩凭借金陵的军队，刘光世率领部众，张某在平江整治军队，韩世忠、张俊、马彦溥各自率领精锐，辛道宗、陈思恭总领水军，汤东野、周把守险要冲要之地，赵哲调集兵力；民兵刘诲、李迨运送粮饷草料，杨可辅等参与谋划军务，以及所有同行的将佐官属，同时进兵讨伐首恶。军队驻扎秀州，四方响应。用来祈请建炎皇帝，赶快恢复帝位，以顺应人心。如今檄告各路州军的官吏、军民等，应当念及祖宗涵养百姓的恩德，想到君父幽禁废黜的耻辱，各自奋发忠义，共同渡过重重艰难。朝廷现行的所有文书，以及苗傅等伪造的命令和擅自改换年号的命令，都不得施行。敢有违抗者，天下共同诛讨。三月二十八日，张俊、刘光世相继出发的消息传来，行在已经有恢复帝位的议论了。当初，张浚派冯轓带着计策前去。苗傅、刘正彦听说平江的军队将要到来，非常忧虑恐惧。冯轓知道朱胜非可以被说动，便以大义告知宰相朱胜非说：“张侍郎的意思，大概是认为国势艰难，正应当在马上治理国家。” “皇上正值盛年，却把帝位传给襁褓中的儿子，只听从帘内的命令，天下恐怕会有意外的变故。即使皇上谦虚而固执，坚持内禅的说法，这里仍有一个办法：皇上接受渊圣皇帝的诏令，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今天应当以渊圣皇帝为君，睿圣皇帝称皇太弟，仍旧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嗣圣皇帝改称皇太侄，太母垂帘听政，大元帅在外统兵征伐，这是最为妥善的办法。”朱胜非命冯轓和二人商议，冯轓反复向他们说明，苗傅、刘正彦有答应的意思，于是和他们一同在都堂商议。冯轓同苗傅、刘正彦、王钧甫四人一起被太后召见，太后慰问说：“你们都是忠义之臣。”冯轓于是奏明事情曲折，议定方案，请求赐给苗傅、刘正彦铁券。诏令召集百官，不一会儿全部到齐。宣读诏书说：“二十五日，苗傅、刘正彦等四人上殿奏事，奉圣旨：睿圣皇帝应称皇太弟，仍旧为康王、天下兵马大元帅；皇帝应称皇太侄。”百官退朝，前往睿圣宫。皇帝登殿召见苗傅、刘正彦，神色温和，慰问格外优厚。苗傅等出宫后，用手加额说：“没有想到圣天子的器量竟这样大。”不久苗傅、刘正彦回到军中，叛党张逵说：“赵氏安定了，苗氏就危险了。”

译王世修尤其悖逆。三更时分，他到朱胜非府中，改变原议，又想改正为嗣皇帝仍旧称皇帝，而睿圣皇帝只称为处分天下兵马重事。朱胜非不能改变他的意见。第二天，冯轓竭力争辩，朱胜非说：“不要同他计较，实际是一样的。”冯轓于是回来，而勤王的军队已经全部到达秀州。三月三十日，张浚奉命兼任同知枢密院，也不接受。四月二日，张浚驻扎秀州，接受恢复帝位的手诏；而苗傅等的大军驻扎在临平。张浚进发，三日驻扎临平。韩世忠在最前面，张俊其次，刘光世又在后面。叛党竖起旗帜招降晓谕韩世忠等，韩世忠与他们交战，军队稍稍退却。韩世忠亲自挥刀冲在前面说：“今天如果不能为了官家的面子带着防护箭，就斩首！”部众争相奋勇，贼党苗翊等大败，苗傅、刘正彦相继逃走。这天晚上，皇帝下诏授张浚为知枢密院事。第二天，张浚和吕颐浩等入宫朝见，伏在地上等待治罪，几次流泪。皇帝慰劳晓谕说：“从前在睿圣皇帝和两宫之间消息不能相通的一天，朕正喝汤，小黄门径直走到面前传达太母的命令说：‘张浚早些来，不得已把他安置到郴州。’朕不觉把汤打翻在手上，现在痕迹还在。我想到卿既然被责罚，这件事由谁来承担？”张浚呜咽奏答：“臣承蒙陛下厚爱，长期任职台省，却不能有所补助，以致敌骑侵犯、祸变暗中发生，臣的罪过很大，哪里敢再谈论功劳？”皇帝再三赞叹，唯独留下张浚，带他进入后殿，经过宫庭。皇帝宣谕说：“隆祐皇太后知道卿忠义，想亲自认识卿的面貌，刚才垂帘时已经看见卿从庭下经过了。”张浚惶恐叩头谢恩。皇帝有意倚重张浚为宰相，张浚推辞。皇帝说：“晚年进用的人，不敢担当吗？”大概张浚的意思是把关陕看作中兴的根本，想请求前往那里。皇帝说：“只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表达我的心意。”于是解下所穿的玉带，命内侍遮去龙纹后赐给张浚，说：“这是祖宗御府中的珍宝。”张浚再次推辞枢密院长官的任命。诏书说：“卿以小宗伯的职务辅佐天营之事，竟能总合各路军队前来救援行在的急难，使奸邪不敢任意横行，威名声势既已振作，妖孽连夜逃奔，使朝廷处在安定无事的境地，卿的功劳很大，不应再行推辞。”苗傅、刘正彦败逃后，和死党径直逃往闽中，张浚命韩世忠率精兵追赶，并在建州设防，将他们押送到行在；他们的党羽左言、张逵、王世修等也都伏法。起义军在建康市集结时，张浚出兵，行军驻扎嘉禾。一天夜里，他坐到半夜，外面的警戒也十分严密。忽然有刺客来到面前，从腰间取出文书，原来是苗傅、刘正彦派来的贼人。张浚悬赏很高，他看见左右侍从都在打鼾，观察刺客的言辞神色，却没有立即询问，而是问：“你想做什么？”刺客回答：“我是河北人，略知顺逆，难道会让自己被贼人利用吗？何况侍郎精忠大节，感动神明，我又怎么忍心加害侍郎呢？只是看到防备尚未周全，恐怕后来还有人来，所以来告诉您。”张浚下阶握住他的手，问他的姓名。刺客说：“我粗略读过书，如果说出姓名，便是为了谋求日后的利益；只是我的母亲还在河北，现在就直接回去了。”说完拂袖而去，行动迅捷如神。第二天，张浚抓来嘉禾的死刑犯斩首示众，说：“这些人是苗傅等派来的刺客。”后来也没有别的事情。官府和私人都记住了这个人的相貌，四处查找，最终没有遇到。盗贼薛庆在淮甸聚众作乱，兵力达到数万人，归附的人每天增加。张浚认为这里靠近行宫，一旦势力蔓延，成为祸患就不小；又听说薛庆等人没有归属，想归入自己的麾下，便想亲自前往，表示充分的诚意来招抚他们。渡江时靳赛等率兵投降，于是直接到达高邮，进入薛庆的营垒。随从不到一百人，张浚拿出黄榜，向他们说明朝廷的旨意，薛庆感动敬服，拜了两拜。起初张浚进入贼营，外面没有听到他的消息，流言纷纷，吕颐浩等仓促罢免了他枢密院的职务。等听说张浚办完事情回来，皇帝叹息，当天就催促张浚回来，并且下诏让他到任。张浚推辞，皇帝再三抚慰慰劳，又亲自书写御制《中和堂诗》赐给张浚，其中有诗句说：“愿意同越王勾践一样，先使自己焦心劳思。”结尾说：“高尚的风气激励君子，寄意于种、蠡这样的臣子。”仍在诗后题写说：“卿应当全部秘密收藏，恐怕好议论的人说朕有意于这些诗篇。”皇帝对他的眷顾待遇就是如此。张浚一向考虑国家自从遭遇危急以来，前后处置失当；如果想达到中兴，必定要从关陕开始。又担心敌人或许先进入关陕、攻陷蜀地，那么东南就不能再自保，于是慷慨请求前往。诏令任命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允许便宜黜陟。皇帝赐亲笔诏书说：“朕继承大统，遭逢时局多艰，早晚思考，仍不知道怎样才能成功，正依靠内外有职位的臣僚尽力效忠，共同拯救危急艰难。如今派遣知枢密院事张某前往宣示秘密旨意，黜陟任免之典，可以便宜施行。卿等应当念及祖宗积累事业的辛劳，勉励人臣忠义的节操，以身殉国，不要给名教留下羞耻；同心同德，共同建立隆兴大业，将有丰厚的赏赐来酬答特别的功勋。” 张浚将要出发时，防御营平防将军范琼来到行在。范琼自靖康年间围城时就和女真人交通，京城被攻破后，又逼迫后妃、渊圣皇帝、太子和宗室进入敌境；还乘势抢掠作乱，张邦昌在旁边替他护卫，罪行不止一项。