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晦庵集卷三十八宋朱子撰书【问答】

译钦定《四库全书》。《晦庵集》卷三十八，宋朱子撰，书【问答】。答袁机仲【枢】我病了几天，才得以反复研读您所示的河图、洛书和卦画两篇论说。起初茫然不知所云，于是又用自己勉强写作的《启蒙》来考察，才发现其中论述得详细明白，只是我偶然没有深入考察，所以造成了这些纷纷的议论，反而更加疑惑。把河图、洛书认为不值得相信，自欧阳公以来已经有这种说法；然而终究无法回避《顾命》《系辞》《论语》中都有相关记载，而诸儒所传的两图之数，虽然彼此有交错，却没有悖谬；顺着数推、逆着数推，纵横曲直，都有明确的法则，不能强行废除。至于河图与《易》的天一到地十相合，并且承载天地五十有五之数，那本来就是《易》的出处。洛书与《洪范》的初一到次九相合，并且具备九畴之数，那本来就是《洪范》的出处。《系辞》虽然没有说伏羲接受河图而作《易》，但所谓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怎么知道河图不是其中的一件事呢？总的说来，圣人制作事物所凭借的因素，本来不只有一个；但其中法象的规模，一定有最亲切、最直接的地方。譬如洪荒时代，天地之间阴阳之气虽然各有形象，但起初还没有数。到了河图出现以后，五十有五之数以及奇偶生成的道理，才鲜明地显示出来；这正是它深刻启发圣人独到智慧的地方，并不是一般的气象所能相比的。因此，仰观俯察、远求近取，到了这一步以后，两仪、四象、八卦的阴阳奇偶才可以谈论。虽然《系辞》所论圣人作《易》的缘由不止一种，但并不妨碍说圣人是在得到这一点之后才作出决定。来信又认为我不应把大衍之数同河图、洛书之数参照起来，这也有道理可说。数虽然各自以一个意义为主，但彼此参伍错综、无不贯通，其中有些地方并非人力所能造作。凡是不相合的，本来不能强行使它相合；凡是必然相合的，纵横反复，像符契相合一样，也不是人力能够强行分离的。如果从这里看出自然契合、不须人为安排的道理，才知道造化的功夫神妙精巧、严密细致，实在令人惊叹，简直说不出来。若讨论《易》的文字，从“大衍之数五十”说到“再扐而后挂”，接着说“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直到“可以祐神”，是一个段落；这是论大衍之数。从“天一”说到“地十”，又连接到“天数五”而说到鬼神运行，是一个段落；这是论河图五十五之数。如今这段文字中间断裂错乱，前后不相连接，错误十分明显。伊川先生已经曾加以整理订正，《启蒙》虽然依照这个本子书写，却没有推论其中所以然，因此读者没有察觉。至于卦画的论说，您来信反复讨论我的观点，其中也有许多地方没有探究到根本。比如您所说“两仪”，有一句：“乾的画为奇，坤的画为偶。”仅“乾坤”这两个字就不妥当。因为“仪”是匹配的意思，两仪就像今天俗语所说的一双一对。从这里再次变化，生成第三画，八卦才形成，这时才有乾、坤的名称。只有一画时，才有一个奇画、一个偶画，只能称为阴阳，还不能称为乾坤。您又说：“由二画增加到四画，成为二奇二偶；又在四画之上各增加一奇一偶，成为八画。”这也是因为没有弄清我图中所说的生成次序才有这种说法。四象的第一画，本来只是前面两仪图中的一个奇画、一个偶画；由于在这一奇一偶之上各自生出一个奇画、一个偶画，于是分成四象，而最初那一画的奇偶也随之分别成为四段。并不是由二画增加成四画，又由四画增加成八画。这一节正是前面所说的自然契合、不须人为安排的妙处。孔子以后千年没有流传，直到康节先生才得到这个说法；但他仍不肯大段说破，大概因为《易》的精髓全在这里，不敢轻易说出其中的意义，并不是偶然的。您又说：“不知道阴阳这两种事物，是否果真可以分别老少而成为四象？”这恐怕也是考察得不够熟悉造成的错误。老少之说在经文中固然没有明文，但揲蓍的方法是在三变之中，每变挂四策，再以奇偶分别，然后才能辨明爻的阴阳；在其中又分别老少，然后才能区分爻是变爻还是不变爻。经文所谓“用九”“用六”，正是指此。如果没有这种分别，整天揲蓍，也不知道所得究竟合成什么卦；即使得到卦，也不知道应当使用哪一爻，怎么能把它当作后世的臆说而抛弃呢？又详细看您所论，竟把天地直接当作两仪，而把“天生神物”以下四项当作四象，这尤其不对。大体说来，所谓“仪”、所谓“象”、所谓“卦”，都是指卦画而言。所以说：“《易》有太极，太极生两仪、四象、八卦。”又说：“《易》有四象，用来向人显示卦爻的吉凶。”如果按照您的说法，那么先有太极、两仪、四象，然后圣人用卦画画出八卦；两仪、四象、八卦三种东西各自成为一种面貌，彼此完全接续不上了。这是《易》的纲领，就像法律中的名例一样，不能有丝毫差错。我的看法分明清楚，已经没有疑惑，不知您高明的意见以为如何？如果您认为还不是这样，幸望再加以指教。答袁机仲 邵子说：“太极既已分开，两仪就成立了。”【以下四节总论伏羲六十四卦圆图，本节从第一爻说起。左边的一个奇画是阳，右边的一个偶画是阴，这就是所谓两仪。如今这一个奇画成为左边三十二卦的初爻，这一个偶画成为右边三十二卦的初爻，是经过层层变化而分开，并不是本来就有这六十四段。以下仿此。】“阳向上交于阴，阴向下交于阳，于是四象产生了。”【本节说第一爻生成第二爻。阳的下半部向上交于阴，阳的上半部便在阴中生成第二爻的一个奇画、一个偶画，成为少阳、太阴。阴的上半部向下交于阳，阴的下半部便在阳中生成第二爻的一个奇画、一个偶画，成为太阳、少阴。这就是所谓两仪生四象。太阳的一个奇画如今分成左上十六卦的第二爻，少阴的一个偶画如今分成右下十六卦的第二爻；少阳、太阴也依此分开，于是初爻的两个部分也分成四个部分。】“阳交于阴，阴交于阳，生成天的四象；刚交于柔，柔交于刚，生成地的四象。”【本节说第二爻生成第三爻。阳指太阳，阴指太阴，刚指少阳，柔指少阴。】

译太阳的下半部同太阴的下半部相交，就在太阴中生成第三爻的一个奇画、一个偶画，成为艮和坤；太阴的上半部同太阳的下半部相交，就在太阳中生成第三爻的一个奇画、一个偶画，成为乾和兑；少阳的上半部同少阴的下半部相交，就在少阴中生成第三爻的一个奇画、一个偶画，成为离和震；少阴的下半部同少阳的上半部相交，就在少阳中生成第三爻的一个奇画、一个偶画，成为巽和坎。这就是所谓四象生八卦。乾的一个奇画如今分成八卦的第三爻，坤的一个偶画如今分成八卦的第三爻，其余也都依此类推，于是初爻、二爻的四个部分如今又分成八个部分。乾、兑、艮、坤产生于两个太，因而是天的四象；离、震、巽、坎产生于两个少，因而是地的四象。”“八卦彼此交错，然后万物产生。”【在一卦之上各加八卦，使它们相间交错，六十四卦就形成了。不过第三爻相交时又生成第四爻的一个奇画、一个偶画，于是一个奇画、一个偶画各自成为四卦的第四爻，而下面三爻也分成十六份。第四爻又相交，生成第五爻的一个奇画、一个偶画，于是一个奇画、一个偶画各自成为二卦的第五爻，而下面四爻也分成三十二份。】第五爻又相交，便生成第六爻的一个奇画、一个偶画；于是一个奇画、一个偶画各自成为一卦的第六爻，而下面五爻也分成六十四份。大体说来，八卦相乘成为六十四卦；从三画以上，每增加一画就加一倍，直到六画，三画卦也增加两倍，卦体横向分开也成为六十四份。它们虽然途径不同，却不约而同地相合，如同符节相契，丝毫不差，这正是《易》的妙处。】这就是您来信所引用的邵先生的话。如今我仔细辨析后呈上，幸望详细考察，不能仓促轻率地加以议论。不过，这已经是在六十四卦形成以后说的，所以其中先后和多少有些难以明确说明。初看时极其费力，不能一下子明白。如果要看出圣人作《易》的根源，直接而清楚，倒不如先看卷首的横图，从最初只有两画时逐步看起，直到生满六画。这样先后多少都有次序，位置也分明，不费言辞。在这里看明白之后，才会知道六十四卦全是天理自然依次排列出来的；圣人只是清楚地看见了它，便依照本来的样子画出，原来没有用一丝一毫的智力去增补。因为它本来不需要智力的帮助，也不容许智力在其中加以帮助。到了卦形成以后，逆顺、纵横都可以形成义理，千般万种，妙处无穷；只是要看人能够看出多少，各自根据所见来立说。虽然表面上彼此不能互相资助，实际上从未相互违背。由最初还没有卦画说到六画完备，是邵子所谓的先天之学；卦形成以后，各自根据一个义理来推说，是邵子所谓的后天之学。您来信所引用的《系辞》以及《说卦》中关于三才、六位的说法，就是所谓后天之学。先天、后天既然各自是一个义理，而后天之说中取义又有许多不同，彼此自然不相妨碍，不能执着于一种说法而废弃其他百种说法。如果执着于您所说的这种观点，就一定会认为圣人最初画卦时只看见一个三才，便不再追问其中缘由，一口气画出三画来模拟它的形象；画成以后仔细一看，发现不能使用，又随即削分添加后面的一半。这样就完全是凭私意杜撰、拼凑补接，哪里还会有《易》呢？您来信列举的条目还很多，但大的纲目不过如此。如今只要在这里看透，其余细小的不合之处自然会迎刃而解。因此现在不再全部辨析，以免烦扰您高明的见识，恭敬地希望您明察。答袁机仲 您来信怀疑河图、洛书是后人伪造的。我私下认为，生在今天而阅读古人书籍的人，之所以能够辨别真伪，一是根据义理是否恰当来判断，二是以旁证、验证的异同来考察。没有舍弃这两条道路而仅凭臆测、悬空断定就能辨明真伪的。对于世间流传的河图、洛书旧说，我之所以不敢不相信，正是因为它们的义理不相违背，证验也没有差错。您的来信一定认为它们是伪作，却没有指出其中义理有什么错误、证验有什么差错，只想凭臆测武断判定；这就是我不敢委曲顺从而不得不加以辨析的原因。况且如今讨论这件事，本来是想通过象数的位置、往来，来认识天地阴阳造化、吉凶消长的根本。如果这里还没有弄明白，本来就无暇另外寻找证据。如今竟完全不探求其中的义理，也没有明确的证据，却徒然进行这种无益的争辩，这就像不在屋内商量，却在门外喧嚷；不品尝其中的精华，却只去啃它的骨头。即使辨明两图的真伪确实毫无差错，也没有什么用处，何况还未必正确呢？希望您暂且放下这个问题，对我推演两图的说法稍加留意；这样即使未必就是真图，至少也应当略微看出象数本原的意味，产生一些会心之处，而图的真伪也将不辨自明了。您来信怀疑先天、后天的说法。根据邵氏的说法，先天之学是伏羲所画的《易》，后天之学是文王所推演的《易》。伏羲的《易》起初没有文字，只有一幅图，用来寄托象数；天地万物的道理、阴阳始终的变化，都具备在其中。文王的《易》，就是今天的《周易》，而孔子所作的《传》就是解释它的。孔子既然依据文王的《易》来作《传》，那么他所论说的，本来应当专以文王的《易》为主。然而如果不追溯伏羲创作《易》、画卦的缘由，学者就一定会误以为文王推演的《易》就是伏羲最初所画的《易》，只从中间说起，而不知道它上面的根源。因此《十翼》中像“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以及“天地、山泽、雷风、水火”之类的说法，都是以伏羲画卦的意旨为根本的。如今《新书·原卦画》一篇，也先分说两仪，把伏羲放在前面，文王放在后面。若一定要知道圣人作《易》的根本，就应当考察伏羲的卦画；若只是想知道今天《易》书的文义，那么探求文王的经文、孔子的传文就足够了。这两者本来不相妨碍，但也不能混杂在一起。您来信竟说这是专门为邵氏作解释，而对《易经》没有取舍折衷，恐怕是考察得还不够详细。您来信说七、八、九、六不能作为四象。

译四象这个名称所包含的范围很广，大体应当以两画相重、四个位置排列成列的情形为正；一、二、三、四，是它们位置的次序；七、八、九、六，是它们实际的数。用阴阳、刚柔来分别它，是合天地而言；用阴阳、老少来分别它，是专就天道而言。若专就地道来说，刚柔又各自有太少之分。推而广之，纵横交错，凡是一种事物，无不各自具有四种形象，并不只是这些数而已。这是天地之间自然的道理，在卦画形成以前，就先有这些形象、这些数；所以圣人画卦时，只是依照样子画出来。揲蓍的人又随着所得到的挂、扐、过揲之数与它相合，并不是原本没有实际内容，到了画卦、揲蓍时才临时安排出来的。您在这里看得还不明白，只是徒然费力争辩。我私下认为，应当先在尚未画卦以前，认识到本来就有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的根本，然后才有讨论的基础。现在不必急着立论。“用九”“用六”的文字，固然是在卦形成以后才出现的；但“用九”“用六”的道理，却在卦形成以前就存在，也是这个道理。只要把实际情况看得清楚，自然处处贯通，不必劳心争辩。至于说一、八、九、六是揲蓍者所造成的，而不是圣人的法则，这个错误尤其不难明白。现在姑且说揲蓍的方法，是出于圣人，还是出于后世？根据《大传》，无疑是出于圣人；在那个时候，如果没有七、八、九、六，也就没有办法决定爻的阴阳、动静，又何必用揲蓍呢？这件事前信中已经辨析得很详细了，并不是我新创的见解、新立的学说，请您再熟读玩味，自然会看出来，现在不再逐一细说。您的来信又说：《系辞》本来只是说四象生八卦，如今又把它加倍，使四象各分为二而生成八卦中的一画；这些数字令人无法理解。不过想来不值得深辨，请暂且从我前面所说的“实际存在的根本”来验证，或许能够有所领会。来信怀疑第四爻、第五爻没有主名。一画称为仪，二画称为象，三画称为卦，这样八卦就具备了。在这基础上依次旋转，每卦再各加一画阴阳，累积到三重，便再次形成八卦；如此八个方向就有了六十四卦的名称。若直接把八卦逐一加在一卦之上，也会按照它们所在的位置而得到名称。正当形成四画、五画的时候，还没有形成外卦，所以无法命名。内卦为贞，外卦为悔，这也是在画卦时就已有的名称。至于用揲蓍求卦，则经过九次变化得到贞，再经过九次变化得到悔，那是后面另一段事情，也只是像前面所说的七、八、九、六罢了。并不是说一定要揲蓍以后才开始有贞、悔的名称。大体上，新书所论卦位，和《繫辞》《说卦》或许有同有异；至于论揲蓍，则只是依据《繫辞》，怎么会另有一套说法呢？像这些地方本来极其浅近，如今却这样解释，我私下恐怕考察得很不详细。来信引用伊川先生说明重卦的原因。重卦的原因，不只是伊川先生这样说，《大传》也说：“八卦成列，因而重之。”不过，八卦之所以成列，是从太极、两仪、四象逐步产生，直到形成八卦。卦画完成以后，才看出其中有三才的象，并不是圣人先看到三才，便凭自己的意思连续画出三爻来象征它。“因而重之”，也是因为八卦已经形成，便分别在其上逐层生出。若逐爻依次生成，就还要增加三次变化，才形成六十四卦；若整卦一并生成，则只用一次变化，便形成六十四卦。虽然有迟速不同，但都是自然逐步生成，各有行列次序。卦画完成以后，才看出它能够穷尽天下的变化，并不是圣人发现下三爻不足以穷尽天下变化，才另外设法再画上三爻来补足。以上都是作《易》的精妙之处。正当画卦时，即使是圣人，也未必自己知道其中有许多巧妙奇特之处，实在需要人细心体会，不可草率立说。以上五条，鄙人的意思已经倾尽无遗了。然而这并不是我的说法，而是康节的说法；也不是康节的说法，而是希夷的说法；也不是希夷的说法，而是孔子的说法。只是当时诸儒已经失去了传承，而方外之人暗中相互传授，把它当作炼丹的术法。到了希夷、康节，才反过来将它归还于《易》，此后这些说法才重新在世上显明。但它同现在流行的《周易》次序、排列多有不同，所以听到的人初次见到，大多不能理解，也不相信，只根据眼前流行的《周易》，沿着文句臆造意义，穿凿割裂，杜撰之处多得不可胜数。这正是《启蒙》一书所以写作的原因。如果人们平时都熟悉《易》，人人都能明白领会，又何必再写这部书，成为屋下造屋、床上叠床呢？还希望高明不要因为这是我的说法就轻视它，暂且虚心谦逊，求得理解，不可好高骛远、故意立异，轻易搜求其中的瑕疵。长久玩味，熟习融会于心，那么天地变化的神妙、阴阳消长的奥妙，自然会明白呈现在心目之间；其中可惊、可喜、可笑、可乐之处，必然会有一种自己也不知道为何如此，却自然如此的感受。话还没有说尽，偶然得到一首小诗来寄托鄙怀：“忽然半夜一声雷，万户千门依次打开。若能认识无心而涵容万象，就许你亲眼见到伏羲到来。”说得太过放纵粗率了，只差拿一根拐杖重重一顿，便成了一回说法了。我言语狂妄、冒犯而草率，幸望不要鄙弃讥笑。答袁机仲

