晦庵集卷七十九　　　　　宋　朱子　撰记

译我年轻时喜爱美好的山水，到了极点。但自中年以后，便因疾病衰弱，不能实现游历四方的志愿。只是听说庐山奇秀，冠绝天下，而奇异之人和隐逸之士常常在其中徜徉。我常想去游览一次，却一直没有空闲。前年蒙受恩典出任一郡，恰好在这座山的南面，于是间或借公事到山中去。那里的岩壑幽深，水石奇异，确实是我一生从未见过的景象。而在岩壑水石之间，我又遇到了成纪崔君，于是相信先前听到的话并非虚妄。崔君名嘉彦，字子虚，年轻时慷慨豪迈，有奇异的志向。壮年时为躲避战乱，来到巴东三峡之间，修习神农、老子的方术；后来向东下到吴越，以耕战之策求见故相赵忠简公。赵公认为他的主张正确，曾想采纳，但因离开宰相职位而未能施行。崔君从此隐迹于这座山中。按照陈令举所述的图记，在卧龙瀑布水的东面找到西原庵的旧址，筑屋居住。他耕田种药，仅仅足以供自己生活，但四方往来的士人都在这里取食。那些疾病、年老、孤独而无所归依的人来到这里，也都收留供养。大概他已经年过七十，但精神和体力一点也没有衰退。我前去拜访他，他没有回避我。有一天，他向我讲述平生经历，我们彼此长叹。我防备并修建卧龙屋舍，想在那里祭祀诸葛丞相，世人大概很少有人知道我的用意。崔君却独自叹道：“这是奇特的事情。”于是他替我筹划经营这件事，直到最终建成。两年之间，我们相见不知有多少次，但崔君从来没有谈及外界事务。我因此更加赞赏他的为人，又深深感叹他年老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为世所用。淳熙辛丑年闰月最后一天，我已经罢免郡职，来到卧龙住宿。崔君说：“卧龙的工程，您已经写过了，只是西原独独没有记文，您还能替我写一篇吗？”我说：“可以。”于是把他的说法全部依次写下，让人刻石。新安朱熹记。徽州婺源县学三先生祠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年〕 《徽州婺源县学三先生祠记》淳熙八年春三月，婺源知县周侯开始在本县县学中建造周敦颐、程颢、程颐三先生的祠堂，并派人来信对我朱熹说：“您本来是我们县的人，也曾经听闻过三先生的学说，而且已经在南康为他们建祠了。况且濂溪先生的故居，以及豫章、宜春的祠堂，又都是您所撰写记文的地方，请您也替我说一说这件事。”我想到，三先生的道德学问固然高尚美善，但婺源既不是他们的乡里，也不是他们寄居之地，更不是他们曾经游历或任职的地方；况且国家的祀典中还没有规定相应的等级，在这里祭祀于礼制有什么依据，于义理又有什么适当之处呢？于是把这些都写信告诉他，并且记下此事，不敢拖延。几个月后，周侯又同本县处士李缯以及学官、弟子几十人，一同来信说：“唯有濂溪夫子的学说，根本出于天性，诚实体现于自身，并且符合前代圣人传授道统的统绪；后来又得到河南二程先生传承，于是流布天下。它并不是靠爵位赏赐的诱导，也不是靠刑罚威吓，而天下的读书人却纷纷倾心向往。十多年来，虽然这里不是濂溪先生的乡里，不是他的寄居之地，不是他游历任职的国家，也没有国家规定的祀典，但各地学官仍争相建造祠室，以表达尊奉之意。这并不是敢于以此妨碍国家规定的祭祀，只是想塑造他的道德形貌，使求学者早晚瞻仰，受到激励而奋发罢了。” “况且我们县的人之所以能够听闻三先生的言论，也有您先君子的功劳。如今祠堂也已经建成了，您怎么能不替它写一篇记文呢？或者说，先生学说的始终、本末和旨趣，希望您能全部陈述出来，或许可以有所启发。”我读完来信，神情凄然地说：“明府的教诲和诸位的意见，既然命我撰写记文，我就不敢再推辞了。”至于三位先生的学说，以我的愚见，恐怕不足以说明。不过，诸位难道没有读过濂溪先生的《太极图说》和他的著作吗？虽然其中文字简古，义理深邃，不容易穷究测度，但它的大旨不过是告诉求学者讲明学问、深入思考，以穷究天地万物的道理，并战胜私欲而恢复本性。他的施行方法，是使善行先从家庭开始，再推广到天下；具体措施，则是恢复古代礼制，改革现今的音乐和政事，以此养育百姓，并用刑罚使他们有所肃敬。这就是所谓伊尹的志向、颜回的学问，由程氏传承下来以启发世人的道理，难道又有什么超出诸位日常生活之外的吗？只是诸位还没有察觉罢了。如今幸亏凭借贤明长官的力量，已经能够每天看到先生的像貌而瞻仰，那么为什么不进一步阅读他们的书，探求其中的旨意，返回自身而努力实行呢？于是写下事情的始末和这番言辞，作为记文。求学者若能由此努力，三先生的精神或许就不会坠落于地；对于我先父的志向和贤明长官的心意，也可以说没有辜负了。诸位也请努力吧！祠堂在讲堂北面的墙下。濂溪先生面向南坐，明道先生、伊川先生面向东西坐在两旁陪祀。周侯名师，是清玉山人，喜好学问，长于文章，曾经在朝廷任职。他治理这个地方，宽厚地安抚百姓，以礼对待士人，而他用来教诲百姓的又是这样，这不是如今的官吏所能比的。秋八月癸丑，县人朱熹记。

译《琼州学记》从前圣王成为百姓的君主和老师，设置官职、分掌职务，用来统率和治理百姓；而教导百姓的条目，就是说：“父子之间有亲情，君臣之间有正义，夫妻之间有区别，长幼之间有次序，朋友之间有信用。”这五项而已。百姓有这样的身体，就必然有这五种关系，不可能一天离开它们；有这样的心，就必然有这五种关系的道理，也不可能一天离开它们。因此圣王的教化，是顺着人本来具有的东西，再用它来引导，使人不忘记最初的本性。然而又担心人虽然沿着这些关系行事，却不明白其中道理，不能长久坚持而败坏，于是为他们挑选百姓中优秀的人，把他们集中在学校里，用师儒来联系教导他们，用《诗》《书》来启发他们，用礼乐来成就他们。凡是用来使他们明白这些道理并守持不失、传承这种教化并施行无穷的办法，大概都无不是顺着他们本来具有的东西加以发明，从来没有专门向外追求什么。正因为如此，这种教化容易明白，学业容易成就，施行范围又十分广大，以至没有遥远之处不受到它的覆盖，也没有细微之处不受到它的感化。这就是先王教化恩泽所以盛大的原因，是后世不能比拟的。淳熙九年，琼管帅守长乐韩侯璧已经重新修建州学，派人带着图样来请我写记文，说：“我们州在中国西南万里、炎热的天气和涨溢的大海之外，百姓中能够成为士人的本来就少；即使有幸出了这样的人，他们在记诵和文辞方面的习惯，又不能胜过北方的学者，所以他们的功名事业，终于无法在当代显扬。” “我私下对此感到悲哀。如今公堂、序室已经修好了，但我还担心他们不知道应当如何振作奋发，因此希望有所请教。”您看有没有办法振兴和教化他们呢？我私下想到，国家兴办学校、施行教化的意图，不能说不广泛；这些人受到教化的时间，不能说不长久。然而仍有像韩侯所忧虑的情况，难道是因为过去的教导从来没有引导他们认识自身心性本来具有的东西，只是一味用外在的东西强迫他们，所以才会如此困难吗？于是我把从古人那里听闻的道理写下来告诉他们，使琼州的士人知道，求学的方法并不在身心本来具有的东西之外；如果能用一天的力量去实行，那么德性形成、行为修养，对天下万物的道理就不会再有疑惑，也将没有什么困难。至于所谓功名事业，其根本已经在这里了。像记诵文辞这些末节，本来就不是我们事业中最急迫的事情，又何必把它看得有多重要或不重要呢？唉！琼州的士人，努力吧！上天生育众民，万物都有形体和法则；百姓秉持常性，喜爱美德，这难道会有古今的差别、远近的不同吗？韩侯在这里任职，政绩有许多值得记载的地方，已经详细刻在池亭的石碑上，所以不再写；至于这次工程的规模、面貌和工期，也不是韩侯嘱托我写记的本意，因此也略去不论。这一年是玄枵摄提格年，冬十月庚申，宣教郎、直秘阁朱熹记。《琼州知乐亭记》琼管在中州西南万里、鲸鱼翻腾的浩瀚海涛之外；那里长官的职责，通常是统领、守卫岛中的四郡，安抚百姓和少数民族，朝廷委托的责任十分重大。然而因为那里险远，朝廷往往来不及选择合适的人；冒险前往的人，有时心中只想着私人利益，根本不知道所谓承接皇恩、宣扬教化究竟是什么事，因此这个地方虽然成为王朝土地已有几百年，旧有风俗却还没有完全革除。议论的人因此轻视它，认为这里果真不足以接受中国的声教；当地人对此深感羞耻，却没有办法洗雪这种耻辱。淳熙八年，现任帅守韩侯开始以经略使的身份考察、推荐廉能之人，并代理州事，天子同意了他的任命。他到任后，替这里整顿田亩的户籍账册和盐米征收，教导百姓耕种、灌溉的方法，罢黜那些不称职的官吏。百姓的生业有了条理以后，他每天向他们陈说礼义廉耻的意义，启发晓谕他们；又表彰那些顺从教化的百姓，以激励不遵守教令的人，亲自出入田间道路，慰劳百姓，从不懈怠。这样实行了一年，百姓与官吏融洽和谐，风俗因此一变。教化范围之外的黎人听到风声而感动仰慕，甚至有人愿意像编户齐民那样缴纳田税。于是韩侯也为自己的政绩成功而高兴，并庆幸百姓没有违背自己。便取庄子濠梁之上的话，在放生池上建造知乐亭，向北遥望云天缥缈之间的宫阙，把这里作为每年按时瞻望、祝祷延寿的地方；又说，希望让本地士人和百姓在良辰佳日有吟咏歌唱、击鼓起舞的地方，以此自我庆幸能够蒙受圣人教化，成为不愧于王朝的百姓。” 后来韩侯间或写信嘱托我为此亭作记。我想，韩侯治理这个地方，勤劳到了极点，不只是建一座亭子值得记载。不过，他施政有先后本末的次序，这件事也很值得观览，所以写下来告诫后人：凡是处在韩侯这个职位、后来游览此亭的人，都一定要把韩侯的心意作为自己的心意，又观察他的政绩而取法；这样或许百姓的生活会日益富足，百姓的品德会日益更新，王朝的教化就会纯厚而不分远近。世上难道真有最终不可教化的百姓吗？韩侯名璧，字廷玉，长乐人，世代以清白的德行显名。淳熙九年冬十月庚申，新安朱熹记。

译《漳州龙岩县学记》漳州龙岩县学在【阙】年设置，后来迁徙不定，终于废坏。过了三十多年，县丞某君某才开始重新营建；他任期届满离去，未能完成，温陵曾君秘继任此职，于是承接原有事业把它建成。共建房屋若干楹，殿堂、门廊、师生住所无不齐备。淳熙九年某月某日，他带领诸生在先圣先师前进献蔬菜祭品，随后写信来请我作记，并且说：“希望您能有所教诲。”我听说龙岩是个偏僻狭小的县，处在两越之间，风俗向来贫困鄙陋。当地读书人即使有的具有聪明质朴、才质茂美的资质，却没有人用圣贤的学问来启发他们；因此从设县以来几百年，未曾听说有谁凭道义功业显名于当世。难道是他们的才质不足吗？恐怕是做官的人从来没有办法使他们振作奋发。如今二位相继在这里任县令的副职，能够深切地把兴办学校、教化百姓作为自己的责任，他们的志向已经很美好了。曾君又曾经跟随我的朋友石君、许君等人交游，一定能够把自己听到的学问教给前后继学者，这个县的士人或许有希望了吧？于是我为他们写下事情的始末，并借此告诉诸生：“所谓圣贤之学，并不是难以知道、难以做到的事情。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用来修养自身；寻求老师、结交朋友，诵读《诗经》、阅读书籍，用来穷究事物的道理，不过如此。这两方面，难道是诸位所不知道、做不到的吗？只不过被俯仰谋生所需的衣食费用逼迫，没有闲暇顾及；又被场屋应试、雕章琢句的习气诱惑夺取心志，来不及去做罢了。只追逐眼前细小近便的利益，却忘记自己真正可贵的东西，本来就已经违背正道了。何况所追逐的东西又未必真的能够得到。诸位若顺着自己的经历观察，为什么不慨然收回这种心意，去追求真正可贵的东西，把全部力量用在我所说的事情上呢？假使我们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日益笃实，自身没有不修养的；寻求老师、结交朋友、诵诗读书的兴趣日益深厚，事物的道理就没有不能明白的。这样由自身推及家庭，由家庭推及国家，再达到天下，处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有不合宜之处。根本不必专门追求道义功业在当时显名；根基深厚，枝叶茂盛，果实丰硕，声望宏大，自然会有无法掩盖的地方。”唉！这番话，曾君大概也曾经向诸位说过吧？诸位更应当用我的话相互勉励。《礼记》中所说“教人和学习各占一半”，也是曾君应当深深思考的道理。他也应当由此努力啊！淳熙十年二月甲寅，新安朱熹记。