到这时，他听说苗傅、刘正彦两名凶犯伏诛，才从豫章拥兵入朝。入宫应对后，他倚仗兵力强盛，悖慢傲横、无礼放肆，提出许多要求，还请求赦免苗傅、刘正彦的党羽左言等人的死罪。张浚大略上奏说：“范琼大逆不道，罪过位居三十等刑罚之首；他和群凶互相呼应，分布在各郡，等待机会突然发作。如果不乘时机公开诛戮，那么国法就不能端正，而且将来一定会有王敦、苏峻那样的祸患。臣承担枢密院的职责，如今奉命出使川陕，出发已有日期，因此内心犹豫不安；如果不把话全部说出，请求伸张典法，即使死了也不能瞑目。”皇帝深以为然。张浚只和权知枢密院检详文字刘子羽秘密谋划，夜里召来刘子羽以及选入枢密院的几名谨慎严整的官吏，起草的文书、劄子、榜文全部准备好，把这些官吏锁在府中。第二天早晨，张浚到都堂召范琼议事。范琼带来的士兵挤满道路街巷，神态自若。坐定后，张浚列数范琼的罪状，范琼惊愕瞪视，张浚命人把他捆绑送往大理寺。刘子羽已经在省门外张贴榜文，亲自用皇帝旨意抚慰范琼的部众说：“圣旨说罪只及范琼，其余人都是御前军，与此事无关。”

译众人放下兵器答应。范琼被判死罪，士兵分别隶属于神武军。自靖康以后，纲纪不振，王室衰败，张浚首先倡导大义，率领诸将诛杀苗傅、刘正彦，使皇帝恢复正位，又论定范琼的罪行，此后国法才得以确立，人心才归服。从武夫悍卒，到小儿灶妇，从深山穷谷，到边裔夷狄和遥远的地域，人人都听闻张浚的名声，满怀敬仰地归附。忠义的感召，确实从这时开始。张浚征辟刘子羽为参议军事，于是向西行进。他只是想到皇帝孤立于东南，朝廷立国的根本计划还没有确定，便早晚深思；凡有所见，不敢不进言，因为忠心不能由于身在外地便不说话。他曾上奏说：“前些日子余杭的两个凶犯鼓动叛乱，他们难道真的是憎恶宦官吗？正值国家艰危，人心容易动摇，他们想做不顺从之事，只是借此煽惑众人的听闻罢了。然而我们自身有可以被他们指责的裂隙，所以臣写作此语，希望陛下谨慎，在事情尚未出现的细微处加以察觉，时时特别留意，使奸逆之徒无从窥探我们的漏洞。”又说：“臣多次上奏，认为从前大臣不肯亲自承担国事，是想着事情一旦出错，众人的议论交相攻击，招来的祸患一定很大；只要因循度日，万一获罪离职，也不过被说成平庸昏误、罢职领祠禄罢了。这种风气误国由来已久，希望陛下临朝时不要隐瞒其中的道理，同大臣共同决定；从今以后一定要让大臣亲自承担责任，如果事情失败，诛罚也不得赦免。” 又上奏说：“听取言论的困难，自古就有记载。《尚书》称颂先王盛德，说过‘侍御仆从，罔非正人’。仆从之类地位微小，却也必须严格选择，因为他们早晚在君主身边，逐渐浸润、切身影响，所说的话容易被听入；假如让小人得以售其奸计，将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呢？小人进献谗言来满足私欲，暗中经营窥探，寻找空隙伺机而动，本来不会直接以不正当的名义公开做事、斥责某个人；有时借献诙谐之说，有时假托市井议论，借机攀附，端倪十分细微。君主一旦忽略，忠臣贤士就会离开国家，亿万百姓离心离德，其祸患将不可胜说。臣认为要尽到听取言论的道理，不如亲近君子、远离小人；否则即使有超过常人的聪明，而早晚亲近的都是异类，受到渐渐浸染，难道能没有听信错误的过失吗？”又上奏说：“自古以来有大作为的君主，没有不体行天道刚健之德而能成就志业的。《易经》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君主效法上天，没有比这更重要的。少康氏当时只有一成田地、一旅众人，却使夏后氏的事业重新振兴。大概他经营谋划超过四十年，假使在这期间曾产生一点退缩的念头，那么王业就没有由此兴起的可能了。汉高帝困于鸿门，被排斥在巴蜀，又在荥阳、京索之间战败，多次受挫却更加不屈，最终消灭项氏，开创汉朝的根基。这两位君主，难道不是由于刚健不息，最终能够配合上天吗？今天的祸变可以说到了极点。想来上天也许将要开启中兴的根基，关键只在陛下体行天道刚健之德，亲自承担天下责任而已。希望陛下以至公至诚存心，怀着恻隐哀怜之情，思考天下为什么困穷、百姓为什么遭受涂炭，反省自己、责备自己，亲自承担责任。除去以花言巧语迷惑耳目的事物，远离使眼睛愉悦的美丽之物，甚至衣服饮食，也只追求菲薄俭约。心境淡泊冷静，把天下看作没有什么足以动摇自己内心的东西，只专心以宗庙社稷和百姓为念。如果言语不是有益于宗庙社稷和百姓的，就不要说；如果思想不是有益于宗庙社稷和百姓的，就不要想。以坚定持守它，以长久实行它，勤勉不息，那么对上可以感动上天，对下可以感化人民，由近及远，由内及外。百姓即使至为愚昧，难道不会受到感化吗？少康、汉高祖的事业，又有什么困难呢？臣对于陛下，名分上是君臣，感情上如同父子，所以即使远离天威，微薄的爱君之心，也不敢不思考用来报效的方法。皇帝亲笔写信赐给张浚说：“卿自从离开宫阙，还没有几个月，奇谋深策、忠言直论，写在简牍上的已经上奏三次了。朕虚心领会阅览，赞叹不忘。”当时渡江后颁布大赦，只有李纲被言官列举罪状，贬到海外，不许放还。张浚上奏议论逆党吴幵、莫俦等人，他们反而能够活着归来。李纲虽然被疏远，也曾经为国担当事务，竟不能得到赦免，天下人会怎样看呢？皇帝采纳张浚的奏议，李纲得以调回内地。当初张浚曾经议论李纲的罪过，到这时却独自为他申理，可见他用心公正明白而无私，爱憎取舍大多如此。张浚从七月离开行在，经过长江上游以及襄汉地区，和帅臣、郡守、监司商议储蓄粮食的事，以等待皇帝巡幸。此前皇帝询问张浚的大计，张浚请求亲自承担陕蜀事务，在秦川设置机构，又请求另行委任大臣韩世忠镇守淮东，命吕颐浩护卫皇帝来到武昌，张俊、刘光世等随驾同行，与秦川首尾相互呼应。朝廷议定后，张浚还没到武昌，江浙士大夫就发生动摇，吕颐浩于是改变了原先的议议。张浚于十月二十三日到达兴元，上奏说：“臣私下看到，汉中实在是天下形势险要的地方。臣先前侍奉帷幄，亲耳听到皇帝说，号令中原，必须以此为根基。臣之所以不畏万里远行，舍弃自身来报效，只希望能够奉行圣意的万分之一。臣谨在兴元治理财赋、积聚粮食，等待皇帝巡幸。希望陛下早作銮驾西行的谋划，前面控制六路军队，后面凭据两川粮食，左面沟通荆襄财物，右面取得秦陇战马，天下大势这样就可以确定了。起初张浚还没有到达，敌人已经攻陷鄜延。鄜延帅郭浩寄治德顺军。敌军骁将罗索贝勒在九月二十九日率大军渡过渭河，进犯永兴。知军郭琰逃走，敌兵四处劫掠，而各路将帅正互相结下仇怨，不肯救援，人心惶惶。张浚到达才十天，就出行巡视关陕，又上奏请求尽早决定西行日期，以维系天下人心。到达陕地后，他访察风俗，罢免斥退奸邪贪赃之人，尤其把搜罗招纳豪杰作为首要事务。一时之间，有气节义理和勇力的人争相聚集到他的麾下。吴玠及其弟吴璘一向负有才略，请求见张浚，愿意自我表现。张浚和他们交谈，认为他们奇异出众。当时吴玠只是修武郎，吴璘还是副尉，张浚破格奖拔任用，任命吴玠为统制，吴璘统领帐前亲兵；二人都感激不已，发誓以死报答。各路将帅也都恐惧谨慎，听命行事。侦察报告敌将要进攻东南，张浚立即命诸将整顿军队面对敌人，使罗索不能向南进攻。

