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晦庵集卷九十一宋朱子撰墓志铭

译钦定《四库全书》。《晦庵集》卷九十一，宋朱子撰《墓志铭》。《刘十九府君墓志铭》。我十四五岁时，奉先父遗命向故聘士刘先生求学。当时年幼而愚钝，还不足以认识他宏大深远的一面，只从他的容貌和言谈声气之间观察，便知道他伟岸卓异，不是当世一般士人。后来又有机会见到先生的兄长十九丈府君，他的言辞神色、俯仰举止大概与先生没有不同，而温厚谨慎善良又超过先生，因此我也十分敬重爱戴他的为人。等到我渐渐长大，先生把女儿嫁给我，我又多次到府君身边拜见。那时府君已经年老，但他自持待人，举动都有法度；整天端正危坐，没有懒惰仰卧的姿态；与人说话必定依据孝、悌、忠、信。至于谋生处事的方法，耕种、养蚕、纺织的事务，也都条分缕析，井然有序。偶尔谈到先世遗事，以及乡里世家旧族流传下来的旧俗，他一定回头叹息说：“我已经很久再也见不到这些了。”我因此退回来后常常向朋友讲述这些，认为前辈人的气质淳厚真挚，质朴无华，而他们谨守礼法，文采明备，又达到这样的程度。其原因不仅在于天资美好，也在于太平教化留下的恩泽，以及衣冠文物流传下来的遗风。他们与如今那些诵读书籍、从事文章，沾沾自喜而轻浮浅薄，反而与市井之人没有差别的人相比，相距实在太远了。这样过了三十多年，府君去世了。下葬以后，他的儿子某人写成行状交给我，请我撰文刻在墓道上。我考察府君名某，字致端，是建宁府崇安人。他的曾祖父是职方郎中、追赠开府仪同三司的某人，起初凭文学成名，历任数州长官，都有惠爱。祖父是朝请郎某，任县令时有志向无法施行，不到七十岁便辞官归来。父亲某人，通晓经书，勉励品行，一生不做官，乡人都敬重他。娶同郡余氏，读书通史而有智慧见识，生下府君兄弟。这些事情，国子祭酒翁公所作墓志铭已有记载。府君在兄弟中最长，从小便承担家事，因此没有能够专心求学；但他的孝顺、友爱、恭敬、诚信和敦厚，自有超过常人的地方。家世清贫，到先府君时，家中人口更加众多，府君经营安排细密而不失大体。凡是春秋祭祀、早晚奉养，婚丧宴饮劳问所需，直到族人姻亲、朋友乡党的庆贺吉事和吊慰凶丧，往来厚薄的礼数，无不合乎情理而符合礼制。先府君因此能够把心思放在家事之外，实现他的高远志向。几个弟弟也都得以到四方游学，亲近老师，结交朋友，各自成就自己的才器学业；而聘君先生卓然杰出，终于成为一代闻人，声名确立而不朽。府君确实对此有所辅佐。府君从小没有外在的羡慕追求，晚年几十年足迹都不出乡里。他的精神气力老而不衰，登山临水，常常自在地独自前往。他用来自得其乐的情怀，不是旁人所能言说的。八十五岁时，于乾道癸巳正月【原缺】日因病死于家中，葬在住宅西南几百步、名为彭原的地方。府君娶信安祝氏，有贤德品行，先于府君去世。儿子某人，女儿嫁给进士江之瑞。孙子名润，孙女三人。行状所记大致如此，与我先前私下议论的内容正好互相发明。我谨慎地叙述并书写下来，同时为他作铭。铭文说：士人只在口头耳边求学，却不诚实地落实于自身；既轻佻又浮滑，玷污了我的冠帽衣带。哪里比得上这位长者，平实而诚信，平实而谨慎。他的言辞没有枝蔓，举动总有规矩准则。彭原的树木，枝叶覆盖着阴影。我把这篇铭文刻下，用来告诫后世今人。《国录魏公墓志铭》。元履姓魏，旧名挺，后来改名为掞之，字子实。但他以元履之名闻名已久，所以称呼他的人没有谁能改口。他家居于建宁府建阳县招贤里，以儒学显名。他的家族由何处迁徙而来，故侍郎胡公寅已经在元履先父的墓志中记载过了。元履从小便有大志，稍长游学郡学，师事籍溪先生胡公宪，先生认为他非同寻常。后来又遍访乡里的儒学前辈和长者，间或游历四方，又同当地先达名士全部交游。因此见闻日益广博，声誉也日益增大。曾经客居衢州太守章杰家中，正值故相赵忠简公在海上去世，归葬常山。章杰一向怨恨赵公，又迎合秦桧的意旨，逮捕拘系赵公家人，弹劾治罪极其急迫。人们害怕他的凶暴残虐，没有人敢议论；元履却独自慨然写信严厉责备他。章杰长揖告辞径自离去，但也不能加害元履。元履两次以乡试荐举参加礼部考试，都没有考中。福建帅汪公应辰、建州太守陈公正，都知道他的贤能，共同向朝廷论荐。时任宰相阻挠此事，他又没有得到召用。几年后，朝廷下诏举荐遗逸之士，部刺史芮公▯于是率领属官和帅守等六人，共同上言元履的品行。朝廷于是下诏征召他。元履辞谢而不能获准，便以布衣身份入朝觐见，极力陈述当世事务，大意是劝皇上修养德业、端正人心、培养士气，把这些作为恢复中原的根本。皇帝赞赏叹服，开怀接纳，与他慰劳问答了很久。第二天便下诏赐同进士出身，授左迪功郎，任太学录。这是乾道四年十二月。当时过去的学官不和诸生接触，也大多不理会学校事务，只是徒然养望自高而已。元履就职以后，每天召集诸生来教诲他们；又查看他们居住的房舍，发现有破坏之处，有的几乎要压塌，便向朝廷请求，得到缗钱四十万修缮。祭祀孔子时，按职务应当分献从祀的先贤，他便事先向宰相申明：王安石父子用邪说迷惑君主听闻，沉溺人心，逐渐造成祸乱，不应列入祀典；河南程氏兄弟阐明失传的圣学，使后世得到幸福，他们的功劳更大。于是请求向皇上进言，废止祭祀王安石父子，追封程氏兄弟，使他们配享孔子，但没有被听从。另一天他又说，太学的教育应把德行和经术放在首位，其次还应使学生通晓世务，以备将来任官。如今只凭空洞言论和浮泛学说取士，不是正道，也没有被采纳。至于其他政事中有关系到安危治乱的关键，而宰相不能纠正、台谏和侍从不敢进言的，他也无不抗言直谏，把话全部说尽；上奏三四次仍不被采纳，就以疾病为由闭门不出，并写信质问责备宰相，言辞尤其切直。

译宰相一向知道元履招致人才的声望，这时才开始不能容忍他；而元履先前已经多次请求离职，于是朝廷以迎接父母为由给他假期，让他回去。走了几天，又罢职改任台州州学教授。元履从年轻时就有志于当世，晚年遇到皇帝，认为可以施行自己的学问；然而做官不到半年便因意见不合而归去。他有时独自叹息说：“皇上的恩典如此深厚，而我的学问却没有达到足以感悟圣心的程度，没有办法报答和完成所受恩遇，我的罪过太大了。”此前他曾题写书房匾额为《艮斋》，到这时便每天居住其中，正要整理旧日学问，以进一步求得自己尚未达到的境界。跟随他求学的人渐渐有从远方来的，不幸他却病重不起。病危时，他还顾念君主和父母，料理家事，没有一句失当的话。他的母亲来探视时，见他不戴头巾，便不肯进见。元履告诫儿子不要用僧道巫觋的世俗礼仪玷污自己，又写信召来他的朋友新安朱熹。朱熹到后，他把身后各项事情全部托付给他，并与之诀别。去世那天是乾道九年闰月壬戌日，享年五十八岁。娶同郡刘氏，是征士勉之的兄长之女，早十九年去世。继室虞氏。儿子二人：孝伯，是国学进士；孝朋，还年幼。他所写的文章，如论议、训说，合计数十卷，藏在家中。元履对于各种学问没有不讲求的，尤其擅长讲论前代治乱兴废存亡，以及本朝旧事的实际情况，都能大致贯通，认识其中的大要。他平时谈论这些问题，听的人都会肃然起敬。在家奉行丧祭，重视礼法，周济亲戚故旧，即使贫穷也不懈怠。有从父流落南方，他千里迎接奉养，死后依礼安葬，又抚养他的孤儿，尤其多有恩德。年岁饥荒时，他煮粥给饥民吃，并极力请求官府调运粮食，乡里因此得到依赖。又曾请求督促乡人中没有安葬父母者：富人给期限，穷人给费用；对于死后没有后人的人，则掩埋安葬，数以千计。他写文章劝诫生了孩子却不肯抚养的人，因此保全救活的孩子也很多。他与人交往尤其尽心，赞赏别人的善处，挽救别人的过失，唯恐来不及。后辈按照礼节来拜访的，只要有一项长处，他一定急切地推举扶助，使其成就。像这样处置内心、约束行为，所以曾有人嫌他做人太过分。元履笑着说：“这不还是胜过那些只顾自己营谋的人吗？”有时有人讥讽他近于求名，他便皱眉说：“假使人人都因为避嫌而不做这些事，那么行善的道路就断绝了。”这就是他求道爱人的本意。唉，假使他能够长寿通达，把这些志向全都施行出来，那么他所能惠及的人该会怎样呢？孝伯将于七月己未奉父亲灵柩安葬在居所南面不到十里的地方，就是所谓长坂，也是元履生前喜欢游居之处。我前往主持选择墓地的事务，孝伯哭泣拜伏，捧着严君士敦所写的行状，请我作铭。