晦庵集卷八十一　　　　　宋　朱子　撰跋

译跋胡五峰的诗。幽居的人偏偏喜爱青山美好，因为青山常青而不会衰老。山中云气升起，降下雨来，把太虚中的尘埃一洗而空，山就更加美好了。以上是衡山胡先生的诗。当初绍兴庚辰年，我朱熹卧病山中，亲友中在朝廷任职的人写信招我出山，我便开玩笑地作了两首诗代替书信答复他们：“先生将要登上芸香阁【当时籍溪先生被授为正字，赴馆供职】，阁老新戴上獬豸角冠【刘共父由秘书丞升任察官】。留下幽居之人卧在空谷，一川的风月还要等人来观赏【第一章】。瓮窗前面排列着如画的屏障，傍晚来临时相对而静静地端正仪容。浮云任凭它悠闲地舒卷，万古青山只是这样青翠【第二章】。”有人把这些话传给胡先生。胡先生对他的学生张钦夫说：“我还不认识这个人，但看这两首诗，知道他大概能够有所进步。只是他的话有体而没有用，所以我作这首诗来规诫警醒他，希望他听到后能够有所触发。”第二年胡先生去世，又过了四年，我才见到钦夫，后来才听说这件事，遗憾没有来得及见胡先生而终于请教他。于是叙述事情的始末，写在诗后，以免忘记胡先生的意思。跋张魏公为贤老所书的佛号。世上的士大夫把自己置身于利害交错的道路上，奔走追逐而不肯回头，所以在生死、困穷和显达的关头，常常比不上山林中的士人。看丞相魏公对贤老所表现出的慨然之情，就可以明白这一点了。唉！身穿儒服，学习圣人之道，如果确实能够专一地以义理存心，而不被利害关头所迷惑，那么他所能树立的事业，应当会怎样呢！乾道丁亥年十二月九日，新安朱熹书。跋方伯谟家收藏的胡文定公帖。儿辈、外甥们近来经过治宇，在寅与你同年，应该尽到彼此切磋的情义；在宏应当当面提携教导，在范外甥应当勉励他增进自己还没有听闻的学问，并且一一用郑重的话题评、品鉴、褒扬和奖励他们，难道是我所能期望的吗？从前我侍奉定夫先生，从来没有因为言语脸色而宽假。后来同民瞻、叔夏交游，如果有过错在安国身上，两位先生一定当面斥责他，不让他重复自己的过错；对于两位先生，即使是安国，也一定严肃地规劝他们，不肯只此而止。几十年来世俗风气日益颓靡，这种风气一天比一天衰落了。安老器量见识超过常人，是当今有希望的人才；仕途的道路和准则，应当以往昔贤哲自我期许，这样或许能使这种风气重新出现。邸报十五卷，连同五月份的，一并归还纳干菌承蒙赐予，珍重感激。安国再拜。去年夏天所借的邸报中有关于吕舜徒奏章的文字，如果已经看过，希望再借给我看。自五月以来的新报若能一一借给我，幸甚幸甚。听说吕公的几个儿子从衡阳经过江西，不知如今在哪里？如果知道消息，请告诉我；乡里是否收到近来的音信？前面所奏的章疏和第二条意见，不要给别人看，恐怕安国又要上奏。朋友交往，责备对方的过失、劝其向善，是为了竭尽我的诚意；取法对方的善处，是为了增益我的德行，并不是把这些当作对彼此的恩赐。然而各自尽到自己的道义而不苟且，那么朋友相互滋益的作用自然有不能停止的地方。方生士繇拿出所收藏的胡文定公与他外祖父尚书吕公的手帖给我看，读后使人凛然起敬，仿佛严师和畏友就在自己的左右前后。唉！这几位君子，可以说是尽到了朋友之道而毫不苟且。他们当年卓然自立，并且把遗留下来的风范和功业传给后世，难道会是没有原因的吗？我反复读了三遍，感叹不已，于是恭敬地把这些话写在后面，以表达我微薄的尊敬仰慕之意。乾道壬辰十二月二十四日，新安朱熹书。跋刘平甫家收藏的胡文定公帖。彦修一定已经奉侍太夫人前往温陵了。那里是安乐之地，便于奉养亲人，也一同增加欢慰。临川距离乡邦很近，音信容易传达。彦冲退让自守，实在值得嘉许。德门积善已经很久了，像你们兄弟这样的，出仕便应奋发才力，建立事功；居家者则应进修学业，养成德器，这就是邦国的光荣；凡是乡里邻居，也都分享这份荣誉。我年老衰惫，看到这样的盛事，敬仰赞叹之情实在难以承受。安国又启：安国再启。湖湘遭受旱灾饥荒以后，民间困窘，而供应馈送又很频繁，江西想来也一样。政令既已取得信任，官吏百姓很快就会信服，必定会有升迁擢用。寅在桐江，幸而也粗略地安顿下来，但归家奉养亲人的心意很浓，只是姑且告诉您，恐怕您知道。宪侄近来蒙受恩命，都是兄弟们平日奖掖提携所达到的结果，感激佩服之情，语言不能表达。安国再启：伯达的孙子如今已经长大，是否应当早晚让他跟随贡元伯伯学习，熟悉礼义？如果一直不读书，恐怕不合适【这是写给族兄的信，大略如此】。屏山刘玶平甫收藏《胡文定公帖》一卷。前两幅纸，是胡公写给平甫伯父秘阁君盖公的信辞，文字则由他的儿子祠部君书写。当时秘阁君任临川太守，兄长侍郎公；弟弟屏山先生任温陵太守，称病不出仕。胡公的儿子侍郎任桐江太守，兄长；他的儿子籍溪先生以平民身份被特别起用，主持乡郡教育，这些书信大概遍及他们。另有一幅纸，是胡公写给族兄的信，确实是胡公亲笔。平甫买到这些帖，信中所称“范甥”的人，就是平甫的岳父太史公。胡公正大方严，举动都有法度和教诲；读这些信的人看他所褒扬的地方，就可以知道应当受到勉励；看他所告诫的地方，就可以知道应当有所畏惧。平甫能够把它们保存下来，他的志趣也就可以看出来了。乾道癸巳三月乙酉，新安朱熹在刘氏山馆的复斋观看，因而恭敬地把这些话写在后面。

译书写《屏山先生文集》后。《屏山先生文集》二十卷，是先生的嗣子玶编排整理的，已经定稿，可以缮写。先生临终时，玶年纪还很小，因此先生一生留下的文章散失了很多。十多年后，才重新访求，用来补充家藏文稿的缺失，但这些文章都因传抄而失真，异同错杂，已经不能阅读。于是反复校订，又过了十多年，这二十卷文集才终于编成，没有大的讹误。我朱熹因为过去曾在先生门下洒扫学习，有幸能够参与讨论。私下认为，先生文辞的雄伟，固然足以惊动一代人的耳目；然而他精微的学问、静默退让的风范，显现在文章笔墨之间，也足以启发蒙昧、消除鄙吝的萌芽，这才尤其是读者应当尽心体会的地方。因此记下编纂的缘故，告诉后来的君子。乾道癸巳七月庚戌，门人朱熹谨书。跋张敬夫为石子重所作《传心阁铭》。我朱熹已经为尤溪县大夫石子重记述他修治学校的事，又为他作了这五篇铭文。当时子重正在讲堂东面建造藏书阁，阁中供置周子、程子三位君子的画像，旁边排列书籍史册的柜子，并请我为它命名，请求用“传心”二字题榜。子重于是又把铭文一事一并托付给我。我愚钝不敏，不敢独自承担。况且我认为子重建造这座阁，并不是学校寻常的规制；若不是通晓道理而又长于文章的人，不能有所发明。因此我转而把这件事托付给广汉张敬夫，只私下把自己的看法记在这里。跋《古今家祭礼》。以上是《古今家祭礼》，是我朱熹编纂整理的，共十六篇。人的出生没有不根本出自祖先的，所以报答根本、追念始祖的心情，凡有血气的人都不能没有。古代圣王顺应人们不能没有这种感情的实际，制定典礼，用来约束人的精神、笃厚亲恩，义理和仪节都有规定，事物的本末都记载得很详细。秦朝焚灭学术之后，礼制最先败坏。自汉代以来，诸儒相继出现，渐渐加以缀辑，仅仅保存了一两分。由于古今便利条件不同、风俗不同，即使有尊崇儒学、重视道统的君主和懂得经书、喜好学习的士人，也不能完全依照古礼恢复三代的盛况。那些因时制宜著述、随事讨论，作为一国一家制度的礼书，固然未必都能得到先王因义而起礼的本意；但它们保存到今天，也算没有什么妨碍。可惜这些礼书散失残缺，最终将要湮没而无人知晓，于是我私下搜集整理，编排合为一篇，以便阅读浏览，希望可以流传后世。