晦庵集卷八十三　　　　　宋　朱子　撰跋

译跋《朱奉使奏状》以上是叔祖奉使直阁公从金国回来后，请求为朱昭等人死守节义之事表彰的奏状。叔祖字少章，年轻时跟随景迂晁公先生学习。建炎初年，他以诸生身份应募，出使北方朝廷，坚守节操不屈服，被留在云中，前后共十六年。绍兴癸亥年，和约订立，才得以回来。皇帝在便殿召见他，他说敌人的情势诡诈，和约不可以依赖，应当有所准备来对付他们；又说敌人的势力虽然强大，却没有道义来巩固国家，衰败混乱已经开始萌发，机会不可错过。希望进一步修养德政、振兴军队，等待敌方发生变化。秦丞相已经不高兴了，等到上呈这篇奏状，秦桧更加恼怒，于是把这件事搁置起来，不予答复，而叔祖也不久便去世了。朱昭等人的忠义节操，于是再也没有人谈论。我每次读到他的奏书，没有一次不为之抽泣流泪。如今看历阳龚君编纂的《中兴忠义录》，记载已经极其详尽了，然而其中也没有朱昭等人的名字，于是抄录这篇奏状寄给和州太守，请敷文张公刻下，附在书后，希望这几个人能够借此寄托名声而永垂不朽。我又记下前些时候在会稽看见有卫士唐某的祠堂，询问原因，有人说：“敌人攻陷会稽，皇帝仓促向东巡幸，而唐某因病没有来得及随从，守帅李邺急忙献城投降。一天，敌人和李邺并骑在城中行走，唐某非常愤怒，就从路旁怀抱砖石前去投击，没有击中，因而被捕；将要杀他时，他仍然不停地辱骂，最后死去。越地人认为他很有义气，便为他建立祠庙祭祀。事情传到朝廷，诏令赐庙额为“有宋故给事中吴公芾”，曾经刻石记载这件事。如今这部《中兴忠义录》中也没有记载，恐怕可以一并寻求那篇记文，附在后面刻出来。绍熙辛亥十月辛巳，新安朱熹书。题跋《赵直阁忠节录》。直阁赵公忠贞节义的事迹，受到诏书褒奖，已经载入可靠的史书，不可能泯灭。不过考察他一生所建立的事业，无论始终大小，从未有一念不在国家，又足以看出他面临危难而献身的忠诚，并不是出于一时局势的偶然。其孙赵彦橚勤奋好学而有志向，将来也必能光大他的家门；他曾写信来给我看这篇录文。我在病中读到它，猛然起身端坐，为此长叹了三次，不能自已。因此写在后面，以表示我个人对他的仰慕之情。绍熙三年春二月壬辰，新安朱熹书。题跋《赵朝奉行实》。《诗经》说：“内心秉持忠厚深沉之德，母马有三千匹。”这说明一个人能够成就富强事业，并不一定要把权术诡计和机巧算计作为要务，而在于诚实深厚的品德。如今看这篇编录，赵侯的品行与诗人的话，难道不是互相发明吗？赵侯的子孙既能修习文学以取得爵位，又能得到当代名流的文章来彰显亲人并流传无穷，这也可以说是贤能了。因此我记下这些话。绍熙壬子春二月壬寅，朱熹书。题跋《王荆公进邺侯遗事奏稿》。臣前些日子恭敬地接受圣旨，命我进呈《邺侯遗事》，现在已经缮写完毕。我私下认为，以宇文黑獭这样的中等才智，处在倾覆动荡的时代，又有区区苏绰辅佐，竟能制定出这样的法度。陛下是上天赋予的最高智慧，才识卓异；拥有百年太平无事的中国，想要追踪尧、舜和三代的盛治，按形势说并不困难。怎么可以每件事还常常犹豫迁就、受到牵制，使流俗之人不能有所建树，来为天下制定长远的计划呢？这样反而使任用辅弼大臣的人，更会以苏绰为惭愧。大概创建基业、垂传统绪，施行都应当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恭敬地希望成就大业的谋略已经存在于圣心之中；臣虽然非常愚钝，实在愿意竭尽自己的力量，希望凭借圣上的余光，不至于到了垂老之年还只是一个窃居官位的大臣而已。所有《邺侯遗事》，谨随奏章一并进呈，听候圣裁。集本在“宇文黑獭之中材”下面写道：“遇到倾覆困厄的时代，又有区区苏绰辅佐；然而他所制定的法度，仍有可取之处。”恭敬地想，陛下是上天赋予的最高智慧，才识卓异，完全拥有百年太平、万里中国；想要创建基业、垂传统绪，追踪尧、舜和三代，只在于阐明道理、制驭众人，并加以运用罢了。哪里值得像李泌所称道的那样说呢？只是寻求更多见闻，考察古今成败得失的规律，那么这本书也或许可以作为阅览参考。《熙宁奏对日录》说：熙宁二年闰十一月十九日，皇上说：“侯叔献说过，义勇上番的文书，一定是见过制置司商量后才拟定的。”我说：“这件事似乎可以办理，只恐怕还须等待几年再议。”旸叔说：“如今募兵的弊害还没有消除，又要供养上番义勇，那么军费调度就更加不容易了。”我于是对皇上说：“募兵的弊害，终究不能长久维持。”众人都认为是这样。我说：“现在供养的士兵虽然很多，到了真正使用时却又担心兵力不足，这是因为把百姓和士兵看成两种不同的人。又，五代祸乱的忧患终究没有能够消除，是因为这类人本来都是无赖奸猾之徒。”皇上于是问府兵制度，我说：“哪里记载府兵制度最为完备？”我说：“《李邺侯传》记载得最详细完备。”皇上说：“府兵制度是否必须同租庸调法相互配合？”我说：“如今上番服役，就供给他们衣服和粮食；这样无论贫富，都可以入卫出戍，即使没有租庸调法，也可以实行。只是义勇不必刺手背，刺手背对实际的控制有什么补益呢？如今既然让良民担任义勇，就应当用礼义来奖赏和培养他们；刺手背只会使他们不乐意，实际上没有益处。又应当选择乡里的豪杰担任将校，酌量加以奖拔，那么人们自然会心悦诚服。” 如今募兵担任宿卫，竟有积累官阶而做到刺史、防团的；把这样的待遇转用于义勇和募兵，本来没有什么不可以，何况不必花费到这种程度，也已经足以使人乐意为之。陛下应当慎重选择近臣，使他们都有治理政事的才能，那么将来就可以让他们分别统领这些军队。如今募兵出自无赖之人，尚且可以担任军厢主；那么近臣以上的官员，难道还不能做到这一点吗？这正是先王形成的法度，是国家社稷的大计。”皇上非常认为这话正确。先父年轻时就喜欢学习荆公的文章，常常访求他的遗迹。晚年得到这篇奏稿，用来校对文集本，发现有少许不同的地方，这篇奏稿大概还是未定稿。我一直遗憾自己不明白，为什么荆公把这件事写进《李邺侯传》中，关于宇文泰、苏绰的事情同它有什么关系；却唯独喜爱篇末那三行文字，语气凌厉，笔势顿挫起伏，还可以由此看出他超越古今、斡旋宇宙的气概，想来这并不是小事。后来读到《熙宁奏对日录》，才得到这样的解释。神宗真是有志于作为，而荆公也真是得到知遇啊！然而后来募兵的费用，竟然不能减少；保甲制度的扰害，却遍及天下。那么所谓“事先确定谋略，必定在事后取得功效”，结果究竟怎么样呢？于是抄录《日录》家传本中的话，附在后面，供读者考察。绍熙壬子春二月十九日，新安朱熹。