译承蒙您在另纸上谆谆详细地教诲，又把新论示给我看，尤其感谢您不以我为鄙陋。只是我的这些说法，先前已经全部陈述过了；前后多次加以排斥、驳斥和抨击，也已经不遗余力。如今您又教我把意见全部说尽，但这同前日又有什么不同呢？不过既然承蒙您启发我，让我说出来，我又不敢默然不语。大的问题一时不容易立即讨论，姑且先就来信中一两处浅近的地方质疑。所谓温厚之气盛于东南、严凝之气盛于西北，是礼家之说。所谓阳生于子，在卦为复；阴生于午，在卦为姤，是历家之说。所谓巽位于东南、乾位于西北，是《说卦》的说法。这三家各有一套说法，其中礼家、历家的说法还可以相互贯通。至于《说卦》，它的卦位自成一说，同前两家并不相谋。如今来信却想把它们合为一体，其中又有在同一说法内部彼此矛盾的地方，这就是我不能没有疑问的原因。若说东南因为已经生出一阴，便成为阴柔之位；西北因为已经生出一阳，便成为阳刚之位，那么春夏阳气旺盛之时反而不能称为阳，秋冬阴气旺盛之时反而不能称为阴，却倒把它们初生的微弱状态作为主导了。若说一阴生于东南、一阳生于西北，那么阴不是生于正南午位的姤，而是向东逸出；阳不是生于正北子位的复，而是向西游移。若说巽因为一阴初生而位于东南，那么乾难道是因为一阳初生而位于西北吗？况且《说卦》原文对于巽只取其洁齐，对于乾只取其战，并没有一阴一阳开始生出的说法。所有这些曲折反复之处，终究都无法贯通。不如直接把阳刚看作仁、阴柔看作义，这样明白而简易。这样一来，生发就是仁，肃杀就是义，三家的说法都没有冲突。肃杀虽然看起来像刚，实际上却是天地收敛退藏之气，自然不妨称为阴柔。来信又谈黑白的位置，更加令人难以理解，而且那幅图也不是古法。不过为了让人容易明白，姑且画成这样来表示：乾三位都是白色，是三阳的象；兑下二位为白、上一位为黑，是下二阳而上一阴；离上下二位为白、中间一位为黑，是上下二阳而中间一阴；震下一位为白、上二位为黑，是下一阳而上二阴；巽下一位为黑、上二位为白；坎上下二位为黑、中间一位为白；艮下二位为黑、上一位为白；坤三位都是黑；这些都分别表示三爻。这是爻，是阴阳的象。乾、兑、离、震的初爻都是白色，巽、坎、艮、坤的初爻都是黑色，四卦相间，这是两仪的象。乾、兑、巽、坎的中爻都是白色，离、震、艮、坤的中爻都是黑色，两卦相间，这是四象的象。乾、离、巽、艮的上爻都是白色，兑、震、坎、坤的上爻都是黑色，一卦相间，这是八卦的象。难道会有震、坎都为黑而像坤，巽、离都为白而像乾的道理吗？这恐怕是画图有误，否则就是明白的人观察得还不够仔细。以上这些，是《易》中最浅近、最容易看见的地方，您尚且没有完全弄清楚，何况那些体大而意义深远的内容，又怎么可以轻易忽视，马上加以诋毁呢？这就是我不敢把话全部说尽的原因，恐怕这些话不足以解除您的疑惑，反而增加您的过错。希望您试着详细考察。如果我所说略有可信之处，愿意接着说下去，绝不吝惜。又读到来信，认为不能把仁、义、礼、智分别配属四时，这也似乎太草率了。五行、五常、五方、四时相互配属，其中的道理很明白，相关说法也流传已久，并不是我今天独自创立的。所有这些地方，我私下恐怕您考察得不够详细，思考得不够审慎，却突然立论，轻率放肆地加以诋毁，所以先前我心中的一些话，还有许多不愿在老丈面前全部吐露。这种自满自得、拒绝听取别人意见的声色，实在太严重了。如果真想求得义理的归宿，恐怕应当去掉这种态度，虚心接受他人意见，这样或许才会有所收获。冒昧直言，惶恐不安。熹再次禀告。答袁机仲别幅 乾在文王八卦的位置上位于西北，在十二卦的位置上位于东南；坤在文王八卦的位置上位于西南，在十二卦的位置上位于西北。所以现在这幅图把文王八卦列在内，把十二卦布置在外，以显示两者的位置截然不同，即使善于辨析的人，也不能把它们合为一体。不过，十二卦的说法容易明白，八卦的说法却难以说明。容易明白的应当推究，难以说明的应当暂且存疑。依图观察，就可以看出来。论十二卦，阳气始于子而终于巳，阴气始于午而终于亥；论四时之气，阳气始于寅而终于未，阴气始于申而终于丑。这一说法虽然似乎稍有差别，但所争不过是两个位次。因为子位一阳虽已产生，却还没有出于地面；到寅位泰卦，三阳之气产生，才出于地上，温厚之气也从这里开始。巳位乾卦六阳虽已达到极盛，但温厚之气还没有终结，所以午位一阴虽已产生，却还没有伤害阳气；一定要到未位遯卦，温厚之气才开始穷尽。午位阴气虽已产生，严凝之气却到申位才开始；亥位六阴虽已达到极盛，严凝之气还要到丑位才穷尽，道理也仿佛如此。地中的气难以看见，地上的气却容易辨识，所以周人以建子为正，虽说取得天统；而孔子论治理国家，却以夏时为正，大概是取其阴阳始终显明的缘故。依图推究这套说法，就可以看出来。来信说，坤的上六阳气已经产生【它的位置在亥】，乾的上九阴气已经产生【它的位置在巳】；根据剥上九“硕果不食”以及十月为阳月的意义推究，剥卦上九的阳气正穷尽而变化为纯坤时，坤卦的下爻中已经有阳气产生了。不过在一天之内，一画之中才增长三十分之一，必须积累一月，才能充满一画而成为复，才算是一阳产生。夬的一阴成为乾、成为姤的意义，也同样如此【来信虽有这个说法，但还不够详密，所以我替您推究成这样】。大概说到阴阳开始产生的微小迹象，当然已经可以称为阴阳；但如果马上把它作为阴阳的界限，那么正处于旺盛状态的尚未衰退，而所占的部分不止卦中六分之五；刚产生的气极其微弱，所占还不到卦中六分之一，所以不能从这里截然划分阴阳。这是十二卦中的一个道理，同复、姤的说法在根本道理上并无不同，只是要经过几次变化以后才能说到这里；不可抢先混杂地谈论，扰乱了本来的正意。

译来信又说冬春为阳、夏秋为阴。按照文王八卦来讲，从西北的乾到东方的震，都是父与三男的位置；从东南的巽到西方的兑，都是母与三女的位置。所以坤、蹇、解三卦的彖辞，都把东北说成阳方，把西南说成阴方。这样说冬春为阳、夏秋为阴，也是一种说法。但《说卦》又把乾列在西北，这样阴气就没有完全止于西方；把巽列在东南，这样阳气也没有完全止于东方。这同三卦彖辞又略有不同【这也是根据来信的说法推出来的；《说卦》的文字恰好同彖辞相互表里，也可以由此看出这幅图出自文王】。不过这自成一说，同其他说法，如十二卦之类，并不相通。来信把东南的温厚说成仁，把西北的严凝说成义，这是《乡饮酒义》的说法。但考察原文，虽然区分了仁义，却没有阴阳柔刚的区别；只是在后面又有阳气从东方发出的说法，那么仁属于阳、义应当属于阴，也就可以推知了。来信却没有察觉这一点，偏要把仁说成柔、把义说成刚；这已经错了，又苦恼于柔不能归属于阳、刚不能归属于阴。于是强行把温厚说成柔、严凝说成刚，又把北方的阴气移到南方，使它主持仁的柔；把南方的阳气移到北方，使它主持义的刚。这样一来，方位和气候全都颠倒了，而所作的解释也都参差乖悖，无法合在一起。又使东北为阳、西南为阴，也都只取得一半而失去一半，我在图中已经充分看出它的错误。大概说来，阳主进，阴主退；阳主息长，阴主消减。进而息长的，气势强；退而消减的，气势弱。这就是阴阳之所以成为柔刚的原因。阳刚温厚，居于东南，主宰春夏，以生发成长为职责；阴柔严凝，居于西北，主宰秋冬，以收敛闭藏为职责。生发成长就是生，收敛闭藏就是杀，这就是刚柔之所以成为仁义的原因。由此看来，阴阳、刚柔、仁义的位置，难道不是清楚明白了吗？杨子云所说“对于仁是柔，对于义是刚”，只是从它们作用的末流来说，大概也就是所谓阳中有阴、阴中有阳，自然可以自成一种意义；但不能把它混杂到这里来讨论。以前我曾当面向妙湛禀告过，《易》中卦位的义理有许多层次，自有先后次序，每一层各自构成一个方面，不能强行牵合成一套说法。学习的人必须依次整理理解：整理上层时，先不要搅动下层；等到上层全都理解透彻以后，再轻轻揭开下层来继续理解。当时虽然好像迟缓，不合人意，但长期积累下来，层层都弄明白了，自然会看出许多条理，千差万别，各自都有归宿，岂不痛快？如果不问浅深，不分先后，把它们揉成一团，合成一说，就会彼此妨碍，使人无法分别理解，只是纷纷扰扰，最终流于粗疏。这是我平生读书已经验证过的效果，不只是读《易》如此。前信所论仁义礼智分别属于五行、四时，是先儒的旧说，不可轻易诋毁。如今来信虽然没有谈到这一点，但这是重要的大义，或许前信还有没有说尽的地方，不可不深入研究。天地之间本来只有一气，分为阴阳，便成为两种事物。所以阳为仁，阴为义。然而阴阳又各自分为二：阳气初生为木、为春、为仁；阳气盛大为火、为夏、为礼；阴气初生为金、为秋、为义；阴气极盛为水、为冬、为智。仁的恻隐，正是从内心向外发出；礼的恭敬，则已经完全发于外。义的羞恶，正是从外界进入内心；智的是非，则已经完全潜藏于内。所以它们的象类如此，并不是勉强拼合、附会牵连。若能默默在心中体察，自然可以看见。《元亨利贞》的道理也是这样。《文言》取类说明，尤其明白，并不是我今天个人的臆说。五行之中，四者各有所属，而土居中央，为四行的根基、四时的主宰。落实在人身上，就是信，就是真实的意义；它是四德的根基，也是众善的主宰【五声、五色、五味、五臭、五脏、五情的分别，也都仿照这个道理】。大概天与人是同一事物，内外是同一个道理，流通贯穿，起初没有隔阂。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那么即使生在天地之间，也不知道天地之理为何如此；即使具有人的形貌，也不知道做人之理为何如此。所以这一层道理同自身关系密切，比前面几段尤其重要，并不只是小节而已。答袁机仲 承蒙您下谕谈论《易》说，又见您讲学不倦、向不能之人求教的盛德美意，我更加私下敬仰。我的意见已经在另纸中详细呈上了。这些不过是《易》中卦画阴阳的分别和位置，还不是关系到我们自身切实身心的事情。万一我的见解不合您的高明心意，可以暂且搁置它，另向内心深处寻求，恐怕自然会有更加切实的用功之处。答袁机仲 再次承蒙您下谕，内容已经全部了解。您的意见如此。不过仔细考察始末，原本并没有什么争执，只是因为武陵旧图中“仁”“义”二字偶然没有照看好，导致彼此错置。这个错误很小，后来既然已经察觉，仁字不能放到西北方，义字不能放到东南方，就应当依此清楚改正，本来不会有任何问题。可是却掩饰原有的短处，想方设法移动阴阳刚柔四个字来弥补错误，所以争论纷纷，直到今天仍不能确定。起初先以文王八卦为说，认为一阴生于巽、一阳生于乾，这已经不是《说卦》的本意了；把二阳纯乾的方位作为一阳开始产生的地方，更是极其乖谬。后来既然知道这一点，又改用十二卦来解释，认为一阳生于乾的上九、一阴生于坤的上六，于是把北方的阴柔移到南方，使它带着“仁”字回到西南而不失其阴柔；把南方的阳刚移回北方，使它带着“义”字回到东北而不失其阳刚，这样做也算巧妙。然而它所移动的总共是两个方位，其他六辰六卦的旧有主属全都失去了；又改动了自古以来阴阳的界限，实在烦扰不堪，而它想迁就的结果，也不过得到一半而失去一半。

