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晦庵集卷七十一宋朱子撰杂著

译中恐怕有不正确的地方，希望您赐教。”我回答说：“大凡解释经书，只要纲领正确，那么一句一义之间即使有小的失误，也没有多大妨害。侍郎所著的书，却是在纲领处有可疑的地方。”林问：“什么叫纲领处可疑？”我说：“《系辞》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是圣人作《易》的纲领和次序，只有邵康节看得明白。如今侍郎却把六画的卦当作太极，把其中包含的两个经卦当作两仪，又取两个互体合起来当作四象，再把两个经卦和互体颠倒组合起来当作八卦。若论太极，连一画也还没有，哪里会先有六画的卦呢？这样恐怕把次序说倒了。并且如果这样解释，就是太极包含两仪、两仪包含四象、四象包含八卦，同圣人所说‘生出’的意思也不同了。”林说：“正因为包含它，所以能够生出它；包含和生出其实是一个意思。”我说：“包含就像人怀孕，孩子在母亲体内；生出就像人生孩子，孩子在母亲体外，恐怕二者不同。” 林说：“您说太极连一画也没有，这就是无极了。圣人明明说‘《易》有太极’，您却说‘《易》无太极’，为什么呢？”我说：“太极就是两仪、四象、八卦所依据的道理，不能说它没有，只是还没有可以称说的形象罢了。所以从这里生出一阴一阳，才成为两仪；四象、八卦又从这里生出，都有自然的次序，不是凭人的力量安排的。然而自孔子以来，也没有一个人看清楚这一点，直到邵康节以后才把这个说法阐明，极有条理，意趣也值得玩味，恐怕不能忽略，应当再详细考察。”林说：“我写这部书，正是想攻击邵康节。”我笑着对他说：“邵康节不是容易攻击的，侍郎还应当更加仔细。如果不改变这种论断，恐怕最终会被有见识的人笑话。”林勃然变色说：“正是要让人笑。”又谈到《西铭》，我说：“其中没有什么可疑之处，只是侍郎没有明白它的文义，所以不免产生疑惑。其他地方我没有暇细加辨析，只有‘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一句完全读错了，这尤其清楚地违背了原文的意思。原文大概是说，人人都是天地的子女，而大君是天地父母的嫡长子，也就是所谓宗子、具有君主之道的人。所以说‘大君，就是我们父母的宗子罢了’，并不是像侍郎所说的，既成为父母，又降下来成为子女。” 林说：“宗子怎么会是嫡长子？”我说：“这里正是拿继承父亲宗庙的宗子作比喻。继承父亲宗庙的宗子，兄弟们都以他为宗，除了父母的嫡长子还能是什么？这种事别人姑且不论。或许是我不明白侍郎以礼学著名，难道您自己还不明白吗？”林于是低下头，无话可说地离开了，但神情很不平静【黄中《西铭说》说：近世士人尊崇横渠《西铭》，超过六经；您读过后有所疑惑，姑且提出疑难来请教。《易》说：乾刚健，坤柔顺。乾为天、为父，坤为地、为母，所以凭借柔顺与刚健的最高本性，而有天地父母的伟大功用。它所称的名号虽小，所取的类别却大，这就是所谓的道理。如今《西铭》说：乾为父，坤为母，把乾坤作为天地的名称，这就不是《易》的本义了。既然说乾为父、坤为母，那么所谓“我如此微小，却混然处在其中”，对于伏羲的八卦、文王的六十四卦来说，究竟属于什么名称和类别呢？当太极的质朴状态尚未分散时，老聃称它为混然成列，庄子称它为混沌；这是混然无间、不能够加以命名说明的状态。既然已经分判为两仪，那么轻清的上升为天，重浊的下降为地；人居其中，和禽兽草木一样共同生长，但又有不同。怎么能同天父地母混然处在一起呢？】

译又说：“天地之气充塞于我，我的身体就是天地；天地的主宰，我的本性就是它。”这话的思想脉络出自《孟子》。《孟子》说浩然之气，培养它而不损害它，就会充塞在天地之间；又说志是气的统帅，所以志向到哪里，气就跟随到哪里。如今舍弃气而谈身体，就已经不是《孟子》的本义了。它的意思大概是偷取了佛教所谓“佛身充满法界”的说法；但佛教所说的佛身，是指道体，道作为本体，扩充起来，即使充满法界也可以。如今说“我的身体”，不过是七尺之躯罢了，说它充塞天地，不是妄诞吗？至于说“天地的主宰，我的本性就是它”，更没有依据。《孟子》以志为统帅，是说气如同三军听命于志，只随志向而行。如今舍弃志而谈本性，那么人在出生时本来寂静，尚未感受外物而有所发动，又怎能谈论它要趋向哪里呢？它所统帅的又是什么呢？何况把天比作父、地比作母，却说我才是它们的统帅，那就成了只有儿子发话而父母不敢违背，不也是妄诞吗？又说：“百姓是我的同胞，万物是我的同伴。”国君，是我父母的嫡长子；大臣，是嫡长子家的辅佐者。如果因为百姓和万物都共同生于天地之间，就说百姓和万物都是我的同胞，那么如今说“万物是我的同伴”，与“同胞”这个名称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要另立“同伴”这个名称？如果说“国君是我父母的嫡长子”，究竟是把国君当作父母，还是当作嫡长子？《尚书》说：“只有天地是万物的父母，只有人是万物之灵；真正聪明的人成为君主，君主成为百姓的父母。”这正是《西铭》建立其说法的依据。然而一会儿把君主当作父母，一会儿又当作嫡长子，亲疏、厚薄、尊卑关系怎么如此紊乱呢？这实在是太不加思考了！父母可以降为嫡长子吗？嫡长子可以升为父母吗？这种颠倒名分、扰乱伦理的做法，是名教的大敌。学者将从中取法什么呢？又说大臣是嫡长子家的辅佐者，那么嫡长子有辅佐者，父母却没有；不但没有辅佐者，甚至也没有父母了，岂不可悲！《孟子》说：“杨朱主张为我，是目无君；墨子主张兼爱，是目无父。无父无君，就是禽兽。如果邪说欺骗百姓，充塞仁义之道，就会出现率领禽兽吃人的事情。”我对于《西铭》也要说：尊信《西铭》的人，不能不加以辨析。予从临安回来后，有客人询问这件事的曲折。事情已经过去，本来没有什么值得说的，但恐怕学者会对邵氏、张氏之学产生疑惑，于是命皃辈把这些话记录下来给他们看。客人于是问道：“关于太极的论说，我已经听说了；所谓嫡长子的说法，大概就是庄子所说‘知道天子和我都是上天所生的儿子’，您为什么不引用它来帮助夫子的说法呢？”我回答说：“庄子知道天子和我都是上天所生，却不知道嫡庶、长幼的区别；知道举手跪拜、曲身俯首是做人臣的礼节，却不知道天理从哪里产生。因此，他常把不能实行于世的东西当作内在的正直，认为自己与天为徒；又常把不得已而勉强实行的东西当作外在的曲从，认为自己与人为徒。若按他的说法，就是臣子在内心里固然把君主看作与自己同等的平辈，表面上却故意作出不合真情的样子来虚假地尊奉他。”《孟子》所说“杨朱主张为我，是目无君”，正是说这种情形。他与张子所说“天理本一而具体分殊”，哪里可以相提并论呢？从前我写《宋君事后》，本想发挥这个意思，于是又把这番说法一并记下，等待同道之人考察。记述濂溪传。戊申六月，我在玉山偶然遇到洪景卢内翰，借到了他所修纂的《国史》。其中有濂溪、程氏、张氏等人的传记，都完整记载了《太极图说》。大概濂溪从此才得以立传，修史者在这件事上是有功劳的。然而这篇文字原来的第一句只说“无极而太极”，如今传记所载却说“自无极而为太极”，不知道依据何在，为什么平白增加“自”字。原文的意思已经如此亲切、浑全、明白，浅陋的人还要妄加讥议；若再增添这个字，对前贤造成的累害、给后学带来的疑惑，就更加严重了。我认为应当请求改正，但有人认为不可改。从前苏子容特意因为替父亲辨明诽谤，请求删去《国史》中所记“草头木脚”的话，神祖尚且俯允了。何况这关系到百世以来道术的渊源呢？正应援引此事为例，便没有不可改正的道理。记旌儒庙碑阴文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月〕 欧阳叔弼所作《集古录目》说：“旌儒庙，是秦朝坑杀诸儒的地方所建的庙。”杜佑认为，儒者不居其位，却评论当世是非，因此自取祸患；他又引后汉党锢之祸，以高谈阔论、激烈攻讦为戒，把这些话刻在庙碑的背面。我认为杜佑的见识志趣既然如此，这就是他后来为伾、文之党效力，并受到“随人执下”讥讽的原因。叔弼写这部书，只记姓名、事目、年月、州里，唯独对这里详尽记录这些话，难道也是认为杜佑的话有弊病吗？还是认为这些话正确，所以保存下来呢？偶然读书随笔。

