晦庵集卷九十五下

译钦定《四库全书》。《晦庵集》卷九十六，宋朱子撰《行状》。少师、观文殿大学士、致仕、魏国公，追赠太师，谥号正献，陈公。本籍贯为兴化军莆田县感德乡胡公里。曾祖追赠太师、沂国公，曾祖母黄氏追赠徐国夫人。祖父追赠太师、蜀国公，祖母李氏追赠蜀国夫人。父亲追赠太师、冀国公，母亲黄氏追赠越国夫人，卓氏追赠冀国夫人。公讳俊卿，字应求，他的先世大概出自颍川。晋永嘉之乱时，太尉、广陵郡公准的孙子、西中郎将逵南迁到泉江，从此成为闽人；住在莆田的这一支，经历唐朝和五代，直到太尉的第十九世孙真、第二十二世孙峤和沆，才开始清楚地见于碑碣记载，但年代久远，已经无法详考。公家自沂公以来，都因乐善好施、周济急难而闻名乡里。公生来庄重，不轻易说笑，七八岁便知道求学。冀公去世时，他守丧如同成年人。长大后更加刻苦自励。绍兴八年以乡贡身份参加礼部考试，知举朱公震、张公致远得到他的文章，读后叹道：“这是辅佐君王的人才。”本来要置于首选，但同列中有人提出异议，于是屈居第二，授任左文林郎、泉州观察推官。他勤勉尽职，不因科第而自高；同僚宴集，常常推辞不去。一天郡中失火，太守汪公藻赶去查看，发现各位属官正在某处相伴饮酒，而公的轿夫也有人借轿出行；按照惯例，公因最后到达而被责问，他也只是连声应答，暂且谢罪。后来汪公查明实情，才召公来安慰询问缘故。公说：“我既然不能阻止同僚出行，又供给了他们的仆役车马，怎么能说自己没有过错呢？况且当时太守正盛怒，我难道忍心只求为自己解脱，却加重别人的罪责吗？”汪公赞叹佩服，认为无人能及。任期届满，改任宣义郎。按旧例，礼部考试第二名的人再次调任时，便可进入馆阁任清要之职。当时秦丞相桧掌权，察觉公的心意不依附自己，于是任命他为南外睦宗院教授，任期结束后才回朝。途中忽然心悸，夜里不能入睡，公说：“我从前从未这样，莫非是我的亲人不安康吗？”第二天骑马飞驰回去，果然冀国夫人就在那天生病。遭遇丧事，服丧期满，添差通判南剑州，还未出发秦桧便死了，于是以秘书省校书郎的身份被召回。在馆阁一年多，非有特殊事情从不到东西两府拜访。当时今天子还是普安郡王，高宗命宰相选择可以辅导他的人，宰相争着想安排自己亲近的人，高宗不同意，命令选择馆职中端庄厚重、沉静稳重的人担任，于是宰相把公的名字上报，授任著作佐郎兼普安郡王府教授，不久升为著作郎。在王府两年，讲说经义，常常借此规劝告诫，言语简洁而道理精深。因为王喜欢踢球，公便诵读韩愈的话来劝谏，王恭敬地接受了。王身边的亲信属吏，向来多与各府属官亲昵交往，唯独公神色严正地出入，从不私下同他们交谈。历任司勋、礼部员外郎、枢密院检讨诸房文字，授任监察御史。起初公曾与国子监丞朱倬为邻，早晚往来。等到朱倬成为言事官，公只去祝贺了一次，便不再前往。朱倬因此更加敬重公。公升任中司后，想推荐朱倬担任御史，先把此意告诉公，公极力推辞。几个月后，汪彻任殿中侍御史，才秘密把公的姓名上报，任命下达后公才致谢。公说：“恐怕您又要推辞，所以不敢告诉您。”不久公升任殿中侍御史，首先向皇上进言：“君主以兼听为美德，但存心必须以至公为根本；臣下以不欺骗为原则，但议论政事必须通达大体。”他反复推演阐明，援引当今事实附会古代道理，言辞意旨温厚，却有凛然不可侵犯的正直气概。皇上本来就对他感到惊异。公又论述统御臣下的方法，认为恩惠与威严不可偏废。当今掌兵的官员，大多没有长远考虑，只顾骄奢淫逸；他们的心思不过是聚敛财富来肥自己的家，他们的手段不过是结交权贵来巩固宠幸。他们侵夺百姓财物、刻剥士卒、凌驾州县、轻慢朝廷，无所不为；而主管者从未追究一个，因此将使人不知道还有威严。养兵费用每月计算达百万，而空有名籍的兵员占了一大半，无法查考。军士疲于被私人役使，困于贸易牟利，大多用来供奉主将的私用，所得衣粮随即被克扣耗尽，因而瘦弱单薄，面有可怜之色。主将却安然不加怜恤，于是士卒也不知道有恩惠。陛下如果确实能够抑制将领的骄横，使他们惊惧并改变懈怠，振作士气、收服人心，那么纲纪就会端正，号令就会畅行，三军将士谁不会感戴皇恩，拼死报国呢？”皇上也再三称善。公于是弹劾上奏说：“韩仲通本来因狱事依附秦桧，诬陷无辜。如今秦桧党羽全被驱逐，唯独仲通保全，拿什么惩罚恶人？”刘宝统领京口，军纪不严，搜刮尤其严重。朝廷命令分兵屯戍，他总是拒绝不派，也不能不治罪。于是二人都被定罪，公论为之称快。宰相汤思退执政没有作为，舆论沸腾。冬至前后无云却打雷，公与同列共同上奏议论此事。同列争相搜罗琐碎过失。公说：“宰相对上不能符合天意，对下不能满足人望，本来就应当罢免，还要做别的什么呢？”于是独自上奏说：“汤思退文才有余，但器量见识浅薄昏暗，不足以承担天下的重任。”诏令罢免汤思退，以大学士身份到外地奉祠。同列又商议要到朝廷请求褫夺他的职名。公说：“办事贵在适中而已。思退并没有大罪，只是因为不能胜任宰相而罢免他，难道要连祖宗时代免去宰相后仍给予的恩礼俸米也剥夺吗？况且思退虽然没有才能，但同沈该相比难道差得很多吗？如今沈该还以大学士身份居家，而思退反而不能如此，那么执法之地用来议论赏罚就偏颇了。”于是便不再议论。金人从燕京迁到汴京，图谋起兵，朝廷内外震惊恐惧。杨存中长期掌握兵权，尤其因搜刮财物、结交权贵而得到宠幸，士卒对此叹息怨恨。三十一年春正月十六日，雷声大作并下冰雹，此前已经下过雨雪并冻结，十天都没有解冻。公援引《春秋》所记载的雷雪灾变，并说当时两种异象相隔八日，其变化还有渐进过程，圣人尚且谨慎地记载下来，何况如今一天之内同时出现，异变就更严重了。雷雹属阳，雨雪属阴，先雷后雪，是阳不能制伏阴，阴邪强盛而出动，成为危害万物的象征。类推人事，就是外敌将要侵犯中国，臣下将要窃取威权的征兆。应对此事，恐怕不是空泛的文辞和通常礼仪所能胜任的。如今敌人的势力逐渐逼近，已经可以看见，而防备抵御的计策还不知道从哪里提出。大将官身兼保傅，统领军队，却经营财货、结交权势、夺取民利、败坏军政；他的力量足以驱使死士，他的威势足以堵塞众人的嘴，行路之人侧目，朝廷内外早已恨之入骨。

译如果继续养纵他不加制止，将有手指比大腿还粗的祸患，这是最不可不深思的。至于开通言路、任用有声望的人、区别能者和庸者、整顿纲纪、使号令取信、广施恩惠，也都是顺应天意、消除灾变的方法，同样不可迟缓，希望陛下一并留意。于是公又弹劾杨存中的罪状，言辞更加切直。天子因此罢免杨存中，夺去他的兵权。公又说：“去年冬天无云而打雷，今年春天已经打雷又下雪，近来白天昏暗无光，淫雨不停，前几天又出现地震的异象。灾变不会无缘无故产生，确实是对人事的回应，难道是贤才尚未被任用，赏罚还有不当吗？防御还没有修治，赋税搜敛还没有节制吗？近臣正在扰乱权力，而大臣没有人承担责任吗？身边阿谀奉承的人太多，而忠诚正直的言论听不到吗？为什么祥和之气不来应和呢？” 《尚书传》说：“听取意见却不聪明，所受的惩罚就是经常严寒。” 希望下达诏令征求言论，以审察政事的缺失，并严肃告诫大臣思念过失、引咎自责，以回应上天的警戒。又说：各部的使者大多没有履行职责，请命令从今以后台谏官每年弹劾列举一条以上、四人以下的失职情况，由台司检举，议定罪责后上报。又说：近世通常以小节廉洁、曲意谨慎和文采温雅来选取人才，对于见识深沉、器量宏大、才智谋略而又慷慨有为的人，却从未真正重视，这就是名士充满朝廷，而遇到事情常有缺乏人才的感叹的原因。应当广泛搜罗、博采众长，舍弃短处而录用长处，在规矩框架之外任用他们，要求他们成就事业，不拘泥于小节，不计较眼前的效果，希望这样能够得到足以济世实用的人才。后来诏令以灾异屡次出现为由，命台谏和侍从分条上奏应对的计策。公说：金人窥伺，其意图不可测；而两淮的屏障尚未牢固，荆襄的声援又不能接应。应选择有威望的近臣，全面统辖荆襄诸将的兵力，同时授予其他职权；秘密派遣间谍往来江上，暗中询问诸将的计策；或者命各将派亲信到朝廷禀报商议，使大臣们从容延请询问，反复诘难讨论，充分了解实情，参酌取舍后确定意见，希望缓急之时内外能够相互响应，不错失时机。其他方面则要选练士卒、厚加犒赏以振作士气，选择官吏、减免赋税以安定乡兵，修筑城池堡垒以严密保障，这些也都是不可迟缓的事情。而总括这些事务的要点，在于朝廷处置得当，能够使人心服；推究其根本，又在于陛下更加坚定睿智的决断，预先确定规模，不要因忧虑疑惑而自行退缩沮丧。又说：命令发布不可不审慎，内外职任不可不均衡。又说：今天的急务在于节省财用，而冗官和滥费正是今日财用最大的蛀虫。例如添差总管、钤辖一郡，有的多达十几人，每月俸禄多的达百万，少的也不少于五六十万，公使和随从的费用又是它的两倍。其中还有连续担任数个职任而不替换的，也有历任几个州仍不停止的。宗室亲戚生日的赏赐，还沿用太平时期的旧例；外命妇也请求领取内命妇的俸给。有时下诏裁撤勅局，却过了两年仍未裁撤；有时下诏减少吏员，三省、枢密院、御史台却都不减少。大礼仪式的浮费以亿计，乐工五百人教习一百天，食钱就达到二万缗。修治车舆、服饰、器物不过是增加装饰，但户部、工部两房，两部的将作、军器两监，文思、车辂两院，以及仪仗等库的官吏增发食钱，每天五六百人还不知道有多少。从四月初一到礼仪完成，花钱不知多少；大抵一旦有所兴办，无论大小，只要稍有关系而行文办理，哪怕只涉及文书中的一个字，没有不支取食钱的，一年之中动辄数十万。皇上惊愕地说：“卿可以说是仁者的勇气了。”第二天授任公为权兵部侍郎。几个月后，果然采用张公守卫建康的建议，正如公所料。后来边境军情更加紧急，宋军才向北渡过长江，屯驻占据险要之地，但是否用兵的意图仍未决定。公说：“如今守御大略已经具备，士气也已振作，凭此等待敌人，还担心不能取胜吗？如果金人一发动进攻，士卒蜂拥而来，那么中原遭受涂炭的百姓，以及相互怨恨反叛的民众，争相起兵图谋金人，这样的人哪里数得清？只要用我方重兵同他们对峙，另外派精锐部队从小路分头出击，直捣敌人的空虚之处，那么敌人必然成为俘虏。