译题跋方季申校订的《韩文》。我从小就喜欢读韩愈的文章，常常遗憾世上没有好的版本，每每想精心校订一部来广泛流传，却一直没有空闲。如今看方季申这部书，校勘订正精密，辨析考订详尽广博，他用力真勤奋。不过，他在《举正》篇中所立的四条条例，颇有彼此矛盾之处，又没有把各个版本的异同全部标明，也还不能说尽善尽美。大概这类书前人已经做过，已有成例。如果把正文大字排在上面，采用颜师古注《汉书》的方法，把各本的异同全部注明在下面，再考察它们的是非，以显示确定采用今本的理由，那么读者就能清楚知道各本的得失，也更加相信本书的取舍不是虚妄的。万一考订还有不完备之处，取舍略有差错，也还可以保存其他版本中的异文，不至于使它们完全泯灭，以等待后世君子；这也是为长远考虑。还有，季申所说的谢本，是绍兴甲戌、乙亥之间我任职温陵时，谢公弟弟如晦的儿子景英担任舶司属官，我曾在他案几间看到的。它大概是用天台印本剪开后重新粘缀而成，依照陈后山本另行编排次序，卷首盖有建炎年间奉使的印章。后来读到其中《送陈秀才序》一篇，怎么会不相信它呢？只是句中总是用朱笔圈去“不”字，起初我非常惊讶；再仔细寻绎，才知道一定要删去这个字，一篇文章首尾才能重新贯通。大概这种传抄沿袭的错误已经很久了。读者虽然也隐约觉得文意有所阻碍，却没有时间深入考察。我常常暗中记住这件事，用来检验其他版本，但都不是这样。这一版本虽然精良，也同样没有删去“不”字。难道是季申阅读时顺着文意脱口而读，仍不免略有遗漏？还是他所见到的并非真本，先前传抄、校订的人已经把这个字弄丢了？绍熙壬子孟夏病中，偶然记下这些话在后面。题跋《赵中丞行实》。元祐年间，中丞赵公的元孙拿出这篇文字给我看。赵公孝顺谨慎、淳厚笃实，即使古人也很难做到。把这篇文字反复读了三遍，使人肃然起敬，也不禁为霜露风木之悲而悲伤。我曾经私下妄自认为，赵氏的家法很像汉代万石君石奋一家；但他讲求学问、处理政事、把孝心移作忠心的美德，则远远不是石氏所能相比的。因此我就把其中的话私下记录在后面，只是还遗憾所谓奏议二十九篇没有能够全部看到，而《行实》的记载也没有按始终、经历和年月次序排列，所以其他方面有些地方无法评论。绍熙壬子秋九月八日，新安朱熹题。〔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题跋徐来叔的《归师堂诗》。同安徐君来叔取《孟子》中“曹交之言”的意思，给自己的堂取名为“归师”。某官戴君尹成已经为此作了记。来叔又把它拿给我看，说：“希望得到您一番话来阐明它。”我认为，孟子这句话正是针对那些不知道反求自身，只专门向外寻求老师的人说的。道虽然好像一条大路，但如果不是上等智慧、天生明白的资质，难道能够不凭借老师朋友而独自获得吗？关键是应当先有所启发，显露出求道的端绪，然后才有可能求得其他老师。来叔应当把我的话想一想，希望不要白白取了这个名字。绍熙壬子十月防庆节日，新安朱熹书。题跋尹和静的手帖。河南尹君从临川来，拿出他祖父和静先生的遗像，以及欧阳文忠公所作的三篇志文手书给我看。我仰望遗像，恭敬地诵读手迹，不胜敬仰感叹。已经摹刻他的遗像收藏在家中，尹君又让我在志文后面作记。我想尹氏世代德行盛美，既然得到欧阳公的文章来加以发扬，而和静先生又亲手恭谨书写，这也足以流传后世了。我孤陋愚昧，年纪又晚、学问浅薄，哪里敢冒昧改易；只是姑且赞叹几句。可是尹君请求不止，于是另写在一幅纸上，附在卷尾。绍熙壬子十月二十五日，新安朱熹记。题跋唐人的《暮雨牧牛图》。我老来生活在田园之间，每天亲自接触犁耙，所以虽然不懂绘画，却知道这幅画画的是真牛。前面那头回头顾看，缓缓行走；后面那头昂起头来，腾跃着奔去；它们目光炯炯，真像是在相互告诉对方下雨了，又相互催促着赶快回去。观画的人未必知道这一点，只有高明的画工独自费尽心力，难道不确实如此吗？延平余无竞拿出这幅卷子给我看，卷中有刘忠定、邹忠公的题字，读起来也足以使人肃然起敬。龙山老人又是先父选取的士人，也是我曾经奔走执役、接受教诲的人。面对俯仰之间人物的存亡，不禁为之感慨，于是把这些话记在卷后，将它归还。绍熙壬子仲冬壬辰，新安朱熹。题跋杨深父家藏的东坡手帖。杨深父先前曾拿东坡公同他祖先往来的两张手书给我看，我已经在后面题记过了。如今又把其余的全部让我看，更加知道两位先生相互交好的情谊始终没有改变，也足以看出人心和公论所在，不是刑罚灾祸能够屈服的。因此又题记下来，用来申明前面的话，使世上那些轻视贤者、依附权势的人知道惭愧。绍熙壬子仲冬壬辰，新安朱熹书。

译题跋蔡神与的绝笔。友人蔡君季通有一天捧着一卷书信给我看，哭泣着下拜并说：“这是先父临终前写的书信。先父从小就聪敏颖悟，七岁便能作诗。长大以后，博学强记，性情高洁简傲、胸襟旷达，不肯向世俗低头，因此离开家乡游历四方，见闻更加广博，于是对于《易》象、天文、地理以及三式之学无不通晓，而且都能考订其中的得失。中年时才归来，在武夷山南面买田筑屋。其间多次遭遇盗贼、水灾和火灾，却坦然处之，不把这些放在心上，闭门谢客，专心以读书教子为事。元定出生十年时，先父就教他读《西铭》；稍稍长大，又给他看程氏语录、邵氏《经世》、张氏《正蒙》等书，并对他说：‘这是孔子、孟子的正统学脉，你要努力学习。’晚年患病时，亲手写下这张纸交给元定；其他叮咛嘱咐的话，也无不出于忠厚诚实，尤其把沉溺于利欲作为丧身的警戒。元定哭泣着拜受这封信，到今天已经四十年了，既不能诚心诚意地牢记奉行，使它不致失坠，又不能有所表彰发扬，实在私下害怕它泯灭而不能流传。只希望您怜悯我，赐我一篇文字，那么这种使先父不朽的恩惠，难道只是子孙能够依赖吗？” 说完，他又哭泣着下拜。我也下拜接受了这封书信，恭敬地低头诵读，为此长叹说：“在生死关头，人不可能容许自己作伪；而诚意长期积累的人，没有不在后世显现出来的。蔡公一生教导儿子，不是引导他追求利禄，而是引导他学习圣贤之学；由此可见，他的志向和见识高远，本来就不是世人所能及的。到了他盖上被子、将要咽气的时候，他所托付的仍然同平日没有不同；而且他的字迹雄健伟岸，意态从容闲暇，又能在始终、变化之际都不惊惧到如此，这难道是勉强造作、虚伪装出来的吗？正因为如此，他活着时虽然没有得到世俗的知遇，而季通今天却能够继承他的志向；在学问品行之外，尤其精通律历，考订论述并加以著成，终于形成一家之言，使千古以来的错误豁然一新，而且追溯其源流都有明确的法则。这也足以使他的父亲永远显扬了，还哪里用得着我的文章呢？”但考虑到他的请求十分恳切，不能虚应，于是详细论述此事，并私下题记在后面。蔡氏的先祖在唐末做过建阳县令，从此开始定居麻沙；传了十代才到蔡公，名发，字神与，娶同县詹氏，生下季通；蔡公于绍兴壬申年六月去世，去世时六十四岁。绍熙壬子年冬十二月戊申大寒日，新安朱熹谨书。叔通的诗不追求雕琢、剪裁和组织辞藻的技巧，但在平易从容、不费力的地方，却有余味。近来我见过的佳句很多，其中有些没有收入这卷，难道我所谓的最好诗句，正是叔通所谓的最不得意之作吗？寒夜拥炉，风雪猛烈，吟诵之后，戏写这些话在卷后。云谷晦庵老人。题跋吕伯恭的书信、论说。我往年在鹅湖送别伯恭父，知道他有这部书，却没来得及看到。于是问起书中的情况，问道：难道其中也有文字缺失、意义可疑的地方吗？伯恭父说：“没有。”我心里本来就暗暗感到奇怪。几年以后，我再次在衢州遇见他，伯恭父才对我说：“《书》中的文字确实有无法解释的地方，我很后悔前一天没有把可疑之处保留下来。”我于是感叹伯恭父的学问已经精深，而他的进步仍然没有停止。后来他最终没有来得及进行刊订，就突然因病不起；那么其中隐微的言辞和深奥的意义便无处再求索，而这部书也就不可废弃了。如今伯恭父的内弟曾侯致虚在南康刻印此书，嘱托我写一篇记在后面。我想，伯恭父曾经告诉我的这些话，即使他的门徒也未必知道，所以把事情的始末详细论述如下，使读者知道应当把伯恭父晚年想要保留的疑文保留下来；这样或许接近于真正理解他著述此书的用意。绍熙壬子岁除日，新安朱熹书。我往年在鹅湖送别伯恭父时，知道他有这部书，却来不及看到。于是问其中是否也有文字缺漏、义理可疑之处，伯恭父说：“没有。”我心里本来就暗自感到奇怪。几年后，我在衢州再次遇见他，伯恭父才对我说：“这部书的文字确实有难以解释的地方，我很后悔前些日子没有把疑惑之处存而不论。”我于是感叹，伯恭父的学问已经精深了，但他的进步仍未停止。