译不久敌人果然大举入侵骚扰江淮，皇帝乘船渡海向东巡行。建炎四年二月，张浚因为敌势尚未退去，整治军队入卫。还没有到襄汉，遇到皇帝的恩诏，知道敌人已经向北退去，于是又返回关陕。上奏说：“陛下果真有意成就中兴功业，就不能不巡幸关陕，希望先巡幸鄂渚，臣当率领将士迎接銮驾，永远作为定都的大计。”又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国家不能奋发强盛，患难接连而来，敌势凌逼，四海喧腾。二圣长久被拘在远塞，皇帝的车驾尚未回到中原，而敌国的战争刚刚兴起，还没有停止。郡县一半陷于战火，百姓全都困顿于泥涂。自古以来祸乱聚集，少有像这样的。若要上天悔除灾祸、百姓获得安宁，若不是君臣之间互相勉励，痛心反省、卧薪尝胆，修养德行、彰明诚信，大力诛除奸邪，彻底改变风俗，亲近君子、远离小人，除去谗言佞臣，屏退声色，减少嗜好欲望，崇尚节俭，又怎么能够上承天变、下安民心？四海百姓，实在还没有休息的日子。比如从前黄帝遭遇蚩尤之乱，大禹遭受洪水之灾，最终能够平定祸患、归于安定治理，正是因为君臣上下苦心劳形，杜绝邪曲枉法的门路，开启公正的道路，天人响应，远近协同谋划。所以能够平定难以平定的祸患，成就不世出的功业。皇帝亲笔写信答复张浚，说明敌人退败的情况，并且说：“卿奉命向西，大大施展长远谋略，传布朝廷的恩惠意旨，得到将士的欢心。积聚粮食、训练军队、兴利除害，任用或罢黜全都恰当；黜陟之事只以公正为准。”又说：“卿一向有志于本朝，多次告知善策；朕顾念卿的忠诚恳切，确实符合朕所倚重的期望。”这月，敌军统帅尼玛哈又增加二万骑兵，声称一定要攻取环庆路。张浚率领各将竭力防御，敌势屡次受挫，生擒女真人以及招降契丹、燕地人很多。当时听说乌珠还在淮西，张浚担心他再次骚扰东南，使车驾不得安宁，事情或许有不可预料的变化，于是谋划采取牵制行动。起初张浚辞别皇帝时，皇帝命他三年以后再出兵进取。到这时，皇帝也因为敌人想集中兵力进攻东南，亲笔命张浚应当及时进兵，取道同州、鄜延攻打敌人的空虚之处。张浚于是决定整治军队，传檄河东，兴兵问罪。八月十三日，收复永兴军。敌人大为恐惧，急忙调遣大帅乌珠等从京西路连夜赶到陕右，在九月二十日左右与尼玛哈等会合；五路军队也在二十四日到达耀州。富平大战时，泾原帅刘锜亲自率将士首先逼近敌阵，从辰时到未时，杀敌俘敌很多。当时环庆帅赵哲擅自离开所部，赵哲的军队将校望见尘土扬起，惊慌逃走，各军也退却舍弃阵地。张浚斩赵哲示众，退守兴州。当时陕右军队溃散，各自回到本路，宣抚司只有亲兵确实跟随官属。有建议退守防州的，张浚坚决驻守不动，以扼制敌人的要冲。只有参议刘子羽果断地和张浚意见相合，于是弹劾提出异议的人，派刘子羽出关召集各将，收拢逃散的将士。各军知道宣抚司在兴州，都相继到秦亭迎见刘子羽，共有十多万人。张浚哀悼死者、慰问伤者，登记善行、责罚罪过，人心都很喜悦。于是命吴玠聚集泾原军队，在凤翔和尚原占据高处、扼守险要，守住大散关以防敌人来路；命关师古等聚集熙河军队，在岷州大潭一带；命孙渥、贾世方等聚集泾原、凤翔军队，分布在阶、成、凤三州，以巩固蜀地门户。敌人看到防御已经安排妥当，轻兵到来就被击败，不敢靠近。张浚上奏请求治罪。皇帝亲笔写信答复张浚说：“卿便宜收集合并逃散的军队，养精蓄锐，等待时机；只要能够凭据险要、坚守营垒，谨慎守住要害，既保全巩固四州的土地，又能牵制南下的敌军，就全靠卿了。”张浚奉诏后更加激励诸将，严密防备等待敌人。绍兴改元五月，敌军统帅乌噜退后又率大军来攻和尚原，吴玠凭借险要地势攻击他们，敌军败走三日，接连交战都获胜；敌军停留在山谷中，人马死亡十分之四。” 八月，尼玛哈在陕地病重，召集各位大帅说：“我自从进入中国，从未有人敢正面抵挡我的锋芒，只有张枢密与我抗衡。我还在这里，尚且不能攻取蜀地，你们应当打消这个念头，只求保全自己罢了。”乌珠出来后愤怒地说：“这是说我不能吗？”尼玛哈死后，乌珠便聚集军队前来进攻。九月，他亲自攻打和尚原，吴玠和他的弟弟吴璘与之交战，出奇兵邀击，大败金军，俘获敌军将领和甲士数以万计。乌珠仅凭一人逃脱，急忙剃去胡须，狼狈逃回，宋军还缴获了他的麾盖等物。自从敌军进入中国以来，还从未遭受过这样的败绩。此前，皇上因为张浚奉使陕右、抵御强敌，下制加授他为通奉大夫。张浚想到靖康年间奉召赴京，历经变故，出仕为国，离开母亲而未能尽奉养之乐，到这时已经七年，于是上奏请求迎接母亲从广汉来到阆中，用板舆接来奉养。他又思量如何使母亲心意欢悦，便请求以通奉大夫的身份替外祖父母请封，皇上用优厚的诏书准许了。绍兴二年，皇上说张浚尚未到西方时，敌军已经在关陕横行践踏；等到他率军归来，形势确实敌不过敌军，但他守住险要冲地，接连挫败强敌，使蜀地得以保全，聚集军队达到十五万人，功劳勤劳极其显著，于是下制加授他为检校少保、定国军节度使，并赐亲笔书说：“朕不敢断言你一定能取得秦穆公那样的功效，但你自己正在修行孟明视那样的政事，因此朕日夜感叹赞美。” 现在派内侍任源前往宣慰，任源回来后，张浚附奏谢恩，并且秘密上奏说：“天下的事情，每每都应当谨慎防范，开头稍有失误，最后就无法挽救。没有比细微之处更显著的了，常情往往认为它还隐微而忽略，明智的人却因为它已经显露迹象而谨慎对待。唐玄宗迷恋女色而造成安禄山之祸，唐宪宗任用内侍而开启晚唐之祸；当初这两位君主的心思，都以为事情还很隐微，因而没有加以察看，谁知道它们遗留下来的祸害竟会猛烈到这种地步呢？愿陛下对于事情的细微之处，总是深入察看，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这一年，张浚又派兄长张滉和属官到行在奏报政事，皇上更加高兴并嘉奖他的忠心。张浚在关陕共三年，以新近集结的军队抵挡正强盛的敌军，早晚勤劳不息，亲自加以训练整顿；他的筹划经营都着眼长远，是恢复国土的计划。他把刘子羽作为上宾，刘子羽忠义慷慨而有才略，各位将领都归心于他。任用赵开为都转运使，赵开善于理财，整顿茶、盐、酒的法令，当时正值用兵，调度事务纷繁，却没有增加百姓的赋税。提拔吴玠为大将，镇守凤翔，吴玠每次作战都获胜，敌军不敢靠近；西北的遗民听到张浚的威望和恩德，归附的人日益增多。于是全蜀安定，并且凭借地势牵制东南江淮，也依赖此而安然无事。

译张浚奉诏权理黜陟，完全以最公正的原则为依据，即使是同乡、亲友和旧交，也没有丝毫徇私。因此，士大夫中有向宣司求取而未能如愿的人，开始纷纷在东南散布诽谤议论。有一位将军叫曲端，建炎年间任副总管，逼逐帅臣王庶，夺取他的印信，又违抗命令，不接受节制。富平之战时，张忠彦等投降敌军，都是曲端的心腹，曲端实际上知道其中的内情。张浚把曲端交付狱官审理，论罪当死；诽谤者却说张浚杀曲端和赵哲是杀害无辜，并且任用刘子羽、赵开、吴玠也是错误的。朝廷因此产生疑虑。绍兴三年春，便派王似来逼迫张浚。张浚听说后立即请求离职，并且说明吴玠、刘子羽对蜀地有功，不应当突然让王似凌驾于他们之上。张浚虽然屡次请求离去，但因为肩负国家事务极其重大，从未稍稍忘记戒备。敌军大帅萨里罕和刘豫的叛党聚集大军，从金州、商州一带入侵进攻。张浚命令严密实行清野计划，分兵据守险要，前后不断骚扰敌军。敌军到达三泉，抢掠不到任何东西，粮食匮乏，狼狈退走。宋军大军跟踪追击，敌军人马的尸体拖曳满道，所防守的地方损失几乎不下于凤翔。