译北方虽说是严凝之气，东方已经成为温厚之气；南方虽说是温厚之气，西方已经成为严凝之气。这样一来，不但不足以挽救旧图一时的错误，而且为了掩饰过错而强作非是、故意穿凿的弊病，反而比前一天更加严重了。我私下恐怕您在这里急于求胜，还没有来得及深入思考。为了究明这套说法、启发您的高明心意，又想到空谈纠缠反复，既难明白又容易出错，所以不得不画成一幅图，先列出定位，然后分别把旧图的错误以及如今两次讨论的意思，随事附说；还有没有说尽的，再详细另列数条，附在后面。切望您虚心平气，仔细考察，慢慢思考。如果能在这里彻底悔悟，先把旧图中的“仁”“义”二字清楚改正，再把如今移动改变的阴阳刚柔等字全部放回原来的位置，像我的新图那样各安本位，那么就会简易圆满，不费许多言辞，三才、五行、天理、人事也都各得其所。至于文王八卦，我曾根据卦画反复纵横推求，始终不能得到它安排的用意，所以畏惧而不敢妄作解释，并不是认为它是文王后天之学便轻视它。文王的本性同天道相合，是生而知之的大圣，后世学者尚且要极力探求他的学说而不能得到，我虽然极其愚钝，又怎么敢有轻视它的心呢？只是按照来信所论，不过是顺着已经确定的位置、已经形成的说法加以应和赞叹罢了。假使文王的意思仅仅如此，那么我本来已经明白，不用深思，却仍然觉得它没有达到充分的理解。所以我曾私下说，您对于这幅图，尊崇虽然极其深，信奉虽然极其坚定，但您所以能够理解它，恐怕还不如我深；这又不是容易用言语说明的。至于邵氏把这幅图看作文王之学，虽然没有可考的依据，但《说卦》把它列在“天地定位，雷以动之”两节之后，而它的布置方法又明显不同，因此邵氏把两者分别归属于伏羲、文王，恐怕也不是没有道理。只是既然还没有弄清它的根源，那么姑且存疑，等待明白的人来说明，也没有什么害处；不必突然放纵己意立说，轻率排斥它。又有人说一奇一耦不能生成四象，二奇二耦不能生成八卦；那么这幅图本来极其容易明白。又不知道老丈平日是怎样思考的，今天为什么还会有这个疑问？最初产生的一奇一耦，就是两仪。在一奇之上再生一奇一耦，便成为两种二画卦，称为太阳、少阴；在这一耦之上也再生一奇一耦，便同样成为两种二画卦，称为少阳、太阴。这就是所谓四象【四象形成后，两仪也分为四类】。在太阳的奇画上再生一奇一耦，便成为上爻，共有三爻，称为乾、兑【其余六卦依此类推】；这就是所谓八卦【八卦形成后，两仪、四象也都分别为八类】。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地产生，像水流涌出一样，不借助人为智力，也不需要人为操作，而天地的纹理、万事的道理无不完备其中；这不叫作“画卦以前的《易》”，还叫什么呢？我前信本来已经说过，我所画的图并非古代原有的图，只是今天根据意思画出奇偶相生的次序，使人容易明白。所谓“画前之易”，是说在画卦以前这种道理就已经存在，只是借聪明神武之人的手把其中的奥秘发明出来，并不是说画卦以前已经有了这幅图，画卦以后才有八卦。这是《易》中第一等的义理；如果不懂这一点就想谈《易》，同撒开一张没有纲的网、提起一件没有领子的衣服有什么区别？实在无从下手。这些话只能对明白的人说。我的眼病非常严重，不能亲自书写，恳请您深切体察。第四画，是以八卦为太极，再从八卦生出两仪；第五画，是八卦所含的四象；第六画，是八卦所含的八卦。再次看到来信中有这一项，而本信还没有回答，所以再加以说明。熹又禀告。答袁机仲 关于《易》的说法，不知您的意思看得怎样？前信所说二方、六卦、六辰全都失其位置，以及得到一半、失去一半的说法，后来想来仍有没有说尽。把阳气移到北方，使阳失去自己的位置而夺取阴的位置；把阴气移到南方，使阴失去自己的位置而夺取阳的位置，两个方位固然已经有问题。东方虽然仍旧得以作为阳方，但它温厚之仁不能同南方的同类相合，反而要勉强附着于北方严凝之义；否则就必须把仁改作义，离开阴方而归向阳方，才能安妥。但又恐怕没有这个道理，所以东方的三卦、三辰也失去了位置。西方虽然仍旧得以作为阴方，但它离开北方而附着于南方，以及把义改作仁，形势上也有不便，因此西方的三卦、三辰也失去了位置。大概只移动这两个方位，就使四方八面、十二辰、十二卦同时混乱，没有一件东西能够安处于自己的本性之中。前信所禀告的，还没有把这一点说明得如此明白详尽。答袁机仲 关于《易》的说法我已经明白了。如果只是这样，我本来早已深深明白，不需要您反复告诫。我之所以产生疑问，正是担心您的见解还没有穷尽，却费力穿凿，使阴阳不能占据它们正处于旺盛状态的方位，使仁义不能保持各自完整的德性，徒然纷纭，只有损害而没有益处。如今您既不肯回头省察，反而越发坚持，那么我这点愚见还能再说什么呢？我私下认为，两家的说法各自成一家；您不能使我成为您，正如我不能使您成为我。不如从此闭口不谈，各自守住自己的说法，等待伏羲、文王再出现来加以质正。然而以您的见解和坚定自信，我私下恐怕即使伏羲、文王再出现，您也未必肯相信他们的说法。魏郑公说这话，是因为远望献陵；如果是昭陵，臣本来已经亲眼见过了。佛家有句话说：“众人知道的地方，良遂也知道；总知道良遂所知道的地方；众人不知道的，正是这个道理。”世间的事情，我身处闲散之地，说了也没有益处；这里本来正好从容讲论，以排遣穷困忧愁，然而彼此道理像榫头和卯眼一样无法相合，又是这样，实在令人深深叹息，也确实可以说我们的道路走到尽头了。答袁机仲

译承蒙您把关于《易》的说法示给我看，极为感谢您不以我为鄙陋。然而我的浅陋见解，先前已经多次陈述，甚至烦劳您加以斥责，已经很久了。如今我还敢说什么呢？只是详细考察序说各篇，可以看出它们只是依照经文阐明道理，而不被诸儒的臆说和穿凿迷惑，这是全书最为紧要的主旨。现在根据篇中的说法考察，如《繫辞》《说卦》解说两次引用《礼记》，把春天生发、夏天成长说成仁，把秋天收敛、冬天闭藏说成义。《说卦》解说又特意引用温厚之气始于东北、盛于东南，严凝之气始于西南、盛于西北，来说明仁义的分别。这在经书中有依据，又符合自然之理，真可以说没有被诸儒臆说的穿凿迷惑。然而它解释这些内容时，又一定要认为圣人担心乾只有阳刚而没有仁、坤只有阴柔而没有义，所以必须兼取三才而成为六画，之后才能使乾居东北而成为冬春之阳，使坤居西南而成为夏秋之阴；又一定要横向截断阴阳，各分为两段，以划分仁义的界限，之后才能使春居东方而成为乾之仁，夏居南方而成为坤之仁，秋居西方而成为坤之义，冬居北方而成为乾之义【这不是原书的话，只是我依照自己的意思这样作注解，希望阅读的人容易明白】。这样割裂拼缀、破碎参差，不知在经书中有什么依据，又同诸儒臆说的穿凿有什么不同呢？又考察文王、孔子，都把乾作为西北的卦，把艮作为东北的卦。虽然我还不能彻底明白其中的原因，但经书有明文，不能任意移动，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如今却说乾位于东北，这就是贬低乾的尊位，使它居于艮的位置；不知道这样一来要让艮居于什么地方？这又不知道在经书中有什么依据，同诸儒臆说的穿凿有什么不同。又考察孔子明白说《易》有太极，太极生两仪，这本来是把太极作为一、两仪作为二；凡是有心有眼的人都能看出，不必推算历法、布置卦数以后才知道。如今《太极论》却说“乾坤是《易》的太极”，这样就是把两仪当作太极，又使两仪自己生出两仪来。不知道这在经书中有什么依据，又同诸儒臆说的穿凿有什么不同。至于《繫辞》解说又说“太极，是一所由以发生的起点”，这又是认为太极的妙理不能用“一”来命名；按照它的次序，就应当先产生那个由其所起的“一”，然后再变化一次才产生两仪。这一点暂且还没有讨论它在经书中有没有依据、同诸儒臆说究竟相同还是不同；但参照前面的说法，已经有很大的矛盾了。请问，您高明的意思究竟是怎样的呢？以上四条，我都不敢贸然认为是错误，以免触怒尊意；只是有不明白的地方，不敢不向您请教。答袁机仲 承蒙您教诲《参同契》和邵氏不知《易》的说法，辨析广博而见解高深，不是我这种浅陋之人所能窥测的。不过《参同契》一书本来不是为了阐明《易》而作，只是姑且借用纳甲的方法，寄托修炼过程中进退的时令。过去我常想学习它，却没有得到传授，无从下手，所以不敢轻易议论。然而它所说的纳甲之法，就是今天流传的京房占法，见于《火珠林》，是京房遗留下来的说法。沈存中的《梦溪笔谈》解释得很详细，也自有道理。《参同契》所说的甲、乙、丙、丁、庚、辛，是用来说明月亮的昏旦、出没，并不是用来划分六卦的方位。这虽然不是为阐明《易》而设置的，但《易》中无所不包。假如它的说法自成体系，可以推演贯通，那么也不妨碍《易》，恐怕不必轻率放肆地加以诋毁排斥。至于邵氏先天之说，其中推究伏羲画卦的次序和生生不息的妙理，是《易》的宗祖，更不应当轻率妄加议论。若还没有深入明白，暂且搁置不论，谨慎地保留疑问。若一定认为那是不懂《易》，那么像我这样的人又有什么资格谈《易》，还劳烦您多次不倦地提携教导呢？既然承蒙您不以我为鄙陋，我不敢不把自己的愚见全部说出。其他如“六五坤承向”等，也怀疑有错字，见于《考异》。而您所示的十二卦图，把姤作为子、把复作为午，也是我不能理解的地方。所引用的坎、离没有爻位，其中也有脱字；这或许只是笔误，都还来不及讨论。答赵提举【善誉】仰慕您已经很久了。往年虽然承蒙您屈尊来访，但因事情仓促、时间紧迫，没能稍作交谈，我一直引以为憾。近来才私下读到您所著的《易论语书》，又感叹知道得太晚，未能亲自向您请教名理。偶然通过虞君转达所疑问的问题，起初不敢以姓名直接通报，而您不以我为鄙陋，远道赐书，倾心相告的情意十分深厚。我反复读了三遍，感激欣慰无比，不敢不作答。大道之体广大无穷，其中的文理又严密精细，丝毫不能有差误。圣贤谈论道，所以既说它生发养育万物、高峻极至于天，以形容它极其广大；又一定说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以概括它极其细微。指示学习者修养德性、凝聚道体的功夫，所以既说要达到广大，又一定说要穷尽精微。近世谈道的人却不是这样，他们的说法大多喜欢浑然完整而忌讳分析，喜爱高妙而忽略细微；对于所谓广大，似乎能够说到，但若对精微之处不能察知，那么他们所谓广大，也不容易认识其完整真实的本体。现在姑且根据经书来说，它所阐明的固然不超出一个道理，但所指对象不能没有异同的分别；即使在相同之中，也不能没有主次、亲疏、远近的差异。例如卦之所以有八卦，是由三重奇偶相加而成；爻之所以有三爻，则取自三才的象，不是奇偶所能说明的。这就是道理相同而所指不同。四象的说法本来是为画卦而设，因此应当以康节的说法为主，而七、八、九、六以及东西南北、水火金木之类为客。掌握了主，客的亲疏远近就都可以由此确定；不掌握主，却说它们都是同一种说法，那么我想求同，而它们自然各自不同，终究不能真正相同。这就是所指相同，却不能没有主客分别。以上都是喜欢浑全而忌讳分析的过错。至于乾坤纯一而不杂，是圣人用来形容天地之德、作为六十四卦纲领的；乾纯为刚健而不杂，又是圣人用来形容天理自然的完整本体、作为坤的纲领的。所以赞美它刚健柔顺的完整德性，说明圣人体察道体的妙处以及学习者入德的方法，也都已经完备了，从未因为它有所偏重而稍加贬低。至于各爻，虽然有时不免含有戒意，但乾九三之所以危，是因为它失去中位；它之所以没有咎，是因为刚健而能实行。坤六五之所以大吉，是因为居于尊位而能够谦下；上六之所以龙战，

译是因为阳气过盛而亢极。难道这是厌恶乾的刚健而想使它柔弱，厌恶坤的柔顺而想使它刚强吗？如今还没有察觉其中精微的内涵，便贸然指出它的偏重，认为应当引以为戒，意思仿佛对乾坤有所不满而加以缩小，这不正是喜爱高妙而忽略细微的过错吗？至于用九、用六，是用来戒除刚柔偏盛的；但也是因为阴变为阳、阳变为阴的象而产生这种戒意，并不是像欧阳先生所说的那样，由圣人创立意旨、强行建立学说。大体说来，《易》这部书本来是为卜筮而作，所以卦辞、爻辞一定根植于象数，并非圣人凭自己的意思造作。它所作的劝诫，也是施用于筮得此卦此爻的人，并不是反过来告诫卦爻本身。近世谈《易》的人，特别不懂这一点，所以他们的说法虽然有义理，却没有情意；即使是大儒先生，也难免如此。近来因反复玩味探索，偶然幸而想到这一点，私下庆幸以为是上天启发我的内心，叫我把它告诉别人。但还没有见到有人深刻明白，不知您认为如何？过去也草草写过这番说法，今天随手录出乾、坤两卦呈上。其他文义尚有许多没有解释清楚的地方，不能完成，姑且留待后世的子云吧。近来又曾编成一部小书，大略讨论象数的梗概，也一并作为献礼。我妄自认为，学习《易》而有意研究象数说的人，对这一点不可不知；除此之外，则不必知道。内心的精微，言语不能全部表达；迎风伸颈远望，思念之情更加深切。答赵提举 我的《易学》没有承蒙您指教，您却给予“简易”的赞誉，使我惶恐不安。这部书写得草率简略，哪里足以担当这样的赞誉？然而“简易”二字，在《易》数之中确实是不可替代的妙理。近世说《易》的人越来越多，而这个道理却越来越晦暗。若不是见解明彻的人，谁能用一句话把它说尽呢？我叹服不已。近来曾略作修改，随后另寄呈上。不过图书交错纵横，没有不相互吻合的地方，终究还是有无法穷尽的内容。天地的文理，确实不是人的一己智慧所能达到的。与周益公 熹私下想，初夏时节清和，恭敬地祝愿判府安抚少保大观文丞相国公尊候起居万福。熹近来曾拜书，并把胡先生墓文送请指教。如今来到城中，才知道还没有遣发，已经禀告史君催促办理，想来不久就能送到您那里。熹有一点请求，冒昧写信禀告。先父亲少时喜欢学习荆公的书法，收藏他的墨迹很多。其中一纸是进呈邺侯家传的奏草。我品味它的辞意，欣赏它的笔势，实在有一种凌驾古今、开合宇宙的气象。然而它同今天版本的文集不同，我怀疑文集中的文字是删改润色后的定本，而这张纸才是他胸怀中本来的旨趣。我曾想抄录目录中李传本的文字附在后面，一并刻印，使后世君子得以考察，却一直没有空暇。如今江西使者汪兄季路想把它取去刻印，临川冒昧想请求相公写一句话来使这件事更加郑重；这样或许读者能够知道，这一幅纸上数行文字之间，所涉及的感慨实在说不尽，并不只是为了欣赏书札玩物而设。恭敬地想，相公也应当对此慨然动心，最终赐予帮助，早日挥笔题写，附在季路所刻之中，那就万分幸运了。此外还有同王观文讨论边事的数纸，日后也应当一并呈上，请您审定。专此写信禀告，不敢再涉及其他事情。恭请您鉴察。答周益公 昨天承蒙您赐教，谈到范仲淹、欧阳修的议论，我心中有些不能没有疑问，本想请教您，却也没有空暇。今天正好遇到这个机会，似乎不该错过。可是病体这两天觉得比以前更加沉重，情势不允许详细禀告。不过我私下认为，范公、欧公二人的心迹明白通达，没有丝毫可疑之处。吕公先前的过失和后来补救的功劳，优点和缺点本来就不会彼此遮掩。若如您的教示，只恐怕还没有真正了解其中的实情，所以希望相公再仔细思考一下。以前见过范公写给吕公的信，其中引用郭子仪汾阳王、李光弼临淮王的事，语意尤其明白；可是范公文集中却看不到，恐怕也是被忠宣删去了。忠宣固然贤能，但他的规模气象，似乎与文正还有不完全相同之处。他深深忌讳这件事，虽然不妨碍他守正，却还不能说已经达到可以通权达变的境界。不知高明认为怎样？不久前见徐玉丈端立，他自称曾见过石林，说怀疑范仲淹、马端临关于钟律的争辨，是故意制造异同，来解除朋党之疑。我于是告诉他说：“这件事是真是假还不可知，但提出这种说法的人，也可以说是不占便宜了。”石林因此一笑置之。今天的议论，恐怕也有些类似，所以一并说及。冒昧直率，惶恐不安，恳切希望您宽恕。答周益公 先前多次承蒙您教诲，关于范碑的曲折经过，考据精详广博，议论公正平允，而且用意深远，尤其不是一般人的见识所能达到的。又得到吕子约记录的承教书信，互相参照启发，其中的辨析更加明白。像我这样孤陋寡闻，能够参与听闻这些，已经十分幸运了，又哪里敢在其中说一句话呢？然而藏在心中，我私下确实有不能没有的疑问。我曾私下认为，吕公的心意固然不是晚辈所能窥测推度的；但他当权时，所作所为不合众人心意的地方，大概也很多。他又厌恶忠臣贤士与自己意见不同，必定竭力排斥他们，直到使他们不能容身于朝廷才罢休。这样一来，当时天下的正人端士没有不厌恶他的。何况范、欧二公，有的以讽谏议论为官职，有的以进谏诤言为职责，又怎么可以置之不论呢？况且议论他们而符合天下的公议，又怎么能说是太过分呢？到了晚年，吕公知道天下的公议不能始终违逆，又因为年老多病将要归去，便不再有所畏惧忌讳。他又担心天下的事情最终可能发展到危乱而无法挽救，那些被他排斥罢黜的贤人或许将要重新起用；这样一来，罪责必然归到自己身上，并且连累子孙。因此宁可减损旧日的怨恨，作为晚年收拾残局的打算。

