晦庵集卷九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晦庵集》卷九十七，宋朱子撰《行状》。观文殿学士、大中大夫、知建康军府事，兼管内劝农使，充江南东路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营田使，兼行宫留守，彭城郡开国侯，食邑一千六百户，食实封二百户，赐紫金鱼袋，赠光禄大夫刘公行状【代平父作】。本贯建宁府崇安县开耀乡五夫里。曾祖民先，原任承事郎，累次追赠太子太保；曾祖母黄氏，彭城郡夫人。祖父韐，原任资政殿学士、银青光禄大夫，谥忠显，累次追赠太师；祖母李氏，秦国夫人；继祖母吕氏，韩国夫人。父亲子羽，原任右朝议大夫、充徽猷阁待制，累次追赠少傅；母亲熊氏，福国夫人；继母卓氏，庆国夫人。公讳珙，字共父，他的先祖大概是长安人，唐末为避战乱迁入闽地，于是成为建州人。传到六世祖忠显公时，做官才开始显达。靖康年间，忠显公镇守真定有功；京城失守后，被金人俘获，金人想让他担任将相，他以忠义不肯受辱而死。少傅公在绍兴初年辅佐川陕宣抚使办理军事，保障梁益，是中兴时期的名臣。公是他的长子。公出生便有奇异的资质，聪明颖悟超过常人；年少时跟随季父屏山先生读书，懂得刻苦自励，写文章敏捷而有思致，当时乡里的先生都惊叹认为无人能及。起初因为忠显公死守节义的恩典，补授承务郎；参加进士考试，第一次应试便考中绍兴十二年乙科。调任监绍兴府都税务，请求监潭州南岳庙，借此归家，闭门读经史之书，讨论编纂著述，更加致力于远大事业。任期满后，差遣主管西外敦宗院，尚未赴任，遭遇父丧。服丧期满后韩国夫人去世，他继续服重丧直到丧期终了。除授诸王宫大小学教授、权秘书省校勘书籍官、礼部郎官、中书舍人。当时秦丞相主持国政、掌握权柄。一天，他含蓄地暗示风声，想替自己的父亲作谥号，因为公没有立即奉行，秦丞相恼怒，便指使人借题发挥弹劾公，令其被罢免。过了一年，秦丞相去世，他才得以主管台州崇道观，召任大宗正丞；尚未就职，又改任秘书丞兼权吏部郎官，随后改为实授，不久授任监察御史。避开荐举的官员又恢复原职。刘珙先前在铨曹任职时，苦于属吏舞弊，想办法加以制约。一天，他命人在庭中张设帷幕、摆置案几，把法令格式放在其中，使参加选集的人能够出入翻阅，和属吏争辩，属吏无法隐藏奸巧，众人都觉得便利。他间或代理侍郎主持引见选人改官班次，应答详尽敏捷，天子很高兴；又听说他能够检举抑制属吏奸弊，所以借着他因避嫌而复还原职之机，再次把选官事务交给他，兼权秘书少监，升任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金人有背弃盟约的迹象，天子震怒，将要把精锐部队全部向北进发，以洗雪仇耻、收复土地，一时的诏书檄文多出自刘珙之手，文辞气势激烈，听到的人都感动奋发，有的甚至流下眼泪。御史杜莘老先弹劾侍医王继先，使其被逐，又论奏宦官张去为，因而触犯皇帝，获罪降职。刘珙不肯起草制书，上奏请求留下他，杜莘老因此得以不被贬逐。刘珙随车驾到建康视察军队，兼权直学士院。不久车驾将返回临安，江淮军务尚未有所托付，张忠献公正掌管留守事务，众人都希望交给他；可是诏书却任命杨存中为宣抚使，朝廷内外大失所望。刘珙不肯书写录黄，上奏论说此事不可，皇帝发怒，回头对宰相说：“刘珙的父亲是张浚所知遇的，他提出这道奏章，意图专在为张浚说话。” 地耳宰相召见刘珙劝解他，并且说：“如果再次缴还诏书，事情恐怕会牵连张公。”刘珙说：“我刘珙是为国家谋划，所以没有工夫替张公谋划；如果是替张公谋划，反而不会这样做，这才是牵累他了。”诏命再次下达，刘珙仍像先前一样执意上奏，杨存中的任命于是搁置。不久，刘珙实授中书舍人、直学士院，召入宫中起草制书，册立建王为皇太子。今上皇帝即位后，诏令刘珙借任礼部尚书，出使金国。当时南北双方刚刚停战，开始采用对等敌国的礼仪，敌方意图不可测。刘珙接受使命，慷慨激昂，不再过问家事。入宫向母亲辞行，夫人告诫家人把裘衣、葛衣全都准备好，并各带一套副衣同行，说：“即使能够活着回来，也还不能预先知道。”副使某人因选置属官不公获罪。皇帝认为刘珙征召属官没有私心，亲自写手札嘉奖晓谕他。不久因议礼不能决定，刘珙尚未出国境便返回。然而刘珙在这时已经确实以死报国了。他在中书省任职共三年，凡事情有不便之处，只要知道，没有不说的。曾有诏令询问使粮食充足、军队强盛的办法，刘珙以选择将帅、核实军事实力作答，讲得非常详尽。有太白星白昼经过天空、旱灾蝗灾等变异，诏令又询问近臣政治上的缺失，刘珙再次上奏说：“太白星是战争的征象，旱灾和蝗灾是乖戾之气。如今仇敌窥伺觊觎，气势嚣张而不满足；国家却因循旧习，放纵松弛，有赏无罚。各位将领专门从事刻剥百姓来讨好权贵宠臣，夺取官爵和士卒的钱财，士卒怨恨他们，甚至超过怨恨仇敌。况且国土尚未收复，土地狭小、百姓贫困，而费用日益增加，征求日益扩大。做监司的不能体恤郡，做郡守的不能体恤县，做县令的不能体恤百姓，甚至有人更加贪婪暴虐，放纵自己的欲望；这样百姓苦于官吏，也和士卒痛恨将帅没有区别。那么上天与人事相互感应的关系，难道只是偶然如此吗？要挽救这些过失，只有赏赐必须兑现、惩罚必须执行，以整肃将帅的心志；严厉惩治刻剥，以巩固士卒的意志。节省浮泛冗费，训练军队，精心选择郡守，诛除贪赃官吏，以使百姓的生活富厚。而这几件事的成败，又取决于君主之心是否真诚。陛下如果确实能够扩充恭敬俭约、日日更新的德行，摒弃驰马游猎等无益的娱乐，提升任用贤俊，斥退疏远邪佞之人，常常使日常生活能够涵养我们的真诚而不受损害，那么上述几件事本来就将有所凭依而得以建立，灾异的变化或许也可以消除。”间或又曾对皇帝说：“应对敌人的办法没有固定不变的一套，而使国家强盛的防备却有不变的原则。如今所说的和、战、守，都是应敌的计策，要根据事情制定适宜办法，不能拘泥于一种说法。

译至于不变的策略，则一定要讲明治理自身的办法，广泛询问救治弊病的根源，不要从事虚文，而要专门责求实际功效，使政事得到修治、国家形势日益强盛；然后和、战、守三种权力都掌握在我们手中，随意采用，无不如愿。如今议论的人纷纷只在枝末上争论，对于根本却没有人说话，臣私下为陛下忧虑。”皇帝全都采纳了他的意见。后来田师中死去，他的家人请求把没收入官的王继先园第赐给他们，诏令答应了。刘珙认为田师中长期窃据兵权，没有丝毫功劳，贪婪搜刮，为国家聚集了士卒的怨恨，不应赐给，正准备缴还诏书上奏说明；他的家人又来请求。刘珙因录黄耽搁期限受到诘问，急忙上奏请求等待治罪，却更加坚决地坚持，事情于是没有果真赏赐。有迪功郎李珂，因勾交通近侍而获得补官资格，又自己上奏请求任督府属官，诏令已经下达。刘珙上奏说：“李珂的名品地位极低，没有经过召见，却敢用札子越分求取恩典，这不是用来严肃朝廷威势、杜绝邪曲枉法之门的办法。况且如今边疆军务大计，正依赖督府为重，属官尤其应当慎重选择。像李珂这样的奸小，不仅不能胜任这一选择，只怕还会任意妄为，因而败坏、阻挠军务。”奏章呈上后，改授李珂为枢密院编修官；刘珙仍坚持公论，态度更加坚决，于是罢免了这一任命。然而刘珙也终于因为屡次直言进谏，不能长久留在中枢；宰相中也有暗中忌恨他的人。隆兴元年冬，授任集英殿修撰，知泉州。第二年改知衢州。他刚到任，便把事务交给属官，自己一概不闻不问。人们认为刘珙从未治理过百姓，以为他不懂政务，或者是不屑于亲自办理。后来有一天，他忽然把一切事务都取来亲自处理，辨察精明，处置恰当，属下都收敛手脚，不能有所作为，人们才大为佩服。此前吏员过多，刘珙把额外设置的人员全都裁撤。收取租米时，总让百姓自己拿量器来量，平其高低；发给钞券、注销簿籍，也都有一定规矩，百姓都觉得便利。当时湖南发生旱灾和饥荒，官吏不加体恤，郴州宜章县又正强迫百姓买乳香，期限和催逼十分严急。有个叫李金的人乘着众怒奋起作乱，人数超过万人，向南越过岭界，分路侵犯英州、韶州、连州、广州、德州、庆州、肇州、庆封、梧州、贺州一带，又从旁进入道州、桂阳军，杀人抢掠以万计，州县不知如何应付，甚至搜括民间金帛贿赂他们来求免。于是贼势日益强盛，而帅守、监司又共同隐瞒，不据实上报。贼军于是攻犯宜章，逼近桂阳，声势震动远近。