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晦庵集》卷七十四宋朱子撰杂著

译钦定《四库全书》《晦庵集》卷七十四，宋朱子撰，杂著 更定同安县学四斋的名称 学校原来有四斋，许同年去掉一半，以节省长谕、具员的冗余，所以现在只有两斋，而四门仍然如旧。并且各处都错乱，不能各得其所。至于命名的意义，也有不妥之处。比如“汇征”这个名称，是学业优异而出仕的事情，不是学生所应该首先追求的。把它揭挂出来作为名称，就是用利禄诱导人，难道符合教导学生的本意吗？现在想恢复四斋旧制，用“志道”“据德”“依仁”“游艺”作为名称，东西相次，从北向南排列。诵读学习的地方，各自仍按旧有规制。把“日新”长谕改为“志道”长谕，把“汇征”长谕改为“游艺”长谕。“据德”“依仁”两斋，请学谕、直学从本位学生中选取【不包括教养人】，暂时充任斋长或斋谕，允许随着众人升堂听讲，本学不再另行差遣人员，以堵塞希求侥幸的途径。各位职事认为怎么样？希望同诸生商议后告诉我，把其中不便之处逐条列出，我暂且停止施行。告谕同安县的学者 求学如同赶不上，仍然担心会失去。这就是君子孜孜不倦地珍惜光阴、争取片刻时间的原因。如今有时听说诸位学生早晨起床进入学校，还不到中午便各自散去，这难道是珍惜光阴的意思吗？求学是为了自己，而读书人有的苦于贫贱，处境使他不能求学；有的没有学习的地方，仅此而已。既然处境允许求学，又不是没有学习的地方，却仍然不努力，也只是从来没有立志求学罢了。然而这并不是读书人的罪过，而是教导平日没有讲明、学习平日没有讲习。如今世上，父亲用来告诫儿子的，兄长用来勉励弟弟的，老师用来教学生的，学生用来学习的，除了科举功业之外就没有别的事情了。假使古人的学问只到这种程度，那么凡是能够在科举中实现志愿就够了。那些孜孜不倦地珍惜光阴，直到死后才停止的人，究竟为什么这样做呢？如今的读书人只是不懂得这一点，以为只要足以应付有关部门的要求，就没有必要急切用功。因此懒散游荡而不知道回头，终身不能立志求学，而君子认为这不是读书人的罪过。假使上面的教导平日讲明，下面的学习平日讲习，那么读书人本来就会有办法用上自己的力量，哪里会有不努力的忧患呢？因此，对于各位的事情，我不想拿有关部门的法令来举发，只姑且写这篇文告劝告你们。各位如果能够在科举之外用心思考，懂得古人求学的原因，那么将会产生想停止却不能停止的愿望，这正是我所期望的。告谕各位学生 古代的学者，八岁进入小学，学习六甲、五方以及书写、计算等事情；十五岁进入大学，学习先圣的礼乐。不只是教育他们，本来还要有所养育。用义理来养育他们的心，用声音来养育他们的耳朵，用色彩来养育他们的眼睛，用舞蹈、升降、快慢、俯仰来养育他们的血脉，甚至左右进退、起居动作，以及盘、盂、几、杖上都有铭文和警戒。他们用来养育学生的手段，可以说完备到极点了。正因为如此，学生能够成材，学校能够发挥实际作用。这就是先王的教化所以盛大的原因。自从学校废弛、正道丧失以来，到现在已经一千多年。掌管学校的官员，有教导、养育的名义，却没有实际教导和养育的内容。学生带着书册聚集在那里彼此嬉游，其中杰出的人也只知道把求取俸禄、追逐利益作为事情。至于谈论圣贤遗留的深意，探究学问的根本原则，则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用心的方式、行为举止和一动一息，都同普通百姓没有区别，有的甚至还不如。唉，这是教导者的过错，难道是学生的罪过吗？然而君子认为，这其中也有学生自己的罪过。为什么呢？如今同古代不同的地方，只不过是声音、色彩的盛大，舞蹈、升降、快慢、俯仰的仪态，以及左右进退、起居动作、盘盂几杖上的警戒，做得还不够周全罢了。推究它的根本，那么理义用来涵养人心的作用本来就在这里。诸位每天相互诵读并传习它，只是没有加以体察罢了。既然如此，这件事不去做，而那件事却长久去做，难道不也是求学者的罪过吗？我因办理公务而得以同诸位交游，到今天已经一年了。诸位的学业没有进一步增进，行为品德也没有什么可以在州里显著的，我心中对此很惭愧。如今已经增修讲习问答的规程，这大概就是古代用理义涵养人心的方法。诸位难道不愿意做君子吗？如果愿意，那么谁能用这种方法强迫诸位呢？只要有志于此，就不可以舍弃这条道路而另求他途。希望诸位留心，不要忽视。告谕各位职事人员 我曾经说过，学校的政务，不担心法令制度没有建立，而担心理义不足以使人的内心喜悦。理义不足以使人心喜悦，却只在法制末节上下功夫来防范，这就好比决开湍急的水流，使它注入千仞深谷，却慢慢用萧苇来遮挡它的冲流，必定也是抵挡不住的。诸位学生承受教养已经很久了，却不能使自己的行为品德取信于人，难道只是法制不完善吗？也是因为诸位君子从来没有用礼义来教导告诫他们。教导告诫了他们而他们不听，是求学者的罪过；如果从未曾开导、教诲、督率他们，那么他们又凭什么趋向正道，在行为上振作起来呢？所以现在增修讲习问答的规程，诸位君子应当专心致志，务必逐渐熏陶磨砺他们，不要拘泥于章句，不要滞留于旧闻，要使他们懂得怎样在饮食起居之间端正内心、使意念真诚，并由此进入圣贤的境界，而不只是为了做举子罢了，这难道不是美事吗？然而法制中不可拖延的部分，也已经议定并着手办理了。希望诸位君子共同坚守并努力维持，使义理能够拓展他们的胸襟，使规矩能够约束他们的外在行为。这样做了以后，如果求学者仍有不遵从的，风俗仍有不敦厚的，那就不是主管官吏的罪过了，只希望诸位留意。补试榜文告谕

译大概听说，君子的学问，是为了使自身真诚，并不只是为了造成供人观看、听闻的美名而已。古代的君子用这种道理要求自身实行，又把它推行到教导子弟上，没有不以此为准则的。这就是古代风俗淳厚、德行事业崇高的原因。近世的风俗却不是这样，从父兄教导子弟的方式来看，本来就已经使他们借助程文来欺骗蒙蔽主管官吏了。新入学的年轻人从儿童时代起，习惯看见父兄这样教诲，于是安然不以此为羞耻，安心接受空虚而没有实际的名声；对内因此傲慢于父兄，对外因此骄傲于乡里，终身不知道努力自立，最后成为小人的一类，未必不是由此造成的。所以现在劝告本县的父兄，凡是有爱护子弟之心的，应当替他们寻找明师和良友，使他们探究义理的归宿，学习孝顺、友爱、驯服、谨慎的行为，只求使自身真诚罢了。俸禄爵位不能得到，名声荣誉不能听闻，都不是应当忧虑的事。何必急切地使他们低心下首，务求借助他人成就自己，侥幸求得一朝的所得，却留下终身的羞耻呢？如今这次补试县学弟子员，适逢由我朱熹主持，所以特此劝告，各自都应知晓。策试榜文告谕 孟子说：“君子教人的方法有五种，而回答问题占其中一种。”现在发下策问，是要考察诸位所积蓄的学问，并加以权衡裁断，这就是古人所谓的回答问题，并不是只彼此相互奉承。今后诸位学生逐条回答所问，应当在答问时深思熟虑，提出正确的论说，务必认真留意。至于朝廷的事情，则不是草野之士所适宜议论的；而师生之间共同相处的真诚心意，也不应多次显露在文字之间。诸位务必谨慎。策问 问：古代的求学者，开始是成为士，最终成为圣人。这句话是说，懂得怎样成为士，也就懂得怎样成为圣人了。如今成为士的人很多，但寻求达到圣人境界的人，却似乎没有听说。难道也是因为不知道怎样成为士，所以才这样吗？还是说圣人本来就不出于普通人的类别，而古代的话有不足以相信的吗？颜子说：“舜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孟子所希望的，是学习孔子；这两个人难道不能估量自己的力量所能达到的程度，却过分说出这样的话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士之所以成为士并达到圣人的境界，一定有其道路。诸位本来就是当今的士，所以我才敢请教这个问题。问：建立最好的教育，应当从京师开始，再推广到四方的郡邑，直到海边和边远险要之地，没有地方不设学校。这在夏、商、周三代的制度中以及今天都是如此。然而考察风俗流传的结果，有的浅薄，有的厚重；有的有所失，有的有所获，于是彼此相差极其遥远。难道古今求学的原因不同吗？还是求学的原因未必不同，只是学业有达到和未达到的差别吗？诸位在释菜礼开始时，希望陈述这两种说法，分别加以审慎说明，以便考察诸位前来求学的意图。问：孟子说：“诵读他的诗，阅读他的书，却不了解他这个人，可以吗？”近世以学问著名的人，如海陵胡先生、欧阳文忠公、王文公、司马文正公、苏编礼父子、程御史兄弟，他们立下的言论都在。