译他的忧患考虑，虽然未必完全出于至公之心，但他后来弥补过失的善举，天下确实承受了他的恩惠。这与世上那些坚持错误、增长罪恶，竭力对抗天下公议，把祸患遗留给国家的人相比，差别太远了。至于范公的心意，则正大光明，本来没有旧日怨恨，而一片恳切之情确实在于国家。因此他承接吕公的善意，既然起用，便乐意为他效力。他那封自我申诉的信中所说“相公有汾阳之心、汾阳之德，仲淹没有临淮之才、临淮之力”，也不能不说是倾心吐露、毫无保留了【这封信如今在文集中看不到，恐怕也是被忠宣删去而没有流传】。这正是范公最盛大的德行，也是别人难以做到的地方。欧阳公也了解他的用意，特意把它记下来。吕公从前被贬，范公自己认为是有罪；如今吕公重新起用，范公自己认为是值得记载的事。两件事各自记载事实，优点和缺点原本并不相互遮掩；由此也可以看出欧公的心胸，绝不是浅薄而没有丈夫气概的人。如今读您赐来的信，寻求其中的要旨，您的意思似乎是说：吕公气度宽宏深厚，心术精密深沉，所以期望成就政务；他任用人才，才能和德行兼取，并不赞同诸贤只取德望而偏重一端。因此范公、欧公诸位不能了解他，又没有料到他的几个儿子很贤能，所以攻击他们时有些过分。后来范公虽然被重新任用，但他文集中归重吕公的话也十分平常，大概只是对州郡长官所行的通常礼节，实际上终身未曾真正解除仇怨。后来欧公才悔恨先前言论的过失，又知道吕公的几个儿子贤能，所以借范碑写下解除仇怨的话，以表达自己的意思。而忠宣独自了解他父亲的心意，因此径自在碑文中删去了这些话，虽然会因此触怒欧公，也毫不顾忌。所有这些曲折的情由和隐微的意思，必定不是可以草率看待的。不过按照我的愚见，其中有些地方还不能安心，所以不敢不详细陈述自己的看法，以求得到订正。伏望您宽恕我的冒昧直率，垂听我的意见。吕公的气度和心术，以成就政务为目标，这当然是事实；但有气度就应当能够容纳不同的议论，有心术就应当能够辨别人才的邪正。想要成就天下的政务，就必须听从善言、去除邪恶，进用贤能、斥退奸邪，然后才可能有所成就。如今却全都反过来，使天下的形势一天天陷入昏乱；下至区区西部战事、一方百姓的困苦，如果不是范公再次起用，几乎就不能平定。那么他从前的所作所为，又哪里体现出有气度、有心术而能成就政务呢？他任用人才，想要才能和德行兼取，这也确实如此。但范公、欧公这些贤人，并不是只有德行而缺少才能；他们在用人方面，大概也是德才兼收、并行取用的。即使孙元规、滕子京这一类人，依仗才华而放纵自己，不受规矩约束，吕公也都加以防护容纳，使他们充分发挥才能，从未把他们废弃不用；这本来就不是只用德行而遗弃才能。至于吕公所任用的张、李、二宋等人，姑且只论才能，也绝不是能够胜过范、欧二公的人，却偏偏舍弃这两位而取用那些人。至于当时豪杰俊才中放纵不羁而困穷在下的人，并不是没有，却也没有听说吕公曾网罗他们而加以器重任用。况且他最初解除宰相职务时，推荐王随、陈尧佐来代替自己，那么不知道他所取用的究竟是才能，还是德行？这也不足以为自己辩解。若说范公、欧公不能了解吕公的心意，又没有料到他的儿子贤能，所以攻击他们过分，那么他们所攻击的事情都有明显事实，无法遮掩，怎么能说是过分呢？况且担任侍从、谏诤之官，为国家议论政事，却要看宰相子弟是否贤能来决定进退，这难道是人臣应有的情义吗？若说范公与吕公的仇怨从未解除，那么范公既因吕公而再次被逐，等到他起用主持西部事务并越级提升官秩时，恰好正在吕公第三次入相之际。假如范公果真对吕公怀有怨恨而不能释怀，却默默接受这一切，一句话也不说来表明自己从前的志向，这就成了内心怀着愤恨毒怨，不能以道理战胜自己，只是贪图获得美名。他因为做官的缘故低头接受吕公的笼络，任凭驱使，不知道范公的心里是否肯这样做呢？若说欧公晚年悔恨从前言论的过失，又知道吕公的儿子们贤能，所以借范碑来为自己辩解，那么这就是害怕那些儿子的贤能，想暗中为自己寻找托辞，于是宁可出卖死友来结交新朋友，甚至把没有的事说成有，惭愧辜负幽冥，也来不及顾惜了。又不知道欧公的心里，难道忍心这样做吗？况且他所写的只记载解除仇怨这一件事，从未同时称赞其他美德，那么从前斥逐忠良的罪过，也不免成为所谓想遮盖反而更加显露；又哪里足以抵偿从前言论的过失，来讨好他的后人呢？若论忠宣的贤能，虽然也不容易轻率议论，但看他的事业规模，与文正那种宏大刚毅、开朗豁达的气象，终究还有不十分相似之处。所谓“可以同他树立大节，却还不能同他通权达变”，指的就是他父亲解除仇怨这件事；推测他的内心未必不深以为耻，只是不敢说出口罢了。因此他暗中在墓碑上删去这件事，像是有所避讳。欧公对此深感不平，甚至屡次在书疏中提到，并不只是墨庄所记而已。况且龙川在这里记载此事，又以亲耳听到张安道的话作为旁证；张安道确实是吕公一党，这尤其足以使人相信而没有疑问。若说范公根本没有这件事，只是被欧公诬陷，那么作为忠宣，正应当痛哭流血，写信给欧公，详细说明事实原委，以洗明父亲的心迹，并等待欧公的处置，作为自己进退的依据。若最终不能相合，就应依据义理告绝关系，再把这件事托付给别人；或者暂且不刻石，等待后世君子评定是非，这也可以。可是他没有采取这些做法，却只是在已经写成的碑文中径自删去几句话，不知道这算是什么样的举动？如果不是确实忌讳这件事，所以隐忍沉默而不敢公开说出，那么为什么不采用明白的做法，却偏偏采取这种昏暗的做法呢？如今不相信范公出处文辞中的事实，也不相信欧公反复郑重的论说，却只依据忠宣进退无据的行为，来判定此事有无，我对此实在有不能理解的地方。若据事实直说，只需说吕公从前不免有蒙蔽贤能的罪过，而后来确实有弥补过失的功劳；范公、欧公二人的心意，则从始至终、前因后果都如青天白日，没有丝毫可以议论之处。至于范公所说一生没有怨恨憎恶任何人，更足以显示他的心胸广大高明，可以作为百代人的表率。至于忠宣，他的见识虽然狭窄，却也不妨碍他守持正道；这样就不必费言辞，名分和言论也自然正当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译这件事又可以怀疑了。不知您的意见认为怎样？我这些狂妄浅陋的话，或许不合道理，若能承蒙您指正启发，将是万分幸运。后来您的来信又教诲说，昭录没有记载解除仇怨的话，便由此断定根本没有这件事；我认为吕公拜相、罢相，范公的进退，既然都直接记载了年月，那么二公从前的怨恨已经化解，也就不必明说而自然可以知道了。否则，昭录成书时，欧公本来已经不再担任史官，正献、忠宣也都已经受到当时任用。范公没有把墓碑全文交给史官，而吕氏方面恐怕也觉得欧公的说法有些不快，所以姑且想搁置不说，以泯灭事情的痕迹，却不知道后世公论有不能欺骗的地方，因此才引起今天纷纷的争论。若又不是这样，那么范公的这一举动，即使他的贤能儿子尚且不能理解，负责修史的人知道此事，也一定会像欧公那样深入探究；即使有人过分替他隐讳，也不足为怪，恐怕也不能凭此判定事情究竟有无。墨庄的记录出自张邦基，却不知道他所说的那个人是谁。他记载欧公的四件事，说是从公孙当世那里得到的；子约则认为是绍兴舍人所记。这一点固然不知道哪一种说法正确，但细细体会它的语意，确实有后人无法说到的地方，怀疑它或许另有来源。至于《谈丛》一书，其中记事固然有从一时传闻的错误中得来的内容；然而这种毛病自古就有，即使司马迁、班固那样博学，近世的司马光那样诚实，也都不能避免，何况后世之人。虽然他大概见过一些前辈，但他一生的踪迹多在田野之间，所以见闻不能完全获得事实，这是必然会有的；恐怕也不能因此就说不是他所著。关于丹朱的说法，确实过分；但欧公这句话，是因令狐父子的文章繁简而发，起初并没有很大的褒贬，不过是一时语势自然如此，没有来得及斟酌所比拟事物的轻重罢了。因此，这句话虽然不敢肯定一定是欧公所说，却也不能断定一定不是欧公所说。这几条不足以深入讨论，只是偶然因您教诲中提及，便一并讲说，使它们都承蒙裁正，那么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小小的补益。只是您与子约的信中，怀疑“学道三十年”是后学所说的话，这一点我深感困惑，尤其认为不可不加以辨明。不知明公为什么厌恶这句话而怀疑它呢？难道是认为道高远玄妙，不能学习吗？那么“道”之所以叫作道，正是因为它是人生日常生活中当然的道理，就像四海九州千百万人都应当行走的道路一样，并不像老氏、佛氏所谓的道，是空虚寂灭、与人无关的东西。〔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万人〕 难道是认为道迂远疏阔，不必学习吗？那么道存在于天下君臣父子之间，存在于起居动息之际，处处都有一定而明白的法则，片刻也不能暂时废弃。因此圣贤出现以后，立言垂训，把它阐明清楚，大至小、精至粗，没有不具备的地方。读这些书的人，必须讲明探究，把它存于心中，实行于自身，并在事业中表现出来，然后才能尽到做人的职分，立身于天地之间；不只是玩弄文辞，把它当作编缀纂组的技巧罢了。所以子游诵读孔子的话说：“君子学习道，就会爱人；小人学习道，就容易使唤。”孔子也认为这话正确。那么所谓学习道，难道是近世后学的说法吗？若说欧公从未学习这种道，不应当用它自称，那么欧公的学问，虽然在道体方面还有欠缺，但他在文字上下功夫，沿着文字的流传去寻求圣贤的意思，对《易》《诗》《周礼》《春秋》都曾反复穷究，用来订正先儒的错误。他在《本论》一篇中推明性善的学说，把它作为熄灭邪说、排斥邪僻的根本；与当时号称宗师巨儒、却不免崇尚虚浮、相信迷妄的人相比，他贤能得多。他研究《史记》，能够褒善贬恶，像《唐六臣传》一类文章，又能深入探究国家废兴存亡的关键，为天下后世深刻明确地留下永久的借鉴，这当然不止一端。他其他的文章，虽然有的出于游戏笔墨之余，但也常常随事有所阐发；文辞气象和蔼宽平、深厚精切、确实恰当，真是韩公所说的仁义之人。恐怕不能说他完全没有学习道，而只把他与燕、许、杨、刘一类人相比。若说他虽然曾经学习道，却不应当自称，以免有自我标榜、揭示自己的嫌疑，那么士人自称学习道，就如农人自称从事耕田、商人自称通晓货物一样，并不是夸耀。像韩公那样的人，甚至自称自己所说的道，是孔子、孟轲、扬雄所传的道；他说话更加毫不谦让，难道也可以指为后生的说法而怀疑吗？这些又都是我所不能理解的地方。我曾反复思考，却始终不能得到解释。恭敬地想，明公以事业文章评论世人、推许古今友朋，在范公、欧公之间，本来已经跨越时代而走着同一条道路。至于广泛观察古今、考订是非，您又不是肯随意妄加褒贬的人；而且对于六一居士的文章，您收集编纂、校订整理、刊行流传，所费心力尤其多。对于这件事，您一定不会草率处理，何况又正值正道湮没衰微、异端言论充斥的时代；我这些余论所涉及的地方，稍有左右偏向，就会使轻重厚薄有所区别。我私下料想，您已经考虑得很成熟，处理得也很精密了。只是按照我的愚见，独独有不能没有的疑问，所以不敢默默不说，而不向有道之人求得订正。遗憾的是，伪学的习气已经很深，自己没有觉察到言语的狂妄。伏望您宽恕并教导我，我将感到万分幸运。与留丞相别纸 承蒙您在别纸中垂示关于杨至事情的曲折经过，我惶恐不胜。我先前本来就因持不同意见而获罪于丞相，幸蒙您明察宽容；如今又在防范周全方面有所疏忽，出现这样的疏漏，想来必定再次获罪，因而被您断绝关系了。没想到丞相广泛采听而没有遗漏，洞察其中的底蕴；至于教诲如此详尽，即使让我自己辩解，所说的也不过如此，实在万幸。然而听说州县奉行之间不免有所观望，囚禁拷打，横加于无辜之人，严厉督促追究，到现在还没有解除。远近传闻，疑议过多，这大概是不知道丞相与他的外家本来有亲密交情，并且仁厚的心肠、宽大的气度，原本不忍心使他们狼狈到这种地步。熹既然承蒙您指责教诲，感激和恐惧之情十分深重，只是还担心这件事没有让您完全知道，所以冒昧再次禀告，伏望您明察，万分幸运。与留丞相