译《吴执中传》载于《徽宗实录》第八十八卷、《国史》第九十三卷，与他的家传都能相互印证。但家传说：吴公因为防务问题，超过一个月不上朝，已经有人对此表示疑问。一天，他当面奏论边防利害，并涉及一两位大臣，皇上不高兴。第二天被降职为滁州知州【大观三年十月二十五日下诏】。又载，十月二十二日奉圣旨说：吴执中刚任中宪，议论刚正，凡是陈述的事情都毫不顾忌，很有古代正直之风，于是下诏褒奖他。后来仅过了两个多月，却没有任何建言。一日入朝答对，所奏陈述毫无根据，受邪说迷惑，顿时失掉了操守，可以降职为和州知州，代替蔡嶷，并仍按限期谢辞，限期内出国门。蔡嶷另行安排差遣【这件事必见于省劄】。传记又说：起初蔡京忌恨张康国，便引荐吴执中进入言官之列。吴执中弹劾刘炳兄弟不埋葬父母、服丧成服，以及宋乔年父子的过恶，两人相继被罢黜。刘炳和宋乔年都是蔡京一党。后来皇上对执政大臣称赞吴执中不阿附，张康国奏称他的意图在于驱逐自己。张康国的奏章果然上呈，皇上发怒，认为吴执中心怀谗毁，于是出任滁州知州【这件事不知道依据何在，但文意前后取向不合。吴执中本来就是蔡京引荐进入言路，让他攻击张康国的；如果如此，就不应先攻击蔡京一党而后再涉及张康国。家传又说：政和改元时，星象显示有变，吴公认为推究灾祸的根源，实在始于蔡京，于是列举蔡京的命令失信、刑罚失当、国库空虚、民力困乏、农桑失业、财货不通，以及在偏远荒芜而无用的地方不断追办兴建等罪状，请求降蔡京五官，任太子少保，退居杭州。又载御笔说：近来由于旧日宰辅蔡京擅自作威作福，傲慢而不悔改，多次引起人们的非议，因此剥夺官职，贬斥出京，申明国家法令，以示惩戒；还担心仇怨之人乘机发泄愤怒，搜罗旧事，接连弹劾，互相落井下石，弹击不停，只图满足报仇的私心，愤怒得忘了对大臣体貌相待的旧有原则，以致矫枉过正，疾恶太甚。应当宽宥他，以曲折的方式顾全始终。你们这些台臣，要明白听从我的命令【大观四年】。而传记说：彗星出现，皇上察觉蔡京的奸邪，想驱逐他；言官接连不断地弹劾蔡京，吴执中上章说进退大臣应当顾全体貌，于是皇上为蔡京降诏，蔡京因此没有被重贬【这与家传也不同。然而吴执中后来因不弹劾张商英而被贬黜，便不是蔡氏一党了，不知道本传依据什么写成这样】。吴执中曾推荐游酢代替自己，又曾与开封尹一孝寿共同审讯陈正彚告发的变乱案件，执中秉持平心处理，使获罪者自己认为并不冤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十八卷、九十三卷、一日、三年、十月、二十五日、二十二日、两月〕 吴执中曾经论奏花石纲的诏令，诏令随后就被废止；以后每当有所索取，他一定告诫左右说：“不要让吴某知道。”翰林学士张阁等人出任杭州知州，辞别皇帝时请求兼领花石纲事务，从此应奉之事更加炽盛，已经不可挽救。吴执中曾论奏郭天信的罪恶，但言官认为他和商英都是郭天信所荐，又与吕惠卿是儿女亲家。吕惠卿遭逢时机而得到皇帝宠信，他所推荐的人没有不被任用的。吴执中在选调任官期间，从未依附权贵来谋求进取【以上均见家传】。御笔说：“卿前日入殿奏陈，曾经任学事官，如今已经被罢免，姓名可以亲自写在实封中呈进。”臣谨奉御封【下文如此】以上臣昨日当面奏陈的事情，系荆湖南路提举学事胡安国谨具奏闻【“一孝”一字，另一本空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年〕 吴执中的儿子吴岩夫，于政和七年十一月授考功郎官，出自太师鲁公蔡京门下。我曾在彭世英家见到余深讨论给蔡卞定谥号“文正”的文字，也讨论魏征依据《小戴礼》综合分类而不合伦次，另作《类礼》二十篇，数年才完成。太宗赞美这部书，把它抄录收藏在内府。如今这部书再也看不到了，实在可惜。王彦霖所撰蔡确的词，是邵武大干高宇所作；他家还保存着遗稿【方伯谟曾经见过】。乙卯年十一月四日，詹元善说：“去年我听李兼济说，寿皇曾派一个小宦官，以中原的事情询问平江何蓑衣。何蓑衣给他纸笔，口授几句话，叫他写下来进呈，说：‘贺新郎，贺新郎。孙男拖白，不终场，不终场，未便休。雄豪分裂，争王侯，争王侯，闹啾啾。也须还我一百州。’寿皇把它拿给兼济的父亲秀叔参政看。后来过了几年，金国储君允恭死去，金主完颜雍也死了，孙璟继承帝位，这就是所谓‘孙男’。难道孙璟将不能终其位，而中原分裂，黄河以南以北将要重新归还给我们吗？”元善又见过一本奇异的书，说：“火龙变化，丹蛇腾跃；青羊徘徊，乌牛耕作；黑猪冲突，青鼠平定。”也不知道这些话究竟说的是什么，姑且一并记下，三年以后再拿出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年、二十篇〕 佛教中有个名叫清草堂的人，在丛林中颇有名望。他刚开始学习时，似乎没有什么领悟。有人告诉他说：“你没见过猫捕鼠吗？四只脚紧贴地面，头尾保持一条直线，眼睛一眨不眨，心里没有别的念头。正因为它不动，一旦行动，老鼠就无处逃脱。”清草堂采用了这番话，于是有所领悟。他所学习的虽然与我们不同，但他获得领悟的方法，却没有彼此的差别。学者应当以此自我警戒。〔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一月、四日、三年〕 闽中人李复，字履中，曾经认识横渠先生。绍圣年间任西边使者，博闻强记，善于写作。如今信州有一部《潏水集》，就是他的文章。其中有一篇论孟子养气，说：“行动一定依据道理，所以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没有忧虑，也没有恐惧，这样的气难道还不充盈吗？”所以说：“这种气是由不断积累义理而产生的；如果舍弃这一点，那么明处有人，暗处有鬼，都会从内心责备自己、感到惭愧，气也因此受到阻塞。”所以又说：“没有这些，气就会馁弱。”这番话虽然粗疏，却抓住了关键。近世儒者的议论，大多因立意过高而失之偏颇，严重的甚至流入老庄之学，却不知道李复的说法反而更为正确。可惜这些议论夹杂在诗文的繁杂内容中，学者有时不去阅读，所以特意把它摘录出来。蜀人冯当可的文集名为《缙云集》。集中有一篇封事，结尾说：“臣先前所说，希望陛下移驾建康，选择将领、训练士卒，任用张浚、刘锜总领各军，节省费用，削减宫廷开支以充实军费，这些都是具体事务，不是事务的根本。只有希望陛下远离巧言谄媚之人，疏远近幸宦官，清心寡欲来面对事变。”这就是兴办事业、建立功业的根本，也就是《洪范》所说“皇帝建立大中之道”。这些话是在绍兴庚辰、辛巳年间上奏的，他的谋划和议论都奇伟而切实恰当；至于所说“皇帝建立大中之道”，又深刻明白治理国家的根本，稍微懂得经书的意思，古今论说《洪范》的人很少能达到这种程度。我曾经写过《皇极辩》，与他的说法暗中相合，因此把他的这段话写下来，用以证明我的观点。从前我见汪端明曾称赞此人，对他十分敬重，如今看来果然没有说错。