诸位本来都曾阅读并诵习过它们，那么对于先贤圣人留下的宗旨，谁真正得到其中的根本呢？希望听听诸位的见解。问：孔子说：“亲近士人中仁德的人。”又说：“到有道德的人那里去，使自己得到纠正。”又说：“用朋友来辅助仁德。”大概求学者对于老师和朋友，不能不把这些事情放在首位。然而孟子说：“你回去求取它，你会有多位老师。”又说：“君子希望自己有所领悟，一定要这样。”这难道是老师和朋友所能给予的吗？孟子是学习孔子的人，而他的言论却这样说，难道与孔子的旨意有不同吗？希望详细说明，以考察诸位在这件事情上如何用功。问：世人说圣人生来就知道，安然实行，不需要学习就能知道并且能够做到。像孔子这样，可以说是大圣人了。然而他却说“我学习而不厌倦”，又说“我十五岁时立志于学习”，又说“不如我孔丘喜爱学习”，难道不是有所等待于学习吗？还是他所谓的学习不同于世人所说的学习呢？既然如此，那么孔子学习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至于称赞颜子喜爱学习时，说的是“不迁怒，不重犯错误”；对求学者说喜爱学习时，说的是“吃饭不求饱足，居住不求安逸，做事敏捷而说话谨慎，到有道德的人那里去使自己得到纠正”。至于其他泛泛谈到学习的言论，难以全部逐条列举。它们与孔子自称的学习难道没有区别吗？如果没有区别，希望详细陈述。问：唐代开元年间的释奠仪式，设置先圣的神位在堂西，面向东方；先师的神位在它的东北，面向南方。起初并没有说设置圣像，也没有说设置从祀诸子的像。如今根据当时人的文章记载考察，却都是孔子面南而立的像，门人也塑像十人，其余门人则画在墙上。这样看来，开元的制度施行到当时，也没有多少实际遵守的地方。请诸位考察其中所以如此的原因，并判断它的得失来回答。问：圣人离我们已经很远了。六经有的保存下来，有的已经亡佚；诸子各自建立一家之说；至于各位儒者解释经书的说法，又都杂乱而没有统一。士人如果有志于圣人，除了这三者便无法看见圣人之道。难道要凭借这三者去寻求圣人之道吗？那么已经绝迹亡佚的，无法连接考察；杂乱的，又容易使人迷惑。想要靠自己融会贯通，不也是很难吗？有人又认为，道不是言语所能承载的，只在于实际努力实行如何罢了。这两种说法，我还不能得到其中的恰当之处，也正是诸位应当讲习思考的。问：古代以孝廉举荐士人，如今废除了这一科目，入仕者一概通过进士科，或者依靠公卿大夫的世袭。至于约束他们行为的办法，则是在参加铨选时询问是否安葬父母，在荐举时让举荐者担保被举荐者不犯侵吞入己赃物之罪。这只是孝廉制度留下的意思，而责求他们已经很宽恕了。然而仍然有人做不到，这是为什么？是用来勉励他们的办法没有抓住根本吗？还是因为法律废弛而没有修明，所以才这样？如今想向皇上进言，请求依照古代制度举荐士人，并严厉实行今天的法律以控制其流弊。如果诸位认为可行，就把施行的具体措辞写出，替主管官吏陈述。问：《大学》的次序说，想要使天下人的光明德性显明，必须从正心诚意入手；追求怎样正心诚意，则说只在于致知格物罢了。然而自秦汉以来，这种学问已经很久没有讲论，即使亲身实行的君子有时还存在，却没有人说致知格物。不知道他们的心果真已经端正，意念果真已经真诚了吗？如果认为没有，那么他们既然实行得笃实，教化也已经推行而人们顺从了；如果认为他们已经端正而真诚，那么不通过致知格物来达到，又凭什么能够如此呢？希望诸位说明其中的道理，并且把致知格物应当在哪些方面用力，为我略作陈述。

译问：先王时代选举人才的方法，把人的德行、道艺记录下来，这件事从乡里开始，或许会有不公平。然而从唐尧、虞舜以来直到成周，几百年间，书籍传记所记载的，没有因选举不实而连累上级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到了后世，改变为采用一概而论的办法，例如糊名、誊录试卷，只考察一个人的一日之长，也可以说是极其公正了。然而近来朝廷议论仍说禁防稍有松弛，权贵宠幸便因此越级取得世袭资历，这是为什么？问：《尚书》说尧帝使百姓得到治理，百姓都明白通达。解释者认为，所谓百姓，就是百官和族姓之人。假如百官和族姓无不明白通达，那么尧帝共同承担上天职事的人就很多了。等到尧帝遍问朝廷大臣，想把政事任给他们，放齐却称赞子，朱驩兠举荐共工，四岳又推荐鲧，那么他们的明白通达体现在哪里呢？孔子编次《尚书》，从《尧典》开始，是要把万世的大法留下来，可是他的话却是这样，这又是为什么？孔子曾说观察一个人，要考察他心安于什么，那么这个人还能隐藏什么呢？帝尧的圣明，难道唯独不明白这一点吗？以帝尧的举用来看，三个人尚且如此，那么三代选举人才的制度，把德行道艺记录下来并从乡里开始，难道可以完全相信吗？请诸位辨明它。问：台谏是天子的耳目之官，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什么不能发言。十多年来，用人出于宰相的私意，把当世顽钝、贪利、无耻的一批人全都选来充任台谏，他们结党交往，共同做奸邪之事。近来天子明白知道其中的弊端，已经斥退他们，又征询众望，任用有声望的人担任此职，并且下达明确诏书再次警诫他们。士人怀抱所学出来做官，到这时可以说有了施展的地方，但高明宏大的议论仍未能传闻于四方，这是为什么？如今天下的事情很多，请诸位暂且代替各位官员承担责任，认为最应当进言的事情，什么是最重要的？问：任用人才、选取士人的办法，三代最为完备。汉、魏以来直到晋、唐，郡国选举、公府征召，各自的制度虽不相同，但上级从下级选取人才的途径很广，所以下级用来准备应答的学问也各有所长，并不专门局限于文艺的一点才能。到了本朝，才专门以进士科入仕，虽然间或设置科目，如所谓贤良方正、博学宏词，但也不过是文艺而已。文章是士人的末业，在君子和小人之间并没有固定的分界。有些士人怀抱道德，却不能做这种文章；有些即使能够做到，也以此为可耻而不屑去做，国家怎么能够任用他们呢？如今如果确实想恢复古代制度并实行，诸位认为采用什么办法最为适宜？问：汉代专门传授的学问，如欧阳氏、大小夏侯氏的《尚书》学，孔氏《书》，齐、鲁《诗》，韩氏、毛氏《诗》，后氏、戴氏《礼》，董氏《春秋》，梁丘氏、费氏《易》，如今都亡佚了。仅存的那些，也已经列入学校的教学范围，这样似乎可以不必厌恶专门之学了。然而近世议论者却极力斥责它们，他们是说汉代的专门之学吗？还是另有所指？如今各类工匠和技艺，没有不以老师为师的。至于求学者尊重自己所听闻的学问，却被斥责为专门之学并受到深深厌恶，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请诸位陈述。问：泉州成为州已经很久了，它每年应缴纳的粮食、布帛和劳役等赋税，大概都有定额。计算供给禄米的士人、粮饷军队，自古以来都是根据这些收入来支出，从没有听说过不足。如果收入不足，泉州就不可能长久成为州。然而近年以来，困乏枯竭得特别严重，府库空虚，连十天一个月的积蓄都没有。二千石官员每次到任，往往还没有下车，就只询问这件事。然而公文越来越多，县里的催逼越来越急，百姓越来越贫困，财赋越来越困窘。这是什么缘故？请诸位仔细谋划可行的办法，不要只是写成文章而已。问：孔子说在郊外祭祀后稷来配享上天，在明堂祭祀文王来配享上帝。天和上帝，果真有不同吗？还是没有不同？后世郑康成、王肃一类人各自依据所听闻的说法立论，严重的甚至流于谶纬、诡谲怪诞的说法，无法据实考察，这些都是圣贤所不说的。它们果真有可取之处吗？还是没有可取之处？恭敬地想到国家承受历代帝王留下的弊病，考察古代礼制文献的事情，经过很久以后才大体完备。诸位应当考察先儒的论说，以圣人制度加以权衡，应该可以得到确定的结论。请不要隐瞒，陈述出来。问：经书废弃而无人讲习已经很久了，士人中贤能的有时也留心于此，但他们用力的方法却各不相同。有的并不求深入理解，只专心于切近的思考；有的依仗考据验证，却不明白最高的道理；追求深奥幽眇的，放纵而没有根基；求取功名利禄的，涉猎浮泛而没有根本。这四种人对经书而言，哪一种得失最严重？请诸位说明。问：《汉书·艺文志》所列《春秋》家中的《左氏传》《国语》，都说是鲁国太史左丘明所作，大概从司马子长、刘子骏起就已经确定为丘明所著，班固只是沿袭并加以证实罢了。到了唐代，柳宗元才斥责《国语》外传荒诞欺妄，不符合圣人之道，不是左氏所作。近世刘侍读敞又根据《论语》考察，认为左丘明是孔子以前的人，作《春秋》内传、外传的另有其人，所谓左氏并不是丘明。