我想到元履临终前的话，仿佛有所涉及这件事；虽然我确实不能做到，却不忍心辜负他。于是答应说：“好。”退下来查看他的行状，知道并非虚妄，便摘取其中重要的内容，叙述并为他作铭。铭文说：如果说上天吝惜他的命运，那么为什么又给了他这样的才华和志向？如果说上天是在成就他的德行，那么又为什么不让他长寿、不让他居有高位？最终使他怀抱未尽的才志埋没于地下。我作铭来哀悼他，又用它覆盖他的墓道。《陈师德墓志铭》。自从周朝衰落、官职制度败坏以后，百姓没有固定的产业，士人也不知道求学；有些人专门从事剽窃、掠夺、编纂辞章的技巧，以求名逐利，大概本来是出于俯仰之间就会受寒挨饿的困迫，有不得已的地方，后来却有人反而把这种事当作才能。风俗败坏，风气讹变，彼此竞相夸耀崇尚，于是公卿子弟中有才华的人，往往也羡慕而去做这些事；他们本来并没有生活所迫，却白白取得剽窃鬻卖之学的羞耻，反而轻视君恩，鄙薄世代俸禄，抛弃根本的学问，去从事科场中无用的文章。全天下争相奔逐，安然不觉悟，而圣贤修养自身、治理他人的方法，国家礼义廉耻的教化，也就更加湮没了。唉，这种弊病已经存在很久了；如果没有志向卓越、见识深远的人，谁能够有所挽回呢？像我的老师师德，大概差不多可以做到；可惜他又来不及实现自己的志向，便因疾病而死，这实在令人悲哀。师德是莆田人，姓陈，名定，是丞相信安公的第三个儿子，母亲是福国夫人聂氏。师德生来秀异，从孩童时便已有成人的气度；十二三岁时，已经懂得古人求学是为了修养自己，不屑于写举子应试的文章。一天，他奉父亲之命，托我的朋友括苍吴君耕老写信来，说明自己的志向，请求向我求学。我把他的信反复读了三遍而赞赏他，但也料想他一定已经在空幻恍惚的境界中苦思竭索，于是回复说：圣贤之学虽然不能用浅薄的心意来衡量，但求学的人必须从切近而容易的地方开始。师德于是想根据我的话回过头来寻求根本；已经疲惫于过去思虑的苦辛，又感了病，病势危重。后来他多次想求见我，并且将要遍访世间有道的君子，拜他们为师、同他们交友，最终却因病不能成行；临死还对他的朋友方来、耕道说，让他们告诉我不能相见是他深深的遗憾。第二年，他的二哥守师中在建阳见我，便把耕道所写的一份行状交给我，请我为他的墓穴作铭，我不忍推辞。行状说，师德天性极为孝顺，侍奉信安公和母夫人，爱敬之情无微不至；调和药剂、烹饪饮食，必定亲自办理；在父母左右周旋，既不违背义理，也从未失去和悦的脸色。对兄弟尤其友爱。因父亲上奏，授右承奉郎。娶同郡林氏，是朝请郎一鸣的女儿；二十五岁时，于淳熙甲午七月己亥，在病情危急时去世。信安公夫人前去看望他，对他说：“死生有命，这些道理你是知道的。”师德拱手回答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又回头嘱咐他的兄长，询问求学修身的意思，过了一夜便去世了。信安公夫人悲哭得很哀痛，把伯兄的儿子福孙立为他的后嗣，并将他安葬在石泉祖坟旁。唉！像师德这样的志向，而他的行事能够写下来的只有这些，难道不是很可悲吗？然而他的立身处世，比起世俗那种沉溺利益、辱没自身、得到机会还不知满足的学问，已经截然不同了。这难道不足以稍稍慰藉信安公夫人的思念，以及他兄弟朋友的哀思吗？因此我作铭说：士人谁不求学？但方向稍有毫厘之差，便会成为蹠一类的人。卓越啊，这个人！他所学的是义，刻意磨炼自己，亲身践履前贤的觉悟。上天没有让他长寿，使他迅速奔走的志愿未能实现；但他已经免于沉溺深渊和薄冰之险。他的志气仍然存在。石泉水边，附葬于宅旁，谁能使他的归宿完整？请看这块幽冥中的刻石。《何叔京墓碣铭》。

译邵武以东约百里、七台山脚下、小溪岸边，有一位君子名叫何君，名镐，字叔京。我曾跟随他交游，与他感情很好。今年冬天，他到寒泉精舍拜访我，留住了十来天，回去后便患病。病中亲笔写信来告别，告别的话没有涉及私事，只把未能终身奉养父母、未能完成学业作为深深的遗憾，对于当世的忧虑也始终不能忘怀。当时我与他分别刚过一个月，打开信后惊叹失声，急忙赶去探视。到达时，他已经去世。我入内痛哭，尽情哀悼；第二天，何君的亲友和门人听说我到了，又都来聚会，哭泣相吊，商议安葬。何君的嗣子琰也穿着丧服、扶杖出来，拜伏哭泣，坚决请求我为墓作铭。我想到何君实际上是以他的死来托累我，如今他的儿子又悲痛地来请求，我还有什么话可以推辞呢？于是便与前来聚会的人共同核定何君的事迹，他们都说：何君家住台溪，已经有好几代，世世代代都有隐而不显的德行。到他的父亲皇考名兑时，才出仕任左朝奉郎、辰州通判；娶陈氏、刘氏、林氏、邓氏，都被封为安人；何君是刘氏所生。他生来孝顺谨慎，有才器见识；入学从师后，每天傍晚回家，便不再离开父母身边；每天诵读数千字，写文章敏捷而有意趣，志趣高远，见识他的人都认为奇异。他的父亲在辰州曾向故殿中侍御史东平马公伸学习程氏《中庸》之学，谨慎奉行而不懈怠；又把马公因忠节获罪的事迹写信转告太史，因此触犯秦桧，被交付司法并流放南方，虽濒临死亡也不后悔。后来又把自己听到的道理全部告诉何君。何君接受这些学说后，更加努力贯通经史，结交四方朋友，广泛考察、旁征博取，互相参照验证，久而久之才足以对自己的见解自信。于是专心操守存养，整天闭门不出，淡泊得仿佛没有什么经营追求。但谈论古今、指陈得失时，却明白慷慨，足以施行。平时崇尚德义，砥砺廉节，闭口不谈功名利禄。至于收养族人、救济孤儿，兴办事业、救助众人，又恳切忧劳，仿佛是自己嗜好欲求的事；言语和行为相互一致，终身不懈。因此，南州学习程学的人，才又知道有马氏的传授。何君起初因辰州致仕恩例补官，授泉州安溪主簿，没有赴任。邓舅祚任江西帅时，征召他掌管书写机宜文字；又调任汀州上杭县丞。他多次巡视县中事务，专用宽缓简约治理，查明免除正税以外的无名赋敛，百姓因此安乐。部使者郑君伯熊爱好士人，巡行部内时得到何君，非常高兴；但见郡中事务混乱，囚犯有的被关押了多年仍不能释放，便发檄文召何君辅佐太守。何君入幕府后，把文书全部取来阅看，完全弄清事情的缘由，拿着文书向太守说明并裁决释放，不到十天便全部办完。又因为田税不均，贫弱百姓长年受害，便日夜忧思，提出十分周详的均税办法；对于其他弥补救助的事情也竭尽力量，但太守反而不高兴，何君立即辞职离去。何君侍奉邓安人一向谨慎；他赴上杭任职时，安人害怕瘴毒，何君不敢请求她同行，于是独自前往任所。每年因公事一两次回家省亲，每次出行都不领取俸禄。任期届满，计算共十四个月，他把全部俸禄凭券归还给有关官府。一时间，学士和同僚都推重他的学问品行，许多人以老师长辈待他，但当权者很少了解他。何君本来就不求闻达，也不为此悔恨；只是按照年资资格调任潭州善化县令，将要出发时去世，享年四十八岁。卒于淳熙乙未十一月丁丑晦日。何君为人清正平和、恬淡旷达、廉洁正直、仁惠和厚；谈论经学和政事，简明平易而条理通畅。著有《易论语说》《史论》《诗文》数十卷，其中许多言论都值得流传。晚年修筑书堂，在住所南面的山坂上，以“高远”命名，用来表明自己的志向。病中召来子弟训诫，一概讲义理，始终不谈家人生产之事，只说：“办理丧事要依礼，不要采用佛教道教和鬼神的礼法，那只会扰乱我的法度。” 娶同郡李氏，她的叔父郁曾向龟山杨公求学，就是所谓西山先生。儿子琰为长子，次子某。长女嫁给吴大同，次女嫁给马栋，三女尚未出嫁。诸位先生所谈论的何君事迹就是这样，也都是我所听闻了解的。琰等把何君葬在东砀原，我已经将其主要事迹写好，放入墓穴之中。但我私下曾观察何君的学问品行，认为他可以主持教育；他的论议可以参与朝廷的献纳；他的忠诚和才实，又可以宣扬德泽、惠及鳏寡。如今却只得到一个县令的职位，又没有来得及施展便去世，这是最令人悲哀的地方。于是再次详细叙述，刻石表彰墓地，并系以铭文。铭文说：清正刚直而又温厚，平易和缓而又端方；唯独求学不懈怠，他的道业因此光明。谁能使他的德行在家中启迪后人，又施行于国家？谁使他的精粹丰厚，却又吝惜他的长寿？上天并非不鉴察，只是气运或许交相错乱。他既然敬慎地承受这一切，君子又有什么可惭愧？没有什么比德行更尊贵，没有什么比言论更长久。用铭文来辅佐他，刻在墓门石上。《夫人吕氏墓志铭》。夫人姓吕，是建宁府建阳县长平里人。她的先世在唐代是河东著姓，干符年间有侍御史行立，因避乱迁徙，才开始在建阳定居。进入宋朝一百多年后，才有显达之人。夫人的父亲希说也考中进士，刚正耿介，不肯苟同，晚年任剑浦县令，死于任上。夫人生性端庄诚实，不随便嬉笑；未成年便失去母亲，剑浦公让她主持家事，她像成年人一样抚养弟妹，后来嫁给邵武饶君伟，侍奉公婆很得他们欢心。过了多年生下儿子干，孩子刚满周岁便守寡，夫人发誓守志持节，刚毅不屈。没多久，剑浦公和皇舅漳州府君也都去世，而婆母早已去世，饶家本来就清贫，几个叔叔和妹妹又都年幼。夫人以寡妇之身抱着幼子，守持门户，奉行宾客祭祀，调和内外上下，严整周密，没有人有异议。家中收入支出，她不把一文钱据为己有；账目文书整齐严密，即使一龠一合、一分一寸也没有遗漏。稍有遗失，便为之踌躇不乐数日。她指教驾驭仆妾，接待邻妇里媪，都有恩意。干年幼时，她特别疼爱，亲自抱着照料、洗漱沐浴，一点不交给别人。等他稍长，送他入学，便考核他的学业，谨慎约束他出入交游，从不轻易因他而改变脸色。