译《说文解字》说：“‘防’，是振动的‘防’字，从‘肉’部，‘入’声。许讫反切。”东坡怀疑“防”字从“入”没有理由作为声旁，于是说舞蹈必定以八人为一列，便认为“佾”就是“防”字，从“八”、从“肉”。如今考察，这只是《说文》的错误，东坡怀疑它是对的，但他解释成这样的理由却不对。如果把“八”看作今字，把“肉”旁的“兮”省略作为声旁，正好得到“许讫”的反切。“防”又从“人”，于是成为“防”字；大概所谓“振”，就是人振动的意思。然而如今的《说文》看不到“佾”字，东坡说《说文》中有它，具体情况不清楚。仔细考察“防”字，它其实就是“肸”字，所以《说文》只有“防”字，没有另列“肸”字。东坡怀疑“佾”就是“防”字，也不对。《汉书·武帝纪》说“防”，但如果确实有所闻，也应是“肸蠁”之义。东坡又说：“《宋书·乐志》认为房中乐不是后妃之事，大概是《周礼》注释的错误，这个说法很有道理【应当考察】。武庚就是禄父，东坡却认为是两个人，恐怕另有依据。”【以上都见于泉州舶司所刻《雪堂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人〕 东坡亲手写的烹煮猪肉方法，引《孟子》说：“心里不要忘记，也不要助长。”由此可知，前辈读这句话，都依照古注，把“勿正”作为一句，绝不是只有程先生这样读。写成“正心”的说法，难道是从王氏开始的吗？但从文章气势来看，也未必完全没有这种读法，不能直接说它错，所以我在《集注》中把两种说法都保留下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人〕 会稽的官府刻书中有一部《子华子》，说是程本字子华所作，也就是孔子曾与之并车交谈的人。好奇的人大多喜欢称道它。依我看来，它的文辞故意写得艰涩，但道理其实浅近；文体刻意追求高古，气势却实在轻浮。它的道理多取自佛教、老庄、医卜之说，语言多使用《左传》《汉书》中现成的文字。它的粉饰润色、俯仰姿态，只像近年后生擅长模仿改写的作品。不仅绝不是先秦古书，也不是一百几十年前的文字。推究它产生的原因，只是因为《孔子家语》等书有孔子与程子倾盖而谈的记载，却没有说明谈了什么。因此好事之徒妄自猜想：此人既然受到先圣的赞许，必定是当时的贤者，便可以借助圣贤名声来迷惑世人，于是伪造此书流传。它和麻衣道者的情况正相同：麻衣道者本来没有留下言语，只因小说有陈希夷向钱若水询问骨法的故事，于是南康军人戴师愈便伪造《正易心法》一书来托名于他。关于《麻衣易》，我也曾经辨析过。不过戴氏为人朴陋，我曾认识他；他的书鄙俗浅陋，不足以迷惑人。这个《子华子》，估计一定是一个很能写文章的人所作，语言精美华丽，远远超过《麻衣易》。例如它论说《河图》：“二和四环抱九而向上，六和八踩着一而向下沉，五居于中央，三支撑着七”，巧妙得太过分了。正因为巧得过分，所以知道它不是古书。它又把《洛书》当作《河图》，仍然沿袭刘牧的谬说，更足以看出它是近世的作品。有人说王铚字性之、姚宽字令威多作伪书，两人都住在越中，恐怕这书出自他们之手；但又恐怕这不是他们所能达到的水平。像《子华子》这样的书，现在也无暇详细评论其中说法的是非，只看它的几篇文章和前后序文，显然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前一篇假托刘向所作，却和刘向其他著作很不像；后两篇托名无名氏并写有年月，也都是假托而成，体例很像世间匿名书。至于开头所谓“风轮水枢”，正是综合佛教说法而来。结尾所说宗君二祥、蒲璧等事，都是剽窃其他书籍，拼凑附会而成。它自述出处的文字，又与《孔丛子》记载子顺的事迹大致相似【《孔丛子》也是伪书】。它又说有人对赵氏宗族有大功，指的就是程婴。但考察《左传》，赵朔死后，赵氏家中发生内乱；赵朔的弟弟们有的被流放，有的死亡，而赵朔的妻子是晋君的女儿，所以武从母亲被养在公宫中。哪里会有所谓大夫屠岸贾发兵灭亡赵氏，而程婴、杵臼以死保护赵氏的事情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年〕 况且它所说的“有大功”，又使用了吕相《绝秦书》中的话，这种说法不值得相信，已经十分明显。可是近年以来，博学老成之士也有人相信它，实在奇怪。至于引用它的说法来证明自己姓氏的来源，那又是欺骗自己的祖先了。总的说来，学习却不知道根本，沉溺于偏爱，又总想专门说出众人不知道的事情，以此自夸博学，所以弊病必然发展到这种地步，难道不应该警戒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一篇、二篇〕 有人说，程邑在雍州以东二十里，是王季居住的地方；又引用苏黄门的诗说，周代的程邑就是汉代扶风郡安陵县。我考察雍州的境界，东起西河，西至黑水，南北延绵数千里，不知道所谓“州东二十里”是从什么地方计算这段里数的。如果指的是丰、镐，那么经书和传记从未明说那里是雍州的治所。又考察《汉书·地理志》，安陵在长安以北四十里，不应说成在东面。再考察《皇矣》这首诗，它是在文王攻克密国以后所作，也不能说是王季居住时的作品。然而我想这句话必定有所依据，只是“州”字应当是衍文。所谓“雍”，是扶风郡的雍县，该地也在长安以北，计算起来与安陵相距不远，所以可以引用来互相说明。只是“王季”的说法，恐怕另有依据，但还不知道它与诗的说法哪个正确【应当考察】。有人说，程邑在雍州以东二十里，是王季居住的地方；又引用苏黄门的诗说，周代的程邑，就是汉代扶风郡的安陵县。我考察雍州的范围，东起西河，西至黑水，纵横延伸数千里，不知道所谓“州东二十里”，究竟是从什么地方计算这二十里。如果指的是丰、镐，那么经书和传文起初并没有明说它们是雍州的治所。又考察《汉书·地理志》，安陵在长安以北四十里，不应说在长安以东。再考察《皇矣》这首诗，此诗是文王攻克密国以后所作，也不能说是王季居住的地方。然而，料想这句话一定有所依据，只是“州”字应当是衍文。所谓“雍”，是扶风郡的雍县；这个地方也在长安以北，计算起来与安陵相距不远，所以可以引用它来互相说明。只是“王季”的说法，恐怕另有依据，但也不知道它与诗中的说法究竟谁对谁错【应当考证】。上虞、余姚这两个县，都以舜命名；上虞的村落中又有一个称作“百官”的地方，民间传说那里是“百官”放牧牛羊的地方。有人说，四周有许多舜的遗迹，推测是舜的子孙受封之地，这个道理或许说得通，但已经无法考证了。大抵地名和古迹，也有很多是沿袭传说而产生讹误的。例如《子华子后序》竟说鬼谷子居住在今天信州的贵溪县，大概是根据当地图经的说法，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呢？拿其他书来考察，名为“鬼谷”的地方一共有好几处，我怀疑这只是民间相传为鬼怪出没之地罢了，未必是仪、秦的老师鬼谷子居住的地方。上虞附近的嵊县，有戈、过两个姓氏，就是少康所灭的羿、浞一党的人；他们的子孙竟聚居在一个县里，而且那里又靠近大禹安葬的地方，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译民间习俗相传，疫病能够传染给人；有谁得了这种病，邻里便与他断绝往来，不再通报问候，严重的即使是骨肉至亲，也有抛下他离去的。败坏风俗、伤害人情道理，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有人厌恶这种情形，于是著书来开导人们，说疫病不会传染，不必害怕躲避，他的用意是好的。然而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所以听到这话的人没有谁相信。我曾认为，与其欺骗他们说疫病不会传染、没有必要躲避，不如告诉他们疫病虽然会传染，却不应当躲避。说疫病不会传染、没有必要躲避，是从利害上说的；说疫病虽然会传染却不应当躲避，是从恩义上说的。若从利害上告诫他们，那么他们不躲避，只是相信没有传染便没有害处罢了，不知道恩义才是更重要的。一旦真的发生传染，我的话就不会再被相信，而他们躲避起来，只会唯恐躲避得不够快。若从恩义上告诫他们，他们不躲避，是知道恩义的重要而不忍心躲避。