译先前承蒙您告知杨至秀才的事情，我草率地写信答复，似乎听说已经蒙受您的宽厚慈爱，允许加以宽恕，足见大人的气度，公正无私到了这样的程度，实在令人敬佩。然而听说有关部门仍然依据从前严厉下发的文书继续追捕没有停止，那个人至今逃藏，无处容身，实在值得怜悯。如果蒙您进一步推恩体念，再发一言明白告知所属部门，停止追捕，并且让双方互相通报，使此人知道您的盛德雅量、不与平民计较仇怨的心意，那么这个人终究会受到您的恩赐。我承蒙您一向厚爱，不敢再避嫌疑，冒昧说到这里，也希望您宽容察看，惶恐至极。答留丞相 李通判回去时，拿出您所赐的亲笔信给我看。我拜受后恭敬诵读，心中的慰藉和庆幸已经非常深了。至于您谆谆反复、勤恳周到的教诲，更使我私下仰慕您德行深厚、礼意恭谨，乐于采纳众人的意见而不难舍弃自己的看法。这是一个普通布衣之士所不容易做到的，我感叹仰慕、感激所得实在太多了。此前偶然因为您的垂问，草率地呈上文章，也只是姑且准备供您燕居闲暇时遮眼消遣、止睡解闷之用。没想到竟蒙您亲自赐阅，每日安排课程，直到读完全文；您斟酌取舍，详细审察而精密恰当，又有专门名家所不能及的地方。这正是周公接受贽礼而退还礼物的心意，也是毕公勤恳对待细小事务的态度。这是圣贤的盛大节操，不是近世诸公所能达到的。我虽然平凡浅陋，但在这方面用力已经很久，历来选取平生讲习研磨的论说，其中得到别人如此评价的，实在很少；没想到临老还能遇到明公。还有其他著作，想要把自己的全部心力都倾倒出来，跪着进呈到您案前，但私居缺少人手，抄写困难，稍微借些时日，便一定实现这个心愿。倘若能够一一承蒙您印证，那么也足以使我自己获得信心，对将来没有遗憾了。只是不能没有遗憾的，仍然是登门拜访得太晚，以至于质疑请益竟然耽误了十年。想来明公对此也不能不感到慨叹。谨借李副使回去的机会，写信记述并致谢。眼睛昏花，不能恭敬地写好，更加惶恐，也请求您怜察。与曾裘父 关于求仁的方法，我私下专心思考已经很久了。正遗憾没有机会亲自前去请教，昨天钦夫寄给我看《送行序文》，其中的说法似乎都很确当，不知高明认为怎样？与曾裘父 以前听说您有意研究《鲁论》，圣门最亲切、最重要的指示，正在这部书中，想来您的造诣日益深厚了。遗憾没有机会听到一二。敬夫收到信了吗？近来讲论是否更加精密，也曾和他共同讨论过疑问吗？元履的际遇非常不凡，不知道怎样才能称意满足。士人朋友大多为他感到荣耀，而我私下却有些担心。想来您的胸怀正是如此，应当有所警戒防范。与曾裘父 敬夫为元履写的斋铭，您曾经见过吗？冒昧寄上一份。文辞虽然简约，但《大学》始终一贯的义理都具备了，恐怕可以放在您身边。崇安二公祠记，是我妄自写成的，冒昧寄去求教；虽然来不及修改，也还可以借此警戒今后。答黄叔张【维之】您来信谈到三部书，我十分感激。关于诚立、诚通的论说，确实如您的教示，我不敢多作谦辞。我私下认为，自从有了这部书，还没有人像这样深入思索过。《西铭》《太极》等各种学说，也都是几十年积累的功夫，没有一个字出于私意。释氏把从胸襟中流出的东西作为最高准则；如今看来，天地之间本来就有一定而不可改变的道理。一定要认识到它并不需要借助丝毫人为安排，也不夹杂丝毫个人意见，自然能够使先圣后圣如同符节相合，这才是最终的境界。答耿直之【秉】我生长在穷僻之地，年轻时从老师朋友那里听到的，不过是修身、穷究事理、守持正道、等待天命这些说法。虽然实行得不够有力，对早年的心愿有所惭愧，却从未敢舍弃这些而去随从别人。前些年进入浙地，和士大夫交游，几个月之间，所听到的无非是委曲求全、以短尺换长寻、苟且容忍、偷相苟合的言论，心中暗暗惊骇；唯独在您那里看见您综理名实，按照正道行事，卓然不是当世一般的人。虽然没有来得及见您一面，但在职事往来中恰好彼此呼应，竟有不约而同之处，于是才更加相信自己从前的心愿并非偶然。如今又承蒙您示下关于与学官弟子讲论的内容，不但使我看见贤侯在泮宫弦歌教化的盛况，也看见您专心于圣学大业、体用圆融的妙处；它对启发我的昏昧浅陋，又十分深切。我反复诵读，欣喜庆幸得不知说什么才好。然而近来对这部书粗略加以探究，也看到前辈的说法有类似之处；因而根据文义寻求理解，私下怀疑圣人的言语简明直截，未必立即有这样曲折的意思。而孔子、颜回之所以成为圣贤，必定有超然于一切、没有丝毫意必固我之私的根本，然后才能应对事物的变化而无穷尽。因此我只依据旧说，不再提出疑问。如今看到您的来信，虽然表面上似乎不异于前人的说法，但其规模宏大、体用完备，是前人没有达到的，也是我的愚见所未能达到的；还要从容反复玩味，另行请教。您其他的论著，也有我想请您订正的，私居缺少人手抄写，等有方便机会再寄呈。去年救荒以后，处境狼狈得非常厉害，没想到您竟又如此宽恕我；来信所说的内容，使我恐惧而不能自安。答薛士龙【季宣】我私下隐居在深山，敬仰您的盛名已经很久了。去年偶然遇到林择之，他从宣城回来，又能讲述您的言论一二，都是关于成就自己、成就万物的大旨。我更加希望到您面前承受教诲，只是经历忧患之后隐居乡里，而您的声名正显、德业正起，我们一隐一显、志趣不同，我私下估量，不能马上实现这个愿望，也只能惆怅叹息罢了。此次林扩之到来，才知道您荣蒙皇帝眷顾，出任辅藩，开始宣布教化，声誉和政绩都十分美善融洽，我深感欣慰。又承蒙您不嫌路远寄来书信，教诲说明得非常详尽。扩之又根据所听到的相互推说，都是我平生最想听到的，感激庆幸之情无法抑制。然而反复读您的教诲，其中有两点是我的愚陋所不敢承当的，请陈述我的看法，希望您明察。我从小愚钝，事事不能及人，只是曾经间接听到先生君子的余教，大略知道应当有志于学，却没有找到求学的方法，大概是舍近求远、身处低处却窥测高远、把心驰骋在空玄微妙的境域中，已经二十多年。近来才困顿而自悔，开始退回来在字句文义之间求取，在视听言动之际谨慎用功，但也还没有真正得到什么。正准备和一两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同心合力，在这方面下功夫，希望一点一滴积累，逐分逐寸攀登，幸而能够粗略知道义理的实质，不至于归入小人之列；可是岁月不断流逝，年齿和头发竟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恐惧每天的精力不足，想求助于当世有道的君子来加快进步，却一直没有机会。

译您却不知道这些，反而把讲道教人的事情期待于我，这是我不敢承当的第一个原因。至于圣贤出仕或退处的道理，我也略微听闻过了。只是我的才智浅薄低劣，自己十分清楚；又因为学业没有成就，不能应酬周旋，所以十多年来日益退缩，不敢再有参与当世事务的念头。即使前些日子奉养双亲时，急于供给甘旨之奉，也不敢勉强自己用所欠缺的能力去触犯世间祸患；何况如今孤单遗留下来的余生，形体精神都已衰败，懒散废弛而无用，比以前更加严重，实在不忍心再谋求佩带冠缨、接受官职，以加重不孝的罪过。因此闭门居住在空山，甘心忍受穷困寂寞，来实现自己的小小志愿，希望或许能少犯一些过错。您又不知道这些，反而把行道济世的事情责成于我，这是我不敢承当的第二个原因。感激佩服您深厚的心意，没有什么可以答谢，冒昧将内心的话陈述出来，伏望您加以怜察。今后倘若没有被您斥绝，还希望您能够时时警诫教诲，使我不至于迷失于进入德行的道路，那就是您的厚赐了。其他事情不敢有所奢望。湖学的兴盛，在东南地区居于首位，但它的湮没废弛也已经很久了。大概自从熙宁年间设置教官以后，求学者不能再自行选择老师，因此学校虽然保留了正当的名义，实际却已经名存实亡，人才的产生也不再像当时那样兴盛。如今得到贤能的太守，亲自担任老师，湖学一定会有所改变。然而我曾经读过安定先生的书，考察他的学问，大概没有超出章句诵说的范围。拿近年学者高明自得的议论来比较，它实在低下得很。但用古代的标准来衡量今天，那么其中虚实、淳薄、轻重、厚薄所产生的效果，彼此相差非常远，所以我曾私下对此有所怀疑。恰好承蒙您垂问，因此冒昧请您解答。若能借此机会得到您的指教，实在万幸。又听说庆历年间曾经把湖学的规制取来施行于太学，不知道当时究竟取法了哪些方面？向旧府档案中查考，想必还会有可以考见的资料；若能让书吏抄录下来赐给我，那就更加幸运了。彼此相距遥远，没有机会到您面前请教；想要请益、想说的话，哪里止万端？遥想您在郡斋之中，恭敬地伏案写信，不知您是否已经看到。答薛士龙 我隐居在穷僻之处，幸好没有其他苦难。但自入春以来，亲友丧亡，奔走吊问，不能稍得安宁，实在没有什么好情况。除此之外没有值得说的。承蒙您谆谆反复地教诲，仰承您不以我为鄙陋的心意。然而您所说的无可无不可的教诲，并不是初学者敢于自己期待、等到礼遇后便可以回应的；这本来就不是衰老浅陋的我敢于萌发的念头。我的这点心意，前面的话大概已经说尽了。万一诸公始终不能体察，那么我不过恭敬地等待严厉责罚罢了，没有其他话可说。承蒙您深深爱念，而其中颇有您尚未完全了解我的地方，所以冒昧提及；但这些话不足以对外人说。承蒙您垂示湖学的始末，我感慨不已。至于您所论胡公的学问，大概得自古人所谓洒扫、应对、进退的功夫，尤其确当，给我的警发也很深。我私下认为，您成就自己、成就万物的关键，未尝不在这里。至于广大精微的内涵，以及您超然独得的地方，又不是言语所能说明的。我蜷伏隐居，不能到您门下承受教诲，实在深深叹息仰慕。倘若您不弃绝我，偶尔赐来书信加以鞭策警励，实在是万幸。可是您来信所说把事情颠倒得太厉害，我读后惭愧出汗，局促不安，不知如何自处。万望您怜察。从今以后写信，除了问候生死之外，请删去虚文，直接用道义来启发教诲、诱导扶持我；这才是我对您门下的真正期望。我鄙陋的心意虽然诚恳，也就可以不再惭愧畏惧，把一切都陈述出来，来求取如药石般有益的教诲。不知您的意思能否容纳并听取这些话？答林谦之【光朝】如今承蒙您奉诏入朝，我没能前去问候，为您送行。恭敬收到黄亭所赐的教帖，恭敬地知道您正奉职在途中，神明护佑，起居万福，我感到十分欣慰。近来想来您已经完成朝见答对，从容进言启发皇上，一定能够阐明道学的要旨，切中当世的弊病；遗憾没有机会听到。至于破格任用、特别升迁的恩命，就不值得向您说了。我愚钝而不合时宜，自己估量得很清楚，所愿不过是努力耕田、奉养双亲，以求少犯过错罢了。所谓奔走追求功业，是当世贤人君子的事情，哪里是我敢于议论的呢？过分承蒙您反复譬喻，承受您深厚的爱意；信末的叮咛，尤其恳切周到。只是我几天前已经申请祠官，听到您的命令太晚，虽然想奉教，却已经无法做到了。其实我很久以来想向您请教，却不敢贸然进言；今天便借您的询问说一说。听说自古圣贤教人的方法，没有不让人以孝悌、忠信、庄敬自持涵养作为下学的根本，然后广泛观察各种道理，切近思考、周密体察，凭借实践履行的真实功夫来达到认识。它开始的端绪和开启要领，也都简易明白，起初似乎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但等到达到最高处，却有求学者终身思考勉励也不能到达的地方。这并不是思考揣度困难，而是亲身实行、默默契合不容易。所以说：“孔子的文章，可以听闻；孔子关于人性和天道的言论，却不是可以轻易听闻的。”圣门之学所以从容积累、涵养成就，随着人的浅深进度，无不属于实学，大概就在于此；而今天的学者却不是这样。他们还没有明白一个道理，就已经傲然自处，自认为属于上智生知一流；对于圣贤平日指示学者、引导人进入德行之门的最亲切处，一概认为是钝根小子的学问，不值得留意。他们平时所讲的道理，无非是子贡所说的“不可得而闻”的东西，往往专门制造险怪悬绝的言论来互相夸耀；更严重的甚至周旋行走、退后站立、眨眼扬眉，内在用来欺骗自己，外在用来迷惑众人。这种风气肆意流行，一天天更加严重，使圣贤至诚善于诱导人的教诲，反而成为荒诞、险僻、浅薄的凭借，仁义之道被堵塞，实在令人恐惧。我力量微薄、才能不足，学问又没有达到，只能徒然怀抱忧虑叹息，实在无可奈何。我私下认为，如果不是像您这样贤能、素来为后学所仰望的人，能够出面纠正并挽救这种风气，就没有别人了，所以冒昧向您提出请求。您如果确实有意于此，那么我虽然不敏，也将勉强振作驽钝的力量，来对您的行动略尽绵薄之助。不知您是否允许呢？谨此把这些话陈述给您听，并借此答谢您先前的辱临。其余只希望您为道自重，以慰藉后学的期望。以上不再详说。答江元适【泳】