臣所担心的，只是他们知道我方已有防备，假意说好听的话，再次提出议和，借此误导我们；但他们即使这样做，而我方能够更加严密地筹划防御，修筑营垒，大力开垦屯田，作为长期驻守的基础，等他们退回境外，然后暂且同他们议和，这仍然是中等的计策。只怕见识浅薄的人苟且顾虑眼前，反而劝陛下接受他们的甜言蜜语，把今天的计策说成错误，于是收兵增加岁币，落入他们的圈套，那就毫无计策，大事也完了。”金兵不久果然渡过淮河，公接受诏命处置浙西水军，李宝因此取得胶西大捷。公于是劝皇上进幸建康，号令诸将，指示授予方略。皇上认为他的计策正确，已经戒严却尚未出发，金军便自行发生内乱，杀死其首领完颜亮后撤回。诏令公处置淮东堡寨和屯田事务。公所到之处，慰劳安抚、招集流亡百姓，使他们逐渐恢复旧业。金人改立新的首领，派使者来重申旧日友好，朝廷正商议如何答复，而议论者有的说收复故土是实际利益，端正名分只是虚名，朝廷中很多人赞同这种说法。公听到后，立即上奏说：“陛下前日议和的计策，大概是迫不得已；如今使者到来，正是审察事机、端正名分的时候。如果认为收复故土是实际利益，那么收复之后未必能够守住，这也只是虚名罢了，哪里比得上借此机会先端正名分？名分一旦端正，即使还不能马上恢复中原、立即拜谒陵庙，也足以振作颓靡的士气，慰藉神灵的心意。何况如今金人在受挫之后，急于安定自己，急切地求和，其情势也清楚可见，这难道还能像从前那样凭借强大势力向我方强求吗？在这个关键时机，臣认为不仅可以端正名分，岁币也应当能够减少；只在于朝廷先确定规模，设法等待时机。如此，恢复中原、拜谒陵庙，也就不足以认为困难了。” 公又认为即使议和确实成功，也尤其不能没有防备，于是陈述选择将领、训练士兵的办法，并画图上奏两淮戍守屯田的事宜；为保卫长江提出的计策极为详尽。又请求告诫诸将，重申严厉惩治逃亡叛乱的法律，不得互相招诱。又请求选择有胆略的文臣，作为诸将的参佐，使他们监察军政、革除积弊，并因而熟悉军事事务，以储备将帅人才。又说淮北流民互相抢掠，官吏不能禁止，应当加以区别：安抚其中柔顺善良的，收捕其中强暴桀骜的，把他们编入军中，用纪律约束。至于敌军内部的形势，他们即使有时能说出一些情况，也都务求说得令人高兴，以希望迎合我方，不可轻易相信；而我方的虚实、险易，他们全都能探知，因此又不能不加以防范。大体上只应增加屯驻兵力，多派间谍，等取得真实情状以后，再乘机行动；根据自己的力量来应对罢了。今天子接受禅让，公入朝面对皇上，陈述规劝，恳切地说：今天的事情，固然应当把严密守备、训练将卒、戒除贪暴、节省浮费、赏罚取信、抑制侥幸作为急务。但这些事情还不是根本。应当清心寡欲，屏退疏远便佞之人，使奸邪的声音、淫乱的色彩不留在耳目，使淫靡的言辞、邪僻的行为不接近心术；这样才希望心志专一、见理明白，功业可以成就，邪正可以分辨。”

译又说：治理国家的要务有三项：一是用人，二是赏功，三是罚罪。而实行这三项的根本，只有至公。因此古代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贤能者不因仇怨而弃用，愚劣者不因亲近而任用；赏赐不因距离遥远而遗漏，惩罚不因关系亲近而免除。他们不敢因一己私情废弃天下的公道。假如掌握生杀予夺的大权，没有人敢违抗自己，却只顺从个人的好恶喜怒，那么不仅向天下显示心胸狭隘，朋党偏私和反复无常对政事造成的祸害，也将无所不至。从前太祖皇帝坐在太宁宫，让人打开重重宫门直视外面，说：“这就像我的内心，稍微有一点邪曲，人们也能看见。”这是陛下家传的学问，希望圣上留意，以使天下得到福祉。七月，升任中书舍人，不久以本职充任江淮东西路宣抚判官，兼权建康府事。当时皇上刚即位，慨然有恢复疆土、洗雪仇耻的志向，正把边外事务托付给张忠献公，却考虑朝廷中没有可以派去辅佐他的人。因为公忠义奋发而沉静有谋略，所以有了这道任命。公极力推辞建康府事，皇上不准，于是他征召能干的官吏担任通判，分理民政，而自己专与张公协调谋划、合力办事，大力整饬边防。当时蜀汉的军队北征秦陇，虽然大致攻定了一些城邑，但胜负长久不能决出。公对张公说，请求袭击金人以分散其势力，张公认为可行。公于是上奏说：“吴璘孤军深入，金人集合全部兵力拒战，两军杀伤大致相当，但长久不能决胜，就是危险的道路。两淮战士现在虽然暂且应当坚守，但形势已经紧急，难道可以不采取牵制敌人的行动吗？臣私下认为不如分派水军，出其不意，直捣山东；中原豪杰应当会有人响应，那么金人必定调回西面的军队自救，而吴璘便可乘胜平定关中。我方又趁其援军尚未到达，长驱深入，击溃敌人的腹心，旷世功业可以在一日之间建立。即使他们已有防备，我军调转船帆、转动船舵，两夜便可返回，他们又能把我方怎么样呢？这不只是救急的计策，实在也是借敌制胜的一次奇策，不可错过。”奏疏送入后，恰逢朝廷中有力主和议的人，已经下诏命吴璘回师，因此公的计策没有实行，有见识的人为此遗憾。公又极力论述军中空额、冗占、摆铺、营田、差借等弊病，并请求告诫诸将，不得用贸易所得资财馈送、结交权要。十一月，召入朝廷奏事。面见皇上后，皇上派中使当面赐给金带，并命他供给从臣笔札，分条上奏时弊。公陈述十件事：一是确定规模，二是振作纲纪，三是砥砺风俗，四是明确赏罚，五是重视名器，六是遵守祖宗之法，七是堵塞邪曲枉法的门路，八是裁减任子恩例，九是限制改官的数量，十是蠲免无名赋税。又说，治理国家的要务有三项：一是任用人才，二是奖赏功劳，三是惩罚罪过。而实行这三项的根本，只有一个“至公”而已。所以古代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贤能之人不会因为是仇敌而弃置不用，愚昧之人不会因为亲近而任用，奖赏不会因为关系疏远而遗漏，惩罚不会因为关系亲近而免除。这是因为不敢以一己的私心废弃天下的公道。假如凭借生杀予夺的大权，使人人都不敢违抗自己，而只顺从个人的好恶喜怒，那么不仅会向天下显露自己的器量不宽广，而且这种偏袒党同、反复无常对于政事造成的祸害，也将无所不至。从前太祖皇帝坐在太宁宫，让人打开重重宫门，径直望向外面，说：“这就像我的心，稍有邪曲，别人一定看得见。”这正是陛下家传的学问，希望陛下留意于此，以使天下得到幸福。七月，调任中书舍人，不久又以本职充任江淮东西路宣抚判官，兼代理建康府事务。当时皇上刚刚即位，慨然有收复失地、洗雪仇耻的志向，正把边境以外的事务交给张忠献公办理，只是朝廷中没有可以派去辅佐他的人。因为公忠义奋发而又沉着安静、富有谋略，所以有了这项任命。公极力推辞建康府的职任，皇上没有答应，于是公征召有才能的官吏来担任府事通判，分别管理民政，而自己专门同张公共同谋划、合力办事，大力整顿边防。当时蜀汉的军队向北进攻秦、陇一带，虽然颇为攻取并平定了一些城邑，但胜负长久不能决定。公对张公说，请求袭击金人，以分散他们的势力，张公认为这个建议正确。公于是上奏说：“吴璘率领孤军深入敌境，而金人出动全部兵力拒战，两军的伤亡虽然大致相当，然而如果长久不能决出胜负，就是危险的做法。两淮的将士如今虽然暂且应当坚守，但形势已经危急，怎么可以不采取牵制敌人的行动呢？臣私下认为，不如分派水军出其不意，径直▯山东，中原的豪杰应当会有人响应；这样金人必定会调回西边的军队来自救，而吴璘就可以乘胜平定关中。我们又趁敌军尚未赶到，长驱深入，击溃他们的腹心，旷世罕见的功业就可以在一旦之间建立起来。即使他们已有防备，我们调转船帆和船舵，最多两夜也可以返回，他们又能把我们怎么样呢？这不只是救急的计策，实在是利用敌情制胜的一条奇策，不可错过。”奏章送入朝廷后，因担心朝廷中有人极力主张议和，朝廷已经下诏命吴璘班师，于是公的计策终于没有实行，有见识的人都为此感到遗憾。公又极力论述军中虚报名额、冗滥占用、设置铺站、营田以及差借等方面的弊病，并且请求告诫各位将领，不得用调换物资的办法谋取资财和军饷，不得结交权贵。十一月，召入朝廷奏事；回答完皇帝的询问后，皇帝派宦官当面赐给他金带，并让他向随从大臣发给笔札，分条上奏当时的弊病。公陈述十件事：第一，确定规模；第二，振作纲纪；第三，勉励风俗；第四，明确赏罚；第五，重视名位和器用；第六，遵守祖宗的法度；第七，堵塞邪曲枉法之人的门路；第八，裁减恩荫授官的恩典；第九，限制改任官职的数量；第十，免除没有名目的赋税。他在斥除邪曲枉谬时说：“近年以来，左右亲近之人中稍有名声传到外面的，士大夫便奔走趋附，将帅还纳贿买官；远近互相传说，路上行人只以目示意。希望陛下深察此事而严厉惩处，不要让这些人有任何一个成为圣德的累赘。”隆兴改元，设立都督府，改任参赞军事。他竭力辞去建康的任职，得以免任，另授礼部侍郎，兼领原职。张公起初谋划大举北征，朱熹认为不如养精蓄锐、观察敌方的间隙，等到万全之后再行动，张公听从了他的意见。侦察情报说敌军正在边境城邑大量聚集粮食，诸将认为这样一来，敌军势头到了秋天必定高涨，一定会来进攻，难以抵挡；不如趁他们尚未行动，先发兵攻击，打乱并破坏他们的部署。张公又认为有理，于是向朝廷请求出兵。幕府驻扎在盱眙，大将李显忠、邵宏渊接连攻下虹县、灵壁，便准备乘胜长驱直入。朱熹说：“在盛暑时节兴兵，深入敌国，是兵家都忌讳的事，应当赶快撤回；否则军队疲敝、力量耗尽，遇到敌人恐怕就不能作战了。”张公认为有理，立即发檄文召李显忠等回师，但这时李显忠等已经进攻并攻破宿州，而金国又大规模调集河南的军队前来了。李显忠亲自出战，城下双方杀伤惨重；夜间两军彼此不知情形，各自惊慌溃散。道路上的流言却说官军死伤数万人，敌军将要乘胜南下。