然而这些材料都没有其他抄本可以参校，往往有缺漏错误而无法弄清。即使《通典》《唐书》中博士官旧藏的版本，也不足以作为依据，其他版本的情况就更可想而知了。诸家著述，如荀氏、徐畅、孟冯翊、周元阳、孟诜、徐润、孙日周等人的礼仪书，有目录记载却没有见到的，仍然很多。如果有人能够搜集这些材料加以补充，又得到善本通校，并广泛传播，那么大概可以使人们的见闻有所兴起，彼此共同增删损益、折中取舍，一同形成礼俗，以此从上面辅助圣朝敦厚教化、引导百姓的意旨，难道不是很美好的事吗！淳熙元年五月戊戌，新安朱熹谨识。书写《近思录》后。淳熙乙未年夏天，东莱吕伯恭从东阳来，经过我的寒泉精舍，停留了十天。我们共同阅读周子、程子、张子的著作，感叹其内容广大宏博，仿佛没有边际，又担心初学者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因此共同选取其中有关大体、切合日常使用的内容，编成这部书，共六百一十二条，分为十四卷。凡是学习者用来寻求端绪、下功夫的地方，已经包括治理人的要领，以及辨别异端、观察圣贤大略的内容，都粗略显现了纲要。对于那些身处偏僻乡里、年纪较晚才开始求学，有志于学问却没有明师良友为他们安排先后次序的人来说，确实如果得到这部书而用心玩味，也足以找到门径并由此进入。这样以后再去探求四位君子的全部著作，沉潜反复，宽裕从容地充分体会，以达到博大而又返归简约，那么他们道德境界如宗庙之美、百官之富，或许能够全部得到。如果害怕烦劳，只贪图简便，认为从这里取得满足就可以了，那就不是今天编集这部书的本意。五月五日，朱熹谨识。跋《通鉴纪事本末》。古代史书的体例，现在能够看见的，只有《尚书》和《春秋》罢了。《春秋》采用编年体，贯通记载，以显示事情发生的先后；《尚书》则每件事分别记载，以完整交代事情的始末。我想，当时的史官已经用编年体记事，至于重大事件，又采集材料另行记载。比如《二典》所记，前后有一百多年；而《武成》《金縢》等篇，所记的事情有的跨越数月，有的经历数年。这些时间之间难道没有别的事情吗？大概一定已经完整记载在编年史中，只是如今看不到了。因此左氏对于《春秋》，既依照经文作传，又写成《国语》二十多篇。各国分别记事，事情各不相同，有的跨越几十年才完成一件事，大概也是接近《尚书》的体例，以彼此错综编排罢了。然而自汉代以来，作史的人一律采用太史公纪传体的方法，这个意思本来就不再讲求了。到司马温公奉诏编撰《资治通鉴》，这才把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事情按编年纪日排列，清楚得如同指在掌中。虽然它以三晋诸侯为开端，却追溯事情的根源，从智伯开始，上承左氏传的末章，实际上是前后承接的。伟大啊，《尚书》的体例！自汉代以来，从来没有这样的史书。然而一件事情的始末，有时散见于几十年、上百年之间，彼此不能连缀，读者对此感到困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如今建安袁机仲，便利用闲暇编作这部书，以便利学者。他安排篇章、分类门目，在事情始终和离合之间，也都曲折地寄寓了微妙的意义；用它来错综编排司马温公的书，大概也属于《国语》一类。有些人却以为它在古代没有开端，分类之外也没有发明，只是因为没有深入考察罢了。机仲把摹本寄给我，我才得以读到它，因而抚卷长叹，于是记下这些话在书后，以告知读者。淳熙二年秋七月甲寅，新安朱熹书于云谷晦庵。书写和静先生遗墨后。和静尹公先生的遗墨一卷，都是先生晚年在片纸上亲手写下的圣贤所揭示的治气养心要旨，粘贴在屋壁上用来自我警戒的文字。他的家人把这些文字收集保存下来。如今阳夏赵侯将它们刻置在临川郡斋，把摹本寄给我。我私下想到，前代贤人进德修业从不懈怠，直到死后才停止；他们的心志光明炯然，仿佛仍然可以辨识。而赵侯摹刻它们的用意，也并不是只取其书法字画的工巧，供好事者传玩罢了。我捧读完整篇文字，恍然之间竟感到自己迷失而惭愧。因此斗胆把这些话写在后面，用来警诫自己。淳熙丙申三月丁巳，新安朱熹恭敬地书写。

译跋张公予的《竹溪诗》。婺源虽然是偏僻的县邑，但过去向来有很多文士。竹溪丈人张公予就是其中之一。他喜爱创作歌诗，诗作精美华丽而宏伟；到了得意之作，往往又达到闲适淡泊的境界。他的大篇和短韵，也都各自合乎相应的体裁。晚年退居在山田水竹之间，专门以诗酒自娱，用来忘却自己的衰老。他所交游的，多是一时的名流胜士，大都退让推服，乐于称道他的作品。看吕侍郎诸公题写在文集上的话，就可以看到了。淳熙丙申年，我从建安回到故乡，张公予的儿子珍卿拿这部诗集给我看，于是我反复吟咏感叹，细究作品的用意，确实像诸公所称赞的那样，并非虚妄。然而我听说张公予天性孝友，远远超过常人；他对兄弟的爱深厚，即使因此遭遇患难、招致祸辱也不后悔，具有古代笃行君子都难以做到的品行。诸公却只大力称赞他的诗，竟没有提到这一点，我实在不能理解其中的道理。于是私下把这些话记在诗集后面，给乡人看，使他们知道张公予所以在世上显扬的，不只是他的诗而已；这对于名教，大概也很有补益。五月既望，邑人朱熹书。跋《刘元城言行录》。元祐年间的谏议大夫、元城刘公安世，字器之，曾向司马文正公求学，得到“不妄语”这句话，始终诚恳地记在心中，一生没有失守。因此他入朝议论政事时，没有隐瞒的实情；退居家中谈论时，也没有可惭愧的话语。如今保存在文字中、流传可见的几部书，就像这样，凛然与秋霜、夏日相抗衡。我的外舅刘聘君年轻时曾在睢阳见过刘公，后来把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告诉我，与这几部书的记载大致相同，但有时也略有不同。可惜当时我没有把他的话全部记下来，而且他俯仰言谈之间，刘公的声音容貌，仿佛还可以同我相接；如今却也再不能得到这些了。唉！岁月像流水一样，前辈已经不能再见，而他们流传下来的风范余韵，日渐久远，日渐被遗忘，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怎能不令人叹息！记《大学》后。以上《大学》一篇，经文共二百零五字，传文十章。如今见于戴氏的《礼书》，但简册散失脱落，传文颇为错乱。程子大概曾经校正过它。我不自量力，私下依据程子的说法，又重新确定了这个版本。第一章传文解释“明明德”；第二章解释“新民”；第三章解释“止于至善”【以上都依从程本，并增加“诗云瞻彼淇澳”以下的文字】；第四章解释本末；第五章解释致知【这是如今重新确定的】；第六章解释诚意【依从程本】；第七章解释正心、修身；第八章解释修身、齐家；第九章解释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上都依从旧本】。篇章次序有条理，义理贯通，似乎得到了原书的真实面貌。谨慎地把编排结果抄录如上。先贤校正的文字、衍文和误字，都保留在原文中，并在上面加圈；旁边注明所作的修改，又把如今仍有疑问的地方，一并列在释音中。新安朱熹谨记。书写《中庸》后。以上《中庸》一篇共三十三章。第一章，子思推究先圣所传之意而立言，是全篇的纲要；以下十章则引用先圣曾经说过的话来说明它【贾氏说：从性情方面说叫作中和，从德行方面说叫作中庸，其实是同一回事】。