知道恩义的重要而不忍心躲避，那么即使遇到有传染性的人，也会知道我的话没有欺骗他们，并相信这个道理不可违背。况且是否传染，似乎也与人的心术正邪、身体强弱有关，不能一概而论。我的外祖父祝公年轻时，邻里有一家人全都染上疫病，没有人敢亲近；祝公便为他们熬粥煎药，每天到他们家去，让病人一个个喝下药粥，然后才回来。刘宾在永嘉任官时，郡中发生大疫，刘宾每天到处巡视探视，亲自为病人诊脉，察看他们是寒证还是热证，给他们服完药物和食物后才离开，而且不再洗手；人们都认为这很难做到，后来听说他最终平安无事。《沙随先生活人书》中有辨析，应该设法找到它来查考。严州王君仪能够用《易》来推断祸福，他的方法大略像徐复、林瑀所说的，以一卦主管一年。他曾说绍兴壬戌年太皇太后应当回宫，后来果然如此。人们问他其中的原因，他说：“这一年由晋卦主管，卦辞中有‘受此大福于其王母’的文辞。”我认为这也不过是小数术偶然应验罢了；如果因此就认为王君仪懂得《易》，那我就不知道他所说的道理了。沙随在《春秋例说》中说：“滕子来朝，是因为自我贬抑而采用小国的礼仪，如同郑人争相承接使者之类，是最精当的说法。”但是朝见桓公的诸侯中，邾、牟、葛只记作“人”，谷、邓却记载名称，另有一些地方也说不通；而各位儒者的说法同样没有谁能够说明白。孟子说，疏导汝水、汉水，排开淮水、泗水，使它们流入长江，这只是为了作文时取用字数来补足对偶句而这样说罢了。若按实际水道来讨论，便有不通之处，但这本来也不妨碍道理。解说的人看见它不通，便想强行作出解释，结果也只是徒然穿凿，终究不能使它真正说通。例如沈存中引用李习之《来南录》的话说：“从淮水沿流到高邮，又逆流进入长江，因此说淮水、泗水流入长江是大禹留下的旧迹，河道仍然清楚可见，只是如今江、淮水道已经变深，不能到达高邮了。”这种说法很像事实，其实并不是这样。按《禹贡》说，淮水从桐柏山流出，泗水、沂水流入大海，所以淮水能够独自通达大海，才被列入四渎。若按这种说法，《禹贡》就应当说淮水向南流入长江，不应当说向东流入大海；淮水也就不能称为四渎之一了。而且李习之所说“沿、溯”二字，似乎也不恰当。古今往来，淮南一带只走邗沟运河；那里都筑有堤坝、设置闸门，蓄积并控制潮汐，以便漕运，并不是依靠流水自然通行。假如当时本来就有大禹留下的旧河道可以通行舟船，就不必再开凿运河了。所以从淮水到高邮，不能称为“沿”；从高邮进入长江，也不能称为“溯”。可是李习之又有“从淮水顺着潮水进入新浦”的话，这应当是进入运河时偶然随着淮水的潮流而进入，看起来像是顺流而行；料想他经过高邮以后，又迎着长江的潮水出去，所以又看起来像是逆流而行。他考察得不仔细，因而造成了这种错误。如今的人据此来解释孟子，便是把错误越说越错了【今按：《来南录》中没有这句话，不清楚其中原因】。近世又有人提出一种说法，认为淮水、泗水本来不流入长江，只是在洪水横流的时候，把淮水、泗水排退，之后才能疏导汝水、汉水流入长江；这种说法尤其巧妙，却尤其不通。因为汝水流入淮水，泗水也流入淮水，三条水流合成一体；如果把淮水、泗水排退，汝水也会被排退，反而更加不能流入长江。汉水从嶓冢山经过襄阳，向南流到汉阳军，才流入长江；淮水则从桐柏山东流，经由汝水、泗水流入大海。淮水、汉水之间本来就有大山，从唐州、邓州、光州、黄州以下直到潜山、霍山一带，地势隔绝，即使淮水、泗水横流，也与长江、汉水互不相干，不必等到排退这两条水，汉水才可以流入长江。大体说来，孟子的话只是作文时的失误，并不损害义理，没有必要曲意为它作解释，白白耗费心力。《春秋》记载上辛日举行雩祭，季辛日又举行雩祭。《公羊传》说，昭公聚集众人来攻打季氏，这种说法不对。昭公失去民心已经很久了，怎么能够聚集民众？不过是得到一些游手好闲、聚集围观的人罢了，又怎么能够驱逐季氏【此处有缺文】？昭公与季氏的事情，见于《左氏传》，前因后果极为完整。公羊子不过是根据传闻和推想所说的话罢了，哪里值得作为依据？有人竟相信他的说法来解释《春秋》，这已经是错误了，又想引用它来解释《论语》。关于樊迟跟随孔子游于舞雩台下的一段问答，有人认为是为昭公驱逐季氏而发，这就更加错误了。这种弊病大概源于苏氏关于“问社”的说法，近世又把它扩大了。我曾见徐端立的《文说》，他曾把苏氏的说法拿去问尹和靖；尹和靖严肃地沉默了很久，才说：“解释经书却想追求新奇，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听到这话，令人惊惧得汗流浃背。有人解释《鱼丽》诗说：“罶就是笱。”笱是寡妇使用的器具。寡妇捕到鱼而不被富贵强势的人夺走，这就是太平的征象，可以把它作为功绩报告给神明。这种说法是因拘泥于《小序》而造成的错误，本来就没有道理。然而，专门把笱说成寡妇的器具，似乎也不完全正确。大概用石头聚成鱼梁，必定要有笱承接鱼梁的空缺，才能捕到鱼。凡是捕鱼的人都是如此，并不只是寡妇这样做。只是笱容易制作，也容易使用，即使寡妇也能安置它，所以才说是寡妇的笱。其他人捕鱼的器具还有很多，不专门使用笱罢了。并不是说其他人不能使用笱、只有寡妇才能使用，也不是说寡妇只能使用笱、不能再用其他东西捕鱼。《谷风》《小弁》两首诗都说：“不要毁坏我的鱼梁，不要打开我的鱼笱。”难道这两首诗是寡妇所作的吗？“打”字，如今浙西人读作类似“谪耿”反切的声调，也有读作去声的地方。大体说来，方言多有来历，也有暗中与古代语音相合的。例如浙江人把“不”说成“弗”，又有转而说成“否”的【读音像“甫”】；闽人有把“口”说成“苦”、把“走”说成“祖”的，都与古韵相合。这一类情况还很多，不能全部列举。

译附子如今人们并非不服用，只是炮制成熟就只是使病情加重，生用便会杀人罢了。汉代淳于衍毒死许皇后，大概就是使用了生附子。如果果真如此，那么即使平常人也不能幸免，何况是产妇呢？有人因为如今有人新近生产后用附子治好疾病，便怀疑汉史记载有误，这是过分了。我曾经中了乌头的毒，起初只是头部隐隐作痛，过了很久便更加烦闷，正像许皇后的症状。当时我在深山中，无法得到药物，一会儿全身都变黑，情势非常危急，心想一定会死了。偶然记起汉质帝说过“得到水还可以活”的话，急忙让人多取新水，连续饮用，于是大吐大泻，毒性便解除了；这一点也不可不知道。有人说李华著文主张废除卜筮，所以最终失去节操；王涯首先倡议茶叶专卖，后来也因此遭祸。至于近年茶商作乱杀人很多，都是王涯的罪过。我认为，主张废除卜筮固然是他的见解错误，但这与失去节操的事情并不是一类；专卖茶叶固然有罪，但甘露之变中死了十多个家族，难道都是茶叶专卖造成的吗？况且如今乡村百姓争夺田地、争夺水源，抢夺粮食以致互相杀伤的事情很多，难道还可以追究神农、后稷的责任吗？大体说来，讨论事情只应当说明道理的是非，不应当计算事情的利害得失。这类议论虽然想借事设喻以作警戒，但这样做势必会有说不通的地方，反而使世人连同正确的道理也一起怀疑，这不是小的过失。《韦苏州集》载有秦系的诗。秦系自称“东海钓客”，应试担任秘书省校书郎；他的诗中有“久卧云间已息机，青袍忽着狎鸥飞”两句。秦系曾隐居在泉州九日山，所以有“东海”的称号；“青袍忽着”，是说他新近被授予校书郎。因而韦应物和诗说：“知道你掩闭山门已经二十年，鱼须、翠碧还在床头玩弄。”这正是回应秦系诗中的意思。有人却说“青袍”“翠碧”都是韦应物所发，这既失去了诗的意思，又说唐代刺史不以服色相借，这也是错误的。牛丛回答宣宗说：“臣如今穿着绯色官服，是刺史借给我的。”白居易在忠州被召回时的诗中也说得非常详细，怎么考察得这样不仔细呢？韦应物的事迹，王厚叔已在序文中考证得很详细。近年姚令威又作后序，在王厚叔所考之外补充了两件事，但都错了。第一，因韦应物赠人的诗中有“少年游太学”一句，便说韦应物曾游学太学，不知道韦诗所说的是受赠的那个人。