译一向主张议和的人又夸大这番说法，来动摇众人的心。朱熹跟随张公驻军不动，溃散的士兵听说后陆续回来，核实实际损失不过几千人。张公发檄文催促朱熹赶快入朝奏报，并且劝皇上不要被浮泛的议论所动摇。朱熹见到皇上，详细说明了事情经过，并说：“胜败是兵家常事，希望不要因为一次小小的挫败而使大计受到阻碍。”皇上说：“朕任用魏公的决心不会改变。”张公上抗章请求待罪，朱熹也上奏请求一同获罪。皇上不得已，下诏将二人都降官两级。汤思退再次任宰相，朱熹因为曾经议论过汤思退，请求罢职，皇上没有答应。谏官尹穑暗中依附汤思退，建议罢去张公的都督职务，让他改以宣抚使身份治理扬州。朱熹上疏说：“朝廷如果果真认为张浚不可任用，那么罢免他而另行任用贤能的将领就可以了；如果还想责成他日后建功，那么降官以示惩罚，也是古代的法制。如今却让他离开都督这一极为重要的职权，处身于扬州这个必死之地。凡是他的奏请，台谏又都从旁阻挠。这样一来，人心观望，必然全部涣散。张浚正疲于应付敌人的诱饵和压力，哪里还有什么力量谋划日后的功效呢？况且张浚近来已经谋划两淮的防御计划，只有坚守险要、清除野外物资，才能挫败敌人的锋芒。陛下已经答应了他，如今议论者却说出这样的话。” 即使张浚当即携家出行，有死也不躲避，但张浚肩负天下的重大期望，一旦有所失误，人心就会震惊恐惧。我担心江上的事情将出现不可预测的变故。议论者只知道憎恶张浚而想置他于死地，竟不再替国家社稷考虑。这正是陛下应当亲自忧虑的事。希望下诏告诫中外，使大家共同协力救助，让张浚能够竭尽全力来效命，以赎以前的过失。如果估量他终究不可任用，那么请先治我结党偏袒的罪，然后再另作打算，不要使张浚日后再次误办差遣，也不要使我得到不进言的罪名。”奏疏呈上后没有得到答复，朱熹又上奏说：“陛下如果一定认为张浚再也不能任用，那么请赶快诏告中外，另行寻找有智有勇、能够代替张浚的人而提拔任用。否则，就希望暂且不要加以沮挠，使他能够勉强支撑，完成这一年残余的时间。”言辞更加恳切，皇上看了奏疏受到感悟，当即下诏让张公重新开设都督府，最终召他入朝任宰相。然而不到几个月，张公竟被汤思退、尹穑等人排挤，派出巡视军队，于是再也没有回来。朱熹也多次上章请求治罪。第二年五月，才授任宝文阁待制、知泉州。他又因自己的请求，改任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等到汤思退被贬谪而死，皇上才想起朱熹的话；太学生数百人伏在宫阙下上奏疏，请求起用朱熹。于是皇上对朱熹非常厚待，大概已经有意重用他了。恰逢钱端礼从外戚亲属中起用而掌握政权，渐渐将要入相，馆阁中的士人相互上疏斥责他，全都被钱端礼驱逐。工部侍郎王弗暗中依附钱端礼，提出以此为国策的说法来助长他的势力。朱熹上抗疏极力指斥其错误，并且对皇上说，本朝从来没有以外戚亲属担任宰相的先例；如今如果这样做，恐怕不能成为子孙的法则。皇上认为他说得对。钱端礼听说后，秘密派门下人对朱熹说：“听说两宫都已经同意任命我为宰相了；我一旦任相，就应当引荐您共同执政。”朱熹没有回答，退下后整天闷闷不乐，对亲近的人说：“这种话为什么会说到我身上来呢？”第二天进读《宝训》，正好讲到外戚的事情，朱熹又极力说明本朝家法：外戚不得参与政事，其中有极深的用意，陛下应当谨慎遵守，不要让天下后世有凭借此事议论圣德的地方。皇上点头称是。过了很久，钱端礼的宾客急忙驰马报告他，钱端礼从此深深忌恨朱熹，暗示他自己请求离职。朱熹被授为宝文阁直学士、知漳州，改任知建宁府。中书舍人阎安中封还制词，竭力请求留用朱熹；诏命又下，阎安中不能再力争，但最终也因获罪而离去，而钱端礼最终没有做成宰相。当时右正言龚茂良正因为排斥攻击近习而被贬为建州守臣，还没有赴任，朱熹说龚茂良先前因进言而补任郡守，且是我的旧交，如今又要夺去他的任所，于情理上有所不安；请求没有获准，于是龚茂良赴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年、正月〕 他在郡任职一年，以宽缓简约治理，节省并削减厨传费用，官府没有浮泛的开支；然而百姓都佩服他的清廉，也没有人诋毁他。绍兴三年，执政大臣请求调任朱熹为江东帅，皇上称赞他鲠直明亮，命他召入朝廷。到达后入宫应对，皇上告诉他说：“你以前离开国都，大概是有人诬陷你；你今天一句自我辩解的话也没有，朕更加佩服你的厚德。”于是授任吏部尚书。他入宫谢恩那天，奏说：“铨选综核官员有既成的法制，臣本来应当谨慎遵守，只是臣愚昧浅陋，见解或有不足，希望陛下时时警诫指教。”这是说，君臣的名分虽然严格，但感情和意见不能不互相沟通。皇上说：“卿说得对。朕如果有过失，卿也应当把一切意见都说出来。”朱熹说：“唐太宗只是能够引导臣下使他们进谏，所以成就了贞观之治。如今陛下引导臣下使他们进谏，臣怎敢不奉行诏令？”皇上说：“朕每次读到太宗的事迹，没有一次不仰慕他；看到德宗猜忌刻薄、不乐于接受进言，也没有一次不鄙视他。”朱熹回答：“圣上说到这里，天下真是万幸。”于是从容地对皇上说：“如今人才衰少，士气不振；如果一定要事事求全责备，然后才任用，那么遗漏的贤才就多了。应当君臣同心，公正听取意见，一并观察人的小过失和大节操，舍弃个人私意而遵循至公之道，那么人才就会纷纷出现，为当时所用。” 于是皇帝对公十分厚待，大概已经有意要重用他了。诏令钱端礼从外戚中起用而掌管政事，渐渐将要入朝为相，馆阁中的士人相继上疏斥责他，都被钱端礼逐出。工部侍郎王弗暗中依附钱端礼，提出以外戚执政为国是的说法，来助长他的势力。公上抗疏竭力指斥这种做法的错误，并且对皇帝说，本朝从来没有把外戚作为宰相的先例；如今如果这样做，恐怕不能成为子孙效法的法则。皇帝认为他说得对。钱端礼听说后，秘密派门下士对公说：“听说两宫都已经答应任命我为宰相；如果我做了宰相，一定引荐你共同执政。”公没有回答，退下后整天闷闷不乐，对亲近的人说：“这种话为什么会说到我这里来呢？”第二天进读《宝训》，恰好读到外戚的事情，公又极力陈说本朝家法，外戚不参与政事，其中有深远的意义，是陛下应当谨慎守持的，不要让天下后世有人借此议论圣德。皇帝点头赞同。过了很久，钱端礼的门客急忙奔驰回去报告，钱端礼因此深深忌恨公，暗中示意让他请求外任，授予公宝文阁直学士、漳州知州，改任建宁府知府。中书舍人阎安中将制词退还，竭力请求留用公；公的任命仍再次下达，阎安中不能再力争，但最终也因此获罪离去，而钱端礼终究没有做成宰相。当时右正言龚茂良正因排斥攻击近习而被贬为建州知州，尚未上任，公说龚茂良先前因论事获罪而补任郡守，并且是臣的旧交，如今又要夺去他的任所，在道义上有所不安。请求没有得到批准，龚茂良于是赴任。

译公在郡中任职一年，施政宽和简约，节省厨传费用，官府没有多余开支；然而百姓都佩服他的清廉，也没有人诋毁他。绍兴三年，执政大臣请求调公任江东帅，皇帝称赞公刚正明亮，命令召他入朝。公到达后入殿应对，皇帝告诉他说：“你此前离开国都，大概是有人诬陷你；今天你却一句也没有为自己申辩，朕更加佩服你的深厚德行。”于是授任公为吏部尚书。公入朝谢恩那天，上奏说：“铨选考察官员有既定的法则，臣本来应当谨慎遵守；只是臣愚昧浅陋，或许有做得不够的地方，希望陛下时时提醒告诫我。”君臣之间的名分虽然严格，但情意不能不相通。皇帝说：“你说得对。朕如果有过失，你也应当把一切都说出来。”公说：“唐太宗只因为能够引导人让他们进谏，所以成就了贞观之治。如今陛下引导臣来劝谏，臣岂敢不奉行诏命？”皇帝说：“朕每次读到唐太宗的事迹，没有一次不仰慕他；看到唐德宗猜忌刻薄、不乐于接受谏言，也没有一次不鄙弃他。”公回答说：“圣上说到这里，天下真是大幸。”于是从容地对皇帝说：“如今人才衰少，士气不振。如果一定要事事求全责备，然后才肯任用，那么被遗弃的贤才就多了。应当君臣一心，公平听取意见，同时看重人的大节而略过细小过失，抛弃自己的私意而遵循最大的公正，这样人才就会纷纷出仕，为当今所用。” 他又说：“施政而不能实行，严重的就一定要改弦更张，这是先儒的格言。但臣私下认为，一时的弊政可以更改，而祖宗的成法不可更改。即使是应当更改的事情，也必须审慎筹划、反复讨论，然后才可以更改；既然已经更改，就应当守持不变，不可以屡次更改。”他又说：“州县之间，号称能干的官吏，往往专门急切苛刻，只把催办财赋当作功劳，却把抚恤百姓、听取防备之事看作不急之务；其中又有人聚敛财物作为羡余进献，增加市场征税就会伤害商人，催逼拖欠的赋税就会使农民困苦，甚至侵占挪用正常赋税，给后人留下祸患。朝廷不了解，反而说他们有才，希望能深切告诫并约束他们，那么就是天下的幸事。”当时皇上仍不能停止鞠戏，又将要到白石游猎，朱熹上疏竭力劝谏，甚至引用汉桓帝、汉灵帝、唐敬宗、唐穆宗以及司马相如的话作为警戒。几天后入宫应对，皇上迎着他说：“前日的奏疏，充分看到了你的忠诚正直，朕已经决意任用你了。”朱熹拜谢。皇上说：“朕在藩邸时，就已经知道你是忠臣了。”十二月，接受诏命接待北方使者，随即授任同知枢密院事，兼任参知政事。他首先推荐陈良翰、林栗、刘朔等五个人，说他们淡泊退让而有操守，可以作为侍从、台谏官的后备人选。当时龙大渊、曾觌凭借旧日恩宠窃取宠信，士大夫中有不少人出入他们的门下；进言论事的人有时提到他们，往往因此获罪。等到朱熹接待北方使者时，龙大渊担任副使，朱熹在外面接见他时，从未同他说过一句交际的话。龙大渊登门求见，也被谢绝不见。此时，中书舍人洪迈来见，对朱熹说：“人们说郑闻将授任右史，某人将授某官，是真的吗？”朱熹说：“不知道。”洪迈说：“朱熹您怎么独自知道这件事呢？”洪迈于是把龙渊、曾觌的事告诉了他。朱熹第二天到漏舍，对各位大臣说：“外面的议论长期以来都指责这两人泄露中书省内的言语，却一直没有得到实际证据，所以以前进言的人虽然很多，却不能把他们定罪。如今幸而得到这个情况，不能不奏闻。”各位大臣都认为有理。入朝奏事完毕后，朱熹独自进见，把洪迈的话全部拿到皇上面前质问，说：“臣不知道平日这些任命，两人究竟确实参与听闻了，还是他们暗中窥探圣上的意旨，再把它传播到外面，借此窃取陛下施加恩威的权力？”皇上说：“朕何曾同这些人商议过这种事，一定是他们暗中偷听才知道的。卿说得非常忠诚，朕应当替卿驱逐他们。”朱熹拜谢。朱熹退下还没有走到宫门，已经有诏令将这两人逐出朝廷了。朝廷内外都感到痛快，甚至有人举杯相互庆贺。