译干也孝顺谨慎、敦厚诚实，能够自己努力求学，在朋友中受到称赞。淳熙二年考中进士，人们说夫人正当壮年便苦守节操，因而有了这个儿子，如今也将享受到他的回报了。起初，夫人的妹妹嫁给刘氏，早早去世；到这时，她的儿子崇之与干一同参加选试，夫人想到妹妹不能看见这一切，每次提起都不免悲叹流泪。人们又因此知道夫人轻视荣利而厚重孝慈。干调任吉州吉水县尉，将要出发时，夫人感染疾病，一夜之间便去世了。听到的人无不悲哀。卒于丁酉年秋七月十四日，享年五十六岁。第二年，干选择在夫人故乡思顺里安葬她，并带着她的朋友江州录事参军游九思所写的行状来请我作铭。他拜起之间涕泪纵横、呜咽不能说话，我怜悯他的心意，又一向听闻夫人的事迹正如游掾所说，于是删取其中重要的内容，叙述并作铭说：伟大的后帝垂示三纲，规定妇女从属于丈夫，以阴统摄阳；人的盛衰、寿夭，起初谁也不能预料，但既有关系和责任，便不可改变，这就是她的长处。唉！夫人仁慈而庄重，敬慎地遵循上帝的教训，深厚坚定而不忘忧患；在艰难困苦中，心里害怕将要支持不住，最终却使儿子成才，后来家道昌盛。玉灵承受黑土，安葬在这山冈；将这些铭诔纳入墓中，向幽冥荒远之处告知她的德行。即使山被夷平、深渊填实，也不会有所毁伤。《特奏名李公墓志铭》。邵武军光泽县东里有一处地方叫乌洲，李氏世代居住在那里，是郡中的著姓。他的先祖中有追赠大理评事的人，名铎，起初凭文学品行在乡里知名。生下太常博士诰，才考中进士，死后追赠朝请大夫。陈忠肃公认为他贤能，称赞他真率和易，有古人的风范。他的次子名深，在绍圣年间因为弹劾时相的奸邪，与任公伯雨等人一同列入元祐党籍。幼子名淳，是处士，隐居不仕；他下葬时，右文殿修撰李公夔亲自为他作铭。大概从他的先世开始，所交游结亲的全是一时知名之士，因此他的子弟见闻开阔，志趣高远，不与世俗相同。至于特奏府君，名某，字得之，是处士的长子。他年轻时治学《周礼》，又兼通《左氏春秋》，写文章简约古雅，不追逐当时的喜好。二十岁时游学太学，被荐举却没有考中；按舍法应当充任贡士，又没有成行，最终因多次参加礼部考试，承蒙恩典奏名于天府，将要入朝接受廷试前一天，卒于临安客舍，实为绍兴五年八月十八日，享年仅五十二岁。灵柩停殡在住宅东冈三十二年，他的儿子吕才在乌君山下狮子岭原重新选择墓地，奉灵柩迁葬在那里。淳熙六年，吕在庐阜南面初次见到我，仿佛旧日相识；一天，他哭泣着说：“吕不孝，先人去世二十七年后才终于能够按礼安葬，又过了十九年，仍未能为他刻写墓志，将来恐怕无法为幽冥长远无穷的事业作安排。只希望您能怜悯我，为先人作铭。”说着便拿出他的亲友崇阳大夫游君訔所写的行状请求。我辞谢而不能推脱，于是按照上文叙述他的事迹。考察行状还说，府君侍奉父母孝顺谨慎，友爱弟弟十分深厚，即使弟弟去世也没有稍稍减衰。遇到族人乡党，他总是有恩意；稍有忿争，便从中调解，竭尽力量和平处理，不让事情闹到官府。不幸遇到死丧，便替他们料理家事，承担婚嫁的责任。曾有乡人死在太学，便派二弟护送灵柩回来。乡里有人用恶言相向，他从未与之计较；到了周济其急难时，却宁可停止自己的衣食也不顾。几个弟弟曾问善人的道理，府君告诉他们：“遇到事情而没有暗中占据便利的心思，这就可以了。”又曾对人说，凡是事情有应当做的，即使力量还不够，也要勉力去做；如果一定要等有余力之后才做，那就永远没有时候了。这就是他立身待人、济物助人的根本心意。他平时方正严肃，不随便嬉笑，但遇到事情总能立即应对，没有凝滞。他的堂弟西山先生曾当面叹息说：“兄长回答问题时好像并不经意，但听到他话的人反复思考十遍，最终也无法改变它；这不是几个弟弟所能比得上的。”他天性尤其敦厚质实，发言处事，不因幽明、外内、物我而有所区别；乐于听闻别人的长处，努力替别人掩饰缺点；所交往的都是杰出人物和长者，没有不爱戴敬重他的。县里曾把民兵交给他统属，府君为他们制定战阵、击刺的办法，并按时检阅操练，十分可观。县令想把此事上报，希望为府君求得功勋赏赐，府君笑着辞谢离去，不再参与。那时天下多有忧患，举人中有不能参加礼部考试的，往往因恩典直接补授官职。有人对府君说，何不自己申言求取，府君没有回答。老年将至，他徜徉于丘陵树林之间，吟咏诵读书史，悠然自得，从没有怀才不遇的叹息。唉，我出生得晚，未能见到府君；如果游君没有欺骗我，那么府君确实可以称为爱好德行而始终如一的士人。只是没有得到稍稍任用的机会，便这样终身埋没，也真是可悲啊。夫人是上官氏，朝议大夫合之的女儿；继室是黄氏，曲江县令铨的女儿。儿子三人：吕为长子，次某，次某。女儿四人。游君，以及将仕郎高志旻、从政郎何镐、保议郎上官贲，都是他的女婿。孙子孙女到如今共有二十六人。吕努力求学，已经有了声名，又有方法教育几个儿子。上天用来报答府君的，或许就在这里吧？于是作铭，让人刻在墓上，以等待铭文说：不把利益据为己有，只取合乎义的；合乎义的事就努力去做，归结到仁爱。谁使他的源流长久，却不使他的支流丰盛？这座山丘、这处墓藏，愿有兴起而不坠落。《金紫光禄大夫黄公墓志铭》。淳熙六年春正月，端明殿学士黄公在邵武故县的私宅卧病。我前往问候他的起居，通报求见后，黄公整理衣冠，扶着起身坐下，回头叫中子瀚，召我入内。我进去后，他又扶着站起来，屈尊同我行揖让之礼，一同坐下饮食，恭敬谨慎，和往常一样不懈怠。吃完后，又扶着起身，流泪对我说：“中这个先考先妣的墓藏，已经很久没有能够刻写墓志了，大概是不敢轻易托付给别人；如今把这件事累托给你，你一定替我完成它。”我叩头辞谢，不敢承当，但黄公的命令不肯改变。我害怕久久劳累黄公，便不敢再推辞，接受命令出来。回去后又写信辞谢，还没有得到答复，黄公便去世了。他的几个儿子派使者来报丧，又送来遗命，并带来同郡李君吕所写的行状。我哭悼黄公，尽情表达哀痛，又想到如今已经没有什么可推辞的了，于是考察行状，附加我所听闻的情况，列述他的事迹如下：谨按，右宣义郎、致仕、追赠金紫光禄大夫黄公，名崇，字彦高，他的先祖是光州固始人。十一世祖膺为避乱迁到闽中，如今成为邵武军邵武县人。曾祖扆有隐德，受到乡里尊敬，晚年因儿子入朝做官，获授太常丞，死于任上，所以故知制诰吕公夏卿亲自为他作了墓志铭。