后来他最终来不及校订刊刻，便突然因病去世了，那么其中隐微的言辞和深奥的义理就再也无从寻求，这部书却不可废弃。现在，伯恭父的内弟曾侯致虚在南康刻印此书，嘱托我为书后作记。我想到伯恭父曾经告诉我的这些话，虽然他的门徒或许未必知道，因此把事情的始末详细论述如下，使读者知道，应当寻求伯恭父晚年想要存疑不论的地方，并把它们存疑不解，这样或许就能接近理解他作这部书的本意了。绍熙壬子岁除日，新安朱熹书。跋《魏侍郎集》。建炎、绍兴年间，强敌肆意侵凌，两宫彼此隔绝，天子无时不怀念早晚侍奉父母的心情，想找忠诚、聪明、敏捷、善辩的人往来于战争之中，以沟通和好的意愿。然而当时的大夫们苟且怠惰、畏惧退缩，没有人肯前往。只有已故侍郎建安魏公和我的族祖秘阁公，以普通读书人的身份自荐，慷慨请求出使；他们带着车盖、张着旌旗，前后相差不远，最终都冒着白刃，赴死于北方朝廷。侍郎公不久因不接受伪官，手持符节而死；族祖也发誓必死，偶然得以保全性命而归。虽然他们所遭遇的结果有生死不同，但他们舍身殉国、早已确定于胸中的根本志向，却从未有不同。魏公的孙子瑛把这部编集给我看，请我写在书后。我想，二位公的忠义大节，本来已经载入史册，流传万世；只是两家在绝域中经历风霜的旧事，不可让后人毫无所闻。因此恭敬地斋戒清洁，私下记述此事。绍熙癸丑七月初吉，具位朱熹谨书。书写在《横渠康节帖》后。右边是横渠先生的帖子、康节先生的诗，以及杨文靖、陈忠肃二位先生的跋语，过去都由杨氏收藏；后来屏山刘氏得到它们，朱熹因此借来底本摹刻，以流传给求学的人。其中写着“余杭东斋”的，是杨氏所作的题记。绍熙癸丑八月丙午，朱熹。书写在先吏部手泽后。内弟祝康国拿出先父与外祖父的书信给我看。我这个不肖之人，正是在这封信中被提到的，所以如今才知道此事。到现在已经六十四年了。捧着赏玩先人的手迹，泪水和血泪交相流下，恭敬地写在后面，再把它归还。绍熙癸丑十二月七日，孤朝散郎秘阁修撰主管南京鸿庆宫熹谨书。

译跋《余岩起集》。我年轻时还颇能见到前辈，听到他们遗留下来的议论；看他们立定心志、修养自身，便认为刚正耿介、质朴正直才是贤者；看到他们任官办事，便认为坚强果断、勇于担当才算有成。至于他们写文章，又总是力求明白磊落，直指切中事情本身，没有含糊曲折、侧目献媚的姿态，使读文章的人不过读上一两遍，就能明白这是在议论什么事、提出什么主张，彼此都没有疑惑。近年以来，风俗发生了变化，从上至朝廷搢绅，向下直到闾巷中的平民，都相互传习一种议论，做事立言，专门把含蓄周旋、隐约不露、圆熟柔美当作高尚，使与他们相处的人，穷尽一年也摸不清他们心中所想；听他们说话的人，整天也不知道他们意向所在。回头看四五十年以前，社会的风气习俗，简直不只是像寒暑、昼夜那样相反。这是谁造成的呢？读龙山余公文章的人，也可以因此感慨而有所感触了。余公名良弼，字岩起，从做诸生起，就凭文章在科场中闻名。他参加乡试，被荐参加外台类试时，我的先父与已故直秘阁吴公公路读到他的文章，认为奇异，觉得其中确实有可供任用的才能，于是选取他的文章列在前面。不久他进入幕府，便因谋划平定盗贼有功，出入朝廷内外，后来分别统领帅府，都有声望和功业。他一生写文章很多，散失之后，保存下来的只有这些；然而全都是真实而有实际用途的作品，不是空洞的言论。他去世二十八年后，他的小儿子大用任建阳尉，拿出来给我看。我因为有先世交谊，又曾在温陵以属吏身份侍奉余公，承蒙他奖掖提拔并收我为弟子教诲。如今衰老晚暮、零落不堪，竟又得到这些文章来阅读，那么我对于今昔变化的感慨，又将如何呢？孔子说：“我还来得及见到史官把有疑问的文字存而不写。”有马的人把马借给别人骑，如今已经没有这样的人了。对于余公的文章，我也有这样的感慨，因此长叹着写在书后。大用为人谨慎正直而不苟且，遇到事情敢于向前，大概颇有他父亲的风采和功业。绍熙癸丑十二月庚申，朝散郎秘阁修撰主管南京鸿庆宫朱熹书。书写在伪诏后。我听长者说，建炎南渡初年，皇帝的车驾已经临幸钱塘，却把张忠献公留在平江，作为后方镇守。当时已故兵部侍郎汤公正是守将。一天，他听说有赦令将要到来，心中独自怀疑，急忙跑去把这件事告诉张公。张公说：“姑且派熟悉文书、懂得事理的属吏快马赶去打开查看；如果有变故，就放慢驿骑的行程，先把它取回来，那么事情就可以商议了。”汤公认为对，于是派州学教授某官前去查看并回来，才知道确实是伪诏，又把这件事告诉张公说：“既然如此，难道可以把它宣布出去吗？”张公说：“不能这样。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怎么可以隐瞒？况且士卒们正因期望落空而失意，如果让我们先遭受祸患，又还能贡献什么忠诚呢？”汤公说：“那么应当怎么办？”张公说：“现在立即打开库钱，表示将要赏赐的意思；然后把伪赦令藏起来，暗中取出旧府库收藏的登极赦书，放在轿子里，迎到谯门，宣读并张挂出来。随即撤去它的台阶，禁止任何人擅自登临；再像平时郊祀赏赐的旧例一样，分发金帛，这样就可以了。”汤公照办，于是人心大致安定下来，才决定了大计。我常常遗憾，世人只知道张公恢复帝位的功劳很大，却很少有人能说清汤公共同谋划时所起的深刻作用以及其中的曲折。如今读了他的家传，又知道了他焚烧伪诏的事情，再把以前听到的情况参照起来，也足以看出张公处理此事早有定见，实在不容诬蔑。这件事尤其伟大，可是行状、墓志以及其他记载全都略而不书，为什么呢？柳宗元说，司马迁记载荆轲，征引夏无且为证；记载留侯，征引画工为证。如今太史氏正要编纂高宗中兴的盛大功业，以流传万世，难道也不会从这件事中有所取法吗？绍熙甲寅正月癸亥朔旦，朝散郎秘阁修撰主管南京鸿庆宫朱熹谨书。题写在《赵清献事实》后。国家自熙丰、元祐以来，人才和政事分成两条道路。认为这一派正确，就认为另一派错误；赞同这一方，就背离另一方，已经不能相互认同了。而在表面相同的人中，又有不同之处。例如元祐年间有朔党、洛党、川党，熙丰年间的曾文肃、赵清献、张丞相，也同章、蔡完全不同。我年轻时曾与赵公的孙子惠州使君交游，得以看到赵公亲自记述的、与蔡京持不同意见的事情始末，曾反复读了三遍，感叹赵公的不幸。如今又从惠州使君的儿子某处得到这封书来阅读，于是更加深思其中的缘故，重重感叹国家的大不幸。赵公自己说，他在下不愿同百姓结怨，那么必定不肯肆意推行烦琐苛刻、争夺掠取的暴政；在中不愿得罪士大夫，那么必定不肯首先倡导禁锢忠贤的邪说；在外不愿对北朝失信，那么必定不肯妄自发动开拓燕蓟的狂妄谋划。再考察他一生质朴厚重、清廉简约，有超过常人的地方，就又知道他必定不肯被蔡京的奢靡和谄谀引导，用来迷惑皇上的心，使皇上陷入过错之中。这样看来，即使说他们都出自熙丰时期，但在邪正、得失之间，哪里能够相提并论呢？况且《春秋》彰明王法，却不废弃五霸的功劳；元城刘忠定公为政和宣和年间的混乱而悲伤，说：“不如暂且尊奉神考。” 那么后世的君子对于这部书，难道还能不从中有所取法吗？唉，这也实在可悲啊！这也实在可悲啊！绍熙甲寅元日癸亥，鸿庆外史朱熹书。跋《吕舍人与薛元亮帖》。薛公安于贫困、恪守卑微地位的操守，吕公尊重贤者、崇尚德行的用心，阅读这卷帖的人，可以把他们当作老师。绍熙甲寅孟夏既望，新安朱熹书。跋薛畏翁诗。有学生问：“‘敬’应当怎样解释？”我告诉他们：“这个字不能用一般的训释来解释，只有对畏惧心存戒慎，才差不多接近它。”如今看薛公给自己取的名号以及用来训诫孙子的内容，知道我的话并没有错。绍熙甲寅孟夏既望，新安朱熹仲晦父在临川城南的客舍中观读，因而写在书后。跋曾裘父、刘子澄帖。绍熙甲寅初夏，我赴长沙任官，路过临川，汪君来访，拿出这卷给我看，原来是曾裘父、刘子澄的笔迹。我既仰慕青溪先生的高尚品行，又感慨二位先生所树立的风范，都凛然具有前辈遗留下来的风度，而如今这些风范都再也见不到了。为此合上书卷长叹。汪君得到名家传授，又有良友相助，所学一定有超过常人的地方。遗憾的是我为公务奔波，来不及详细向他请教。朱熹仲晦父书。