译我这个孤陋的晚辈隐居在深僻之地，从未有机会亲近您的座前，竟蒙您不以我为鄙陋，派贤子送来亲笔信，寄来阐明道学要旨的文章三篇，又赐下亲笔信殷勤问候，反而像后辈用礼节对待前辈一样。像我这样愚钝不肖的人，不知道凭什么能在您门下得到这样的待遇，拜受之后局促不安，仿佛无地自容。退下来恭敬诵读，反复思考了三四遍；虽然昏昧无闻，没有能够直接窥见您学问堂奥的深处，但私下似乎认识到所谓求仁的端绪，也知道您的心思游于高明之境，造诣深厚而自有所得，并不是世俗儒者的习气，实在万幸。我的天资鲁钝，记诵问答、言语表达都赶不上别人；凭先君子的余教，颇为知道应当有意于为己之学，却没有找到门径。大概在释氏、老氏之间出入了十多年，近年以来有幸亲近有道之人，才开始知道所趋向的大道。终究因为才质不敏，见识仍没有脱离章句范围，虽然有时好像心中有所领会，但回头求证自己，实在还没有足以自信的地方。我奉养双亲、侍奉长辈、居家交友，大概只是想少犯过错，却还不能做到。前些日子误蒙朝廷征召，作为草野之臣，按道义不敢坚决推辞。到朝廷时，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应答询问的，只得把从师友那里听到的一二点见解陈述出来，难道我胸中当真有这样的道理可以进献给君主吗？我只是想阐发其中的大意，希望万一能够有所帮助罢了。没想到流传出去，反而误导了长者的听闻；恭敬读到您的教诲，惭愧辜负，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然而您的厚意不能白白辱没，所以冒昧依据您所示的文章，其中有些地方我不能没有疑问，略微抒发愚见，向您请教。伏望您有幸再次垂教。《无极斋记》阐发义理的本原，在毫厘、几微之间正名统实；若不是见识明澈、玩味纯熟，哪里能够达到这种程度？但其中说：“《易》姑且象征它的发动，《诗》《书》《礼》《乐》姑且陈述它的作用。”我私下认为，“姑”是姑且如此、并非真实如此的说法。至于《易》象征它的发动，《诗》《书》《礼》《乐》陈述它的作用，都是实在如此而不可改变的，难道可以说只是姑且如此而并非真实吗？又说“仿佛”“勉强命名”“假借形状”等，这些说法都近似老庄关于混沌鸿蒙的论说。用六经和《语》《孟》来考察，圣人的言语都诚实而精明，平易而精深，似乎并不是这样的。又说：“礼乐政事、典谟训诰，都只是这个斋的土渣罢了。”“土苴”这种说法也出自庄周，见识者本来已经对此有所议论。如今沿袭他的话来建立这种说法，就成了认为道在精粗、内外之间有隔阂，这恐怕不妥。又说：“老啊，释啊，把它交付给大钧。”范质的开头，语意隐微深奥，也是我所不能理解的。又说：“西伯无知无识，仲尼无意无我；这大概是天地毁坏了，便无从看见《易》；《易》不可见，天地大概也快要止息了。”我私下认为，诗人称说文王，虽然说他无知无识，却一定接着说他顺从上天的法则；孔门称说夫子，虽然说他无意无我，但后来得到其传授的人谈到他，一定说在摒弃四种私心之外，还必须有所作为。因为体和用相互依循，不偏滞于一方，道理本来如此。况且《易大传》所说“《易》不可见，天地便止息”，正是用来说明天地就是《易》，《易》就是天地；天地没有任何时候毁坏，《易》也没有任何时候止息。恐怕不是您所引文末的意思，而是类似老氏所说复归于无物的说法。至于《中庸》末尾所说的无声无臭，是根据上天的承载而言；虽然没有声臭，但上天所承载的道理自然显现，并不像现在所说的那样，连同天地一起归于虚无。这恐怕会损害对道体的理解。从您所谓求仁的端绪推究，就可以看出来。《士箴》首尾完备，贯通天人；它对于指示仁体，极其亲切。《三要书》推阐天理，并把它落实到人事上。其中说：“本体没有立定，却只凭勇气和果断去有所作为，一旦智力穷尽、力量屈竭，善后的谋划就无从谈起。”这可以说切中了今日的弊病。又说：“本体中心的诚实，贯通于礼、乐、刑、政之中，并且推及四方万里之外。”这可以说善于弥补宰相辅弼政事的缺失，都是浅陋的我所不能达到的。然而我私下曾听说，圣人之学所以不同于老子、佛教之徒，是因为它使精粗、隐显、体用浑然一体，无不合乎大中至正的法则，没有偏倚、过与不及的差失。因此君子的智慧虽然达到极高极明之境，但表现在言语行为上的，却未尝不合乎中庸；并不是故意要这样做，而是因为高明与中庸在本体上实无差别。所以说：“道不能实行，是因为聪明人超过了它，愚笨的人达不到它；道不能显明，是因为贤能的人超过了它，不肖的人达不到它。”又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圣人反复叮咛的用意，也可以看出来了。以上这些荒谬妄说，我都不知道是否得当，正想向您请教，以启发我尚未明白的地方，所以任意直说，不再有所顾忌；因为我认为，不这样说，就不足以招来您切实警醒的教诲。希望您来信时不要吝惜赐教，实在是我的幸运和愿望，当然也不敢奢望。答江元适 您在另纸中所说明的道理，广大博大，没有边际。然而我私下把它同平生从师友那里听到的道理相互验证，虽然大体规模不能说有不同，但至于论说进修的次序以及缓急先后，却有些不一样。我的老师朋友所传授的，是说天下万物没有一物不具备那个理。因此，圣门之学由浅入深的次序，开始于格物以达到致知，并不离开日常事物之间；要分别是非，审察可否，由此精研义理而达到神妙，以实现其作用。其中曲折细微之处，各有次序，却又一以贯通，没有分段，没有固定时节，也没有限定方所，这才是精密之处。它不离开粗浅的事物，却以粗浅为末；又不离开根本，却以根本为本。一定要从容防范、潜心玩味，直到充分涵泳而自然有所得，然后才算达到极致。固然不能自己划界而迟缓，也不可以求速成而急迫。譬如草木，从萌芽生长直到枝叶、花、果，不能不等到它自然成熟的时节，却拔苗来帮助它生长，难道不是没有益处反而会伤害它吗？这些道理同您来信所说的“痛惜时事、忧伤风俗，急于反省自己，并且想要防〔疑为‘通’〕贯其要旨，以作为停步立足之地”，其本末和旨意似乎不相同，所以前后反复所说的，多有抵牾。

译现在姑且谈论它的大概，作为请教的纲目；其他曲折之处，若不能当面承受您的教诲，就无法穷究。“精义”二字，我从长者那里听到的解释是：所谓“义”，就是合宜。事物有合宜与不合宜，事情有可以与不可以；我的心处理它们时，知道各自有确定的分际而不可改变，这就叫义。“精义”，就是在这一点上精察而已。所谓“精”，就像说“仔细察看”。精察到了极点而进入神妙境界，那么对于事物所宜之处，在毫厘曲折之间，没有不明白的，便有一种不可用语言容纳的妙处。这就是用来致用，并且所用没有不利的原因。您来信中的说法，在名词和言语之间似乎有一点可疑。虽然这并不关系到大旨，但这正是学者发端下手的地方，恐怕不能忽略，所以再陈述这些，不知您认为如何？答江元适 我曾说：“天命所赋予人的本性，流行而发用，显现在日常生活之间，没有一息不是这样，没有一物不体现它。它的全体大端，就是所谓仁；而在其中每一件事、每一件物，都各有自然确定的分际。例如四方上下，各有定位而不可改变，毫厘之间也不能有差错，这就是所谓义。确立人的道路，不过是这两方面；而这两方面起初从未彼此分离。因此学者求仁、精研义理，也未尝不是相互为用。求仁，是克除自己的私欲，以恢复天理，起初并不超出日常生活；精研义理，是辨别是非、区别可否，也不离开一念发动之际。因为无论到哪里都不是天理，人心体用的实情，不能看作彼此有差别。”孟子告诉齐王说：“称量以后才知道轻重，丈量以后才知道长短，事物都是这样，心尤其如此。大王请您自己称量它吧。”唉！这就是求仁的方法，而精义的根本也在这里。孟子可以说深知言语的要领了！如今您以“反身自认，存真合体”命名自己的学说，确实是有意于求仁；可是一定要把“精义”说成道的精微本体，认为它同学者实际用功无关；又把辨别是非、区别可否说成空话，不能落实到实用之中，并且以为这有害于简易之理。所以我恐怕这还不能算是最为恰当的论说。若说是“道的精微本体”，那么“义”不足以作为它的名称；如果勉强用“义”来命名，那么“义”这个名称又不相当。这大概是由于不知道义之所以为义，所以既失去了它的名称，也因而昧于它的实质，于是产生了所谓空言、实用的说法。这正是告子所谓“义在外”的蔽病。不知道义，那么所谓仁，又哪里能够完全得到它全体大用的实情呢？近世论说“精义”的，没有比《正蒙》一书更详细的；五峰胡先生【名宏，字仁仲】也说：“居敬就是精义。”这句话尤其精密切实而简当，深值得玩味。恐怕您未必认为如此，那么不妨直接从文义来考察：“精义入神”，正同“利用安身”相对。说“精察这个义而进入神妙”，就如同说“使它的作用锋利而使自身安定”。扬子所说的“精而精之”，用字正与这里相同，指的是学者用功的地方。若说“精义”二字只是道体，那么下面又有“入神”二字，难道道体之上还有一个所谓“神”，可以从道进入神吗？由此看来，完全可以断定了。再说，所谓“反身自认，存真合体”，拿孔子“克己复礼”和孟子“勿忘勿助”的说法来验证，也未免失之急迫，反而把自己同道分成了两件事。大体说来，天与人原本没有间隔，只是人用私意自行造成障碍。所以孔孟教人，使人克尽自己的私欲就是天理，不必期待它恢复而自然会恢复。只是在日常生活之间用功，循序渐进，有条不紊，不凌驾、不逾越；那么到了自然成熟的时节，天人与人之间就会豁然贯通，不用等待认知它才与它相合。如今对于古人由浅入深的学习次序，却认为近似傀儡而轻视厌弃它，于是想走捷径而〔疑为“遽”或“骤”〕然出来，以为这样才简易，反说孔孟从未明确指出诀窍。却不知道先认识而后相合、拔苗助长，这种不简易而成为傀儡的程度，也已经太严重了。我私下认为，日常生活之间，没有一事一物不是天真的本体；孔孟的话，没有一字一句不是明白的诀窍。所以孔子说：“我对你们没有什么隐藏。”又说：“上天何曾说过话吗？”而子贡说：“夫子的文章，可以听闻；夫子关于本性和天道的言论，却不容易听闻。”难道在平日的雅正言语和日常行为之外，还另有一种所谓明确的诀窍吗？此外相互抵牾之处还很多，但大概的条目已经都在这里了。因为您不倦地教诲我，又想到还没有承受您当面教导的日期，不敢长久虚负您的厚赐，所以冒昧地把自己的愚见倾尽于此。希望您宽恕我的狂妄，稍稍赐予阅览，再用一两句话指示可否；我将虚心等待，如有疑问，也不敢不再写信请教。答詹体仁【仪之】湘中学者的弊病，确实如您来信所说；不过如今各地的学者大多也有这种情况。只说而不实行，固然是错误；又有一两种人只说实践而不致力于穷究义理，也不是小毛病。钦夫过去大概是想救治这一类人，所以他的说法有过于急切的地方，反而开启了流传中的弊端。如今正要仰赖高明来救正它。求学是分内之事，刚一显出高自标榜、装饰门面，便成了不务实，还说什么呢？如今正应当反躬下学：读书以谨慎遵循训说为先，修身以依循规矩为要。除去许多悬空的闲谈，或许可以平稳一些。不知您的意思以为如何？答杨廷秀【万里】程弟转交给我的您的来信和教诲，就像亲自听到您的谈笑一样。仰望之下，见您放怀于世事之外，不让尘垢糟粕牵累胸襟的超然境界，我反复诵读，赞叹羡慕不已，不能停止。已经数日了，偶然患脾疾，心腹烦闷，情绪无聊。适逢顺风送信，不敢不附带答复。勉强写下这些，只能问候您近来如何，其他都来不及说。时论纷纷，还没有止息。您以清正的德行和高雅的声望，朝野都寄托着希望，恳切希望您在饮食起居之间，按时保重自己。更希望您不要因为乐天知命的快乐，就忘了同世人一起忧虑的忧患。不要过分安闲，也不要决意退隐，那么我个人对这个世道仍然有所期待。答李季章【璧】

译两封信反复都流露出飘然远去的意思，不知您究竟打算哪一天决定这件事呢？我恳求以祠禄官的身份退居，得蒙批准，深深承受皇上的恩典。既然恢复旧官职，便没有再推辞的道理。孤立危疑的处境虽然未必能保全，但姑且做到不愧于自己的内心，也就可以了。承蒙您问及先人绍兴年间的文字遗稿，其中第三篇札子，疑心就是这篇奏疏。豫章刊刻的文集中有它，现在随信奉上，已经在上面加了签条标记。若在删定编纂之际能够附带收入，真是万分幸运。诸公争论和议时，先人同胡德辉、范伯达诸公一起上了文字，他们都是史院的同僚。当时这一宗议论，不知有没有载入史书？魏元履所编的《戊午谠议》一书记载得很详细，您也曾见过吗？如果馆中没有，可以下文书到建宁抄录上送，这也是一件事。庆远按路程计算，已经到零陵很久了，又听说他处之泰然，也很不容易。但不知道他是否能一直安坐下去。前年我同陈君举商量，提出孝宗入继大统这件事，当时议政的大臣如娄寅亮、赵张二相、岳侯、范伯达、陈鲁公，都还没有得到褒奖和记载，恐怕可以再访求当时曾经发表过议论的人，也一并提出。答李季章 昨天承蒙您说起先君的奏疏，已经得到删定，能够附在史书篇末，实在万幸。痛切地想到先君年轻时读书，就研究陆贾一派的学问；遭逢时局艰难，深切希望有所作为以自我表现，却不幸没有得到施展，能够陈述给当世的，只有这些而已。如今竟能借史官之笔流传不朽，难道不是大幸吗？只是恐怕贤者离开国家以后，或许会被不肖的孤儿所牵累，因而遭到删削，那就不得而知了。又听说黄文叔前些年曾制作地理木图进献，他家中一定有原样，想烦请您寻访，刻得一枚寄给我。或许图太大，不便远寄，那就依照谢庄的方丈木图，把两三路合为一图，并在旁边设置榫头和卯眼，使它们犬牙交错地相互嵌合，清楚刻出标记以便拼合，这样不过一个大箱子就能容纳了。恳请您留意。河西合为一图，陕西合为一图，河东、河北、燕云合为一图，京东、西合为一图，淮南合为一图，两浙、江东、江西合为一图，湖南、湖北合为一图，西川合为一图，两广、福建合为一图。大致如此，再详细斟酌各图的宽窄，在需要拼合的地方裁切得相合，必须使它们严密吻合，不留下缝隙，才好。答李季章 我罪过的行迹，终于没有免于官府议罪；不过事情已经晚了。又幸而蒙受宽大的恩典，没有立即流放，闭门反省过错，也足以消磨时日；这些不值得向故人说。多年来想修订《仪礼》一书，分析章句，并附上有关传记，近来才完成十多篇，看起来颇为可观，其余估计也可以在岁末以前完成。若在此以前不再遇到什么魔障，从今以后便可以独自安然端坐，完成余生，不再有世间的念头了。原来典礼中混乱讹误的地方，古人都已经说过，只是那部书混杂写成一片，没有形成段落，使人难以阅读；所以故人没有读过，便以为是奸佞之人玩弄文字、规避法令，迷惑国家、贻误朝廷。如果把这部书整理得条理清楚、面貌显现出来，使人容易阅读，那么这类人就没有地方隐藏他们的奸邪了，对世道也不算小小的帮助【不要广泛传播这个说法，恐怕招来焚书坑儒之祸】。荆公的奏草不记得曾经附寄给您没有？现在寄去一份，可以看出当时的规划，也并不草率。《禹迹图》说是用长安旧本翻刻的，不过东南各地的水道都一概疏略。前些年又听一个蜀地士人说，蜀中嘉州以西的各条水道也有很多不合。如今明显的例子，如蜀江流到泸州，东南方向却分出一支向南流，再向东转经二广，从番禺入海。按水势地理推测，哪里应当有这种情形？一定是两条水道分别向南北分流，而摹刻的人误把它们连接起来，于是使那条向北流入江中的水反而成了逆流。但柳子厚的诗也说“防牱南下，水如汤”，那么二广的水源估计一定离蜀江不远，只是不知道究竟从哪一州分成南北两支。又有泸州以南各州，如今都没有听说，必定已经废弃或合并。希望您替我询问考究，把地图的情况一一告知。现在寄去一张纸，可以用来勾画、删改、粘贴说明，请您把结果再垂示给我。答李季章 我今年更加衰老，双脚软弱，不能自行行动。两胁的气痛向下攻注，聚结成块，都是从前没有过的症状。精神和筋力远不如往日。加上亲友凋零，蔡季通、吕子约都死在贬所，令人痛心，更加没有活下去的意趣，确实不能再支撑多久了。所以还舍不得这剩余的日子，正是因为所编的礼书和传记已经略见端绪，却没有能够最终完成。若再得到一年多的时间而没有死去，姑且把它完成，也就可以瞑目了。这部书的要旨，以《仪礼》为根本，分章附上疏解，并把《小戴礼记》中的各种义理分别缀附在后面。其他篇章或其他书中有可以相互发明的内容，有的附在经文之后，有的附在义理之后。此外，像《弟子职》《保傅传》之类，又另行编成篇章，附在相应类别之后。目录包括家礼、乡礼、学礼、邦国礼、王朝礼、〔原文“防礼”疑有讹误〕、祭礼、大传、外传。如今大体已经完备的，大概有十分之七八了。因为读这部书，才知道汉代儒者的学问对世道人伦的补益不小。例如国君承受祖父传下来的大统，经书中虽没有明文，但郑康成及其门人的问答大概已经涉及，详见贾公彦的疏，义理十分完备。仿佛预先知道后世会有这种事情；如今我们这些人还没有讲论，而奸佞之徒又装饰邪说来蒙蔽、祸害它，实在可叹。您说起仁里有士人有志于学而能够不从事科举，近来似乎也曾听说过，只是不知道他的姓名。这种人实在不容易得到，希望借着来信之便略为告知。过去诸经的注说，三四年来幸而免遭焚毁，如今也恐怕难以保全。不过在讲说时偶尔有所订正，我想寄一本去，恐怕可以同西州的同志共同研读，只是还没有空暇。留卫公得到《诗说》，每天阅读几版，亲手加以圈点删改；来信很是称赞它，并且完全能够提纲挈领，也很不容易。年老了精力还能够达到这种程度，又不厌烦章句训诂的琐细，实在是因为天资深沉、安静、纯厚、笃实，所以能够这样。我只是遗憾太晚听说这件事，不能早些献出自己微薄的愚见。德修、文叔住在家中，又都在做什么？他们各有一部书，烦请替我送给他们。子直也一样。今年闽中郑、黄、邓三人都去世了，气象显得格外萧条。扬子直得到祠禄官的任命，又遭到驳回。听说项平父也闭门不敢见人。其他我们这些人往往藏头缩颈，不敢吐气，实在可笑。我明年七十岁，已经起草了告老的奏章，只想依照本贯、按庶官的惯例陈请，也不想写给朝廷的书札，但有人还担心会触犯祸机。