各家的说法既然不同，而柳宗元提出这种论断，又自认为从《中庸》中有所获得，请诸位评论它的是非。问：荀子著书，把篇名叫作《性恶》，用来诋毁孟子所说的“性善”，并说“路上的普通人也可以成为禹”。禹是大圣人。若说到人所能知道的资质、所能具备的能力，正存在于路上的普通人身上。人的本性难道果真是恶的吗？可是荀子姑且这样说，究竟是为什么？请诸位推究他的说法来告诉我。问：李师锡写信给韩愈，称赞韩愈的作为不违背孔子，不以雕琢文辞为工巧；韩愈答复说：“我韩愈将要在这方面有比你所说更深的见解，和你一起以此为乐。”如今韩愈的著作都在，那么所谓“在这方面有更深的见解”，究竟指的是什么？又问，孔子在洙水、泗水之间讲学教诲，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他们所学习的是什么事业，所操习的是什么事情？孔子说：“你们以为我有所隐藏吗？我对你们没有任何隐藏。”所隐藏的又有什么可说的呢？“喝冷水，弯着胳膊当枕头，快乐也在其中了。”其中所说的快乐，又究竟指什么呢？问：忠信是用来增进德行的，孔子教人的方法，以及曾子用来反省自身的内容，也无不说到忠信。然而孔子又斥责那种说话一定兑现、做事一定坚持到底的人为小人。孟子也说，言语不必一定兑现，行为不必一定坚持到底，这两种说法似乎不同。那么求学者将遵循哪一种才可以呢？难道应当不一定兑现诺言，也不一定坚持到底吗？这样一来，子路就有欺骗上天的过失，微生高也有乞求醋的讥刺。难道应当一定兑现诺言、一定坚持到底吗？这样一来，“硁硁”的称号又不是用来修饰自身的。请诸位把其中的界限阐明。

译问：近来我同诸位研习《论语》，全书二十篇的解释，诸位都已经看过了。虽然还不能穷究其中的义理，但对于文字本身，不能说从未用过心。只是那些深远而重大的道理，诸位本来已经在心中有所领会，并且实行于自身了，是否也可以用来幸教主管官吏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诸位相互跟随学习这些内容，就不只是以求道为志，而是另有所求了；这不是我对诸位的期望。问：仁的本体确实深奥。孔门弟子所以发问，孔子所以回答，以及后来各家把它写在书中的说法，都未必相同。诸位总括各种论说并加以权衡，必定会有所收获。愿意把所得赐教给我吗？问：人年幼时学习，成年后想要实行。诸位今天所学习的东西，将来要怎样实行，可以让我听听吗？问：汉代大司农丞耿寿昌议论常平法，御史大夫萧望之上奏认为不对。二者之中，谁更符合先王的本意，施行于今天又谁更为适宜呢？诸位想要通晓当代事务，就不能不仔细考察并分别说明。问：本朝任用人才、选取士人的办法，只有进士科。虽然间或设置科目，如所谓贤良方正、博学宏词，却只是凭借疑难文字和隐晦义理，使人困于自己所不知道的地方。这样一来，所谓贤良方正也就如此罢了。至于以博学宏词自命而到礼部应试的人，则更加可笑。他们往往天还没亮就带着饭，扛着箱子坐在尚书省门前，等到报时开门才进去。看见所出的题目后，退出来打开箱子搜寻，箱子里古今事例的条目次第编排、鳞次栉比，也已经有现成的文章了。他们平日讲学，专门准备的就是这些，严重的甚至不再读书。进士科选得人才已经很疏漏了，而所设置的另外两科又是这样。那么，有些怀抱道德才能而沉没在下层的士人，势必以参加这种考试为耻，也有才力平庸而不能应试的吗？国家怎么能够任用他们呢？诸位应当怎样策论，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问：三代学校的制度，从家塾、党庠、遂序一直到国都，都设有学校。选取士人、举荐贤能的办法，以及父师、少师的教导，在《周官》《王制》等礼家著作中还可以考察。如今家塾、党庠、遂序的制度没有建立，所以州县虽然有学校，但在田野乡里耕作、受教育的士人远远不能到达，只有城中的子弟能够留在家中领取廪食，出入游嬉。到了补为弟子员时，留取或淘汰的标准又完全取决于文艺，于是安静厚重、质朴诚实的士人因木讷而被罢免，而偶然擅长文辞的人即使轻浮、浅薄、轻佻、巧诈，也无不列入选取之中。这样一来，学校作为教育机构，已经不能完全得到可以教育的人才，而主持教育的人又不是具有父师、少师那样年龄和德行的人。唉！制度不能像古代那样完备，学校所能起的作用也就很少了。希望诸位考察古代所听闻而今天可以实行的办法，全部写在篇章中，我将摘录其中关于施行的文字，以考察诸位对于当代事务的见解。又问：“礼啊礼啊，难道只是玉帛吗？”“乐啊乐啊，难道只是钟鼓吗？”可是孔子对于告朔仪式，却爱惜那一只羊，不忍心废去；在齐国听到《韶》乐，竟然连续三个月不知道肉的滋味。这是什么原因呢？还是说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其中的意思另有所归属，并不只是说玉帛、钟鼓本身呢？既然如此，它究竟归属什么意义？希望诸位详细陈述。问：近来天子多次下达宽大诏书，减免百姓在市场交易中的征税、人口税，以及逃避赋税徭役者应缴的布帛；又下诏征税时不要限制百姓隐瞒多余财产来凑足定额；又下诏郡国不得把剩余财物进献朝廷，以求宠幸和讨好。恭敬地想，圣明天子用来施惠百姓的事情，可以说已经无所不至了。除了这几项以外，是否还可以议论减免、恢复某些政策，以帮助圣明的治理增加万分之一呢？希望同诸位预先讲习明白，等待召见询问时陈述出来。问：先王时代，出身田野乡里的士人，有党庠、遂序的教育；公卿大夫的子弟，又有成均的制度来培养。大概没有不学习的人，才会有没有不善治的官。后世的士人不都从学校学习，而学校用来教育他们的，也不再是古代的制度。至于卿大夫的子弟，又有一些人一向没有读书识字，却直接成为王朝官员。这样还想使官吏称职、百姓安定、教化推行、风俗美好，可以责成谁呢？现在如果想使应当求学的人都必须出自庠序，使世代享有俸禄的人都必须出自成均，而教育他们的方法，必须从洒扫、应答、进退开始，一直到义理精通、仁德纯熟，格物致知，再达到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又应当都符合先王的本意，而不只是写文章。诸位请根据经书考察，认为怎样做才可以？请详细写在篇章中，不要有所隐瞒。问：关于祥瑞的说法，来源已经很久了。凤凰、嘉禾、驺虞、麟趾，都记载在书中，歌咏在诗里，它们作为祥瑞，已经非常明显了。然而有人认为，吉祥的征兆不在于表明仁德，只是祥瑞本身而已，甚至举出白雉、黄犀之类，认为没有比这更大的不祥。这种说法与《诗》《书》不同，它难道也有所依据吗？前代出现祥瑞，有的用来改元、定年号，有的把它写入弦歌，有的又自认为德行浅薄，抑制它而不加采用。这几种做法，究竟谁对谁错？希望诸位陈述。问：世人说庄周的学问出自老氏，所以他的著作在规模和根本旨趣上，大略相似。到了韩愈韩退之，才说子夏的学问后来有田子方，田子方之后流传下来成为庄周的学问。这样说来，庄周未曾学习老聃。可是考察庄周书中提到子方的地方，既看不出子方学习子夏，也看不出庄周学习子方。韩愈的话有什么依据呢？又，《礼经》记载孔子的话，有些得自老聃，却同今天《道德经》上下篇完全不像；而庄子的言论却确实接近《道德经》，这些都无法明白，请诸位为我解答。白鹿书堂策问

译孔子去世，七十弟子也相继去世，杨朱、墨翟一派的人兴起，孟子阐明孔子的道来纠正他们，此后杨墨之说便不能放肆流行。一千多年间，诸位学生都诵读讲说孔子之道，只有荀卿、扬雄、王通、韩愈被称为以道立言的人；然而对于孟子，有的加以非难，有的把自己同孟子相比，有的对他不加称述，有的尊重他的功劳，认为不在禹之下。他们归依旨趣的不同，已经如此；而这几个人后来评论他们以前的人，有的认为同属一门而各立门户，有的没有加以称述，有的认为大体醇正而小有瑕疵，有的认为没有资格参与圣道的传承。至于他们对杨朱、墨翟，有的稍微议论其过失，有的没有称述，有的却取用其说来与孔子相配，他们取舍的不同又是这样。这其中一定有道理。本朝儒学最为兴盛，自欧阳氏、王氏、苏氏都凭借自己的学问在朝廷中推行，胡氏、程氏也凭借自己的学问传授给求学者。然而王氏、苏氏本来出自欧阳氏，他们学说的末流却有很大不同；胡氏、孙氏在当时也互不相容，程氏尤其不同于王氏和苏氏。那么，他们对于孔子之道，谁对谁错？难道也没有可以评论的地方吗？杨朱、墨翟的学说虽然熄灭了，但它们流传下来的影响，难道也没有尚未完全泯灭的吗？后世又有佛教、老氏的学说，它们同杨朱、墨翟的学说相同还是不同？自扬雄以来，对于这两家的是非议论，大概也有许多不同，那么究竟谁得到了正确的见解？请诸位详细说明。问吕伯恭《三礼》篇章次序 《仪礼》附记上篇 《士冠礼》【附《冠义》】《士昏礼》【附《婚义》】《士相见礼》。《乡饮酒礼》【附《乡饮酒义》】《乡射礼》【附《射义》】《燕礼》【附《燕义》】《大射礼》　　　　　　　《聘礼》【附《聘义》】《公食大夫礼》　　　　　《觐礼》《仪礼》附记下篇 《丧服》【附《丧服小记》《大传》《月服》《问间传》】《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附《丧大记》《奔丧》《问表》《曾子问》《檀弓》】《特牲馈食礼》　　　　　《少牢馈食礼》《有司》【附《祭义》《祭统》】《礼记》篇章次序 《曲礼》《内则》《玉藻》《少仪》《投壶》《深衣》【六篇为一类】《王制》《月令》《祭法》【三篇为一类】《文王世子》《礼运》《礼器》《郊特牲》《明堂位》《大传》【与《丧服小记》错杂之处很多，应当厘正】《乐记》【七篇为一类】《经解》《哀公问》《仲尼燕居》《坊记》《儒行》【六篇为一类】《学记》《中庸》《表记》《缁衣》《大学》【五篇为一类】以上恐怕有不妥之处，希望再详细考察。