译跋《吕舍人青溪类稿》。绍兴年间紫微舍人吕公名德之，慎重对待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都把它们当作有法度和警戒的事情，本来不是后学所能够赞誉的。他评论汪氏、谢氏诸位贤人的高尚志向和清廉节操，都足以取信于后世，谁敢改动他的评价？只是饶节一旦毁伤、削去自己的皮肤头发，断绝天伦，而诸位公卿环视旁观，没有一个人能够制止并救助他；有的人甚至还从旁鼓动、叹息，把这种行为说成是不可企及，这又究竟是为什么呢？因读这卷书，私下有所感触，于是长叹着记在书后。绍熙甲寅夏四月既望，朱熹仲晦父书。跋曾裘父赠屈待举诗。从前起居郎李成季看见他的侄子大防、汉老的文章，说：“你们在文章方面，我不能给你们什么帮助，只是不要去求取别人的知晓和称誉罢了。”我曾经喜爱这句话，常常为士人朋友诵读。如今来到江西，看见这里的士人朋友大多善于言辞，却往往不能没有求取他人知晓的心思，难道是没有研习李公的教诲吗？既然说是写文章，势必不能完全不期待外界的认可。屈君已经凭诗歌得到艇斋的知遇，却还是不能不借助众人的议论来加重自己的声望。他承蒙不嫌弃，把这件事告诉我，因此写下这些话。新安朱熹仲晦父。跋曾仲恭文。前辈的文章气势宏大开阔，议论雄健伟大，不作脂粉柔媚、委曲逢迎的姿态。他们的风气习俗，大概就是这样。因此宣和以后，建炎、绍兴相继兴起，虽然危乱到了极点，士人的气节却没有衰败。读曾公的文章，也可以看到这种风气的大概。近年以来，能说会道的人通常把容貌娇美、调笑取悦当作才能，再也没有大丈夫的气概。见识明白的人对此深为忧虑，却不能有所纠正。因此读了这部编集，便私下把这些话记在书后。跋郑宣抚帖。贤能的士大夫不被邪曲之人所容，被放逐而遭受逃窜、流离的祸患；即使是他们平生最亲近、最厚重的朋友，也有人背弃他们离去，更严重的甚至安然看着他们狼狈困辱而不加忧恤。在这种时候，却有平日从未与他们通一次音问的人，独自奋然不顾一时权臣的威势虐待，历尽艰难反复，来尽力拥护、扶持他们，丝毫不懈怠。他们难道是故意做诡异激烈的行为来惊动世人、求取名声吗？只是因为秉持天性、爱好德行的良心，以及愤恨世道、痛恨邪恶的壮志，在天分上特别深厚，又能够不被私情和邪念转移夺取，所以在这种事情上自然有不能停止的地方罢了。我曾记得前些年侍坐在端殿尚书汪公身旁，看见当世士人中有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他总是极力称赞感叹，认为这是难以做到的事。当初我还不能不对此有所怀疑，等到晚年经历的事情多了，才知道他的话意味深长，也认识到这些话对于世道人心的补益是深远的。偶然看到南丰鲁衡父收藏的宣抚郑公写给他先父教授公的手帖，我私下又深有感触，于是写在书后归还给他，认为世上的君子应当有人读了此文而羞愧得额头出汗。跋曾南丰帖。我未满二十岁时就读南丰先生的文章，喜爱它文辞严整而义理正当，平日诵读学习，认为人写文章，必定应当如此，才不是苟且创作的人。至于王子发舍人所说的自比刘向，却不知道与韩愈相比如何，我私下对此很有感触。如今才从先生的族孙潍那里看到他的亲笔，感慨不已。文昭公的字“顷”，我曾经在长乐僧舍见过；至于湘潭文肃的书法，也是在今天才得以观看。绍熙甲寅夏四月二十二日，新安朱熹在宜春昌山渡的客舍中书。题吕舍人帖。人的重大伦理关系有五种，而朋友关系居于其中一种。然而世人很少能够知道这一点，只有吕公对此十分重视。看这封帖子，就可以看出来了。至于其中多次把诗文作为教诲，大概是吕公晚年深深后悔的事情。阅读的人又不能不知道这一点。绍熙甲寅四月二十四日，新安朱熹书。书写在寿皇批答魏丞相奉使劄子后。我朱熹在隆兴初年被召到垂拱殿应对，冒昧谈论讲和不是好办法，恰好符合皇上的旨意。后来才听说诸位公卿最终订立了盟约，我私下以为，当时君臣的谋划，一定有非常不得已的原因。如今有幸仰读寿皇圣帝给魏丞相的诏书答复，以及夀春公出疆请求处理事务的奏札，于是相信以前听到的并非虚妄，也由此可以看出夀春公志向节操的伟大、谋划思虑的精密。公子熊夣把这幅书札给我看，正逢奉讳之后；捧读玩味，悲痛欲裂，泪血交集流到脸颊，谨行拜手稽首之礼，写在它的下方。跋《辨志录》。伯恭父写这部书，我所见到的共有几种版本；这一部又是章贡李和卿编次整理的。它前后的次序虽然有时不同，但用来使人警醒戒惧、在细微之处谨慎行事以成就完整德行的宗旨，却从来没有不同。安成彭君又接受这部书并加以传播，只怕流传得不广，这份心意也是值得称赞的。绍熙甲寅七月中伏日，新安朱熹在长沙郡斋书。跋《赵清献公家问》及《文富帖》跋语后。赵清献公晚年对濂溪先生的了解非常深，而濂溪先生告诫赵公的话也非常详尽。在章贡送行诗篇中可以考见这一点。然而赵公终身沉溺于佛学，这是为什么呢？因浏览这卷书，为此叹息。绍熙甲寅七月二十七日，新安朱熹谨记。“元师在魏地的一方任职，信奉归向的，大概就是所谓‘魏府老华严’，原来只是一个僧人。把‘读师为帅’读作‘遂以为魏公’，错了。”【此题在李石跋语后。】“《富公帖》中所说的，是对远方情况的悬揣估料，尚未确定；碑文所记，一定有所考据。难道东坡会偏袒王安石而诬陷富公吗？”【此题在何万跋语后。】

译跋《三家礼范》。唉！礼制废弃已经很久了。士大夫年幼时从来没有在自身实践中学习礼，因此长大后无法把礼施行于家庭；长大后无法在家庭中施行礼，因此入仕后无法在朝廷、郡县中议论和推行礼；退居乡里后也无法教导乡邻，传给子孙，却没有人知道自己的职责没有修治。长沙郡博士邵君囦得到我亡友敬夫编次的《三家礼范》，在学宫刻印它，大概是想让我们这一类的士人共同深入考察并努力实行，用它来厚重人伦、革新鄙陋的风俗。他的用意是美好的。然而程氏、张氏的论说还颇不完备，只有司马氏已经写成完整的书。读者看见其中礼节、文饰、度数等详尽内容，似乎很难一下子穷究，往往还没有看见实践就已经产生望风退缩的心情；又有的人看见它所写厅堂房屋的广大、供使役人员的众多、仪仗器物的盛大，便私下忧虑自己的力量不足。因此这部书虽然流布了，传阅它的人却只把它收藏在箱笥中，没有人能够整体实行。却不知道礼书中的文字虽然很多，亲身实践起来，有时不过片刻；礼器虽然繁多，也有所谓‘礼制不足而敬意有余’的情形。如今却安于骄纵逸乐，预先害怕它困难，因为一点不完备，反而走向更大的不完备，难道不是错误吗？所以我曾经想以司马氏的书为基础，参照考订各家的学说，删定、增补、损益，举出纲要、张列条目，附在它后面，使阅读的人能够先提取纲要而达到详细内容，不因困难而畏惧。实行它的人即使贫穷卑贱，也能够具备礼的大节，略去繁琐的文饰，而不失去礼的本意。只是我因为衰老多病，已经来不及完成了。如今感念邵君的心意，便再次写下这些话作为记载。唉！后世的君子，或许还有人能够完成我的志愿吧！绍熙甲寅八月己丑朔，新安朱熹书。书写在《邵康节诫子孙真迹》后。