朝廷忧虑此事，任命刘珙为敷文阁待制，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这一年是乾道元年。刘珙在五月进入辖境时，贼众已经有几万人。刘珙公开声称要调发郡县军队进行讨伐，又发布檄文命邻道谨慎设置侦察哨、守住险要关塞，限期据实奏报；随即下令荆防发兵迅速赶赴，又估计这道檄文传到那里或许已经过了十天半月，错过了时机，于是写信给制置使沈介说：“请不要等待回报，赶快派兵来。擅自兴兵的罪责由我自己承担，不敢因此连累您。”沈介于是派兵，诏令也依照刘珙的请求答复了，但都还没有到达。贼势更加壮大，湘阴县桥口镇的群盗刘花三、李无对又突然起事，距离城郭只有六十里，人心更加震恐。刘珙急忙挑选州中服役的士兵，得到三百人，派部将赵彦率领，集合巡检、县尉的军队出发；下令毁坏贼船、拆断桥梁，招募能够活捉盗贼者赏钱若干，擒获首领者赏钱若干，凡是盗贼所挟持的赃物，无论多少，全都赏给捕盗的人。没过几天，赵彦等擒捕三十多人，刘珙全都按照便宜行事的权力处死，在市场斩首示众。其余盗贼逃走的多半溺死；那些散入村落的，又被村民捕送到府中，也全都处死。上奏后，将领、官吏中有功的人都得到奖赏，于是威名声势大振，官吏士卒都听命，人心稍稍安定。六月，制置使派来的游奕军统制田寳率一千人到达；过了几天，鄂州水军统制杨钦又率一千五百人到达。刘珙知道他们在暑天行军，疲惫懈怠，便派出民夫到几程以外迎接，替他们承担负重前行。军士本已欢呼感激，到了以后，刘珙又抚慰犒劳，赏赐都丰厚得超过他们的期望，各军更加喜悦，全都愿意拼死效力。杨钦原是群盗杨么的部属，刘珙知道他可以任用，便檄令各军都接受他的节制，让他率领部众击鼓前进；又下令境内凡军民讨捕有功的，都按照统率功劳受赏。贼人诱骗、胁迫的人，能够互相捕杀后送交官府的，也分别免罪受赏。这月月底，田寳在郴州城下大败李金，追击败兵二十多里，杀获很多。七月，杨钦在桂阳击败贼党田政、尹寛等；鄂州将领谷青、王翌又各自率二千人到达。刘珙派兵扼守宜章大路，以分散贼势、打通粮道。杨钦接连作战击破贼军，于是进入宜章。八月，在龙冈山下激战，贼兵数万人从辰时到申时连续进攻，官军渐渐后退。杨钦披散头发大声呼喊，策马横冲过去，贼军分成两部，前列精兵被歼灭，其余全都逃走，退到莽山。贼徒曹彦、黄拱于是捉住李金及其亲信黄谷，投降官军。杨钦乘势追击，深入贼境，把他们的首领豪强全部杀掉；但其余支党和被胁从者还有很多，都逃入山谷之间。刘珙告诉杨钦等退兵，又派人带着榜文，听任他们自行前来投降，于是他们都相继听命。年底军队撤回，李金、黄谷等几十人全都伏法。投降的人，刘珙都奉诏给他们凭据，收编士兵并恢复原有田宅，大约有十几人。曹彦、黄谷都上奏请求补授官职，并厚加抚慰，后来又分别登记功劳。各位将领的功劳状一并上报，刘珙又完全查得实情，没有一丝一毫偏私。皇帝嘉许赞叹再三，诏令任刘珙为敷文阁直学士，并赐玺书说：“近世读书人只求清谈，能够治理国家而有实际才干的人，大概还没有见到。我因此常有东晋那样的忧虑。如今卿既已诛灭群盗，功劳状又详实，诸将的优劣、破贼的先后，件件清楚可观，很合朕意。卿应当更加努力！”贼地平定、境内清静后，刘珙才长叹说：“我难道喜欢杀人吗？先前军队兴起，军令不能不严肃执行；从今以后，也许有人能够体谅我的心了。我难道喜欢杀人吗？”从此专心施行安抚政策，并且向朝廷请求说：“如今想要惩戒过去的过失，消除尚未形成的祸患，没有比选择守令、放宽赋税更好的办法了，只是为了安定我们的百姓。

译如果不谋划这些，那么一个李金死了，还会有一个李金产生，臣恐怕湖南从此没有安宁的岁月了。”刘珙上奏请求留下鄂州军队戍守郴州、桂阳，又扩大搜罗招募，以补充忠义亲兵的缺额；优厚地给予恩意，严格整肃纪律，并且时时训练。于是湖南隐然成为重镇，方圆数千里，外户不用关闭，商旅甚至可以露宿野外。潭州原有岳麓书院，真宗皇帝特赐敕额，拨给田地和书籍；经过战乱，书院荒废，刘珙使它焕然一新，供养士人几十人，延请并礼聘修士彪君居正担任院长，又嘱托他的朋友广汉张侯栻敬夫时常前往游学，同他讨论《大学》的次序，用来启发学者认识公义与私利、道义与功利的区别，听到的人都受到感化。乾道三年，刘珙被召回，拜见皇帝，首先论说道：“独断专行虽然是英主的能力，但一定要汇合众人的智慧，并用至公之心加以考察，这样才能合乎天理人心的正道，事情也没有不成功的。如果抛弃众人的谋议，依从个人见解，怀有独自统御天下的心念，那么恰恰会遮蔽自己通达四方的明察，而左右亲近之臣将会乘机以私意干预天下公议。”又论述税绢退剥羡余、和籴等弊端；又论述州郡禁军纪律不明，骄纵懒惰、任意妄为，应当选拔在行伍中奋发、熟悉军事事务的武臣担任将领和副将，而贵游子弟、閤门、国信、五房出职之类的人不得参与，这样州郡军政或许可以修治。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任命他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有时他又从容地对皇帝说：“世俗儒者大多责怪汉高帝不喜欢学习、轻视儒生，臣私下却独自认为，高帝聪明英伟，他所不喜欢的，只是腐儒的俗学罢了。如果当时的士人能够用圣王之学去告诫他，臣知道他一定会肃然敬信，而他所成就的功业也不会只到这种程度。”仅此而已。天下的事情没有穷尽，而应对事情的纲领在于自身。只要心志被耳目所转移，被意气所驱动，私欲萌发，那么纲领必然松弛，就无法应对事物的变化。因此古代圣王没有不学习的，而他们学习一定求取广博见闻，一定以古代训诫为师。大概是要借此明白道理、端正内心，建立应对万事的纲领。这个纲领一旦建立，即使事物到来、千变万化，在我自身也始终整齐严肃而不紊乱。可惜当时学术断绝、道统丧失，没有人把这些道理告诉汉高帝。皇帝连连称善。这一年收成稍差，刘珙请求立即诏令监司、郡守，预先分条规划来年救荒所应采取的措施；否则也应让他们承担由此造成的后果。又上奏州兵营伍训练作战的办法，讲得非常详备。皇帝因此更加知道刘珙学问精深、忠义慷慨，可以担当大事。十一月，升授中大夫、同知枢密院事。刘珙辞谢而未获准，于是就职。借此进言说：“汪应辰、陈良翰、张栻的学问品行和才能都不是臣所能及；张栻深入探究圣人精微之旨，通晓军务，从前幸而破贼，张栻的谋划很多。愿陛下赶快召用他。”皇帝批准了他的奏请，依次任用他们。刘珙认为西府掌握兵权，对于各位将领是否有才干，不能不全面了解，于是从各管军统制官直到副将、佐官，每天召见三五人，从容与他们交谈，了解各人的才能和适宜任用之处，便一一记录下来，等待选用。一天，皇帝召集辅臣谋划恢复失地，刘珙上奏说：“报仇雪耻，确实是今天的首要事务。但如果不在内部修治政事、积累十年功夫，臣恐怕很难轻易发动恢复之举。”同列中有人进言说：“机会的到来间不容发，怎么能拘泥于这种旷日持久的计划？况且汉高祖、汉光武都从平民起兵，不到几年便取得天下，又哪里有所谓十年修政的功夫呢？”刘珙说：“汉高祖、汉光武只是从平民起兵，所以能够亲身踏入不可测的危险而无所顾虑。陛下亲自承受太上皇帝和祖宗二百年宗社的寄托，事情轻重的形势，难道能和那两位君主相比吗？臣私下认为，自古中兴的君主，陛下应当效法的只有周宣王。周宣王的事迹见于《诗经》：开始时侧身修养德行，以感格上天之心；中间任用贤能，以修治政事；最终对外抵御戎狄，收复文王、武王的疆土。他的积累功业达到这一步，自然有不能停止的势头，并不是一时贸然侥幸所能做到的。”皇帝认为刘珙的话是对的。隆兴四年七月，诏令兼知政事。刘珙当时和一两位同列，早晚尽心竭力，更加谋划如何安排人才、宽缓休养民力、筹划治理军政。凡是有助于实现皇帝意愿的事，他都努力去做：免除福建钞盐每年二万万的额数，停止江西和籴以及广西折米盐钱，又免除多年拖欠的金钱、粮食、布帛，数目以巨亿计。刘珙尤其把辅佐成就皇帝的德行、振作整肃朝廷纲纪、压制侥幸求进、奖励廉洁退让作为自己的责任。入朝进言时知无不言、毫不隐瞒，退朝后也从不轻易以言辞脸色对待他人。如果清议所不赞同，即使是亲故也不徇私。因此近幸之臣侧目，流俗之人也多不喜欢他。此前潜邸旧臣龙大渊、曾觌凭借旧日恩宠，突然获得富贵，公论不平已多年。皇帝一天忽然醒悟，把他们逐出。不久龙大渊去世，皇帝怜惜曾觌，想召他回来。