译《江西运司养济院记》江南西路转运司养济院，在隆兴府城东崇和门内，是转运副使吴郡钱公某所建，又是判官嘉禾丘公【阙】和毗陵尤公袤迁建的地方。豫章是江西的一处重镇，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四方宾客旅人因事来到这里，也络绎不绝。平时人们互通有无、交换劳作，足以相互养活；唯独不幸一旦患病，就孤苦无依，求药求食有时也得不到，于是死在沟壑中的人，每年不知有多少，而主管官吏却没有人知道。乾道九年，转运副使吴兴芮公▯首先听闻此事并加以怜悯，离任时留下私钱一百万，托付给后任；通过借贷和贸易，收取利润来购买药物供病人使用。淳熙五年，判官开封赵公某又拿出私钱一百四十万，在东关罗舍买田，病人又能够得到食物。淳熙七年，钱公寔到任，而芮公已经担任吏部侍郎；这一年春天，赵公也被以吏部侍郎的身份召回朝廷。赵公知道钱公一向有此心愿，也乐于做这件事，于是急忙写信告知钱公。钱公便写信给芮公，请求取用他留下的钱，再加上自己的资金一百三十万，在长定买田，并且又创建这所养济院，位于延庆门、崇和门之外，使病人有地方居住。” 从开始营建到落成，经过若干日便建成了。共建门屋五间、正堂三间，两旁夹有便房，中间是丈室，东边是厨房，西边是厕所，左右两边的廊屋各五间；廊屋深三寻，长七寻半。中间设置大床十八张，冬天加设遮挡来抵御风寒，暑天则撤去以疏泄闷热。诊察治疗有专门的工役，药物也有定额；对无法医治的人，还供给棺材安葬。负责管理的人都给予俸禄，使他们供职；又专门安排属吏按时巡视并考核督促。三位公所捐的钱，都是各地聘礼中本来不带回家的一部分，合计三百七十万钱；买下三处庄园，共有田一千一百一十一亩，每年租谷收入九百八十二斛有余。详细情况写在文牍中，由主管官府收藏；养济院的戒令、规定和禁令，也写好后张贴在堂上。钱公又把事情列奏朝廷，诏令下达，按照章程施行，而钱公离任了。两位公相继到任后，周遍查看钱公所建的设施，多次感叹；但仍然认为养济院在城门关隘之外，担心病人在求医取药方面不方便，于是共同在城门之内找到原归德寺佛舍的废址，将养济院迁到那里。共增加房屋十八间，并得到原有僧田六顷；又买下钟陵、灌城两处庄园的田七十亩，每年收谷三百余斛，钱五。万有余钱作为补充。自此以后，患病而无处归宿的人，大多依靠养济院得以保全生存；不幸死亡的人，也能瞑目而无所遗憾。于是转运台属官和郡中奔走办理此事的官吏私下共同商议，由文学椽黄君某叙述这件事，来请求我写记。我当时刚刚结束浙东常平事务，反复读了他的来信三遍，私下感到惭愧。崇宁年间的制度规定，凡是安济坊、漏泽园的政务，都由常平使者统领；这些事务如果有荒废缺失，本来就是负责漕运、掌管财政的官员应当忧虑的事。如今主管此事的人有时还不能做到，而五位君子却急切地去做本来未必一定要做的事情，甚至拿出义钱来整治完成它。虽然他们先后到任、离任并不一致，但他们深切的怜悯、长远的谋划，浑然如同出自一个人的心意、亲手办理的一样。制度越修越完善、越周密，恩惠也越来越增加、越来越深厚；他们因此把圣朝昭明上天、恩泽遍及天下的恩惠，推广到湖山数千百里之外。他们的心意实在很美好；他们学习道理、爱护百姓的成效，又足以警醒那些主管此事却不能这样做的人，使他们受到激励。这种利益难道不是更加广大吗？因此不再推辞，写下事情的始末：既用来彰显五位君子的功绩，也自我责备以晓谕当世；又告诉后人，使他们知道五位君子彼此相继、共同完成此事，十年之间成就这一事业是多么不容易，从而不敢毁坏它。钱公还曾上奏，请求免除赣州、吉州的麻租二千四百五十九斛，折合钱一千一百九十七万九十余。两州百姓尤其为此歌舞庆祝。如今钱公以秘阁修撰知婺州事，他救济饥荒的政绩也被称为各郡之最。淳熙十年三月甲戌，宣教郎、直徽猷阁、主管台州崇道观朱熹记。《慈教庵记》金华清江人时镐和他的弟弟某曾经来信说：“我们先父安葬之后，东莱先生已经幸蒙哀悯，为他撰写墓志铭，用来告慰幽冥。只是祠堂供奉已经建成，却还没有命名，将无法把先人的德行显扬于外。冒昧请教您，认为如何？”我没有来得及认识令尊，时君只是亲自读过伯恭父的墓志铭；墓志称赞令尊治家严整，教诲子孙十分笃厚，时君也曾经写信向我说过这些。伯恭父又不是轻易为人作评价的人，我因此知道时君的为人。于是取晏平仲的话，把他所建的祠堂命名为“慈教之庵”。你们乡里的大夫潘公德鄜听到这件事，认为很好，便亲自大书匾额悬挂起来。时镐等人把匾额刻在石上后，又来请求说：“给庵命名，并且能够阐发先人的志向，您已经赐给我们很多了。然而如果没有文字来彰明其中的实际情况，对于长久以后，恐怕会湮没而不能显著。希望您把这件事的意义写成文章，将与潘公的书法一同刻石，来配合我们老师的话，使我们的父亲能够取信于后世。您所赐予的，难道不是更大吗？”我无法推辞，于是又写下事情的始末留给他们。唉！您的子孙既多而且有才，每年按时一同来到墓下拜祭，如果能够警醒地不忘记父亲和老师的训诫，更加努力于远大之事，那么这个名称符合实际，又哪里需要等我说了之后才流传到远方呢！” 淳熙癸卯年四月。

译《韶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秦汉以来，道理不能在天下彰明，士人也不知道应当怎样求学。谈论天道的人遗弃人事，因而没有实际用处；谈论人事的人又达不到天道，因而没有根本。专门从事下学的人不知道怎样上达，滞留在具体形器之中；一味追求上达的人又不致力于下学，沉溺在空虚之中。长于修治自身的人，有时不足以推及他人；而随顺世俗以追求功名的人，又未必能够从根本上推行开来。正因为这样，天理不能彰明，人欲炽盛；道学不能传承，异端纷纷兴起。人们挟持自己的私智，在一世之中奔走追逐，不到老死就不会停止，最终也没有醒悟自己是错误的。宋朝兴起后，在九疑山下、舂陵旧地，有濂溪先生出现，从此天理得以彰明，道学的传承又接续起来。他阐发太极、阴阳、五行的奥妙，使天下奉行中正仁义的人，能够知道它们的根源；他说明圣学有切要之处，使从事下学的人知道克制私欲、恢复礼制可以逐步达到上达；他阐明天下万事有根本，使谈论治理的人知道诚心正身便可以将这些道理施行于天下。他向上接续洙泗之间流传千年的道统，向下开启河洛一带传承百世的学脉，脉络分明，规模宏远。因此人欲从此有所约束而不能放纵，异端从此有所顾忌而不能驰骋。自从孟子去世以后，历数各位儒者承受和传授道统的次序，评论他们振兴、恢复、开创、扫除弊端、使道统一致的功业，确实没有比濂溪先生更高的。先生在熙宁年间曾任广南东路提刑狱公事，在韶州任职，洗雪冤屈，施恩于万物；他的事业已经有了可以推行的征兆，但因疾病离任。乾道庚寅年，知州周侯舜元仰慕他的遗风，感慨而长久怀念，开始在州学讲堂东序建造祠堂，并以河南二程先生配祀。十三年后，教授廖君德明到任，看见旧祠已经颇为毁坏剥落，香火供奉也懒怠而不能按时举行，于是谋划扩建并重新修造。第二年，就在原址建屋三楹，塑像庄严，排列就坐很有次序。每月初一、十五，便率领诸生前往拜谒；每年春秋释奠的第二天，则依三献之礼祭祀。还认为这样不够，于是又每天取三位先生的书教给诸生，说：“熟读精思而努力实行，那么你们将来进步到登上这座堂，就和亲自接受先生教诲没有不同了。”又过了一年，他写信来告诉我说：“韶州过去是著名的郡，士人多质朴诚实而少浮华，可以进德向善，大概有张文献、余襄公遗留下来的风气。然而前贤已经远去，后来又没有先生君子的教诲来启发引导他们；即使有名闻天下的大贤到这里任官，也没有听说有人能拜服请教，得到他们学问的传承。这正是周侯一向殷切关心的事，也是德明后来奉行而不敢懈怠的原因。如今事情已经完成，而德明也将任期届满离去了。先生如果有幸赐我一篇文章，或许可以帮助最终完成周侯的志愿；这也是德明的愿望，更是诸生的幸运。廖君曾经把自己的学问讲给我听，因此我不能推辞，便写下这篇论述。先生阐明道学的功绩，用来告诉韶州人，使他们由此知道应当努力的方向；又记下兴办祠堂的始末，使后来者有所考察。淳熙十年癸卯五月丁卯，新安朱熹记。

译《鄂州社稷坛记》淳熙十年春，朝奉郎、知鄂州事新安罗侯愿来信说：“我州各种祭祀的坛，原来在中军寨。去年秋天，通守清江刘君清之到任，前往拜谒。看见那里地方狭窄低洼，举行燎祭、瘗埋都没有地方，不符合藩国恭敬崇奉国家规定祭祀的意旨；又想到近年本郡多有水旱、疫病和死亡的灾变，猜想灾祸或许就在于此，于是向州府请求勘察土地，另行设置，依照法令办理。后来刘君代理州事，便把这件事交给录事参军周明仲巡视察看，在城东黄鹤山下找到一块废弃营地，东西十丈，南北长度是东西的两倍有余。依据政和《五礼》，划分为四座坛，并把工程交给兵马监押赵伯烜办理。工程建造不到一半，我恰好来代理职务，又让都监王椿负责督办，以加快完工。某月坛建成，东边为社坛，西边为稷坛，东风师、伯雨师、雷师在后面，稍稍退后。四座坛都是三层，各有矮墙，矮墙设四门。前面两坛的底部都是方二丈五尺，高一尺二寸；后面两坛的底部都是方一丈六尺五寸，高八寸。第二层各边都减去一尺，高度减去四分；第一层、第三层各边也按此减小，高度却不再减小。前面两道矮墙都是方四丈二尺，门宽六尺，墙间距离一丈五尺；后面三道矮墙都是方二丈八尺，门宽五尺，墙间距离四丈九尺，高度都为四尺。社坛有社主，高二尺五寸，方一尺，上端削尖，下端为上端的一倍半，是石制的。南面五丈处设三间门屋，北面二丈多处设五间斋舍，以重墙环绕，用坚固的砖砌成，并种植适宜于三代的树木。既已选择好日期并完成准备，便让属官修订祝文，向神灵禀告并安置神位。又同刘君商议，因为我曾经向您学习礼制，所以希望请您写记文，使后人不要毁坏它。”我考察认为：社，实际祭祀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五类土地之神，后土勾龙氏是配祀；稷，则专门祭祀能够生长五谷的原隰之神，后稷周弃氏是配祀。风师是箕星，雨师是毕星，这些都记载在《周礼》中，由大宗伯的官职掌管。只有社稷，从天子的都城到诸侯的国、卿大夫的家和乡里，都可以通行祭祀；风神、雨神则从唐代以来各郡才可以祭祀。至于雷神，又是唐代制度中与雨师同坛、共同使用牲品祭祀的神灵。本朝礼文大多沿袭唐代旧制，所以现在各郡国的祀典，除先圣先师之外，只有这五种神灵。大概认为它们是阴阳二气的良能、天地的功用，流行在覆载万物之间，养育万物，百姓的生存都依赖它们；它们的功德尤其盛大，所以对于坛墙、祭祀日期的规定、牲币器服的品级、升降进献祭奠的仪节，没有不经过参订讨论，写入礼制仪式，颁发给各郡国，收藏在礼官和主管官府之中，每年按规定举行。各部刺史又常常按时巡视，察看有没有不合礼法之处。拥有国家的君主，用这样的办法来昭明地侍奉神明，祈求神明降下祥瑞、赐予百姓福祉，勤劳到这种程度。可是如今做官的人，所知道的不过是文书簿册和防备期限之类；否则就是在祭祀中饮酒、陈列祭器、歌舞取乐，彼此放纵，却不知道返回到应当敬畏的根本。那些被尊崇修饰、作为神灵来祭祀的，除了老子、释氏的祠庙，便是妖妄淫昏的鬼神罢了。他们对于先王的制度、国家的典章以及治理人事、侍奉神灵的道理，何曾真正放在心上呢？唉！人心不正，风俗不厚，年成不好，百姓生活不能安定，难道不也是因为这个吗？如今罗侯和刘君竟能共同急切地办理这件事，如果不是他们有学习古制、爱护百姓的志向，并且卓然有超出流俗见闻的见识，谁能做到呢？我虽然没有文才，不足以把事实记载下来流传久远，但二位君子过分看重我曾经参与祭祀礼仪之事，不远千里嘱托我作文，我难道能推辞吗？于是写下此文，使人把它刻在丽牲之石上，后来有德君子可以读到。罗侯正同刘君一起大力劝勉百姓求学、努力务农；刘君又曾经向前任太守李侯棫请求，禁止境内供奉大洪山的淫祠。他们对于教导百姓、改善风俗，只要是力量能够做到的事情，没有不尽心尽力的。十一年春正月甲辰，具位新安朱熹记。