右边是芗林向氏收藏的康节先生诫告子孙的文章。我曾经从故友刘子澄那里得到它的摹本，在庐山白鹿精舍刻在石上。如今才有幸看到真迹，其中的格言和心意所寄托的笔迹，可以作为一世人的模范。伯虎得到并珍藏它，用来保佑、启发后代，意义将无穷无尽。我借来观赏了几个月，玩味不忍放手，现在又私下写下这些话在后面，再把它归还。绍熙甲寅八月【缺日】日，新安朱熹在丰城传舍书。跋谢艮斋与黄生诗。黄生侍奉主人有始有终的道义，并不因生死而改变自己的心志。这是士大夫也难以做到的事，他的节操确实值得称赞。而詹公选取人才，竟能使他做到这样。谢公和当时诸位名士又进一步为他表彰，这些都是盛大的德行。绍熙甲寅秋社日，戊申，晦翁读后感叹，为它题写在后面。跋卨侯行实。濠州倅卨侯的事迹，尚书谢公已经传述得很详细了，而他的孙子钧又想让我写在后面。我认为天下的事情，有实际情况就足够了；但如果只有事实而没有文章，也许就不能流传到后世。因此要用文章来记述它。至于用文章记述之后，又出自一代醇正儒者、德行卓著之人的手笔，那么它的流传既已久远，也足以凭恃了。既然如此，再让别人用浮夸的言辞加以赞美，即使累积千百字，对事实本身又有什么增加呢？我本已推辞不写，但钧的请求没有停止，而且又拿谢公的命令来命令我，我无法回避。于是就在临江道路旁的客舍中记下这些话。绍熙甲寅八月十七日，新安朱熹书。跋曾裘父《艇斋师友尺牍》。这部编集全是前辈们与艇斋曾公往来的书信。他的儿子潍把它们抄录编成一书，竟然还把我的话放在其中，这与其余内容并不相称。绍熙甲寅年，我经过临川，有机会看到它，深感惭愧并为之叹息。唉！艇斋不幸已经去世，卷中所记的人也往往已经逝去，如今只有陆务观和我还在，这又更加令人悲伤。八月二十七日，熹记。

译书写在程子《禘说》后。天子祭祀祖先最初所出自的祖先，以那位祖先配享上天，并建立四座宗庙。庶子出生后，也同样依此办理。禘祭所祭祀的是祖先最初所出自的那位祖先，也就是最初受姓的祖先；让他的祖先配享，是以始祖配享。周代一定以稷配享，后世一定以文王配享。那位所出自的祖先在太祖庙中没有专门的庙，只举行禘祭罢了。万物以天为根本，人以祖先为根本，所以要让所出自的祖先配享上天。周的后稷出生于姜嫄，姜嫄以上就无法再往上推了。文王、武王的功业起始于后稷，所以配天必须用后稷。尊敬父亲没有比配享上天更大的礼，在明堂祭祀文王，使他配享上帝。上帝就是天，把天的神灵聚合起来称说，就叫作上帝。这是武王祭祀文王，推尊父亲使其配享上帝，所以必须用文王。经文说：‘从前周公在郊外祭祀后稷，使他配享上天；在明堂祭祀文王，使他配享上帝。’不说武王，是因为周代的礼乐出自周公制作，所以说制作礼乐的人。正如说鲁国举行郊祭、禘祭不合礼，是周公的制度衰败了，也就是周公的法度毁坏了。如果是成王祭祀上帝，就必须以武王配享。配享上天的祖先不能改变，即使经过百代，也只以后的稷配天；配享上帝则一定用父亲。假如宣王祭祀上帝，也就要以厉王配享。即使圣明如尧、舜，也不能作为父亲；即使凶恶如幽王、厉王，也不妨碍他们成为生身之父。所以，《祭法》说“有虞氏以尧为宗”，是不对的。这样说来，就必须认为舜是尧的儿子；如果不是他的儿子，即使尧把天下的重任授给舜，也不能称尧为舜的父亲。这样便成了尧收养舜作为养子，禅让之事也就荡然无存了。以始祖配享上天，必须在冬至举行，因为这时一阳初生，是万物开始的时候；祭祀在圜丘举行，祭器用陶器、匏器和藁秸，服饰用大裘。宗祀则在九月举行，这是万物成熟的时候；父亲是我的生命来源。帝是万物诞生的祖先，所以推尊他来配享上天，在明堂祭祀。本朝在圜丘以太祖配享，在明堂以祢祖配享。自从介甫提出这个议论后，原先是祭祀五帝，又祭祀昊天上帝，配享的共有六位。自介甫议定只祭昊天上帝，以祢祖太祖配享，而在太祖之上还有僖、顺、翼、宣四祖，后来已经将僖祖迁入祧庙了。介甫认为不应迁祧僖祖，顺祖以下则可以迁祧。为什么呢？本朝推尊僖祖为始祖，再往上就无法继续推尊了。有人诘难说，僖祖没有功业，也应当迁祧。若这样说，那么英雄取得天下，完全凭自己的力量成就，也不能算作祖先的功德。又有人说，灵芝没有根、醴泉没有源，万物难道会没有根本而产生吗？今天的天下根基，大概就是出自这个人，怎么能说他没有功业呢？所以朝廷重新建立僖祖庙，是合乎礼制的。介甫的见识终究高出世俗的儒生。我还没有见到这个议论时，诸生也有人提出诘难，认为僖祖没有功德。我回答说：“谁叫他不能防生出好孙子呢？”众人都认为这是戏言，有的还笑了起来。如今得到杨子直所录的伊川先生的话，其中所谓“今天下的根基都出自这个人，怎么能说他没有功业”，竟与我说的话暗合。真是至理名言啊！天下百年没有解决的是非，在这里终于定论了。绍熙甲寅闰十月七日，朱熹恭敬地写于临安寓所。题跋鲁直书写的《践祚篇》绍熙甲寅闰十月十日，我在张功父南湖为范文叔饯行。功父拿出这件作品作为赠品，说：“从前得到它的真迹，收藏起来。近来因为主上登基，已经加以训释并进呈御府了。”于是我想起几天前入侍讲筵时，皇上曾谈到这件事。我恭敬地记下。题跋赵清献公遗帖 赵清献公清廉忠贞的节操、孝顺友爱的品行，冠绝并照耀古今，不是一般赞叹所能达到的。今年我从长沙赶赴朝廷，多次见到他的遗墨，都是家书。这一卷收藏在他的族孙遵家中，尤其可以看出慈祥和睦的情意。只是遗憾三亭已经荒芜湮没，不能追寻他晚间散步的遗迹，实在不胜仰望高山的感叹。遵为人温厚谨慎，喜爱学习，能够继承家业，他一定会有所恢复。绍熙甲寅仲冬八日，新安朱熹题于祥符方丈云。题跋司马忠洁公的帖子 我从前见过张敬夫为司马忠洁公所拟的谥状，每每遗憾不能知道这件事的始末。如今经过玉山，恰逢司马公的孙子任县尹，才得到这件帖子来看。敬夫的议论，可以说真实而且有根据了。绍熙甲寅仲冬十二日，新安朱熹记。题跋司马文正公《通鉴纲要》真迹 右边是一卷司马文正公亲手书写的楚汉时期史事，疑心是《通鉴》目录的草稿；但其中又增加了总目，这是今本所没有的，并且另有“纲要”的名称，不知又是什么书。唉！司马公愿意忠于君父、陈述古事以进纳劝诫的心意，可以说十分迫切了。我私下观看这些遗迹，反复读看三遍，恭敬叹息，谨在后面题记。题跋王枢密答司马忠洁公的帖子 司马忠洁公手持节杖出使金国，发誓至死不屈。这是他答复王枢密的亲笔信，也是王公缴进朝廷的奏章。我私下听说：我的族祖秘阁公在建炎初年，实际上是介入王公首次出使金国、深入不可测之地的人。后来敌人先送王公回来，之后又往来商议讲和之事，而我的族祖独自留在云中十多年。高宗皇帝嘉奖他守节，曾借由间使赐给他很多器物。这封帖子所感谢的，难道也是皇帝所赐，而使者没有奉君命携带回来的吗？不然，王公不应当拿它进呈。我的族祖后来与洪、张二公等五人都得以生还，而王、马二公相继死在北方，都保全了自己的气节。唉，这也很壮烈啊！然而看这封帖子，又足以看出当时国势艰难、君主忧虑而臣下受辱的情景，荒凉惨淡仿佛就在眼前，使人长叹流泪而不能停止。因此详细记下它的始末。