到第十二章，又是子思的话；以下八章再次用先圣的话来说明它【第十二章说明道的体和用；以下各章讲平常的言语、平常的行为，是夫妻所知道、所能做到的；君子之道、鬼神之德，以及大舜、文王、武王、周公的事迹、孔子的话，则有圣人也有不知道、不能做到的地方。道作为作用，显著到如此地步；然而它本体的微妙，若不是知道道的人，谁能窥见？这就是说明“费而隐”的意义。第二十章依据《孔子家语》本来是一时所说的话，如今各家分为五章或六章，是不对的；但《家语》的文势尚未结束，疑心也有脱文，“博学之”以下如今合补为一章】。第二十一章以下直到末章，又都是子思的话，反复推演说明，彼此发明，以穷尽先圣所传的意义【第二十一章承接上一章，总说天道与人道的区别；第二十二章说天道；第二十三章说人道；第二十四章又说天道；第二十五章又说人道；第二十八、二十九章承接上一章，以居下位而处上位来说，也属于人道；第三十章再说天道；第三十一、三十二章承接上一章从小德、大德来说，也属于天道；末章反过来从下学的起点说起，表示进入德行的方法，随后极力说明所能达到的境界，具体说明性命、道教、费隐、诚明的奥妙，以结束全篇的意义，即从人道进入天道】。我曾恭敬地读过这部书，冒昧按照自己的意见这样分定章句。我私下认为，这部书程子认为是孔门相传的心法，并且说善于读它的人得到其中的道理，终身使用也不能穷尽；难道这可以只凭章句来求得吗？然而我又听说，学习者对于经书，没有先从文辞得到理解而能够通晓其意义的。因此我才敢私下把这些记下来，留待诵读学习、用心体会。新安朱熹谨书。

译书写张氏所刻《潜虚图》后。绍兴己巳年，洛阳人范仲彪，字炳文，为躲避章杰之祸，从信安来到崇安寄居，我得以跟随他交游。炳文是唐鉴公的嫡传孙辈，曾娶温国公司马氏的女儿，后来谏议大夫无恙又成为他的女婿，因此听闻文正公的事情很多。当时他担任宾客，谈论道理娓娓不倦，而且收藏了许多文正公的遗墨。他曾给我看《潜虚》的另一个本子，其中缺失的文字还很多。我问他原因，他说温公晚年写作此书，尚未完成就去世了，所以流传下来的只有这些；温公曾经把手稿托付给景迂晁公，请他补写，晁公推辞不敢承担。我便从炳文那里借来抄本收藏。此后三十多年，我见到的版本都这样，想访求完整的书却再也找不到，常常以此为恨。近来得到泉州季思侍郎刻印的本子，首尾完整，竟然没有一个字缺失，我才又惊异起来，认为世间果然有完整的书，同时怀疑炳文的话或许不可信。读到“刚行”一段，才释然说：这是伪本。有人问我凭什么知道，我说：这部书所有的句子都押韵，如《易》的彖辞、象辞，《玄首赞》《测》之类；如今有而过去没有的篇章，其中“行”字一类的文字仍然押韵，唯独“解”不押韵，这大概是伪作者不知道这一点。字放在句末便以“止”字押韵，是一种体例。这个人喜欢作伪书，却连它的体制都不了解，实在可笑。但也幸亏它是这样，否则怎么知道它不会终于逼近真本呢？后来我又考察炳文所藏的书，在《命图》之后、跋语之前，另有二十六字的凡例，这是理解《命图》的关键；又有四十二字的占辞和六字的注文，也足以看出占法的变化。如今的本子竟然也没有这些文字，因此它所附的论说，只知道把凶、吉、臧、否、平作为所遇占象，却不知道所占之事还要有其他条件才会如此。于是我赶快写信询问季思：这个本子果然是你家世代旧传的吗？他答复说：只是从某人那里得到的。于是我更加知道炳文没有妄说。我曾想私下记述事情始末来订正其中的谬误，但没有空暇。如今又得到乡人张氏的刻本，原来就是泉州本的底本。于是我才拿出旧书交给学生，让他们彼此参照。凡不是温公旧本的文字，都用朱笔标出以资区别。完整的“行”七处，补写的二十六处，改动的一百八十八处，解释二百一十二处；又补《命图》九处，凡例、占辞的缺漏大小共七十四字，并把从炳文那里听到的情况记在这里，使读者有所考察。当时我又从炳文那里得到温公的《易说》，内容完整到随卦六二爻的一半，后面也有缺失。炳文自己说，他家曾派人去摹写温公的手稿，正好写到这里，便遇上兴亡之变。因此保存下来的只有这些；几年以后，我才又得到他的全书。有人在北方互市中得到一个刻本，起初也为这部书能够完整保存而高兴，如今却不能没有怀疑，只是没有办法考察它究竟是真本还是伪本。当时我又曾问炳文：有人说《涑水记闻》不是温公的书，是真的吗？炳文说：“这是什么话？温公把日录按月份分别编成卷，记载事情时，都是叙述自己见闻的，手写小字，今天还可以复核查看，哪里是别人能够伪作的呢？只是其中善恶都杂然记录，毫不隐讳，所以被记载的家族有时忌讳这些内容，不愿意流传罢了。”炳文又说：“金人攻入洛阳时，我随温公家逃难到某州，遇到一群盗贼，他们把我们押去见首领。首领问我们是什么人，我回答说：‘是司马太师家的人。’群盗互相看着，脸色都变了，又盘问事情真假；于是我拿出画像、敕诰之类给他们看，他们都用手加额致敬。随后他们俯仰叹息，对我说：‘当初如果朝廷能够采用你家太师的意见，不让我们这些人猖狂到这个地步，就好了。我们想杀戮抢掠的，都是蔡京、王黼一类人的亲属、旧交和党羽。你不要忧虑恐惧，赶快传令军中，不许惊扰司马太师家。’” 他们又张贴榜文，把这件事告知后来的人，因此曹氏一族都幸免于难，图书也大多得以保全。所有这些事情，也是这个人亲耳听闻的，所以一并记在这里。淳熙丙申十一月丁卯，朱熹谨书。

译书写《麻衣心易》后。《麻衣心易》我前几年曾大略看过，已经怀疑它的词意浅近平庸，不像一二百年前的文字。如今得到黄君所传的本子，细读以后，更加相信原先的怀疑没有错。例如所谓雷从天下发生、山从天上坠落之类，全是没有道理的妄谈；所谓一阳在子月生发而应验在卯月之类，不过是术数家的小技巧；所谓从破体炼制而成完整之体，不过是炉火炼丹的末技；所谓世间万事全是假合，又是佛教的幻妄之语罢了。其他类似的地方不止一处，不能全部列举。总之，它一定是近年术数末流之人，听到街谈巷议，搜集老氏、佛氏、医家、卜者等说法中鄙陋的内容而编成的书。至于它为什么要托名于这个人，是因为近世谈论象数的人一定尊奉邵氏，而邵氏之学出于希夷；于是又寻找希夷所敬重的人，找到了所谓麻衣，便托他的名字来作书。这样一来，凡是出于邵氏一派的人，便没有人敢议论它了，却不知道自己的学说鄙陋，根本不足以把自己附会到陈抟、邵氏之间。麻衣是方外之士，他的学问本来就未必纯粹符合圣贤之意；但既然受到希夷如此敬重，那么他的学说也一定有奇异绝伦、超过常人的地方，怎么会像这部书一样庸俗琐碎呢？况且五代、国初时代人的文字语言质朴厚重、沉着实在，与今天不同。这部书所谓“落处”“活法”“心地”等词语，都是近年才出现的，而且文理也不通顺。推算它的伪作，大概不过是四五十年以内的事情。然而我前面见到的本子有张敬夫的题字，他还摘取其中所谓“应当在羲皇的心地上驰骋，不要在周公、孔子的脚迹下盘旋”之语，同它进行辨说，这也只是白费言辞罢了。这些话本来就毫无道理，不值得深入讨论；只应当摘出它的实际谬妄之处，加以攻击。淳熙丁酉年冬十一月五日书。再跋《麻衣易说》后。我为这篇辨说作跋两年以后，出任南康的代理太守，刚刚到任。有个从前任湘阴主簿的戴师愈前来拜见，年老而且跛脚，让他的女婿搀扶着走来。坐下谈话不久，他就谈到《麻衣易说》，说其中的言语晦涩，完全没有条理。