译《建宁府崇安县学田记》崇安县过去有学校，却没有学田。遇到贤明而有意于教化事业的长官，才能从其他经费中节省出余款，供应养士的费用；如果后来遇到变故而不能继续，诸生便没有可以仰赖的粮食，往往四散离去。因此殿堂倾塌，斋舍馆舍荒废，通常要过十几年才又能听到读书声；但一两年后往往又再次停止。淳熙七年，现任知县赵侯刚到任便有志于此。他修缮破败的学宫屋舍，使它们焕然一新；又谋划长久解决饮食供应的办法，却不知道从哪里筹措。一天，他查看境内佛寺的田产簿籍，发现已经断绝传承的有五处：中山、白云、凤林、圣历、暨历；其中没有耕种的田地，按亩计算共有若干，于是叹息说：“我知道该如何处置了。”于是把这些田地全部收归学校。每年收入租米二百二十斛，使在这里学习的士人能够安闲地度过一年，不再有缺粮断供的忧虑。后来学校的十多位士人一同来到我居住的山间，请我写文记载这件事，说：“否则恐怕后来的君子不知道它的起源，甚至可能把它废弃毁坏。”我想，三代盛世，从普通家庭直到天子、诸侯之国，无不设有学校。从天子的长子直到士人、庶民的子弟，也无不进入学校。这样看来，当时由学校官府供养的士人，应当是今天的几十倍。可是考察礼典，却没有说明费用从哪里出。难道当时做士人的人，各家已经领有田地，入学又有规定的时间，所以能够吃自己的粮食，不必依赖县官供给吗？到了汉元帝、汉成帝年间，才说孔子是平民，却能供养弟子三千人，于是把学官弟子的数额增加到不再受人数限制。后来终于因为经费不足，无法供给他们，而不得不停止。说三千人聚集在孔子家中吃饭，本来已经荒谬；然而供养士人的需要，竟到了用天下的力量奉养仍然不足的地步，这难道不是很困难吗？大概自周朝衰落以后，土地不再按井田制授予，人民没有固定产业，而做士人的尤其陷于贫困，反而不能与农、工、商并列。上面的人想把他们聚集起来教导，他们又怎么能整年带着干粮来我这里求学呢？因此费用虽然很大，有时也不得不从正常经费之外筹取，这是形势所迫。况且如今佛教的学说扰乱君臣之礼，断绝父子亲情，以淫邪、欺诬、鄙陋、诈伪诱导一世之人，把他们纳入禽兽的境地，本来就是先王法令必定诛除而不允许听任的东西。可是它却肆意蔓延在中国，房屋高大、屋脊相连，肥沃的田地彼此相接，使他们安定而且饱足，却没有人加以禁止。即使把这些人全部驱逐，夺取他们占据的田产，全部归于学校，使我们的学生学习忠孝，不必向外经营谋求，能够更加专心于学业，我还担心仍然不足以战胜他们的邪说。何况这些田产荒废坠落、杂草丛生，偶然归到这里，难道还要封护栽植，使它永久存在吗？赵侯把它们取来，可以说是一举而两得。因此特意记载事情的始末以及其中的意旨，用来给后来的君子看，也用来警戒学校诸生，使他们更加努力于我所说的忠和孝。主管这件事的人，还应当谨慎管理收支，不要只停留在簿书记载之外，更不能有丝毫侵吞私取，这样或许才不会辜负赵侯的教导。赵侯名某，才干很高，审理诉讼、管理财赋，都能完成考核任务，还有余力顾及此事。各位使者正把他的政绩上报朝廷。淳熙十一年春正月庚戌，具位朱熹记。《衢州江山县学景行堂记》江山县学过去有三贤堂，用来祭祀正介先生周君颖、获赠宣教郎的徐君揆，以及逸平先生徐君存。如今知县金华邵侯浩又增加祭祀故谏议大夫毛公注、获赠朝请郎毛公防；并且改换匾额，称为“景行之堂”，还写了事情的概况，来信告诉我说：“希望您写一篇记。”我考察他的概况，知道五位君子的学问、品行、气节，确实足以激励当世，使后人读到他们的著作而振作；又感叹邵侯教导本地人的措施周备，对待后人的眼光长远。正介先生的品行在乡里取得信任，在朝廷闻名；他立言垂训、褒善贬恶，也都足以作为后世的法则。虽然他的事业没有在当时显现出来，但他所树立的事业已经不只是一个乡里的善士了。谏议大夫毛公适逢时势、遇到明主，奋不顾身地排斥攻击大奸，夺取他们的政权。当时天下几乎可以希望达到大治。不幸的是，他的才用未能充分施展，便被废弃而死。有志之士直到今天还为此遗憾，但这不只是替毛公遗憾。至于叔缜，斥骂贼人而不屈，以此彰明做官守职的义理；宅卿捐躯【阙】营，以缓解君父的急难。他们的事迹尤其艰难，节操尤其伟大；逸平在程氏门人门下受业，把道理得之于心、成之于行，又能推广他的学说来教导别人。他们的仪范、法式和言论教诲流传到今天，尤其还没有远去。在区区百里之内，先贤的学问、品行、气节能够这样激励当世、振作后人，真可以说盛大了。过去人们为他们建祠，心意难道不美吗？然而只得到其中三人而遗漏另外两人，又限制祠堂所祭祀的人数，不让后人再产生努力仰慕、企求赶上的心愿，这一点有见识的人或许还会感到遗憾。邵侯在这件事上能够增加祭祀对象并修缮祠堂，还更换名称，以表达他勤勉不懈的心意；又撤除限制，让后人知道这里是在等待后来者。这不也是教导本地人周备、对待后人长远吗？唉，这也是值得记载的。不过我又私下有一番说法：士人先要有学问、有德行，之后他的言语行为才有可观之处；有了可观的行为和言语，之后他的节义才可贵。这是士君子立身行道由始至终的一般次序，是不能改变的。然而人的禀赋各不相同，所遭遇的事情也各不一样，所以有的人内在所得无法在事功上验证，有的人最终成就了德行，却无法考察他最初的根基。这就是评论人物、以古人为友的人常常遗憾完整德行难得，想要选择所应从学的人，却又不免产生多种疑惑的原因。既然如此，登临这座堂而有志于学习五位君子事迹的人，难道可以不知道努力的先后次序，不按次序逐步求取吗？” 邵侯读《大学》，对其中“絜矩”一句有所感悟。他平日谈论天下之事，遇到不平的事情，没有不慨然发愤、拍着手掌长叹的。这样看来，他对于五位君子，当然不只是草率地知道他们，也大概已经懂得追求他们所应遵循的次序了。他做这件事，难道只是偶然吗？因此我记下事情的始末，并一同记下这番意思，用来给求学者看。淳熙十二年秋八月乙丑，新安朱熹记。

译《婺州金华县社仓记》淳熙二年，东莱吕伯恭父从婺州来访，我在屏山下观看社仓收发粮食的办法，感叹说：“这就是《周官》所说的委积之法、隋唐的义廪制度。不过，您的粮食取自官府，而贤明的官员又不是容易遇到的。我将来回去后，要把这件事托付给乡里的士人朋友，让大家共同组织经营，使乡里有赈济救恤的储粮，而公家不花费一合一勺的钱，不是更好吗？”然而伯恭父回去后便入朝任职，因病回家，不到三年就去世了，于是终究没有实现。伯恭父去世那一年，浙东果然发生大饥荒，我因而得以充任属员，推选任用官员来奉行救荒政务；巡视到婺州时，婺州百姓狼狈流离、转死沟壑的情形已经到处都是。我因此私下叹息，认为当初假使伯恭父的志愿能够实行，必定不会有今天的灾祸。后来尚书把我上奏的社仓事务下达到各道，允许招募百姓，有愿意办理的就听任其办理；百姓大多仰慕并愿意跟从，但不久我也罢职回家，最终没有做成什么。这时伯恭父的门人潘君叔度，感念这件事而深深有意于此；又想到他家从先大夫在世时就已经致力于赈济救恤，乐于施舍，每年捐出金帛多得无法计算，只是没有来得及听闻这件事。于是他慨然把此事告诉父亲，拿出家中粮食五百斛来兴办社仓，在金华县婺女乡安期里四十一都，按时收粮、放粮，规划安排十分周密，一都的百姓都依赖它。而且它的积储还会更加丰厚，施行范围也会更加广大，有关事业大概还没有结束。一天，潘君写信来说：“这是我父亲和老师的志愿，是母亲和兄长的恩惠，也是您所倡议建立的。虽然我有幸能够把它办成，但世俗之人不能不对此产生疑问。您难道不能替我说几句话来解释吗？”我想，世间有生命的种类，没有不是同一整体的；只是君子能够没有自我的私心，不让它损害他人，所以他爱人利物的心是没有穷尽的。只是身处困穷而位居下位时，禹、稷所做的事情中，有些并不是自己身份所能做的。然而如果一个家庭有余力，就把它推及邻里乡党，这本来就是我们圣人所赞许的，也没有违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戒律。何况叔度做这件事，只是因为祖坟和住宅所在之处，近而施及十保之内，以承继先人的志愿，使亲人欢喜，顺从老师的指示。况且在这之前，天子已经曾经向四方发布过这样的命令，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至于世俗之所以对这件事感到不满，不过是拿王安石的青苗法来说罢了。依我考察前代贤人的论说，再用今天的事情来验证，青苗法的立法本意本来不能说不好；只是它发放时用的是钱而不是粮食，管理时以县为单位而不是以乡为单位；任用官吏而不任用乡里的士人来推行这件事；君子推行它，是因为痛恨聚敛急迫的做法，而不是出于悲悯忠厚、为民谋利的心。因此，王氏能够在一个县实行，却不能在天下实行。程颐先生曾极力论说此事，最终也不免后悔。这样说得太过分而有所激愤，是因为我既不能推辞叔度的请求，所以详细记述它的始末，又附带写下这番意思。婺州人中大概有许多是叔度的同门，他们一定有人能够看到叔度所做的善事，而不再疑惑于青苗之说；这样或许就能扩大君师的恩泽，使方圆千里的土地上永远没有被遗弃、饥瘦的百姓了。这岂不是更加美好吗！叔度名叫景宪，与伯恭父同年考中进士，年纪又比他大，却低头受学，毫无为难的神色。老师去世后，他不懈地守持老师的学说，更加广泛地防求书籍，无不阅读，大概是深切有志于当世之务。然而他资性峭直，自料不能随世俯仰，所以从中年起不再求取仕进，唯独对这件事拳拳在心。淳熙十二年乙巳冬十月庚戌朔日。

译《建宁府建阳县长滩社仓记》建阳南部有个里叫招贤，三面与顺昌、瓯宁交界，地势狭窄，多有险阻，民俗尤其强悍。往年兵乱之后，恶草般的奸民还没有完全清除，稍微遇到饥荒，就又互相纠合，成群起来肆意作乱，通常不到几年便爆发一次；虽然很快就被平定，一个活口也不留，但愿意守法的百姓和善良的家族，在短时间内已经承受不住惊扰了。绍兴某年，正逢大灾荒，奸民到处聚集饮酒赌博，呼啸喧闹，好像将要重演往日的事情，里中人十分恐惧。里中的名士魏元履向常平使者袁侯复一说明情况，得到若干斛米来借贷，于是人心大为安定，奸民的阴谋自然破灭。到了秋天将要收回借粮时，元履又替百姓请求，得到许可在长滩马厩旁修筑仓库，方便交纳粮食，同时为日后的灾荒作准备，免得屡次烦劳有关官府。从此每逢年成稍差，就把情况报告上去并开仓赈贷；这样过了几年，三里百姓才得以饱食安居，免遭惊扰和被消灭的祸患，公家、私人以及远近之人无不暗中受到他的恩惠。元履年少时便喜爱学习，有远大的志向，他还只是平民时，所施及他人的恩惠就已经如此。受到他恩惠的人，虽然知道事情的结果，却未必知道其中的缘由。后来元履去世，主管这件事的官吏不能像元履那样勤劳恭谨，于是粮食腐烂在仓中，百姓却在家里挨饿；有时要开仓发粮，上下官吏索取贿赂、制造费用，已经多得无法计算。官吏往来又不按时，出入粮食时，暗中欺骗、明着侵夺，各种弊端无所不有。大体上百姓得到的粮食，一半是秕糠，却要按精米的标准偿还；计算等待、窥伺、防止遗失等费用，往往超过所借粮食的一倍。因此借粮的人苦不堪言，善良百姓对于荒年仍然战战兢兢，和以前一样。淳熙十一年，使者宋侯若水听说了这件事，又知道本县宣教郎周明仲贤能，便把元履的事写信转告给他，并下达本台所奉的某年某月某日制书，使他能够奉行办理。大致是夏天借粮、冬天收回，并且收取十分之二的利息。实行三年，三里之间的人心又恢复到元履在世时那样安定，所收取的十分之二逐年扩大。周君已经增修了仓屋，又准备逐渐振兴其余事务，逐步推及邻近地区；这样看来，他的恩惠所及将日益增加、不断扩展，实在不知会达到什么程度。周君认为我曾经对这件事出过力，前来请我写文作为记。我早年与元履同出一个师门，交游友好十分深厚；既追念他的遗迹，又赞赏周君能够继承他的事业并最终有所成就，于是不推辞，写下这篇文章。由此又想到，从前元履已经办理过这项事业，我也曾在崇安办理过类似的事；其大致规模仿效元履，只有每年借贷、收取利息的办法略有不同。元履常责怪我不应当效法荆舒，利用聚敛所得的余粮；而我也常常担心元履的粮食长期储存会很快腐烂，使恩惠既狭小又不能长久。我们讲论之余，悠闲地饮酒，时常互相讥讽，却始终不能说服对方。旁听的人拍掌大笑，也不能判断究竟谁是谁非。到了现在，宋侯、周君终于采用了我所请求的办法，事情因此成全了元履的志愿，效果竟然如此。于是评论者便认为我的话正确，却不知道元履的话虽然疏阔，他那忠厚恳切、悲悯深长的心意，显然有三代王政遗留下来的风气，哪里是我一时苟且求便的说法所能比得上的呢？当时的争论，大概只是我拿来开玩笑的；后来请求实行这件事时，之所以一定说利息应限定年数以免长久，仍是因为不愿意妨害我朋友留下的教诲。因此一并写下来给后人看，使他们能够体会元履当日的心意，那么对于宋侯、周君今天实行的办法，也就能够有所守持而不致败坏了。元履名叫掞之，曾以平民身份被召见，天子喜欢他的答对，当天便授任太学录。不久因为屡次论说政事，不能长久留在朝廷；后来天子想起要再召用他时，元履已经去世了。皇上为此惆怅了很久，下诏有关部门特赠他为直秘阁。淳熙十三年七月辛卯日，新安朱熹记。《建宁府建阳县大阐社仓记》招贤里大阐罗汉院的社仓，是新任候官大夫周君某所建，也是长滩社仓的另一处储粮仓。起初，秘阁魏君在长滩修建仓库，并不是特意选择那里作为仓址，而是因为运粮船把粮食卸放在那里，所以就在那里储藏罢了。因此仓库位于全里的东北方，距离西南边界很远，有的相距若干里。借粮的人大多觉得不方便，但当时通常几年才往来一次，所以还不至于认为太苦。淳熙甲辰年，周君开始奉常平使者宋公的檄文，主管发放、收取粮食的事务，并按照每年借粮收息的命令办理。他重新订立重要的规章，搜查清除弊端，并按时发放粮食，百姓已经因受到恩赐而喜悦。周君于是进一步询问如何因革的合宜办法，有人把道路远近不均的情况告诉他，并说：‘从今以后，一年往来两次，那么劳逸相差悬殊，就不是过去可比的了。’周君便把此事报告宋公，另建这座仓库，使它处在远近适中的地方，并且让西南边界领取粮食的人就近交纳。第二年，便按照远近划分区域，使各自聚集到规定地点等待命令。百姓既然每年都能吃饱，又没有唯独远方地区过分劳苦的忧患，于是都感念周君，纷纷前来请求写文记载这件事的完成。从前我读《周礼》中旅师、遗人的官职，看到它规定发放、收取的疏密次数和积储物资的远近地点，制定相关数目的办法十分详尽严密，未尝不感叹古代圣人既竭尽心思，又以不忍百姓受苦的政事继承实行，他们的境界竟高明到如此地步。如今从这座仓库的事业来看，古代那些详尽严密的制度，又怎知不是经过很长时间、得到许多贤能之人之后，才达到这种程度的呢？因此替它记述始末，以便后世君子或许能够在这里有所考察。周君字居晦，喜欢读书，有志于当世的事务，处理政务也精明敏捷，远胜常人，并不只是建造这座仓库一件事值得记载。仓库共两间，高若干尺，宽若干尺，深若干尺。开始建造于某年某月某日，经过某月某日完工，用工若干，花钱若干，协助此事的是本里某人。淳熙十三年丙午七月甲午日，新安朱熹记。