当时张浚多次上奏说王似不可任用，但王似与宰相吕颐浩有同乡亲戚的旧交，吕颐浩因此不高兴。又有人告发朱胜非，说张浚在平江倡议起兵时，曾说过要斩朱胜非的话，朱胜非便暗中肆意诽谤毁谤张浚。诏令张浚赴行在。张浚竭力请求到外地任祠禄官，奏章上了十多次，皇上都不答应。绍兴四年二月，张浚到达行在。御史中丞辛丙曾经任潭州知州，张浚在陕地时调令辛丙征发潭州军队赴湖北，辛丙怯懦不能派遣，反而煽动军士，几乎造成变乱。张浚上奏弹劾辛丙，并命提刑司审查。辛丙怀恨在心，到这时便率领同列弹劾张浚，诬陷他发表危害国家的言论。当初张浚在陕地，曾把秦州旧驿和秦川馆改作学校，接纳河东、陕西失职归来的士人，供给他们衣食，并让其中一名年长者主持。又有新近收复的州郡请求铸造印信，向朝廷请示往返往往要经过一年，恐怕耽误军政事务，于是便权宜下令铸造发给他们，然后再上奏报告。辛丙却说张浚设置秘阁来尊崇儒学，仿照尚方的制度铸造印信。张浚起初奉命回朝，奏请回乡拜扫祖墓，并取道东蜀、夔峡，或许可以安定远近人心。吕颐浩又写信来说：“如果一旦离开川陕，发生意外，谁来承担责任？应当把实际情况告诉皇上。万一皇上想让你暂时留在宣司，就应当替你说明，请求留下。”张浚没有理会，辛丙却反而说张浚不肯出蜀，意图另有图谋。张浚感到恐惧，急忙把吕颐浩的信进呈。皇上这才惊愕，立即下诏召张浚宣押入朝奏事。张浚最终称病待罪，但议论他的人仍不停息。六月，便以本官提举临安府洞霄宫，居住福州。张浚知道，忧患一旦解除川陕，军队必将重新集中到东南；他不敢因为获罪而远离朝廷便不发言。而且这时朝廷已经大力讨论和议，于是具奏说：“臣私下观察这次敌人的情状，专门用和议来误导我们，已经很久了。敌势困窘就谈和，势力强盛就再次放肆，前后始终如此，请允许臣用近来的事情来说明。绍兴三年秋，尼玛哈有亲自进入蜀地的打算，先派王伦回朝，同时送来恳切的话，大概是害怕朝廷大军趁他有空隙时进攻，也是为了替刘豫筹划，所以委曲周详到了极点。此后九月，伊都作乱，原来的谋划便搁置了。到了十二月，伊都的叛乱稍稍平息，他们又重新大量聚集番汉军队，直接进抵梁、洋。那时朝廷已经派潘致尧出使。第二年二月，敌军在饶风受困，进退都来不及。此前朝廷开设都督府，商议派韩世忠直抵泗上，敌军实际上很害怕。到了四月，他们派潘致尧回来，言辞婉转顺从，想邀约大臣共同商议。” 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忌惮才这样做的。梁、洋的军队不能出境，到了五月才得以撤回，已经十分狼狈了。而韩世忠的大军正要重新出发，又被迫停止，敌军的气力本来已经恢复，刘豫叛党的心也因此稍稍舒缓。所以他们前一天派使者来提出各种请求，故意提出难以答应的事情。臣私下认为，敌军倾覆我国社稷，毁坏我国陵寝，逼迫我两位皇帝，驱逐我宗室和百官，自以为与我国的怨仇极深，他们日夜谋害我国，已经不遗余力。何况刘豫夹处其中，双方势不两立，他必定要向敌军求援。即使暂时和好，他的内心也不会停止谋划。几年之内，借口指摘其他事情，难道没有再次用兵的理由吗？而我国将士大多是中原人，认为和议既已定下，就不再进取，便会军心涣散，思念归乡。如果说今天不得已要同他们互通使者，这是陛下的权宜之计，那么敌人也当然会使用权宜之计。愿陛下早晚深思，进一步做好防备，把将士的家属安置在粮食积储充足而安全的地方，使出战守边的将士没有回头奔散的忧虑；精心选择奇才，安抚川陕军队，使多年戍守边疆的人没有懈怠懒惰、心怀盼归的想法。让江淮与川陕彼此牵制，斥退和议，以此确定大业。”臣奉使川陕，私下见到，主掌军队的官员除了吴玠、王彦、关师古等屡经考察提拔、确实可以任用之外，其余人才还很多，谨列举如下：吴璘、杨政可以统领大军，田晟可以总管一路，王宗尹、王喜、王彦可以担任统制，后面还有许多人。（张浚）声名和时势使皇上知道他的识人之明。张浚当天前往福州，随从都离去了，只带两名抬轿的人。到达以后，他闭门以读书著述自娱。这年九月，刘豫的儿子刘麟果然带领敌军大举从数路入境，散布侮慢的言论，朝野上下都惊恐不安。皇上想到张浚从前所说的话已经应验，罢免宰相朱胜非；参知政事赵鼎也建议皇帝车驾幸临平江，召张浚回来任事。于是以资政殿学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的职衔召张浚，张浚没有接受。辞免诏书当天就下达，皇上又亲笔写信赐给张浚说：“你离开国家数月，从未停止忧虑，考察言论、询问政事，这些都记在朕心中。想来你的志向在于王室，更应尽力筹划防备，不必坚决推辞，立即上路，早晚入朝。你的嘉谋嘉猷，朕等待你入朝陈告。”金字诏书快马传送，络绎不绝。张浚当天启程，途中把战守的事宜条列得非常详尽，并请求先派岳飞渡江进入淮西，张大声势，以牵制驻在淮东的敌军。十一月十四日入朝见皇上，皇上的声音和言辞对他的抚慰超过从前，当天又任命张浚为知枢密院事。张浚上奏说：“做人首先应当做到的，只有忠和孝；二者有一样亏损于自身，天地都不能容忍。自古以来，心怀奸邪、欺骗君主、嫉妒贤能、出卖国家的人，当时即使是街巷中的平民，也无不深深怨恨愤怒，恨不得吃他们的肉。”

译至于一心侍奉皇上、坚守正道、竭尽忠诚的人，即使天下和后世都知道并仰慕赞叹，也都想见到这样的人。因为理义是人心共同具有的，所以对善恶的好恶不待约定便自然确定。臣凭借微薄浅陋的资质，自幼受到家训，粗略懂得合宜的道理，平日立身处世，便以此自许。偶然得到际遇，渐渐获得任用。陛下对臣任用过于专一，待遇过于优厚；而怨恨臣的人，攻击诋毁无所不用其极；向臣有所求的人，对臣的责望有时也过于深重。幸赖圣明，才保全臣而没有使臣陷入罪祸。臣奉使无能，难道自己不知道吗？至于给臣加上大恶的名声，使臣陷入不义的境地，毁坏臣子百世的名节，使年老守寡的母亲承受万里之外的忧虑，一说到这些便哽咽不止，痛苦愤怒无穷。如今陛下察知其中的真伪，保全庇护臣的孤忠，允许臣入朝侍奉，随即又提拔臣掌管枢密院；即使臣粉身碎骨，也没有办法报答。然而，公议所弹劾的内容、诏令训诫的言辞，已经传遍天下，副本又藏在史官那里，臣还有什么脸面敢列身近臣之列呢？”皇上亲自写诏说：“张浚爱君忧国，出于真诚之心。近来正值多难，他首先倡导大义，本来就对王室有功，又一向有志于恢复中原。他认为关中据天下上游之地，从来没有舍弃这里而能够兴起的。” 趁敌军百战之后，慨然请求出兵，考察实际施为，没有愧于人臣之义。至于成败，不过也是兵家常事。何况权力集中于一方，爱憎很容易招致议论；相隔千里，真伪相似而难以分辨，那么道路上的怨谤之言以及台谏根据传闻所造成的误解，大概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近来又下诏把张浚置于宥密之地，但看张浚恐惧不安，像是不能自处，难道还担心朝廷内外有人没有看清事实吗？如果使尽忠竭节的大臣反而怀有明哲保身的戒惧，朕对此深感惭愧。可命学士院下诏，张榜于朝堂。当时太史局推算明年将发生日食，元旦张浚上奏说：“臣听说太史推测天象，明年正月初一将有日食。臣私下认为，上天爱护君主，必定用灾异来警示，使君主恐惧而修身反省，努力求得治国有道。君主修养德行、敬畏上天，上天就会眷顾保佑，使国运长久。如果怠慢忽略而不反省，把灾异归之于时运，那么灾祸将多得无法述说。