我问他的师承从哪里来，他说是从隐士那里得到的；我问隐士是谁，他说对方不愿让世人知道姓名，自己不敢说。后来我又向当地人询问，他们都说这部书只出自戴氏，没有人知道它从哪里流传来。我回想以前说过的话，虽然更加怀疑，却也不记得以前曾看见过他的姓名。后来到了他家，又问起这件事，他说学习《易》而不知道这部书，就不能明白卦画的奥妙，使用卦画也会出错。我问所谓出错是什么意思，他说坎、兑都是水，但卦画不同；如果煮药的人不加察看而误用了它们，就会失去药物的性质。我知道这是他的妄说，便不再追问。但看见他几案之间有一编杂书，拿来阅读，里面的词语、语气和气象，完全像《麻衣易》；其中夹杂议论细小事务，也有许多地方并不理解原说，却公然加以附会来欺骗人。我因此开始怀疑，我从前所推测的那个近三五十年来作伪的人，就是这个老人。回去以后，我赶快取来查看，发现最后的跋语本来就是他所作，而全书四个人的文体、体制和规模，都是出自同一人的手笔。这样以后，我才更加相信原先的怀疑没有错。但这时戴氏的病已经昏沉，不久便去世了，于是再也无法追问到底。只得到他的《易》图数卷，翻阅以后，内容也都鄙陋琐碎，穿凿附会而毫无根据，像小孩子嬉戏制作的一样。我想把这件事写信告诉敬夫，但敬夫也已经去世。于是写信对吕伯恭说：我因病废居多年，如今又出来做官，却不去其他郡，只单独来到这里，难道是上天本来就厌恶这部书的荒诞，想让我亲自查究它的真相吗？当时当涂太守李寿翁侍郎一向喜爱这部书，伯恭便把我的话告诉他。李寿翁立即写信来说：既然像您所说，这个人能够写出这样的书，也正是我愿意见到的。幸望您为我引荐，使他来一趟。我正要把自己所见所闻告诉他，李寿翁却已经辞职回乡，于是没有再出面，不知道他最终怎样看待我的话。淳熙丁未年初夏四日，我在病中偶然翻阅旧书，想到寿翁、敬夫、伯恭都已不能再见，便把这段曲折一并记下，附在书后，使读者知道我的论断所以不同于两位君子，并不是苟且随意的。跋李少膺的《脞说》。人有士君子的品行，是先王教化和德泽熏陶所造就的，不是一个乡官所能造就的。“关市讥察而不征税”是周文王治理岐地时的事。《周礼》是成周制度完备之后的法典，随时制宜，自然有不能完全相同之处。前辈大概已经论述过这一点，不应拿这个去苛难那个。把言语、行动和行为看得重要，是蓝田吕氏的说法；但推究经文，有些地方说不通，不如只依从旧注稳妥。所谓“求全之毁”，是和“出乎意料的赞誉”相对而言，也应依从旧注。三代正朔的问题，胡氏《春秋传》已经有这种说法，但郑康成、杜元凯的见解也不可废弃。三代虽然没有改动时令和月份，但《春秋》记载春天没有结冰为异常，显然是用周正来记事。石林叶氏又考察《左传》所记祭足取麦、谷邓来朝等三件事，认为经和传所记有相差两个月的例子，是经书使用周正，而传文采用各国史书直接使用的夏正，后来反而误加改动了。《诗经》中月份多采用夏正，《尚书·金縢》和《春秋》中“大熟”的记载也是夏时，这是不改时令和月份的明确证据。但孟子所说的七八月其实是五六月，所说的十一月十二月其实是九月十月，这一点无法明白解释，也应当暂且存疑。关于“天产、地产”的说法，我朱熹没有弄明白，李君所论也没有说通。“地上有水”这一句，恐怕不如依从《程传》的说法。大体说来，现在的人读书不广，探求义理不精，于是不能提出真正的疑问，却先忙着建立自己的说法；这就是徒然劳苦而少有进益的原因。因为读了李君的杂说，所以写下这些话。

译跋《黄仲本朋友说》。人的五种大伦，分别有五类。自古以来的圣贤，都认为这是上天安排的秩序，而不是人力所能创制的。然而现在考察起来，只有父子、兄弟属于天生的亲属关系，而由人结合的却有三类。这样看来，似乎就有值得怀疑之处。夫妇，是天生亲属关系赖以延续的途径；君臣，是天生亲属关系赖以保全的条件；朋友，是天生亲属关系赖以端正的凭借。因此，维系人道纲纪、建立人的准则，是一天也不能偏废的。虽然其中有三类是由人结合的，实际上都出于天理的自然，有不得不结合的道理。这就是它们被看作上天安排的秩序、而不是人力所能创制的原因。然而这三类关系对于人，有的也许具备了形式，却不能保证其生命；有的也许能保证其生命，却不能保存其中的道理。若要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间都充分履行各自的道义而不违背，没有朋友来责成他们向善、辅佐他们行仁，又有谁能使他们做到呢？所以朋友对于人伦，表面上地位似乎较轻，所关系到的却非常重大；关系似乎较疏，所涉及的却最为亲切；名分似乎较小，所担负的职分却非常广大。这正是古代圣人修明大道、创立教化时，一定重视朋友关系而不敢忽视它的原因。然而自从世间教化不明以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间，都没有能够完全履行其道义的，而朋友之伦的废缺尤其严重。世上的君子，虽然有的深深忧虑这种情况，却未必深知它所以造成的原因。我曾思考过：父子、兄弟，是天生的亲属关系，除非彼此乖离到了极点，本来不会轻易互相抛弃。至于夫妇、君臣之间，又有情感、财物、事务、形势等因素交杂其中，使人不能完全自主，因此即使有时不能尽到道义，仍然能够互相牵连、依附、结合，不至于彻底崩坏。到了朋友之间，亲情不足以互相维系，感情不足以互相巩固，形势又不足以互相约束，而结交朋友的人起初又未曾懂得朋友之道的根本和应尽的职分。朋友关系的重要性，竟然如此。况且对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间，他们尚且有时不曾求得完全履行道义，当然也就无从借助朋友责善、辅仁的益处。这就是朋友之间恩情疏薄、道义浅薄，轻易结合而容易离散，也就难怪彼此冷漠相待，像陌路行人一样。人伦虽有五类，其道理却是一个。朋友关系，又是借以维持这个道理、不使它走向悖乱的凭借。由于那四种关系不求尽到道义，朋友便因无用而被废弃；那么朋友之道完全废弃，责善、辅仁的职分不能实行，那四种关系又怎么能单靠自己长久维持呢？唉，这实在令人寒心。若不是那些努力求学、竭力实践的君子，谁能深入察看这种情况而赶快回到正道上来呢？起初我读王深甫《告友之篇》，被其中似乎有补益于世间教化的言论所感动；慢慢考察后，却遗憾它推论没有达到天理自然的层面，反而把夫妇、君臣都看成出于情势的偶然结合，至于朋友，也不探求其端由本直，只认为圣人勉强把它附会到四种关系之间。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朋友关系的残破、废绝就是理势当然，无须深深叹息；而且发展到这种地步也已经太迟了。近来得到黄君仲本的《朋友说》，读到其中关于天理人伦的意思，似乎对我的心有所启发；但对于朋友之道废弃、所以独独发展到这种地步的原因，恐怕也还没有完全探究清楚。因此写在它的后面，希望能够有所发明。