译后来凭借孙履而任尚书右丞，屡次追赠至司徒。祖父汝臣没有做官。父亲豫因右丞上奏，授右承务郎，父子都因孝顺谨慎而闻名乡里。黄公自幼努力求学，每天诵读千言，人们都说他将来必能光大门第。长大后，承务公把家事交给他，于是他不再有求取功名的心思。父亲去世后家境贫寒，他尽力办理丧事，不把负担牵累兄弟；礼仪方面无不完备，观看的人都为之叹息。母亲孙夫人年事已高，性情严厉而且多病，黄公照料奉养十分勤劳周到，使她心中欢喜。邻家有个叫李永的人，崇尚气节，向来敬重仰慕黄公，察知黄公奉养母亲有余力而财力不足，便请求帮助他经营财物。黄公也完全信任他，把全部钱财交给他，一概不问收入支出，就这样持续了十五年。李永感念黄公的恩德，临死时握着他的手感慨地说：“您就是我的父亲。”黄公的兄长客游在外，因疫病去世，没人敢去看望他，只有黄公毅然请求前往，千里运回棺柩；查看他的行囊，发现剩余钱财还有一百多万，便全部奉还家中。他的寡嫂没有私自占有一丝一毫。平日恭敬俭朴，自我守持，从不妄取妄予。至于教育孩子、选择老师，即使停减自己的衣食也毫不吝惜。因此两个儿子都考中进士，并且在黄公当时取得高等科名，凭借德行、事业和风采，各自在当世有名声。后来两个儿子又一同进入朝廷官列，遇到郊祀庆典，朝廷奏请授黄公右宣义郎并让他退休。黄公乘坐安车，东西往来接受儿子奉养；两个儿子都孝顺谨慎、情意深厚，众多孙子早晚环绕身前，奉养和使黄公娱乐的事情十分周备，乡里都以此为荣。绍兴癸酉正月十九日，黄公因病卒于南剑州沙县的寺舍，享年八十一岁。这年十月，葬在九墩先茔旁边。娶建安游氏，先于黄公去世，也因两个儿子的缘故追封为孺人。有一个女儿，嫁给贡士刘纪。黄公去世时，端明公正以某官任建州通判，幼子于章也以某官任沙县知县。后来端明公受到太上皇帝知遇，升任馆职，任郎曹史官、摄赞书命，兼任司业、祭酒、侍讲，历任工部、吏部、兵部、礼部侍郎，又任府教授、给事中和兵部尚书事。今上皇帝在禁中做侍读时，他以严正态度立于朝廷，声望功业非常显著，后来以显谟龙图阁学士身份退居家中养老。天子又向他征求治国之言，立即授任端明殿学士，恩遇礼数格外优厚，天下有见识的人也无不归心于他。于章任沙县知县时，多次治理事务繁重的县邑，能力得到称许，但不肯谄媚侍奉权贵。后来经御史中丞汤鹏举荐入御史台任主簿，又因持论不阿而离任，改任提举福建路常平茶事，知台州。他所到之处，声誉政绩都值得记载，因此多次追赠黄公，直到金紫光禄大夫。夫人也追封为本郡夫人，孙辈和曾孙辈中做官的又有十多人。到这时乡人才知道黄公留给子孙的东西是无穷的。李君又说，吕某因为女儿嫁给黄公的孙女婿，曾经得以在堂上拜见黄公，偶尔暗中观察黄公的为人：远望他庄严肃穆，接近他却温和可亲；整天端正而坐，没有懒散的神态，即使对待奴仆也不随便说笑，从年轻到老始终如一。朱熹因此又知道端明公德行深厚，他一生沉浸于礼而不知疲倦，原来确有这样的根源。唉，黄公也真是贤德啊！我恭敬地为他作铭。铭文说：司徒的德行，遍及州郡乡里；何况他的孙子曾孙，没有一个不贤俊而善良。光禄大夫的贤德，足以厚积福庆；他早年的光辉尚未显扬，到儿子这一代便兴盛起来。这兴盛是什么呢？有学士，有尚书；介然正直，英气勃勃；又有奉持节符之人，使国家的庆泽得以广布。到了为他的父亲建立庙祀之时，紫绶与黄绶相继垂挂；天子下诏，并不是爵位本身尊贵，而是褒奖他的德行。守护它而不使坠失，积累越多便越高。我追思古人，恍惚如同与他相对相接；承受命令作此铭文，确实要把它留给后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建安郡夫人游氏墓志铭》有宋建安郡夫人游氏，是右宣义郎致仕、追赠金紫光禄大夫邵武黄公讳崇的妻子，也是端明殿学士讳中、台州史君讳章追封其母的夫人。世代都是建州建阳县长平里人。曾祖正卿、祖父希古、父亲仪，都没有做官而有隐逸的德行，乡里推崇为长者。夫人天性安静贤淑，同族母亲阮氏以妇德作为女子老师，夫人幼年曾跟她学习，接受班昭《女诫》的教导，通晓其中的大义。至于缫丝纺织、书写等技艺，都不必刻意学习便能掌握，往往超过常人。幼年丧父，母亲非常疼爱她，便把她嫁给大夫公。侍奉公婆、主持祭祀，勤谨严肃，从不懈怠。公公喜欢宾客，逢佳辰节日，亲友满门，夫人供给饮食十分谨慎，从未有片刻自求安逸，也不把劳苦推给妯娌。婆婆性情严厉，众媳妇侍奉在旁，有的人二十年也没有被允许坐下，只有夫人能够顺适她的心意，替她盥洗梳理、调节寒暖，礼数没有违失。婆婆有病，若不是夫人送来的药便不肯服用；每逢事情还指点称赞她，把她作为众媳妇的榜样。遭遇公公丧事时，大夫公一向贫穷，兄弟们相互看着，商量卖田来办葬事，夫人说：“不要毁坏你们祖先留下的产业。”说完退下，从囊中拿出财物来供办丧事，因此大夫公得以不烦劳众人而完成大事。大夫公为人诚实厚重、庄严稳重，夫人以柔顺而坚定端正的品德辅佐他，夫妻相敬如宾，谋划没有不协调的。他们对待宗族亲戚谦逊谨慎、合乎礼仪，乐于称道别人的美德，不喜欢听说别人的过失；遇到亲族贫困便周济，必定竭尽自己的力量。夫人每天诵读《女诫》和其他经书言论，用来规劝警戒自己，也颇为信奉推崇佛法。怀孕时一定端坐在静室，焚香诵读儒家、佛家书籍，不高声呼喊，不怒目而视，说：“这是古人的胎教方法。”因此她生的孩子都成为贤能之材，而夫人教导他们又尤其周到。孩子稍能说话，便放在膝上，教给他们《诗》《书》；稍稍长大，就替他们请老师、选择朋友，教诲劝导十分周详。她跟随御史先生向河南程氏学习，品行纯厚美善，成为求学者所宗仰的人。夫人常对几个儿子说：“看看你们的舅父，向他学习效法，便足以成为良士了。”绍兴壬子四月二十三日，夫人因病去世。病势危急时，大夫公哭着看她，夫人说：“生死聚散，就像夜晚和天明一样，有什么值得忧戚的呢！”这时她五十六岁。两个儿子都考中进士，端明公实际上以第二名赐进士出身。后来他侍从两朝，出入朝廷二十多年，进忠言、守直节，年老后气节更加壮盛。

译他退居乡里后，天子怜惜他的劳苦和功绩，曾派信使带着玺书到他居处慰问。端明公忠孝的大节固然已经很伟大，他言行中的细节也都值得记载，人们认为这是夫人遗留的教诲。台州史君曾任御史台主簿，也因治理政务精明敏捷、议论慷慨而闻名当时。两位公前后多次遇到庆典恩典，得以追荣他们的母亲，直到今天仍封赠为乡里之人。夫人的一个女儿，正是贡士刘纪的妻子。夫人去世第二年，葬在邵武县石岐原。大夫公曾命台州写述她的品行，却一直没有托人作铭。四十六年后，端明公才把这件事交给朱熹；她的事迹已经详见大夫公的墓志，这里不再记述。只是依据行状删取其中重要的部分，写下来作铭。铭文说：长平的游氏，世代都有有德之人；德行没有显耀于世，却在乡里施行仁厚。这样的女子，正合宜于妇德；闺门的常法，她可以作为典范。配偶德行高尚，生育贤才；积善所得的福庆绵延不绝。尚书、刺史的德行和才干，使汤沐封邑得以开在本乡。煌煌的诏书，装饰这座幽暗的墓室；凿石镌刻铭辞，把法则留给永世。《端明殿学士黄公墓志铭》黄公姓黄，名中，字通老。他的祖先中有名叫膺的人，从光州固始县进入福建，开始在邵武定居。到黄公这里已经十二代了。黄公的曾祖父汝臣没有做官，祖父豫借授承务郎，父亲崇追赠金紫光禄大夫，母亲游氏追封建安郡夫人。黄公生来聪颖端正厚重，年少长大后读书不过一两遍，退下便默默端坐一整天，问他时已经全都背诵出来了。未冠时，跟随舅父御史先生定夫学习；舅父喜爱他的敦厚稳重，亲笔写信为夫人祝贺。过了冠礼，进入太学。金兵攻破京城、伪楚僭越建立年号时，黄公当天便出城居住。不久，张邦昌果然派学官带伪诏和药物慰问诸生，黄公因为先已出城，独没有受到污染。建炎年间宋朝重新建立，丞相李纲字潜善，是黄公族祖父，向来器重黄公，便向朝廷推荐他，诏令补授修职郎、御营使司干办公事。绍兴五年，黄公考中进士，在殿廷对策中极力阐述孝悌的意义，希望感动圣心。天子果然认为他的言论非同寻常，把他提升到上等，名次列在举首，授左文林郎、保宁军节度推官，改任宣义郎、主管南外敦宗院。任期届满回朝时，秦桧正掌权，察觉黄公不依附自己，便派他任建州通判。黄公遭遇父丧，服丧期满后，又调任绍兴府通判。当时他中进士已经二十多年，辗转任外官，士人朋友都叹惜他长期困滞，而黄公处之泰然。秦桧死后，公道稍稍得到伸张，皇上记得黄公的姓名，便召他任秘书省校书郎兼实录院检讨官，升著作佐郎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又升司封员外郎兼权国子司业。任满一年，时为绍兴二十八年，充任贺金国生辰使，和贺正使、秘书少监沈介先后出使。第二年黄公回朝，独自说金国正在修治汴京宫殿，役夫数以万计，这一定是想迁居汴京来逼迫我们，不可不早作打算。当时和约已经维持很久，朝廷内外都松懈了，已经没有战守的准备。皇上听了黄公的话惊醒地说：“难道不只是修建离宫吗？”黄公说：“臣看过他们营造表上的项目，宫殿寝室全都具备，这难道只是修离宫吗？臣推测，敌人的势力一定会南下；敌人南下占据汴京，那么强壮的士兵和健马几天之内就能到达淮河边，形势已经紧迫，只有请陛下赶快深入谋划。”