第二，因韦应物有“分竹守南谯”一句，便说韦应物曾任职亳州，不知道南谯就是滁州。他的错误，正与解释“青袍”的说法相似；夸耀见闻多、求博杂的弊病，竟到了这种地步。这件事虽然不紧要，也可以作为警戒。有人解释“说大人，则藐之”，把“藐”解释为自我看小的意思。他说：“游说大人时，应当像子弟对父兄那样，安然镇定，把道理全部说尽，不把这件事看成大事，并不是说要轻视大人。”这种说法很奇怪。下文又说“他不实行我的主张，能把我怎么样？难道我会怕他吗”一句，不知道又该怎样解释？人人都知道这种说法不对，可是有人竟相信它，大概是因为正确的道理没有弄明白，先入的成见占据了头脑，所以迷惑成这样；这种情况也不只是这一条。有人说：“以前看见《水忏》中说，有修行人偷窃常住的食物，死后变成饿鬼，起初并不相信；近来又看见《夷坚志》中也有这件事，于是才相信。凡是可以推求道理的，是人间的道理；至于鬼神、仙佛的事情，就不是道理能够防范的。”我说：“这两件事是同一个道理：如果是妄说，就都应当是妄说；如果是真的，就都应当是真的。如今却在前一件事上怀疑，在后一件事上相信，这是为什么呢？天下的事情，无论大小、幽明，没有一件不合乎道理；没有无道理的事情，也没有无事情的道理，不能用内外来区分。假如有不能推求的事情，那哪里还称得上是道理呢？”又有人说：“庄子、列子、佛教都有超越常人的地方，只是它们从另外的道路走，所以不能拿来比较是非。”我说：“既然说是另外的道路，就必定有一条正路；正路和别路之间，正有可以比较的是非，怎么能说不可比较呢？” 有人读《关雎》，询问其中的训诂和名物，却全都说不上来，只是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之类的话。我告诉他说：“如果这样读《诗》，那么只要这八个字，再添上‘思无邪’三个字，凑成十一个字以后，便没有什么话可说了；《诗经》三百零五篇全都成了糟粕。”于是我记起前些年汪端明说过，沈元用问尹和靖：“伊川先生的《易传》，什么地方是最切要的？”尹和靖说：“体与用同出一源，显与微没有间隔，这是最切要的地方。”后来汪端明把这话告诉李先生，李先生说：“尹氏的话固然好，但必须看懂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着落之处，才开始说得出这句话。如果学者还没有仔细地整理、理解，便这样对他说，难道不是耽误他吗？”我听了这话感到惊惧，才知道从前那些空洞的话没有实际内容，完全不起作用；从此以后读书更加详细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下卦为艮、上卦为坎，这一卦就是蹇卦。“蹇”就是艰难。西南是阴方，是平坦容易行走的地方；东北是阳方，是险阻难行的地方。处在蹇难之时，适宜趋向平坦容易通行的地方，不适宜走向险阻之地；又适宜求见大人，借助大人的力量来渡过蹇难，并且守持正道，这样就吉利。所以占筮得到这一卦，所占问的结果就是这样。按照《彖传》的说法：“《易》的本义应当就是如此。” 有人说程邑在雍州以东二十里，是王季居住的地方；又引用苏黄门的诗说，周代的程邑就是汉代扶风郡的安陵县。我考察雍州的疆域，东起西河，西至黑水，绵延数千里，不知道所谓“州东二十里”究竟是从什么地方计算的。如果指的是丰、镐，那么经书和传记从未明说那里是雍州的治所。又考察《汉书·地理志》，安陵在长安以北四十里，不应说成在东面。再考察《皇矣》诗，这首诗是在文王攻克密国以后所作，也不能说是王季居住时所作。然而我想这句话必定有所依据，只是“州”字应当是衍文。所谓“雍”，是扶风郡的雍县；该地也在长安以北，与安陵相距不远，所以可以引用来相互说明。只是“王季”的说法恐怕另有依据，但还不知道它与诗的说法哪个正确【应当考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月〕 上虞、余姚两个县，都因舜而得名；上虞的村落中又有一个地方叫“百官”，民间传说“百官”是牛羊聚集的地方。有人说四周有许多舜的遗迹，怀疑是舜的子孙受封于此，这个道理或许说得通，但已经无法考证了。大体说来，地名和古迹也有很多沿袭下来的讹误。例如《子华子后序》竟说鬼谷子居住在今天信州的贵溪县，大概是根据地方图经的说法，这哪里有道理？考察其他书籍，名为“鬼谷”的地方共有好几处，我怀疑只是民间相传的鬼怪聚集之地，未必是仪、秦的老师鬼谷子居住的地方。上虞附近的嵊县有戈、过两个姓氏，据说是少康所灭的羿、浞一党的后代；他们的子孙竟聚居在一个县里，又靠近大禹安葬的地方，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译民间相传，疫病能够传染给人；有人患这种病，邻里便断绝来往，不相互问候，严重时即使骨肉至亲也有人抛下病人离去，败坏风俗、伤害伦理，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有人厌恶这种做法，于是写书来开导人们，说疫病不会传染，不必害怕躲避，他们的用意是好的。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所以听到的人没有谁相信。我曾认为，与其欺骗他们说疫病不传染、无需躲避，不如告诉他们疫病虽会传染，却不应因此躲避。说它不传染而不必躲避，是从利害角度说；说它虽会传染却不应躲避，是从恩义角度说。只从利害告诉他们，他们不躲避，只是相信不传染便没有危害罢了，却不知道恩义更为重要。一旦发生传染，我的话就不会再被相信，他们躲避起来，只会唯恐不够迅速。若从恩义告诉他们，他们不躲避，是因为知道恩义的重要而不忍躲避。知道恩义的重要而不忍躲避，即使遇到传染，也知道我的话并没有欺骗他们，相信这个道理不可违背。况且传染与否，似乎也同人的心术邪正、体质虚实有关，不能一概而论。我的外祖父祝公年轻时，邻里有一家人全都染上疫病，没有人敢亲近，祝公便为他们熬粥煎药，每天到那家去，让病人一个个喝下，然后才回来。大概君主的车已经驾好，仆人便背着良绥，拿着副绥先登车【良绥，是君主手执以登车的绥；副绥也叫散绥，是御者手执以登车的绥】。登车后，再把良绥交给君主，君主端正站立，执绥登车，站在车的左边；仆人执辔站在车中驾车，勇力之士登车站在御者右边，以防备非常情况。《周礼》所说的大驭、诸右等官，就是担任这些职务的。因此，开元、开宝、政和的礼书中，亲自祭祀乘坐辂车，都以太仆卿为御者、千牛将军为车右，大概是仿照《周礼》；而国史所记国初的事情，还说“奚屿代理太仆卿，负责顾问”。当时皇帝登车乘坐的礼仪究竟怎样，不得而知，但还没有执绥这一名目。现在竟然逐条下敕，差遣执绥官，却把防护绳系在车箱柱上，不知从什么时候失去了原来的礼制，实在可笑。又，至尊不站立登车，而设置凭几让他坐着；不让千牛陪同乘车，却同时下敕，差遣两名身带铠甲的内侍站在御座旁边。这些事情既都违失礼制，而让受过刑的人同车乘坐，更是袁盎因此变色的事情，尤其乖谬。不知经历了多少时间，礼官都不能纠正，儒臣担任执绥官的，也没有察觉其中的错误，反而还把它夸耀为荣耀，这是什么道理？记《尚书》的三件事。《尧典》末章说：“我试试看吧？”“女于时观厥刑”也是尧对二女所说的话。“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是史官记载尧把两个女儿下嫁到妫水湾边，成为虞氏的妇人罢了。帝说“钦哉”，是告诫两个女儿的话，正如所说“到你们的夫家去，一定要恭敬，一定要谨慎”。如今从孔安国传以及各家解释全都误解了它，实在使文理不通。