译跋范文正公家书。三郎官人：昨天收到你的信，知道你在任上平安无事。这里也一切如常，只是纯佑还没有完全安好。你在任所守官，要小心谨慎，不得欺瞒、敷衍事务；和同僚和睦相处，多讲礼数；有事只和同僚商议，不要同公人商量；不要放纵乡亲到你的部下那里做买卖。你自己只管一心清白做官，不要经营私利。你看老叔一向是怎样做的，曾经经营私利吗？咱们是好家门，各自都做好事，以光耀祖宗。要常寄信来，告诉我那边的动静。保重，保重。不再一一细说。叔署名，十五日报。新妇、孩子都平安。十叔房里怎样？兄弟们渐渐懂得好歹了吗？以上是范文正公写给他侄子的信。他的话浅近而容易理解，如今做官的人若能领会并谨慎遵守，也足以检点自身并惠及外物。然而，他所说的“自己从未经营私利”，必须像范公那样把天下人的忧虑放在自己之前、把天下人的快乐放在自己之后，侍奉君上、对待他人都一概凭自己的诚信，不以利害来选择趋避，这样才足以充实“无私”之名。他所说亲近同僚朋友、以杜绝壅蔽的萌芽，明定禁令防范、以堵塞奸私渐长的途径，把这些道理推开来说，也不只是一个任职官员应当知道的。我的朋友陈君明仲任候官宰，得到这份帖，刻在座位旁边来观察、省察自己，又把墨本寄给我。朱熹反复读了三遍，深深赞叹它言语浅近而旨意深远，谨把这些话写在左边，希望看到的人能够有所启发。淳熙戊戌季夏闰月，新安朱熹谨书。题写《徽州婺源县中庸集解》刻本之后。这部书最初在南剑尤溪刻印，我朱熹实际为它作了序。它的篇目如今建阳、长沙、广东西路都有刻本，婺源县令三山张侯又将要在县学刻印，以惠及学者。我是婺源旧县人，曾经忧虑乡里后来的学子见闻单薄浅陋，只顾沉溺于科举程试的习惯；其中资质秀异的，又很是驰骛于文字编纂之巧，却不能专心学习圣门之业。因此儒学风气虽然兴盛，美好的习俗却还不纯。父子兄弟之间，不能不感到有愧于古人的地方很多。如今得到贤能的大夫传播这部书，使它有幸用来教导他们，本来就是我所希望听到、也乐意赞助其成就的事。这部书所记载的，虽然本于天道性命的精微，但实际不超出明白昭著的达道、达德。学者如果真能彼此共同深入研究并努力实行，那么先圣之所以传授的道理，以及如今张侯之所以教导的内容，将来都能有所自得；过去不纯的风俗，也可以一变而达到正道。题写《徽州婺源县周子通书》刻本之后。我从前记述周先生的行实，采用了黄太史诗序中的话。如果把“濂”作为他的字，认为是先生自己创制，用来命名庐阜的溪流，那么过了多年，后来得到何君的记载，才知道所谓濂溪，实际上是先生故乡原有的名称，并不是一时附会而强行命名的。想要加以订正，又担心这个传说流传已久，反而因改用异说而造成疑惑，所以特意把何君的话附在遗事中，以表明真实情况。后来又得到张敬夫所刻先生墨帖的跋记，先生家谱记载：濂溪隐居在营道县荣乐乡石塘桥西。舂陵胡良辅对张敬夫说，濂本来是溪流的旧名，父老相传，先生晚年居住庐阜，便用它命名自己的溪流，以表示不忘根本的意思。近来邵武人邹旉任职舂陵，回来告诉我，他曾亲自访问先生的旧居，所见所闻和何、张二人的记载都相合，只说那地方在州城西南约十五里。大概溪流的源头和下游分别属于上下两个保，而先生居住在下保；那个地方又另有一个名称叫楼田。至于把字取作“濂”，我怀疑是出自唐代刺史元结“七泉”的遗俗。邹旉曾作文章详细辨说此事。他关于制字来源的论述，我也曾经对九江林使君黄中说过，和邹旉的说法相合。我正要把这篇说法附在书后，用来证明黄序的错误，恰逢婺源县令三山张侯将要刻板，于是写下这些话送给他，希望对各个刻本的缺漏有所补益。至于这部书发明圣学传承、学者不可不读的意义，我在前面的论述中已经说得很详细了，因此不再重复。淳熙己亥正月朔旦，县人朱熹谨书。跋欧阳国瑞母亲的锡诰。淳熙己亥春二月，我朱熹因卧病住在铅山崇寿精舍，邑中士人欧阳国瑞来拜见，并拿出他母亲太孺人的锡号训辞以及各位名人的跋语，请我也题写在后面。我看欧阳国瑞器量见识开朗通达，陈述义理非常高明，他一定已经在古人修养自身的学问上有所进益，并且使国人都愿意称道他。我说：“真幸运啊，有这样一个儿子！”难道只是因为他在外在方面取得成就，便使亲人荣耀吗？因此我私下不推辞此事，恭敬地写下这段话。国瑞，努力吧，不要忽视我这番浅陋的话。跋赵县令母夫人的锡诰。我恭敬地读了寿昌夫人初次受封时的训辞，于是得以遍读各位贤人的跋语。由此知道赵侯厚待亲人的地方，不是当今常人所能达到的。我向士人朋友询问，他们都说赵侯和他的兄弟平日奉养母亲、使母亲欢悦，无不竭尽至诚；又知道这并不是一时勉强仰慕而做出的。唉，这可以说是孝了。侍奉父母孝顺，所以忠心可以移用于侍奉君主。我知道赵侯将来入朝任职，一定会有不同于当今士大夫所作所为的地方，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也写下这些话在后面。淳熙己亥四月辛丑，新安朱熹书。跋赵侯彦远行实【名善应，子直之父】。孟子喜爱称道柳下惠的为人，认为即使过了百代，听闻他的遗风，鄙陋的人会变得宽厚，刻薄的人会变得敦厚；但世上有时仍对此表示怀疑。如今得到《崇道赵侯行实》一书读它，足以证明孟子没有欺骗我。著作君之所以考察、效法自己的父亲并为之显扬，深密详尽到了这种地步，难道也是赵侯自身的教导给了他启发吗？还是把这些事作为根本，因而推究知识使它精纯，那么天性和人心本来就有不可泯灭的义理；把这些作为开始，再努力实行到底，那么由家庭推及国家，又有无穷无尽的事业。这就是我朱熹虽愚笨不肖，对著作君仍不能不深切寄予希望的原因。谨在编末私下发表这些意见，并把这部书归还赵氏。淳熙己亥仲夏丁卯，新安朱熹。

译题写《伊川先生易传》刻本之后。《易》这部书，经历了三位圣人，而制作方式各不相同。譬如庖羲氏画卦象、文王作卦辞，都是依托卜筮来施教，但所用的方法不同。至于孔子的赞辞，则完全以义理施教，不专门讲卜筮。这难道是前后故意相反吗？只是世俗风气有淳厚和浇薄的不同，所以用来施教、立法的方式不得不不同，而道却从未不同。然而自秦汉以来，考察卦象、卦辞的人拘泥于术数，不能得到其宏大通达、简易明白的道理；谈论义理的人又沉溺于空寂，不能归于仁义中正。要寻求能够因时施教、承接三位圣人，方法虽不同而道相同的著作，就只有伊川先生程氏的书了。后来的君子若真能每天选取一卦或一爻，反复熟读、深入玩味，就像自己有疑问将要通过占筮作决定而得到这一卦一样，虚心端正心意，把它推求到事情上，又反过来落实到自身，以求得处理此事的真实道理，那么对于吉凶消长的规律、进退存亡的道理，将会无所求而不得。近处侍奉父亲，远处侍奉君主，也就没有一处不恰当了。华山皇甫斌曾读这部书而非常喜爱，曾大字书写、精工摹刻来送给别人，只怕传播它的人不广、阅读它的人不多。只是他仍来请教读这部书的方法，我不能推辞，于是写下这些话送给他。淳熙六年秋八月丙戌朔，新安朱熹谨书。跋苏文定公《直节堂记》。以上是《南康军治直节堂记》。栾城苏文定公任郡守时，徐君师回仰慕圣贤的作品，又亲手书写并刻在石上。从元丰乙丑到现在淳熙己亥，共九十五年。新安朱熹来主持郡政，询问直节堂在哪里，却已经没有了，杉树也不存在了。寻找那篇记文，又已不是原来的刻石，流落到别处去了。于是逐一访问郡中老人，竟没有人能说出它的所在。大概从元丰到现在，世事变化也很多了。然而建炎年间群盗造成的破坏，距今才五十年，旧迹荒芜湮灭，不应当达到这种程度。莫非这座堂的毁坏是在绍圣年间党争之时吗？抚今追昔，感慨万分，长久叹息。只是本郡正贫困，百姓已经困苦，即使直节堂的旧址还在，形势也不能把它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唯有听事堂西面有一座无匾额的堂，庭院中有一株老柏树。