译题跋司马文正公荐举贤人的帖子 我恭敬地读这封书，私下认为文正公荐举贤人的公正，以及书法笔意的端正，都是他盛大德行所流露的余泽，本来不必赞说，人们也知道值得效法。至于当时各位贤人为什么受到文正公的知遇而获得荐书，只怕读者不能深入观察并反省自身，发愤去向他们看齐。比如庞元英居丧合乎礼制，这件事竟多次被写入书中，那么文正公的用意就可以看出来；这封书留存于世，对教化的补益难道小吗？可惜元丰以后没有来得及收载，而那些被列入党籍的人，也足以补足这封书的缺漏，使它集大成了。我对此又有所感触，所以私下题记在后面，认为后世君子一定有人会有同样的感叹。绍熙甲寅仲冬庚子，朱熹谨记。再题跋王荆公进呈《邺侯遗事》的奏稿 我家收藏的荆公进呈《邺侯家传》的奏草，是临川石刻的摹本。丞相益公已经对此作了详细评论。然而其中所议的上番义勇，当时竟没有听说实行；保甲、保马的办法，众人也多认为不便利。这大概正如邺侯所说，得势时应当利用形势，舍弃形势而只凭力量，利害相差很远，本来就是这样。况且王公这张纸上的言辞气势激烈，笔势起伏昂扬，眼界高于一时，俯视并鄙薄千古；而版本文集所载，却改成了卑下顺从、取悦容人的意思。这一定是他自己疑心言辞过于亢厉，所以加以压抑损减，他的考虑很深。然而考察实际情况，似乎不如这张纸上所写；它发自初次偶然相遇、受到触动之时，尤其足以看出他胸怀中本来的意趣是多么畅快。凭荆公得到神宗皇帝的知遇，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时机了；可是他却如此徘徊低回，仍不免有郁结而未能尽展的心情。君臣相遇之际，功名成败的关头，唉，实在艰难啊！绍熙甲寅腊月辛巳夜间读到此处有所感触，于是写在后面作记。书写《释奠申明指挥》之后 欧阳公说，古代礼制如今都废弃失传了，州县幸好还有社稷、释奠、风雨雷师等祭祀，百姓还可以借此认识先王的礼制；但官吏大多不熟悉这些礼仪，到了临事举行时，大多不合规范，神色也不庄重，使百姓没有可以瞻仰的对象，观看的人便懈怠了。我起初读到这段话，常怀疑他说得过分；等到出仕州县，亲自见到这种情形，才知道欧阳公没有说错。淳熙己亥年，我刚开始任南康守时，曾把此事奏告朝廷，请求取用政和新仪，刻板颁行；但那部书本身就有许多抵牾之处，我又把情况报告上去，却没有人过问。绍熙庚戌年，我又从临漳把释奠的几件事情分条上奏，并移书礼官催促，才得到较为详细的考订。原来淳熙年间所刻的版已经不复存在，百般寻找，后来才从老吏家中找到；又因为议论不一，过了两年才定下意见，分条奏请得到批准实行。主管此事的人恰好调任别官，因而公文被搁置没有下发。又过了两年，我任长沙守，先前的博士詹体仁回任少卿，这才重新取出过去颁发的敕命，下到本郡。然而官府文书重复繁琐，几乎不能阅读，并且说适逢有大典礼，尚未有余暇普遍下达到各州。不久我也被召回朝廷奏事，出发日期已经临近，又恰好眼疾发作，不能查看文书。我想到这件事获准实行是多么艰难，而如今发下来的文书又是这样；又料想它必定不能继续下达到各州，如果不赶快整理并明确宣示，便会成为事情已经获得上级批准，却又再次被下级阻止。况且是我自己请求的，又由我自己阻止，怎么可以呢？于是我勉强带病亲自校勘删削，粗略整理成若干条，附在州府案卷中，交给州学宫，发符文给属县，并关会帅司，同时下达到辖区各州。刚办完准备出发，就听说詹卿调任外地，而奉常果然不再把这份文书下发给其他州。我到朝廷后不到两个月便回去了。第二年，长沙郡文学邵囦来信说：“因为您对这件事如此执着，我已经刻木广泛传播它了。”我赞许他的志向，于是叙述事情的始末，给后世君子看，使他们知道礼制容易废弃、事情难以办成，大多如此，不只是释奠一件事而已。庆元元年乙卯正月五日，朝请郎朱熹谨书。题跋李侍郎的武夷诗 观妙东墙上有李公侍郎的遗墨，言辞意趣清雅柔婉，字迹端庄遒劲。每次走到它下面，总要吟诵玩味，舍不得离开。但年久以后已经剥落裂损，又正好处在陈设供张的地方。再过十几年，恐怕就不能再读了。因此另行摹刻，交给道士嵌置在墙壁之间，希望后来的人还能由此想见前辈的风度。李公名弥逊，当时因为竭力抨击和议，被调出任临漳太守。庆元乙卯正月甲寅，朱熹书。题跋东坡《刚说》苏文忠公为孙君介夫作《刚说》，用来阐明孙君为人的地方，已经十分透彻了。然而刚强之所以接近仁，是因为不屈服于欲望，能够保全自己本心的德性；这并不必等到在活着的人身上表现出来以后才可以知道。宁都主簿郑载德从孙君家得到遗迹，将要摹刻后放在学宫中，拿给我看，于是我在左边题记，告诫观看的人，希望他们努力做到刚强，并进一步寻求实行仁德的方法。庆元乙卯二月癸未，新安朱熹书。题跋李勉仲诗卷 建阳李君名从礼，字勉仲。我小时候曾与他同住学舍，但那时从礼已经成年，早已有才俊的声誉。十多年后，他才和我一起参加礼部考试，从礼没有考中而回去，便放纵心意于诗酒之间，得病不起。他还没有去世时，我住在屏山，每年不过一两次到建阳，和从礼交游不深，只见他胸怀坦荡，气象开阔，谈论纵横，夹杂诙谐笑语，傲视一世，好像全不把世事放在心上。后来偶然见到他的诗句，才发现诗句极其清新稳密，时时显出精巧的构思和雄伟华丽的风采，令人喜爱，但这样的诗也不多见。晚年我来住在考亭，前往茶坂，结识江文卿并与他交游。文卿是从礼的女婿，能够背诵从礼的佳句特别多，都是我以前没有听过的。他还说曾经整理从礼的遗稿，得到若干篇，后来被亲友传看而遗失，只留下这一卷，里面是他与先父往来唱和的作品。文卿请我写下这件事，于是略记梗概。卷中署名孝伯的，就是文卿的先父，年老仍喜爱学习，喜欢作诗，寄托言辞，借诗讽喻，多有忧国伤时的话。他爱惜从礼的才华，和他结为忘年之交。庆元乙卯三月晦日，新安朱熹书。

译题跋郭长阳医书 绍熙甲寅年夏天，我赴长沙，路过新喻，前往拜见已故焕章学士谢公昌国于其家。谢公留我饮酒，谈到长阳冲晦郭公先生的言行，知道得十分详细，便拿出几册医书、历书，说：“这是先生所著的。”我对二家之学都没有学习过，不能测知其学说的浅深，于是请求带回去，准备有空时熟读并深入探求。但因公私事务匆忙，水陆奔波，终年不得休息，始终没有空暇。第二年夏天，我得了重病，几乎死去，恰好故人之子王汉伯纪从金华来访，亲友方士繇伯谟也从籍溪来，一同探视我的病。几天之间，病情才似乎稍有生机，偶然谈到谢公所传的长阳医书，二位都急忙请求一看。我便拿出来给他们看，他们都惊喜地说：“这是一部奇书。”它的学说虽然好像完全出自古代医经，没有增益或删损，但古经深远浩博，难以寻究，而这部书分类编排清楚，容易看懂。怎样才能扩大它的流传，使世上学习医方的人家家收藏、人人诵读，从而知道古代圣贤医道的源流，而不再以它难懂为忧呢？我想到蔡忠惠公任长乐太守时，痛恨巫觋主宰疾病、以蛊毒杀人的奸邪行为，既禁止绝除，又挑选百姓中聪明的人教给他们医药，使他们治疗疾病，这正是仁人的心意。如今福建帅詹卿元善，正好继承蔡公的事业，并且把慈惠作为施政的首要原则，我试着把这些话告诉他，或许他会有意办理吧？我赶紧向他询问，元善答复说：“谨敬地答应。”于是请二位校勘订正、刊刻补充，并把事情的始末这样写下寄给他。此外，我曾认为古人诊察脉象，本来不止一种方法；但如今世上通行的，只有寸、关、尺的方法最为重要，而且这种学说具载于《难经》首篇，也不是低俗浅陋的说法。因此郭公这部书详细载录了这种说法，同时采用丁德用密排三指的方法来解释它。《难经》的说法已经很完善了；至于德用的方法，我私下认为，诊脉者的手指有肥瘦，病人的手臂有长短，若据此相互测量，或许还不能成为确定的定论。考察经书把寸、尺分开的原因，都是从关部向前或向后取位，以距离鱼际、尺泽；那么所谓关部必定有一定的位置，也应当像鱼际、尺泽那样，可以从体表看出而预先确定。然而如今各书都没有明确的论说，只有《千金》认为寸口所在之处骨头自然隆起，关部、尺部都由此向后取位；这样说的先后次序、位置的进退，似乎与经文不合。