刘珙竭力陈说不可，并且说：“这些人不过是奴仆罢了，怜悯他们，厚加赏赐就可以了。如今若把他们引到身边亲近，以宾友相待，甚至让他们得以参与机密事务、进退人才，臣恐怕这不是用来增益圣德光辉、整饬朝廷纲纪的办法。”皇帝采纳刘珙的话，于是作罢，没有召回曾觌。殿前指挥使王琪请假到淮上，回来后秘密推荐和州教授刘甄夫。皇帝告诉执政召见刘甄夫，众位大臣相互询问，却没有人知道刘甄夫从何而来。刘珙说：“推荐士人，是我们这些人的责任，怎么可以不知道呢？”第二天他请示说：“此人名望低微、职位卑下，陛下怎么会知道他？”皇帝说是王琪告诉的，刘珙又请求询问王琪推荐他的理由。皇帝说：“卿自己去问他。”刘珙退下坐在堂上，叫吏员制作头引，追召王琪。王琪到了，刘珙责问原因，发给他文书让他答复。王琪恐惧得无法措辞，过了很久，刘珙才斥责他，命他写下自责、戒惧、勉励的状文后离开。不久，扬州太守来报告说，王琪先前经过该郡时，声称奉有密旨，增加新筑城墙若干尺。此前众位大臣请求召见刘甄夫时，皇帝从未有过这样的命令。刘珙既已和众大臣联合上奏请求治王琪的罪，便罢免了他。于是上奏请求从今以后，凡不是经过三省、察院审察的圣旨，所下达的官府都必须等候奏报审查后才能执行。”}],

译皇上欣然采纳了他的意见。公于是从枢密院调动内外各官府，内侍省也参与其中。第二天忽然又有诏令，要求把此前奏请审议的事情停止施行，便对诸公说：“如果这样，那么即使是饮食一事，也一定要奏请审议后才能办吗？”公于是以宋太祖艺祖使用熏笼的事情作答。退朝后，他又和诸公联名奏说道：“朝廷，是陛下的朝廷；命令，是陛下的命令。臣等偶然得以在其中充数，不过掌管政令的出纳罢了，不敢专擅有所作为。如今只是正在推行旧有典章，以端正纪纲而已。”奏疏发出后又被收回，朝廷内外都惶惑不安，私下担心有小人会因捕风捉影之事，略加歪曲，进献奸言，激起皇上的雷霆之怒，希望陛下明察。皇上不高兴地说：“朕难道会因为小人的话而怀疑你们吗？”当时诸公虽轮番进前恳请，而公的言辞尤其激切，所以唯独罢免公为端明殿学士，出任外地宫观职，改任隆兴府知府、江南西路安抚使。公入朝辞行时，仍以广开言路、讲明圣学、敦本节用、虚心任用贤能、斥退疏远奸佞邪恶之人、选拔将领抚恤军队等数事进献。皇上惭惧地说：“卿虽然离开朝廷，却不忘进忠言，而且才干又不是别人所能比的，朕将很快召回卿。”隆兴府承受前任帅臣刻剥之后，各场务都增加了新的定额，缴纳租税又改用方斛计量，比照省量通常多出一斗有余。公首先把这些弊端废除了。属县奉新县又有重复征出的税钱三十五万有余、租米六百二十八石，摊派给各乡，其中很多超过正税的十分之四；年久困苦，无法缴纳，百姓相继逃走，田地也荒芜了。所摊派的税本来就收不上来，而正税的损失又达到数倍。公上奏请求免除这些税额。又革除二税合并零碎租米、暗耗以及免役钱不足等弊端。有人替公担心收入不够，公量入为出，费用从未匮乏。闲暇时，他询问宾客僚属，讲求政事的利弊，通常每次延请一二人相见，使他们从容地各尽胸中所怀，因此下情得以上达，举措没有过失，而各人的器量、见识、长处和短处也无从隐藏。诉讼中有久拖不决的，便取来案卷收藏十天，随即召集属官中贤能而可以委任的人，一同坐在堂上，每人交给一两件事情，让他们公平裁决。有司依法供给饮食，到傍晚报告各案的取舍后退下。至于重大事情，公先行阅览审察，默默作出处理，然后参照众人的意见加以裁决，因此大多能查得实情，没有人不心悦诚服。第二年，公被授为资政殿学士，任荆南湖北路安抚使。刚到任时，他分条上奏荆防地区军队少、财用匮乏的状况，诏令立即交给公筹划处置。公于是巡行察看荆防、鄂地军队屯驻及边境形势，完全掌握实际情况后上奏朝廷。凡是图谋回避役使、以诡异名目造立虚假名册的弊端，以及部队编制、训练方法中不完善的地方，都奏请废止。此前荆南驻防郴阳的士兵，多年不能回家，父子甚至到了互不相识的地步。公奏请制定半年轮番休息的办法：春夏两季三军轮休，秋冬两季四军轮休，轮流往来，军士都感到欣喜。荆防原有民兵，都是农家子弟，忠厚朴实而勇敢豪壮；又有当地土著，拥有固定产业而爱惜家产，并且居住在边境附近，了解敌情而轻视战斗，但不久渐渐废弛。公重新加以简选考核，放宽征取丁壮的数额，贫困者减免赋役，按乡编组，以七十五人为一队，队设队长；四队为一部，部设部将；每县设置总首、都、副各一人。应当训练时，由州郡选派官员训练，事情办完便解散。至于军队的粮饷、器械和装备，也都分别筹划安排，各有条理。对军队加以抚慰、巡循和犒赏，每年耗费钱一万万，却没有从百姓那里取一文钱。第二年遭逢母丧，又过了一年起复，任同知枢密院事、荆防宣抚使，朝廷派中使捧着玺书到丧次宣读诏令，催促他入朝奏事。诏书说：“朕认为荆防处于上游，久驻军队尤其重要，想把军民之事托付给卿。这个任命责任重大。夺情起用、临民任事，国家有固定典制，何况我朝大臣按义理本应体念国家，不要以家事推辞王事。” 公六次上奏辞谢，都不肯起任，引经据典、援礼为据，言辞十分恳切。最后一次他说：“居丧三年，这是先王顺应人情而制定的礼制，自夏、商、周三代以来从未改变。到了汉代儒者才有军务在身便可以不避丧服的说法，这本来已经使他们成为先王的罪人了。然而还可以替他们找一个借口，说鲁公伯禽是因为有特殊缘故才这样做的。如今凭借陛下的威灵，边境幸而没有犬吠般的警报，臣却想冒用军务在身的名义，实际贪图私人的利禄，这不又成为汉儒的罪人了吗？况且孝与忠，难道有两样吗？侍奉君主、侍奉父母，起初并没有两种心意。假如父母之丧可以被夺去，那么将来他用什么态度侍奉君主，也就可知了。何况陛下正让天下共同奉承两宫的欢娱，却让身穿衰绖、带有丧事不祥之气的人厕身于几位大臣之间，这恐怕不是用来成全以孝治天下的美德的办法。再说，假使仇敌听到这件事，也一定会认为中原缺乏人才，竟到了这种地步还敢肆意轻侮；这就是臣承受恩遇、感激反复思量而最终不能起任的原因。”然而陛下的诏书对臣说有“按义理应当体念国家”这句话，臣难道敢闭口不发一言，以此来堵塞明诏吗？于是亲手另写奏疏进呈，大意说：“天下的事情，有实际内容而不先显露形迹的，没有什么不能成功；没有实际内容却先显露形迹的，没有什么不会失败。如今德政还没有得到修明，贤能之人得不到任用，赋税征敛一天天加重，百姓无法维持生计。将帅正侵削士卒来办理馈赠，士卒正处于饥寒困苦之中而产生怨恨诽谤。凡是我们用来治理自身、作为恢复大业实际基础的事情，大体上都是这样疏略；却在外部招纳归正的人，在内部调动禁卫军，谋划还没有建立，手脚却先暴露出来，这种形势恰好足以加速祸患、招致动乱。臣不知道提出这种谋议的人将怎样应对后果。况且荆襄是四肢，朝廷则是腹心元气。假如朝廷施政得当，元气充实，那么收复神州不过是反掌之间，荆防又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即使荆防得到我们这类一百人尽心经营，又有什么值得凭恃的呢？从当前情况考虑，臣恐怕恢复大业还不容易谋求，而意料之外的祸患将很快到来，到时将有说不尽的忧患。惟愿陛下谋划此事。”皇上采纳了他的意见，搁置此前的诏令；服丧期满八年后，才再次任命他为潭州知州、湖南安抚使。他经过宫阙拜见皇上，说：“君主能够得到天下人的心，然后才能建立天下的大业；能够遵循天下的公理，然后才能得到天下人的心。然而如果不是极其诚恳、虚心自守，兼听并观，使自己的内心空明清净，没有一丝一毫物欲的蒙蔽，也从来没有能够遵循天下公理的。”