它经历焚烧砍伐，生机几乎耗尽，却仍挺立不倒，就像志士仁人经历变故之后，仍然刚毅而凛然不衰。于是我把“直节”的名号寄托在这座堂上，并把记文刻石搬来嵌入墙间，还想把庭院中的普通树木全部移去，杂植杉树和柏树，以仿佛前贤留下的意旨。但时机已经不合适，而我朱熹也因病请求归去。唉！后来的君子，或许还会有人完成我的心愿吧！这一年八月丁亥记。题写濂溪先生《爱莲说》之后。以上《爱莲说》一篇，是濂溪先生所作。先生曾用“爱莲”命名自己居所的堂屋，并作了这篇文章刻在上面。我有幸私下听闻并恭敬诵读它，已经多年了。适逢我来任南康郡守，这里正是先生过去治理过的地方。然而兵乱之后，访求先生的遗迹，连墙上的题记、文书也一件不存，我私下对此感到忧惧。后来我和博士、弟子在学校建立祠堂，又把先生的像和《太极图》刻在石上，把《通书》遗文刻在版上。恰逢先生曾孙直卿从九江来，把这篇文章的墨本赠给我。于是我又把“爱莲”的名义寄托在后圃临池的馆舍上，把这篇文章刻下置于墙间，希望先生的心意和德行，后来人能够有所考察。淳熙己亥秋八月甲午，朱熹谨记。跋《叙古千文》。以上《叙古千文》，是故礼部侍郎胡公明仲所作。它叙述事情、建立言论，明白展示法则和鉴戒，实在具有《春秋》经世济民的志向。至于阐明正统、开示正路，又在末章深深寄托了意旨。新入学的小童早晚诵读它，再询问其中的意义，也足以在蒙昧之初培养正道。清江刘孟容拿出他先父朝奉君所书的八分小卷，端庄谨严、整齐一律，传给后代的意图非常完备，难道也是从这篇文章中有所取法吗？因此摹刻后放置在南康郡斋，传给各所小学，希望对它们有所补益。淳熙己亥八月戊戌，新安朱熹书。题写濂溪先生《拙赋》之后。以上是濂溪先生所作的一篇赋，听他的曾孙直卿说：“近年耕田的人在溪边的田地里得到它，已经破裂了，但还可以读。”我想到这个地方虽然鄙陋，但过去先生曾经屈尊到来，于是开辟江东道院东边的房屋，题名为拙斋，把这篇赋刻在其中。既用来警戒自己，也用来告诫后来的君子，使他们不要踏入先生所耻辱的事情，以免使百姓受到困苦。淳熙己亥秋八月辛丑，朱熹谨记。跋曾、吕二公寄给许吏部的诗。恭敬地怀念子礼吏部这位贤友。本中拜上。寒松厌弃庭院，老马疲倦于被拴系，悠然离开尘世而去。粗粝的饮食只能勉强供给朝夕，我的朋友隔在江湖之外，还能暂且像修补一天一样维持下去。平生求学明道的心志，选择善道便坚定执守，难道不正在于行路实践吗？自从远方霜露沾湿，百川灌注黄河而来，砥柱山便在水中挺立。什么时候能共饮一樽酒，再同旧日交游聚集呢？长篇诗恭敬寄给子礼提宫吏部【此处有缺字】。草堂竹林小屋处在闭门之中，吏部持身处世自有古人的风范。年老后带着一麾归来，反而成为病人；归来时四壁空空，又变得一无所有。今天早晨收到你的书信，才知道你困窘急迫；往日所作的诗书，却还没有穷尽。擦亮眼睛看你进修光明的德性，你兄长的事业听凭上天安排。先君子的执友吏部许公，我朱熹没有来得及见到。然而私下听闻他的学问，大概把修养自己和治理他人看作一回事，总之重在实际而不说空话。如今吟咏二公的诗，可以看见当时众位贤人专心敬仰的情意。至于前辈交游之时，用来考察德行事业、彼此相期于无穷的情形，以及中兴时期一时人才兴盛的景象，读者也应当对此慨然有所感触。淳熙己亥十一月辛巳，新安朱熹谨书。跋王枢密赠给祁居之的诗。王公一向刚强坚毅，具有大节。当朝廷争论和议时，他把秦桧看得一文不值；同时又能屈尊礼贤，而且出于真诚，这样的行为实在值得称许。祁公以平民身份的儒生，敢于抗拒强横的宰相，挫败凶悍的官吏，最终保全了穷困中的朋友；若不是他平日修养深厚、操守坚定，怎么能做到这样？我把这卷诗反复读了三遍，为之长叹，于是写在后面。淳熙己亥腊月壬辰，新安朱熹谨书。题写康节先生告诫子孙的文章。康节先生邵公亲手书写的告诫子孙的话，以及《天道》《物理》二诗，是从芗林向氏刻本中得到的，放置在白鹿洞的书堂，用来给学者看。淳熙庚子开基节日，新安朱熹谨书。

译跋《陈居士传》。我年轻时读《龟山先生文集》，本来已经想见陈居士的为人。如今得到邓绹带来的墨本，看到李了翁、道乡、监察院、李丞相、张侍郎等前辈对他的称述竟然如此盛大，不胜感慨叹息。陈居士的为人，大概就是子夏所说的“虽然说没有学习过，我一定把他看作学习过的人”；先生还叹息没有人开导并帮助他成就。我们这些小人，天资和根本浅薄恶劣，难道可以不急切求学，以自我砥砺并彼此切磋吗？因此恭敬地写在后面，既用来警戒自己，也用来给志同道合的人看。淳熙庚子季春壬申，新安朱熹在南康郡舍拙斋书。跋徐诚叟赠给杨伯起的诗。我十八九岁时，在清湖之上拜见徐公先生，立即承蒙他把克制自己、归于仁道，以及知言、养气的道理告诉我。当时大概还没有理解他的话，过了很久才知道那是不变的正确论断。我来到南康，在众人中得到杨君伯起，猜想他的学问渊源是有来由的。一天他拿出这卷给我看，我反复读了三遍，恍然想起又能见到先生，却再也不可能了；合上卷子，长叹了很久。淳熙庚子四月辛亥，新安朱熹书。跋伊川写给方道辅的信帖。以上是伊川先生写给莆田方君元宷、字道辅的信帖，其中后一帖说的是嘉祐二年的事，当时先生年纪才二十五岁。这份真迹如今收藏在道辅曾孙友陵家中。过了一百二十四年，后学朱熹得到曹建摹写的本子，在白鹿洞书院刻在石上。题《洛神赋图》。这卷画的笔意淳厚古朴，略像汉代石刻中所见的风格。草木、树木和人物，也可以考见当时器物、车服和制度，不只是供好事者赏玩的无益之物而已。朱熹记。跋欧阳文忠公帖。欧阳公写字如同他写文章，外表似乎宽舒从容，内里实际上刚劲有力，只有观察到它深层意味的人才能体会。淳熙庚子仲夏丁巳，新安朱熹在南康郡圃爱莲堂观看，因而记在后面。跋《冰解图》。我朱熹观看这幅图，读洪、陆二公的跋语，不禁为之流泪。淳熙庚子五月戊午。跋《太室中峰诗画》。观看这卷画，面对二室诸峰，诵读陶翁送羊长史的诗，不禁感慨万端，合上卷子长叹。至于画笔精深、山势雄伟，就来不及评论了。淳熙庚子仲夏七日，朱熹仲晦父书。题《语孟要义序》之后。我前些年编次这部书，在建阳刻版，学者传习它已经很久了。后来仔细考察，程、张诸先生的说法，有时仍有遗漏脱落；补足之后，又得到毗陵周氏的四篇半说法。建阳陈焞明仲又把它们附在相应的章句后。豫章郡文学南康黄某商伯看到了，十分喜爱，已经把它刻在学校，又担心读者会疑惑详略不同，便请我写在原序的左边，并且把原来的名称“精义”改定为“要义”。淳熙庚子十一月己丑朔旦，江东道院拙斋记。跋免解张克明的启。仕途上的行止和功业都消磨殆尽，倚楼看镜的怀抱，幽深曲折，增加了寻幽探胜、登山临水的兴味；这是这位老人的心事。此公正想求取南宫试的资格，却忽然把这些话赠给自己，这是为什么呢？然而我也滞留在这里，未能实现自己的怀抱。反复读他的言辞三遍，为之长叹。庚子年冬至前一夜，六老轩书。跋独孤及答杨贲处士书。独孤及任舒州刺史时，制定口赋法。处士杨贲写信讥讽他说：“富户出一万，如今改为一千；贫户出一百，如今却成了好几倍。富户更加优厚，贫户更加困苦。”独孤及答道：“根据保簿的数字，百姓连同浮寄户共有三万三千户，而应当承担差役赋税的只有三千五百户。其余二万九千五百户，养蚕来穿衣，耕作来吃饭，却不拿一文钱帮助缴纳国家赋税。每年三十万贯的税收，全都集中在三千五百户人家身上。高等户每年出一千贯，其次九百、八百贯，再次七百、六百贯；九等中最下等的户，连同本户人丁的租庸，仍然要缴四五十贯。