一天，朱熹出省回府，有人让马在道路中央饮水而不避让，朱熹问是谁，回答说：“是外戚亲属中的某位官员。”朱熹派直省吏告诉两位宰相：“这是轻侮朝廷，不能不治罪。”于是立即派人查问，并将情况全部奏闻。皇上大怒说：“朕在藩邸时，出行遇到宰相的车驾，从来没有不避让的；这些人竟敢这样吗？”第二天，朱熹把事情告诉高宗，高宗下令临安府逮捕并拘禁他的随从，重重治罪。知枢密院事虞允文入宫向德寿宫谢恩，高宗对他说：“卿和陈俊卿同在枢密院，俊卿极其方正，不像其他人那样当面顺从、退下后又说另一套话。”朱熹认为两淮的藩篱尚未坚固，向皇上说：“长期备边的计划，不过是屯田、积粮、增筑城墙、疏浚城壕、训练士卒、操练军队，以此建立不可侵犯的根基罢了。然而今天任用人员的弊病，大多过于拘束，边郡尤其受害。应当广泛寻求人才，不分文武，让他们陈述见解并制定规模；完全依照太祖皇帝对待李汉超、马仁瑀等人的办法，分给他们军队，让他们自行守边；给足他们财物，让他们自行使用。” 还应当告诉台谏官略去他们细小的过失，使那些豪迈不拘的人能够施展志向、自我效命。除了盐司不可废除以外，其余机构都可以暂且撤罢；再间或派使者巡行各郡，考察核验，以实行赏罚。几年以后，守备一定会牢固，敌人知道后自然不敢侵犯。万一敌人来犯，也可以责成诸将一定守住，而不会再有过去那种望风奔溃的忧虑。荆襄各郡也应依此办理，大体上只要得到十几个有才干、有力量、能任事的人，便可以成就大事。希望陛下留意谋划。金国使者来朝，朱熹依照旧例押宴，使者送来私下相见的名帖，名帖上写有花押却不署姓名。朱熹让人退回，掌仪官害怕而报告朱熹，担心由此生事。朱熹告诉他说：“今天难道还应当采用辛巳以前的旧例吗？”使者理屈词穷，于是详细询问朱熹的爵位和里籍，改换名帖并署上姓名送来，说：“只是特意为陈公屈尊改例罢了。”从此便成为惯例。金国又移书边境官吏，索取从前俘获的掠人。皇上询问辅臣应当如何答复，朱熹说：“这件事不可以凭武力争执，却可以凭道理取胜。他们正骄奢放纵，哪里有长远谋略？假如想用兵，也不必借此作为借口。如今应当暂且像平常一样泛泛答复说：‘已经下令各处搜查核实，等到三四处报来以后再答复。’”

译因为各处申报都没有这些人，或许是在军前一时被杀，或许是在后来陆续死亡。而且誓书中的文字，俘获掠取和叛逃死亡本来就是两回事。俘获掠取的人已经遣送过很多，叛逃死亡的人自然不应遣送。再说本朝两淮的百姓，前些时候两次来朝，作为俘获掠取或死亡的人不下数万人，本朝从未把这件事拿出来说，实在是担心破坏和议，使两国边境的百姓都不得安宁。如果他们不听，甚至因此交战，那么是非曲直和胜负的形势自然各有归属。”随从大臣中有人怯懦，争着说不能不把人交出去，议论很久仍未决定。朱熹又上奏说：“敌人知道这些人都在军中，所以派官员到边境张榜招谕，想借此动摇我国人心，希望发生变故，再乘机用兵，这个计谋很深。如今扣留而不遣送，他们一定会借此挑起战端。但臣私下估量，他们没有信义，只凭暴力强大；即使全部遣送，他们也会来进攻，不遣送，他们也会来进攻，根本不会因为我们顺从还是违背而停止。遣送他们，先使我国国内纷纷扰乱，敌人再乘其弊端，祸患来得更快。不遣送，那么他们的侵扰还在一两年以后；我们只要坚守壁垒不出战，断绝他们的粮道，他们又怎么能长久坚持？何况战争胜负也有天理，如今我方正当、彼方理亏，怎么能预先断定他们一定不能取胜，因而匆忙作出这种决定呢？” 沈介镇守上饶，因为拖欠上供赋税，被罢去郡守并削降官秩，朱熹争辩认为不可以这样处理。镇江军帅戚方刻剥军士，役使他们，士兵嗟叹怨恨，进言者也提到了此事。朱熹奏报外面的议论，说内臣中有人支持戚方。皇上说：“朕也听说了。戚方的罪固然不可宽赦，也应当一并惩治平时支持戚方的左右之人，以警戒其余的人。”立即下诏罢免戚方，并把内侍陈瑶、李宗回交给大理寺，追查他们受贿的情状。皇上又告诉辅臣，建康的刘源也曾向近习行贿，正在考虑办法替换他。现在想暂且派王抃到那里查察奸弊，留几个月后再回来，希望新任统帅到来时不至于沿袭旧习。朱熹奏说：“如今只要慎重选择主将，积存的弊病自然应当革除。”皇上说：“政务所忧虑的，只是还没有得到合适的人罢了。”朱熹说：“如果还没有得到合适的人，更应当精心选择。既然已经把职任交给他，就应当信任。现在还没有得到合适的人，便先怀疑他，似乎不是朝廷对待将帅的体制。况且军中的积弊不在别处，只是结交依附的风气还没有革除，所以才有搜刮财物、营求私利的事情。如今陛下既严厉惩罚其中最严重的人，又连同惩治称誉、阿附他们的人，内外人心无不震动畏惧。在这种时候还要另外做这些事，之后怎么能够革除积弊呢？” 况且军中的财赋，是用来激励将士的，只要主帅不把它据为己有，其他事情就应当一概听凭他处理。如今却检查约束得过于琐细，动辄加以拘束妨碍，那么谁还敢超出常规去谋划，为国家建立大功呢？何况朝廷这样对待将帅，使有气节的人来任职，心里首先就不服，势必又会得到奸猾之徒；那样他们的巧诈计谋层出不穷，弊病日益滋长，又怎么能全部防范呢？如今不考虑这一点，却想只派一个单车使者去察访，即使选到了合适的人，也仍然有失体制而没有益处，何况选不到合适的人，那弊病将不在将帅，而在这个使者了。皇上采纳了公的意见，停止派遣抃。金国使者前来祝贺防庆节，皇上在郊礼散斋期间接受祝寿，按理不应奏乐。公请求命馆伴以礼义向他们说明，但议论此事的人担心由此生事，多数请求暂且奏乐。公又上奏说：“如果实在不得已，那么在祝寿之日设置音乐，宣读防庆节后停止；等到宴请使客时再恢复奏乐。这样或许对上天的诚意可以尽情表达，而用来礼待使者的礼数也不至于菲薄，他们自然会心悦诚服。”皇上准许了公的奏议，并且说：“宴殿虽进献御酒，也不要奏乐，只有对使者才奏乐。” 诸公却认为紫宸殿祝寿本来就是接待使客的礼仪，坚持原来的意见。公又不同意，独自上奏说：“刚刚奉到诏书，足以看出圣学的高明远远超过古代帝王，臣怎敢不奉行诏命？然而臣私下仍认为，更应先让馆伴把最初的意见告诉使者，等他们再三不听从，然后才采用现在的诏令，这样礼数才算尽到，而他们也……”不能没有任何言辞便贸然轻视他们，反而自己失礼去迎合他们。蒋芾仍坚持先前的说法，公争辩得更加激烈。皇上看着公说：‘可以立即告诉閤门照此执行。’公退下后又上奏说：‘他们起初未必一定想要奏乐，我们却看风色、迎合意思而自行主张奏乐，他们一定会笑话我们：身为敌国之臣，却损害事奉上天的礼仪。以后他们轻侮我们，还有什么做不出来？这一点尤其不能不请圣上留意。’皇上嘉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不久，皇上因郊祀时有雷震的异常现象，从宫中发出手诏告诫大臣。宰相叶颙、魏杞因此被罢免，公也等待治罪，却没有得到命令。过了几天，终于任命他为参知政事。公辞谢，迫不得已就任，对皇上说：‘执政大臣，只应当替陛下进用贤能、罢退不肖，使百官各自承担职务。至于应归有司办理的琐碎事务，从今以后应当每天加以省察，使中书省的事务稍微清简一些，而臣等可以全力处理当前最紧要的事情。’ 皇上十分赞同。有一天，审察吏部所注拟的知县，其中有年老而不能任事的人，公判令吏部改换注拟。吏员说：‘按惯例应当奏报。’公说：‘这哪里值得劳烦圣听？’第二天他取来奏牍，奏请今后这类事情不要再上报。皇上批准了他的奏议。当时有人把四明银矿献上，皇上命守臣查问究察，并且准备召来冶炼工匠在宫禁中冶炼。公上奏说：‘陛下留心各项事务，甚至勤于处理细小事物，到了这种程度，天下真是大幸。然而不致力于帝王的大事，却琐琐屑屑地过问有司的小事，臣恐怕有识之士会因此窥见陛下的用心。何况献矿的人害怕自己的话不能兑现，就会把山挖得更深，使役的百姓更多，百姓将有人受到伤害，这难道可以不考虑吗？天地所产之物，出产本来没有穷尽；如果像今天这样爱惜节制，数年之后自然会丰足。只要百姓安定、年成丰收，国家所缺少的，难道是财物吗？请直接把这件事交给明州办理，使它收取盈余来帮助国用，这样也不至于过分扰害百姓。’从臣梁克家、莫济都请求外补，公上奏说二人都是贤能之人，他们离去很可惜。大概近臣中有人靠传播流言、相互争斗使二人不安，于是公便和同列弹劾洪迈奸险谗佞，不宜留在君主身边，将他罢斥。

译七月，宰相蒋芾因服丧离职，公于是独自掌握政权。不久兼任知枢密院事，立即对皇上说：‘臣自从忝居执政之列，每次看见三省、枢密院受到宫中直接降下的指挥，只要有一点愚见，便一定秘密上奏，多次蒙陛下开纳，为此而中止执行。然而等到这样做时，已经晚了。如今臣以参知政事首员奉行政令，想请求从今以后凡有宫中直接降下的恩泽，如果尚未经过公议，请允许臣卷起收藏，不给同列看见，立即退还上奏，或者第二天当面进呈。’皇上说：‘你能这样做，朕还有什么忧虑？’公常常劝皇上亲近忠直之士，采纳谏诤，压制侥幸求进，整肃纲纪，讲明军政，宽减防务对民力的耗损；任用人才时，按照才干授予职务，从不要求一无所短。过去统兵官见不到执政大臣，无法辨别他们的才干。公每天召见三五个人，从容同他们交谈，观察他们才智所能胜任的事情，秘密记下，以备选用。减免福建钞盐的年度定额，停止江西和籴，减免广西折纳米的盐钱，并且免除各路多年拖欠的赋负，金钱粮食绢帛合计以亿万计。当时皇上对公的意见多有听从采用，大体上政事很归于中书省。不久龙大渊去世，皇上怜惜曾觌，想召他回来。公说：‘自从陛下把这两个人逐出，中外没有不称颂圣德的。’ 如今如果又召他们回来，一定会大大失去天下人的期望。臣请求先辞职离去。’皇上采纳公的意见，于是停止召回。殿前指挥使王琪奉命巡视两淮城壁回来，推荐和州教授刘甄夫。皇上命令召用他，公和同列请问推荐他的缘由。皇上说：‘王琪称他有才能。’公说：‘王琪推荐兵将官是他的职分，教官有才能，和他的职分有什么关系？’皇上说：‘你们可以召王琪来问。’公退下后召来王琪责问，王琪惶恐得不知如何回答。扬州守臣上奏说：‘昨天王琪传达诏令增筑州城，如今已经完工。’