译论记解释经书 凡是解释文字，不可以使注释本身成为完整的文章。成为文章以后，注和经书就各自成为一件事，人们只看注而忘了经；否则就必须分别为经和注各自建立一套义理，反而增加一层功夫。我私下认为，应当只像汉代儒者毛氏、孔氏一类人那样，略略解释训诂、名物以及文义义理中尤其难懂的地方；至于容易明白的地方，更不必逐句相贴、连续解释，这才合乎体例。这样一来，读者看见注，就知道它不是经文以外另成的文章，却还必须把注再放回经文上去体会，自然会使思虑归于一处，功夫不至于分散，玩味探索的意味也会更加深长。订正韩文的举正体例 大字书写的正文，若定本与上下文都没有相同的字，就只列出一个字；有相同的字，就连同上一个字一起列出；如果疑似有多个字有差异，就列出全句。字有差异，就注说“某本作某，某本作某”【如果是两个字及全句，注语开头就加“某本”二字，后面依此类推】。按语说“如此如此”，应当依从某本【各本相同的，前面就说“某某本”，后面说“某等本”，以下依此类推】。字有增减，就注说“某本有，某本无”。字有颠倒，就注说“某某字，某本作某某”。“今按”以下都同此例。史馆修史体例 先根据历书中的年月日，抄出应当立传之人的姓名，排定总目录；再从题名中抄出每个人授官、罢官的年月，注在本目录之下；然后把收到的每个人的碑志、行状、奏议、文集之类，附在本目录之下【分别注明起于某年、终于某年】。其次，把总目录中抄出的、需要搜求文字的人的姓名，以及乡贯、履历等略具刻版，发往各州晓示，搜访征取；仍然委托转运司专门催促，每月上旬派人申报送到本院，不得附在递送公文中，恐怕有所损失。如果本月内没有收到文字，也要依照期限派人申报。设置各路申送文字的格眼簿，一路一扇，一月一格。如果有申报送到的，就在当日记明收到、附入并勾销，注在总目录中本人姓名之下，依照前面的体例办理。读书的要领 有人问：程子的著作中有几条总论圣贤气象差别的话，您已经把它们写在《精义》的开头，为什么不列在集注的开头呢？回答说：圣贤的气象高远，不是道业造诣深、德性达到极高境界、接近圣贤领域的人，不能认识并辨别它，本来不是初学者所能一下子谈论的。从前我把它写在书的开头，是为了尊重圣贤；如今不列在篇章开头，是为了严格区别科级，也各有适当的道理。况且对于程子的论说，阅读这两部书的方法，我已经摘取要点并表明在前面了。求学者如果真能深入考察并用力，读完这两部书，然后才可以同他讨论那些内容。有人问：既然如此，那么应当怎样用力？回答说：依照次序逐渐进步，熟读并精细思考，就可以了。又问：那么请问依照次序逐渐进步的说法？回答说：以这两部书来说，先读《论语》，后读《孟子》；通读完一部，再读另一部。以一部书来说，其中篇章、文句的首尾次序，也各有秩序，不可扰乱。估量自己的能力所能达到的程度，约定学习的进程并谨慎遵守；每个字都寻求它的训释，每句话都探究它的旨意；前面的没有理解，就不敢追求后面的；这一处没有通晓，就不敢记取另一处。这样依照次序逐渐进步，意义就会安定，道理就会明白，也没有疏忽轻率、凌越躐等的弊病了。这不只是读书的方法，也是操持心志的要领，尤其是初学者不可不知道的。有人问：什么叫熟读精思？回答说：《论语》一章不过几句话，容易背诵；背诵以后，在闲暇安静、心志专一的时候反复玩味，等待它融会贯通，就可以了。《孟子》每章有时上千字，反复论说辨析，似乎没有边际；然而它的条理疏通，语意明白，我阅读时随着意义来回进出，反复进行十次、百次，那么原来仿佛没有边际的内容，也将能够在掌握之间有所领会。大体说来，读书首先必须熟读，使书中的话都像从自己的口中说出；接着精细思考，使其中的意义都像从自己的心中产生，这样才可以有所收获。至于文义有疑问、众说纷纭，那么也要虚心静思，不要马上在其中取舍；先使每一种说法各自成为一种说法，随着它的意思所指向的方向来考察其通达或窒碍，那么其中尤其没有义理的说法，不必等到考察其他说法，自己就先会屈服。再让各种说法相互诘问辨难，寻求道理所安定的地方，以考察它的是非，那么似是而非的说法，也会被公正的议论驳倒，无法成立。大体说来，要慢慢前行，时而退立，在静处观察变化，就像砍削坚硬的木头，先从容易的地方下手，然后处理节疤；又像解开乱绳，遇到不通的地方，就暂且放置，慢慢整理它；这就是读书的方法。《孟子》纲领 有人问：“纲领中的各种说法，哪一种最重要？”回答说：“程子的言论中重要的地方，都已经见于序说了。他把‘藐视大人，圣化夷惠’认为不是孟子的话，恐怕未必如此。张子的言论也有许多值得观览的地方，但‘未成性’的说法，是他讨论《易大传》时产生的错误。后面不能全部辨析了。”又问：“谢氏关于心性之说怎么样？”回答说：“性，是本体；它的作用是情。心则总摄性情，包含动静，并且是它们的主宰。所以程子说：‘心只有一个。’有时指本体而言，有时指作用而言，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如今直接把性说成本体，把心说成性的作用，那么情便无从发挥作用，心也就偏在活动一面了。而且性的本体，正是指仁义礼智尚未发出时的状态而言，并不只是视觉听觉等作用的根本。明白这一点，那么我所说的性，佛教本来就不曾窥见它的丝毫，又怎么足以扰乱我们真正的道理呢？”

译《论语》课程说 古代的求学者，把心力专注在六艺的文字上，退下来后再用日常生活加以考察；有了疑问，就不断询问，得不到答案就不停止。古人所说的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答疑惑，不过如此罢了。后世设置教师和弟子员，建立学校使他们聚集在一起。老师所讲的，有些不等待弟子发问；弟子听老师讲的，又并非自己心中所疑惑的，只是泛泛相互应付，完成一时的文章罢了。求学问道的道理，难道只在这里吗？自秦汉以来直到今天，大约一千多年，所谓师生关系都不过如此。这就是圣人的遗言余绪不能在后世彰明的原因，也是后世的风气习尚不及古人的原因。那么求学者想要达到古人的境界，难道可以不努力做古人所做的事情吗？如今我将同诸位一起学习《论语》，只是今天所讲的内容不足以作为实事，所以不敢不把我这点浅陋的见闻告诉诸位。诸位只管依据先儒的说法，推求圣人的志向，早晚勤勉地精心思考，退下来再用日常生活加以考察，一定能够有所自得，也使我朱熹有幸得到教益。如果有不相合的地方，我愿意替诸位说明。诸位不要急于追逐权势利益，而要把心力全部用在这里；一旦有所收获，就守住它来完善自身，不要认为这样还不够；把它推及一乡、一国，直到天下，也不要认为这样还不够。我朱熹没有才能，不敢用这些话欺骗诸位。《讲礼记序说》我听说，求学者广泛学习，遵守先王六艺的文字；诵读它，是为了记住其中的文辞；讲习它，是为了通晓其中的意义；但如果没有用某种东西来约束归拢它，就不能算作学习。所以说：“广泛学习并详细说明，是为了回到简约的道理。”什么叫简约？就是礼。礼，就是实行、践履的意思。就是说，从前诵读和讲说的内容，到这时可以实际践履了。所以孔子说：“君子广泛学习文献，用礼来约束自己。”颜子称赞孔子，也说：“老师用文献广泛地启发我，用礼来约束我。”礼的意义，难道不广大吗？然而古代的礼不一定都有经书作为依据，大概先王时代，上至朝廷，下达闾巷，各种仪节都有章法，举止行动都有节度，所谓礼的实际内容，人们都已经践行履行了。