译《邵武军学丞相陇西李公祠记》建炎年间的丞相陇西李公，是邵武人。年轻时就有远大志向，刚做小官，便忧心忡忡地把天下大事当作自己的责任。宣和初年，一天大水突然到来，几乎淹到都城，没人能够查明水从哪里来，众人相互震惊恐惧，却没有人敢把这件事说出来。李公当时恰好任左史，认为这是夷狄兵戎将要发生的征兆，不可不加以戒备，立即上疏说明，于是被贬斥离开。过了几年才被召回，这时敌军骑兵已经进入边塞，长驱直逼宫阙。李公又慨然上书谋划内禅的策略，忠诚的心意感动了上下，奏言尚未发出，大计却已经决定。敌军围城逼迫已甚，群小人正谋划挟持皇帝、冒险求取幸免之计，李公又独自叩击殿阶，极力陈说君臣大义，使朝廷得以重新坚守城池，击退敌军。然而从这以后，割让土地、议和的主张便兴起，李公又第二次被贬，大事也就失去了机会。光尧太上皇帝受命中兴，广泛询问有声望的人，首先召李公担任宰相。李公也痛切想到国家遭逢非常变故，日夜谋划，关于整顿政事、排除祸乱的措施，始末都十分完备。他正准备诛除僭越叛逆者以端正人心，同时任命张所安抚河北，傅亮收复河东，宗泽守卫京城，于是将进一步占据有利地形，严明法纪，显示必定守住中原、必定迎回两宫的形势。然而小人中有加害李公的，于是他三次被贬而离开，再也没有回来。淳熙丙午年，距李公离开宰相职位正好六十年，永嘉徐元德君任命为本州教授，说李公的忠义和谋略，国内有志之士没有不传诵的。只是他的乡人子弟竟没有人能够述说其万分之一并因此振作起来，于是就在讲堂东面开辟地方，塑造李公的像，建立祠堂。四月的吉日，全郡官吏率领诸生进祠拜祭，跪下献奠、安置侑祭，一切依照礼法办完后，写信来请我记述此事。我想，天下的义，没有比君臣之义更大的；它之所以缠绵固结、不可解脱，都是产生于人心的根本，并不是要凭借外在条件。然而世道衰败、风俗浇薄，学校废弛而无人讲习，那么即使人心本来固有的这种情感，也将相继沉沦陷溺，变成只求保全自身、保全妻子的打算，以此欺骗自己的君主，这样的人在当世往往接连出现。若有人能够在其中奋然挺立，如李公这样，知道有君父而不知道有自己，知道天下有安危而不知道自身有祸福，即使因谗言离间而被放逐斥退，多次濒临死境，他爱君忧国的志向始终无法被夺去，这也可以称为一代伟人了。徐君建立李公祠，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意；若是没有把李公的志向和所讲的学问寄托在这里，又有谁能做到呢？所以我很高兴听到这件事，乐意阐明其中的道理，告诉郡中的求学者。虽然我已经衰病，却不自知因感慨激愤而重新产生了往日的壮志。十二月癸巳日，宣教郎、直徽猷阁、主管华州云台观朱熹记。《衡州石鼓书院记》衡州石鼓山据守着烝水、湘水汇合的要地，江流环绕如带，是全州最美的地方。过去这里有书院，创建于唐元和年间，是州人李宽所建。到了本朝初年，曾经获得皇帝赐给的敕额。后来又逐渐向东迁移，改作州学，于是书院的遗迹从此废弃，再也没有修复。淳熙十二年，部使者东阳潘侯畤德鄜开始依照旧址，排列修建几间房屋，题写原来的匾额，准备让四方有志于学习而不屑于从事科举考试的人居住其中；还没有完工便离去了。如今的使者、成都宋侯若水子渊，又依托旧址加以扩建，另建重屋，供奉先圣先师的塑像，并且摹刻国子监和本道各州印行的若干种书籍、若干卷，让郡县选择派遣有学业成就的士人来充实其中。统帅林侯栗、诸使者苏侯诩、管侯鉴、衡州太守薛侯伯宣，都捐出钱财，划拨公田来帮助这项工程，经过一年多才落成。于是宋侯写信来说：‘希望您记载这件事的实情，告知后人，并且能够使求学者得到教益，这就是我的愿望。’我想，前代学校教育废弛，士人苦于没有求学的地方，往往共同选择名胜之地，建立精舍，作为众人居住讲习的场所，而执政者有时还会前往褒扬表彰。像这座山、岳麓、白鹿洞之类就是如此。到了本朝庆历、熙宁盛时，学校的官署遍布天下，过去处士居住的庐舍便没有用途了，因此旧迹荒芜废弃也是形势所必然。若不是有喜爱古制、图谋保存旧迹的贤人，谁能谨慎地把它们保存下来呢？况且如今郡县的学校设置博士和弟子员，却从未考察他们平素的德行和学问，所传授的又都是世俗之书和求取功名的学业，使人只见利益而不见义理；士人中有志于修养自身的，大概都以谈论这些为羞，所以常常想另外寻找幽静清旷的地方，共同讲习自己的见闻，却又无法得到。两位大人之所以在此事上慨然发愤，不敢畏惧烦劳，大概不只是因为不忍心看着旧迹荒芜废弃而已。因此特意记述此事的始末，告诉后来的人，使他们知道两位大人的志向为何如此，不要让今天学校科举的意思扰乱它。又借此规劝在位者，使他们知道今天学校科举教育造成的危害将有不可胜数之处，不能把这种状况看作理所当然而不加挽救。至于诸生所应学习的内容，如果不是像今天人们所说的那样，那么从前我的朋友张敬夫记述岳麓书院时，已经说得很详尽了。只是对于下学的工夫还没有穷究，所以诵读这些话的人，不知道应当从哪里着手，也无法践行其中的实际内容；可是现在又何必到别处去寻求呢？只须说：在心念尚未萌发以前涵养其完整本性，在心念将要萌发的时候察知它的端倪；善念就扩充它，恶念就克制并除去它，如此而已。又何必等待我的话呢？淳熙十四年丁未夏四月朔日，新安朱熹记。

译《漳州州学东溪先生高公祠记》孟子说：‘圣人，是百代人的老师。伯夷、柳下惠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听到伯夷风范的人，顽劣的人会变得廉洁，懦弱的人会立定志向；听到柳下惠风范的人，鄙陋的人会变得宽厚，刻薄的人会变得敦厚。即使相隔百代之上，百代之下，听到他们风范的人没有不振作起来的。孟子对于这两个人，论述已经很详细了。他虽然有时认为伯夷是圣人中的清者，有时认为柳下惠是圣人中的和者，却又曾责备伯夷狭隘、不够恭敬，并且因为他们的道不同于孔子而不愿意学习他们。等到有一天他慨然发出这番评论时，竟把他们归为百代人的老师，而反倒没有把孔子算在内，这是为什么呢？孔子的道广大、德性中正而不露痕迹，所以学习他的人终身钻研仰望仍感不足；伯夷、柳下惠的志向高远、行为卓异而且形迹显著，所以仰慕他们的人一天受到感动便已经觉得有余了。既然这样，两人的功劳确实不小，而孟子的心意，也就可以知道了。’临漳有位东溪先生高公，名登，字彦先。靖康年间游学太学，与陈少阳公伏在宫阙前上疏，请求诛杀六贼、留下种师道和李纲。掌权者想用兵威逼迫他，他也不为之动摇。绍兴初年被召到政事堂，又因与宰相秦桧意见不合，离开朝廷任静江府古县令，施行政绩卓异。帅守为了迎合秦桧的意旨，搜罗他的过失交给属吏办理；副帅也因谗言死在狱中，高公才得以释放。后来奉檄令主持进士考试，潮州让诸生论说‘听不到直言的可怕’，又策问闽浙水灾发生的原因，他便投还檄令而归。秦桧听说后大怒，剥夺他的官职，迁往容州。高公学问广博，品行高尚，议论慷慨，口头讲说、用手指画，整天滔滔不绝，所说无非忠臣孝子之言、舍生取义之意；听到的人都肃然震动，精神振作。他在古县任职时，求学者已经争相归附；到这时，他的门徒又更加兴盛。后来疾病缠身，他亲自撰写墓志铭，召来交游者和诸生诀别，端正坐着，拱手而逝。唉，这也可以称为一代豪杰了。虽然他所学习、所践行的还没有完全符合孔子之道，但他的志向和行为卓然不群，也足以成为贤者中的清者，使百代之后听到他的风范的人，具有使贪顽者廉洁、使懦弱者立志的操守；那么他对于世间教化的功劳，哪里能和那些隐忍周旋、曲意逢迎以成全私利，却自托于孔子中正之道的人同日而语呢？高公去世后二十多年，延平田澹君任郡博士，才开始搜求他的遗文，刻在方版上，又塑造高公的像来奉祀，以此激励求学者。其间因郡人王遇君前来请求文章，想用来作记，我因病未能及时写成，田君便离任了。如今太守永嘉林侯元仲到任，又与王君一再写信催促，毫不停止。我想，高公孤高的节操既然如此，而诸位贤人推崇、树立他的志业又是这样，那么我的文章虽然浅陋，实在不应长久拿疾病作为推辞。于是勉强起身写下此文，但文辞仍未能充分表达心意。林侯请把它刻下，嵌置在祠堂墙壁上。漳州的学生以及四方来往、到这里办事的人，读到它后果真能够有所感慨而振作起来吗？淳熙丁未秋九月甲寅日，新安朱熹记。《晦庵集》卷七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晦庵集》卷八十　宋朱子撰记 《徽州休宁县新安道院记》休宁县大夫信安祝侯汝玉写信来说：‘休宁县虽然有难以治理的名声，但我治理它已经两年了。起初不能不顾虑人们的议论，中途开始意识到情况并不是那样，如今终于有事实可以证明它果然不是那样。这里的疆域实际上位于鄣山东麓，浙江水从这里流出。山势峻峭，水流清激，所以凡是承受这里的气质、食用这里土地所产之物而生存的人，他们的性情习俗不能不偏于刚强而喜欢争斗。然而君子却致力于把这种刚强变成高尚的操守、奇特的节义，尤其以做不义之事为羞耻，所以这里的风俗难以用武力制服，却容易用道理胜过。假如我的所作所为出自公论所认为正确的事情，那么即使有时违背他们的私意，他们最终也不敢认为是不对的。因此我刚到任时，大概不能没有不悦之处，如今却已经欢然相处，没有人和我相异。我曾经被繁杂事务压得应接不暇，如今却廓然无事可做。我准备重新修葺官署东面的厅堂，采集宾客佐吏唱和的诗篇，把它题名为‘新安道院’。如果您能替我写下记文，那么后来的君子就会更加懂得应当怎样治理，也就不会有我初来时的忧虑了。’我想，汝玉能做到这样，可以看出他的政事已经成功，百姓已经服从，官署也无事可扰了。然而‘道’之所以得名，正是因为它是人们共同行走的道路，并不是说无事可做。汝玉初到任时，坐在正堂之上，左边是文书，右边是法律，日夜劳心费力而不能休息；偶尔稍有空闲，又免不了冒着寒风、顶着烈日，出入田间道路之中，不敢懈怠。凡是劝导百姓行善、惩罚他们作恶，兴办百姓有利的事、除去有害的事，如果没有道来推行，又怎么能达到今天的无事呢？现在给它取这个名字，似乎专门取今日无事之意，反过来把前日辛劳办事说成不是道，这岂不是出自老子、佛教所谓清静无为的说法，而汝玉没有想到这一点吗？或者也可以这样考虑：天下的事情虽然有动静、劳逸的不同，但所谓道，却没有彼此、精粗的差别。汝玉的学问本来就足以知道这一点。他之所以为政事成功后的无事而喜悦，却不避讳借用异学的浮泛名号，难道不是想在早晚之间从容地处在这里，深思自己前日的施政，并且进一步求取尚未达到的境界，最终穷究那没有彼此、精粗差别的道，而把它充分发扬在功名事业之中吗？所以我与汝玉是同乡旧交。我乐于赞许他的心意，写下事情的始末给后来者看，使他们对本地的风俗和贤能宰官的志向还有所考察。淳熙戊申八月甲申日，朱熹记。