然而应对上天之道，在于真实行动而不在于文饰，应当从内心和行为上求取。内心有不足的地方要努力改进，行为有不善的地方要改正。像上天那样无所不公，像上天那样无所不容，像上天那样至诚无私而不失信，那么还忧虑什么治道不能兴盛呢？” 还担心什么贤才不能到来呢？”张浚接受任命后，当天就前往江边巡视军队。当时大酋乌珠拥兵十万驻扎在维扬，朝廷先派魏良臣、王绘奉使到敌军前，他们回来时，夜间在途中与张浚相遇。张浚询问他们防务的情况以及大酋问答的内容，魏良臣、王绘说敌军有长平那么多的军队，并且告诉他们，建州以南的王尔家应当作为小国，要求宋朝交纳数十万银绢犒军，还约定韩世忠限定日期渡江决战。张浚秘密上奏说：“使者替敌军说话，使朝廷恐惧，朝廷千万不能因他们的话而行动。而且不必再派他们到敌军前去，恐怕我国的虚实反而会被敌军探知。”皇上认为他说得对。张浚于是快马赶到江边，召集大帅韩世忠、刘光世、张俊商议，同时慰劳他们的军队。将士见张浚到来，勇气增加了十倍。安排好各位将领后，张浚便留下镇江节度的命令，韩世忠写信给乌珠说：“张枢密已经在镇江。”起初敌军探报说张浚获罪，被远远贬谪，所以乌珠全力前来进攻。到这时，乌珠问韩世忠派来的部下王愈：“我听说张枢密被贬到岭外，怎么已经在这里了？”王愈拿出张浚下达的文书，乌珠看见张浚的署押后脸色变了，却强作声势说约定日期一定交战。张浚又派王愈带着韩世忠的书信前去询问交战日期。王愈回来过了一天，敌军便连夜逃走，士兵和马匹缺少粮食，狼狈不堪，死者接连不断。张浚派各位将领追击，俘获了很多敌军。皇上派内侍催促张浚赴行在。绍兴五年二月十二日，下诏任命张浚为宣奉大夫、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赵鼎任左仆射。此前张浚在川陕，想到皇上尚未立继嗣，于绍兴元年八月十五日上奏说：“臣承受陛下深厚的恩德，凡是关系宗庙社稷大计的事情，臣知道却不说，谁敢替陛下说呢？希望陛下察知臣的用心，宽宥臣即使万死也难赎的罪过。臣恭敬地认为，陛下自从即位以来，想到两宫所寄托的重大责任，早晚忧劳，不亲近声色，不从事玩好，这应当感动天地，得到祖宗垂佑，享有无穷福祚，必定能够实现中兴。臣这点微薄心意，也希望依傍日月的余光，得以保全终年，稍稍尽到补报之效。臣私下见西汉的制度，君主即位，首先建立储嗣，用来巩固根本、归系人心。臣愿陛下时时诏令大臣讲明旧例，同时先选择宗室中的贤者，优厚礼遇、厚加抚养，使他成为藩屏。”到这时入朝谢恩，又再次陈述宗社大计没有比确立储嗣更优先的事情。虽然陛下圣德昭著，年纪正盛，一定会生下圣明的皇子，但为了系结天下人心，也不能不早日确定议论。皇上首先表示赞同，过了很久才说：“宫中现在养育着两个人，年长的那个是艺祖的后代，今年九岁，不久就应当让他入学。”张浚出来后到赵鼎所在的都堂，两人相对仰慕赞叹皇上的圣德。过了很久，从此二人与赵鼎更加互相勉励，同心协谋，认为治理国家的要领，必须把端正根本、澄清源头作为首先要务。果真能够陈说善道、杜绝邪说，使君主没有错误的举动，那么国势就会尊贵安定，大小臣民都会怀畏。因此每次进见时，对于堵塞侥幸求进的门路、抑制亲近侍从，尤其反复恳切地表达意见。他曾上奏说：“君王把百姓作为自己的心，修养德行、建立政事，只应致力于治理好自身的事情；这样，大国就会畏惧他的力量，小国就会感怀他的恩德，天下舍弃我们又将归向哪里呢？”他本来就不以眼前的小成绩为侥幸。仰望陛下具备世所罕见的资质，应当实行王者之事，大有作为；端正自己的内心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来端正万民。国势既然隆盛，强敌自然臣服，天下自然归附。于是抄录王朴的《平边策》献上，皇上嘉许并采纳了它。又上奏说：“臣昨日承受天颜，私下看见陛下对于君子和小人的分别，反复详尽地考察研究，退下后自己庆幸，认为治道的根本，没有比辨别君子和小人的区别更大的了。”

译圣意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此，是宗社和百姓的福分。从前唐代李德裕对唐武宗说：‘邪与正这两种人，势不两立。正人指斥邪人为邪人，邪人也指斥正人为邪人。’君主辨别他们非常困难。臣认为，正人如松柏，独立挺拔而不倚附；邪人如藤萝，不攀附其他东西就不能自行站立。臣曾经推类说明，君子和小人就可以看出来了。大体说来，不偏私自身，慨然把天下百姓放在心上，这是君子。周密谋划自身的利益，却不顾天下百姓的利害，这是小人。志向在于实行道义，不求取名声，名声却自然归于他，这是君子。志向在于谋求利益，掠取虚浮的美名，邀求浮泛的声誉，这是小人。言语刚正不屈，不向任何人阿谀，这是君子。言辞语气柔媚谄佞，切切然在君主的眉目脸色之间窥伺他的心意，这是小人。喜欢谈论别人的善恶，称述别人的恶处，这是君子。别人有善行，就一定攻击他还没有达到的地方而把善行遮掩起来；别人有过错，就欣喜自得，像得到珍宝一样，还从旁牵引曲解，必定要在君主面前揭露陈说，这是小人。难以进用、容易退避，这是君子。贪冒爵禄，毫无廉耻，这是小人。”}], 臣曾经根据这些来考察，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大概可以由此看出一些了。小人当权时，就称赞与自己相同的人，把他们说成君子；排斥与自己不同的人，把他们说成小人；不顾公众议论，不忧虑政治得失，也不畏惧天地鬼神。因此从崇宁年间以来直到今天，有没有把与自己不同的人称作君子的呢？臣认为一定没有。他们专门经营求取进身的私计，所以爱憎不公，最终甚至身败家亡，使天下混乱，却没有丝毫悔意。希望陛下亲自从事学问，节制嗜好欲望，使自身清明，以此临照百官，那么君子和小人的真实情状，还有什么能隐藏呢？皇上回到临安，公留在相府。不到一个月，又出发到江边慰劳军队，到了镇江，召见韩世忠，亲自晓谕皇上的旨意，让他率全军向前屯驻楚州，以震撼山东。韩世忠欣然接受命令，当天就率全军渡江。公到建康，抚慰张俊的军队；到了太平州，抚慰刘光世的军队，军士无不踊跃振奋。当时巨盗杨么占据洞庭重湖，朝廷多次命将领讨伐，都未能取胜。公考虑建康是东南的都城，而洞庭实际控制上游，如今盗势日益滋长，阻塞漕运，扼塞地势，成为心腹大患；不先除掉它，就无法建立国家。然而杨么占据重湖，春夏时耕种，秋冬水落时就在湖寨收取粮食，把老弱家小载到湖泊中，然后把所有部众驱赶到四处作乱。前些日子朝廷反而认为夏季水患多，屡屡选择冬季用兵，所以杨么得以合并力量，而我军不能取得胜利。如今趁他们懈怠，在盛夏讨伐他们；他们的部众既已分散，一旦重新集合，本来就已经疲于奔命，又不能守护田地，庄稼被践踏后便有秋冬断粮的忧虑，党羽必然离心，可以招降他们。虽然已经命岳飞前往，但将领和士兵未必理解这个意图，若退兵杀戮，就会失去胜算，损伤国体，于是公详细上奏，请求实行。皇上准许了。公在路上想到，国家中任事而不顾自身的人常常遭祸，而畏惧退避、追求虚浮声誉的人却常常得福。他认为这是国家的大患，便上奏说：“如今没有比这种情形更严重的了，病患正处在膏肓。庸医畏缩，正告诫病人不要吐、不要泻，只管服用参苓来安养身体。即使最终必死，主人还认为这是爱护自己。