译他于是引用这个意思来联系当时的政事，言辞十分恳切。到皇上加以慰劳时，皇上再三提升他的官职，授为资政殿大学士，让他前往湖南任职。公过去镇守之地留下的威望和恩惠，时间越久越深。到这次再次到任时，百姓大多不等候教令就已经信服他了。而公用来约束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用来安抚百姓的政策更加宽厚，因此百姓更加敬畏、服从并爱戴他。防州、安南进贡驯象，所经过的地方征发民夫，一个县多达二千人；不仅毁坏道路，还拆毁房屋，几路为之骚动。公上奏说：“大象用于郊祀，经典中没有这种记载。驱逐它们使其远离，就有如周公的典制。况且让我们中原疲敝的百姓，困苦于远方夷地的野兽，难道是仁圣之人所忍心做的吗？”年成干旱，公急忙派官吏巡行察看，免除、缓征田租。听说郴道桂阳百姓饥荒，便檄令转运司、常平司调运粮食赈济他们。又担心山谷中的奸民乘机偷偷发难，于是再派将领增加军队戍守，终于相安无事。一天，茶盐盗众数千人进入境内，边境官吏把情况报告上来。公说：“这些人并不是一定要拼死作战的盗寇，放缓处置，他们就会散去求生；逼迫过急，他们就会聚集起来拼死。”于是到处张贴榜文，晓谕他们改过自新，并声称大军将要到来，命令所属州县准备数千人的粮食。盗众果然散去，只剩下五百人左右。公于是派兵告诫说：“他们来时不要急于交战，他们逃走时不要穷追，不要截断他们的道路；不肯离去的，才进攻他们。”这样一来，盗众剩下的已经没有多少了，官军进兵攻击，将他们全部擒获带回。公只奏请诛杀其中几个首恶，其余全部编入各军。第二年，盗贼的余党赖文政等再次进入境内。后来接任的帅臣说：“这是前一天养寇的罪过，我一定把他们全部诛杀。”盗贼听到这话，便全力拼死作战。他们消灭湖南军队后，便进入江西，侵扰数州，官军多次失败，将吏死了几十人，军费耗费数万计。到这时人们才佩服公是有谋略的。淳熙二年，公被授为建康府知府、江南东路安抚使、行宫留守。刚到任时，有孔目吏作奸谋利，积累罪恶数十年，公将他杖责并刺字，一郡之人都称快。防州一带遭遇水旱灾害，高低田地都没有收成。公首先奏请将三等户的夏税暂缓征收，共钱六十万、防绢二千匹、绵三千两；又分派官吏巡行田地，免除正租米十三万七千八百斛，以及折合的杂粮米二万八千七百斛、豆、草、蕟、茭、布租，数额与此相当。又奏请下令漕司派官吏巡行所属州县，对已经免除但仍未完全免除的租税，全部归还给百姓。他又奏请禁止上游地区截留税米、阻止粮食买卖，违犯者依法弹劾治罪；即使在其他路，也希望能够把姓名报上来，请求治罪。诏令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获得商人的粮食三百万斛，借用桩管及总司的钱合计三万万，派官吏到上江买米。后来又买得十四万九千斛。公又奏请禁止州县催逼旧日欠税，以免更加困苦饥民；借用常平米交给圩户修补堤坝缺口，登记应当赈贷的农户：十口以上给一斛，六口以上给八斗，五口以下给六斗。应当赈济的客户：五口以上给五斗，四口以下给三斗。又把粮食运到乡村，按照成本价赈济出售，共十多万斛，而借粮的人最终也不要求偿还。公在府中设置专局，由通判府事赵善珏、观察推官王以宁、前蕲州教授李宗思、新楚州教授刘炜主持，又分派众属官巡行境内，即使深山僻壤也没有不到的地方。公又耗尽心力、疲惫精神，广泛询问、周遍访察，早晚都没有丝毫懈怠。凡是官吏奉行不谨慎的地方，民间有冤屈困苦而无处申诉的事情，以及隐微细小的情况，没有不全部听闻的。县里发给印刷的历书，公亲自写下所听闻的事情，发布告谕，奖赏或诘问，往来不断于道路之间，所作之事没有不切合实际需要的。大概是以诚意为根本，以赏罚作为辅助，因此人人都争着尽力效劳，如同办理自己的事情。从这一年九月开始，到第二年四月结束，整个境内数十万人，没有一个人因饥荒死亡、瘦弱或流离迁徙。皇上嘉奖他的功绩，赐书褒奖晓谕。公治理财赋时对百姓宽厚，对官吏却要求急切。二税收入方面，他用来禁止官吏侵渔攫取、察看弊病的措施十分详尽；自从历任镇守之地施行以来，每次都更加周密。到这里，百姓受到他的恩泽尤其深厚。凡是所属县不能偿还所欠课税的，全部替他们免除；对于官吏非法扰害百姓的行为，也一概禁止。至于免租、赈济仓廪，所费又达数十万大数，而军吏的粮食和赏赐都按月发给，没有一项拖欠。修缮防御甓城，面墙长大而用砖数以千计，耗钱八千万、米一千五百斛，却没有役使百姓。又替前任帅臣偿还所欠内库的钱三万。皇上积累考虑公的功劳，赐亲笔手札慰劳褒奖，赏赐鞍马器物十分丰厚。府署已有四十年没有修葺，破败严重，公将它彻底翻新。因为明道程公先生曾任上元县主簿，便为他在学校设祠，又把陈忠肃公责备沈氏的文章刻在墙上，以示教导学者。建康是大军驻屯之地，盗贼常常混迹于军籍之中，官吏不能禁止。公依靠耳目侦察追捕，每次查发都能擒获，用重法绳之，盗贼都彼此警戒而逃走。他们都戒惧逃走，市井里安宁平静，路上没有拾到遗失物品的人。第二年，公升任观文殿学士。淳熙五年闰月，公因病再次请求奉祠，尚未得到答复，又请求退休。皇上以为公的病势危急，派中使带着侍医前来。公也知道自己的疾病无法治愈，再也不能见到皇上了。于是起草遗奏一千多言，开头引用恭显、伾文的事迹，作为近臣宦官专权的警戒。又说，如今把心腹耳目寄托给这些人，所以士大夫倚仗他们以求援引自身，将帅倚仗他们以侵削军队，牧守倚仗他们以残害百姓，朝纲因此紊乱，士气因此消沉，民心因此离散，祸患全在这里。愿陛下赶快把他们屏退远置，使天下获得安宁。至于群臣中的贤能之士，臣所知道的，只有陈俊卿忠诚善良而坚定实在，可以担当重任、成就远大事业；张栻学问醇厚端正，可以补遗阙失。愿陛下赶快召用他们，那么众多贤能之士就会汇聚进用，群小也会被贬黜伏罪。随后又亲笔写信托付给敬夫以及他的故友新安朱熹仲晦父和堂弟玶，信中都以国家恩德尚未报答、国家耻辱尚未洗雪为言，然后才托付家事。七月甲子日，病情危重，公命人取出此前起草的奏疏封好上呈，于是当天在府衙正寝去世，享年五十五岁。死讯传来，皇上震惊悲悼，才同意公请求转任通议大夫退休，追赠光禄大夫，并停止临朝听政一日。

译诏令建康府负责护送他的灵柩，建宁府供给丧葬事宜。公先娶吕氏，是兵部尚书吕祉的女儿，追赠新定郡夫人；继娶韩氏，追赠新兴郡夫人；又娶韩氏的妹妹，追赠淑人；她们都是魏国忠献公的四世孙女。公有两个儿子：学雅，官承务郎；学裘，官承奉郎。两个女儿，长女嫁给将仕郎吕钦防，尚未成婚。淳熙六年二月乙巳日，葬于瓯宁县慈善乡丰乐里新历之原，这是公生前指定的地方。公为人机敏明察，见识精明，议论雄健畅达，遇到事情立即作出决断，威严使人不可侵犯；但在家中极其孝顺慈爱，侍奉继母庆国夫人，礼节恭敬而周备。遭逢丧事时年过五十，恪守丧礼，竭尽哀痛，以至于身体毁损而得病，几乎丧命。公友爱各位弟弟，晚年更加深厚；每逢岁时祭祀，都配合古今礼制恭敬举行；内外亲属中有功服、缌服之亲去世，必定穿素服到月底。公多次在任官时停止宴饮歌舞，听说同僚有丧事，也这样做。福国夫人早年去世，公悲哀思慕，无法自我排遣。出任边疆、奉祠之时，第二次本来可以得到任子恩典，他想奏请授官给内弟，却总未成功，最终奏请三次才得以实现。所治理的地方有因骨肉亲情引起的诉讼，他都召到面前，以恩意晓谕，以义理责劝，反复详尽地开导；有时甚至使他们深深自责，言辞意态恳切，听到的人悔悟感泣，往往放弃所争之事离去。遗命办理丧事不得采用佛教仪式。平日里他乐于取用别人的长处，仿佛那长处就是自己的一样。他与张敬夫、朱仲晦父交游，时间越久越敬重信任他们。任官时乐于接受直言，即使是小事处理失当，下级官吏指出来，也没有不立即改正的；因此在湖南幕府任职时，曾得到南丰曾撙的厚意相待。公离开后，曾撙被后任帅臣憎恶，被诬陷上奏而夺去官职；公在建康竭力为他辨白处理，使其得以申雪。而掌握要害地位的人中有忌恨公的，便上奏排斥曾撙，其实用意并不在曾撙本人。公并不后悔，反而更加厚待曾撙。在朝廷上，他发表危切的言论，神色正直严肃，直截上前而无所回避；他的忠义奋发，不因生死而动摇内心，大概是承继了家世的传统。然而在议论政事时，他务求审慎缜密、持重稳妥，不肯作侥幸试探之举。他侍奉皇上交谈，每当谈及恢复大计，必定把修明政事、巩固根本放在首位。辞却起复任命时，他亲手写奏疏，尽数揭发当时掌权者夸夸其谈、肆无忌惮、欺骗皇上、误害国家的奸臣，大概因此触怒了皇上，但皇上独独深刻体察他的忠心。他在地方镇守时，爱护百姓、约束官吏，平理诉讼，治理财用、整治军队、清除盗贼，都有具体条目和方法；尤其把敦厚教化、整饬风俗作为急务。大概他的天资虽然很高，早年就有声誉，但德行成就、声望尊隆，尤其在晚年，所以天子了解他日久而更加深切，增加俸秩、赏赐金帛、慰劳问候接连不断，大概正有意重新起用他。士大夫中的贤能者，平日里本来大多预先归附于他；那些不能没有私意、持有异议的人，到晚年也共同归向并推重他。等到听说他的丧讯，无论贤能还是不肖，没有不悲惨地互相吊唁的，都遗憾国家失去了这样一位洪大刚毅、忠诚壮烈、忘却自身而忧虑国家的大臣。他所镇守过的几个地方，百姓爱戴他如同父母，听到讣告，有人停市，有人在街巷哭泣。