译《玉山刘氏义学记》当初我任南康太守时，邻近的德安有一位县令。他治理政事完全依据儒术，非常以仁爱得到百姓拥护。年成饥荒时，他替百姓请求免除租税，但州府不同意；看到百姓惊恐不安、互相逃避，有人已经要逃走，他便立即派人追赶阻止，说：‘我如果不能替你们竭力向州府请求，务必免除十分之七的租税，就让我宁可丢下官印离去，也终究不忍心让你们成为异乡的鬼。’百姓听到县令下达这番话，为之感动流泪，又相互扶持着回来。众人于是把实情全部报告州府，直到部刺史最终答应按照约定办理才停止。我听说后私下认为他很善良，询问他的县邑和姓名，回答说：‘他是玉山刘侯。’南康属县中有越过德安、直接隶属州府的县，每次派遣属官巡行时，总要告诫他们拜见刘侯，观察他所施行的救荒政事，把它作为榜样。于是刘侯的恩惠不只施行于本县境内，又波及南康境内，终于使新近归附的百姓都能得到粮食，没有流亡饿死的。等我将任期届满，才得以到刘侯的馆舍拜见，接受他的恩惠；看他的相貌，听他的言语，确实相信他是君子。后来过了几年，我因事经过玉山，刘侯正等待补缺而居家，又得以像平日一样欢喜相见。一天，他感慨地对我说：‘我家本来单薄贫穷，而我入仕又很晚，只是没有办法用仁德惠及我的三族。我曾经抽出田地，建起房屋，聘请知名人士来教育族中的子弟，乡里愿意学习的人也允许前来。兄弟之间有乐意拿出自己的财产来帮助的，但我仍然担心这件事有时不能继续，于是又拿出任新安官时剩下的俸禄来办理，经营生息、积蓄财物以补助费用。凡是修整祖坟、周济族人姻亲所需的物资，也一并从中筹办。此事已经向本州说明，州长吴侯乐于听闻，特意发布教令、刻立符信，告诫我的子孙不要违背我的志愿。您一向了解我，请替我写下这篇记，告诉在这里教学和学习的人，使他们知道应当有所勉励。’我听了感叹说：‘如今士大夫中有的徒步起家而做到三公，但一旦得志，便建高台、挖深池、撞钟、蓄养歌舞女子，用来使自己享乐，只怕一天的时间还不够。即使仓廪有多余的粮食，府库有多余的钱财，只要能够不成为州里百姓的灾害就满足了，本来没有余力去惠及别人。像刘侯这样，身份虽然受宠而官位还没有达到六品，家境虽然温饱而财产还没有达到千金，可是他用心谋划的事情竟然如此；这可以说是贤能远胜常人，也可以看出他从前在德安的政绩并不是没有根基，难道只是凭声音笑貌做出来的吗？’于是追溯事情的根本，记述下来。即使如此，古人所谓的学问，难道只是读书作文来求取俸禄利益、谋求温饱吗？只是说要明白义理来修养自身，使这种修养推展开来能够惠及天下国家罢了。聚居在这里的人，应当按照这个意思从六经和孔孟的言论中求取道理，深思并努力践行，希望能够不辜负刘侯的教诲。刘侯名允迪，字德华，如今官为朝奉郎、同议、同海制置使军事。淳熙十五年秋九月己未日，新安朱熹记。

译《漳州守臣题名记》漳州以下州的等级统辖军事。唐垂拱二年，左玉钤卫翊府左郎将陈元光上奏设置，以漳浦、怀恩二县为属县，州治设在漳浦。开元四年，迁州治到李澳川，在旧治南八十里。开元二十九年，废除怀恩县并入漳浦，又把泉州龙溪县划来隶属。天宝元年，改为漳浦郡。乾元二年，恢复为州。大历十二年，又把汀州龙岩县划来隶属。贞元元年，才再次迁州治到龙溪。唐末五代的战乱中，漳州常常成为泉州的支郡。伪刺史董思安甚至因为避自己的私讳，擅自改号为南州。我宋乾德四年，泉州陈洪进把二州的版图归入王府，才下诏恢复旧称。太平兴国三年五月一日，陈洪进入朝，请求朝廷于是派衔职为卫尉寺丞的刘援来主持州事。太平兴国五年，又把泉州长泰县划来隶属。大体上，漳州建置沿革的始末，可以考察的就是这样。历任守将中，陈公死后成为神，如今享受王爵封号和庙食，后来的人有时可见、有时不可考，直到刘侯之后才开始有了记载。原来城墙碑记，是嘉祐年间郑侯偕所建立的；到了淳熙年间毁于火灾而重新刻立，则是赵侯公绸所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元元年〕 绍熙元年，代理州守朱熹到任后查看这块碑，发现木板纹理往往龟裂，而且所书内容又过于繁多详尽，眼看将没有地方可以继续书写。于是购买延平石料，琢磨后放置在听事厅，另制定大字分格、删省文字的办法，用来抄写旧记，并空出左边的位置等待后来者。《德安府应城县上蔡谢先生祠记》应城县学中的上蔡谢公先生祠，是如今县令建安刘炳所建。先生名良佐，字显道，曾在河南程氏兄弟门下求学。起初他颇以学识广博自负，在讲解贯通之间旁征博引传记，甚至有时能整篇背诵。程夫子笑着说：‘您可以说是玩弄外物而丧失志向了。’先生听到后顿时茫然自失，脸发热、汗流下来，好像无地自容，于是把过去所学全部抛弃，重新学习程氏之学。然而他为人英明果断，强毅勤勉而不知疲倦，克制自己、恢复礼制，每天都有功课。程夫子曾称许他有切实求问、联系近事思考的功夫。他所著《论语说》和门人所记录的遗言，都流传于世。其中以生机论仁，以真实论诚，以常常清醒论敬，以求得正确论穷理，这些阐释义理的命题都精确恰当而直指本旨。把穷理、居敬作为进入道德境界的门径，对于程夫子教人的方法来说，也最能得到其纲领。建中靖国年间，他应诏答对不合皇帝心意，得到书局的官职，后来又辗转任职于州县，沉沦在低微繁杂的事务中度过一生，但他处之泰然，从未稍有挫折。期间曾任本县县令，南阳胡文定公以典学使者巡行各地经过这里，不敢以职事相询，反而通过人介绍，请求按照弟子礼节来拜见。胡公进门看见吏卒，便直立在庭中，像土木偶人一样，肃然起敬，于是前来请教学习。与谢先生同时入门的士人，也都称赞他的言论宏大奔放，善于启发别人。如今阅读他的书，还可以想见当时的情形。然而先生去世后，龟山杨时先生确实为他撰写了墓志；但经过丧乱，两家的文字都无法看到了。应城的兵乱尤其严重，地方荒芜成了废墟，他的条教和施政措施当然也不再有流传。刘君来访求先生遗迹，只得到题咏、留下刻文几十字而已，因而慨然长叹，认为先生的遗风功业没有在本邦建立起来，后来的君子不得不承担这个责任。于是他修缮学校后，便在讲堂东侧设置神位，建立祠堂。刘君从千里之外写信求文，想要记述此事。我年轻时便妄自立意求学，正是依靠先生的言论来启发兴趣，而他一生的行事又都高迈卓绝，使人振作起来。我如今衰病零落，却常常凛然害怕先生的事迹有一天湮没而无人传承。刘君的请求正好触及我的心事，因此不推辞，写下这篇记，给求学者看。绍熙辛亥年冬十月丙子朔旦，新安朱熹记。《壮节亭记》淳熙己亥年，我代理南康太守。刚到任时，访求先贤遗迹，在城西门外的荆棘荒草中找到已故尚书屯田外郎刘凝之公的墓。我想到刘公清白的名声、高尚的节操，在当时已经显著，后世也听闻；即使暂时承受他的遗风，也足以激励懦弱、约束贪婪。只是如今不幸，祭祀没有主持人，而他的坟墓寄托在本州又是这种情形，这也是治理百姓的长官的责任。于是我在墓前建了一座小亭，修立门墙，谨慎地锁闭门户，以限制砍柴放牧的人，每年仲春率领群吏、诸生来祭祀。郡中的诗人史骕请求采用欧阳公的话给亭子命名为‘壮节’，正好符合我的心意，于是托朋友黄铢大字书写，悬挂在亭上。从那以后，东西往来经过这里的人，没有不回头瞻看、肃然起敬的，我也自以为这座坟丘已经牢固安稳，可以长久而不毁坏了。绍熙三年辛亥年，我离开郡治刚满十年，如今太守章贡曾侯实按照地图寻找旧迹，发现门墙、亭子、匾额全都已经不存在了，不禁长叹。当日便重新修建门墙，在其中筑亭，并且使它更加高大厚实、宏阔坚固，以支撑长久存在；又琢磨巨石来加固坟墓，栽种名贵树木来扩大林木声息，寻得旧匾额重新安置在亭上，按时奉祀，一如旧日章法；又划出公田十亩交给附近的能仁僧舍，使他们专门负责守护，并用其作为增修费用。又因为我曾经开始筹办此事，写信来说：‘希望得到您一句话来记述此事，使后人知道我们两人拳拳尊奉贤人之意，并且不懈怠于尊贤尚德之心；这难道不是对世间教化有所补益吗？’ 我说：‘好啊！’曾侯名集，字致虚，学问有家传法度，所以他治理政事懂得先后次序，正是如此。绍熙三年夏五月癸未日，新安朱熹记。

译《冰玉堂记》南康使君曾侯致虚修缮屯田刘公的墓后，第二年又访得刘公故居的遗址，在郡治东面。有空闲时，他屏退车马，披荆斩棘前往察看。询问北边，隐约有高起之处，便是刘公赋诗所说的东台；回头看南边，低洼下陷之处，便是诗序所指的莲池。自从兵乱以来，这里荒芜废弃已久，只有这两处勉强保存，其他地方都湮没得无法辨认了。曾侯为此徘徊四顾，叹息说：‘凝之作为父亲，道原作为儿子，他们高尚的胸怀、刚劲的节操，正如欧阳修、司马光、苏轼、黄庭坚诸公所称道的那样，也可以说是一代豪杰了。想象他们平日居住在这里，林塘、馆舍、屋宇幽深，诗书图史丰富，既能自得其乐，同时那些当时来这里游历或任官的人，也可以叩门避席，考察他们的品德、请教他们的学业，那是多么盛大啊！可是如今距今百年之外，高台倾倒，池沼填平，遍地成为灌木荒草，却让砍柴的孩子、放牧的儿童都能在上面长啸歌唱、来回徘徊，又是多么可悲啊！’即便如此，这是我们的责任，不能不努力。于是拿出少府的盈余钱赎回此地，百姓在四周筑墙、开沟，使它与郡圃相连；堆叠石块加高台基，引水使池塘加深。于是又在台的西北面建造冰玉堂，在堂上绘制刘公父子的画像。又听说陈忠肃公曾经在这里居住，便再绘制他的画像来陪祀。此后，所谓是是堂、漫浪阁，也依次兴建，全部恢复旧日样貌。工程完成后，曾侯派人把图和书信送来，请我写记。我想到往日承乏任职于此邦，也曾有意兴复这些遗迹，却没有能够办成；如今展开图卷考察，仍能回忆起大概情形，当然很高兴曾侯办事敏捷而且能够成功。但我又有所感慨：近年以来，人心不正，修养自身的人把同流合污当作最高的德行，任事的人把方便私利、满足自己当作高明的权术。听到刘氏父子的风范而不唾骂他们的人，实在很少了。希望他们能像曾侯一样始终以表彰贤善、改变风俗为心，却不被世俗习气夺去志向，难道容易做到吗？于是我已经记述了这件事，恰好又有人把陈令举骑牛诗的画作寄给我，便一并送给曾侯，请他刻在堂上，用来补足当时故事的缺失。绍熙三年秋九月庚午朔旦，新安朱熹记。《黄州州学二程先生祠记》齐安位于江淮之间，是最为偏僻困顿的地方，但自本朝以来，许多有名的卿士贤大夫都屈尊居住过这里，如王翰林、韩忠献公、苏文忠公，州人至今乐于称道他们，对苏氏尤其说得详细。至于河南程氏两位先生，也是出生在这里，却没有人能够称述他们，这是为什么呢？大概王公的文章、韩公的功业，都在当时震耀一世，而他们的议论、气节又卓异奇伟，尤其足以震动世俗的耳目；如此看来，又都比不上苏公的盛大。程氏两位先生则事业沉晦，既不能在当年显扬，文辞又平淡，不足以向后世夸耀，只有他们道学的精妙不可诬蔑，而又不是懂得德性的人不能了解；这就是他们的遗迹显晦不同，也是情理和形势所当然。天圣年间，洛阳人太中大夫程珦初次任黄陂尉，任期届满后不能离开，便在这里安家。明道元年壬申生子程颢，字伯淳；第二年癸酉又生子程颐，字正叔。此后十多年间，在庆历丙戌、丁亥之间，程珦代理南安职务，才得以结识狱掾、舂陵人周敦颐，于是两兄弟便向他求学，慨然开始有了求道的志向。后来他们从遗留下来的经典中获得了孔孟以来失传的道统，于是以自己的学问倡导诸儒，这就是今天所称的明道先生、伊川先生。两位先生的学说，以《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为纲领，贯通六经，使人读书穷究事理，以诚实自己的意念，端正自己的心，修养自身，并由齐家推及治国、平天下。他们的道坦荡而明白，学说简约而通达，行为端正而切实；大概将要借此振救百代以来的沉迷，使人内入圣贤的境界。与一时的事业、辞章、议论、气节相比，究竟什么轻、什么重，所能施展的究竟有什么长处、什么短处，应当会有人能够辨别；然而世人不但不喜欢他们，严重的甚至把道学看作邪气，必定加以诋毁。在这种时候，如果不遭受伐木毁迹的祸害，就已经是幸运了，哪里还敢希望其他呢？如今太守李侯却能够追念根本始源，追述两位先生的遗风，在学校中建立二先生的祠祀，以此激励当地人、振兴他们；如果不是他信念坚定，不因世俗的趋舍而动摇内心，谁能做到这样呢？李侯名訦，字诚之。他为治理本州、爱护百姓勤劳尽职，本来有许多事值得记载，尤其从这次举措中足以看出他的志趣操守非同寻常，不是众人所能比，因此…… 于是因李侯请求写记，详细论述这些事情，告诉后来者，使他们有所考察。绍熙三年秋九月戊子日，后学新安朱熹记。