公向皇上请问，才知道起初根本没有这样的命令。公说：‘如果这样，就是王琪诈传圣旨，这不是小的利害关系。请允许臣等详细议论后上奏。’退到殿庐，派吏员召王琪来盘问，王琪叩头，汗流满面。公立即起草奏章说：‘王琪妄传圣训，移檄边臣增修城壁。这件事关系到国家的大利害、朝廷的大纲纪，也是陛下重大的号令。君主处理机务极其繁多，天下的真伪事情层出不穷，哪里是智力所能一一防范的？所能依靠的只是纲纪、号令、赏罚罢了。如今王琪所犯如此，考察他的案牍以及他所作的供词，前后互相矛盾，奸伪已经清楚无疑。’ 如果这种行为也可以宽许，那么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呢？臣等不胜恐惧，谨按律文，诈造制书的人处绞刑。惟愿陛下振作英断，早赐处分。’于是下诏削夺王琪的官职，罢免了他。在此以前，宫中秘密直接向各军下达的诏令，朝廷大多不知道。有个禁官张方，因为某件事情被查出。公正和同列上奏请求：‘从今以后，各部门承受御笔处分的事宜，都必须向朝廷申报，经奏请审议后才能施行。’尚未得到答复。到了这时，因王琪的事情又提出此事，皇上于是高兴地听从了。事情下达两天后，却又有诏令收回前命。公对同列说：‘反汗如……’[原文残缺]这一定是关牒送达宫内各部门后，有人不愿意，彼此串通而造成的。于是具奏说：三省、枢密院，是用来执行陛下诏命的；百司、庶府，是用来执行朝廷号令的。诏命必须出自陛下，号令必须出于朝廷，这样才能谨慎掌管出纳，杜绝奸欺。祖宗形成的法令，明白写在法令之中。近年来逐渐变得废弛紊乱。臣等昨天因张方的事情冒昧陈奏，到了现在过了一个多月，又因王琪奸妄的缘故，陛下赫然震怒，然后下达圣虑，这也已经审慎明确了。’ 圣旨也已经很明确了，中外传闻此事，没有不叹服的。然而昨天陛下对臣等说：‘宫中想取一饮一食，也一定要等申报审议，难道不会滞留吗？’如今又有这样的指挥。臣等所担心的是重大的命令，例如命令三衙发兵，那么枢密院不能不知道；命令户部取用财物，那么三省不能不知道。难道是为了宫禁中的细小事情吗？何况朝廷就是陛下的朝廷，臣等偶然得以充数其中，不过是替陛下传出、收进命令罢了。凡事奏请审议，是想由陛下作决定，臣等不敢想要专擅此权。何况这只是重新申明严格执行旧制，也不是创立新的条文而已。刚刚实行便又收回，内外都会惶惑，并且将因循观望，连旧法也一同废弃，成为后日无穷的祸害，那就是臣等的罪过大了。恐怕小人会因此抓住疑似之处，暗中进言，向上激起雷霆之怒；更希望圣明深加体察。第二天当面奏对时，皇上神色很温和，看着公说：‘朕难道会因为小人的话而怀疑你们吗？’同知枢密院事刘珙进对，言语恳切，终于触犯皇上的心意。退下后，皇上亲笔任命刘珙为端明殿学士，出任外地宫观。公立即把秘密具奏的奏稿藏起，说：‘前几天的奏劄，实在是臣起草的，刘珙和王炎只略微改了一两个字，就拿去进呈。’ 如果认为这有罪，那么臣应当先被罢免；如果幸而宽赦，那么关于刘珙的任命，臣不敢奉诏执行。’第二天又申说先前的意见，并且说：‘陛下即位以来，容纳谏诤，礼敬大臣，都是盛德之事。如今刘珙却因为小事触犯圣意而获罪到这种地步，臣恐怕从今以后大臣都会把阿谀顺从圣意作为保住俸禄、巩固职位的计策，这不是国家的福分。’皇上神色后悔了很久。公又说：‘刘珙正直而有才略，敢于承担怨恨，这是臣所不及的，希望暂且把他留下。’皇上说：‘事情已经办了，不想更改。’公说：‘刘珙无罪而离去，应当授予大藩，以保全进退的礼数。’皇上认为有理，于是任刘珙为江西帅。公退下后，又自我弹劾起草奏章、冒犯圣命并使诏命迟留的罪过，皇上亲笔写札挽留他。公请求不止，皇上说：‘你一定要离去，朕当勉强答应。’又说：‘从属你也可以暂且住在四明，或者在平江住一两个月再回来也可以。’公以平江事务繁重为辞，皇上让他自己选择两浙附近的地方，公因此请求四明，皇上才答应。公退下后便在家中等待命令，第二天皇上又派中使召公入宫奏事，迎上去对他说：‘朕昨天想了想，你不能离去；而且谏官陈良祐也上奏挽留你。这不只是朕个人认为不可，公议也认为不可以。’

译你还是免得辞职，为朕留下吧。’公请求更加坚决，皇上说：‘你即使请求一百次，朕也一定不答应。’公退下后又上疏，皇上亲笔在后面写道：‘你的忠实，朕一向明白知道；而辞位没有正当理由，多次挽留你却更加恳切，符合公论，应当不要再陈请。’公于是再不敢请求。过了几天，皇上告诉他将任命为宰相，公恳切推辞再三，皇上最终不答应，于是以乾道四年十月的制书授任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公任宰相，以任用人才作为自己的责任，所任命的官员都是当时的优秀人才，尤其压制奔走竞争，奖励廉洁退让的人。有的人才干可以任用而资历还浅，公就秘密向皇上推荐，退下后从不告诉别人。有的人忽然被召见、改升品秩、任命职务，却不知道推荐他的缘由。公每次接见朝廷官员以及从远方来的州牧郡守，必定询问时政得失和人才贤否。见到给事中、舍人，必定勉励他们说：‘朝廷的政令怎么能每件事都完美？主上听取谏言像流水一样，你们如果有意下不安，不要怕履行职责，朝廷只会听从正确的意见，绝不会因此认为忤逆。’又因为两淮没有设置防备，百姓没有坚定的意志，万一敌军到来，仓促渡兵，恐怕来不及应付，便奏请在扬州、和州各屯驻三万人，预先制定计划；仍登记家中有三名男丁的百姓，抽取一人作为义兵，授给弓弩，教他们战阵。农闲时给他们两个月的粮食，集合起来训练。沿江各郡也采用这种办法。诸将渡江时，就让义兵守城，以防缓急，同时暗中制约州兵彼此抗衡的祸患。两淮各郡的守臣，只应选择有才能的人，不应再拘泥于文武身份和资历；应当舍弃财赋方面的小利，允许他们自行任用官吏，略过小过而责求成功；务必使大军屯驻在敌我必争的要害之地，等待敌人到来决战，使民兵各自守卫城池，彼此形成犄角，以壮大声势。公又对皇上说：‘国家养兵耗费很大，募兵十分困难，只有这个办法可以保卫边面、壮大军势。然而乐于因循、害怕改变做法的人，都以扰民为借口。天下的事情想要成就大事，怎么能没有一点小的扰动？只要守臣选得合适，公心体国，不怕劳苦，善于安抚，训练有方法，自然不会造成大的扰民。’皇上心里也认为有理，下诏立即施行。然而最终被众人的议论所阻挠，公不久也离开职位，来不及实现。后来此事成功时，边地百姓侍旺带领众人来归附，北方统帅发文书索取他们。公认为只能用言语劝说，让他们回到北方，不可以逮捕押送，以满足敌方的意愿。皇上仍想粗略地遣送一百几十人去堵住敌方的要求。公说：‘粗略遣送一两个，已经会失去他们的心，使他们怀有愤恨；敌人知道我们这样做，索取一定不会很快停止。’ 臣私下料想，战争的祸端一定会从这里发生。这本来是想两全，最终却不免两方面都失掉。此事从头到尾曲折的道理虽然在我方，但敌方难道就能占理吗？如果姑且慢慢拖着不遣送，他们一定会担心我们有所防备，不敢立即行动。万一最终不得不用兵，却可以保全山东归正之人的心，士气自然加倍。’于是最终听从了公的计策。有一天，皇上依照祖宗旧制的御札，重新设置武臣提刑。公说：‘这一职务自景德以来，设置和废止并不固定；如今使用一名文臣，也没有缺漏的事情。额外增置官员，只是徒增烦费，没有益处。’于是停止设置。当时虞允文任四川宣抚，公推荐他的才能足以担任宰相。皇上立即召虞允文为枢密使。到这时公任左相，于是任虞允文为右相。这是乾道五年八月。虞允文任相后，建议派使者到金国，以收回陵寝为请求。公已经当面陈说认为不可，又亲笔上疏说：‘陵寝幽闭在远方，确实是臣子痛苦愤懑之事。然而在今天，金国正因为认为本朝有意用兵，正在从各方面备战；如果再以此事促使他们加快行动，他们或许先发动战争，而我方事情和力量还没有准备好，不知道用什么来应对。何况使者一旦出发，内外都会疑惑；即使果真得到所请，尚且算是有名义。’ 如果有意不答应，就会大大损害国家体面。而且天下人也会认为陛下舍弃大的事情而谋求小的事情。如果一定要派遣使者，就等侍旺的事情确定下来，或者借派使者祝贺新年之机，让王抃一同前往，先同金国的馆伴商议此事。或者让王抃借见金主的机会当面陈说这个意思；他们如果答应遣还，就有一定会照办的道理。如果他们不答应，那么希望陛下深谋远虑，舍弃小事而谋求大事。将来恢复旧疆时，陵寝本来就在计划之内。今天这样做，是贪图虚名而遭受实际祸害。臣私下替陛下感到危险。’皇上受到公的言语感动，此事得以稍稍缓办。不久皇上试射弧矢，有弓弦弹击的危险。公因为不能在事先陈说告诫，深深自责，秘密上疏说：‘陛下一个月来没有临御外朝，外面议论纷纷，这是由于臣辅佐无状，不能事先开诚陈说，以至于惊动圣体、损害盛德，实在不是小事。前些日子臣已经当面奏过，等待治罪，而圣体尚未安宁，不敢再请求。然而臣区区的愚见，不敢不先说出来，希望或许能够使圣心有所感悟；这样臣即使归死于司败，也没有遗憾了！臣听说，自古君主处在富贵崇高的极点，志得意满，道德不足以控制欲望，就会沉溺于游猎、声色、车服、宫室之中，不可能没有偏爱沉溺，也就不能成为德行完备的君主。’ 陛下忧劳勤勉，恭谨节俭，清静少欲，把前代英主所不能避免的一切欲望都屏弃了；只是对于骑射这类末节，仍然有所不能忘怀。臣知道陛下并不是以此为乐，大概是因为具有神武的谋略，立志图谋恢复，所以屈身从事于此，用来阅习武备、激励士气。然而如果真是这样，臣私下仍认为这已经过分了。弓箭的威力，虽然是圣人用来威服天下的手段，但本来不是帝王应当亲自使用的。一把剑的职能，吴起尚且以亲自执掌为羞，何况万乘之主呢？赵王喜爱剑，庄周便用天子的剑来劝说他；楚王喜爱射鸟，庄辛便用王者的射法来劝说他。陛下既然有意建立武功，如果真能任用有智谋的人作为心腹，凭借勇武之才作为爪牙，明确赏罚来激励士卒，扩大信义来安抚归附之人，那么英名和义烈不用走出宴席之间，敌人本来就已经会在千万里之外徘徊震恐了，哪里还需要在百步之内亲自奔驰射箭呢？太祖皇帝深深拒绝手搏进献，大概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何况陛下承继祖宗长期积累的福泽，肩负太上皇托付的重任，一身一人的行动静止，关系着宗庙社稷和百姓的祸福，难道能不自我珍重，以谋划天下长久的安定吗？