《舜典》中的“肆觐东后”，以及“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应当接在这段文字下面，意思是舜去朝见东方诸侯，并让他们各自拿相应的物品作为贽礼。下文说“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如五器”，才是事情的次序，文势也顺畅。“如”也有齐同的意思；“卒乃复”是说事情办完以后返回。这两句都是张载的说法。棐是树木的名称，借来作“匪”字用。颜师古注《汉书》说：“棐，是古代的匪字，通用。”正是如此。“天畏匪忱”，犹如说“上天难以谋划”罢了。孔安国传把它解释成“辅”字，实在没有道理。我曾怀疑今本《孔传》连同序文，都不像西京文字的气象，未必真是孔安国所作，只是和《孔丛子》一样，都是出自一人之手的伪书。大概它的言语多与《孔丛子》相互表里，训诂也多出自《小尔雅》。这件事前代儒者没有说过，只有我独自怀疑，尚不敢断定确实如此。姑且记下这个说法，等待明白的人来判断。记《潏水集》的两件事。同州韩城县北面有安国岭，东西长四十多里。东面临近大河，河边有禹庙，位于山势断开、河流流出的地方。禹所开凿的龙门，从唐代张仁愿所筑的东受降城以东开始，由北向南，到这里山势尽头。两岸石壁陡峭耸立，大河盘曲束缚在山峡之间，流行千数百里到这里，山势开阔、两岸宽广，水流突然奔放，怒涛喷风，声音像千万声雷鸣。庙中的神像长着猪头，却穿着帝王冕服。旧传鲧进入羽渊后化为黄熊，又说鲧化为玄熊；熊头类似猪头，所以依此塑像，但庙里供奉的却称为禹，实在不对。然而乡里人不敢用猪肉祭献，否则必定使神发怒，大风会掀屋拔树，方圆百里都遭受灾害。旧说禹开凿龙门，却没有详细说明为什么要开凿；传诵的说法只是说，因循旧有河道加以修治开通，除去阻塞，使水势得以宣泄罢了。如今详细考察李氏的说法，却是说从受降城以东直到龙门，都是禹重新开凿的。如果果真如此，那么禹没有开凿以前，黄河原来的河道究竟在哪里？李氏的这种说法又依据什么考察得出呢？李氏学问极其广博，他所说禹像长猪头，应当是把鲧庙中黄熊的形象误作禹像；但他没有考察《汉书》关于启母石所在地的注释中说禹也曾变化为熊。因此，民间相传把禹塑成猪头，原本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邢恕上奏，请求下令熙河路打造五百只船，顺着黄河放下，到防州以西的小河中藏起来。熙河路漕使李复上奏说，私下得知邢恕想用这些船装载军队，顺流而下夺取兴州。考察防州以西的小河，是咸水河，宽不到一丈，深只有一二尺，哪里能够藏船？黄河经过防州进入韦精山石峡，地势险峻狭窄，从上游乘流直下，落差有几十尺，船怎么能够通过？到了西安州以东的大河，又分成六七道散流，称为南山；逆流行驶数十里，才再次合成逆流，水浅滩多，不能承载船只。这种消息如果传出去，一定会被夏国讥笑。事情于是搁置了。邢恕对防州的判断果然像李复所说，可以说是妄想了。然而《禹贡》所说雍州贡赋运输的路线，也说“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防于渭汭”，那么自古以来这里的河道本来就能通行船只，正如邢恕所判断。李复的话却是这样，为什么呢？李复文集中记载的事情很多，只是这两条与《禹贡》有关，所以记录下来以备参考。

译记《山海经》。“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东【按《地理志》，浙江发源于新安黟县南蛮中，向东流入县境，就是今天的钱塘浙江】；在闽西北入海，余暨南【余暨县属会稽，是永兴县】。庐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泽西【彭泽就是今天的彭蠡，在浔阳彭泽县】；一名天子鄣，向右流出。”这是《山海经》第十三卷的文字。按《山海经》只有这几卷所记载的内容，颇为符合古今山川形势的实际，没有荒诞诡怪的言辞；然而各部经书都没有考察它，反而把其他卷中的荒谬悠缪之说反复诵读、流传，即使陶渊明也未能免俗。这几句话又确实说中了今天江浙一带的地形。但经书中的“浙”字，《汉书·地理志》注中写作“淛”，大概是字形的错误，石林已经辨析过了【还要再检阅】。注中龟字，罗端良所著《歙浦志》却写作“率山”，不知道哪一个正确。庐江得名的意义不得而知；它流入长江的地方西面有大山，也用“庐”命名，解说者便认为那就是三天子都，这当然不对，但这些名称彼此相因，似乎也不是毫无道理。“都”有一本作“鄣”，也不清楚哪一个正确；只是庐江发源于丹阳郡陵阳县，而它旁边的县有以“鄣”命名的，所以怀疑作“鄣”是对的。我曾读《山海经》各篇，看到其中记载各种飞禽走兽等异物，多说它们面向东方，或说头朝东方，都是固定不变的形态，因此怀疑这些记载本来是依据图画写成的，并不是真实记录某处有这种东西。古人有图画方面的学问，《九歌》《天问》也属于这一类。记三苗。近来我在湖南，听说溪洞中的蛮族、猺人，大略有四种：叫作獠、犵、狑，其中最轻捷的一种叫作猫。近年来多次出来抢掠，成为边境祸患的，大多就是这一种。难道是三苗氏族的遗民吗？古代文字少，许多字又通用，那么所谓“三苗”，也应当正确地写作“猫”字。詹元善说：苗民的国家三次迁徙都城，最初在今天的筠州，第二次在今天的兴国军，都处在深山之中，人不能进入，他们自己也很难出来；最后迁到今天的武昌县，凭借江山险要，可以向四面出击防守，而外人不能接近。我还没有来得及询问他的依据，姑且一并记在这里。

译考辨韩文公与大颠的书信。现在考察杭州刻本，不知道是谁作的注，我怀疑是袁自书所作。再拿书末的跋尾参看，其中记载欧阳公的话并没有错误。可是苏轼《杂说》却说：韩退之喜欢大颠，就像喜欢澄观、文畅一样，意思并不是信奉佛法；有人妄自撰写韩退之给大颠的书信，文辞凡庸鄙陋，即使韩退之家的奴仆也不会说出这样的话。如今又有一个士人在末尾妄题说：“欧阳永叔认为这篇文章不是韩退之不能写成。”这又是诬陷欧阳永叔了。苏轼这番话，大概只是看到了集注是出自某人之手，却没有看到书末跋尾是欧阳公亲笔所写。两位公都号称一代文宗，取舍却如此不同，读者不能不疑惑。然而方回把欧阳公的话全部载录，却完全没有提到苏轼的说法，他的用意就可以看出来了。到了吕伯恭，却在《文鉴》中特意记载苏轼的说法以备参考，那么在两种说法的异同之间，又增加了后人的疑惑。依我考察，流传下来的三封书信，最后一篇确实有文理不通的地方；但仔细体会其中一两处语意，以及文章气势的抑扬，恐怕欧阳公、袁自书、方回的意见确实不过分。只是也许是旧本散失，僧徒所记不真实，以致有脱漏和错误。欧阳公只是看它的大概，所以只取其中可以取的部分，还来不及顾及可疑之处。苏轼于是察觉其中可疑之处，却也不能看出那是文字错误，直接斥责为凡庸鄙陋。因此，他们的论说虽然各自有依据，却都不能说没有遗漏。至于后来的君子，往往又不能追究事情的根源；附和欧阳公说法的人，未必深知它为什么可信；支持苏轼的人，也未必真的认为他的说法正确。他们只是庆幸这些话可以替韩公排解纷争，似乎有助于世道人心，所以特意表彰并传播它罢了，都不是可以和他讨论事情、共同追求正确结论的人。至于方回虽然附和欧阳公的说法，却也免不了曲意为韩公隐讳。他不知道韩公既然说“早就听闻您的道德，私下承受您的道高”，又说“您所展示的广大深远，不是仓促之间可以明白的”，还说“您的论说非常宏博”，怎么能说他起初完全没有崇信其学说的意思呢？关于韩公的事情，我在《答孟简书》中已经详细论述过，所以不再重复，只依照方回本把这三封书信收入别集，同时录下欧阳公的两句话，并把苏轼、方回的说法附在后面；现在还把书信全文载在这里，考察它们的异同，订正其中的错误如下：方回认为，读者由此看来，就可以确定这是韩公的文章，不是其他人所能写成的，毫无疑问。韩愈启：初夏渐渐炎热，愿您的道体平和安泰。