皇上认为黄公说得对，但宰相们都不高兴，反而责问黄公说：“沈监回来说的只是这些，我们没有听到这样的话，你怎么能独自这样说？”他们完全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过了一个月，黄公又去追问这件事，并说：“如果仍不认为我的话可信，请治我的罪。”众人都怅然不答，右相汤思退尤其愤怒，用话语攻击黄公。黄公不为所动。后来朝廷授沈介为吏部侍郎，调黄公任秘书少监，用来压制他。黄公仍然谈论边防，皇帝不听，他便请求补任外官，皇帝不许，说：“黄某可以说是淡泊退让而有操守的人了。”于是授他起居郎，并赐鞍马，这不是旧例。过了一个月，又兼任权中书舍人。显仁太后去世，百官临朝哭吊，将要避开辰日，黄公认为这不合经义，便援引唐太宗哭张公谨的事据理力争。不久占卜确定殡葬日期，恰在权制解除丧服之外，有司议论让百官穿吉服陪位，黄公又说：“唐制规定，殡葬在易月之内，便说‘百官各穿自己的丧服’；启殡在易月之外，便说‘各穿原来的服色’。如今殡葬虽然超过期限，难道唯独不能依启殡的例子穿原来的服色吗？况且丧礼与其轻易改变，宁可哀戚。只要考察古制、确定制度，使臣子最深的感情得到伸张，那就幸甚了。”后来他兼任同知三十年贡举，权任工部侍郎。他奏称御前军器所的长官属员有宦官，军器所的调度、等级，工部和军器监有不能知道的地方，这不是祖宗正名设官的本意，请求把它隶属于有关部门加以稽考，皇帝没有答复。金人来庆贺天申节，黄公充任接伴使。按旧例设宴，使者在庭中辞谢。到这时使者以天气正热为辞，请求在屋檐下行礼，黄公坚持不可，于是仍按旧例举行，随后又任送伴使送他们回去。他又说：“听说金人每天不停整治军备，而且重兵都驻扎在中原，应当有所准备来对付他们。”第二年兼任侍讲，又兼任吏部、兵部侍郎。将要在明堂举行礼仪时，黄公请求不要新制帷帐，不要设置四辂，以节省浮费，诏令采纳了。不久金使又因天申节来朝庆贺，刚要引见，忽然传来钦宗皇帝的讣告，金使还多说不逊之语，诸位大臣只感惊骇，不知如何处理，甚至说皇帝不能穿凶服接见使者，想等他们离开后再发布丧事。黄公听说后，急忙告诉宰相：这是国家大事，是臣子极其悲痛的节礼；一旦失礼，将如何向天下和后世交代？况且使者如果询问缘故，又将如何回答？这才开始议论举行礼仪。黄公又率领同列请求入对，讨论决定。正值讨论用兵的事情，众人没有谁赞同，黄公便独自陈述防备御敌的方略，并说：“朝廷与仇敌国家通好二十多年，在这期间我们没有一天谈论战争，敌人却没有一天忘记战争。我们用每年的岁币来诱使他们的士卒，我一天比一天削弱，敌人一天比一天强盛。

译如今幸好上天削弱了敌人的魂魄，使他们先说出这些话来警告陛下，只希望陛下赶快用心思考。”黄公自出使回来后的三年中，每次进见奏对，没有一次不把这件事作为话题；到这时皇上才接受他的意见，然而不到几个月，金主已经拥兵渡过淮河了。黄公升任权礼部侍郎，入朝谢恩时，趁机谈论淮西将士不听命，请求选择大臣督率诸军。不久殿帅杨存中以御营使身份出兵，黄公又率同列论说杨存中不可派遣，奏状写得十分有力。敌骑到达长江边，朝臣震惊恐惧，争相遣送家人逃避，黄公独自像平常一样安然，家人也早晚请求离开。黄公说：“天子的六宫都在这里，我作为随从大臣，难道能独自安逸吗？”等到敌人退去，只有黄公和左相陈鲁公的家人还在城中，众人都惭愧而佩服。于是皇帝将要前往建康慰劳军队，而钦宗尚未祔庙，留守汤思退请求省略虞祭以加快祔庙，黄公坚持不可，皇上采纳了他的意见。议论的人却说穿丧服不能立即从军，皇上说：“我本来已经用白色丧服的诏令告知内外了。”最终采纳黄公的意见出行。初一，留司百官应当入临，汤思退又议论停止这一礼仪，黄公再次极力争辩，终于没有废止。将要制作神主并埋葬重物时，黄公又请求穿原来的丧服，右相朱倬不同意，说：“徽宗大行时已有先例了。” 黄公说：“那是前些日子的错误，现在正应当改正罢了。”朱倬于是妄称皇上的意思确实如此，说臣子只要努力恭顺就可以了。黄公说：“向君主提出难以做到的要求，才是真正的恭敬。”金国更换君主后，第二年又派使者来通好，议论的人都说：“土地是实际利益，君臣名分是名义；先取实际利益后定名义，是对我国有利的。”黄公又奏说：“君臣名分一旦确定，实际利益也将随之而来；土地是百世不变的东西，但它的得失、取予并没有固定不变的规则，怎么能反而说它是实际利益而把它放在名分之前呢？”皇上认为他说得对，诏令去掉黄公的权字。适逢诏令询问充足粮食、充足兵力的办法，黄公以量入为出回答，并说：“如今天下财赋有一半进入内帑，有司无法计算它的盈亏，请全部归入左藏，并且援引唐代杨炎告诉德宗的话说：‘陛下仁圣，难道不能做德宗所做的事吗？’”皇上也认为很好，但还没有来得及施行。不久，当今天子接受禅让登极，黄公起初曾参与听闻其中的议议；到这时他自认为是旧学老臣，又察觉左右有人用术数迷惑皇上的听闻，便首先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传的正心诚意、致知格物之说，详尽地向皇上陈述。适逢诏令发给笔札，让侍臣议论天下事，黄公既分条上奏，又重申此前的奏议，极力论述内帑的弊病。于是下诏把内藏激赏改为左藏南库。第二年兼任国子祭酒，诏令因旱灾、蝗灾、星变命近臣陈述朝政缺失，黄公说：“前次发给笔札时，群臣已经全部分条回答；如今十件中还不到一两件施行。说话并不难，实行才难，希望陛下努力实行罢了，不要把多说话当作事情。”不久有诏令规定，从今以后太上皇后下令都以圣旨为名，黄公依据旧典争论，未能成功。宰相建议派王之望出使金国，商议和约，黄公又加以论说，也没有被采纳。不久兼任给事中。第二年天申节上寿，议论的人认为钦宗服丧期已满，将恢复使用音乐，事情交礼部讨论。黄公奏道：“臣子侍奉君主，就像儿子侍奉父亲。礼制规定，父母的丧事尚未下葬，不能除去丧服。《春秋》说，君主被杀而贼人未被讨伐，即使已经下葬也不记载，以此表明臣子的罪过。何况如今钦宗实际上还没有下葬，却突然奏乐，难道不是严重失礼、极其违背经义吗？”退朝后又把这些话告诉宰相，并援引永祐陵灵柩尚未返回时的事作为比照。左相汤思退说：“当时已经派使者奉迎，现在却还没有。”黄公说：“这又是谁的责任呢？”右相张魏公也说：“如今是为了亲属的缘故，不能拿来和以前相比。” 黄公说：“太上皇帝对于钦宗，是亲兄弟，而且曾经向北面事奉他，具有君臣之义，尤其恐怕这样做不是他心中所安。”退下后他拟好奏稿，准备再次论说，言辞更加雄健严厉。适逢朝廷下诏集议，而庙堂间派礼官来探听黄公的意见。黄公拿出奏稿给他们看；他们知道黄公的议论正确而不可屈服，便把此事搁置了。黄公在东台任职不到半年，凡诏令下达、询问处理是否合理，他从不顾忌自己而迁就别人，稍有不合便据理争执。内侍李绰、徐绅、贾竑、梁珂升官不合制度，谏官刘度因弹劾近习龙大渊而触犯圣旨，补任郡官后又被罢免，黄公一概不肯签署批读，封还奏上。皇帝左右的人已经深深忌恨他。又有诏令把安穆皇后家族的坟寺田地赐给他们，僧人便夺取殿前选锋军买下的丁禩田产归为己有。军士因此申诉，事情交给户部；尚书韩仲通认为不可，侍郎钱端礼却观望形势，独自奏请赐给僧人。黄公又封还上奏说：“如今如果奉行前面的诏令，就应当用官田赐给他们，不应当夺取各军家所买的田地。若说丁禩取得田地不合正道、军家不应买得，那么也应退还价钱后取得田地，不应当立即没收。”适逢诏令说群小相互勾结、越发放肆地进谗构陷，黄公于是被特旨罢免。中书舍人马骐上奏请求留下黄公，尚未得到答复；而言事官尹穑迎合皇帝意旨、寻找机会诋毁黄公，说他是张公的党羽。马骐后来也不能坚持自己，黄公最终离开朝廷。第二年改元乾道，黄公正好七十岁，便向所居邵武军移文，以年老请求退休，授集英殿修撰致仕，进为敷文阁侍制。过了很久，皇上也逐渐领悟并思念黄公的意见，准备重新起用他。乾道五年，因御前讲筵，皇上回头问侍臣：“黄某是老儒，如今住在哪里，多少岁了，筋力还强吗？”于是召黄公入朝，黄公推辞却未获允许。第二年才起用他。黄公以老成的资望、正直的言论，离开朝廷七年后重新回来，观看的人像墙一样围满。入内殿奏对，皇上慰劳得非常优厚。当时掌权者正凭借权术、诡计和功利日益肆意欺骗蒙蔽，黄公于是再次把以前所奏的“正心诚意、致知格物”向皇上陈述，讲得精辟透彻，又说：“近年以来，谈论和议的人忘记了与敌人不共戴天的仇恨，本来不是长久安定的办法；谈论战争的人却只是说些毫无顾忌的大话，又没有必胜的准备。一定要暂且同他们和好，同时赶快做好准备，对内修明政治，对外观察时势变化，这样或许才可以。”皇上全都听取采纳，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兼侍读。