译今天这件事，还依赖天地和祖宗暗中降下庇护，才得以痊愈。假如万一发生比这更严重的情况，就会使太上皇忧虑，使四方闻见震惊；即使诛杀左右执弓射箭的人，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臣希望陛下常常把今天的事情作为后世永远的戒鉴，不仅要记在圣心，还要写在盘盂上，铭刻在几案和手杖上，不让自己片刻忘记，那么天下就大为幸运了。况且古代任命大臣，是要让他们早晚进献规谏来辅佐君德，纠正过失、匡正错误来使君主改正不当之处，希望他们能在君主的过失尚未形成时就加以匡正，不使它显露于外。唐太宗带着鹰将要打猎，见到魏征便立即停止；唐宪宗想游幸蓬莱，因为畏惮李绛而没有成行，这就是臣下规谏所产生的效果。臣地位卑微、声望浅薄，没有魏征、李绛二人那样刚正不阿、强行进谏的节操，以致陛下的过度举动已经显露在外；如今等到罪责将要及身才进言，对已经造成的过失又有什么补救呢？即便如此，被热汤烫过的人一定会先吹冷了羹，被桃子伤过的人有时也会因此戒备李树。弓箭技艺是人们平常学习、容易精通的，尚且不能免除今天的祸患，何况球鞠游戏本来对练武没有益处，而驰马射击的危险，又岂不是比弓箭更加严重吗？近来陛下也颇为喜好这些，臣屡次进言，却没有得到省察采纳。这次的过失，正是上天仁爱陛下，借此向陛下显示警戒，使陛下能因小事而戒备大患，实在是国家无穷的福分。陛下如果认真思考这次因缰绳而发生的变故，那么先前在奔驰跳跃、冲撞追逐之间，竟没有跌倒，也可以说是幸运了，难道不令人寒心吗？太祖皇帝曾因坠马而停止打猎，又因醉酒失误而戒绝饮酒，改过向善，片刻也不等待；这是子孙帝王万世都应遵守的大训。臣希望陛下克制自己，严格实行，一概以太祖为法，停止球鞠游戏，屏弃骑马射箭的习惯，谨慎遵守威仪礼节，研习经典训诫，那么盛大的德行和光辉将日益焕发于天下，从前的过失又怎么会损伤太阳和月亮的光明呢？后来曾觌任期已满，按照惯例公度估计他必将再次入朝，预先请求把他安排为浙东总管。皇上说：‘曾觌的意思似乎不想担任这个官职。’公度说：‘此前陛下罢免这两个人时，朝廷内外无不赞叹仰慕陛下的盛德；如今外间常常私下议论，认为曾觌一定会再回来，希望陛下暂且舍弃私人的恩情，以伸张公众的议论。’皇上称善，过了很久。后来皇上又用墨诏给曾觌加官，公度再次坚持说不可：‘如果一定要这样，也应当有一个名义上的防范。’适逢要祝贺金国正旦，于是请求任命曾觌为副使，回来后奏请按照惯例升迁他的官职，但最终还是重申了浙东的任命。曾觌仍然迟疑不肯离去，公度告诫閤门催促曾觌当天入朝辞行，曾觌不满地离开了。枢密承旨张说想替亲戚求官，畏惧公度而不敢开口。公度因请假在家，张说便请求右相，得到许可。公度听说诏令已经发出，便责问属吏并把诏令扣留。张说惶恐地到公度那里道歉，右相也十分惭愧，但仍替张说请求，公度最终没有答应，张说因此也深深怨恨公度。永阳郡王居广想替他的门客求任岳祠，先派人探问公度的意思。公度说：‘其他官职不可以，岳祠没有妨碍。’但居广畏惧公度严正，最终不敢开口。吏部尚书汪应辰推荐李垕参加制科，有诏命召试，权中书舍人林机说：‘李垕的文章学业未经后省评定奏闻，而且单独考试也不是旧例。’公度奏道：‘元祐年间谢悰也曾单独考试，林机大概是受人指使。’皇上让公度询问此事，才知道是林机和谏官施元之暗中谋划，借此阻挠汪应辰推荐李垕；皇上又没有把实情告诉公度。公度于是极力揭露他们的奸诈，皇上便下诏公布二人结党勾连的情状并罢免他们，朝廷内外都称快。然而汪应辰最终因与右相议事不合而请求离职。公度奏道：‘汪应辰刚强坚毅、正直无私，士人都归心于他，应当设法挽留他。’于是多次推荐汪应辰，认为可以任用为执政。皇上起初同意，后来却终于派汪应辰出任平江知府。从此皇上的心意更加倾向于允文，而公度也多次请求离职。第二年，允文再次提出先前的主张。一天，皇上亲手写札子告诉公度：‘朕深切思念祖宗陵寝，不能前往拜谒已经四十多年了。如今想派使者前去请求，你认为如何？’公度奏道：‘陛下为万机焦劳，每天都忙得没有空闲；又痛切思念陵寝，想要恢复旧有疆土。臣虽然疲弱驽钝，难道不知道应当激昂奋发、痛切悲愤，仰承赞助圣明的谋划，希望洗雪国家的耻辱吗？但是臣性情顽钝迟滞，对于国家大事，每每想谋求万全，不敢轻易采取试探性的行动。因此前些日子臣留在班列中当面奏请，希望等一两年，等他们的疑心稍稍消退，而我们的力量稍稍充足，然后才可以派使者前去。往返之间又要一两年，他们必然恼怒而出兵逼近我国，然后我们从容起兵应战，以逸待劳，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应战之兵，取胜的可能有十分之六七。如今又承蒙陛下垂问，臣的见解不过如此，不敢改变说法来迎合陛下的意旨，不敢模棱两可来求免罪责，也不敢侥幸行事而误了国家大事，惟愿陛下明察。’随后公度闭门上疏，请求一定离职。上疏三次，皇上才答应，于是任命他为观文殿大学士、福州知州兼福建路安抚使。临行辞别皇上时，他仍劝皇上远离奸佞、亲近贤能，整顿政事以平息战争，不宜轻率派遣泛使。然而公度离开后，允文便派遣使者，最终没有得到对方的要领。曾觌也被召回朝廷，于是建立节旄，历任使相而升至保傅，而士大夫没有谁敢进言。公度到福州后，施政崇尚宽厚，但对治理盗贼十分严厉。第二年，定海水贼倪郎侵犯闽、广，海道骚动不安。公度召来统领官郑庆，交给他方略；郑庆很是拖延，借口说风势不利。公度在庭院中竖起旗帜，观察旗帜所指的方向。郑庆知道不能欺骗公度，便昼夜不停地追捕，终于将盗贼全部擒获。海道于是平静，皇上嘉奖他的功劳，特意升任银青光禄大夫。公度极力辞谢，皇上不许。公度开始主持政务时，提出选人可以无事而获得岳庙俸禄，以及通过考核任期升迁改官，这太过侥幸，而且也不是祖宗旧法。他奏请革除这些制度，人们都认为恰当，但权贵大多不高兴，煽动形成浮泛的议论，四处游说。公度坚持不变，众人的议论也自行平息。大略计算，一年可以节省因冒滥而改官的人员三十名。到这时，不高兴的人正好趁公度离任，最终奏请改掉这一制度。公度仍上疏抗辩，说明其中的道理，但事情已经实行，来不及制止了。签书节度判官事尚大伸因事情触犯提举刑狱郑兴裔。

译郑兴裔查明了尚大伸的罪过，把这件事告诉公度。公度立即把他交给属吏审验讯问，尚未审完，宪司属官张位擅自召来狱吏，把郑兴裔的意图告诉他们。公度弹劾张位，并将尚大伸罢黜。郑兴裔的势力大为受挫，惶恐之下借口其他事情到旁郡巡按，以躲避公度。转运判官陈岘建议改行钞盐法。公度写信给宰执说：‘福建盐法与淮浙不同。淮浙的盐通行于八九路、八十多个州，地域广大数千里，食盐的人多，取盐的人也多，各种货物可以流通，所以盐利非常丰厚。福建八州中下四州濒临海边，已经是产盐的地方，只有汀、邵、剑、建四州可以销售；但那里土地狭小、百姓贫困，本地没有贵重货物，不能与其他路相比。况且四州每年旧额应当运盐一千三百万斤，实际运输仅达到九百多万斤，这是因为食盐的百姓有限，形势上不能再增加。然而漕司每年凭此取得三十多万缗，而四州二十多个县供应上下各种费用，都取自这笔收入。二三十年以来，州县稍微没有科派扰民，百姓也各自安定便利；这样看来，官府自行卖盐也并非没有利益。如今想改行钞法，拿它同其他路相比，而且在额定数目以外还责令增加销售以获取盈余，又暗中夺取州县每年的经费来补足数额，这是最大的不可以之处。有人或许说，官盐卖不出去，是因为不禁止私贩；如今如果稍微严厉一些，利润一定会增加一倍。这只是知道其中一点而不知道另一点。福建百姓贫困，上四州尤其严重；他们性情又强悍，轻视生命而喜欢作乱，除农桑之外，大多以私贩为利，往往一百几十人为群，手持兵器，官府无法禁止，只能托称收取鱼税，按量收一些税钱罢了。贫民既然有这条路可以自给，就不至于轻易去作奸犯科；官司又得到这些钱，也足以稍稍补助经费。如今想改行钞法，已经夺去州县的年度经费，又想严禁私贩，必然使税务常额亏损，而贫民没有生业，又将起来作盗。州县缺少用度，就必然横征农民；税务亏损，就必然加重征收商旅；盗贼兴起，又不知道增加的三十万缗收入是否足以抵偿调兵的费用。将来官钞或许滞塞而不能流通，就必然把任务摊派给州县；州县没有办法，必然压派给民户。本来是为了获利于民，反而会扰害百姓，这恐怕都不是变法的本意。希望朝廷再下令给有关部门仔细议论，或者让提出建议的人完全承担责任，必须能够证明此法确实可行，然后再施行，这样或许不会误事。’当时诸位公卿不能采用他的意见，但钞法果然没有实行。又过了一年，公度极力请求退居闲职，于是以提举临安府洞霄宫的身份回到私第。他的房屋只有几间，低洼狭小得厉害，但他安然自得，毫不在意。淳熙二年，再次任命他为福州知州，他辞谢而未获准，只好赴任。百姓熟悉他的政令，不用劳累便能治理好。刚到时府库已经空竭，公度节省浮费，也还不缺乏用度。有诏令要求全部征发本路海船和拣选中禁军、土军。公度奏道：‘陛下励精图治，约束自己而使百姓获利，对于军需费用也没有向百姓征取，只有海船一项还要借用民力，大概是不得已而为之。自从近来边事平息以后，通常三分调发一分来备守御，没有缓急之事便不全部征发，这番心意已经很厚重了。如今却只因教阅的缘故而三班同时征发，那些本来不当值班的人已经远出，哪里能立即回来？这样必然只是使他们的家属遭受追捕、拘系的骚扰。至于舵师、水手，他们的技术一向熟习，本来不需要教练，只是平日大多调动去办理事务；如今既然不能按照名册拘留他们，又怎么知道今天教练的人就是以后实际使用的人呢？对事情有什么补益，却造成如此大的烦扰！’况且去年朝廷怀疑州郡有所隐瞒遗漏，派黄飞英前去防守、召集和拘留，过了半年才释放遣散，商贾本来已经失业，如今又要一并征发，难道不会更加困苦吗？