唯独民间流传的《脉诀》五言、七言韵语，文辞最为鄙浅，显然不是王叔和原书，却能够直接指出高起的骨头为关部，再分它的前后，作为寸、尺以及阴阳的位置，似乎得到了《难经》的本来旨意。然而世上的高明医家因为认为它是伪作，便把它丢弃，并以谈论它为羞。我不是精通医道的人，不能加以订正。姑且把这种说法附记在这里，等待明白人来权衡裁定。庆元元年乙卯五月丙午，《鸿庆外史》新安朱熹书。题嗣子诗卷 大儿从小就开朗聪慧，不像普通孩子。我曾经担心他陷入浮华轻薄的习气，所以不敢教他写诗作文。他去世以后，许进之才拿出他与人唱和的诗卷给我看。我起初不知道他竟有这样的才能，还说过那样的话，因此流泪不止，不忍再看。于是写在诗卷后面，把它归还给许进之，以记下我的悲哀。庆元乙卯六月既望，晦翁书。题跋邵康节“检束”二大字 康节先生自己说擅长写大字、写得痛快淋漓，而他的书迹却如此谨严，这难道就是所谓顺从心意而行，却自然不超越规矩吗？庆元乙卯七月既望，后学朱熹观看赵履常收藏的《检束大字》，恭敬题写。题跋《苍玉诗卷》前些年我多次往来江西，听足了閤皂山的美景，常常因为不能亲自去游览而遗憾。如今观看《苍玉诗卷》，也不必亲身到达、用脚走遍那里，小院回廊、风中的竹林、雪里的竹子，已经清清楚楚地呈现在眼前了。轩中的主人读书弹琴，整日在其中游息、居住、睡卧，不知不觉间岁月已经流逝，这种快乐哪里可以估量呢？何况如今桂山先生已经去世，他留下的墨迹就更加珍贵了。陈君，请你珍重收藏它。庆元乙卯七月二十八日，鸿庆外史朱熹书。题跋《武侯像赞》乾道丁亥年，我游览长沙，见张敬夫书室中有一幅武侯画像，十分古老，据说是刘丈子驹家藏的唐代阎立本作品。于是对敬夫说：“何不为它作篇赞？”敬夫欣然口头吟成，立即写就，语言简练而意味周到，听到的人都赞叹佩服，认为不是深知武侯心事的人不能写出这样的话。王兄齐贤于是根据摹本，请敬夫亲笔题写在上面。二十九年后，齐贤的儿子们拿出来给我看，回顾往事，仿佛还是昨天；但三位君子都已经无法见到了。我为此长叹，记在画像下面。时在庆元乙卯秋八月丁丑，新安朱熹仲晦父。题跋魏元履墓表 元履下葬时，确实是我为他撰写墓志铭，并刻石放入墓穴。其中说：“事情如果关系到安危治乱的关键，就是曾觌被召回的命令。”当时曾觌势力正盛，我私下过分忧虑，担心给后世墓地带来灾祸，所以不愿明白直说；敬夫后来又为他的墓作表，也沿用了这个意思。因此我常常私下想，如果我的亡友能够把话全部说出来，那么他的忠诚便不会在后世得到彰显，而这过错实在由于我自己；我每每因此惭愧。后来淳熙改元后的第三年，孝宗皇帝因采纳郑鉴的话，又想起元履从前进呈的议论，回头对执政龚公茂良等人说，感叹他正直诚信，准备重新召回任用他，却听说他已经去世了。皇帝哀悼了很久，随即下诏说：“朝廷不可没有正直诚信之士。”于是虽元履已经去世，仍以宣教郎、直秘阁的身份，把诏告送到他家。因为当时皇上虽然凭旧日恩情优厚地对待曾觌，但实际上从未让他参与政事。元履从明白事理以来，一直深深抨击曾觌，皇上全不恼怒，反而立即加以宠褒，不因其生死而有所间隔。远近听闻此事，都感动叹息，振作起来。只是敬夫不久也去世了，来不及增删旧文来传述这件事，到今天也还没有刻成。元履的堂弟诚之，近来得到敬夫亲笔写定的稿本，拿给他的兄长之友延平使君黄仲本看。仲本慨然立即买石刻写，并且请我重新记述赠官的事情，以说明孝宗采纳谏言、思念贤才、抑制近臣的微妙用意，这实在深深值得后世圣君效法。我也幸而借此机会补写墓志铭的缺漏，希望能够稍稍慰藉地下的元履，也为自己当初顾虑观望、回避隐讳的过错赎罪。庆元元年九月庚寅，新安朱熹记。

译题跋道士陈景元的诗 碧虚子就是道士陈景元。他颇能读书，也会作诗作文，当时许多名士都和他交游。我曾见过他注释的《庄子》和他书写的《相鹤经》，书法很是醇厚古雅，值得观赏，估计在同类人中也算稍有不同。然而元祐年间，王仲至曾推荐他主持校订秘阁中的道教书籍，范醇夫在禁中任职时极力论说此事不可，并且引用王韶章厚开拓边疆时带着僧人随行的事，因而讥讽为“经略察访大师”。如今难道还可以让馆阁中有“编校大师”吗？如今观看这卷诗，见诗句和字迹都清秀柔婉，令人喜爱，而荆公的笔墨言语尤其高妙。偶然想起范公的话，姑且写在卷首，博观者一笑。庆元乙卯九月癸巳，朱熹仲晦父书。题跋李参仲行状 钟山先生李公防仲的儿子季扎，带着一篇先父的行状，跋涉数百里来到建溪拜访我，拜起之间流着眼泪，请求我为墓志铭作铭。我家的先祖居住在婺源，和李公是同县人，而我在建阳寄居已经很久了。绍兴庚子年，我二十多岁，第一次回到故乡，拜谒祖先坟墓；宗族、姻亲和朋友也因此让我认识李公，听到他的余论。我心中本来已经知道他贤明，但那时年少而刚刚求学，还不能向他深入请教。中年再次回乡，又见到李公，此后跟随他交游更加亲近；那时李公已经营建了钟山的居所，作为将来养老的安排。两片树林之间，水渠清澈，池沼幽深，竹树茂密，他常常命我和程弟允夫在其中漫步，讲论道义，谈说古今，饮酒吟咏，往往不知不觉过了很久。偶尔他拿出一生所作的文章诗词，让我诵读，那些作品都高古奇崛而深厚严密，正如他的为人。我因此更加敬重李公，同时又遗憾自己不能长久留下，不能每天和他在东边田陌、北边道路间相互追随。分别回去以后，书信往来不断。几年后，听说李公去世；我因忧患疾病，不能安宁，没能前去哭吊，而李公的几个儿子并不怪罪我，反而把为他求得不朽之名的事托付给我。等到我接受这篇行状并读过，才知道原来又是允夫的文章。反复读了三遍之后，李公的声音容貌仿佛又与我相接。长久地想到故国人物，像李公这样贤明的人，如今哪里还能够再得到呢？只是我虽不聪敏，怎敢吝惜几句话呢？可是因为年老多病，心力衰耗，拿起笔想要落笔时，精神已经不能随心而来，于是无法满足季子的心愿，只好姑且在篇末这样记下，以表明允夫所写的行状确实没有惭愧之辞。我即使有所撰作，也不能超过它。滕珙所记的文字，足以补充行状的缺漏；大体说来，近几十年来乡里的子弟多能自我修养而且擅长文辞，这也是他们师友传授有源流的缘故。庆元元年十一月癸巳冬至，吴郡朱熹书于考亭居所清邃阁。题跋吕仁甫诸公的帖子 靖康之乱时，中原百姓遭受灾难，士大夫人物聚集到东南。吕公广问、字仁父，前来主持婺源主簿之职，并带着他的兄长和问、字节夫一同来。又有维扬人罗公靖、字仲，共竦、字叔共，也来此寄居。于是李氏父子得以跟随他们交游，滕户曹恺、字南夫，也接受了他们的学问。观看这一卷，可以看出当时学问源流的兴盛。然而只有仁父晚年官位显达，其他几位先生大多去世而没有显名。滕南夫尤其因为才华俊秀而早逝，乡人至今还为他叹惜。唯有李丈防仲以高寿终老，成为后进所敬仰的人。他虽然也没有机会在当世施展自己的才能，这些先生却反而依靠他的文字得以流传。他所撰的《滕君传》《簿防记》可以考证。卷末有建人魏元履写给防仲弟弟元质的信。魏元履是魏时名的后代，改名掞之，以特起的资格任官，多次直言进谏，不能长久留在朝中。去世以后，天子思念他，下诏褒奖。元质也很有才华而且好学，不幸也没有长寿。由此又可以看出李氏家族贤才众多。庆元乙卯仲冬甲辰，朱熹题。书写李防仲家藏《二程先生语录》之后。程氏的书刚流传出来时，人们因为难以得到而珍视它，但未必都能加以讲求并实行。近年以来，流传逐渐广泛，后人知道它就像丝麻、谷粟一样，一天也不可缺少；然而真正喜爱它而不肯舍弃的人，却仍然很少。我因观看吕、滕、李三位君子传授的旧编以及李丈的跋语，私下有所感触，谨在后面记下。