译每当黄公入宫当值，皇上总先派人等候察看，到了便立即召入坐谈，交谈极为从容；这样持续了几个月，每月一定见他一两次。黄公知道什么便无不直言，其中最重要的是请求迎回钦宗的梓宫、停止天申节赐宴。当初黄公在礼部论说应停止奏乐，黄公离开后过了一年，朝廷最终还是恢复了奏乐，但仍未设宴。到这时将要赐宴，黄公又上奏重申前说，并说：“三纲五常，是圣人维持天下的要道，片刻也不能没有。钦宗的梓宫远在沙漠，作为臣子的人从未用一句话提到这件事，独独不赐宴一事仅仅像鲁国告朔时留下的饩羊一样。如今连这件事也废掉，那么三纲五常就全被扫地了。陛下将凭什么责备天下臣子没有对君主和父母尽忠尽孝呢？”不久诏令派中书舍人范成大出使金国，请求归还山陵，黄公又奏道：“陛下的圣明孝心达到这个地步，天下非常幸运。然而置钦宗梓宫于不顾，就在人心方面有所未尽，而且还会使夷狄的君臣或许借此窥伺我国。皇上认为他的话很好，却没有来得及采用；金国于是果然肆意说出侮慢的话，人们才佩服黄公议论的正确，并认识到他早有见识。黄公又曾奏请命有司编纂《乾道会计录》以节制国家费用，并罢免发运使及其他有关民间利弊、边防得失的数件事情。黄公此前因为意见不被采纳而遭谗言离去，这次回来本来想最终实现自己的志向，而皇上的心意也更加厚待他。到这时还不到一年，他又因为意见没有全部被采用，产生了强烈的归隐心愿，但仍不忍立即决定求去。于是陈述十条要道献给皇上：“任用人而不自以为是，是治理天下的要道；依据公议进退人才，是任用人的要道；考察正直纳忠与阿谀顺从，是辨别君子小人的要道；广开言路，是防止蒙蔽堵塞的要道；考核事实，是听取言论的要道；量入为出，是理财的要道；精选监司，是治理郡县的要道；严惩贪赃官吏，是体恤百姓的要道；要求文武大臣当面陈述方略，是选拔将帅的要道；稽考兵籍，是节省财力的要道。”这些话都切中当时的弊病。每奏上一篇，皇上没有不称赞好的。黄公于是从容请求退职归乡，言辞坚决，皇上不能改变他的意志，便授显谟阁学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入朝谢恩并辞职时，皇上心中十分眷恋，从内宫拿出犀带和香茶赐给他。回乡后，他再次上表告老，最终以龙图阁学士致仕。淳熙元年，皇上仍想起用黄公，但因为他年老，不敢召他入朝，于是亲自写信，派使者到黄公那里，询问天下利害和朝政缺失。进职端明殿学士，并赐给银和绢。黄公接受诏书后感激，拜伏上表致谢，大略说：“朝政的缺失很多，其中尤其严重的，是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政令出自多个门户，言路堵塞，廉耻之道丧失，货赂公然流行。天下的利害也很多，其中尤其危害百姓的，是官吏贪污，赋税征敛繁重，财用匮乏，盗贼很多，狱讼得不到治理，政事凭贿赂办成。臣希望进用君子、罢退小人，精选各道部使者来考察州县，那么朝政就有纲纪，百姓也不会困苦。”黄公重新归乡后，又过了十年；虽然身居乡里，年老长寿而安康，没有别的念头，但他的心一天也没有忘记朝廷。偶尔谈及时事，有时慷慨悲痛，不能停止，使听到的人也为之动心。然而人们还希望黄公重新起用，最终他果然以这些言论使皇上醒悟。淳熙七年八月，黄公终于因病在家中正寝去世。此前他患病超过一年，亲手草拟遗表，仍然谈及山陵疆土、钦宗梓宫，并告诫皇上，人主的职权不可假手左右之人，言语尤其恳切。到这时皇上听闻消息，朝野悲痛悼念，诏令派正议大夫到他的宅第致祭，黄公享年八十五岁，累次封为江夏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五百户，实封一百户。娶熊氏、詹氏，又娶詹氏，封为淑人。三个儿子：源，通直郎；瀚，承务郎；浩，从政郎。六个女儿中，嫁给承议郎倪治、通直郎吴应时、宣教郎谢源明、承事郎张铸、承事郎陈景山，其余一女早卒。第二子和第二女都夭折。孙子七人，孙女五人。黄公天性庄重，整天神态严肃，坐立都有固定的姿态，从不歪斜跛倚。说话沉默都有一定节度，从不戏言苟笑。别人看他，仿佛有所拘束，片刻也不能安适；黄公却始终泰然自若。即使在家庭私居之中，也从未有片刻改变。居家孝顺友爱，深厚至诚，夫妻相敬如宾。与人交往恭敬而守信，淡泊却长久。若不合道义，即使一丝一毫也不取；别人也不因而把东西送给他。年轻时贫困，煮黍有时都不能接续，但他处之十分安然。至于自己力量能够做到的事情，也不让亲人跟着忧虑。晚年官位显达，却仍生活简朴清淡，不改变旧日习惯。唯独祭祀时务求丰盛洁净，事情无论大小都亲自办理。任州县官时，他奉行法律、遵循事理，重视并推崇风俗教化。在朝廷上，他恪守经常之道、依据正理，思考深远，不用激烈揭发的言论，也不作夸耀外表的行为来矜夸自己、求取名声。然而他诚意所感化的人，时间越久，上下就越信服他。皇上一向敬重黄公，多次有重用他的意思，但黄公始终不稍稍贬损自己来求得契合。皇上问如何求取功名，他一定谨慎回答：“先治理自己。”问如何理财，他一定谨慎回答：“量入为出。”始终只有这一种说法，从未稍稍涉及功利。至于忠孝大节，以及慎终追远的时候，他有更加不能忘怀的事情。他最初在对诏中已经发端提出这些意见，而痛惜钦宗梓宫不能返回，于是一生都在论说；直到临终的话，也没有放弃。唉，悲痛啊！推究黄公这颗心，可以说对幽明两界都无所惭愧；他的法度和告诫所保存的意义，即使与天地同存也可以。尤其在势利和兴废之间淡然自处，人们看不见他喜怒的神色。任郡中从事时，查验茶券发现有伪造的，属吏告诉黄公应当受赏，黄公却辞谢推却。罢任惇宗院、入朝时，临安学官与贡士考试，黄公奉朝命代理此事。当时官署外仍有空缺，掌权者故意拿这事来试探黄公。考试结束后，黄公立即解下官印离去。那人说：“你所代理的正是有缺员的职位，为什么不自己说明，请求审查这件事呢？”

译黄公最终不予理会，掌权者因此厌恶他。在王府任职时，龙大渊是内廷知己，受到亲近宠幸。其他教授有的同他交往饮酒作诗，黄公从未与他同坐；早晚见面时，只作一揖便退下。后来其他教授大多因龙大渊之力而升官，唯独黄公没有调动。任司业时，武成庙生长芝草，武学官吏请求把它上报，黄公不答应，他们便暗中谋划把芝草献上。宰相召来长官、副长官责问说：“太平之世的祥瑞，你们压下而不上报，为什么？”祭酒周绾没有回答，黄公指着所画的芝草说：“太平之世哪里需要这个东西？”周绾退下后对人说：“黄公的话精确恳切、简明得当，可惜没有让他担任谏诤官。”六和之约签订后，宰相命令各位达官写《释氏四十二章经》中的一章，刻在墙壁之间；黄公推辞说不会，请求再三，始终没有参加。他不受异端迷惑，也像这样。凡是他所任职的官署，没有人敢以私事求他；但黄公起初也从未故意坚持拒绝。蜀地士人有在朝廷做官的，同列大多轻侮他，只有这个人感念黄公厚待自己；但黄公也从未有意独厚于他。黄公尤其喜欢推荐士人，王詹事十朋、张舍人震，都是他引荐的。张忠献公、刘太尉锜后来得以复用，黄公出力很多，但从未把这些事告诉别人。所以诸公有的并不知道这些事。黄公致仕居乡，前后十五年。他收养死者遗属、救济孤儿，赈济贫穷、接续绝嗣，受到恩惠依赖的人很多，而黄公从未露出自以为有德的神色。平日家门没有杂乱宾客。乡邑后辈有人来拜见，他亲自以礼相待，如同接待贵宾；谆谆教导他们，一定以孝、悌、忠、信为依据。从不以爵位和年长自居，也没有懈怠的神态。黄公为人的本性纯粹美好，天下万物已经没有什么足以动摇他的内心。他学习天下的义理，也不必等到询问辨析，便已认识其中的大要。至于诚心实意、亲身实行，又浑然看不出勉强的痕迹。而且谦厚诚实，尤其以空话为可耻，因此当世很少有人能够真正了解他；然而亲自接受他的教诲并有所获得的人，没有不心悦诚服的。