译《邵武军光泽县社仓记》光泽县的社仓，是县令毗陵人张防侯所创办的。光泽在邵武各县中最小而且偏僻，张侯刚到任时，就已经为市镇之间的百姓没有储粮而忧虑；每到春夏交替之际，粮价常常昂贵，百姓难以吃饱。他又为中下等人家生育孩子时无力抚养，甚至有人因此把孩子抛弃、杀死而忧虑；又为旅客经过本县时一旦患病便无处归依，有时竟死在道路上而忧虑。于是他正要把这些事情拿去同本地隐士李吕商议。恰逢安抚使赵公也把崇安、建阳设置社仓的办法下达到属县，于是张侯便同李君商议，大略仿照其意创设这座仓，并节省经营费用，从其他用途的余款中筹出钱来，买入一千二百斛米充入仓中。夏天便减价出售，以平抑市场粮价；冬天则加价收购，以备来年之用。又买民田若干亩，登记没收的僧田、民田若干亩，每年收米共三百斛，一并收入仓中，用来帮助百姓抚养孩子。按照安抚使和司法官的办法，又在仓旁增建四间房屋，供道路上患病的人居住，使他们都有地方栖身、获得饮食，不再遭受露宿和驱逐的苦难。总之，这座仓的创立规模、提举纲领，都是张侯的功劳；至于条文规划精确明白、综合办理细密周详，则是李君的力量。县里的人已经受到它的好处，便歌舞称颂；部使者也听说此事，予以勉励奖赏。于是张侯为自己的志愿得以实现而高兴，又想着应当把这件事告诉后来的人，使它不要毁坏，便写信来请我作记。我读古人的书，考察古人的政事，看到他们施恩于鳏夫、寡妇、孤儿、老人以及困苦贫穷、无所申诉的人，确实极其详尽。距离古代已经很远，法令徒然设置却没有人去实行，那么做官的除了征收赋税、肆意搜刮之外，也不过是饱食嬉游罢了，哪里有闲暇过问这些事呢？像张侯这样的人，自从他的先君子在安定先生门下求学以来，就已经为古道不能实行而悲悼，抱着古代遗留下来的经典痛哭了。等到他的孙子又继承平素的事业，施行政教，他的志向思虑能够达到这里，并且能够诚心委托、寻求帮助，终于把事情办成，也是理所当然的。我同李君大概有旧日讲学的交情，我常私下感叹他具有处理经典、综合事务的才干，却年老而没有得到施展的机会。如今竟因张侯这件举动，得以粗略看见他才干的一点端倪，这不也是令人感慨吗？所以我既记下张侯的事情，又附带写上我对李君的感慨，后来的人还可以考察这件事。绍熙四年春二月丁巳，新安朱熹记。《鄂州州学稽古阁记》人有了这个身体，就必然有这样的心；有了这样的心，就必然有这样的理。比如仁义礼智是心的本体，恻隐、羞恶、恭敬、是非是它的作用，这些都是人人具有的，并不是由外物强加给我的。然而圣人之所以教导人，不让学习者只是收敛视线、反听内省，把一味反求于内心作为事情，却一定说“兴起于《诗》，立身于礼，成就于乐”，又说“广泛学习，详细询问，谨慎思考，明确辨析，努力实行”，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理虽然存在于我心中，却有时会被气禀和物欲的私心遮蔽，因而不能自行显现。学习虽然从外在事物入手，但都是为了讲明这个理的实质。等到融会贯通而有所自得时，又根本没有内外、精粗的区别了。世道变化、风俗衰败，读书人不知道学习，有些人拿着书本读书，不过是夸耀博闻、争竞浮华，把它当作求取利禄的计策；另一些有意于修养自己的人，又只认为可以从内心求足，而不必向外探求。因此便陷入佛、老空虚的邪见，对于义理的正道、法度的详备反而不能察知。幸而有的人知道理在我心中，也知道学习不可不讲求，却又不知道循序渐进、详尽探究，虚心专一，从容涵养，以守护内在本然之性，于是急促浅薄、局促迫切，最终仍不能融会贯通。唉！难道学习果真不可为，书果真不可读，古代圣贤用来传世立教的道理果真对后人毫无益处吗？道理不能彰明，真是可叹啊！鄂州州学教授许中应君，已经翻新州学的大门，又在门上建阁，匣藏绍兴石经和两朝皇帝的亲笔御书，作为珍贵的镇阁之物；又取来刻本的九经、诸史和百家之书，排列放置在旁边，不足的便派人带着财物向京师学官求取，使学生能够讨论、诵读、讲说，得到充分浸润而有所启发。这项工程开始于绍熙辛亥年冬，完成于第二年夏天，费用大约三百万钱，其中取自廪生余钱的约占三分之一，其余则由太守、焕章阁待制陈居仁公和转运判官薛叔似侯实际资助；总领卿詹体仁侯、戎帅张诏侯也拿出钱来相助。工程完成后，许君通过我的朋友蔡元定君来请我作记，说：“希望能有一篇记文。”我一向听说许君的学问，大概有志于修养自己，而我猜想他学习的目的，也只是求得内心充足罢了。如今从这件事情来看，却可见他用来教导人的方法非常平实而切实，于是知道他用来修养自己的方法，并不是把泯灭心思、废绝见闻当作最高的归宿。因此我为他记述事情的始末，同时推究近世读书求学的弊病，请一并刻在石上，用来告诫登上此阁、阅读这些书的人，使他们暂且不要沉溺于俗学的下流，也不要迷失在异端的捷径之中，那么对于存在于我心中的理，大概就能够深入探求而自行获得了。道理不能彰明，哪里值得忧患呢？绍熙四年癸丑九月甲子朔旦，新安朱熹记。

译《信州贵溪县上清桥记》贵溪的水，源头有东面流出铅山分水的水和北面流出玉山镇头的水，汇合成为大溪。大溪从弋阳向西流，经县城南面，稍向西便转向北流。大溪南面有一条小港，发源于县境东南，向西北流到县城西南，才注入大溪。居民和行旅往来，过去因此要靠船只分两处渡河。从县城西南横渡大溪的地方叫中溪；在大溪向西流后转向北流的地方叫凿石。小港水位下降时，宽不过一百多尺，撩起衣裳就可以涉水而过；连日大雨、洪水突然到来时，它的深度和宽度往往都增加一倍，也成为一处渡口。中溪的船每逢这种时候经过小港，常被横向的波浪冲击，人力无法施展；凿石处水流冲击西岸，水势激荡翻腾，更加危险。所以这两处渡口每年大约总有一两次翻船溺亡，乡人以此为苦，想建浮桥来渡河，已经很久了。但工程费用巨大、范围又广，没有人敢于倡议。如今县令建安人李正通君到任，便暗中筹划，默默谋画。过了很久，才取得县中余财八十万，准备交给工匠办理。县中大姓听说后，有人献出一千五百尺长的铁制连环大绳，有人捐出十多里地的林木竹材。州府又拿出一百斛米来资助。于是李君察看大溪两处渡口之间的地方，选择水面平缓、不湍急之处，认为只有这里可以长久建桥。便于绍熙三年六月开工，百姓欢欣踊跃地前来参加。不到一百天便宣告完工。两岸凿石修成台阶道路，高处五百尺，低处也有高处的五分之四。桥长九百尺，相当于七十艘船连接起来的长度，并且随着水位的高低，按时增减桥的设施。又用十只船系连起来架在小港上，制作两艘大船以渡过大水。这样一来，东西往来的人春夏免除了漂流淹没的忧虑，秋冬也不再有涉水艰难的叹息。工程功效很大，费用却很节省。大概它的规划筹划全出于李君之手，主管官吏和工匠师傅只是拱手接受成案，不能预先参与。后来又把五十万钱留给明觉寺的僧人，让他们自行放贷取息，每年把盈利的五分之一缴出，用来供给增修的费用。第二年李君将要离任，便写信来说明乡人的意愿，请我作文记述此事。我想李君修桥的功劳，百里之内的百姓和四方往来的人，本来已经在歌颂它了，理当不必等待记文才显扬。而且他的才干确实精明通达，任何事情都能处理得当，又不只是这座桥值得书写。因此姑且记下事情的始末，告诉后来的君子，使他们知道工程如此来之不易，彼此谨慎看护并按时修缮它；这就是李君和乡人的愿望。绍熙四年九月戊寅既望，新安朱熹记。绍熙四年九月戊寅既望，新安朱熹记。《邵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邵阳太守东阳人潘焘侯写信来说：“郡学过去有濂溪先生周公的祠堂。治平四年，先生以零陵通守的身份来代理郡事，迁移州学，并嘱托他的朋友孔延之公作记刻石。后来迁移不定，乾道八年才迁回原处，并开始在那里奉祀先生。后来又因为故府张九成公的学问出自先生，所以也为他建祠，以陪祀濂溪先生。到现在已经很多年了。我刚到任时，首先考察祀典，私下独自想到：先生的学问，确实承接了孔子、孟子失传的源流，把它传授给河南二程先生，使道理大为彰明。然而从二程再传以后，有的只得到它的仿佛，有的竟然失去它的本真，不能像先前那样纯正了。于是我另外在堂东开辟一间屋子，专门祭祀先生，以表达我区区尊崇道统的心意。今年仲春在先圣先师前举行释奠礼，于是命人分献，并祝告此事。因为您曾经讲学于濂溪先生之学，冒昧请您作一篇文字记述，使后来的人有所考察而没有疑惑。”朱熹拆开信反复读了三遍，为此长叹说：“太严重了，道理实在难以彰明而容易昏暗。自尧、舜直到孔子、孟子，上下两千多年间，大概也是屡次彰明、屡次昏暗。自孟子直到周敦颐、二程，道统昏暗了千五百年，而彰明的时间还不到一百年。程氏去世以后，门中充满了诵读讲说，但传承不能没有失误；其中不流变成为老子、释氏的学说，几乎很少。然而世人也没有觉察这一点。如今潘侯对此独能深入察知而谨慎对待，道理的彰明，或许可以有所希望吧？不过，先生精心确立《太极图》来揭示道理，先生所蕴含的思想又借此图得到阐发；至于他所说的‘无极而太极’，又是全图的纲领，用来说明道在开始时并不是一种有形之物，却实在是万物的根本。难道是认为太极之上又另有一个所谓无极吗？近世读者不能理解这一点，有人便妄加议论。既然认为先生责怪史官传述先生时，竟增添了‘自无极而为太极’这句话，那么又没有依据，反而更加损害先生。因此我曾想援引故相苏公请求刊刻国史时所说‘草头木脚’的比喻，来纠正这个错误，只恨自己的力量达不到。如今因潘侯的举动又有了深深的感慨。因此既叙述这件事，又附带写下这番说法，以等待后来的君子。况且潘侯学问见识的长处，既然已经足以达到这里，那么又怎知他不会终于有办法实现我的愿望呢？” 绍熙癸丑年冬十月庚申，后学朱熹记。