译只是想到礼制和法令本来就有明文，而我在获罪之后还忝居阶官，也没有不许致仕的法令，所以已经决意这样做，不再顾虑。即使最终不能免去灾祸，我也甘心。因为同一时的同辈相比，我已经独自得到优厚的幸运了。难道还要低回徘徊，贪恋俸禄，以至辜负平生的志愿，那又是为了什么呢？此前附寄的书信，似乎是借李普州的便信，想烦请您借黄文叔家的地理木图，照样制作一枚，不知是否收到？我最近已经自己用胶泥起了草样，看起来似乎也不错。若再能得到黄图作参照，就更好了。但恐怕那封信已经沉没，没有制成的话，也就不必再做了。《礼殿图》过去也有，只是如今寄来的摹画精美，想来正得到了古本的笔意。“三五”这一项目，无法考证。古代类似的事情很多，今天哪里能够断定它的是非呢？但既然有这个名号，就必定有这样的人。《易大传》只是举出制作礼乐最盛大的人来说罢了。譬如汉人只说汉高祖、孝文帝，难道就可以说其中没有惠帝吗？洮研所发的墨，锋芒锐利得令人畏惧，这是难得之物，足以作为佳品赏玩了。答李季章 我恭敬地承蒙您不嫌弃我，赐给我先正文简公的诗文编年、行状实录，以及三位夫人的两座墓圹刻文，我跪拜接受。恭敬读过之后，足以慰藉我平生仰望高山、景慕先贤的心；反复读了再三，又看见他立德立言明白磊落，能够启发蒙昧、开通鄙吝之处，实在不止一端，真是万分幸运。至于您不察我的愚陋，竟要让我编次他的事迹，刻在墓中，以昭示后世，那么以我缺乏德行和文才，人们都知道我不足以承担这样的托付了。只是想到我平生未曾有机会在文简公的门下受教，然而阅读他的著作、仰慕他的人品，已经有很长时间；又曾从后辈那里听说，公与我相知，即使不必见到面目，也能知晓内心，所以愿意借此自附于公，而不敢推辞。只是如今我正因罪过而被列入伪籍，平日闭门屏气、咬紧舌头，不敢轻易说一句触犯时禁的话，战战兢兢地度日，仍然担心不能免祸。却在这个时候忽然破戒，即使不顾惜自己，难道不会成为文简公家族的牵累吗？因此我徘徊顾虑，想写又停止，最终没有办法答应您殷切的嘱托。希望您暂且体察这一点，再深思熟虑。我私下认为，当今世上并非没有能够写出高文大笔的人，实在不必眷恋一个无能而获罪废弃的人，以致使盛德流传百世的大事不能及时确定。我个人浅陋的想法，前一封信已经详细说过了。起初我也曾深思，想立即草拟定稿，托付给您过去所作的文字；后来想一想，又觉得这样不诚实，不能这样做。又想到刘孙所定的本子，是出自贤昆仲之手的，足以传信后世。但按照惯例，若一定要再经过一人删节，即使暗中在今天做了，也没有什么妨害。只是眼下不能让人知道有这件事，将来草拟定稿也不能让人知道有这部书，这就难以遮掩防范了。来使本来想留下来稍候，他也因为我叮嘱得恳切，没有前来相逼。但我觉得这件事终究还不敢落笔，不如暂且让他回去；等到将来当面再把您所示的材料仔细翻阅，随手记录应当增删之处，秘密托人送到您令弟那里。又恐怕经过都城不方便，不如暂且稍稍忍耐。若我没有立即死去，当然应当设法报答您；即使忽然先于朝露而死，也应当把它交给儿辈，让他们转达给您。平生写了许多无聊的文字，不能不为辞藻而惭愧。如今这个好题目，实在可惜不能动笔；但又正好处在这种时势，令人郁郁不乐。《续通典》诗中曾提到，恐怕有印本；希望求得一部《长编》改定本，只写出改动之处。不知有多少册，若能替我送来，就很幸运了。有人说建炎、绍兴年间的事情也已经编成书了，不知是否如此；这是我尤其想得到的，只是恐怕字数太多，难以抄写。近来看到记载靖康年间事情的文字，杨龟山有很多章疏没有编入，不知后来是否补入了？大概汪丈所刻的本子没有收载，福州、成都两个本子也都是这样；但他的奏议后来所存的南剑一本却有，恐怕也不能不补上。答范文叔 《大学》的次序，本来以致知为先；但程子阐明“没有致知而不在敬上的”，尤其显出了用功的根本和切近之处。如今读了您的来信，您大概已经在“知而专一”上用过功，那么致知之学应当没有什么困难了，为什么还想再求取它的说法呢？我过去读《大学》，曾经为它作过解说，常常因为浅陋而有不安之处，近来加以订正，似乎稍微明白了一些。亲友中有人取用它来刻印，现在寄一份给您，幸望您试着考察；如果还有不妥，还希望赐教。不过恳切地告诉您，不要把它给别人看，这会加重我不合宜的罪过。答范文叔 读书而没有疑问，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过去经书没有定说，各位先生的阐发有时不同，所以读书不能没有疑问。近年来，各种说法都已经出现，讲论的人也多了，自然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只要反复玩味，体认圣贤的本意，知道道义的实质不在这颗心之外，自然就会有实际的受用。尹和靖的门人称赞他的老师说：“伟大啊，圣人的谋略，六经的篇章；听来耳顺，心得其意，好像诵读自己的话。一定要达到这样的境界，才算是读书人。”子约离开私计良，想来已经同象先相从了；你们谈论了些什么？去年相见时不够从容，没有能把想说的话全部说尽，至今仍然遗憾。您的讲义反复详明，深得劝勉诵读的体要，特意寄来这一篇，难道也是对时论有所感触吗？《大学》最近重新读了旧编，又改动了几处，现在寄一份给您，试着同旧本参照，当能看出我的意思。答范文叔 《春风堂记》早已承诺过您，怎么敢忘记？只是近来觉得自己孤立危疑的处境，受到当世人的愤恨憎恶，而且一天比一天严重，于是闭口不敢替别人说一句话。这不只是害怕灾祸，也是义理上本来就应当如此。并且也觉得这类空谈对实际没有益处，只像戏剧一样，不过是些琐碎的装饰，也只是徒然作为玩物来耗散志气罢了。若论求仁的切实功夫，哪里是这些东西能够帮助的？而实行仁德本来由自己，为什么要等待别人的帮助呢？何况明道先生的气象就是这样，那是不违背仁德的影子。如今在影子之外旁观而玩味它的形似，哪里比得上深入考察他的心所达到的境界，并亲身达到那里更为实际呢？我私下认为，实行仁德的要领，本来不超出圣贤的言语。像子夏所说的“博学而笃志，切实地发问，联系自身思考”，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以及所谓恭敬、忠恕，都可以完整看出用功的始终。希望您深切体味这些，并且切实下功夫，这样才足以慰藉我个人的期望；这本来不只在言语文字之间。答陈君举

译自从前些时候寄信以后，我南来奔波忙乱，没有能够继续通信。至于怀念仰慕您的德行和义理，却没有一天不殷切。如今承蒙您不忘记我，专门派人来赐教，情意深厚，我怎能不感动！您来信提到《诗说》，先前我见两位先生能够讲述它的大概和要旨，略略猜想它一定会编成一部书，所以冒昧请求。如今承蒙您说明，才知道把《尔雅》中虫鱼的名物拿来注释，决不是磊落之人所应做的事。冒昧相求而辜负您的厚意，惭愧怎么说得尽？更承蒙您殷勤教诲，不以我为鄙陋，尤其感激。然而我曾认为，人求学如果从平实的地方循序渐进地用功，那么眼前虽然还看不出每日增加的收获，但积累的功夫渐渐显出端绪，自然不用刻意装饰，也不必用力支撑，而圣贤之心、义理之实必然会显出确实而不可改变的形态。至于讲论的时候，心就是口，口就是心，哪里容得另外产生计较，依违迁就，把迎合世俗、方便自己作为打算呢？如今人求学，既然已经过分高远而伤于巧诈，所以他们的说法常常走到依违迁就而没有分别的地步；大概是胸中还不能没有一点疑惑，才会造成这样，并不只是为了逃避祸咎，才在言辞上故意诡曲。像我这样愚笨，却自信信念已经坚定；过去的辩论即使导致遭受诽谤、取得羞辱，但直到今天，我内心仍然耿耿于怀，只恨自己的言论没有说尽，不足以畅达彼此的情怀、会通相同和不同的旨趣，却不敢因此后悔。不知高明您将怎样教诲我？希望您把话全部说出，不要隐瞒，使我能够反复讨论您的说法，那就是万分幸运了。我年老多病，内心幽忧，死亡不知哪一天就会到来；想到这件大事，不是一人私下的说法、一时浅近的谋划，却终究没有当面写信讨论的日期，所以冒昧地表达愚诚，向着您的方向引颈企盼，心情奔驰难以自胜。答陈君举 前一封信中所请教的事情，没有承蒙您开示。不过我内心想说而没有能够全部说出来的地方也很多，常常遗憾没有机会尽情倾诉，请您刻意切实地指正。近来曹器之来访，我才得以向他说明其中曲折。估计他再到您门下时，一定会把这些全部陈述出来，谨请高明您稍加选择采纳。对于不正确的地方，请痛加批驳，希望能够求得真实正确的结论。上面不失去历代圣贤传授的统绪，下面使天下讲求道术的人能够归于一是，这不是小事。希望您仔细考虑。与陈君举 先人从小豪爽，说话惊人。过了二十岁考中进士，便改变旧习，折节读书，仰慕研究贾谊、陆贽的学问。过了很久，又跟随龟山杨氏的门人求问道理，接受教育、践履修养更加笃实。绍兴初年，以馆职郎官的身份同修《神宗正史》和《哲宗、徽宗两朝实录》，其中在《哲宗实录》上用力最多。他辨明诬谤、刊正乖谬的功劳，都见于褒奖诏书。后来因上疏指斥讲和的过失，触怒秦相而离开国家，补任郡职却没有赴任，奉祠官职到终老。与陈君举 先人的赠官诰命，想必已经承蒙您动笔。母亲、妻子的两道诰命，如果也符合您的安排，文辞方面前些日子没有来得及详细禀告，现在再恳请您。先母德性纯厚，侍奉婆母极为孝顺。敬祖母性情严厉，先母能够顺从调适她。治理家事宽厚而有法度，每年按时奉行祭祀，必定亲自参加。抚养侍妾和婢女，怀有恩意，没有丝毫嫌弃猜忌的意思。亡妻的先世，从国初以来凭儒学考取高科；她的父亲名勉之，字致中。绍兴年间，曾以平民身份被召到都堂，因为同秦丞相意见不合而离去。正是东莱吕舍人所说的“年老而多才，十年坚定坐守”的人。以上这些曲折，如果能够在诰命文辞中有所体现，足以成为地下的荣耀。承蒙您怜惜记挂，如果已经办理，也请加以刊定，那就万分幸运了！万分幸运！与刘德修【光祖】正想着很久没有听到您的消息，忽然看到邸报，得知您要前往房陵，因而惆怅不已，寝食俱废，连续多日不能排遣。不知道您哪一天启程？从简到房陵有多少里路？经过哪些州？走多少天才能到达？当地的风土气候不会太过不同吧？居处饮食能够适应安定吗？当地官吏、士人和百姓知道尊敬您吗？我们的道竟困穷到这种地步。然而我早就知道终究会有这件事，只是没有料到就在眼前。正好有往鄂州的使者，托刘公度转达这些询问。如果有确实方便的使者，也希望您写一封信报告消息，使我知道您的动静，稍稍慰藉远方的思念，那就万分幸运了。冯、李也同样不能容身，季章得到郡守之职，而姓名又见于他弟弟的奏疏中，恐怕也不是能够长久安居的人。李良仲如鸿雁飞入冥冥之中，令人深深羡慕，只遗憾不能叩问他玄妙深远的旨趣。范文叔幸而还没有被搜求，想来也是深自隐晦。我双脚软弱、气滞腹胀，已经半年了，拄杖还要人搀扶，只能略微移动几步；腹部胁部胀满，不能俯身伏案读书写字，一切事情都废弃了，唯独对长者还不敢依照惯例口述作信。几天来右臂又加重疼痛，写字也做不到了，衰惫到这种地步，已经没有能够长久活着的道理。承受您的教诲不知要到何时，只希望您按时为世道保重自己。我依照惯例纳还俸禄，幸而已经得到批准；其间大概也有一些纷扰，后来虽然粗略平定，却仍免不了受到这件事的牵累，也很可叹【一本作“为下空一字”】。答黄文叔【度】八月二十二日，具位朱熹顿首复书于知府、显谟、正言执事：我伏居穷山，早就听说您的名声，只是没有机会当面拜见，每每私下遗憾。去年我赴召北归，路上听说新天子认为您贤能，提拔您处在言官之列，正同善类一起深感喜幸。我认为皇上刚刚即位，首先选择一人担任谏官，就得到您的贤能来充任此选，必定会采纳您的言论来刷新各种政务，这是毫无疑问的。像您这样贤能，又遇到这样难得的时机，必定能够启发皇上的心意，谨慎开始，建立治国的准则，以慰藉朝廷内外的期望，这也毫无疑问。然而不到一两天，已经听到您出任地方长官的命令，我又为此惘然迷惑，不明白其中缘故。等到了中都，急忙询问原因，凡是有见识的人无不扼腕叹息，只有刘德修拿出您所上的免职章疏抄本给我看。我在这时也慨然长叹，不只是替您惋惜，这件事恐怕也是朝廷惋惜这样的举措；而且我又遗憾失去了拜见您的机会，并且更加断定我们的道将不能实行了。还不到两个月，果然已经被罢职遣出。途中听说您将来到婺州，又因为行程有期限，不能停留等候您的车马到来。回家后又苦于疾病加重，正值春夏交替、气候大变，邪毒侵入心中，危重症状全都出现，自己以为必死无疑。