至于良医，提出剖胸洗肠的治疗办法，旁观者惊骇，都指责他疯狂。等到病完全治好，仍免不了被诽谤为轻率试治。”自古以来，掠取美名、依附众人的人往往得到的赞誉很多，而刚直敢言、主持政务的人所承受的诽谤往往最重。澶渊之战，寇准决意抵抗，亲自出征的功劳关系到国家社稷；事情平定以后，奸臣却说他轻率地抛弃了万乘之尊。如今集合天下的力量来诛讨天下的不义，即使商汤、周武王再生，也一定会这样做；可是反而采取恐惧顾虑的办法，事情怎么能够取得成功呢？公之所以自我担当，始终如此，所以每逢有事便把这些道理告诉皇上。行到醴陵时，有几百名囚犯，都是杨么派来充当间谍侦探的；统帅席益从远县把他们押来囚禁。公召来审问，全部释放，并给他们文书，让他们分别拿去给各寨看，说：“你们现在既然不能保住田地，秋冬一定会缺粮，况且将要饿死。不如早点投降，就赦免你们的死罪。”几百人欢呼着离去。五月十一日到达潭州，于是贼寨首领黄诚、周伦先请求接受约束。然而黄诚等人曾多次杀害招安使者，仍然心怀疑虑，不能安定。公派岳飞分兵屯驻鼎州、澧州、益阳，以兵势压迫他们；他们的党羽十分恐惧，相继约定日期前来投降，壮丁达到五十万，老弱不少于二十万。公一律以诚信安抚他们。六月，湖区盗乱全部平定，于是更换郡县中奸邪贪赃的官吏，宣布宽大恩典。皇上亲手写信赐给公说：“看了你的奏章，知道湖区盗乱已经平定；如果不是你勤勉忧国、不怕辛劳，谁能减轻我的忧虑？只是奏章送到的那天，朝廷内外都欢庆，众口一词地说，上游既已安定，而川陕、荆襄的形势又相互连接，所能使用的事力增加了一倍，上天难道是要把中兴的功业交给你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于是公上奏，请派岳飞的军队屯驻荆襄，谋取中原；随后率领属官、吏员和军队乘船顺洞庭湖而下。当时重湖多年船只不通，公的船刚开始航行，风和日丽，父老叹息，认为这是把曾经被残暴贼寇弄得百姓呻吟的地方变成了和气之地。起初公议定方案，命韩世忠屯驻承州、楚州，在高邮经营军需家计；等到公出征，朝廷议论中途改变，公再次请求不要改变，皇上醒悟，便下优诏依从公原来的计划。公先后两次提出储嗣的建议，到这时听说修建资善堂、皇子将出就师傅学习，高兴得不能自胜，认为应当把选择师傅作为首要之务，于是详细上奏推荐起用居郎朱震、秘阁修撰范冲，认为他们可以担任训导皇子的合适人选。公虽然在外，常常把朝廷内部的治理当作忧虑；每有见解，就立即入奏。其中一条说：自古以来，君主命令宰相同他讲论天下大计，然后按次序施行，所以日积月累，成功是可以期待的。譬如营造房屋，先测量地基，次定规模，再交给工匠，要求他们完成实际工程；只要有一项不合，怎么可以轻易委任？自建炎以来，陛下选用大臣，不知道要求他们负责什么；大臣向陛下进言，也不知道怎样奉行诏令。臣只见一位宰相入朝以后，便援引亲旧、报仇雪恨，来实行自己的私意罢了。

译想要国家安定太平，难道能够做到吗？第二条说：祖宗设置台谏，本来是考虑到军民的利害、人才的善恶、官吏的能否，这些事情朝廷不能全部看见并周遍了解，所以让台谏可以根据传闻加以论列。不幸大臣不得其人，台谏就应当竭力争辩、明辨是非，把他罢免。如今却不是这样，他们暗中任意揣摩，公开反复无常；有的窥伺君主的心意，有的暗中结交大臣，搜集琐碎小事来显示自己公正。君主不能不察觉这一点。第三条说：祖宗时期郎官、曹官的选任，没有多次任职、亲自治理百姓的经历，就不授予这种职位。从台阁官员出任地方长官和副职的，十人中常有七八人，这是要让他们经历更多世故，熟悉民情，培养才能，以备任用。如今却不是这样，善于记诵的人可以做到言官，卖弄文采的人都升任馆职，每天晋升、每月迁调，很快就窃居要位。一旦处在京城官局，便把州县官看作冗官，因此有的人做了大臣却不知道民情的疾苦、财用的盈亏、军政的始末；有的人做了侍从，却不知道州县应当施行什么。何况还要让他们承担天下大计呢？皇上赞许并采纳了这些意见。公从岳州、鄂州转到淮西、淮东，各将领大力讨论防备秋季敌情的办法，直到承州、楚州一带，伪境都受到震动。皇上想到公长期劳苦在外，派中使赐给他亲笔信，催促他回朝。下诏授公为金紫光禄大夫。公竭力推辞四五次，才获准。特封公的母亲计氏为秦国夫人，赐给公的兄长滉紫章服，并授予两名五品服色的亲属官职。公在十月十一日到达行在。皇上慰劳问候说：“你冒暑出行非常劳苦，然而湖湘群盗已经接受招抚，从而成就了我不杀戮的仁德，这是你的功劳。”公叩头谢恩说：“陛下错误地知遇我，让我承担重任，所以臣才能献上愚拙的计策。”皇上亲手书写《周易》的否卦、泰卦赐给他。公上奏说：“自古以来小人倾陷君子，没有不以朋党为借口的。君子引荐同类，使他们一同进用，志向只在天下国家罢了；他们的道相同，所以所趋向的方向也相同。这哪里有什么朋党呢？只有小人不是这样，他们相互推引，本来图谋的是利禄，诡诈的踪迹无法究察，所以有时制造些微小差异来掩饰事情，有时内外互相呼应来使自己的话显得真实。君主对此应当如何辨别取舍呢？也只在于推究他们的用心罢了。臣曾考察泰卦初九爻，‘拔茅茹，以其汇’，变为阳爻；卦象说其志向在外，大概是说他们的志向在于天下国家，而不是为了自身。” 否卦初九爻，‘拔茅茹，以其汇’，变为阴爻；卦象说其志向在于君主，所以君子牵连同类一同退处，大概是要实行善道，而并非从来没有忧国爱君之心。观察这两爻的意义，再考察他们的用心，那么朋党的议论就可以不攻自破了。臣又观察否、泰二卦的道理，起因于君主一念的善恶，而利害会影响天下百姓。当他一念端正时，卦画成为阳爻，泰卦就由此产生；一念不正时，卦画成为阴爻，否卦就由此产生。然而泰卦上六，三阴已经终尽，又变为阳爻，于是小人在外，而泰卦正由此产生。如今时势正处于艰难之中，百姓陷入水深火热；陛下如果能每天更新自己的德行，在上位端正自己的心，臣知道就可以达到泰平。将来天道消除灾祸，幸而天下安宁，希望陛下常常思考否卦的道理。皇上曾召公独自在便殿对答，询问应当做什么。公退朝后上奏说：“臣私下想到，二帝的皇族远处沙漠，忧愤无聊，以及受到轻侮、遭受屈辱的情形，都是可以想见的，还忍心说它吗？臣曾屈指计算，像这样已经大约三千个昼夜了。虎狼般的敌人用心，实在是想摧残折磨他们，使他们消沉。然而这还只是因为陛下在南方统率军队；将来一旦有一点差错，那个祸患哪里说得尽呢？” 如今事情虽然有可以作为的条件，但从道理上说还没有先胜的办法。兵家的事情，不在于交锋接战以后才分出胜负，关键在于取得天下人的人心；这样士气就会增加百倍，叛乱者会逃散，归顺者会服从。然而这难道可以仅凭声音笑貌做到吗？心念之间只要有一丝差错，天下四海都会知道。如今如果天下人都说：‘我们的君主孝敬兄长的心始终不忘，睡觉吃饭之间都挂念父兄，应当想到共同替陛下报这个仇。’又都说：‘我们的君朝，君子在位，小人被屏退；侍御、仆从没有不是正直之人，谗毁之说不能实行，邪僻之言不能传入，道义的益处每天都在增长。’那么朝廷内外就会安心，各自尽职，有才能和智慧的人也都会想着竭尽力量。又都说：‘我们的君主抛弃珠玉，断绝玩好，轻视犬马，鄙弃刀剑，金帛的赏赐不拿来给受宠幸的人，只拿来赏给有功劳的人。’那么上下就知道相互劝勉了。以至于我们的君主言语、行动、举措都合乎礼法，至诚不懈，上达于天，那么就可以希望教化得以施行了。