所以说：“礼仪有三百项，威仪有三千项。”要等待合适的人才能实行，难道一定要等到写在简册上以后才传授吗？后来礼制废弛，儒者惋惜它，于是才开始著书立说，把它传给后世。如今《礼记》四十九篇，已经是古礼遗留下来的学说，想要寻求用来约束自身的依据，就不能不学习它。现在柯君直将要为诸位诵读并讲明其中的学说，诸位要认真听，不要忽视！《易》说：“知识崇高，礼节卑下；礼以达到极其卑下为职事。” 所以从饮食、居处、洒扫、咳嗽吐唾之间，全都有仪节；听来好像不厌其烦，实行起来好像琐碎而没有纲领，然而正因为它越卑下，就越能归约；它同所谓极其崇高的智慧，大概不能看作彼此有差别。正因为这样，所以本性成就而常存不失，道义便由此产生了；这就是达到简约的最高功效。诸位要认真听，不要忽视。新安朱熹说。白鹿洞书院揭示 父子之间有亲爱，君臣之间有义理，夫妻之间有区别，长幼之间有次序，朋友之间有信实。以上是五种教化的纲目。尧、舜让契担任司徒，恭敬地施行五教，说的就是这些。求学者学习的不过是这些；而学习它们的次序，也有五项，分别如下。广博地学习它；审慎地询问它；谨慎地思考它。明白地辨析它；切实地实行它。以上所说的是学习的次序：学、问、思、辨四件事，是用来穷究事理的。至于笃实行持，从修养自身直到处理事务、与人交往，也各有要领，分别如下。说话忠诚信实，行为笃实恭敬；克制愤怒，抑制欲望，趋向善行，改正过错。以上是修养自身的要领。只求义理正确，不谋求利益；只明白正道，不计较功效。以上是处理事务的要领。自己不想要的，不要施加给别人。行为没有达到理想，就反过来从自己身上寻找原因。以上是与人交往的要领。我私下观察古代圣贤教人学习的用意，无非是使人讲明义理来修养自身，然后推己及人，并不是只想让人致力于记诵浏览、写作文章，以博取声誉、求取利禄罢了。如今求学的人，已经反而与此相反了。然而圣贤教人的方法，都完备地保存在经书中，有志之士本来就应当熟读深思，反复询问辨析。假如懂得道理本来应当如此，并要求自己一定实行，那么那些规矩和禁防的措施，难道还要等别人制定以后才有所遵守吗？近世对于学习制定了规条，执行这些规条的人所抱持的学习已经很浅薄了，而它们所规定的方法也未必符合古人的本意。因此如今不再把这些规条施行于本堂，只特别选取圣贤教人学习的大要，逐条列在上面，悬挂在堂屋的楣间。诸位应当共同讲明并遵守它们，而且用它们要求自己。这样，在思虑和行动之间，所持的戒慎恐惧，一定会比那些规条更加严格。如果有人不这样做，或者有所作为正是这些话所摒弃的，那么他们所谓的规条必将把这些行为收取进去，本来就不能忽略。诸位也请记住它吧！《玉山讲义》先生说：我这次来，得以看到学校焕然一新，又有灵芝出现的祥瑞，足以看出贤明的县宰承接教化、宣扬德化，兴办学校、教诲士人的美好用意，实在非常欣慰喜悦。又承蒙特意设置讲座，让我为诸位讲说；虽然不敢自认为当得起这个重任，但我个人所听闻的道理，也不能不为诸位说一说。我听说古代的学者是为了自己求学，如今的学者是为了给别人看。因此圣贤教人学习，并不是让人缀辑言语、制造文章，只为科举功名和官爵俸禄打算，而必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养自身并推及齐家治国，达到使天下太平，这才是正当的学问。诸位在这里学习，每天早晚都在这里讲明道理，必然已经有很深的收获；即使没有，也应该有疑问。今天有幸相聚，正好彼此商量，双方都会有所裨益。当时程珙起身请问说：‘《论语》多说仁，《孟子》却兼说仁义。难道夫子所说的是元气，孟子所说的是阴阳？仁恐怕是体，义恐怕是用。’先生说：‘孔子、孟子的话有相同也有不同，固然应当讲论；但现在首先应当理解：什么是仁，什么是义。把这两个字的义理弄得清楚分明，才在自己身上有下功夫的地方，然后才能讨论孔孟言论的相同和不同之处。’

译如果连这些都不明白，自己身上本来没有下功夫，却把话说得再巧妙，对事情有什么益处？姑且说说仁义二字的道理如何。大凡上天生育万物，都各自赋予一种本性。本性并不是某种具体的东西，只是存在于我身上的一个道理罢了。因此，本性作为本体，只是仁、义、礼、智、信五个字，天下的道理不超出这五者。韩文公说：‘人之所以成为本性的有五种。’他的说法最为正确。只是后世谈论本性的人多夹杂佛教、道家的说法，于是把‘性’字看作知觉、心意，这不是圣贤所说‘性’字的本来含义。五者中所谓的本性，是真实而无妄的道理；仁义礼智也都是真实无妄的，所以‘信’字不必再说。只说仁义礼智四字，其中各有区别，不可不辨。仁，是温和慈爱的道理；义，是裁断制裁、割断取舍的道理；礼，是恭敬自持、节制有度的道理；智，是辨别是非的道理。这四者都具备于人的心中，就是本性的本体。它们尚未发动时，寂然无形，没有可以看见的形象；等到发动而成为作用，仁表现为恻隐，义表现为羞恶，礼表现为恭敬，智表现为是非，随着事情发生显现，各有端绪，互不混杂，这就是所谓的情。所以孟子说：恻隐之心，是仁的端绪；羞恶之心，是义的端绪；恭敬之心，是礼的端绪；是非之心，是智的端绪。称为‘端’，就像其中本来有某种东西而不能直接看见，必须因它的端绪在外面显现，然后才可以循迹探求。一个心中，仁义礼智各有界限；它们的性与情、体与用，也各有分别，必须看得清楚，然后在这四者之中进一步看出，仁义二字是一个大的界限。譬如天地的造化，四时运行，其实不过是一阴一阳罢了。对此看得清楚以后，再从中看出，仁字是生发的意思，贯通流行于四者之中。仁，是仁自身的本体；义，是仁的裁断；礼，是仁的节文；智，是仁的分别。正如春天的生气贯穿四时：春是生气的发生，夏是生气的成长，秋是生气的收敛，冬是生气的闭藏。所以程子说，四种德性的元，就如同五常中的仁；分别说时，它只是其中一件，专门说时，则包括其他四者，正是这个意思。孔子只说仁，是因为他说的是仁的整体，所以只说仁，而仁义礼智都包含在其中。孟子兼说义，是因为他说的是分别显现的一面；但这并不是在孔子所说之外另添一个义字，只是在同一个道理中把它分别出来罢了。他又兼说礼、智，也是如此。礼，是仁的显现；智，是义的潜藏，而仁这个字始终流行于四者之中。若论体用，也有两种说法：如果从仁存于心、义显现于外来说，就说仁是人的内心，义是人所行的道路，以仁义互为体用；如果以仁对应恻隐、以义对应羞恶来说，那么就在同一个道理中，以未发和已发互为体用。若能认识纯熟、看得透彻，就会纵横交错、无不贯通，在日常生活中每一次行动和体察，都是下功夫的地方。程珙又请问说：三代以前只说中、说极，到了孔门回答问题时便说到仁，为什么呢？先生说：说中、说极，如今人多把它的文义错误地理解了，现在也没有空闲一一详说；只是到孔门才说仁字，是因为历代圣人相传，到这里才逐渐说到了亲切之处。这也可以看出孔子胜过尧舜的一端。然而仁这个字，必须在自己身上实际下功夫才行；如果只是这样草草说过，对事情没有益处。先生于是举出《孟子》中‘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一章，接着说：所谓本性，刚才已经说过了。现在再用一件事作比喻：上天生下这个人，就像朝廷任命这个官；人具有这种本性，就像官员具有这个职分。朝廷所任命的职分，无非是使他奉行法令、治理百姓，哪里有不善的？上天生下这个人，无不赋予他仁义礼智的道理，又何曾有不善？只是要生出这种事物，必须先有气，于是这个事物才有气聚集而形成形质。气这种东西，有清浊、昏明的不同。禀受清明之气而没有物欲牵累的，便是圣人；禀受清明之气但还不纯全的，难免稍有物欲牵累，而能够克制它、去除它的，便是贤人；禀受昏浊之气，又被物欲蒙蔽而不能去除的，便成为愚人和不肖之人。这些都是气禀和物欲造成的，而本性的善从未不同。尧舜出生时，所受的本性也不过如此；只是他们禀受的气清明，自然没有物欲的蒙蔽，所以成为尧舜，并不是在本性之外另有增加。因此，求学的人懂得本性是善的，就会知道尧舜的圣明不是勉强造作出来的；认识了尧舜所做的工夫，也就认识了本性善的规模和样子。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去除人欲、恢复天理，都是自己分内本来应当做的事，顺势而行，本来没有什么困难。这就是孟子首先向文公说这些话，又称说尧舜来证明它的原因。只是到了战国时期，圣学不明，天下人只知道可以追求功利，却不知道自己的本性本来是善的，也不知道圣贤是可以学习的。听到这种说法的人，不仅不相信，往往也不再在其中提出疑问。文公虽然还不能完全相信，却已经能够产生疑问，这是可以进向善道的萌芽。因此孟子在他离开后又回来时，迎着他说：‘世子，你怀疑我的话吗？’又告诉他说：‘道只有一个罢了。古今的圣人和愚人，同样具有这一种本性，天下本来不容有两种道。只要笃信而努力实行，天下的道理即使有极难的，也终究可以达到；何况善是人本来具有的，实行起来并不困难呢？然而有的人气禀昏暗愚钝，物欲深重牢固，那么事情虽然顺利而容易，也必须勇猛用力、痛切下功夫，然后才可以恢复到本来的状态。所以孟子又引用《商书》的话说：‘如果药不能使人昏眩，那个病就不能痊愈。’如果只是悠悠然似做非做，那么本来很容易的事，反而会变得极其困难。’