韩愈衰弱低劣，无端因事被贬官来到这里。久已听闻您的道德，私下想着能够拜见您的容颜。因为昨天以来未能前往参谒，如果您能暂且屈驾来看望我，实在是非常幸运。我已经发帖让县令准备人和船，恭敬迎候您，已经等候很久，盼望着您的到来。不再一一陈说。某谨启。韩愈启：身处海边偏僻之地，没有人可以交谈。私下听说您的道行高深，希望能够拜见请教，所以专门冒昧写信请您屈驾，如果您惠然肯来指教【“惠”字疑为衍文，或许下面有“然”字，并且应在“能”字之下】本来不敢有所期望。您来到这里三天后，即使返回高居之处，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早晚都在渴望盼望。不再一一陈说。某谨启。韩愈启：承蒙您派人送来惠书，收到您的答复和问候，感到珍重惶恐，不能自已。您所展示的道理广大深远，不是仓促之间可以明白的。《易大传》说：“书写不能完全表达言语，言语不能完全表达心意。”这样说来，圣人的心意终究不可能被我们看见吗？如果这样说，读一百遍【“一”字疑为衍文，苏轼所说的凡庸鄙陋，大概就指这种地方】还不如亲自面对您的容色，随问随答。容易明白了。这十天以来天气晴朗，早晚不很炎热，如果您能趁空来访，那就太幸运了。早晚急切盼望。韩愈听说道理没有凝滞，行动和止息都随环境而定；如果不是有所留恋，那么山林的闲静寂寥，与城郭也没有不同。大颠师的论说非常宏博，却一定要固守山林，不肯进入城郭，这是自己激励修行；独自站立在空旷无所牵累之地，并不是通达之道。为一水之隔而劳苦，安于所适，道理本来就是这样【“识”字疑应作“适”，犹言随意、便利；意思是渡过一水虽劳苦，但既然来了，就应当随所便利之处而安处；“道固如是”，正是用来收束上文“道无凝滞”的意思】不再一一陈说。某顿首【韩公对于大颠，既然听闻他的言论，行礼便更加恭敬，到了这种程度】考察欧阳文忠公的事迹。我读庐陵欧阳修文集的新刻本，看到附录所载的行状、谥议、二刻、四传，都按先后次序编排，只有这篇《事迹》独自放在最后，难道是因为它出自欧阳公的子孙之手，不敢把它排在韩琦、吴充诸公以及一两位史臣的作品之前吗？这里的用意已经很精密，所遵循的体例也很严谨。然而综合考察实际情况，所谓《事迹》，正是行状的底本，也是碑志、四传所由出之处。假使直接按照先后次序，把它放在附录篇章的开头，那么那几部书都可以看出它们因袭、增删、损益的先后次第，这难道不也可以吗？近来我又从乡人李氏那里得到一部书，共十六条，都是记载欧阳公事迹大略的文字，与此篇有相同也有不同，怀疑就是它最初定稿的草稿。只是它的标题写作“读公所自记”，而且凡是“公”字都用朱笔圈出。这一点虽然未必确实，但对于这个本子也有可以互相发明之处，因此略加考察，把彼此互见的异同、有无，全部列在下面。经术。李本说：“欧阳公曾说，世上的学者喜欢用新见解来解释、传注各部经书，却常常竭力诋毁前代儒者。前代儒者对于经书不可能没有错误，但他们所得的见解本来很多。纠正他们的错误可以，竭力诋毁他们却不可以。这些话见于《诗谱后序》。他又说，前代儒者为各经作注，正因为所得见解多，所以能够超出各家而流传于后世。后来的学者各自抱着争强好胜的心，务求压倒别人、抬高自己，所以不只纠正前人的错误，即使前人正确的地方，也一概换成自己的说法，想把前人的著作全部废弃，自己另成一家。这样一来，甚至把正确说成错误，牵强附会地立说，出现许多乖谬之处，于是连同他的书也不被人采纳，这就是学者的大患。所以欧阳公作《诗本义》，只改了一百多篇，其余二百篇都没有改动，说‘毛、郑的说法是正确的’，还要再说什么呢？他又作《易童子问》，纠正王弼错误的地方，也不过几十件。他极力论证《系辞》不是圣人的著作，但也说应当让学者选择其中正确的，舍弃其中错误的；如果因此认为它是圣人所作，不敢有所取舍而全部相信，那就不可以了。他的公心和通达的议论，通常都是如此【这与定本的大意没有不同，只是书中先后详略有所不同；关于《系辞》的说法，他大概怀疑是欧阳公诸子所作，不敢坚持主张，后来又自行删去了】。”

译醉翁亭记。李本没有这一段，下面有：“醉翁亭在琅琊山寺旁边，文章写成后刻在石碑上，远近的人争相传抄，摹拓的人疲惫不堪。山僧说：‘寺库中用来拓碑的毡子已经用尽，甚至拿僧堂里供人躺卧的毡子来使用。’凡是商人来进献财物的，也多半请求给他们一份拓本。僧人问他们拿去做什么，他们都说：‘在所经过的关卡缴税时，把它送给监官，就可以免税。’”于是这一条接在欧阳公作《集古录》目录序之前【这一条疑因不重要而删去】。修撰《五代史》。李本说这是乱世之书。下面有“我采用《春秋》的体例，取法它的旨意，而不袭用它的文字”十三字；又有关于这件事的完整记载。下面说，评论者认为欧阳公并不比司马迁低，又说他的笔力纵横驰骋，与司马迁不相上下，却没有驳杂的议论。至于《本纪》确立体例精密，就更是司马迁所不能及的了。欧阳公还曾自称：“我作《伶官传》，难道比滑稽还差吗？”【“评论者”以下的文字，疑因不愿凌驾古人而删去】平心无怨恶。李本说：欧阳公自己说，学习圣贤之道三十年，所得的不过是平心静气、没有怨恨憎恶罢了。当初因为范希文的事情获罪于吕公，以结党之罪被远贬到三峡，流落多年。等到吕公罢去宰相职位，欧阳公才开始得到提拔。后来欧阳公为范公撰写神道碑，记述西部战事时，说吕公当时提拔任用范希文，极力称赞二人的贤能，放下个人嫌怨，共同为国家效力。范希文的儿子范纯仁认为这很不对，刻石时便删去这一节，说：“我父亲直到死也没有解除仇怨。”欧阳公叹息说：“我也得罪过吕丞相，只有因为记载这件事，才能使范公在后世获得信任。”我曾听说范公平生自己说没有怨恨憎恶任何一个人，而且他写给吕公的和解书还保存在《赘集》中。难道会有父亲自己说没有怨恨任何人，而儿子却不让他在地下与人解除仇怨的吗？父子天性相差竟然如此，是真的吗？这就像尧的儿子丹朱，善恶不同。欧阳公任颍州知州时，吕公的儿子吕公著任通判，为人有贤德而深深自我隐藏，当时人还不太了解他。欧阳公后来回朝，竭力推荐他【奏疏完整收入文集】，他因此逐渐得到提拔任用。陈恭公陈执中一向不喜欢欧阳公，他任陈州知州时，欧阳公从颍州调任南京，经过陈州，陈执中拒不接见。欧阳公后来回朝任学士，陈执中任宰相，欧阳公于是没有登门拜访他。不久，陈执中出任亳州知州，随即回朝任使相，改任观文殿学士。欧阳公应当起草制诰，陈执中自以为一定得不到好的措辞；等制诰颁出，文辞却十分优美，甚至说：“闭门谢客，善于避开权势以远离嫌疑；处理事情坚持自己的主见，不因毁誉而改变操守。”陈执中大为惊喜，说：“即使是与我深相知的人，也不能说到这些；这真正说中了我的实际情况。”于是亲手抄录一份，寄给门下客李师中，说：“我遗憾没有早些认识这个人。”【这一段恐怕是因为避开吕、范两家子弟，因而把陈恭公的事情一并删去了；我私下认为，这里尤其可以看出欧阳修、范仲淹的存心，以及吕夷简、陈执中的悔过，恐怕都不应删掉。】只是称赞苏舜钦、梅尧臣。李本原以为自己比不上他们，下面还有两个人，因此名声重于天下。欧阳公曾经有一次喝醉后，和亲近的宾客开玩笑说：“《庐山高》这首诗，别人作不出来，只有韩退之作得出来；《琵琶行》的前引，韩退之作不出来，只有杜子美作得出来；后引，杜子美作不出来，只有李太白作得出来。”欧阳公流传人口的诗很多，只有这三篇，是他尤其自喜的作品。【这一段恐怕有自夸之嫌，所以删去了。】