至于各军将领官吏，外至边疆地区，对于公家的威名和义烈，服膺熟悉大概已经很久了，没有不想听闻他的风采的。军士本来就敬爱他，而敌国的间谍到了荆防，也常常打听如今刘公在延康担任何职。延康大概是忠显公过去的官职。公从年轻时便以文学在当时闻名，等到入朝廷、进入禁中，参与议论政事、润色当代政令，尤其以文章得体著称；但平日从不随意写作无用的文章，偶尔有应酬之作，也随即弃置。后来在中书后省驳议，又多删削稿本，所以如今家中保存的只有文集八卷、奏议十卷、内制外制二十卷罢了。然而公之所以能够使自己立身于不朽之地，并不在于空泛的言辞。玶谨按现行法令，考察公的实际品秩，确实应当举行诔文、易名之典；他的姓名和事迹又应当载入信实的国史，以示后世。因此冒昧把他的乡里、世系、历任官职和行事的实际情况如上陈述，呈告太常考功，并转送太史氏，因为这些事情关系到国家。至于体察军机大事的重要内容，尚且不敢全部写出，随后另行分条记录上呈。谨此陈述。淳熙九年四月日，从弟从事郎玶陈述。籍溪先生胡公行状 先生名宪，字原仲，姓胡，是建州崇安人。他是已故侍读、南阳文定公从父兄的儿子。祖父胡耸，父亲胡淳，都没有做官。先生生来沉静端庄谨慎，不随便说笑。稍稍长大后，跟随文定公学习，开始听到河南程氏的学说。不久以乡贡生身份进入太学。正值元祐年间学术受到禁锢，便独自和同乡白水刘君致中暗中诵读、私下讲习。后来又向涪陵处士谯公天授学习《易经》，很久仍没有所得。天授说：“这本来就是这样。大概是心被外物浸染，所以不能有所见识；只有学习才能使心明白。”先生于是长叹说：“所谓学习，不就是克制自己、下功夫吗？”从此专心从事基础的修学，不求别人知道。有一天，他向诸生作揖告别，回到故乡山中隐居。凡是不合于道义的事，一点也不接受别人给予的利益。他靠种田、卖药来奉养父母。文定公称赞他有隐士君子的操守。乡里的士人和读书人仰慕他，来与他交游的日益增多。当时贤士大夫中听说他名声的，也都留心敬仰他。于是从臣折公彦质、范公冲、朱公震、刘公子羽、吕公祉本中共同把先生的品行义举报告朝廷，诏令征召他。先生以母亲年老为由辞谢。后来折公进入西府，又向皇上进言，催促征召得更加急迫。先生辞谢得更加坚决。于是授予他左迪功郎，添差担任建州州学教授。先生仍不愿出仕。郡守魏公矼派奉行义的诸生进入乡里传达诏令，并亲自写信陈述大义，极力开导。先生不得已才出来接受任命。就职以后，每天召集诸生，告诉他们古人求学是为了修养自己。听到这些话的人开始讥笑，后来疑惑，时间久了，看到先生修身、奉亲、待人的实际行为，没有一样不是如他所说的，于是全都尊敬、信服、喜爱他。但先生仍认为这还不够。郡人程君元以品行驯良著称，龚君何以廉洁有节操闻名，先生都迎请他们来，让他们参与学校政务。于是教化日益深厚，士人日益受到感化。任期届满后又两次留任，大约七年没有调任官职。太夫人年纪越来越大，不愿住在官舍，先生请求得到监南岳庙的职务，以便回家居住。多年之间，曾有一次担任福建路安抚司准备用差遣。帅守对贩卖私盐的人，即使只涉及极少数量也要重判。先生为他们陈述法理，请求宽减处罚，但帅守反而不高兴。先生于是产生了离职的想法。过了很久，又请求担任奉祠官而归。这时秦桧掌握政权，天地闭塞，几乎有二十年之久。

译先生也已经淡泊无求，不再有涉足当世的念头。秦桧死后，群贤渐渐重新得到任用。白以先生担任大理司直，还没有出发，又改任秘书省正字。人们认为先生一定不会再出仕，可先生一辞谢便接受了任命，即使门人弟子也无不感到疑惑。到了馆下几个月，他又默默无言，人们更加觉得奇怪。正逢轮到他在殿中奏事，但他生病不能上朝，便起草奏疏说：“金人大规模修治汴京宫室，势必会破坏盟约。如今元老旧将中只有张浚、刘锜还在，而朝廷内外有见识的人都说，如果敌人果真南下，除了这两人没有谁能够抵挡。希望陛下赶快起用他们，臣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当时二公都因长期遭受诋毁而受伤，皇上心中还有没有释然之处。议论此事的人虽然有人大致这样说，却不敢明确地直言斥责。到了先生，才独自极力明白地说出，毫无顾忌回避。奏疏呈上后他立即请求离职，诸公挽留也留不住，皇上也被他的话感动，任命他为左宣教郎、主管崇道观，让他回去而享受俸禄。此前怀疑他的人这才惭愧、赞叹而心悦诚服，继承他主张的人也更多了。因此二公最终被召回任用，而先生却因病不能再起。那是绍兴三十二年四月十二日，享年七十七岁。第二年，安葬在建阳县东田里。先生曾娶两位刘氏女子，都是白水先生的妹妹，后来又娶严氏。儿子一人，名愉，早年去世；女儿一人，嫁给进士詹炳。孙子亲仁，正在学习进士业。先生天性恬淡，而修养深厚坚定。平时总是端正地坐着、挺直地站立，到了该说话时才说话。远远望去，空疏得像枯木的枝条；走近看却温和可亲，即使突然遇到事情，也从未见他有疾言厉色、仓促急躁的神情。有人冒犯他，他从不计较。他读书不追求多作训诂解释，只曾编纂数十家关于《论语》的解释，又抄取其中的要旨，附上自己的见解，和其他文章的稿本一起收藏在家中。先生志同道合的朋友只有白水先生；后来与他一同隐居，又得到屏山刘公彦冲先生，与他交游，彼此切磋，以成就学业。我的先父也在晚年同他结交。先生病重将死时，便把儿子的事托付给我。因此我在三位先生门下都曾做过洒扫的杂役，而侍奉先生的时间最长。先生安葬时，亲仁还在服丧，不能撰写墓志，于是叫他嘱托我，让我写述他的事迹，以便请当世君子作评定。我不敢推辞，谨将事迹分条写在这里，等待采择。谨状。淳熙五年七月日，门人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观朱熹撰状。皇考左承议郎、守尚书吏部员外郎兼史馆校勘、累赠通议大夫朱公行状 祖籍徽州婺源县万年乡松岩里。曾祖父振，已故，没有做官；曾祖母汪氏。祖父绚，已故，没有做官；祖母汪氏。父亲森，已故，追赠承事郎；母亲程氏，追赠孺人。公名松，字乔年，于绍圣四年闰二月戊申出生在本县家中。未满二十岁时，由郡学贡入京师。政和八年以同上舍出身，授迪功郎、建州政和县尉。父亲去世，服丧期满后，调任南剑州尤溪县尉。监理泉州石井镇。绍兴四年，奉召试任馆职，授秘书省正字。升为左从政郎，母亲去世，服丧期满后，奉召入对，改任左宣教郎。授秘书省校书郎，升著作佐郎、尚书度支员外郎兼史馆校勘。历任司勋、吏部两曹，仍兼领史职，参与修撰《哲宗实录》。书成后，转任奉议郎。因年资和劳绩转任承议郎。出任饶州知州，还未赴任，便请求退闲，得到主管台州崇道观的职务。任期届满，再次请求，任命下达后去世。那是绍兴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辛亥。公天生才俊，从小做儿童时，说出的话就已经令人惊异。年少在学校游学，作为应试士子，文章清新洒脱，没有当时文章陈腐低弱的气息。等到离开科场，才放开胸襟写作诗文。他的诗起初也不刻意雕琢，而是天然秀美，风格力量从容闲雅，超然有脱离尘俗的情趣，远近传诵。后来京师中听说当时以诗著名的前辈，往往还没有见过他的面，就已经异口同声地称赞他。他的文章汪洋恣肆，看不出边际，像河水正奔涌而来，奔腾拥挤，浑厚浩荡而流转不息，片刻之间千变万化，无法形容，人们也很少有人能赶得上他。然而公从未因此自我得意。有一天，他长叹回顾自己说：“这样固然昌盛了，却离道越来越远，为什么呢？”于是又发愤改变作风，更加认真地取读六经、诸史和诸子百家的书，来探求天下国家兴亡、治理与混乱的变化，以及当时君子顺应时势、配合变化、分清先后本末的次序，希望能够把所得发为议论，落实到事业上，成为像贾长沙、陆宣公那样的人。后来又得到浦城萧公颐子庄、剑浦罗公从彦仲素，与他们交游，于是听到了龟山杨氏所传的河洛之学，独自领会到古代圣贤未曾传出的遗意。从此更加刻苦自励，痛切地刮去浮华，趋向根本和实际，每天诵读《大学》《中庸》，在致知、诚意上下功夫。他自认为性情急躁会妨害道，于是取古人身上佩带熟韦以自我警戒的意义，为书斋命名，早晚在其中自我警策。从此以前从观览考察中所得的认识更加能够自信，也守持得更加坚定。所以他曾说：“士人所立的志向，区别只在义和利这两个方面罢了，但它开始时极其细微，流传开去却相距极远。譬如射箭，在扳机之间差了毫厘，到了百步之外就会差出寻丈了。”他又认为，父子之间以恩为主，君臣之间以义为主，这是天下最大的戒律，在天地之间没有什么可以逃避它。就像人处在元气之中饮食、休息、呼吸一样，一口气接不上，按道理必然会死亡。因此从古以来圣贤制定法则、留下训诫，用来维系和防范其中关系的，从来没有一天稍稍忘记过这一用意，难道只是为眼前的忧虑吗？这时正是宣和末年，士人求取功名、迎合世俗的风气，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不久发生靖康之变，朝廷倾覆。公在尤溪，正和同僚宴饮聚会，忽然有人来告诉他皇帝北狩的消息。公听后震惊骇异，挥袖而起，悲痛得几乎昏绝。后来建炎年间重新建立政权，王室漂泊动荡，尚未安定；敌军纵横，道路阻塞，朝廷本来无暇广泛寻求幽隐远方的人才，以尽量任用一代人才。公胸怀经世奇才，又尤其以自我推销求取显达为可耻，因此困顿在尘世的卑微屈辱和兵戈扰攘之中，只得逃避寄居于代理职务，以奉养父母，十多年间，直到在岭海鱼虾无人之地跟随计算商税的差役办事，已经完全没有了涉足当世的念头。