译这一章的话虽然十分简约，但其中反复曲折地启发求学者，最为深切。诸位更应熟读深思，反复玩味，在日常生活中立即切实下功夫，才可以达到《中庸》所说的尊崇德性的境界。圣贤教人，从始终、本末来说，循序渐进，有条不紊；无论精微粗浅、重大细小，没有遗漏。因此刚尊崇德性，便有讲求学问这一方面的事。虽然二者各自都要下功夫，却不是截然分开的两件事。《中庸》说：‘圣人的道多么广大啊，洋洋然生发养育万物，崇高达于天。优美广大啊，三百条礼仪、三千种威仪，都要等待有那样的人才能实行。’所以说：‘如果没有极高的德行，最高的道就不能凝聚落实。’因此君子尊崇德性而讲求学问，使道的广大得以充分体现而穷尽精微，达到极高极明而又归于中庸，温习旧知识而获得新知，敦厚自身而崇尚礼。道作为本体，大到没有外部，小到没有内部，没有一件事物不包含在其中。因此君子的学习，既然能够尊崇德性来成全它的广大，就必须讲求学问来穷尽它的精微。所说‘使广大充分体现、达到极高明、温习旧知而敦厚’，都是尊崇德性的功夫；所说‘穷尽精微、归于中庸、获得新知而崇尚礼’，都是讲求学问的事情。求学的人对于这些道理，固然应当以尊崇德性为主，但对于讲求学问也不可不尽力；一定要使二者相互滋益、彼此发明，这样自然就能兼备贯通、通达无碍，对于道体的完整便没有欠缺了。如今的求学者，心胸狭窄，不能耐久，所以学习略有一点见闻影响，便自以为达到了极致，不能广泛观察、博采考究，反复参验。那些一味追求简约的，放纵而流为异端学说的空虚；那些急于求取功利的，又沉溺而流为世俗的卑近。这是今天的大弊病，求学者尤其不可不戒。我又记得从前曾拜见端明汪公，看见他从年轻时便凭文章在众士中出类拔萃，达到通显地位，却从未稍有自满的神色，每天以向师友和前辈学习、广泛了解前人的言论和行事为务。到了晚年，道德成就、品行尊崇，近世的名卿很少有人能及他；他是这个地方的人，诸位看起来，也不过是长辈一类罢了。他留下的风尚和功业余泽还没有远去。又知道知县大夫是当代名家；从他的先祖正温国文正公以盛大德行和功业成为百世师表说起，他所著《资治通鉴》等书，对求学者尤其有补益。至于忠肃公扈从皇帝北行，坚守臣子的节操，不受伪命玷污，又以忠义闻名当世。诸位大概也读过他的书，听闻过他的风范了。从今以后，倘若能够深切体察我的愚见，在圣贤的大学问上找到用力之处，那么凡是所见所闻，哪怕一点长处、一点善行，都可以拿来师法，更何况本乡的前代达者以及当代贤人君子的道义风节呢？《诗经》说：‘高山令人仰望，大道令人遵行。’希望诸位留心，以符合贤明县大夫教诲造就人才的用意，不要使今天的讲说只成为空话；这就是我微薄的愿望。《沧洲精舍谕学者》老苏自己说，他刚开始学习写文章时，取来《论语》《孟子》、韩子的文章以及其他圣贤的文章，端端正正地独坐一整天诵读，这样持续了七八年。刚开始时，进入这些文章的内容便惶惑不安；广泛观察外部的文章，又惊骇震动。时间久了，读得更加精熟，胸中豁然开朗，觉得那些人所说的话本来就应该如此。然而他还不敢自行写出自己的话。过了很久，胸中的话越来越多，不能自我抑制，便试着写出来。随后把它反复读了几遍，浑然间觉得那些话流出得很容易。我认为老苏不过是想学习古人说话，声音文辞本是极小的事情，却肯这样用功，所以他的成就也不是常人所能及的。像韩退之、柳子厚一类人，也是如此。他们答复李翊、韦中立的书信，可以看出他们用力的地方。然而他们都只是想写出好文章，让人称赞欣赏罢了，究竟与自身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却耗费了许多年岁，花费了许多精神，实在可惜。如今人们说要学习道，却是天下第一重大而困难的事，却完全没有真正下功夫。大概没有人能用十天或一个月的工夫熟读一个人的书。等到看见别人泛泛地发问，临时拼凑回答，连经书传记中一两行完整的成文都举不出来，也不能照应出一两处首尾相贯的文意。那些能够说的人，不过是用自己的私意铺陈发挥、建立说法，与圣贤本来的意义和真实义理毫无关系，何况还指望他们进一步反求自身，真实地有所体会，真实地实行呢？这样求老师，只是白费脚力，不如回家闭门，依照老苏的方法，以二三年为期限，端正衣襟，正坐不动，把《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以及《诗》《书》《礼记》和程子、张子的各部著作中明白易懂的地方反复诵读。再在自己的身心上涵养玩味、探求思索，切实实行，等有了入门之处才好。求老师验证自己所得、订正自己的错误，这才是所谓‘到有道德学问的人那里去匡正自己’，这样学习有所成就也就可以希望了。如果不是这样，我看不出有什么可取之处。因此写下这些话来告诫后来的人。又一次告诫求学者 书读得不能记住，就熟读到能够记住；义理理解得不精细，就靠思考使它精细。唯独志向不能确立，实在没有下功夫的地方。就像如今贪恋利禄而不贪恋道义，想做贵人而不想做好人，都是志向没有确立的弊病。必须反复思量，彻底查明病根从哪里发生，勇猛奋发，不再做这种人。一下子跳脱出来，看见圣贤所说的千言万语，没有一件不是实话，这才算真正立定了志向。就在此基础上积累功夫，逐渐向上进步，所要做的事还多着呢。诸位努力吧，这不是小事。增订、删改《吕氏乡约》乡里的约定有四项：一是德行和事业互相劝勉，二是过失互相规劝，三是礼俗交往，四是患难相互救济。众人推举一位年长而有德的人为都约正，推举两位有学问、有品行的人为副职。约中每月轮流由一人担任直月【都约正、副约正不参加轮值】，设置三本簿籍：凡愿意加入乡约的人登记在一本，德业值得劝勉的人登记在一本，过失值得规劝的人登记在一本。由直月掌管，月底报告给约正，再交给下一位轮值者。德业相互劝勉 所谓德，是见到善行就一定实行，听到过错就一定改正；能够修治自身，治理家庭；能够侍奉父兄，教育子弟，管束童仆；能够整肃政教，侍奉长官；能够亲睦亲戚故旧，选择交游；能够守持廉洁正直，广泛施行恩惠；能够接受托付，救济患难；能够引导别人向善，规劝别人的过失；能够替人谋划事情，替众人集体办事；能够调解争斗，判断是非；能够兴利除害；能够居官尽职。

译所谓业，在家就侍奉父兄，教育子弟，善待妻妾；在外就侍奉长官，接待朋友，教导后辈，管束童仆。至于读书、耕田、经营家业、救济他人、畏惧法令、谨慎缴纳租赋、喜好礼乐以及射、御、书、数之类，都可以去做。不属于这些的，都是没有益处的事。以上所说的德业，同约的人各自进德修业，互相劝勉。聚会的日子，一同推举其中做得好的人，登记在簿籍中，用来警戒和激励做得不够的人。所谓过失，包括违犯义理的过失六种，违犯乡约的过失四种，不修身的过失五种。违犯义理的过失：一是酗酒、赌博、斗殴、诉讼【酗，是放纵饮酒、喧闹争竞；博，是赌博财物；斗，是斗殴辱骂；讼，是告发别人的罪恶而存心加害，诬陷牵连、争讼不休。若事情涉及自己受牵累，或因别人侵害损失而起诉，则不算】；二是行为举止越礼违法【凡越过礼法、触犯法律、众人厌恶的行为都包括在内】；三是行为不恭敬谦逊【侮辱轻慢年长有德者，揭露他人的短处，倚仗强势欺凌别人，知道过错却不改正，听到劝谏反而更加严重】；四是言语不忠实守信【替人谋事却使人陷入恶行，和人订约后退而背弃，或妄说事情、迷惑众人听闻】；五是制造谣言、诬蔑毁谤【诬说别人的过错罪恶，无中生有、把小事夸大；当面说是、背后说非；制作嘲讽诗文、匿名文书；宣扬别人的私密隐情而没有事实根据；以及喜欢谈论别人过去的过错】；六是谋求私利过分【与人交易过于盘剥，专门追求进取而不顾其他事务，无故喜欢向人求取、借贷，接受别人托付却有所欺骗】。违犯乡约的过失：一是不互相劝勉德业，二是不互相规劝过失，三是不互相成全礼俗，四是在患难中不相互救济。