译修撰《唐书》。李本与此段有三处不同：第一，开头说欧阳公参与修撰《唐书》时最后才到史局，只专门修撰纪、志而已；列传是宋尚书祁所修。朝廷认为一部书出自两个人之手，体例不能统一，于是下诏让欧阳公审阅详定列传，命令他删改修订，使全书体例一致。第二，列官职最高的一人，下面列出姓名，并有“某等奉敕撰”九字。第三，在“书宋”二字下面有“此例皆前所未有，自公为始也”十一字，这些文字属于“宋相闻之”的上文。【这里只是记载得较为详细，怀疑定本本来想删去，以求简略。】没有接受范公的征召。李本大体相同而有小的差异，这里不再记载。议论不废弃麟州，也不允许许耕放弃所得的土地。李本大体相同，但文字稍显简略，这里也不再记载。没有诛杀保州被胁迫而从叛的士兵。李本开头记载“为政仁慈宽恕”之类的话，大体与定本不同；这一段防公的意思大致相同。结尾说：他任河北转运使时，救活了二千多人。起初，保州驻军闭城叛乱，朝廷命田况、李昭亮等人讨伐，没有取胜，最终招降了他们。城门打开后，田况等人追究反叛者，杀死二千多人，投入八井。又有二千多人没有被杀，分别隶属于河北各州军。事情已经平定，富弼出任宣抚使，担心他们再次成为祸患，谋划秘密委托各州守将，在同一天把他们全部杀掉。计议已经确定，正要起草文书。防公奉朝廷差遣，代理知镇府，和富公在内黄相遇。半夜屏退旁人，富公把这件事告诉了防公。防公认为万万不可，说：“祸患没有比杀害已经投降的人更大的了。前些日子保州叛卒叛乱，朝廷已经颁下诏敕榜文，答应不杀他们而招降；八井的屠杀，已经使他们的怨恨无法承受。何况这二千人本来是因为受到胁迫、从属叛乱才得以不死，怎么能一旦之间无罪而被杀？我争辩也不能使此事停止。”于是又说：“现在没有朝廷的诏敕，而您凭借权宜之计处置此事。如果各郡有不明白事情机宜的人，就会以为您擅自杀人而不肯听从命令；事情一旦出现差错，必然会生出事变。这样是想在祸患尚未发生时除掉它，反而促使他们作乱。况且我到了镇州，也一定不会服从命令。”富公不得已，于是停止了这件事。当时小人的谗言已经传入朝廷，富弼、范仲淹的处境已经难以安稳。不久，富公大规模检阅河北军队，将领和士卒有很多升迁或黜退。进谗者进言说：“富某擅自发号施令、专权自用，自己作威作福，已经把河北军队的情况完全收归掌握，北方军队再也不知道有朝廷了。”于是京师禁军也紧急进行大检阅，许多人得到升迁。富公回到京城，到达国都城门却不得入内，于是被罢去枢密职务，改任郓州知州。假如当初真的擅自杀死二千人，那祸患哪里还能够估量呢？这样看来，防公的一句话，不仅救活了二千人的性命，也使富公免于大祸。【这一段比定本详细，足以完全看出事情的曲折。又，“谗言已经传入”以下的内容，牵涉更为重大，尤其不应缺漏。后来因为不想显露当时听信谗言的过失，才把它删去了。】《春帖子》。李本说：内臣梁寔曾经说，他在宫内供职时，见到仁宗【原文此处有省略】末【原文此处有省略】；这说明欧阳某一定要索取文书亲自阅览，换作别人当值时就不是这样。连续主管几个大郡。李本说：欧阳公曾经对人说：“治理百姓就像治病。那富裕的名医到人家去，仆人、马匹鲜明体面，进退有礼；替人诊脉时，按照医书叙述病证，口才流利，听起来很令人喜爱。然而病人服药后说没有效果，他就不如贫穷的医生了。贫穷的医生没有仆人、马匹，举止生疏；替人说明脉象时，口才笨拙，不能应答。病人服药后说疾病已经痊愈了，这便是良医。”凡是治理百姓的人，不论官吏的才能如何、施政措施怎样，只要百姓称便，就是良吏。因此，欧阳公治理几个郡，看不出刻意经营的政绩，也不追求声誉，只把宽缓简约、不加扰扰作为宗旨。所以他到哪里，百姓都感到便利；他离开以后，百姓还思念他。像扬州、南京、青州，都是大郡。欧阳公到任三五天之内，事务已经减少了十分之五六；一两个月后，官府空寂得像僧舍一样。有人问欧阳公：‘您施政宽缓简约，为什么事务却没有废弛呢？’他说：‘把放纵当作宽缓，把粗略当作简约，事务就会松弛废弛，百姓也会受到它的弊害。我所说的宽缓，是不施行苛刻急迫的政令；所说的简约，是不作繁琐细碎的事务。’有见识的人认为这话说得有道理。【这一段比定本的语意尤其详细完备。】濮议起初并不是欧阳公提出的，等到台谏官有所进言，欧阳公却独自竭力在朝廷上辨明，因此议论此事的人指称欧阳公是主张这一议题的人。欧阳公从未为自己辩解，只说：“如今的人认为濮议是错误的，假使让我独自承担罪责，那么韩公、曾公就应该对我感到惭愧；后世认为濮议是正确的，而独自称赞我贤善，那么我就应该对韩公、曾公感到惭愧。”欧阳公又撰写《濮议》四卷，把当时议论的始末全部记载下来，十分详细。他又在《五代史记》中记载晋出帝之父敬儒、周世宗之父柴守礼的事情，以及李彦询的传记，阐明人伦中父子之道，尤其详细周备。【李本有这一段，而此本无疑是因为欧阳公的几个儿子后来不敢极力维护父亲的论说，便删去了。】蔡州有个妖尼叫于惠普，假托佛的名义替人预言祸福，朝中的士大夫大多去向她求问；她所说的事情有时应验，于是众人一致称她为神尼。欧阳公从年轻时就极力排斥佛教，因此独自认为她是妖人。曾有一位名公在众人聚集的场合称赞这个尼姑灵异，说曾经有牵着两头牛从尼姑面前经过的人；尼姑指给人看，说：“这两头牛前世都是人，前面那头前世是一个官员，后面那头前世是一个医生。官员曾经误判，使人被判死罪；医生用药失误，误杀了人，所以都被罚作牛。”她又分别呼喊两头牛前世的姓名，两头牛都作出回应。在座的人听了，都赞叹她的神异。欧阳公却驳斥说：“说尼姑有灵异，能够【此处有缺文】万物中最有灵性的，尤其是聪明圣智的人，都不能自己知道前世因犯罪而被罚作牛，反倒是牛能够自己知道吗？”于是满座的人都被他说服了。【李本有此段，并说“所谓名公，怀疑是指富公”；此本删去，或许是为贤者避讳。】欧阳公曾为杜祁公撰写墓志铭，说：“文书簿册的收发，制定的条目十分严密，必定使胥吏不能作奸；等到把它施行于百姓时，却又简明而容易实行。”欧阳公说：“我治理政事，也正是这样。”【李本把这段放在“连续主管几个大郡”之后，此本没有。】梅龙图梅挚任杭州知州时，建造有美堂，这是最适宜登临观览的佳处。欧阳公为它撰写记文，别人说欧阳公从未到过杭州，但所写的记文却像亲眼看过一样；即使让登临有美堂的人来写记，也未必能像这样详细。【李本把这段放在《醉翁亭记》之前，此本没有。】

译以上共十六条。其中十二条定本有记载，只是详细或简略、先后次序有时不同。另外四条是定本没有而李本有的。其中平心、保州、妖尼三件事，尤其不是小小的补充。大概欧阳公一生的学问根源、出处进退，以及言行始末，大致都已经在这里显现出来，没有遗漏了。【平心、保州、修《唐书》三件事，张邦基《墨庄漫录》中也有记载，说：“从欧阳公晚年最终建立声望的事情来看，这些内容是出自他的儿子叔弼一类人所记；从‘学道’以下到‘尧朱’以上，必定是亲手书写的原文，毫无疑问。”但张邦基误把“陈恭公”以下另作一件事。】只有欧阳公晚年任青州知州时，议论拘执青苗法一事，尤其足以看出他刚毅的大节，始终如一，并未因年老而稍有衰减。然而欧阳公的几个儿子却有所顾忌，不敢记载。吴丞相撰写行状，也因此没有记载。到了韩魏公撰写墓志铭，才开始见到欧阳公曾上奏请求不要收取利息、请求罢免提举官，以及他辞去太原职务时所说的“守拙循常”等话。元祐年间编纂《裕录》的人，又没有把墓志铭中的话载入附传。直到叶致远、朱本的著作问世，才反而记载了他不等待批准便擅自停止散发钱款，以及朝廷特意下诏赦免其罪的事情。又到了近年，洪景卢撰写《四朝史传》，才完全显现出欧阳公因为这件事深受王安石诋毁，因而决意归老的打算。大概这件事总共经过六个人之手，而三部书都缺载了它。幸而有人肯把它记下来，但仍然经过三个人、跨越一百多年以后，事情的始末才大致完备。这样看来，士人立身行事不苟且迎合当时，却要等待后世来了解，岂不是很难吗？又，欧阳公曾说：“后世如果不公正，那么直到今天就不会有圣贤。”世俗情感的爱憎虽然各有偏短，但公正舆论的光明终究不会泯灭。这大概就是古代君子不能因为前者而改变后者的原因吧？因此一并记下他这句话，用来补充本篇的缺漏，认为有志之士一定会对此有所感触。《晦庵集》卷七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