译本来不能先行向您通报，却在呻吟之中忽然承蒙您赐下亲笔教诲，反复读了三遍，顿时清醒，实在是出乎意料的幸运。然而您行礼过分谦逊，对我的称许超过了事实，拿不相称的人来相比，这不是浅陋的我所敢当的。难道您是在开玩笑吗？可是您是庄重之士，并不是拿言语开玩笑的人。若认为您是真心话，我又担心这会损害您明察事理、明于知人的品德。至于您谈论古代圣贤所处境遇的难易，那就可以知道您的意思了。像我这样愚笨，曾经不自量力，妄自暗中有志于此；然而学问尚未闻道，言语没有力量，精神也不专一，不足以感动人、启发事物。正是古人所说的“说的话尚且不能使人信服”的人，又哪里足以谈论这件事呢？不过如今我也老了，衰弱多病日益侵逼，早晚将死；这颗心虽然不敢忘记，却也不再对将来抱有希望了。只是想到如今国运正隆盛，圣德日日更新，长久治安的谋划，必定将同明智的人共同考虑。那么所谓以专一的心志感通上天，正是您的责任。您是否也察觉到这一点？舜所说的人心、道心，究竟是什么呢？选择它一定要精审，不让人心的杂念混入其中；守护它一定要坚定，不失去道心的纯正。这样始终如一，伊尹用来感通上天、成就大业的根本，就在我们自己身上了。用它来端正君主、安定国家，并且永远大大庇护这些百姓，难道不是伟大的事业吗？我的浅见如此，不知您认为如何？如果有不恰当的地方，希望您反复指教，以完成我承受教诲的愿望，那就万分幸运了。此前承蒙您来信不久，就听说您离开郡府；来使于是没有再来取回信，现在想来您已经回到会稽。不知您近况又怎么样？时论日新月异，还有什么可以再说的吗？借赵主簿回天台之便，附此致谢。想说的话不能全部说尽，又苦于眼睛疼痛，不能多写字，不能亲自书写，深感惭愧遗憾。相隔千里，遥远得没有相见的日期，只希望您按时保重自己，使这个世道还有所依赖，那就万分幸运了。不再一一陈述。答徐元敏 昨天拜发书信，正惭愧写得草率。使者回来又承蒙您赐教，殷勤周到，实在使我惶恐不安，不能自胜。您在别纸中的教诲，警醒启发尤其深切。但文辞和意思之间，谦卑得太过分了，不是我这样的后学小子所敢当的。恭敬地反复读过，更增加了恐惧。然而我私下看您教诲的大旨，大抵是把《曲礼》首章看作修己治人的大要，喜爱它容易实行，却忧虑难以长久坚持。这不是因为择善不够精审、反躬不够恳切，怎么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想到平日从师友那里听到的道理，其大端确实不超出这些。然而实行时不努力，一时勤奋而十天懈怠，喜欢安逸放纵、爱谈笑戏谑的毛病，大概比高明您所忧虑的还严重，又怎么能够对万分之一有所补益呢？又听说，主敬是存心的要领，致知是进学的功夫；二者交相发明，那么知识日益明白，操守日益坚定，而旧日习气的错误，自然会在冥冥之中一天天改变。所听到的道理如此，但我自身还没有做到，不知道是否正确，谨借您来信问及此事的机会，把它拿来质正。倘蒙您怜悯，再赐教诲和告诫，使我不迷失于进入德行的道路，那就是我万分幸运了。答林正夫【湜】仰慕您的高尚风范，本来已经不是一天了。中间虽有幸因机缘再次相见，然而苦于匆匆忙忙，没有能够从容承受您的教诲，至今仍以为遗憾。回来后抱病在身，世事全都废弃，没有办法写信问候您的起居，常常深切地向往企盼。如今杨通老来访，忽然承蒙您赐下亲笔教诲，您借此抬举期许我，这不是愚昧的我所敢当的；而您行礼过分恭敬，更使人恐惧局促，无处躲避。即便如此，高明您之所以看重我的意思，难道像世人那样指天发誓，在声名利禄的场合相互邀约吗？何况在今天说出这样的话，更足以显出您的诚意深厚和爱好笃实，所以我不敢隐藏自己的浅陋，愿意自附于您的门下。我曾听说，先生君子观看佛塔，抬头凝视并高谈阔论，不如低头走过台阶，逐步登临。因为从外面观看，虽然足以知道它高大宏丽的美，哪里比得上进入其中的人，能够真正使它成为自己的所得，并且深入察看它层层累积、架构成形的缘由呢？从今天说起，圣贤的言语全都具备在书册之中，他们用来教诲天下后世的道理，本来已经不遗余力；近世一两位先觉，又为此指出门户，标明阶梯，并分出先后次序，学者由此而进，理应也很容易而没有困难了。然而有志于此的人，有的却不能有所成就，弊病在于只看外表，粗略窥见一个大概，便认为自己已经看见了，于是不再深入其中，把它当作真实存在的道理来竭力探究。依我看来，这就是我把这些话仓促告诉您的缘故：虽然知道它可以使人喜爱，却无法深入体会其中的意味，于是走到半途便放弃，最终不能有所成就。私下估量您学问的深厚、操守的端正以及胸中所积蓄的见识，大概已经施用于朝廷，并且在议论实际事务时表现出来了；对此本来不必等待我的愚见。然而既然承蒙您下问，就不能徒然辱没您的询问；而朱熹所知道的不过如此，若不把这些告诉您，请您斟酌取舍，我又有不敢安心之处，所以冒昧把所知全部陈述出来。至于是否正确，还要等待您的指教。这正是朱熹虚心等待并仰承的。通老正在这里，我们相聚得很快乐；他比过去大有长进，可知得到了切磋的益处。只可惜彼此相距遥远，他忽然生出归去的兴致，不能再留。从之听说因牙痛被庸医误治，服用了寒凉药剂，一夜之间竟至去世，实在令人深为痛惜。但这难道也是医生所能造成的吗？德修艰苦跋涉而被远方贬谪，令人动心；但听说他平日面对宾客诵说时，本来常常把这件事作为自己的必然归宿，如今算是得偿所愿了，只是其中牵涉的关系实在不浅。有人把自从写作那篇记文以来的情况写来，我已经托通老呈上。想来您也一定深为废卷叹息。元善寄居在霅川，很不安心，早晚一定会回到子宣那里。今天才收到他的书信。朱熹气滞胸闷，不能长久伏在几案前写字，草草作答，而且也不能尽情说完想说的话。面对风遥望，惆怅无边，只愿高明体察。

译考订异文。答袁机仲。八卦彼此交错，数目各有不同的途径〔另一本作“其数殊涂二”〕。以上五条，只是少了一个“柱杖”〔“个”字下一本有“拈”字〕。承蒙您另纸赐教，谈到《说卦》的原文〔以下“云云”至〕，从来没有“一阴一阳开始产生”的说法〔一本作〕：况且《说卦》的原文，对于巽卦只是取其洁净整齐而安置在东南方；对于乾卦只是取其交战而安置在西北方。巽卦从三画来说，虽然是阴气开始产生，但它之所以位于东南方，原本并不是取其阴气初生的意义；至于乾卦，又是三阳的完整形体，原本也没有可以取作一阳已经产生的意义〔接〕。凡是这些曲折的说法〔云〕。您来信所说“坤卦上六的阳气与复卦相遇”的说法〔一本“遇”作“姤”〕，承蒙把《易说》抄示给我，我参照以前的论述来考虑它〔一本“之”作“伍”〕。答周益公：“范碑已经建立，而乐便用来配合它〔一本没有“既”字〕。” 前些日子所做的事〔“前”一本作“当”〕，应当走的道路〔“当”一本作“常”〕。答林谦之：简约、平易而明白〔“简”一本作“坦”〕。答江元适：“我孤陋而且年纪晚，辨明名分而统摄事实〔一本无“统”字〕。” 朱熹曾说，天命之性由小路而分流出来〔“由”一本作“出”〕。《晦庵集》卷三十八。钦定《四库全书》。《晦庵集》卷三十九，宋朱子撰，书〔问答〕。答戴迈。朱熹来到这里，在众人之中看到您的容貌，听到您的议论，知道您心中所存的道理，仿佛有所积蓄，却还没有找到把它表达出来的方法，因此心中独自期望您能够共同在这条道上前进。等到我把《论语》的说法讲授给诸生时，诸生正惊愕茫然，不知所向，唯独您认为可信，亲手抄写、口中诵读并在心里思考它。我认为您将要找到表达它的方法了，这非常符合我的期望。如今承蒙您来信，又把所抄的四大编示给我，却责怪我言辞浅陋，把它托名为经书的开端，这不是朱熹所能承担的责任，反而是您的过错。手执经书面向南而坐，把自己的学说传授给门人弟子，这显然不是朱熹所能承担的责任。朱熹没有什么可再说的，只敢私下议论您所犯的过失，希望您宽恕我的僭越直率，幸而听取这些话。求学只期望自己有所心得罢了；别人知道或不知道，与我没有关系。如今您自称已经自己有所得了吗？如果是这样，就不应急切于此，那么朱熹的话又是为什么说的呢？您若不是这样认为，即使朱熹妄自对您说这些，又有什么关系？您现在的做法，过失很大。请您努力自己求取，期望能够有所自得，然后才停止。朱熹虽然已经衰颓荒疏，还能够同您上下讨论您的学说并加以讲评。这四编暂且归还书房，等我把其中的道理写清楚后答复您，幸望察看。答林峦。承蒙您给我看书信以及所作的三篇文章。若您是拿这些来向朱熹请教，朱熹年少时就不喜欢辞章，年长以后又懒散荒废，无法满足您的心意。不过我曾听说，求学的道理并不在于急切地追求辞章；一定是心中有所自得，然后表现在言辞上，实在是不得不如此。因此古代立言的人，文辞纯粹，并不期望故意不同于世俗；可是后来读它的人，却知道他们卓然不是世俗之士。如今您的文辞很丰富，主旨和立论也很高明，但大多是采择几位先儒的学说来拼合罢了，不知您自己所得的究竟怎样？孔子所谓“德之弃者”，大概就是为此而感伤。您能够改正它，非常好。您说要把自己所听闻的学问推行到乡里之间，也非常好。《礼记》说：“教人以后才知道自己的困惑，知道困惑，就知道用什么来勉励自己。”朱熹对您的期望就在这里，请您努力。答林峦。顺着本性而行叫作道，修明道路叫作教。伊川先生解释“顺着本性而行叫作道”时，是把人和万物都包括在内的；又用他的说法解释“思考、修明道路叫作教”。二位先生以及侯氏的说法就是这样，不过恐怕不如吕氏、游氏、杨氏的说法。《尤溪集解》想来您已经见到了。喜怒哀乐尚未发作叫作中。伊川先生说：“在情感尚未发作时加以涵养，可以；在尚未发作以前去寻求所谓中，却不可以。应当再思考。”请把这一段仔细看熟。“百姓很少能够长久如此吗？”与“唉，我衰老得太厉害了！”中的“久”，同于“久矣”的“久”。“久矣”的意思解释得对。普通夫妇的愚昧。伊川先生论述得已经很详细了。大体说来，从普通夫妇所能知道、所能实行的事情，一直到圣人和天地也不能穷尽的境界，都是在说明“费”的一面；而所谓“隐”，也不离开这里。道并不远离人。这一段的文义还没有讲通，而且用了很多佛教的话，尤其觉得偏离本旨；还是再仔细玩味它的文义为好。端正自己而不责求别人，就没有怨恨。凡是读书，暂且虚心看这一段的文义，使语意分明、趣味融洽，才好。千万不可妄自引用别处的话掺杂进来；那不只是彼此不相似，而且会扰乱这一段的正意和脉络。答吕侁。承蒙来信，使我非常欣慰。若您所守持的确实如此，您心中所存的志向实在远大，非朱熹所能赶上。只是您不能不因贫困而使自己受累，还要设法从别人那里求取所得；那么您能忍受大事，却不能忍受小事，这又不是朱熹所能理解的了。况且朱熹在这里任官，俸禄不足以使家人得到充分的生活保障，也无法符合您的期望，只好把听到的道理告诉您作为答谢，希望您坚定自己的操守。贫困是士人的常态，只要不改变自己的节操，就是非常好的。答杨宋卿。前些日子承蒙您寄来一封亲笔信和一编所作的诗，我吟诵了好几天，不忍放下。您的赠赐十分厚重，只因官事匆忙，未能及时写信答谢，请您不要责怪朱熹。听说诗，是志向所趋；志向存于心中叫作志，用言语发出来叫作诗。既然如此，诗哪里还有工巧或拙劣可言？也只是看它所表达的志向高下如何罢了。因此古代君子德行足以实现自己的志向，必定出于高明纯一的境地。他们作诗，本来不用学习就能做到。至于格律的精粗、用韵、属对、用典以及遣词造句的好坏，拿魏晋以前诸贤的作品来考察，大概没有人在这些方面刻意用心，更何况古诗一类呢？近世作者才开始在这些方面留意，所以才有诗歌工拙的议论，而华丽藻饰的辞句胜过了表达志向的功用。朱熹不会作诗，只是听到这种说法，无法满足您的心意，姑且说这一二点。对您的佳作拜谢，封好归还，并以此表示谢意。答柯国材〔翰〕。承蒙来信，说明颜子、子贡都以仁为问题向孔子请教，而孔子的答复却各不相同。这件事我曾经思考过，但并不像您所说的那样。“为仁由己”是论说行仁的最重要原则，大概始终都不能离开这一点。至于那种寻求师友、侍奉师友的心，难道是从自身之外来的吗？既然得到师友而侍奉他们，却不从自己身上求取，那么师友只是师友，我自己又得到什么呢？按照这个意思推究，二人的说法起初并没有不同。像您所说的，恐怕不是发扬长处、挽救过失的意思。请您再思考并反复推究这番说法；至于您所托付给我的愿望，难道是朱熹敢于承当的吗？戴、陈二位学生的志趣和文辞都值得称道，当然知道他们有所承继。有这样的朋友，足以辅助行仁，我谨以此向您道贺，而我也将有所依赖。斋居无事，应当有空闲时常来访问我；希望能够讲论您所听到的学问，当然这不是我敢奢望的。答柯国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