译正逢诏书颁出，御史胡公世将前往抚慰东南，公便趁着拜见他时劝说道：“古代治理天下国家的人，必定有一个确定的方针，用来作为子孙万世的基业；从来没有上下观望、犹豫迁就，只苟且维持朝夕，竟不为终年的准备，却能够治理国家的。今天朝廷的议论，固然必定有所谓确定的方针，却不知道只是想凭借江汉、控制荆吴，保住东南而已呢，还是要收复神州，横扫陵寝宫阙，占据中原而安抚三河呢？我曾听说，不取得关中，中原就不能收复；不取得荆淮，东南就不能保全。唐朝正因为没有失去关中，所以即使几经覆亡也没有失掉旧有疆土；吴孙氏向东进攻新城，向西进攻防汉，正是为了保卫建业。后来桓温、刘裕虽然能够凭借江汉的船舰向西进入河渭地区，但取得以后不能守住，也就只能勉强保全东南罢了。这样看来，天下的大势就可以知道了。如今进取方面，既不能凭借六军的力量打通荆防的道路，沿着汉水、沔水前往兴元，联络拓跋，控制五路，向东谋取中原；退守方面，又不能迁移车驾到建康，整治军队、训练武备，向北争夺荆淮，作为固守的计策，却只是困缩在一方，把日月耗费在道路上，进不能取得尺寸之利，退又没有可以保守安身之地，不知道这样漂泊不定最终会怎样呢？” 胡公认为他的言论奇特，认为他的防御策略壮阔，回去后立即把这件事上报朝廷；泉州知州、资政殿学士谢公克家也随即上奏章，推荐公的学问和品行十分美好，不应长期滞留在筦库之职，于是公才得以被召入参加试策。出策题的人以中兴事业的难易和先后次序发问，公当即回答说：“自古以来，谋划国家有成功也有失败，但取得成功并没有什么难易之分。大概治理天下国家有最高的谋略，而国势的强弱、兵力的盛衰、土地的扩张与收缩，都不在其中。只要能够顺应人心，任用贤能，整饬纲纪，那么天下的事情就没有不能化难为易的。只是居于上位的人应当珍惜时间、爱惜光阴，赶快谋划这件事。”公反复纵横驰骋地论说，辩析纵横，贯通古今，征引考验精确而广博；太阳还没有偏西，奏篇已经上呈，累计有数千字，而文章没有加[防：疑为“点”]。高宗阅览后认为十分惊异。赵忠简公当时正以枢密院长官的身份接受诏令，向西督办川陕荆防[疑有讹字]的军事，想上奏请求调公为属官。适逢太夫人病势缠绵，事情没有成功。后来公终于因遭遇丧事回去，而赵公也去世了，这件事同样没有实行。公第二次被召入朝应对时，皇上已经采用张忠献公的防[疑为“策”]，进军驻次于建康，指示授予诸将方略，计算日期准备大举进军，以收复中原，国势也稍稍振作起来了。公初次进见，想坚定皇上的意志，以完成中兴大业，于是上奏说：“陛下凭借圣明睿智的资质，处在艰难的时运中，忧劳思虑、日夜不安，至今已经多年；然而百姓困苦，军队衰弱，外敌侵凌，平定局势的功勋久未完成。公深深认为这样不可以，于是率领同列上奏说：“淮水、淝水一带，是东南的屏障，是古人经过百战也必定争夺的地方，如今都幸而在我们手中，却无缘无故抛弃来资助敌人，不是正确的计策。假如敌人乘我们的空隙长驱而来，不出两夜就能到达江津；人心一旦动摇，那么建康即使有十万甲兵，也将无从施展。况且那里新近归附的百姓，经过多年才安定聚集起来，也已经有了秩序，如今却一旦抛弃他们，使老人孩子狼狈南来，使壮丁愤懑怨恨而向北离去；失掉人心而留下后患，又更加严重。即使因为宿卫兵力单薄而一定要实行现在的防守计划，也希望不要全部撤走，使合肥、盱眙两处守军各自留下不少于三万人，这样也足以巩固我们的边防，挫败敌人的冲击了。”奏疏呈上后没有被采纳。刘豫果然多次向金人请求援助，想乘我们的空隙进攻，议论的人正以此为忧；但金人反而忌惮刘豫势力过强、将来难以控制，一旦把他逮捕废黜，便无暇顾及我们，否则我们也就危险了。从此以后，朝廷谋划迟疑反复，上下懈怠松弛，北伐的谋略日益衰退，面对中原观望不前，白白丧失时机，第二年皇帝的车驾便回到临安了。御史中丞常公和别人一起荐举公，说他恬淡而有操守，可以担当大事，于是又召公入对。公立即直言：“当今的国策不过有两个方面，喜欢进取谋略的人，已经因为冒险妄动而导致失败；想来陛下大概应当把圣明的志向提高到高远光明之境，并以睿智辅助它，每天增进学问，专心致志，广泛延请访问，早晚急切不懈地寻求宗庙社稷长远持久的计策，申明纪律，崇尚奖励乐守节义的人；又以民心为根本，以忠良为腹心，那么臣就知道外敌不值得忧虑，恢复的大功指日可待了。”他于是谈论自古中兴的君主，只有汉光武帝勤劳不懈，亲自成就大业，可以作为法则；晋元帝、唐肃宗志向和见识卑近，功业没有完成，可以作为鉴戒。他反复恳切地陈说，但仍担心谋划之间有些地方不够精密周详，无法使众人的心悦服，从而成就大功。于是又说：“君主掌握大权来驾驭一世，必须有处理这些事情的方法，而且要切合事理，然后才能深深使天下人心悦服。因此，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办成的。如今各种政务在早朝侍立、迟疑片刻之间决定，却没有广泛尽得群臣谋划的好处，使政令必定符合事理、使人心服从。我认为应当略微仿照唐朝延英殿坐论的制度，仰取仁祖在天章阁给札询问的规制，延请访问群臣，广泛寻求最好的方略，然后总揽、参订，依次施行。这样政令发布以后，上下都会心悦诚服，天下的事情就没有不能办成的了。” 公深深认为这样做不可以，于是率领同僚上奏说：“淮、淝是东南的屏障，是前人经过百战也必定要争夺的地方，如今都幸而归我所有，却无缘无故地把它们放弃来资助敌人，不是正确的谋划。倘若敌人乘我方的空隙长驱而来，不到两夜便抵达江津，一旦人心动摇，那么建康即使有十万甲士，也将无从施展。况且当地新近归附的百姓经过多年安置聚集，也已经有了一定的秩序，如今却在一朝之间抛弃他们，使他们中的老弱仓皇向南逃来，青壮年因愤懑而向北投去；这样失去人心而留下后患，又更加严重了。即使因为宿卫兵力单薄而必须实行如今的防守措施，也希望不要全部撤走，而让合肥、盱眙两处戍军各自留下不少于三万人，这样也足以巩固我们的边防并挫败敌人的冲击了。”奏疏上呈后没有得到理会，而刘豫果然多次向金国请求援助，想乘我方的空隙进攻；议论此事的人正为此忧虑，金国却反而忌惮刘豫势力强大，担心将来无法控制他，于是一旦将他逮捕并废黜，便没有时间顾及我们了；否则我们也危险了。从此以后，朝廷的谋划犹豫不决，上下都松懈懈怠，北伐的谋略一天比一天衰退，回望中原而迟疑观望，坐失战机，第二年皇帝的车驾便回到临安了。御史中丞常公一同推荐公，说他恬静而有操守，可以担当大事，于是又召公入朝应对。公当即直言抗议：“如今的国论不过有两端：喜欢进取谋略的人，已经因为冒险妄动而遭到了失败；