庆元乙卯仲冬甲辰，朱熹记。题严居厚与马庄甫唱和的诗轴 严居厚代理主持闽清事务，不到两个月，就和县令马庄甫互相唱和酬答，终于写满了一轴。两人争着出新意、斗巧思，时时写出古雅的议论，每篇都有情思和意味。读着这些诗，不知不觉间，做官的心情和羁旅的愁思仿佛都呈现在眼前，吟诵起来不能停止。为此写在后面：庆元乙卯腊月望日，遯翁。题跋吴中丞家传 已故御史中丞吴公刚正不阿的操守，显著于大观、政和年间，事迹详载国史，与这篇传记大致相互表里；其中如有不合，只是传闻各有不同罢了。至于他论荐防御史毛公、谏议胡公和文定公，都是一代名士，足以看出吴公知人善任。他推荐胡公后，徽宗又急忙亲笔写札子审问他的姓名，也足以看出圣主急于求贤的美意；这些事情史书都没有记载，只有这本传记可以考察。难道不可以为他立传吗？光禄公与胡公颇有朋友之谊，这一点见于胡公写给吕兵书的亲笔信。我已故的父亲也一向敬重吴公，曾赠诗给他，其中有“问讯袖中医国手，不应长与一笻闲”的句子。如今读曾尚书所作的铭文，也有这样的记载。唉，他们可以说是贤能的父子了。他的族孙芾拿出这篇传记给我看，于是我写在后面，给吴公的族人亲友看，希望他们还能想办法继承他的遗烈。庆元丙辰正月二十四日。传记又记载了被审问、鞫治陈正彚的事情，就是陈忠肃公所谓“狱词平允，阅实于片言之中”的事，史书也没有记载，大概是缺文。张阁守任杭州时，请求兼领花石纲事务，这件事在其他书中也没有见到，应当表彰并刊出，以彰显他的罪恶。

译题跋赵忠简公的帖子 赵公最初被贬到潮州时，哭着自己的小儿子上路。出发以后，又丧失了长子。我家有吕紫微写给先父的亲笔信谈到此事，还说不知道这位老人能不能承受得住。此帖说，他今年在贬所，而渭亡，恰好半年；这说明他当时还在潮州，没有渡过海。衢州太守章杰，实际上是绍圣年间故相的孙子，一向怨恨赵公，所以借这件事发泄自己的私愤。秦桧知道章杰并不只是为了自己，于是借助此力来发泄怨恨，所以没有纠正他。不仅翁尉的事情得到解脱，章杰也终于被废弃不用。这大概是因为没有认为他的行为已经过分到极点。翁又是胡侍郎妻子的兄长，胡侍郎也曾起草罪状，指斥章厚；翁家拿这件事申诉冤屈，于是得以调任兰溪。我和翁也是亲旧，对此知道得尤其详细，因此记在这里，以补足跋语中没有说尽的地方。庆元丙辰二月十三日，晦翁题。再题跋赵忠简公的帖子 赵公任宰相时，高宗因读到元符年间谏官任伯雨的奏章，得知章厚、蔡卞曾请求追废宣仁圣烈皇后，勃然震怒，召直学士院胡寅起草诏书，亲笔书写后交给三省，削夺章厚、蔡卞的官爵，禁锢他们的亲戚子孙。诏书中有“谁没有母亲的慈爱，怎么忍心做到这种地步”的话，天下人都为之称快。赵公仍认为处置太重，上奏请求重新审理，请求免除对他们亲戚的禁锢。高宗亲自下诏褒奖他的仁厚宽恕，并大为减轻了处罚。如今皇帝的亲笔诏书还收藏在赵氏家中，有人已经把它刻在石上，准备流传于世。然而章氏子孙不知道这些，只看见赵公极力主持元祐之政，便认为这件事全出自赵公的主意，因而深深怨恨他。世人也很少知道其中的曲折，所以又一并记在这里。题跋张魏公的诗 群凶当权，人心背离大义；重新振作上天的意志，挽回形势，使中原不再沦为异族服饰之地；斯文千古长存，永不蒙尘。举起大义来清复中原，这就是张公一生的心愿。从这首诗可以看出，他寝食之间都没有忘记这件事。然而最终不能实现自己的志愿，怎能不令人叹息！书写张魏公给谢参政的帖子 张浚拜了两拜：从前因为急于奉养俸禄，来不及专心求学；这次因罢职退居，起初想托庇于三衢，希望有机会承受您的教诲，近来又恭敬地接受处分，命我居住福唐，失去了这一依靠，实在十分遗憾。您派人送来种种物品，全都承蒙您留意，尤其使我感激。张浚拜了两拜。初跋 我恭敬地读丞相张忠献公写给参政、上蔡谢公的亲笔信。当时张公已经建立了大功，登上了枢密院的高位，却仍然如此恭敬地执弟子之礼；而且还谦逊地认为自己从未真正学习过，表示愿意接受教诲，这是多么盛大的德行啊！谢公的外孙甄述祖拿出来给我看。我反复读了三遍，感叹仰慕之情仍然不能尽，于是恭敬地抄录一份，收藏在箱笥中，并题写在后面归还给他。庆元丙辰二月甲寅，具位朱熹谨记。又跋 这是张魏公写给谢参政的信，共三幅。前一幅称“判府参政文丈钧座”。后面另一封信中有一幅写道：“我因为还没有接到授官的诏命，未能果真详细陈述，登阶拜谢并写信，恭请您明察。”他的恭敬就是这样。题跋向伯元遗戒 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上至朝廷，下达乡里，办理丧事的人全都采用它的办法。老子一派的人厌恶清苦寂寞，也往往仿效佛教所做的事，鄙陋而不合经义，实在可怪可笑。然而习俗像水流一样泛滥，人们安然处之而不觉悟。唐代只有姚文献公，本朝则有司马文正公、关洛程氏、张氏诸位君子，以及近世张忠献公，才开始斥责而不采用这种做法，但也没有能够完全阻挡它的泛滥。近来已故朝议大夫向公伯元，年轻时跟胡文定公学习，晚年退居家中，尊重所闻而实行所知，并不因年老而稍有懈怠。临终时，他亲手写了一幅纸，告诫子孙不要做世俗所谓的道场；笔札端正美好，言辞意旨谨严，与平日没有一点不同。他的几个孤子士伯等奉行遗训，不敢丢失。后来又谋划把它刻在石上，以传于久远。偶然拿给我看，我私下认为，这篇遗戒的流传，可以作为世人的准则。观看的人如果真能由此推而广之，完全除去末流习俗的鄙陋，寻求先王的礼制并认真实行，那么这些话就不只是向氏一家的训诫了。因此题记在后面，以加以阐发。庆元二年二月辛未，新安朱熹谨书。书写《廖德明仁寿庐条约》之后 一个平民独自行走而遇到疾病，没有妻子儿女供养，没有亲友可以托付，又没有房屋、枕席等用具，也没有医药饮食的供应，那么他被车拖行、被人驱赶，暴露在外，忍受饥渴，最后转死于沟壑，是必然的。先王的政令中，道路、庐舍、委积等救济办法极其详细周密，却没有听说涉及这种情况，难道是主管官吏因而失传了吗？本朝奉天命而统一天下，覆盖并养育百姓一百多年；到崇宁、大观年间，功业成就，治理安定，恩惠广布，盛大到了极点。然而圣上的心仍然忧虑有一个人不能得到养护，于是开始下诏州县建立安济坊、居养院，收养患病、衰弱、年老的人，恩德实在深厚。中间因多有忧患，不免废弛缺失；近年以来，才又逐渐修复举办，但莆田作为郡县，仍然没有来得及办理。如今大夫廖君德明独自对此有所感触，于是在县城南面建造一所房舍，榜名“仁寿之庐”，使所有在道路上往来而患病的百姓，都能寄宿并得到食物。又向郡府请求，获得一座废寺的产业，每年收入若干斛粮食，用来供应药物和生活给养。太守仍遗憾力量不足，担心恩惠不能广泛施及，于是叙述事情的始末，为它制定条约。偶然拿给我看，请我记述此事，告知后人，希望有人能够最终完成他的志愿，使它长久不坏。我认为廖君在这件事上，确实是在实行先朝已经失坠的制度，使处于道路中、无所依靠的人得以活命；这本来就是有志于学道、爱护百姓的君子乐意听到并愿意去做的事情，又哪里需要等待我的话呢？姑且把它写在条约后面，让它一并刻下，希望后来的人还可以有所考察。庆元丙辰三月丁未，新安朱熹记。《晦庵集》卷八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晦庵集》卷八十四　宋朱子撰，题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