不修身的过失：一是同不该交往的人交往【所交往的人不限定士人或平民，只要是凶恶之人以及游荡懒惰、品行败坏、众人所不齿的人即可；如果早晚和他们一起游处，就是与不该交往的人交往；不得已而短暂往来，则不算】；二是游乐懒惰【游，是无故出入以及拜访人而只图闲适；戏，是嬉笑没有节制，或存心侵犯侮辱别人，或骑马、击球但不以赌博财物为目的；懒惰，是不修治事业，不料理家事，门庭也不整洁】；三是举止没有仪态【指进退十分粗疏鄙野而且不恭敬；不应说话时却说了，应该说话时却不说；衣冠过于华丽，或有一件不完整；不戴衣冠便进入街市】；四是临事不认真【主持事务却荒废忘记，约定会面而迟到，临事懈怠轻慢】；五是用度没有节制【不计算有无，过分耗费；不能安贫守分，采用不合道义的方式谋求财物】。以上所说的过失，同约的人各自反省察看，互相规劝警戒。小过失私下规劝，大过失由众人共同告诫；仍不听从的，聚会之日由直月报告给约正，约正用义理教导晓谕他。能够认错请求改正的，登记在簿籍中，等待观察；争辩不服以及始终不能改正的，都听任他退出乡约。礼俗相交。礼俗交往有四项：一是尊卑长幼的辈分次序，二是登门拜访和行礼作揖，三是邀请、召集、迎接和送行，四是庆贺、吊慰和赠送礼物。尊卑长幼的辈分共有五等：尊者【比自己年长三十岁以上、处于父辈的人】，长者【比自己年长十岁以上、处于兄辈的人】，敌者【年龄相差不满十岁的人；年长的称稍长，年少的称稍少】，少者【比自己年少十岁以内的人】，幼者【比自己年少二十岁；也有版本作比自己年长三十岁、年少十岁以内的人】。登门拜访和行礼作揖共三条：凡少者、幼者在岁首、冬至、四孟月初一，或辞别、拜见、祝贺、道谢，都要作为正式礼见【都要备门状，穿幞头、公服、腰带、靴、笏；无官职的写姓名帖，穿幞头、襕衫、腰带、系鞋。只有四孟月可以通用帽子、皂衫、腰带】。凡应当行礼而有疾病等故，都要先派人告知；遇到雨雪，尊长也要先派人告知来客停止前来。除此以外，问候起居、请教疑难、禀告事情以及赴宴邀请，都属于日常相见【穿深衣、凉衫都可以；尊长命令免礼就脱去礼服】。尊者接受拜谒而不回拜【岁首、冬至准备写有自己姓名的名帖，叫子弟代为回拜，服装同前】；长者在岁首、冬至备名帖回拜，服装同前，其余时间让子弟拿自己的名帖代行。敌者在岁首、冬至互相辞见、祝贺、道谢【门状、名帖同上，只穿帽子】。尊者、长者无事而到少者、幼者家中时，服装随意【深衣、凉衫、道服、帽子都可以；敌者日常相见也如此】。凡拜见尊者、长者，在门外下马，在外面的客舍等候，然后通报姓名【凡登门拜访，进门必须先问主人是否用过饭、是否有其他客人、是否有其他要办的事；确定没有妨碍后才命人递名帖，有妨碍就稍候或暂且退下，后面都依此】。主人派传话人先出来迎接，客人快步进入，到廊下时主人出堂下台阶，客人快步上前，主人向他作揖，请他登堂。正式礼见行四拜，然后入坐；日常相见不行拜礼【多人相见时集体行拜礼；少者、幼者另列一队，幼者行拜时跪下扶住他，少者行拜时跪下扶住并答拜一半。若尊者、长者的年龄和德行特别高，少者、幼者坚决请求行拜礼；尊者允许，就站着接受，长者允许，就跪下扶住。拜完作揖退下；主人命其入坐，致谢后作揖入坐】。告退【凡主人谈话完毕而不再另起话头，或主人面有疲倦之色，或主人正有事情等待处理，都可以告退，后面都依此】时，主人送到廊下；如果主人命其上马，就推辞三次，主人允许后作揖退出大门，才上马；主人不允许，就听从主人安排。凡拜见敌者，在门外下马，派人通报姓名，在廊下或门屏旁等候；正式礼见行再拜【稍少者先拜，多人相见时单独行拜礼】。告退时，主人请其到台阶上上马【步行则主人送到门外】。凡少者以下，先派人通报姓名，主人穿戴好衣冠等候；客人进门下马，主人快步出来迎接，作揖请其登堂；客人回报礼意时，行再拜致谢。【客人制止他就停止】告退时，便到台阶上上马【客人步行，主人就在大门外迎接，送行时也这样，并跟随他走几步；主人作揖便停止，目送他走远后才回去】。凡在路上遇见尊长，如果双方都步行，就快步上前作揖；尊长同他说话才回答，否则站在道路一侧等候，待尊长过去后才作揖离开。若双方都骑马，遇尊者就回避，遇长者则在路边停马，作揖等候；待其过去后再作揖离开。如果自己步行而尊长骑马，就回避【步行时遇到认识的人骑马，也如此】；如果自己骑马而尊长步行，远远看见就下马向前作揖，自己也应回避；待尊长走远后才上马。若尊长命自己上马，就坚决推辞。遇到敌者双方都骑马，就分道作揖而过；对方步行来不及回避，就下马作揖，过去后再上马。遇到少者以下的人双方都骑马，对方来不及回避，就作揖而过；对方步行而来不及回避，就下马作揖【遇到幼者则不必下马，也可以】。

译邀请、召集、迎送共四条：凡邀请尊长饮食，亲自登门递送书信【礼数简略的可以不写书信；专门邀请其他客人时不可同时邀请尊长】；尊长来赴约，第二天亲自登门道谢。邀请敌者用书信，第二天互相派使者道谢。邀请少者用客目，第二天客人亲自登门道谢。凡聚会，如果都是乡人，就按年龄排序【不是士人一类的不这样】；如果有亲戚，必须按亲疏叙列；如果有其他客人中有爵位者，就按爵位入座【彼此不妨碍的仍按年龄入座】；如果有爵位不同的人，即使是乡人也不按年龄排序【异爵，指命士大夫以上，现今的陞朝官】。如果是特别邀请，或出门迎接慰劳、送行饯别，都以专门邀请的人为上客；婚礼则以姻亲为上客，都不按年龄和爵位排序。凡宴饮聚集开始入座时，另在两楹之间设置桌子，上面放大杯。主人离席站在桌子东面向西，上客也离席站在桌子西面向东。主人取杯亲自洗涤，上客辞让；主人把杯放在桌上，亲自执壶斟酒，再把酒器交给执事者，于是拿杯献给上客。上客接受后重新放在桌上，主人面向西再拜，上客面向东再拜，起身取酒，面向东跪下祭酒，随即饮酒，把杯交给赞礼者，然后再拜；主人答拜【如果少者以下的人作为客人，饮酒完毕行拜礼，主人就跪下接杯，如常礼】。上客依照前面的礼仪回敬主人，主人于是依照前面的礼仪向众宾献酒，只是献酒时不拜【众宾中若有按年龄或爵位尊贵的人，就特别依照上客的礼仪献酒，但不回敬】。如果婚礼中姻亲是上客，即使他年少，主人也要回拜。凡有人远出或远归，就要迎送：少者、幼者不超过五里，敌者不超过三里，各自在一处约定会面，依礼拜揖；有饮食就到那里招待。少者以下的人等他回家后，还要到他家探望。庆贺、吊慰、赠送礼物共四条：凡同约者家中有喜事，就去庆贺【给儿子加冠、生子、参加乡荐、考中进士、升官等都可以祝贺；婚礼虽说不祝贺，但礼书也说要祝贺娶妻，大概只是送物资帮助他招待宾客的费用罢了】；有凶事，就去吊慰【丧葬、水灾、火灾之类】。每家只由家长一人和同约者一同前往，写信问候也如此。家长有事，或与被庆贺、吊慰的人关系不相接，就由家中次位的人代替。庆贺礼按通常礼仪，另有赠送物品【用钱帛、酒食、果实之类；由众人商议，根据各自能力确定数目，多的不超过三五千，少的可到一二百；如果彼此情分厚薄不同，就按厚薄来定】。若对方家中财力不足，同约者便替他借助器物，或替他筹办事务。吊慰礼：听到刚刚发生丧事【听到丧讯也如此】，死者尚未换穿丧服，就率同约者穿深衣前往哭吊【吊慰尊者时，由首位者致辞，众人行拜礼；敌者以下不拜，主人拜则答拜；少者以下替他们扶持；不认识死者，则不吊慰，也不哭】；并且帮助办理各种事务。主人已经成服后，大家相率穿白幞头、白襕衫、白腰带【都用白色生纱绢制成】，带着酒、果、食物前去祭奠【死者为敌者以上，行拜礼后祭奠；以下则祭奠而不拜。主人不换丧服，自己也不换；主人不哭，自己也不哭；情分深重时，即使主人不变服、不哭，也可以改变服装并哭吊；赙礼用钱帛，数目由众人像庆贺礼那样商定】。下葬时又相率送来赗礼，灵柩出发时穿素服送行【赗礼如赙礼，或用酒食犒劳役夫，或替他办理事务】。到举行率哭、小祥、大祥时，都穿常服前去吊慰。丧家不可以准备酒食衣服来招待吊客，吊客也不可以接受。凡听到认识的人去世，或因路远不能前往，就派使者送去祭奠物品，穿吊服在外面的客舍行再拜、哭吊后送行【只对至亲密友这样做】。超过一年就不哭；情分深重的，可以到墓上哭吊。以上礼俗交往的事务由直月主持；有规定日期的，由直月确定日期；应当召集的人，督促他们不要迟延。凡不遵守乡约的，报告给约正，并告知本人，且登记在簿籍中。患难相互救济 患难之事有七种：一是水灾、火灾【小灾就派人救助，大灾就亲自前往，多率人救援并慰问】；二是盗贼【邻近的人共同出力追捕，有能力的人替他向官府告发；他家贫穷，就替他出钱悬赏】；三是疾病【病轻就派人问候，病重就替他访求医生和药物，贫穷的就帮助承担养病费用】；四是死亡丧葬【缺少人手就帮助办理事务，缺少钱财就送给或借给他钱财】；五是孤儿弱者【孤苦遗民没有依靠的，如果能够自行供养，就替他安排处置，考察他的收入支出；或报告官府，或选择人教导他，并替他求取婚姻；贫穷的共同出力救济，不让他失去安身之处。