译为等待时机的人，又因为虚度时日、苟且度日而变得偷安。”这两者不能相通，常常陷于一边，所以成功无法看见，而双方都受到它的弊害。因此臣曾说，能够先自治以等待敌人的破绽，就能把这两种主张贯通为一个方针，而不偏废任何一方。能够早晚忧劳，率领激励众人的志气，就从来不是不等待时机，也不会流于偷安；审慎地知道敌人已经必然会顺应天道，就从来不是不进取，也不会陷于失败。谋划国家的人如果确实能够这样做，用来向仇敌求得胜利，却还有不能如愿的，臣不相信。然而臣私下考察近来的事情，往年江上的战事、近来伪刘的覆灭、中原的变故，可以说都是大事，但我们始终没有肯求取胜利，难道不是因为冒险妄动不可不戒，而对于用来治理自己国家的方法，还要更加求取完善吗？今天的形势虽然还没有到危机交迫的地步，也可以说已经紧迫了。我认为应当从圣上的志向开始，深思古人珍惜时日的意义，以忧劳来处理政务，不可稍有懈怠忽略。凡是有关天下安危存亡的事情，都不要一概归给有关部门，而应每天与辅相大臣同心协力，明辨礼义，端正纲纪，革除弊政，振作偷安的风气，抚慰安置困敝的百姓，磨炼激励士大夫并责成他们履行职务，凡此都是为了求得我们治理自身国家的方法。然后谨慎察看四方的破绽，乘隙而起，安然承受敌人失败后的余烬，以至于上合天地之正道，即使有智谋的人，也不知道该怎样替敌人谋划了。当初刘光世镇守淮西，统率军队没有法度，敌人一到便谋划退避；朝廷既已治他的罪并夺去兵权，不久发生叛兵之变，朝廷的谋议反而说这是罢免刘光世造成的，于是又去安慰他并给他优厚的官秩。张俊镇守盱眙，正当撤防时，朝廷还命令他分出军队留下屯驻，但张俊不接受命令，带领全部军队回来，朝廷也不能责问他。公于是又说：“陛下有所作为的志向从未稍有衰退，但天下的事情常常困顿于不能确立，使中兴的功业始终没有显著可见的成效，臣私下不胜忧愤，深思其中的原因，认为如果陛下确实能够同时进用忠臣贤士，修治彰明纪律，惩治纲纪衰败、精神委靡的祸患，革除姑息苟且的政治，严肃告诫大臣，凡是发出的号令必须务求合乎天下的正义，而不要因顾忌一个普通人徇私的怨恨，那么威势和命令必定振作，国家形势安定强盛；即使桀骜的敌人，也将收敛衣襟退避听命，又何必忧虑事情不能确立呢？”皇上也没有因这话而恼怒，只特别任命他为郎官，兼掌史笔；但常公仍认为这不是自己荐举奏论的本意。常公再次在皇上面前论奏，言辞十分恳切周详，但事情已经实行，来不及改变了。公到史院后，正值修订蔡卞所撰的《哲宗实录》，其中《宣仁附传》是公分担撰写的，正是用来辨明诬谤、区别邪正，在体例上尤其重要。公考订精密，秉笔直书，没有隐讳，议论者都称赞他。后来却也不免被其他官员大加删改，因此读者仍有遗憾。不久金人急忙派使者来请求议和，赵公因为议论略有不合，也被罢免离去。秦丞相桧开始专断政事，于是决定屈己向金人求和。金使的称号已经不谦逊，而他们要求奉承的礼仪又有极其可怕之处，于是众人的心共同愤怒，军士甚至汹汹然想要发动变乱。夜里有人在大道上张贴告示，指秦桧为金人的间谍，城中人惊恐不安。当时忠臣智士争相起来反对，公也急忙与史院同舍胡公珵、凌公景夏、常公明、范公如圭等五六人共同上疏抗议说：“金人正占据中原，吞并侵食还没有满足，有什么可忧虑、可害怕的，却一旦突然改变而同我们讲和呢？大概是他们习惯了接连侵食所形成的威势，行动就常常得志，而我们很容易恐惧，所以常常喜欢提出和谈的说法来侮辱我们。他们又担心我们训练军队、积存粮食、储备精锐等待时机，事情会有不可预料的变化，所以不得不提出和谈的说法来扰乱我们耳。金人的和谈使者，就像秦国的连横之士，是兵家用来百战百胜的手段。六国没有看透连横之士割地的贪得无厌，因而亡国；如今国家如果看不透金使请求和谈的祸患，灾祸又哪里说得尽呢？可是掌权办事的人反而认为，我们是因为梓宫、母后、渊圣以及皇室亲属的缘故，于是就不再顾念祖宗社稷二百年托付的重大责任，轻率地听从他们，使他们能够实现无礼而毫无根据的图谋，借机践踏我们来满足欲望，将来又能到哪里逃避呢？从前楚汉相持时，项羽常把太公放在砧板上，用来约迫高祖投降。假如作为高祖的人相信他的诈谋而立即屈服，那么连自身都无处安置，哪里还谈得上让太公回来呢？正因为高祖不相信、不屈服，日夜思考对付楚军的办法，所以最终能够把项羽逼到鸿沟，使他的军队疲惫、粮食耗尽，形势穷困、力量屈竭，而太公自然得以回来。这件事计策的得失，也足以作为借鉴了。”这番话如此切直，大概出自公和诸公的共同意见，由胡公执笔完成。秦桧虽然坚持自己的主张，没有稍稍改变，但金人的狂妄谋划因此也有不能完全得逞的地方。议论者无不称壮。可是从此以后，边防逐渐松弛，士气更加衰弱，兴复的谋划上下都以为忌讳，正好陷入公等所担忧的、金人用来扰乱我们的计谋。秦桧自以为取得了皇上的信任，开始谋划逐一斥逐所有持不同意见的人。公因此多次自行请求退职，参知政事李庄简公又曾想引荐他进入近班，秦桧因此更加忌恨他，坚持把他留下而不允许。金使再次到来时，只答应归还我方河南的土地。公轮流入对，又说：“陛下身处艰难时局至今十年，虽然有大有作为的志向，但对于天下国家长远持久的计策，仍有许多来不及顾及。如今上天启发金人的悔悟，他们划定数千里土地归还给我们，这虽然是另一时期的变化，却不能预先知道。想来上天或许通过礼义使他们悔过改错，使陛下能够暂时摆脱忧患，施展大有作为的志向，这是一万世难得的一次机会。然而天下的事情常常难以确立，正是因为只听从一个人的独见，略过众人不同意见的议论，所以开始谋划时过于锐利，而实行计策时又不够周详。希望考察汉廷让群臣杂议的办法，从今以后凡是发布政令、创制事务，陛下既在上面与大臣谋划，又让卿士大夫中有忠诚思虑的人也能在下面尽情陈说，然后总括群议，在其中裁决处理。这样，天下的事情都将由陛下想做什么便做什么，并且没有不能成功的。”这对于前一天议论和谈的事情，仍然是想再三表达自己的意见。

译他又想到国运日益艰难，人心还没有归服，而天子没有亲自统率的军队，各道也没有真正掌握军政、干办方略的实力，几个大将各自拥重兵，势力强大到不能命令，恐怕会有不可预料的事情。于是又多次进言，认为应恢复武举，考核实际才能，一定要选取通晓兵法、长于安抚统御的人，以储备将帅人才；由州郡选拔勇猛之士，全部送到行在，以补充周卫的缺额；精心选择帅守，使他们搜集士卒、战马车辆，以壮大藩镇屏障的形势。这些也都是当时的急务、长远的最佳计策。他反复恳切陈说，不能自已。他对于请求建立太学、彰明大伦以倡导节义风气并纠正苟且偷安的习惯，也是平日深思熟虑而经常谈论的；所谓像人在元气中饮食、休息、呼吸，一口气不能接续，按道理必然死亡，并不像后来那些人迎合上意，只把考试文章当作粉饰太平的工具。然而国策已经确定，他的言论无法被采纳，因此公更加用力请求离职，秦桧也更加恼怒他。十年春，秦桧便让言官弹劾公，说他独自以怀有异议来自我标榜，表面上作谦让辞职的样子却把它作为罪名，将他调出京城到外郡。但公离去不久，金人果然破坏盟约，再次夺取我方河南土地，率领精锐军队从数路大举入侵，正如公所说的不可预先知道的变化。于是朝廷内外大为震动，秦桧也不知如何是好，惊慌犹疑，甚至在检阅军队的奏疏中援引错乱而自己还不知道，听到的人无不暗自发笑而深为忧虑。幸而当时的将领和士卒还保有前些日子的力量，东方在搜罗训练余力的基础上，因此关陕、顺昌、槖皋的军队连续取得大胜，敌人于是退走，再次议论讲和，梓宫和母后这才得以南归。又正如公等所论楚汉强弱的形势，但秦桧于是掩盖已经失去的东西，冒充为自己的功劳；公被夺去职权，秦桧放纵无忌，再也没有什么顾虑。公坚决不能再向他屈服，于是自行请求担任祠官，退居建溪之上，每天把探讨寻求旧日学问作为事情，亲手抄写、口中诵读，不懈怠，反而更加精进，大概是在义理的精微处寄托心思，把意念放到尘世污垢之外，因此能够自得其乐，恬淡自如。从前喜欢作诗写文章，到这时除非有缘故，不再徒然创作；但他的文章气势更加平缓，诗歌格律也更加闲适放达，和年轻时的作品相比，仿佛出自两个人之手。然而公从此不再出仕，年纪还不到五十岁便突然遭遇大故去世，善人一类的人无不为他悲伤。此后十多年间，秦桧于是独揽国政，大肆掌握施行威福的权力，和公同时被贬逐的人，大的削除名籍、流放荒远之地，小的也被弃置闲散；直到秦桧死败，那些幸存的人才被起用复职，有的甚至做到大官，而公都已经来不及看到了。唉！我朱熹难道还忍心说这些吗！公天性极其孝顺，侍奉太夫人在身边，从不违背；友爱各位弟弟，委曲周全地迁就他们，做到了常人难以做到的事情。他同人交往看重诺言，不因生死、困穷、显达而改变自己的心志；抚养孤儿外甥，教他读书，又料理他家的事务，曲折周全而有条理，没有人能说什么。接纳引导后辈，教诲诱导从不懈怠；听到别人有善行，推荐他们唯恐来不及。至于邪佞卑劣、轻视贤者而依附权势的一类人，只要和自己志趣不同，他就鄙弃并远离，有时甚至不忍正眼看他们。