这样，将帅的心志会一天比一天壮大，士卒的心志会一天比一天奋发，天下百姓的心会一天比一天归向忠义，豪杰奋起效命，中兴的征兆就出现了。听到陛下的盛德，知道中国的道理正当，那么敌人的气势就会受挫、志向就会衰落；敌我大小虽有不同，交战时敌军必然不能尽力，众人也必然不能同心，那么陛下还有什么不能成就呢？如果出现不然的、似是而非的说法，哪怕只显露出毫发，天下人嘴上不敢说，心里却会愤怒；将来时势一旦错失、形势一旦离去，祸乱立即发生，就像泼出去的水无法挽救。裂隙在这里显现，祸心便在那边产生；不变的道理是，自古做君主就很艰难，并不只是今天如此。一句话说错，一件事做得不对，有时在人前失了脸色，有时对人失了礼，有时只因身边有一个小人，就足以招来祸患和艰难，发动战争、兴起兵乱。前些日子明受之变中，大逆之徒把军队陈列在宫阙之下，又旁引其他说辞作为借口，前车之鉴并不遥远。做君主的，怎么可以不战战兢兢、警戒畏惧呢？公的警戒深刻而恳切到了这种程度，皇上全部嘉许采纳，并命公把所见所闻整理后上报。公奉命分条列举进呈，名为《中兴备览》，共四十一篇。立国的根本，用兵行军的方法，君子和小人的情状，驾驭将帅的办法，调节财用的适宜措施，听取言论的要领，对待近习之人的原则，以及以往成败得失、郡县利弊等，无不完备具列。皇上深深赞叹，把它放在座位旁边。

译六年正月，皇上对公说：“我常常因为事情艰难、难以明辨，专心澄清思虑，直到天亮都不能入睡。”公上奏说：“陛下身处多难之时，两宫幽闭在外，一有差失，关系到生死存亡，忧虑确实是应该的。然而臣曾听说，听取的意见杂乱就容易迷惑，过于畏惧就容易动摇；以容易迷惑的心去做容易动摇的事，最终只能一事无成。所以自古做君主的人，修养自身、端正内心，只求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保持刚健的志向，具备宏大果决的实际作为，做应当做的事，未曾另作他想。陛下聪明睿智，明察古今，如果大义所在，便奋力实行，那么到哪里会不成功呢？”臣希望陛下在万机之暇保养天和，澄清安静心气，这样或许能使利害纷至时不至于疑惑，以福佑天下，建立中兴。公因为敌人的势力还没有衰弱，而叛臣刘豫又占据中原，谋略不可测，不敢安然处在朝廷，请求亲自前往边塞，部署各将领以观察时机。皇上准许了。公立即张榜宣布刘豫僭越叛逆的罪行，在这个月中旬启程。公说，楚汉交战时，汉军驻扎在殽、渑之间，楚军就不敢越过边境向西进；这是因为大军在前面，即使另有岔路捷径，敌人害怕我军从后面谋攻，所以不敢越过边境深入。所以太原没有陷落时，尼雅满的军队也不再渡过黄河，也是这个道理。议论的人大多担心前后出现空隙、敌军从其他道路出兵，却从来不考虑敌军的粮食从哪里运来、军队将从哪里退回；否则难道一定要把方圆数千里的地方全都用军队守住，才算可以安定吗？公把这些话告诉皇上之后，又把这些话告诉同僚。只有皇上深深认为公说得对，到了江边与各路统帅议事时，便命韩世忠据守承州、楚州，以图谋淮阳；命刘光世屯驻合淝，以招抚北方军队；命张俊在建康训练军队，进而屯驻盱眙；命杨沂中率领精锐作为后翼，辅佐张俊；命岳飞进驻襄阳，以窥察中原形势。国威既已建立，大为振作；皇上派使者赐给公御书《裴度传》，以表示极其诚挚的心意。公在各将领中尤其称许韩世忠的忠勇、岳飞的深沉刚毅，认为可以依靠他们担当大事。韩世忠在楚州时，进入伪军控制的江北地区，聚集了不少军队；韩世忠渡过淮河将其击破，一直率军到淮扬才回来，士气增加百倍。皇上亲手写信赐给公说：“韩世忠既已获胜，整顿军队回来屯驻，进退都很适宜，朝廷内外无不欣喜。每每担心韩世忠因愤怒而直冲上前，奋不顾身；如今却能审慎选择有利时机，不失战机，这也是你指示教导的方法。” 你应当明察虚实，慢慢作出后续谋划；或者派岳飞去窥探陈州、蔡州，使敌人疲于应付而无暇他顾，用逸待劳。”当时岳飞的母亲去世，他扶灵柩归葬庐山；公请求皇上亲笔写信敦促他出发，岳飞奉诏回军屯驻。公身居宰相之位，虽然在外督军，朝廷有重大任免，也不能不参与议论；可是孟庾被任命为知枢密院、高世则被任命为节度使，公都不知道事情的始末，于是上奏认为这样一来，臣就不应当处在宰相之位。皇上亲笔写信说明了旨意。公认为东南形势中没有比建康更重要的地方，建康实在是中兴的根本；而君主居住在那里，就能向北眺望中原，常怀愤懑警惕，不敢自我闲逸。临安偏居一隅，对内容易产生安逸放纵，对外又不足以号召远近、系结中原的人心。公上奏请求皇帝车驾在秋冬时节前往建康，抚慰三军，谋求恢复。公又渡江，遍行抚慰淮河一带各屯驻军队；当时正值盛暑，公不以劳累为意，军民都感到喜悦。当时秋季防备敌情的时间已不远，公把方略晓谕各统帅，大体是先谋求自守来使敌军到来，再乘敌军疲惫时攻击。六月，诏令增加公的食邑和实封。此时公派出的人从燕山回来，得知徽宗皇帝身体不适，又听说钦宗皇帝送给金人的书信，便上奏说：“臣近来得到这封信。” 臣实在无法承受作为臣子的痛切、愤激之情；想到陛下处在天子的尊位，却遭遇父兄的变故，圣心悲痛忧伤，内心忧勤恳切，本来就不只是卧薪尝胆而已。臣希望陛下至诚刚健，勉力奋发有所作为，把成败利害都置之不顾。那些借姑息之论、接受小忠之说的人，只是在为自己的妻子儿女打算罢了。假如上天有意让国家中兴，陛下奋然决断去做，亲自冒着箭石，事情没有办不成的；假如上天无意使国家中兴，陛下即使过度筹划，只求一身平安，又对事情有什么补益呢？只应当把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全部做到，然后听凭天命罢了。况且孝悌可以感动上天，仁厚可以取得民心；把这种心意推广实行，臣只看见它会带来福，不看见它会带来祸。七月，诏令催促公入朝觐见；八月，公到达行在。当时张俊的军队已经进驻盱眙，三路军队鼎足而立；岳飞派兵进入伪军控制地区，一直到蔡州，焚烧他们积储的物资，并时时有所俘获。公极力陈说前往建康不可再缓，朝廷中赞同的人极少，只有皇上坚定不疑。车驾在九月一日出发；到了平江，公又请求先到江边侦察叛贼刘豫及其侄刘猊是否挟持敌军前来进攻。公上奏说，敌军已经疲于奔命，决不可能把全部兵力重新调来，这次来的必定都是刘豫的军队。张浚已经出发后，边防方面的意见却不一致。大将张俊、刘光世都夸大敌军声势，争着请求增兵。自赵鼎以下，没有不惊惧的，甚至想把盱眙的驻军撤回，与合淝的军队会合，并召岳飞把全部兵力向东调动。只有公认为不对，写信告诫张俊、刘光世说：“刘豫的军队以叛逆之兵侵犯顺义之地，如果不能把他们全部消灭，凭什么立国？平日又何必养兵？今天的事情，只有进攻，没有退守。”当时杨沂中任张俊军的统制，公命杨沂中前往濠梁驻扎，并让人对他说：“皇上待统制十分优厚，应当及时建立大功，取得节钺。如果有差错，我张某也不敢徇私。”诸将都惊惧地听命。公到了江边，得知前来防守的其实是刘麟兄弟。刘豫封刘麟为淮西王，共有六万兵马；防守军已经渡过淮南，经过夀春，逼近合淝。公的部署已经确定，但张俊请求增兵的奏书每天都上报，刘光世也想带兵退守。刘豫又命乡兵在河南各州换穿伪装服，十人、百人结成一群，因此间谍都说各处有敌军骑兵。赵鼎和签书枢密院事折彦质受其迷惑，接连七八次写信给公，坚决要求岳飞的军队迅速南下，又拟定条目，请求皇上亲自书写后交给公。大意是想让张俊、刘光世、杨沂中等撤军平安返回，以此保卫长江，不必坚持原来的计划。〔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万人〕