唉，所谓言语迟钝而行动敏捷、实际远远超过名声的人，大概就是黄公吧！第二年将要下葬，嗣子源让弟弟瀚撰写黄公的行状，请朱熹作铭。朱熹蒙受黄公知遇，情谊深厚，而且曾经受命为黄公的先父、先母墓作记，因此不敢再推辞。于是恭敬地叙述他的事迹并为他作铭。黄公墓在邵武县仁泽乡【阙】里居第之北，名为【阙】原，葬于十二月初五日。铭文说：天下和国家的事务，哪一件不是当前应当办理的？为什么说根本在于修身？因为处理万事万物的道理，细数起来无穷无尽，其中最大的是什么？就是孝与忠。我观察黄公，上天赋予他淳厚的法则，他亲自树立根本；他的见识宏大，神态庄严仿佛在思考；行止合乎规范，履践正道。盛大的德行表现在声音和容貌中，对家庭勤勉敦厚，对国家恳切忠诚；慎终追远，没有任何遗漏和差错。根深而枝叶茂盛，纲领一举而众目随之；德行遍满当世，言论成为宝贵的龟鉴。出入两朝，始终如一；应对酬酢、辅佐神明，表里一致。虽然受到任用却未能完全施展，君子为之惋惜。于是刻铭于幽暗的墓宫，用来以实情质证他的一生。《武经大夫赵公墓志铭》黄公名基，字梦周，是宋太宗皇帝的第六世孙。他的曾祖父某、祖父某，都任开府仪同三司，追赠太师，并分别追封韩国、成国之王，这些事都见于国史。父亲某考中进士，尚未做官便去世，追赠中奉大夫。黄公生于睦亲宅，因郊祀恩典补授成忠郎。年幼丧父，却能自立，专心求学，希望凭文章在世上成名。后来遭遇战乱辗转迁徙，未能实现志愿。刚满二十岁，调任监常州宜兴县税。当时战乱尚未平息，道路艰险，他办理征税计算，不把苛刻明察作为要务，往来的人都感到便利。在任所独自住一室，每天以读书、弹琴为事，没有其他嗜好。同僚无法猜测他在做什么，甚至派人暗中窥探，后来才信服他。参知政事张守也知道他的贤能，改任他为饶州永平监。旧法规定督促士卒淘洗泥土，取得废铜以增加铸钱材料，数量多次达到万斤便记功受赏；前后相承，督察和期限都十分严急，服役者以此为苦。黄公到任后独自叹道：“使瘦弱的人受苦来肥自己，我不忍心。”立即停止此事，又节省其他费用来补足用度。张守、董耘认为他贤能，而且喜爱他的文章，便向朝廷推荐，请求改换文资，最终没有成功。居住在信州弋阳时，当时的名士争相迎请他到馆舍居住并供给饮食，还派子弟跟随他交游。过了很久，他自己请求任祠官，得到主管华川云台观的职务，才来到邵武居住。当时中书舍人王洋任知军事，尤其深深以礼敬重他，彼此唱和往来，赞叹不止。任期届满后任建昌军兵马都监，郡守知道他廉洁，府库钱粮的出纳全都委托给他。又监理泉州郡使司籴粮事务。黄公知道前任积累的弊病，叹道：“如果沿袭下去，我当然不能做；如果纠正它，受到牵连获罪的人一定很多，我难道要成为祸患的开端吗？”于是极力辞去。后来有人请求代替他承担这一职务，果然也未能免祸，听到此事的人都叹服黄公。晚年再次任福建路兵马钤辖，累次升官至武经大夫。享年七十三岁，淳熙六年七月某日因病去世。黄公的妻子是恭人满氏，某官中行的曾孙。儿子五人：善俊，朝议大夫、直龙图阁、知庐州、主管淮西安抚司公事；善佐，朝散郎、知常德府事；善仪，秉义郎；善任，承节郎；善杰，忠翊郎。善任早逝。女儿七人，其中五人夭折；其余分别嫁给从政郎邓祖攸、迪功郎杨挰、李絪、黄造、司马【缺字】，都是他的女婿。孙子孙女各两人，都还年幼。第二年，几个孙子特意护送黄公的灵柩，葬在邵武县新屯西宅的原野，并把他的事迹写成这样。有人来请求作铭，朱熹一向听闻黄公为人恬淡、宽厚博大，自幼便以廉洁谨慎自我约束，平日从未有恼怒的神色，尤其不喜欢谈论别人的过失；有人把危急困难告诉他，他一定周济，从不计算自己有没有财物。黄公生长在太平时期的公族之间，却不染华丽奢靡的习气；任官所到之处，一概以仁慈宽恕、怜悯恻隐为心。虽然地位低微，不能完全实行自己的志向，但随事随物所能做到的，也足以看出他胸中所存的东西。满恭人有贤德的品行，几个儿子都以文学著称；其中淮西、常德两人接连考中进士，都是在黄公健在时及第。当时受到知遇而显达，在当世很有名声。黄公晚年更加得到闲适，于是不再过问家事，只以棋和酒自娱，安享高寿而去世。唉，这样也可以说没有遗憾了吧！于是考察他的行状，叙述并为他作铭。铭文说：只愿解除别人的劳苦，宁可推辞自己的进身，难道只是说自己廉洁，却让别人因此受到困苦吗？仁厚啊！赵公有高大的墓宫，我把这些话铭刻在石上，来昭示他的终身。《夫人徐氏墓志铭》

译夫人徐氏，是温州瑞安县人。家世有隐逸的德行，不曾做官。夫人生来柔顺、安静、端正，父母疼爱她，选择合宜的归宿，把她嫁给同郡张某。嫁过去后，侍奉公婆完全合乎礼数，早晚恭敬问安；衣服饮食，寒暖的合宜与节度，都安排得恰当。公婆没有吃，她不敢吃；公婆没有睡，她不敢睡。婆婆性情严厉，事情有不合她心意的，便整天不高兴，身边的人没有谁能接近她。只有夫人从容地陪伴取悦她，想尽各种办法使她心情开解，等她说笑恢复正常，才敢退下。这样过了十八年，邻里亲族观察她，从未见她有一天懈怠。公婆去世后，她悲伤憔悴得不堪承受。张家原本富裕，喜欢宾客；中年以后家境稍微贫困，但夫人并不把这些放在心上。朋友旧交经过家门，她总是整治厨房、准备酒食，彼此像从前一样欢饮。有时家中还收留宾客，甚至十天一个月也不厌烦。夫人节省衣食来供给这些费用，脸上没有为难的神色，也不让张君知道家中与从前有什么不同。她辅佐张君教育几个儿子，孩子们都有文章和品行。后来长子杨卿终于考中进士，任职州县，以敦厚朴实、详慎干练为诸位长者所知。张君也因此凭太上皇庆寿恩典补授承务郎，退休后在家养老，享受长寿，子孙满堂，乡邻都以此为荣；但夫人已经很久不能亲眼见到了。原来，夫人于绍兴二十六年十二月去世，享年五十五岁。共生三男三女。扬卿的弟弟名振卿，另有一弟名号缺失；女儿伯、季早逝，仲女嫁给成忠郎、监左藏西库林镛。孙子八人，孙女六人。去世四年后，才得以将她附葬在先姑周氏的墓地。又过了二十五年，扬卿以从政郎任南康军学教授，和我共事并且交好。一天，他写述母亲的生平来告诉我说：“扬卿的俸禄已经来不及供养母亲，日夜为此痛心。如果又不能把她美好的德行和事实表彰给后世，那么不孝的罪责，即使死了也难以偿还。谨恭敬地哭泣拜请夫子，希望您哀怜我而赐给她墓铭，这样就能使扬卿不至于让亲人死后默默无闻，也可免于罪戾。”我推辞谢绝而未能成功，却还没来得及撰写。第二年我离开郡任，扬卿又来信请求，始终没有放弃，于是我叙述这件事并为她作铭。铭文说：“既孝顺又恭敬，又俭朴而勤劳。上天为什么不报答她？儿子秀美而有文才，生年虽短而福庆长久，积蓄丰厚而享用俭少。用这篇铭文来订定其事，百世之后仍将蒙受她的恩泽。” 刘氏妹妹墓志铭 新任浏阳丞、建安人刘子翔彦集的妻子吴郡朱氏，是已故太史、吏部府君的女儿，也是熹的妹妹。她为人质朴诚实、平易善良，从小就不曾见她说妄言或露愠色。五岁时父亲去世，先母便疼爱她。二十一岁时，嫁到刘家。她侍奉公公大夫公，礼节恭敬而周备，对下人以及身边的人，侍奉照料都十分周到，尤其做到了常人难以做到的事。大夫公去世后，她协助彦集料理家事，勤劳节俭而不懈怠，抚养教育几个孩子，疼爱他们却很有节制。她对待下人有恩意，家中的治理和谐有序。淳熙八年，她四十三岁，于二月乙未因病去世。儿子二人，瑾、瑱，都是将仕郎；女儿二人，尚未出嫁。彦集准备在这一年十月辛酉，把她的棺柩安葬在崇安县城西三里大夫公墓左侧若干步的地方。他对我说：“您何不为她写篇墓铭呢？”我兄弟很少，父亲留下的女儿只有这个妹妹。我已经闭门居住在山中，妹妹也有幸没有远嫁，一年之中大约还能见她两三次；只有她随夫家任官时才会远别，但过不了一两年总会回来，再次相见。如今她因病去世，而我恰好服役在外归来，从此却再也不能相见了。我只能和彦集相扶大哭；彦集又向我讲述她临终时与家人诀别、托付儿女的情状，更使人不忍听闻。唉！谁能想到我的妹妹竟突然到了这个地步呢？我年老多病而且悲哀，不能作文，勉强写下这些文字刻在墓穴上，并作铭说：悲痛啊，我的妹妹，归来安葬在这座丘墓。你留下的美好德行，成为后人的美誉。邵武县丞谢君墓碣铭 临川有一位隐居的君子，号溪堂先生，谢君名逸，字无逸；他的弟弟竹友先生名薖，字幼槃。