译《浦城县永利仓记》浦城县迁阳镇的永利仓，是过去提举常平公事黄侯某所创办的。据老年人说，某年间，黄侯作为乡人奉使本路时，上奏请求设置这座仓。乡里按时收取和发放粮食，用来救济贫困者，并且让镇官兼管此事。实行了多年，附近村庄的百姓很受其益。后来因兵乱而废止，有一年没有余粮或没有收成，百姓就总是诉说困苦。到现在已经过了若干年，吏部调任镇官，仍沿袭旧有的官号。期间知县丞王铅君看到本县推行仁政的风气，各乡社仓颇有成效，想采用它的办法恢复这座仓的旧制，但意见没有取得一致。如今知县括苍人鲍恭叔君到任，又提出此事，并得到使者吴兴人李沐侯的深切赞同。于是鲍君得以办理这项工程，测量规划旧址，建造若干间仓房，不久便告完成，大体依照旧制。于是从县仓拨出若干斛粮食储存其中，夏天发放出借，冬天收回储藏，一概依照淳熙某年颁行的社仓制度办理。凡是借到粮食的人，都是某里某都的百姓，他们本来都可以盼望以后继续得到救济，不再忧虑荒年。那些尚未借到的人，也高兴地互相告知说：‘这座仓的利息不断增加，储粮有余，它难道肯最终遗弃我们吗！’ 鲍君听到这些话，写信来告诉我说：‘县人的情意如此，实在不忍不给它写一篇记。’我考察黄侯当年的权力，足以控制整个本路，而后来所做的事情，却仅仅足以救济他的乡邻，大概未尝不为他的仁心叹息，同时又为它不能推广而惋惜。由今天推想，未必是他的势力有所不能。这怎么能把今天社仓的办法告诉他呢？至于李侯、鲍君办理这件事，既足以使黄侯的仁心更加长久而不泯灭，又能够承奉天子的诏令，把他的恩惠推广到无穷。这些都值得记述。只是后来的人能不能把剩余的粮食推及尚未受到救济的地方，就未必可以确定了。所以特意替它记下始末，并且一并把这件事告诉后来的人，希望他们有所考察而不要忘记。绍熙五年夏四月己酉，朝散郎、秘阁修撰、新任权发遣潭州、主管荆湖南路安抚司公事朱熹记。《信州州学大成殿记》绍熙五年秋九月，我朱熹从长沙奉恩召回京，路过上饶，州学教授嘉兴人林君某来拜见，请教办学的意义，态度十分诚恳。同他交谈，知道他平日所用力的都是古人“为己”的学问，只是向前推进还没有停止。随后他起身说道：“本州的学校政务，弊病已经很久了。士子习惯于熟悉的见闻，因循浅陋，只知道有科举，不知道有学问。而且学校房屋没有及时修缮，也多有倾颓毁坏，礼殿尤其严重。至于塑像所穿的衣冠，位置次序也都不合规制。我不自量力，已经为他们讲说；因为所听闻的道理幸而略有所知，乡里方面又将要拆除旧殿而全部翻新。如果终于能够成功，希望得到您一句话来记述此事，并且能够把办学之道推进到将来，那就太幸运了。”我谦称自己才力不够，退下后询问当地人，众人都说：“林君用来教导学生的有固定课程，而且全都根本出于所谓‘古人为己’的宗旨。对于学校的各种事务，又无论大小都亲自过问，没有遗漏，所以能够在这样的歉收年景中办成这件事。他已经扩大了弟子的名额，增加到原来的十五六倍，仍然有余力顾及此事。工程刚开始时，他首先拿出餐钱供给各项费用，漕台和州府也有资助。” 有职秩的学生又共同捐出俸禄来帮助这项工程。瓦木工匠的工钱，一分一毫也没有向百姓索取。”我心里赞许他。等我回来后前往观看，只见轩廊柱楹宽宏敞亮，厅堂房室明净幽深，先圣面向南，先师面向西，左右众位贤人依次列坐，完全如同今年太常寺颁下的新制度。各像的冠冕服饰都符合图式和礼制，取自国子监学，丝毫没有僭越差错。即使是京城附近的著名藩镇，也很少有能达到这种程度的。我于是长叹不已，更加相信林君的学问足以充实他的志愿，而他的力量又足以实行他的学问。年末回到家中，刚刚休息，林君又写信来说：“大殿已经竣工，准备在明年正月丁亥朔旦，拜见正副长官，召集众吏，率领学生举行释菜礼来落成。前些日子的请求，希望您最终能赐给我一篇文字。”我想，国家考察古制而规定祭祀，在学校祭祀先圣、先师，本来是要彰明道统有传承，使天下求学的人都知道所应向往和努力达到的方向，并不只是修整墙屋、设置塑像、盛备器物服饰，以及摆出升降俯仰的姿态来求得外观美好罢了。而如今做官的人，对于这些方面尚且还有做不到的；要找像林君这样能做到的，已经很难了，何况还希望他们仰体国家的心意，以自身作表率，使学生都知道古人为什么求学；这难道不就更难了吗？因此我为他记述这件事，让人把它刻在石上，用来激励他的学生；也让后来的君子有所考察，不要忘记林君的志愿。十二月辛巳，朝请郎、新安朱熹记。

译《常州宜兴县学记》绍熙五年十二月，宜兴县新修的学校落成。第二年，知县事承议郎括苍人高商老君写信来请我作记。学校的师生迪功郎孙庭询、贡士邵机等几十人，又写文说明事情经过来告诉我：“我们县的学校长期废弛而无人治理，自从明府来到这里，就已经有意整顿。但县里贫困，不能立即供给费用，于是先逐渐修补最破败的地方，赶紧补足最缺少的设施。又登记闲置田地五千亩，以增加学校廪米；拨出长桥的租金，每年收入七十多万钱，附加补助学校。为学校设置教师和学生名额，依照制度进行考课考试；又每天到学校游观，亲自讲论，用道德性命的旨意启发他们，用诗书礼乐的文章扩充他们，使他们知道读书人所以求学，大有超出科举文章之外的东西。于是县中的百姓和学生知道了应当向往仰慕的方向，甚至乡里居住的贤士大夫，也带着子弟来座下听讲，没有不互相告知、互相勉励的，并且都悔恨自己听闻得太晚。退下后又相互捐出钱财来资助工程，合计公私之力，得到钱七百万左右，学校内外焕然一新，厅堂道路、门廊屋宇没有不整齐完备的，塑像和礼器也都符合图式法度。高君对于这所学校，不只是经营兴建的功绩值得记述，他教导学生的方法，更是当今做官的人所不能及的，本县的人才和风俗确实因此有所依赖。这是学生们希望先生把事情全部写下，告诉后来的人直到无穷的心愿。”我从前在会稽认识高君，知道他贤能；如今又听说他施行政教、教化百姓，取得这样的成效，所以已经很乐意为他作记了。何况本县的父老兄弟子弟能够遵循高君的教导而振作起来，都知道从事古人“为己”的学问，不急切追逐夸耀博学、争竞浮华的习气，不去迎合时俗以求取世间资望；这又是我深为感叹、尤其乐于告诉众人的事情。于是详细记下他们的话，使后来的君子有所考察。此外，高君在本县还曾翻新社稷神位，并在旁边建造风、雨、雷、师的祠庙，以严肃祭祀；疏通旧沟渠、排除积水，以防旱灾水涝；设置社仓储存多余粮食，以备荒年。他用来事奉神灵、治理百姓的事情，大都能够实行自己所学，而且都出于至诚恳切的心意，所以话从这样的人口中说出，百姓确实服从，并不必等到反复讲说之后才用言语教化。唉，真贤能啊！庆元元年春三月庚申，朝请郎、提举南京鸿庆宫、新安朱熹记。《常州宜兴县社仓记》起初我居住在建州崇安时，曾因百姓饥荒向郡守徐嚞公请求，得到六百斛米用来借给百姓，于是便把它作为社仓。如今将近三十年了，积粮达到五千斛，每年在乡里收取和发放，因此终于没有发生荒年。期间我奉恩召入朝回答皇帝询问，便把这件事上报，皇帝下诏推行，但各路没有响应的。只有福建安抚使赵汝愚公、转运使宋若水公能够把这项办法推广到几个县，却也不能推广到更远的地方。绍熙五年春，常州宜兴县令高商老君才真正开始在本县实行，善拳、开宝等乡共设置粮仓十一所，合计粮食二千五百多斛。又选择本县贤能的人，承议郎赵善石君、周林承直郎、周世德君以下二十多人来主管此事，并写信请我作记。我心里答应了，却还没有来得及写。这一年浙西发生水旱灾害，常州百姓的饥荒尤其严重，饿死者遍满道路，唯独宜兴得到中等收成，而借粮所惠及的人尤其有所依赖。但我仍然担心借粮者不能偿还，高君的恩惠将会有所穷尽。第二年春天，高君将要接受替代官员而离任，于是又同赵、周诸君一起写信催促我作记，并且说：去年冬天，百姓背着粮食前来偿还的络绎不绝，争先查看借粮簿册，没有一合粮食不缴入的。我因此更加高兴高君的恩惠将能够长久施于百姓，也更加高兴百姓信任爱戴长官而不忍欺骗他，于是为他记下事情所以如此的原因。不过我又担心时间久了，事情中间不能没有弊病，于是借此告诉他们说：“有能治理百姓的人，却没有能自行运行的治理之法；这虽是老生常谈，实际上却是不可改变的至理。古代先王的时代，使百姓耕种三年，必定有一年的储蓄；所以积累三十年，便有十年的储蓄，百姓不会因凶年饥荒而困苦，这可以说是万世的良法。其次是汉代所谓常平仓，如今本来仍在实行，这个办法也未尝不好。然而考察古代，三次丰收而达到太平的时代并不常有；检验今天，常平仓所剩下的只是法令、簿书和钥匙而已。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没有人守护它，法令就成了徒具形式的法令，不能自行运行。何况所谓社仓，是把可食用的粮食聚集在乡里的荒僻闲置处所，主管的不是任职官吏，控制它的也不是流放徒刑等刑罚；如果不是常常得到像高君这样聪明仁爱的长官，又得到像今天这几位公这样忠信明察的人共同专心竭力，谨慎办理出纳、杜绝奸诈欺骗，那么这种制度难以守持，不必等到以后就会显现了。这又是我亲身试验过的事情，所以一并写下，告诉后来的君子。庆元元年三月庚午既望，具位朱熹记。《宁庵记》侍讲王公病势危重，回头对他的儿子王瀚等人说：“人的生有死亡，就像早晨有傍晚一样，这是理所必然的。我幸而在晚年得以回到旧居安息，如今又能在家中安然善终，这正是张载所说的‘活着顺从事理，死后安宁’，还有什么遗憾呢？你们也不要过分悲哀，只要兄弟之间友爱恭敬，恭敬奉养母亲，努力学习、自立成才，扶持建立家门，不要做出使我蒙羞的事情，就足够了。”话说完便去世了。几个儿子哭泣着奉行他的教诲，不敢违背。不久，王公的夫人也没有能从疾病中起身。几个儿子奉着两具灵柩，将他们合葬在白沙石荀之原，于是修建祠堂和僧舍，用来奉行春秋祭祀，留人守护；又取王公的遗言，把祠庵命名为“宁庵”。买田一百多亩，用来供给庵中的费用，缴纳王租，并积聚遗余，以备每年增修。其间把这些事情告诉我，请我记述命名的意义。我感念王公的话，足以看出他所守持的正道，直到死后才停止；又赞美伯海兄弟能够遵循先人的志愿，不忍忘记。因此替他们写下事情的始末。庆元乙卯六月己未，新安朱熹记。

译《建昌军进士题名记》建昌作为一郡，处在江西一路东南的上游；这里山高水清，百姓气质刚强而有武才，读书人大多凭经术、议论、文章取得盛大声名，如直讲李公、中书翰林曾公兄弟，尤其是其中杰出的人物。其他凭借词章才艺立身，考取高科而登上显要仕途的人，在当世也从未断绝。此前却从没有把他们的姓名刻写下来、传给后世。近年以来，乡里的前辈才开始为这种缺失忧虑，于是率领门徒从国初考察到今天，得到若干人，并准备凿石刻名，把它放置在郡学讲堂上，等待后来的人接续书写。利元吉君、邓约礼君写信来说：“如今教导人、选取士人的办法，确实同古代不同；但是用来选取他们的本意，本来也是有所在的。只是读书人中因这种办法而有幸取得功名的人，有的不能磨砺奋发，使自己在这个时代显现出来；那么也不必讨论这种教育、选士办法的是非，而我们辜负它选取人才的本意，已经说不尽了。所以如今我们这些人相互率领来做这件事，不敢把它当作夸耀，只想把它作为借鉴。本地士子都希望得到您的一句话，题写在篇首来阐发它，希望后来接续题名的人共同阅读，知道应该警醒。” 我把他们的信反复读了三遍，叹息着说：“两位君子的话确实美好；但是如果不讨论教法的是非，就无法认识它选取士人的根本用意；如果不回过头来反省自身，求得对自己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又不足以议论教法的是非。古人教导百姓以德行和道艺，并且使贤能之人得到兴起，他们的制度完备而用意深远。如今的制度不是这样，它教导人的内容虽然详尽，选取人的审核虽然审慎，反复澄清淘汰达到再三，却不过是一些无用的空言而已。深入探究它的用意，即使有时也可能要依靠这些文章的实际作用；但是那些人只知道凭无用的空言便足以求取我的爵禄，又哪里有闲暇再想一想，我选取他的用意究竟是什么呢？”两位君子大概曾经接受过学问，已经得到那种对自己真正可贵的东西。为什么不把这个道理进一步阐明，告诉乡里的后辈，使他们因此受到感发，去探求古人教导人的本意，并且尽心于此呢？真正尽心于此而有所获得，然后才会知道：今天教导人的办法虽然不从这里出发，但我对于这里自当有不能停止的责任；今天选取士人的用意即使不全都出于这里，但我用来符合这种用意的事情，自当没有一天不在这里。这样就不但无愧于今人，也无愧于古人；不但无愧于一个官职，即使看见那些文字声名显赫的人，也还会有所不屑。何况那些凭不义而得到富贵的人，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只是我不足以承担他们请我作文的心意，姑且记下这番话来回复两位君子，希望同父老兄弟子弟一起评议，看它究竟如何。庆元元年秋八月丙寅，新安朱熹记。《魏国录赠告后记》臣朱熹恭敬地读了故参知政事龚茂良等人所记载的孝宗皇帝褒奖追赠故太学录魏掞之的事情，反复读了三遍，直到感动流泪。私下想，魏掞之本来以平民身份被召见，天子喜欢他，提拔他为学官。他任职不久，多次上书议论政事，甚至竭力阻止不应当进用的近幸之人，于是自己感到不安，请求退休回乡，直到去世。皇上起初并没有厌恶他的言论。到这时已经过了五年，皇上仍眷念不忘，感叹、哀悼他，下令追赠荣典，竟达到这样的程度。唉，伟大啊！这是多么盛大的德行！它感动人心、砥砺臣节，究竟会产生怎样的作用呢？又过了二十年，魏掞之的堂弟魏诚之才开始商议摹刻诏书，立碑于坟墓之上。我不久前曾任职史馆，偶然得到龚茂良等人的记文，便写下交给他，请求一并刻上，用来大力宣扬先帝光明的教诲，使它千万亿年都不至于坠地消失。这样不但圣子神孙永远有可以观法的典范，任事的臣子和有志之士，也能够称颂、诵读、讲说，彼此勉励，并且受到忠诚正直的劝导。庆元元年九月九日庚寅，朝奉大夫、提举南京鸿庆宫、婺源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臣朱熹记。