若有人侵害欺骗他，众人就共同替他辨明处理；如果他稍稍长大后放纵逸乐、不加检点，也要共同察看约束，不让他陷入不义】；六是被诬陷冤枉【有人被别人诬陷罪过、不能自行申辩，如果情势可以报告官府，就替他说明；有办法可以救解，就替他解救；若其家因此失去生计，众人共同出钱救济】；七是贫困匮乏【有人安于贫穷、守分度日，但生计极其不足，众人就用钱财救济，或替他借贷置办产业，让他用多年时间偿还】。以上是患难相互救济的事项。凡有应当救济的，先由其家告诉约正；事情紧急，就由同约中邻近的人代为报告。约正命直月遍告众人，并替他召集人手，安排期限，督促办理。凡同约者的财物、器用、车马、仆役，都可以彼此有无相通、互相借用。若是不急需使用，或借用会妨碍原主，就不必借出。可以借而不借、超过期限不归还、损坏所借物品的，按违犯乡约的过失论处，登记在簿籍中。邻里中有人遇到缓急，虽不是同约者，只要先知道，也应当救助；如果不能救助，就告诉同约者共同谋划。有能这样做的人，也把他的善行登记在簿籍中，告知乡人。以上乡约四条本来出自蓝田吕氏，如今又取用其他书籍的内容，附加自己的意见，略加增删以适合今日；又制定每月初一聚会读乡约的礼仪，如下：凡已经预先登记的人，每月初一都要聚会【初一有事，就提前三天另定一天；直月告知聚会者。住得远的只赴孟月初一，住得更远的每年一两次到场也可以】。直月收取钱款准备食物【每人不超过一二百钱；孟月初一准备果品、酒，敬酒三巡，供应一餐面饭；其余月份去掉酒果，只设置饭食也可以】。聚会当天早早起身，约正、副约正、直月在本家行礼；若聚会是同族人，全部穿深衣，在乡校等候；在北墙下设置先圣先师的画像【没有乡校，就选择一处宽敞房间】。先按长幼在东序列队行拜【拜尊者时跪下扶持，拜长者时跪下答拜一半，拜稍长者时等他俯伏后答拜】。同约者按照各自服装到来【有事，前一天派人告诉直月；同约各家的子弟即使尚未登记入籍，也允许随众列队行拜；不能行拜的，也允许站在旁边观看礼仪，但不参加饮食聚会；或者另收钱款，在其他地方略设食物聚会】。在外面的客舍等候，人员聚齐后按年龄排序，站在门外面向东，以北为上；约正以下站在门外面向西，以南为上【约正与年龄上属于尊者的人相对站立】。作揖迎接入门到庭院中央，面向北都行再拜。

译约正登堂上香，下堂后与在场者都行再拜【约正上下都从东阶】；作揖后分东西向站立【位置如门外排列】。约正作三次揖，客人三次辞让；约正先登堂，客人跟随【约正以下从东阶上，其他人从西阶上】。都面向北站立【约正以下以西为上，其他人以东为上】。约正稍向前，面向西站立；副约正、直月在他的右边稍后退站立。直月引尊者面向东、以南为上站立，长者面向西、以南为上站立【都根据约正的年龄推定，后面依此办理；面向西的人站在约正右边稍前，其他人不变】。约正再拜，在场者都再拜【这是拜尊者】；尊者按礼仪接受【只以约正的年龄作为接受礼拜的标准】。尊者退到北墙下，面向南、以东为上站立。直月引长者面向东，依照最初的礼仪行礼；礼毕退下，站在尊者的西边，以东为上【这是拜长者，行拜时只有尊者不拜】。直月又引稍长者面向东、以南为上；约正和在场者都再拜，稍长者答拜，退到西序面向东、以北为上站立【这是拜稍长者，行拜时尊者、长者不拜】。直月又引稍少者面向东、以北为上行拜，约正答拜；稍少者退到稍长者的南面站立。直月依次引少者面向东北、以西北为上行拜，约正接受礼拜如常，行拜者回到原位；又引幼者，也这样行礼。〔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升〕 礼毕，作揖让各人回到自己的客舍【同列中尚未讲过礼的人，在西序依照开始的次序行拜】。过了一会儿，约正作揖请大家入座【约正坐在堂东，面向南；约中年龄最尊者坐在堂西，面向南；副约正、直月依次坐在约正东面，面向南，以西为上；其余人按年龄东西相向，以北为上；若有不同爵位的人，则坐在尊者西面，面向南，以东为上】。直月高声把乡约朗读一遍，副约正推演说明其中意义，不明白的人可以提问。于是约中有善行的人，众人共同推举；有过失的人，直月纠举。约正向众人询问事实，众人没有异议，才命直月登记。直月随即把善行簿朗读一遍，命执事把过失簿传给在座的人，每人默看一遍。完毕后才吃饭。饭后稍作休息，再到堂上聚会，有时讲读书，有时练习射箭，从容讲论【讲论必须是有益的事情，不得陈说神怪、邪僻、悖乱之言，也不得私下议论朝廷、州县政事的得失，以及宣扬别人的过错罪恶；违反者由直月纠举并登记】直到日暮才散。退休后请客来访的礼仪说明 荥阳吕公曾说：‘京城、洛阳退休的官员与人交往，都以闲居时所穿的野服作为礼服；他感叹外地郡县有时不能这样，其中的用意很深。’我年老衰朽，没有什么作为，虽然幸而已经承蒙错误的恩典，获准退休，在此以前有时承蒙宾客不嫌弃，登门来访，我起初还不敢立即援引这个例子，便以年老闲散自居。近来因为长期患病，行动困难，屈伸俯仰都不自由，于是不得不遵用京城旧日的风俗，穿野服来接待客人。不过上衣、下裳、大带、方履，比起凉衫来，并不简慢。它便利的地方，只是系上腰带足以成礼，解开腰带可以闲居，免得有拘束缠绕之苦，以及脱穿时的疼痛罢了。恳切希望您深切体察，宽恕我这个病人，也使偏远乡村能够重新见到祖宗盛时京都的旧风俗。它有这样的美处，也算是补助风教的一端。至于我的筋骨蜷缩，转动艰难，不能及时迎候，也来不及攀送，实在不是敢于怠慢；还希望您能够包容，这也是我的大幸。朱熹惶恐恭敬地拜上。我朱熹在衰老多病之后，不能承受跪拜，岁时祭祀已经废止了跪拜礼。亲友前来访问，也希望您察知我并不是应当接受跪拜的人，并请告知他们权且免除这一礼节。这样在往来答礼之间，既不至于欠缺礼数，又可以免除趋避时跌倒的忧患，实在万分幸运。朱熹再次上报。《晦庵集》卷七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晦庵集》卷七十五　宋朱子撰序 《泉州同安县学故书目序》同安学过去原有一箱官府藏书，却没有登记簿册。文书和官吏辗转相承，因而不再查考。到朱熹开始打开查看时，书籍都已经破旧残缺，次序也全没有了。唯独查看最后一篇，发现都有题识，上面写道：“宣德郎、守秘书丞、知县事林姓，名字已经亡佚。”考察县治墙上的记文和旧日庙学记，林君名渎，字道源，治平四年任本县县令；第二年熙宁初年，才开始修建庙学，聚集图书。这一年是戊申年，距离绍兴二十五年乙亥，刚好八十八年。不幸这些书又遭逢官吏、师儒懈怠废弛，加上水灾、火灾和盗窃的损害，磨灭后仅存的只有这些了。若还让它们同尘土、虫鼠一起，在破箱残箧之间继续损坏，直到全部消失才罢休，那也太不仁厚了！于是我替它们挑选整理，把可以阅读的书检出，共有六种、一百九十一卷。又下令发布文书，征求民间原先收藏的书，除去已经散失的，又得到两种、三十六卷。再重新装裱，分成若干卷，登记在册，并比过去更加严密地妥善收藏。又把所刻书名、卷目和次序详细列出，缺失亡佚的部分则空缺不补，张贴出来，使本县之人对林君的功德还有所考见。至于我所聚集的书，也一并附列在后面。《禆正书》序。《禆正书》共三卷，为唐代陈昌晦所撰，共四十九篇，是朱熹校订后认为可以缮写流传的书。起初，我奉府衙檄令，访求境内前代贤人的碑刻、事迹和传记，全部上报府中。后来在陈氏家中得到这部书以及一篇墓表。墓表文字粗陋浅近，不值得观览，但叙述他的世系却很详细。这部书夹杂着晚唐偶俪文体，有时又出现奇峭艰涩的文字，几乎难以断句。流传相隔已久，而且多有伪误，没有善本可以互相参校，所以我只是凭自己的意思私下订正其中一二处；至于不能知道的，大概就保留下来不改。考察他洁身处于江海之上，不受世俗污垢玷染，纷纷搜集编次旧闻，写成这部书。他虽然没有险奇放纵、超绝不羁的行为，也没有瑰怪伟丽的文章，然而其中含蓄的言辞足以感发砥砺人心，时常有阐明义理的意味；对于维护名教而言，也可以说是一个守持正道、遵循义理而不迷惑的人了。立身操行如此艰难，而他的姓名竟然在世间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也足以令人悲叹。诗的序文说：“乱世便会思念君子，君子不改变自己的法度。”像陈昌晦这样的人，可以说接近这种境界了。因此我因校订他的书而写下这篇序，意思就是如此。以后有君子或许能够读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