译公上奏说，张俊等一旦渡过长江，就会失去淮南，而长江的险要也将与敌人共有。淮南的驻军，正是用来屏蔽长江的。以前如果叛贼能够占据淮西，凭借当地粮食并利用运输，把那里经营成自己的根本，江南还能保住吗？陛下还能再次派诸将渡江攻打敌人吗？淮西的防守，正应当合兵突袭，使士气更加振奋，这样才可以确保胜利。如果一旦有退意，大事就会毁掉。况且岳飞一行动，襄阳、汉阳一带就会有警报，又有什么可以制约敌人？希望陛下不要只在朝廷内部自行决定，使诸将不敢观望。皇上亲笔答复公说：“朕近来因为对边防有疑虑的事情向卿询问，今天看了卿的奏章，关于部署方略、审察敌情，条理十分清楚，使朕豁然释怀，再没有忧虑。若不是卿的见识思虑高远，超过常人意料，怎么能达到这个地步？”当时朝廷内部有庙堂大臣，外部有诸将，人人畏惧怯弱，只顾谋求退避自保。虽然公远谋防御、忠贞始终不变，但兵权掌握在外，间隙很容易产生。如果不是皇上明察防务，不受众议迷惑，诸将一定会带兵南撤，大势就会倾覆。等到奉到这道诏书，异议才平息，诸将也开始谋划坚守。不久，敌人在淮东大肆制造声势，阻挡韩世忠援救楚州的军队，使其不敢前进；杨沂中也在十月四日抵达濠州。公听说刘光世已经放弃庐州向南撤退，淮西人心骚动，便连夜奔驰到采石，派人告诫刘光世的部众说：“有一个人渡过长江，就斩首示众。”刘光世听说公来到采石，大为恐惧，立即重新驻军，与杨沂中相互接应。刘猊分出刘麟军队的一半来进攻杨沂中。这月十日，杨沂中在藕塘大败刘猊，投降和被杀的一个不剩，刘猊仅仅独自逃脱；刘麟的防寨也逃走了，俘获很多，缴获粮船四百多艘。于是公上奏说，车驾应当趁此时机尽早临幸江上。皇上赐给公亲笔诏书说：“刘豫这个叛贼阻兵作乱，像恶鸟的雏鸟一样侵犯顺义之地，在淮水两岸布阵，侵扰夀春和濠州。卿激励率领军队，分布于险要之处，面对敌人更加勇壮，凭仗正义直冲向前，军阵像簸箕张开、鸟翼舒展，行动如风驰电扫，于是使凶恶的首领连夜逃走，同党也自取焚灭。敌人把草木看成军队，丢弃沟壑而不顾。昔日周瑜在赤壁的战事，谈笑之间便取得成功；谢安在淝水统领军队，指挥之间便平定战局。得到贤能之人的功效，与古人有什么不同？朕日夜不忘卿的忠勤，不能忘记对你的赞叹。”公上奏说：“叛逆的贼首已经远逃，但接受诛杀的日期还没有到；金人正强盛，还看不到停息战争的日子。臣的罪过很大，哪里能逃脱刑罚？希望陛下念及我十年滞留未归的过失，感叹双驭车驾迟迟未能回归；倘若是为了百姓而劳苦自己，愿有神明相助，不要让那些自行谋求、选择利益的话迷惑陛下至高无私的听察。” 公又上奏说，叛臣近来常常侵入边塞。如今虽然取得胜利，但敌军首领逃走了，杀死的敌人虽多，却也是我们的百姓，导致他们拿起武器而轻易侵犯边境，这是由于臣的武备不严谨所致，希望赐臣显著的贬黜，以符合公议。皇上深深赞叹公。防都督府随行的官吏、军兵以及各类人员，都应当分别记功，可以让张某等人逐等保奏。公上奏说：“臣奔走尽力，是职分所当然；如果滥加赏赐，士卒将会离心，恳请皇上保奏有战功的人，这样才可以表彰并劝勉军士。”皇上又派内侍赐给公古端石砚、笔墨、刀剑、犀甲，并召公回朝。公到了平江，随班朝见，皇上说：“击退敌人的功劳，全都出自右相的力量。”于是赵鼎惶恐，请求离职。公还没有到平江时，赵鼎等已经商议回驾临安。公入朝见皇上的第二天，详细上奏说：“昨天有幸听到圣上的训示，只是车驾进止这一件事，利害关系极大。天下的事情，不倡导就不能兴起，不去做就不能成功。如今四海之人的心，谁不思念王室？防守的将领和叛乱势力相互勾结，以威势胁迫他们，即使有智慧勇气，也没有办法全部施展。三年之中，依靠陛下一两次亲自前往抚慰，士气随之稍稍振作，民心也因此稍稍回转。正应当把形势展示给他们，希望能够激发忠心、振起怯弱；这样三四位大帅也不敢怀有偷安苟且之心。天下是陛下的天下。陛下如果不亲自努力，率先去做，臣担心那些披坚执锐、冒着危险作战的人，都会产生离心之意。今天的事情，国家的存亡安危都取决于此；如果六飞车驾一旦回去，有见识的人就会离心，内外上下也会离心，日复一日，最终将逐渐削弱。将来再想下达巡幸的诏书，谁还能深信而不怀疑呢？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朝廷姑且把这件事当作躲避之地的计策，实际上并没有收复天下的意图。

译议论的人不过说：“万一秋冬发生警报，车驾难以远行躲避。” 军队同心，将士听命，扼守淮河作战，打败敌人绰绰有余，何况陛下亲临大江，士气应当增加百倍？假如士卒不肯尽力，人人产生离心，陛下即使过分为自己谋划，又将把脚安放在哪里呢？又有人不过说：“应当在秋天进军，使士卒有战斗之心；到春天再返回，断绝敌人的窥伺。”提出这种说法，只能缓解一时的紧急情况，应付仓促发生的警报；如果年年都这样做，使人习惯于认为我们没有竞争进取之意，就会产生怨望，国家也难以建立。又有人不过说：“敌人占据上游，顺着水流乘船而下，变故不可预测。”襄阳、汉阳本来是我们的地方，敌人的船从哪里来？假如强敌力量有余，果真前来侵犯，水陆同时进攻，从上游渡过来，那么陛下即使深居临安，难道就能因此安稳吗？何况陛下肩负四海的重大责任，天下还有事业没有完成，百姓仍然怜恤陛下并归心于陛下。如果不去作为，只坐等他们全部耗尽，这种祸患哪里说得尽呢？必须有刚强宏大的志气，宽广的胸襟，把拯救天下作为心愿，对上不愧于天，对下不愧于人。审度事情而后行动，察看时机而后发动，先谋求自我治理，用利益诱导敌人，招致敌人而击破他们，有什么困难不能成就？如今臣陪同陛下返回，臣的谋划便没有可以承担的责任，臣也算得计了。但如果从陛下和国家的利益来考虑，这就是不忠。因此臣剖露心腹、表明肝胆，把这些话反复说上一两遍，只希望陛下详细教诲并委婉晓谕，使君臣之间能够尽到应有的道义，不给万世留下悔恨。皇上彻底采纳了公的计策。十二月，赵鼎出任绍兴府知府，皇上专门委任公处理政务。公认为，亲民之官是治理之道的急务；但是近年以来，朝廷内部权重而外任权轻，祖宗的法度几乎全部废弃，流落在外的人终身得不到任用；在朝廷内部经营钻营的人，积累几年便能得到美官。又有些任职朝廷的官员，从未经历民政，不明白民间利害，诏令的施行、职事的办理，怎么能合乎道理？百姓多受其害，于是公分条列举上奏。郡守、监司有政绩的，任期届满后授任郎官；郎曹中资历浅、未经历民政的人，任期届满后授任监司、郡守。命中书省、御史台登记姓名，等他们返回时考核治理成效，优先提拔任用。治理百姓没有声誉的，给予闲慢差遣。馆职中未经历民政的人，授任通判、郡守，考核优劣如前，并请求防止诏令失当。公又因灾异上奏，请求恢复贤良方正科，皇上全部采纳。七年正月，皇上因公去年冬天击退敌人的功劳，制授特进，公恳切推辞了四次。此前，十二月因禄令编成，公被加授金紫光禄大夫，推辞不得，便请求回授给哥哥张滉。到这时，皇上对公说：“卿每逢升迁授官都极力推辞，恐怕在君臣大义上有不妥之处。”公于是接受了命令。《晦庵集》卷九十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