大略计算本路所征发的船有五百七十艘，使用舵师、水手一万四千人，留驻屯守五个月，犒劳、设置、借支等费用，朝廷经总制钱要花六十多万缗，米六七万多石，衣装、器甲以及州县的费用还不在其中。由这一路推算两浙，费用又应当增加一倍。何况民力不可不爱惜，大批人众不可轻易调动；无事便征发，习以为常，一旦有紧急情况，反而可能误事。哪里如把教阅完全交给州县，或者暂且征发一班，这样也不至于耽误事情；而船户既然受到优恤，将来有缓急，即使赴汤蹈火也不会躲避。至于拣选中禁军，已经实行征发，只是本路依山临海，民俗强悍，各处都有私贩和盗贼，全靠土军的力量加以控制。此前戚世朋奉命拣选，只想人数多，从未精心选择。福州十二寨合计一千九百人，而被拣选中的已有一千七百多人，所剩下的每寨不过十人。如今如果把拣选中的人全部征发，那么州县表里空虚，奸民得到机会，其祸害将不可胜言。希望允许留下其中一半，以备缓急。诏令全部施行。公度又曾奏道：‘本路上四州军以及江西、湖北各郡强横狡猾的百姓，许多是因为衣食不足而结伙为盗，盘踞险要之地，官军大多不能制服。’ 近来茶寇虽然平定了，但这类人仍然很多。与其放任他们成为盗贼，不如把他们收编为士兵。臣认为应当专门委托各路帅司、宪司，选取赋闲而有方略的官员以及有信义的土豪，不必拘泥于文官身份，让他们晓谕这些人，使他们各自献出所长，官府按照标准考核，收编登记。可以在他们手上刺字，安置在寨中训练，优厚地供给衣粮；其中特别出众的，提升资级，因事立功，再给予优厚赏赐。即使有小股盗贼，也责令他们负责收捕，必定可以讨平。将来有需要征发时，他们也一定会感奋而效力。这是消除盗贼、严整武备、巩固根本的一条策略。不久州境大旱，失火蔓延焚烧，又发生星陨、地震等异常现象，公度把这些事情全部上报，并且说：‘一夜之间，灾变两次出现。臣愚昧无学，不能推究休咎的端由，只感到非常恐惧。我私下估计陛下一定想听到这些事情，所以不敢不上奏。’皇上被他的话感动，恰好州学的校官有部纲到达所在地，皇上忽然召他入宫，详细询问公度的治理情况，随即亲自下札慰劳，赏赐带、笏、香药，非常丰厚。三年，太上皇帝圣寿七十岁，向全国颁布庆贺诏令，公度因为绍兴年间的从官身份，特意转任金紫光禄大夫。四年，他再次多次上章请求归老，皇上想答应，却为难于寻找替代者，迟疑了多日，才授任特进、提举洞霄宫。

译五年五月，起用公度判隆兴府，尚未赴任，又改任判建康府、江南东路安抚使兼行宫留守，并且诏令他赴京奏事。到达后，京城百姓聚集观看，无不感叹欢喜公度将要重新被任用。入垂拱殿应对时，皇上改变容色，增加敬意，命他就座，赐茶，传问得十分亲切。公度趁机从容说道：‘选择将领多半由公选定，臣听说许多将领都是通过行贿结交而得到任用的，像这样会严重败坏军政。’皇上说：‘大将相互结交，恐怕有的仍然沿袭这种做法；至于统领官以下，都是朕亲自选择的。前些日子郑鉴也这样说过，朕已经再三告诉他没有这回事。郑鉴是你的女婿，所以朕才提到他。’公度立即奏道：‘臣在远方，也听说郑鉴以小臣身份擅自议论朝廷事务。陛下和颜悦色地听取采纳，朝廷内外无不仰慕陛下善于纳谏的美德。然而各将领相互结交的弊病，陛下不能不察看。大概主持兵权的人如果不是凭才能而是凭财物贿赂得到任用，那么他的下属就不会服从，必然导致误事。’皇上说：‘确实如此。’公度又奏道：‘陛下选用人才，应当辨明邪正，但又必须由朝廷作出决定，才符合公众议论。听说曾觌、王抃招揽权势、接受贿赂，推荐人才，而都通过中批施行，外间议论纷纷，恩惠全归于这类人，诽谤却独自集中到陛下身上，这不是国家社稷的福分。’ 皇上说：‘小的差遣，有时勉强依从他们；至于较重要的任命，这些人哪里敢干预？’公度说：‘这些人未必敢在陛下面前公开论荐，但恐怕会探知圣意后向外传报。大抵宫禁中的事情，外间没有不知道的，都是这类人造成的，实在不是什么好事，希望陛下严加告诫约束。’皇上也认为他说得对。公度又奏道：‘近来发布的命令多不审慎，随即又更改。祖宗的旧例固然不能完全守住，而陛下即位初年努力革除弊事、可以作为后世法则的制度，如今也不能守住了。’皇上问是什么事。公度说：‘例如没有经过铨试不得注官，未历任不得由堂除授之类，如今都通过内降放行了。’皇上说：‘这确实是一时没有思虑周全的过错。’公度又奏道：‘贪赃的官吏最为可恶，近来也有已经勘察定案，却由内批直接改正处理的。这样一来，天下还有什么可以用来惩罚和劝善的呢？’皇上说：‘恐怕没有这回事。’公度说：‘臣知道那个人是谁，只是事情已经过去，不愿斥说他的姓名罢了。这些都是左右近侍损害政事的大问题，陛下不可不对每件事加以察看，防止它们从细微处逐渐发展。’皇上说：‘你说得非常恰当，朕如果知道，决不容许。’公度退下后，皇上派中使赐给他金器、犀带、香茶。第二天早朝辞行时，皇上说：‘你从远方来，能够相见，气色容貌不比过去差。今年多大年纪了？’公度回答：‘臣这条犬马之齿，六十六岁了。’皇上说：‘非常清健，可喜可贺。’公度于是奏道：‘臣离开国都九年，重新进入修门，见到都城粮食便宜、物价平稳、人情安定，唯独士大夫的风气大为改变。’皇上说：‘为什么？’公度说：‘从前士大夫奔走于曾觌、王抃门下，十人中只有一二人，还害怕被人知道；如今却公然趋附，十人中已有七八人，再也没有顾忌。人才的进退由私人门庭决定，是朝廷非常不好的事情。’皇上说：‘王抃那里，朕不敢说曾觌；即使有时有人请托，朕也多加抑制，从今以后不再听从了。’公度说：‘陛下的话虽然如此，可是外间喧传，说某人是由于某人的推荐，某人出自某人的门下。这些人的声势已经壮大，台谏、侍从往往也多出于他们门下，他们只要使个眼色就能如意，朝廷也只是听从他们的命令，没有人敢替陛下进言，天下颓靡不振，风俗日益败坏，这可怎么办呢？臣昨天所奏将帅行贿结交的事情，又尤其严重。不仅士大夫这样说，即使军中使臣、朝廷胥吏，下至役卒也都能说出来，唯独陛下认为没有这种事。’ 臣担心小人的奸诈计谋多种多样，巧妙地加以掩饰，使陛下唯独不能觉察，这一点不能不深入审察并严加禁止。陛下信任这些人，他们便破坏朝廷的纲纪，废弃有关部门的法令，败坏天下的风俗，使陛下的圣德受到牵累，臣实在为此痛心。愿陛下不要忘记臣所说的这四句话，常常留意于圣心，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皇上说：“卿到了建康，如果见到军队将领中有这样的情况，要一一奏报上来。”朱熹又奏道：“各路监司也希望精心选择，必须选用稍微熟悉政务、办事练达而又有风采的人，才可以任用。至于膏粱子弟，未曾经历民间事务，却掌握政权要职；他们的子弟和亲戚故旧，大多仗势胡作非为，成为一方的祸害。”皇上于是谈到人才，问朱熹是否认识某人。朱熹回答说：“臣一向了解他。如今正应当得到这样的人，把他们安排在朝廷各部门，那么就如所谓猛虎在山，野菜无人采食；汲黯在朝廷，淮南王便停止谋反一样。愿陛下留心。”皇上为此沉思了很久。皇上起初想为朱熹设宴，因为预防小病没有成行，于是命令二府在浙江亭设宴为他饯行。朱熹离开建康，到这时大概已经十五年了。父老乡亲为他的到来而高兴，他所到之处，人们往往成百地聚集起来，焚香迎拜，就像见到亲戚一样。朱熹处理政务平易、宽简，把没有名目的赋税全部废除了。府中有军队屯驻，过去常常成为百姓的祸害。朱熹于是发布命令，规定违犯者应当逮捕，按照军法处理。各军因此肃然。行宫的门锁钥匙，另外交给宦官掌管；留守接待他们，竟按照部使者的礼数。时节巡视殿中时，宦官摆下酒席，自己坐在东边，反而让留守充当客人，有时甚至邀请留守到自己家里饮酒。朱熹把这些做法全部废止，宦官渐渐不高兴，却也不能加害于他。建康与淮南只隔着一条水，每当听到边境方面的利害情况，朱熹没有不加以陈说的。他曾奏报说，北界有一百多名群盗，焚烧劫掠淮阴，杀人并劫夺囚徒，拘捕防守官吏；这是由于跳河盗马之徒给他们造成了可乘之机，请求加以严禁，并在沿淮各县酌量增加戍兵来防备。至于从北方前来归附的人，则应当加以慰问晓谕，却不要收留他们。朱熹又奏报说，枢密院近来下令各郡制造铠甲，本来已有规定的期限，但各郡争先恐后地希望得到赏赐，不能不造成追赶征集的扰民之事，请求下令告诫晓谕，以安定农业。况且从前罢兵到现在已经十五六年，各军制造的铠甲应当已经足够使用；而御前军器所的铠甲工匠又总共有三千五百人，如果以一百名工匠制造一副铠甲计算，那么按一年计算，如今制造的数量已经不止十四五万副了。行宫现有登记在册的铠甲四万副，如今各郡制造的数量估计也不少于三万副。希望陛下试着加以检查核实，如果确实足够使用，那么各州每年应当缴纳的甲叶、铁、炭等物资，或许可以隔年酌量减免，这也是稍微宽解民力的一件事。