因此这些人每天都困窘急迫，所以如今制定口赋法，把三万三千人的力量分担三千五百家的税，是削减有余、补足不足的办法。富人、贫人都命令他们均匀减免，所谓富户更加优厚、贫户更加困苦，又从哪里产生呢？” 以上见于《独孤常州文集》。独孤及在大历年间死于常州，这件事又发生在那以前，可以看出当时田制败坏的实际情形。然而不能精心考察核实，以恢复武德、贞观时期的旧制，却仓促制定一概而论的法令，扰乱经常制度，这是为什么呢？所谓三十万贯，大概是把租庸和各种杂徭合在一起说的；所谓口赋法，则已经是两税法逐渐形成的先声了。跋洪刍所作《靖节祠记》。读洪刍所作《靖节祠记》，看他对于君臣大义，不能说完全懵懂无知；然而靖康之祸时，洪刍竟放纵自己的欲望而忘记君主，其所谓悖逆污秽邪恶，有些事情实在不忍说出口。把它送到学校张榜，展示在讲堂里，有一天可以让诸生知道，求学之道不是懂得困难，而是实行困难。跋白鹿洞所藏《汉书》。我为刘子和作传以后，他的儿子仁季来信，把先人收藏的《汉书》四十四通送给我表示感谢。当时白鹿洞书院刚刚建成，于是送去让书院收藏，以供学者阅览。子和的五世祖磨勘府君刘式，在南唐时曾在此洞读书，后来在本朝做官，在太祖时期很有名；他的孙子刘敞、刘攽也都是知名人物。如今子和的弟弟子征家中，还收藏着他亲手抄写的《孟子》《管子》，据说这就是当年在洞中的日课。年月日，朱熹仲晦父记。跋张巨山帖。近世从事词章和书法的人，争相制造新奇之作来迎合世俗的耳目；要寻找像张公这样萧散淡泊、超然脱俗的人，几乎绝无仅有。刘兄亲自承受他的指点，精妙地领会了其中趣味；但张公晚年以事业著称，所以他书法中的细微之处，世人没有机会称道。敬夫一向以道学自任，却在笔墨游戏中能为它题识到这种地步，难道也是对其中有所欣赏吗？跋陈简斋帖。简斋陈公亲手书写自己所作的诗一卷，送给宝文刘公；刘公的嗣子观文公喜爱它，请广汉张敬夫为它题写标签。我曾借来得到它，想摹写后在江东道院刻印，最终因为找不到善于此事的工匠而作罢。有时独自展开赏玩，舍不得放手，既感叹其中诗词书法无与伦比，又感叹刘公父子和敬夫都已不可再见。俯仰之间长叹，于是写在卷末归还刘氏。跋苏聘君庠帖。我来到南康，听说苏聘君曾住在郡城西门外，闲暇时去寻访他的遗迹，却已经没有任何留存。长久怀念他的高尚风范，不胜感慨叹息。南上人拿出这幅书轴给我看，反复读过之后，更加深了遥远的思念。淳熙辛丑正月二十八日，新安朱熹仲晦父题。

译跋南上人的诗。南上人拿这卷来请我写旧诗，我夜坐为他写下《此》《及远游》《秋夜》等篇；回顾山林，俯仰往昔，不禁为之感慨。南上人的诗清新秀丽有余，格调力量闲适舒缓，完全没有粗俗生硬的气息。像“云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这样的句子，我非常喜爱，不知道世人认为怎样。淳熙辛丑清明后一天，晦翁书。跋金溪陆主簿《白鹿洞书堂讲义》之后。淳熙辛丑春二月，陆兄子静从金陵来，他的弟子朱克家、陆麟之、周清叟、熊鉴、路谦亨、胥训实跟随了十天。丁亥日，我率领同僚朋友和诸生一起到白鹿书堂，请他讲一句话来警醒学者。子静不嫌弃我，并欣然答应。至于他用来阐发、申说的内容，又恳切周到、明白透彻，并且都切中学者内心隐蔽而深重的弊病。大概听讲的人没有不肃然动心的。我还担心时间久了有人会忘记，于是再次请子静把它写在简册上，收藏起来。凡是我们的同道，在这里反省自身并深入察看，或许就能不迷失于进入德行的途径。新安朱熹记。跋颜鲁公《栗里诗》。以上是唐代鲁郡颜文忠公的《栗里诗》，见于陈令举《庐山记》，但没有得到完整篇章。即便如此，读它也足以认识两位公的心意，并使君臣之义彰明于后世。栗里在今天南康军治所西北五十里，山谷中有一块巨石，相传是陶公醉卧的地方。我曾经去游览并为之悲伤，在它旁边建造《归去来馆》，每年按时互相劝勉，间或前往一次。俯视仰观林泉，举酒劝客，大概没有一次不吟诵这首诗。此地的主人、零陵从事陈君正臣听说后，似乎内心有所感慨，请我把诗大字书写后刻在石上。我离开郡中后，他又来信请求我更加坚决，于是写下送给他。淳熙辛丑秋七月壬午，新安朱熹仲晦父。跋张魏公与刘氏的信帖。张忠献公一生的心事，没有一个念头不在君主和亲人身上；他的学问又以虚静、诚一为本，向上天求取根本，所以他和人谈话，也从未不依据这些道理。如今看看他写给宝学刘公、屏山先生共父的书信、诗文，也可以看出来。刘公跟随张公在川陕一带任职，和他同心为国事操劳，所以张公对于他的兄弟父子这样眷顾关切，难道是随便做做的吗？先生的儿子刘玶很能体会其中的话，想广泛传播它们来启发当世，因此请我写在后面。淳熙辛丑八月甲子，新安朱熹敬书。跋郑景元简。六经记载圣贤的行事，已经十分完备；但对于生死关头，却没有多少叙述，大概因为把这看作平常的事情。只有《论语》《檀弓》详细记载曾子病重时的事情，而所说不过是保全自身、谨守礼制，以及告诉求学者持守的方法而已。由此足以看出圣贤的学问，所看重的正是在这里，并不像佛教徒那样不察明理，只把坐着死亡、站着解脱当作奇事。然而从求学者来说，生死也确实是大事。若不是平日看见善道很明白，信守道理很笃定，深厚涵养，努力实行而没有间断，又有谁能达到这个境界而不心志动乱呢？如今观看郑君景元回复他哥哥龙图公事情的文字，也足以验证他的学问正确、操守坚定。所谓“早晨听到道，晚上死也可以”，在龙图公身上看到了。于是私下写在后面以警戒自己，又将传给志同道合的人，彼此勉励。淳熙辛丑八月乙巳朔，丹阳朱熹书。跋郑景望书写吕正献公四件事。以上是申国吕正献公的四件事，见于他的家传；原建宁太守郑侯把它们写在书斋墙壁上，用来警戒自己。郑侯书写这些话时，已经患病，过了不到两个月便去世了。他临终时，手脚将要放下，神志仍清明安定，执守礼仪不懈怠，和平日一样；这足以验证他平生的学问和功力，确实能够践行这些话，而不是一时偶然写在书房墙上而已。吕公的品行很高，可以作为师法的地方不止这些。郑侯也没有什么不学习，难道会舍弃大的方面，却这样拘谨地只在细节上用功吗？实在是因为道理没有大小、精粗的分别；大的方面既然确立，即使在毫发般细微之处，也不希望稍有遗憾，以免损害道体的完整。郑侯的幕僚赵君彦能将它摹刻后放置在府学，给学者观看，并请我书写事情的始末，我不能推辞。郑侯名伯熊，字景望，是永嘉人；他为本地制定的号令条教，一定以孝、悌、忠、信为根本，学者都在传诵。淳熙辛丑秋八月乙巳朔旦，州民宣教郎、新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朱熹谨书。题刘子澄编《曾子》之后。以上《曾子》七篇，其中内篇一篇，外篇、杂篇各三篇，是我的朋友清江刘清之、字子澄所辑录的。从前孔子去世，门人中只有曾氏一派得到他的传承；后来孔子的孙子子思、乐正子春、公明仪等人都跟随曾子学习，子思又得到曾子的传承而传给孟轲。因此，曾子的言论和行为，散见于《论语》《孟子》以及其他传记记载的书中很多，但都零散存在，不能成为一家完整的言论。世上流传的《曾子》一书，却只是取《大戴礼记》的十篇来充数，其中的语言气象同《论语》《孟子》《檀弓》等篇所记相差很远。子澄大概忧虑这种情况，于是辑成此书来传给学者，尤其重视辨别其中精粗、纯驳的不同。唉，像子澄这样的人，真可以说是酷爱学习了。然而我曾考察这些材料，私下认为曾子的为人敦厚质实，他的学问专以亲身实践为主，所以真实积累深厚、努力日久，才得以听闻“一以贯之”的妙理。但他用来约束自己、终身奉行的原则，本来没有离开孝、敬、信、让的规范；他规范行为、立身处世，又专门把轻视富贵、安于贫贱、不求别人知晓看作根本。因此，跟随他的人所听到的内容即使有时非常浅近，也不会失去成为谨慎厚道、修养清洁之人的意义。所记载的内容即使有时很疏略，也一定对日常生活和亲身实践有切实作用；即使有附会增益的地方，也一定要是这样的言论，才能寄托在其中。那么这七篇，即使分别等级来看，虽然有内篇、外篇、杂篇的区别，但大体都对学者有益，不是其他书所能比的。读者如果真能把握其大处，同时谨慎对待小处；经历浅近的内容，再慢慢探望深奥之处，那么大概就能没有越级求进的毛病，而取得日益进步的功效了。淳熙八年九月丁丑，新安朱熹谨记。