兄弟二人都向黄太史学习诗歌，凭清正耿介、廉洁有节而闻名于当时，但都怀才不遇而死。因此，只有他们的诗流传四方；至于他们美好的品行，却不是乡里人就能详细知道的，这实在令人叹息。竹友的儿子名敏行，字长讷，自号中隐居士，娶李氏，生子名源，字资深。他起初凭进士身份得到官职，任文林郎、邵武军邵武县丞，又因庆贺皇恩而得以封母亲为太安人，正要使家门显大，不幸却去世了，知情的人没有不为之悲伤的。资深从小每天诵读数千字，稍长便学习经书、撰写文章，在学校中颇有声名。贤能的士大夫来到临川，听到他的名声，没有不邀请他来并以宾客之礼相待的。他两次参加礼部考试而中第，宰相因为两位先生的缘故，不让他参加吏部选官，并向皇帝进言，任命他为建昌军学教授。他任职时沉静庄重而有操守，但事情有应当做的，也不怕改革。他曾在学校中祭祀乡里的五位贤人，以勉励诸生，已故刘侍郎季高为此作了记文。任期届满，诸生相继写状称述他的政绩，请求漕台留任他。使者知道他的贤能，只是法律不允许，于是共同举荐他，使他的官秩稍有升迁，又任江州州学教授；尚未赴任，便遭逢父丧。服丧期满后，调任隆兴府南昌县丞。防李侍郎仁甫将要任江西漕运使，搜集整理旧闻，准备在官属中编修江西一路的图经，唯独认为资深可以参与此事，又和各位使者共同举荐他。资深曾经办理县政一年多，适逢帅守把搜刮聚敛当作急务，各县都谨慎奉承，只有资深不肯屈服，常叹息说：“逼迫贫民来供奉上级官员，我不忍心这样做。”帅守因此唯独对资深不满，而县里百姓却深深感激他。他离任后，父老兄弟子弟相互送行，数里不断。帅守惭愧叹息，急忙写荐书追赶他并交给他；他到曹司参加考核，本应改授京官官秩，但防举将有变故，未能实现，于是回到邵武。当权者多知道他的贤能，常平使者宋若水尤其敬重他，又率领同列联名上荐章；可是资深已经病重不起了。当时他五十八岁，是淳熙辛丑年九月己丑日。资深天性淳厚，别人很少见到他的喜怒。未中第时，他努力学习来供养父母，教养弟妹并为他们办婚嫁，乡里称赞他的孝友。他家世清贫，只有几亩园地。中隐君已经用自己的号为园子题名；到了资深，虽然做了官，在生计上也不能有所增加，只是修葺这座园子。在园中筑室，杂种花木、蔬果、桑树和竹子。闲暇时带着书在其中吟诵，即使吃粗饭、饮清水，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足。

译他的诗清秀润泽、温和典雅，有二位祖先的风致，现存一百多篇，号称《空斋诗稿》。资深娶同郡黄氏，生三男五女。儿子名枢、机、椿；女儿中已经出嫁的名为严享甫、饶祁，其余尚未出嫁。资深在邵武任职时，曾经借着传送檄书的便利路过我这里。我早就听说资深的名声，一见面便知道他是位长者。他离开后，在武夷山水之间游览，找到我筑庐的地方，又留下诗篇托我作和，以此我又知道他的诗歌格律精妙，可以追及前辈而无愧色。只是还没来得及酬答，便听到他的讣告，又因生病不能前往吊唁。如今枢等已经把资深安葬在中隐君墓旁，带着资深亲友吴君炳若所写的行状来信请求我作墓铭。当时我正生病，想推辞却做不到；又想到资深先前作诗相托的情意，不可以终身不能偿还，于是为他作铭。铭文说：你的家世一向隐约沉沦，德行却载于后世；后来有你承继家业，正想振兴家声，事业未到一半，便陨落了生命。安葬在这里，随着中隐君的坟墓化为山谷；我刻下这篇文字以作凭证。司农寺丞翁君墓碣铭 绍兴年间，宰相秦桧独揽权柄、处理政事。凡是与他有旧怨或不依附他的人，都被诬陷定罪，流放到岭海。已故宰相赵忠简公因此死于朱崖。皇帝怜悯他，运回他的棺柩，准备安葬在衢州常山县。郡守章杰是绍圣宰相章惇的孙子，一向怨恨赵公。章惇当政时，他奉诏查办章惇的罪行，又迎合秦桧的意旨，假装以善意发檄文给常山县尉翁君蒙，命他侦查赵公的丧事。一天，章杰下令说，赵氏私下酿酒给役夫喝，应立即捕捉依法处置；同时暗中派人传达意图，让他们一并搜取赵公平日与亲旧往来的书信，想借此败坏赵氏，发泄私怨，并讨好秦桧以求得美官。翁君不答应，章杰就用利益诱惑；仍不答应，又用威势胁迫。这样往返再三，翁君估计章杰气势汹汹，不会善罢甘休，也许还会改派其他官吏，那么事情就会无法挽回。于是他秘密告知赵氏，夜里取出所有文书，全部烧掉，一张纸也没有留下。第二天早晨，他才前去执行搜捕，并报告说没有搜到任何东西。章杰大怒，又得知翁君的妹妹嫁给已故礼部侍郎胡公寅，而胡公正是当时起草诬陷章惇罪状的人，便更加愤怒，于是诬陷翁君犯有其他罪行，上奏弹劾他。恰逢胡公的弟弟胡宁任尚书郎，把这件事全部告诉秦桧，秦桧也明白是章杰在欺骗自己，便将此事交给安抚使查问实情，把翁君调到邻郡任职。赵氏最终也没有受到其他牵连，章杰于是被罢免，不再任用。当时天下没有不推重翁君义举、仰慕翁君名声，并想象他为人的。今天子即位后，近臣才把这件事报告给皇帝，皇帝立即召见翁君，赞叹他的气节，改授官秩，两次任命他为中都官，但都因省员裁减而补任外官。晚年才回来任司农寺丞，不久便去世。听到的人无不哀悼。君字子功，世代居住在建宁府崇安县白水村。祖父彦深，宣和年间任秘书少监，梁师成想见他而未能如愿，因此很久没有升迁。后来历任国子祭酒、太常少卿，以集英殿修撰身份退休回乡。父亲揆，任文林郎、密州司士曹事，也因文章品行而闻名，早年去世。君因集英殿修撰的恩荫补授登仕郎，调任右迪功郎、常山县尉，调任婺州兰溪县，又调任明州司理参军。因母丧没有赴任，任主管吏部架阁文字；又因继母丧离官，改任〔原文缺字〕郎，监登闻鼓院，出任江南东路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当地发生洪涝和疫病，君奉檄巡行救治，竭尽全力救活了很多人。后来除授军器监丞，又任江西安抚机宜文字，再逢灾年，君辅佐安抚府处理政务，访求情况、筹划处置，出力尤其多。使者龚公茂良和其他使者一起向朝廷称说他的才能，于是朝廷召他任司农寺丞。他去世时五十二岁，是淳熙元年二月十三日。君从小卓异不群，同僚都敬畏他；同时孝顺谨慎、和顺友爱，侍奉集英和母亲兄长，从没有过失。兄长去世后，他厚待并抚养兄长的遗孤，为侄女出嫁；而集英的女儿，他早已替她出嫁。按照年老退休的恩例本应惠及君的儿子，君却推让给从祖弟履之。居家时不计较家中有无，做官时不计较升迁贬黜。至于救济他人危急，也不再考虑事情的难易多少。即使能力有所不及，哪怕奔走求借、辛劳受辱，也不畏惧。历阳人张晋彦因儿子孝祥被皇帝亲自擢为士人之首，违逆了秦桧的意旨，父子被逮捕关入廷尉。亲旧都害怕祸及自身，没有人敢与他联系，因此连供给衣食的费用也无处取得。君听说后，独自慨然去拜访他的兄长，拿出全部家财换得白金一百两赠给他。直到秦桧死后，事情才得到解脱。后来张氏父子都显达做官，因此感念君的恩德，终身不能忘记。君同他们交游，也常常规劝纠正他们的过失，不避讳旁人。两位贤人任职江西时，同僚刘氏的儿子子琦奔赴父亲丧事，染上疫病，病势很重，别人都不敢探视。君独自用车把他送回家，早晚亲自熬粥煎药，子琦因此得以不死。他所做的类似这样、常人难以做到的事情还有很多，无法一一记载。平日里宾客满堂，没有一个不是来向君求助的，而君从不厌烦。娶李氏，她是绍兴史官弥正的女儿，先于君去世，没有儿子，便以从祖兄诚之的儿子樗年为嗣。有一个女儿，嫁给修职郎王伸。君家自集英任职时便在金陵有别业，君就住在那里。去世后，便葬在江宁县西北的村中，李氏也附葬于此。几年后，君的外甥、豫章通守胡君大原写下君的行事状来告诉我说：“舅父的志向还未能实现，不幸就到了这一步。他高尚的节操和驯厚的品行，有不可不记载的地方。您何不为我写下，并且刻在他的墓上呢？”我的妻家与君家有姻亲关系，我得以早年跟随君交游，彼此相期甚厚。读到他的事状，不禁流泪，实在不忍推辞。于是写下他的事迹并为他作铭。铭文说：以仁德保全旧日的家族，以智谋挫败奸人的谋略，以勇气踏入大难，和孟贲、夏育这样的勇士相匹敌。伟大啊这样的人，亲身实行这些通达的德行；终身谦抑自守，没有丝毫邪曲。不要说这座墓丘只有四尺高，它能使自私者奋起、懦弱者振作，留下千载流传的高尚风范。《晦庵集》卷九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