译朱熹又奏道：“前些时候陛下深深想到各军中有些士兵人数众多、军饷不足以自给，特意下发缗钱三百万，交给三个总领司各二十万缗，让他们经营周转，每年取得五分利息，用来优厚供给军队，这实在是很大的恩惠。然而商人的利润不过十分之一，如今凭借总领所的权力，奉行朝廷命令，使用禁令来索取五分利息，势必会把商人的利润全部收尽，暗中夺取场务的税收，使道路上的人嗟叹怨恨，公私都陷于困竭。况且淮西总领司每年得到十万缗，把它分给两军，多的不过两千缗，少的甚至只得到一千缗。钱是朝廷用黄榜募集筹措的，使这些人整年仰望，所得却不过如此。得到的人既不足以认为这是恩惠，没有得到的人又有怨言，实在没有意义。请赶快停止这件事，每年由朝廷拨出交子三十万缗给一个总领司，其中一半供给士兵人数众多的各军，另一半用于大阅兵时激励、犒赏军队。这样不但名义正当、恩惠周全，也可以稍微振作士气，而且几路的平民和商旅得到的恩惠，又是无法计算的。”当时御前常常发布白劄子，大多由皇帝左右的私人携带传送，迎送馈赠的礼节，和对待王人相同。到这时，枢密承旨王抃派亲近的人带着白劄子来，官吏向朱熹报告旧例，朱熹把这种做法全部废止。于是上奏说：“号令出自君主，在朝廷施行，向朝廷内外颁布，这是古今相同的道理。有时遇到军国机密文书，或者皇帝在御前批示下达，就使用宝印签发执行；这是用来表示信用、防止伪造的。如今却直接用白劄子把诏令、承旨和处分事务的内容传送到数百里之外，臣不知道这样怎么可以。其间也有一些本来并不十分机密的事情，完全可以交给尚书省和有关部门办理。如今使用白劄子虽然没有明显的危害，然而白劄子既然已经取得天下人的信任，那么将来遇到紧急情况，有人伪造白劄子来支取钱物、调发军马、处置边防等关系国家重大利害的事情，怎么能保证其中没有伪造呢？如果是严肃而懂得体制的人，必须上奏审查，那么往来之间或许会耽误事机；如果是庸懦而没有见识的人，立即照办，那么真伪不分，难道不会误事吗？况且只把请示、禀报的文书交给来办差的人，或者让他带回原先承受文书的地方，文书是否送到也无法知道，这在事体上尤其不便。惟愿陛下明察并加以改正。”皇上亲自写手札，嘉奖、慰谕并为他的意见表示惭愧和感谢。朱熹不久又上章请求辞去职务，答复的诏书不准许。皇上又写手札交给三省，任命朱熹为少保，仍旧兼任判建康府，并加以恩典。宣布制书的那天，制文也是皇上亲自拟定的，大概是特殊的礼遇。朱熹竭力推辞，认为曾公亮说过，司空不是用来奖赏功劳的官职，最终没有拜受。如今的少保就是过去的司空，何况自己又没有功劳，怎么敢接受呢？” 皇上亲自写手札，恳切地劝谕了两三次，朱熹才接受任命。当时江东各郡都发生旱灾，南康、广德尤其严重。皇上下诏让朱熹预先讲求救荒的政事，朱熹奏道：“减轻赋税，放宽刑罚，以及督责并劝导富户分出粮食等事项，臣不敢不努力办理，也已经张贴榜文招引米商，并严令场务不得征税。但只怕救济粮食尚未到达，百姓已经流散，便再也无法收拢。希望从本路各州朝廷储积的粮食中借出米三十万石、谷二十万石，分发给州县，用于赈济和出售；同时还要继续用常平仓的粮食救济。”仍然要先张贴榜文向百姓说明，使贫民不至于流离，富家不敢囤积拒绝出售，商旅不敢抬价牟利。朱熹又奏请免除淳熙四年的夏秋拖欠赋税，暂时停止淮东和籴，暂缓征收零星的夏税，重申纳粟得赏的规定。皇上大多听从了他的意见；唯独关于借用储积米谷一事，朱熹前后上奏三次，言辞十分恳切激切，但朝廷中有不喜欢朱熹的人，最终只得到三万斛。人人都替朱熹担忧，而朱熹筹划处置得很有办法，运粮的船只四面汇集，境内安定，百姓没有流离迁徙，全都仰赖朱熹的恩德。淳熙八年正月，朱熹再次上章请求告老，皇帝多次下诏不准，而朱熹的请求更加坚决。二月，任命他为醴泉观使，进封申国公。他将要回去时，推荐本路的守令耿秉等五人，他们都依次得到提拔任用。淳熙九年正月，朱熹的年纪已经七十岁了。元旦，他就辞谢醴泉观使的俸禄，又上疏重申先前告老的请求，总共上表五次。皇上又亲自批示退回他的奏章。这一年举行亲祠，召朱熹入朝陪祀，朱熹竭力推辞，又三次上表恳切请求告休，都没有获准，于是又亲自写手札请求。皇上不得已，下诏让他以少傅的身份退休，进封福国公。有关部门按照法令本应发给他全俸，朱熹援引富弼文忠公的旧例，只接受少傅的俸禄，其余全部退还。淳熙十一年十月七日，皇上因为朱熹的生日，派使者赐给他手诏、金器和香药。淳熙十二年，皇上又下诏让朱熹陪祀南郊，并且将要增加太上皇的尊号，第二年应当举行庆祝长寿的礼仪。皇上对宰臣说：“陈丞相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了，应当赶快催促他前来。如果赶不上陪祀，也可以参加庆寿礼。况且举行这种礼仪，尤其看重元老在朝廷中。”朱熹拜表请求辞行，皇上又亲自写手札催促，末尾只写“交给陈少傅”，而不称他的名。朱熹最终恳切推辞庆典，庆典结束后，朝廷册拜他为少师，进封魏国公。朱熹推辞躲避了四次，才接受。淳熙十三年十一月，朱熹患病；二十一日病情加重，半夜写下一张纸给几个儿子看，说：“我的病恐怕不能自行痊愈，生死是命数，没有什么值得悲伤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我从寒门起家，做到三少之位，报效国家却没有功劳，反而承受荣宠，实在惭愧。如果能死在窗下，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遗表只须感谢圣上的恩德，不得借机请求给子孙恩泽。我死后一百天入葬，不要举行僧道追荐等事。我想用自身来率先改变社会上薄薄的风俗，你们不可以违背。没有功劳，没有德行，不得立碑请求赐谥。你们要努力学习，做善人；只有尽忠尽孝，才可以报答国家。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可以嘱咐你们的了。”妇女走出寝门，回头对次子朱守说：“遗表只须请求选用忠良、收复失地即可。”第二天早晨，朱熹整理好帽子和衣襟，神色气息安静镇定，安卧着去世了。此前，郡中镇山壶峰的一块大石崩落，声音传到数里之外；这一天大地又发生强烈震动，乡人认为是奇异之事。朱熹二十六岁开始做官，做官三十年后任宰相，任宰相两年后离开朝廷，离开朝廷十三年后告老，告老三年后去世。他去世时，大概七十四岁。皇上听到他的丧讯，面对辅臣长久地叹息哀悼，两次停止临朝视事，追赠太保，命本路转运司供给安葬所需。几个月后，朝廷下诏赐谥，最终以“靖共其位，文贤有成”两种谥法，为朱熹定谥为“正献”，并把制书送到他的宅第宣告。朱熹孝顺友爱、忠诚恭敬，出于天性；为人清正严肃，喜好礼法，整天没有懈怠的容态，即使生病时见到子孙，也一定戴好帽子、穿戴整齐；胸怀坦荡。

译他对待别人，无论年少还是年长，一概以诚实相待；他说出一句话，终身都可以兑现。平日居家时恭敬谨慎，说话仿佛不愿从口中说出；但在朝廷上却敢于直言，神色严正，分辨邪正，排斥权贵，没有什么顾虑和回避。向皇上当面议论政事时，他直接切中时弊；例如请求起用张忠献公、请求斩杀张去为、查办并驱逐龙曾、议论恢复奏审制度，以及极力论说近臣宦官专权、接受贿赂而买卖将帅等弊病，都卓越奇伟，关系到天下的安危和政治的治乱。当时皇上的意思虽未立即接受，他一定恳切请求再三；但他内心平和、道理通顺，面色温和、气息平静，没有用激烈攻讦来博取声名的意图，皇上大多喜欢并采纳他的意见。他处理国家事务顾全大局，务求持重，不采取侥幸取胜、苟且求成的办法；在中书省尤其重视爱惜名器，裁抑侥幸求进，把这些作为主要事务。小人多不喜欢他，而圣明的君主却独自深知他，因此他在外任职多年，皇上的眷顾礼遇反而更加深厚，年节时赏赐、慰问从未断绝。他六十七岁时就向朝廷请求告老，皇上挽留他，情意十分深厚，而且多次称赞他忠诚不欺，是当今的贤相。朱熹的儿子朱守以赏官身份在宗正寺任簿，入殿奏事时，皇上对朱熹问候得十分优厚；召他入朝陪祀，大概是将要向他咨询访问，可是朱熹因病不能前往，天下有志之士至今仍为此遗憾，但他们遗憾的并不是朱熹个人的得失。朱熹性情宽厚宏大、简朴淡泊，没有偏私的喜怒；对于天下士人，表面上好像没有亲疏之别，但内心爱惜贤才的心情其实十分深厚。他在当时推荐、提拔的人才很多，却都不把这件事告诉别人。像我朱熹这样不肖的人，朱熹前后大概曾经三次推荐我；他赴建康时与皇上的对答尤其恳切，但我都不知道。朱熹一向与故端明殿学士汪应辰公、敷文学士李焘公交好，曾说：“我担任宰相而有幸没有举荐错人，是靠这两位公的力量。”他对别人没有怨恨厌恶。钱端礼曾经阻挠朱熹，洪迈也与朱熹不合，但他们后来入朝任相，朱熹仍都把他们安排在有名望的藩镇和大郡任职。治理郡县时，他崇尚教化；百姓之间发生骨肉诉讼，他亲自用义理反复劝导譬喻，争讼的人也都悔悟感泣而离去。他所到之处，百姓一定相率为他建立生祠，并立碑颂扬他的德行。朱熹听说后，立即命令禁止，并把碑打碎。平日生活自奉十分俭约，说话、谈吐和举止都没有改变乡里的旧习惯。每餐不过一块肉，有些衣服穿了二十多年也不更换。晚年修建宅第，也不追求华丽奢侈。僮仆不过几个人，而且都谨慎诚实、忠厚朴实。门庭寂静，经过的人有时不知道这竟是宰相的家。俸禄和赏赐送进门后，大多用来施舍。朱熹抚养爱护宗族，恩意十分周备。内外亲族中有缌麻、功服等丧事，他一定穿素服直到服丧满月。他多次任官，从不接受馈赠。建康各部门按惯例都有每月的饷钱，朱熹不愿显得与众不同，便另外储存起来，用来周济往来的贫困士人。将要离开时，所剩的几万缗钱全部归入公帑。他对外物淡泊，没有什么爱好，唯独喜欢阅读书史；即使生病仍不放下书卷。他的学问一概以圣贤为准则，对于佛教、老子的学说，从来没有深入过问。曾有诗说：“我正走孔孟之道，还没有闲暇把粲、可作为老师。”这足以看出他的志向。他有遗文二十卷、奏议二十卷。娶聂氏，封为唐国夫人。儿子五人：朱寔，朝奉郎，通判泉州事；朱守，承议郎，权发遣漳州事；朱定，承奉郎，有志于学而早逝，我朱熹曾为他墓穴撰铭以哀悼。朱宓、朱宿都是承事郎。女儿四人：长女嫁进士黄洧，次女嫁故著作佐郎郑鉴，第三女嫁太常少卿罗防，幼女嫁奉议郎、通判漳州事梁亿，罗防尚未成婚。孙子四人：朱垕，承务郎；朱址、朱坦都是承奉郎；朱塾尚未做官。孙女六人：长孙女许配修职郎、泉州司户赵善绰，其余尚未订婚。朱熹从金陵回来后，就预先置办了棺材和寿衣。朱熹曾游览乡县保丰里龙汲山的妙寂僧舍，喜爱那里的山水，在那里徘徊游览了很久，便命人修建寿藏。朱熹去世后，几个孤子全都遵守他的遗训，只在百日后下葬。考虑到墓葬可能不能如愿，于是于淳熙十五年七月二日奉朱熹的灵柩下葬。因为我朱熹早年承蒙朱公知遇，晚年尤其受到他的厚待，他把家传交给我，让我记述他的事迹以报告太史氏。我不敢推辞，只把这些事情如实记在上面，等待采择。谨此撰写：淳熙十五年十二月日，朝奉郎、直宝文阁、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朱熹状。《晦庵集》卷九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