译跋陈徽猷墓志铭之后。秦丞相任用陈公为淮西帅，大概准备把边疆事务交给他。陈公认为他的意图难以测度，极力推辞而没有赴任。前些年，陈公再次罢任鄱阳时，我在考亭他的私宅拜见他，他把这件事详细告诉了我，如今不能把其中曲折全部记下。淳熙辛丑仲冬乙亥，因为观看汪公所撰墓志铭，写下这些话来补充其中的缺漏。当时汪公去世已经七年，敬夫、明仲也已经去世，令人深深悲伤感慨。新安朱熹书，陈公孙子陈坦收藏。《周子通书》后记。《通书》是濂溪夫子所作。夫子姓周，名惇颐，字茂叔。他从年轻时起就凭学问和品行闻名于世，却没有人知道他的师承源流。只有河南二程夫子曾经向他受学，并由此得到孔子、孟子失传的正统，那么他的学术渊源也就大致可以看见了。然而，他用来指示孔子、颜子之乐，以及抒发吟风弄月趣味的内容，也无法全部听闻。他所著的书又大多散失，只有这一本，原名《易通》，和《太极图说》一起出自程氏，并流传于世；而它的学说实际上彼此表里相应。大体上，它推究一理、二气、五行的分合，用来纲纪道体的精微；辨明道义、文辞、禄利的取舍，用来振兴并挽救世俗学问的卑陋。至于论述进入德行的途径、治理世事的器具，也都亲切简要，不是空泛的话。只是它宏大的纲领和实际功用，既不是秦汉以来诸儒所能达到的；它条理的严密、意味的深长，又不是当今学者能够一下子窥见的。因此程氏去世以后，传习它的人很少。那些知道它的人，也不过认为它立意高远而已。我朱熹从小就有幸得到它的遗编，最初恭敬诵读时，大概茫然不知它说的是什么，甚至有时连句子也不能读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我年轻时有幸拜入延平先生门下，从那以后才开始听闻他的学说一二。近年以来，反复玩味这些学说已经很久，才仿佛略有所得。虽然对于其中宏大的纲领和实际功用，我不敢说自己有所了解；然而就其章句文字而言，却确实看出它的条理越来越严密，意味越来越深厚，而且并没有欺骗我。回想从开始读它直到今天，岁月将近，转眼已经二十年了。我感慨前代贤哲离我们越来越远，又担心精微的道理无人传承，便自不量力，冒昧作了注释。虽然知道我的见识浅近，不足以阐发夫子的精深蕴意，但若能首先通晓其大义，以等待后来的君子，那么或许万分之一也差不多可以有所帮助吧。淳熙丁未九月甲辰，后学朱熹谨记。《晦庵集》卷八十一。钦定《四库全书》。《晦庵集》卷八十二　宋朱子撰。跋。跋东坡写给林子中的信帖。淳熙辛丑年仲冬乙酉日，我在衢州浮石的船中观看这件帖。当时浙东饥荒十分严重，我因奉使办事被召入朝，入朝奏事时反复诵读其中的话，尤其深有感慨。应当把它摹刻在石上，给当世的君子观看。新安朱熹书写。再跋。淳熙辛丑年，浙东遭遇水旱灾害，百姓饥荒。我因奉使办事被召入朝，经过三衢时，在玉山汪氏家看到了这件帖，认为这是仁人的言论，不可不广泛传播。第二年，便把它刻在常平司的西斋。新安朱熹书写。【第三封信大略说：分别以后，淫雨不断，所经过的地方灾害十分严重。京口一斗米卖到一百二十文，人心已经惶惶不安。况且四月的天气全像正月一样，今年流民饿死和疾病流行，必定烦劳您设法处置。淮南的蚕桑和麦收已经没有希望，必然会牵动本路米价上涨。到了广陵以后，再同正仲商议这件事。请再删削一番，希望老兄同微之、中玉商议。早就听说朝廷厚厚地设置储备，熙宁年间本路截留调拨以及从别路运输来的钱粮，加上因大荒而减免赋税、亏损课利，总数大概有数百万。然而在救济饥荒开始时却丝毫没有起到作用，是因为救济得太迟的缘故。希望兄长早些留意此事，还请同漕司商量。今年上供的斛米都不宜起运，兄长从二月间已经奏请暂缓几个月起运，慢慢观察年成。到六月起运也不算迟，可以免得烦劳其他各路运输粮食来赈济。这样说明，朝廷一定不会责怪。承蒙您深厚的知遇眷顾，我便冒昧说了这些话，想来您会加以宽恕体察。不一一详述，某惶恐。】跋李后主诗后。平叔任性放诞，夷甫坐而空谈，哪里料到昭阳殿竟然变成了单于宫？这是陶隐居借魏晋之事来讽刺萧梁的诗。当时的人没有觉悟，最终竟重蹈覆辙，这件事作为商朝灭亡的鉴戒，就更加明白了。可是违命侯李煜，竟又因为把无生、混茫之说当作治国之道而亡国，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道学不明，人心不正，偏邪、淫靡、邪妄、逃避现实的学说肆意流行，却没有人加以禁止。唉，真令人痛心啊！朱熹观看汪伯时收藏的李后主亲笔诗作，感慨叹息，写下这篇文字。潘叔昌到钓台拜访朱熹，朱熹因此写下赠给他。淳熙辛丑十一月十八日跋《吕伯恭日记》。我观看吕伯恭病中的日记，见他翻阅论著，确实没有一天懈怠；至于天气的冷暖、草木的荣枯，也一定认真记载。由此可见，他观察事物、反省自身，大概有不是血气之情所能改变的地方。这次来却不能再见到伯恭，固然是我深感遗憾的事；然而由此得以窥见他的学问功力所达到的境界，用来警戒反省自己，那么我的伯恭并没有真正消亡，他对我的教诲也仍然谆谆在耳。我反复诵读，流下眼泪，恭敬地写在这篇日记后面。淳熙壬寅，新安朱熹书。题写伯恭删抹过的《荆公目录》。伯恭病中读书，连漏刻的时间也不肯放过；亲手整理诗说，记载古今大事，余力又用来做这件事。然而这些都没有来得及写完一篇，他就去世了，读者对此深感遗憾。这部书曾受到杨公、陈公不遗余力的抨击，但其中肺腑深处的内容，仍有尚未完全揭示的地方。如今看伯恭对书的前四卷竟然一个字也没有增删，而那些极其细微之处，全都无从逃脱。学者由此不仅可以深入考察前代之事，彻底探究治乱的根源，也可以反过来从自己的内心寻求答案，审察得失的端绪。淳熙壬寅正月十七日，我来伯恭墓前哭祭，叔度拿出这部书给我看；感慨叹息之余，便写在它的左边。朱熹仲晦父。跋画卷后。淳熙壬寅上巳日，朱熹仲晦父观看此卷，怀疑这卷画胜过名画诗。跋尤延之论书法后。尤延之论述古人的笔法源流，如同周太史奠定世系一样，确实使人无可挑剔。朱熹仲晦父记。题写欧阳公《金石录序》的真迹。汇集、记录金石文字，在古代本来没有先例，大概是从欧阳文忠公开始的。如今顺伯嗜好古物而不知满足，所做的事又超过欧阳公，并且得到欧阳公这篇序的真迹收藏起来，这不是偶然的。淳熙壬寅年在会稽西园举行禊饮，傍晚归来时写下此文。朱熹仲晦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