译《福州州学经史阁记》福州的学校，在东南地区最为兴盛，学生常有几百人。近年以来，教养没有法度，师生彼此相看，冷漠得像路人一样，因此风俗日益衰败，士气不能振作，长老们为此忧虑，却没有办法挽救。绍熙四年，现任教授临邛人常濬孙君刚到任，就每天召集学生，告诉他们古代圣贤学习的意义；又替他们整治厨房膳食，修缮斋舍馆宇，使他们居住安宁；然后谨慎管理出入，严格执行课试法令，早晚都在学校中，教诲诱导而不知疲倦。于是学生们争相自我勉励，开始知道常君是我们的老师；常君看待学生也忧勤恳切，只怕他们不能自我勉励而进于学问。所以他曾经考虑学生没有书可读，学业将因范围不广而受损，于是又为他们增加购置书籍史书，把新旧书合计为若干卷，估量在旧御书阁后面再建重屋来收藏。他写信来请我记述这件事，并且转达学生们的心愿说：‘希望能有一番教导。’我想，古代求学没有别的事情，不过是彰明自己的德性、使百姓更新，求得各自止于至善罢了。所要彰明的德性、所要止于的至善，难道要等待向外寻求吗？认识到它就在自己心中，恭敬地保存它，这也就可以了。他们之所以一定说要读书，是因为天地阴阳、万事万物的道理，修身、事亲、齐家以及治理国家直到平治天下的道理，加上圣贤的言行、古今的得失、礼乐的名物制度，下至财货的源流、兵刑的法制，也没有一样不是在我的学问范围之内，不能不分辨精粗的。如果不考察典籍中的文字，沉潜思考、相互参验，来探求其中的缘故，也就无法明白彰明德性的本体和作用的完整内容，无法达到至善精微的极致。然而自从圣学失传，世上的读书人不知道学习有根本，只知道读书；他们向书本求取的东西，不超出记诵、训诂、文辞之间，不过是为了钓取声名、求取禄利。因此天下的书越多，道理反而越昏暗；求学者的功夫越勤奋，内心反而越放纵；辞章越华美，议论越高妙，而他们德行、事业、功绩的实际成就越无法赶上古人。这不是书的罪过，而是读书人不知道学习有根本，因而没有办法为读书预备根基。如今观察常君的教导，他先用古人学习的宗旨启发学生，随后为他们储备书籍，以扩充他们询问辨析的兴趣，又建阁来使他们严肃地奉持守护，这样大概可以说本末有次序了。我即使有话，又有什么能超过这些呢？但如果不得不再说一句，那就是：‘姑且让诸位知道，求学的根本并不需要向外求取。’并且借此使他们加强操持存养、坚持守护的力量，使我们方寸之心清明纯一，真正有资格成为读书的根基；然后扩大自己的规模，严密自己的法度，遵循先后、本末的次序，充分玩味阁中所藏的书，那么天下的道理一定能够穷尽其纤细之处，并且用一个根本贯通起来。将来把这些道理施用于事业，也将有根本而无穷尽了。因此为这件事作序，同时写下来留给他们。诸位学生要努力啊！整个建阁工程，开始于庆元初元五月辛丑，完成于七月戊戌，木料、砖瓦、雇工和膳食的费用共四百万多钱。常君先率领属员捐出俸禄来开办工程，帅守詹体仁侯、使者赵像之侯、许知新侯都资助了它。至于邻郡太守赵伯璝侯，以及十二县的长官陈羾君等，也拿出力量来帮助；主管工程的是学校选出的士人杨诚中、张安仁、萧孔昭。庆元元年九月丁亥，朝奉大夫、提举南京鸿庆宫、新安朱熹记。《建昌军南城县吴氏社仓记》乾道四年，建州发生大饥荒，我向官府请求，开始在崇安县开耀乡设置社仓，使贫民每年仲夏从仓中领取粮食，冬天则加收十分之二的利息来偿还；如果当年收成稍差，就减免一半利息；遇到大灾荒，就全部减免利息；约定经过几年，所生利息达到本金的十倍，那么恩惠就足以广泛施行，利息也可以全数捐给百姓了。实行多年以后，人们都认为很便利。淳熙辛丑年，我因出使之事入朝奏报，乘机把这套办法分条上奏，孝宗皇帝幸而没有认为不可，于是把它的制度颁行四方，并且下诏说百姓有愿意仿行的听其自便，官府不得干预。皇帝的恩德十分深厚，但官吏懒惰不恭，不能奉行推广到下面，所以直到现在将近二十年，江浙附近各郡田野的百姓仍有不知道此事的；能够仰慕而实行的，勉强只数得上一两个。这时，南城贡士包扬方寄居在乡里，正好得到尚书省下发的准许文书回去；他的同学、同县人吴伸和他的弟弟吴伦见到后，独自对此有所感触。经营筹划了很久，才终于办成，于是在绍熙甲寅年，拿出自家的粮食四千斛响应诏令，并大规模建造房屋来储存粮食；办理事务有正堂，休息宴饮有斋舍，前面引出两条廊屋，两边对列六座粮仓，外面设置重门来严密管理出入。他们制定的条约，大体依据崇安旧制而更加详细严密。就在这一年依照制度发放和收取粮食，乡里的贫民有了仰赖粮食生活的地方，不再有因饥荒而死亡、迁徙和变乱的忧患，大家都感激吴氏；但吴伸和吴伦不敢承受这种赞誉，恭敬地辞谢说：‘这座仓的建立，是君主和老师的教诲、祖先的恩泽以及乡邻的帮助，我们有什么力量呢？’并且说：‘如今幸而已经有所成就，但我的子孙贤能与否不能预知。将来假如有人不能像今天这样秉持志愿，因而失信于乡人，希望一两位父老兄长替我教导他；教导一两次仍不听从，那就算了，他不再是我的子孙。为什么不共同把这件事告诉有关官员，请求按罪惩处他呢？这样或许可以使他畏惧而有所改正，也是可以的。’于是众人更加赞叹他们的贤德，认为别人不能赶上；包君写信来说明这些话，又派吴伦和吴伸的儿子吴振来请我作记。我病中精力不足，不能作文，但赞美他们的心意，不忍拒绝，于是为他们写下事情的始末：既用来警戒吴氏子孙，使他们数代以后仍然能够知道前人的心意如此，不忍心毁坏这项事业；也使世上有力量做事却不肯做的人感到羞愧，受到勉励和仰慕而振作起来。这样也就是把先帝盛大的德行推广到无穷，并且稍稍寄托我这个孤臣泣血号弓的仰慕之情。庆元丙辰正月己酉，朱熹记。

译《平江府常熟县学吴公祠记》平江府常熟县的吴公祠，是祭祀孔门高等弟子、言偃字子游（此处原文作“子防”）的祠堂。考察太史公的记载，孔门弟子大多是东州人，只有吴公是吴地人；而本县有一条巷子名叫子游巷，有一座桥名叫文学桥，这些名称相传至今。《图经》又说，吴公的故宅在县城西北，旧井还保存着。这样看来，如今虽然已不能再亲眼见到遗迹，但说吴公是本县人，大概并非虚妄。然而从孔子去世直到今天，已有一千六百多年，郡县学校共同祭祀先圣，吴公虽按惯例得以陪祀，却一直没有他的乡邑能够表彰他的事迹并使之显扬。庆元三年七月，知县事通直郎会稽孙应时，才开始在县学讲堂东侧建造这座祠堂，用来奉祀吴公。这年仲冬冬至，亲自率领本县的士大夫、学生及其子弟，献爵行释菜礼，以安妥吴公的神灵，并写信来说：“希望您为此作记。”我朱熹认为，三代以前，帝王兴起大多在中原，因此德行道艺的教化，在邻近地区推行得明显，人们受其观感、信服和学习而入道也深。至于句吴的旧地，在虞、夏时代属于五服之外的要荒之地。自从太伯到荆蛮之地采药，开始取得当地民众的拥戴，以端正的礼服和仪态统治他们，但也仅仅到太伯终身为止；到虞仲的后代相传数世以后，才有办法同中原上国取得联系。当地风俗大概也质朴鄙陋而缺少文教。吴公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却独能喜爱周公、仲尼之道，向北到中原求学，亲身通晓并接受儒业，终于凭借文学得到圣人学问的一端，难道不能称为豪杰之士吗？如今考察《论语》中记载的他的言语，大多简易通达，高明畅达而宏阔通透。他说“追溯根本就是无”，虽然似乎被子夏驳倒，但总归是知道有根本的；那么他所说的“文学”，当然都与后世所谓的文学大不相同了。再考察他的事迹，他治理武城，并不认为这个小邑不值得治理，而一定把诗、书、礼、乐作为首要事务；他对于凭勇力取得功效、使百姓富足这类成效，大概认为有不足取之处，以至于使圣人孔子不禁莞尔而笑，那么孔子赞许他的意思难道会浅薄吗？等到他选取人才时，又只凭两件小事发现了灭明的贤能，这也说明两人的志意气概在默契中相投。因此近世论者推测他的为人，一定是对闻道敏捷而不拘滞于形器；难道所谓南方之学能够得到精华，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吗？何况如今全吴之地都成为京畿辅郡，文物之盛远非往昔可比。孙君在这里又能举出千年遗留下来的缺漏，考察古制，尊崇德行，以此激励求学者，那么武城弦歌之意，也就在这里了。所以我朱熹听到这件事很高兴，也乐意为它作记。至于孔门设置科目的方法，以及吴公所说的“本”、所说的“道”和他取用人才的原则，希望诸位学生彼此共同勉励，以求增进实际的修养。假使这个县的人在百世以后还能再出现像吴公这样的人，并且又能一扫偷惰懦弱、畏惧任事、没有廉耻而贪图饮食的讥讽，那就是孙君的志愿，也同样是我的愿望。吴公的追赠爵号，从唐代开元年间开始，封为吴侯。本朝政和年间的礼书，已经称他为丹阳公；绍兴年间的御赞，仍沿用唐代的封号。到淳熙年间所颁定的位次，又改称吴公。淳熙五年六月甲申日，具官封赐，朱熹记。《晦庵集》卷八十。钦定《四库全书》。《晦庵集》卷八十一。宋朱子撰，跋。跋朱给事的奏札。我恭敬地读给事中朱公的奏札，深思前辈学问醇厚明正，所以他们用来劝告君主的话，知道事情的先后次序。像这样，忠诚恳切的情意又洋溢在文章笔札之间，更可以看出他涵养充实深厚。隆兴元年正月既望，新安朱熹谨书。又过了二十八年，再次得到这篇文字来披读玩味，因看到从前的题记，感叹前辈离我们更加遥远，悲伤自己的年华不能停留，于是又把这些话记在后面。跋陈了翁给兄长的信。章氏的婚事商议没有办成，农师极其恋恋不舍，也不敢前去迎娶。自从到任以来，越发觉得家中不能没有主妇，而瑞奴等人孤苦伶仃，更加可怜，只好商议同年周户曹的妹妹【锷】。她家境清贫，但本人年长；贫穷却不会骄傲，年长则熟悉事务。替瑞奴等考虑，只想这样安排。信尾又说：周氏虽然贫穷，但全家都乐于行善，所以才决定迎娶她。男女双方都可以不必忧虑。我曾读陈忠肃公的文章，看他陈述自己的志向、称许别人的善行，从来没有不把事情推究到义与利、取与舍之间的。因此知道陈公之所以常常胸中浩然、事先安定而无愧，其所得一定有根源。孟子说：“想知道舜和蹠的区别，没有别的，只在于利与善之间罢了。”又说：“生命也是我所想要的，义也是我所想要的；两者不能同时得到，就舍弃生命而选取义。”陈公的学问，大概就是从这里得到的，只是他考察得精微，所以进入毫厘之中；因此扩充它、充实它，就充塞于宇宙之间。善于观察这封帖的人，也足以认识他的端绪了。这封帖收藏在邯郸贾元放家。元放的文学、议论有余，又通晓当世事务，同时砥砺自己的操守，不肯苟且迎合；他大概也从这里有很深的心得吧？隆兴甲申年十月九日，新安朱熹谨书。跋胡文定公的诗。手中掌握着乾坤之间生杀的机要，纵横安排施展都在临事之时。满堂所养的兔马，哪里是龙象；真正发挥宏大作用时，堂堂然却全然不知。踏遍江南春日寺院的青苔，野云般的踪迹去了又来。如今独坐在孤峰之顶，既然没有什么法可以传授，内心自然灰冷。祝融峰仿佛就在城外的天边，万古江山尽在眼前。须知死心元本不死，昨夜的明月又重新圆满。明公从小就超越群伦，佳句流传，可以接续碧云。听说分别以来各种念头都已止息，想来一定有办法击退魔军吧？十年来音信隔绝，唯凭鸿雁传递鳞书；梦中想念云居山顶上的人。香饭或许能够长久使您饱足，也应该分给许许多多的人，使他们得到济助。以上是胡文定公答复僧人的五首诗，由胡公的儿子侍郎所书，交给坟僧妙观，又由妙观摹刻。儒家与佛教之间，大概存在所谓毫厘般的差别；读这些诗的人如果能够辨析出来，那么差不多就可以称为懂得言语的意义了。乾道乙酉十一月庚午，新安朱熹书。跋张敬夫所书《城南书院诗》。早就听说敬夫所居城南景物优美，常常遗憾没有机会到那里游览。如今读到这首诗，便觉得风中的竹林、水中的月影离人并不遥远。然而敬夫的道学高尚，是世间醇正的儒者，如今却想凭借书札笔墨的工巧来追踪前人的作品，难道只是开玩笑吗？如果不是，那么敬夫的豪放奔逸，与西台的温厚幽深，其中得失的差别一定有能够辨别的人。朱仲晦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