至于他施行于吏治方面的事情，也都果断明辨，抑制邪恶、扶持正道，毫无顾忌回避。不过我朱熹出生较晚，不能详细听闻和见到这些事，所以无法记载。晚年病重后，他知道自己一定不能痊愈，却处之泰然，略无忧惧之色，亲手写信向相交友好的胡公宪原仲、刘公勉之致中、刘公子翚彦冲诀别，把儿子的事托付给他们，又回头对我说，以前曾来接受我的教诲。他终身志向于道、诚心信奉道义，至死不改变，并把恩泽留给后人，不使后人迷失方向，也是这样。所作文章有《韦斋集》十二卷，流传于世；外集十卷，收藏在家中。傅公的评论认为，公的诗高洁而深远，文章温和婉约而典雅有法度；至于表、疏、书、奏，也都合乎道理而切合事务。傅公也确实得到了公文章的情趣。公娶同郡祝氏，封为孺人，追赠硕人。她的父亲处士祝确，品行高尚。硕人性情慈爱柔顺，孝敬谨慎，在贫困中辅佐公侍奉太夫人，从未有一天不能使太夫人心情愉悦；对待内外亲戚，下至妾媵、僮仆和使役之人，都周到而有恩意。公去世二十七年后，硕人才去世。一个儿子朱熹，如今以朝奉大夫致仕；一个女儿嫁给已故浏阳县丞刘子翔，早年去世。孙子三人：长孙塾，也早年去世；次孙埜，官将仕郎；次孙在，官承务郎。孙女三人，她们的女婿是修职郎刘学古、迪功郎黄榦、进士范元裕。曾孙五人：钜、钧、鉴、铎、铚；曾孙女九人，长女嫁文林郎赵师夏，其余有的已经许嫁但尚未出嫁。公去世第二年，朱熹奉他的灵柩葬在建宁府崇安县五夫里西塔山，硕人另葬在建阳县崇泰里后山铺东寒泉坞。但公原来埋葬的地方地势低湿，担心不是长久之计，于是择定庆元某年某月【缺】日，奉灵柩迁葬到武夷乡上梅里寂历山中峰僧舍北面。大概公的诗中曾有“乡关落日在苍茫之外，寒花中的酒樽寂寥冷落”这样的句子。唉，这难道就是他的谶语吗？不肖之子熹追念悲号，却无法追及先人，私下想到应当把铭文放入墓室，详细写明他的声名功业，用来告知万世。大概自近古以来就没有改变过这种制度，而公追赠通议大夫，正为第四品，按照制度又应当立碑，碑首雕刻螭龙，碑座作龟形，高九尺，刻写辞文来歌颂美德，立在墓道上作为表彰。因此谨敢追述他一生议论和事迹中重要的部分如上，来请当世善于立言的君子撰写碑文。伏望幸蒙垂听并加以选择。谨状。庆元五年十二月日，孤子、朝奉大夫致仕、▯源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熹撰状。延平先生李公行状

译先生名侗，字愿中，姓李，是南剑州剑浦人。曾祖父名干，官屯田郎中致仕，追赠金紫光禄大夫；曾祖母为清源郡太夫人朱氏。祖父名纁，官朝散大夫，追赠中奉大夫；祖母为永嘉郡太君胡氏、咸宁郡太君朱氏。父亲名涣，官朝奉郎，追赠右朝议大夫；母亲为太恭人饶氏。先生是朝议公最小的儿子。他生来禀赋非凡，幼年便聪颖敏悟，年少长大后孝顺友爱、谨慎笃厚。朝议公和太恭人尤其钟爱他。成年后，游学乡校，已有声誉。后来听说同郡人罗仲素先生从龟山杨文靖公门下得到了河洛之学，于是前往求学。罗公清廉耿介、超凡脱俗，虽然同乡人却很少有人能了解他。看到先生跟随自己交游求学，有人很是非难讥笑，先生像没有听见一样，跟随罗公多年，接受《春秋》《中庸》《论语》《孟子》的学说，从容地潜心体会，内心深有所得，把罗公所传的奥妙完全领会了。罗公稍稍因此高兴，很快便称许他。于是先生退居山田，在水竹之间搭茅屋，谢绝世俗事务，四十多年间，箪食瓢饮屡屡空乏，却怡然自得。其间郡将、学官听到他的名声而招请他，有时派子弟跟随他游学受教，州郡士子把他作为矜式。晚年两个儿子考中进士，在邻郡任职，又请求迎养他，先生不得已出行一次，从建安到铅山，在昭武探望外家兄弟，经过武夷潭溪上门生弟子和旧友的住处，逍遥游览而归。正逢福建帅汪公玉山带着书信、礼物、车马前来迎请，大概想和他一起讲论疑义。先生于是前往拜见，到了那天疾病发作，便在府治的馆舍中去世。这年七十一岁，是隆兴元年十月十五日。汪公派参议官王君伯序、观察推官谢公仿处理丧事，亲自查看入殓，礼仪、丧具没有不周全的。过了几天，几个儿子都到了，于是扶丧归乡。先生娶同郡吴氏，儿子三人：友直，官左修职郎、信州铅山县尉；信甫，官左修职郎、建宁府建安县主簿；友闻，没有做官。女儿一人，早年去世。孙子四人，孙女八人，都还年幼。当初，龟山先生在东南倡导道学，游学于他门下的士人很多；但说到潜心思考、努力实践、担当重大责任并达到极致，像罗公这样的，大概只有一人。先生跟随罗公学习以后，在讲诵之外，整天端坐，用来体察喜怒哀乐尚未发出以前的气象究竟如何，并求取所谓的“中”。像这样做了很久，才知道天下的大根本确实就在这里。天下的道理没有不从这里产生的。既然获得了根本，那么凡是从根本产生的事物，即使品类、节次千差万别，曲折变化无穷，也没有不被它包容贯通的；各种道理依次融会解释，各自都有条理，就像河流的脉络不可紊乱。大的方面，如天地所以高大厚重的道理；小的方面，如万物所以化生养育的道理；一直到经书训诫中的精微言语、日常生活中的细小事物，拿这个根本来衡量，没有一样不能得到恰当的处理。由此，他的操守更加坚定，涵养更加成熟，心思精明纯一，接触任何事情都洞然明白，广泛应对、曲折周旋，发言行动都必定合乎节度。因此他侍奉父母真诚孝顺，在身边服侍从不违背。二哥性情刚强，常常违逆他，先生侍奉二哥却极其真诚恭敬，反而更能得到二哥的欢心。家庭内外，和乐而庄肃，仿佛听不见人声，但各种事情自然都能处理好。同宗亲族、姻亲和旧友之间，恩意深厚，长久不忘。家里的生计一向微薄，但他处理得有道，量入为出；宾客往来和祭祀都谨慎整饬，租税一定在邻里中先行缴纳。亲戚中有人贫穷而不能婚嫁，他便替他们料理，节省自己的衣食来赈济帮助他们。和乡人相处，饮食、谈笑，整天都亲切和乐。对年长者，他以尽礼相待；对年少者和地位卑微者，也按各自的身份以恰当方式接待，因此乡人爱戴敬重他，凶暴强悍的人也受到感化而服从。他接待后学，回答问题直到日夜也不厌倦；根据每个人程度深浅，采用不同的诱导方式，但总的目的在于使他们反省自身、自求所得，从而能够进入圣贤的境界。所以他说：“求学问道，不在于多说话，只须默默端坐、澄明心境，体察认识天理；如果发现哪怕一丝一毫的私欲萌发，也应当退去并听任它消除。长久在这方面用力，或许可以逐渐明白，讲学才开始有力量。”他又说：“求学人的毛病，在于还没有达到那种洒然通透、如冰融冻释的境界；即使勉强用力持守，也不过是苟且免除过失，明显地留下悔恨和过错罢了。像这样，恐怕还不足以谈道。又曾说：“今人的学问与古人不同。比如孔门诸弟子整天聚居，相互切磋砥砺，又有孔子作为他们的归依，日常相处中受到观感而变化的人很多。恐怕其中那种融会贯通、脱落拘滞的地方，不是言语所能达到的；不然，子贡为什么说孔夫子关于人性和天道的话，是无法听到的呢？”他曾把黄太史称赞濂溪周夫子胸襟洒落、如和风雨后晴月一般的话，认为是善于描绘有道之人气象的说法，常常吟诵它，并回头对求学者说：“把这种境界存留在心中，遇到事情时或许能豁然开朗，使义理稍有长进。”他谈到《中庸》说：“圣门传授这部书，其中用来启发后学的内容已经没有遗漏了。然而所谓‘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又是全篇的要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如果只是把它记诵下来，那又有什么用呢？一定要在自身上体察实践，真实地看见这个道理，像颜子感叹时那样，卓然看见它成为一个完整之物，而且不违背自己的内心；然后再加以扩充发展，达到无所不通，才差不多可以谈论中庸。他谈到《春秋》说：《春秋》中的每一件事，都是阐明一个条例。就像观看山水，走出半步，形势便有所不同，不能拘泥于一条固定的方法。然而它之所以难以言说，大概是因为用普通人的心思去推测圣人，尚未达到圣人的境界；圣人洒然自得的地方，哪里能没有失误呢？至于《论语》《孟子》和其他经书，他没有不贯通明达的。有人提出疑问，他的回答必定能穷尽其中的意趣。然而，把这些话告诉他而不懈怠实行的人，或许很少。他曾说：读书的人应知道书中所说的没有一件不是自己的事情，并且就自身来寻求体察，那么凡是圣贤已经达到而自己尚未达到的，都可以勉力前进。如果只从文字上求取，喜欢它的词义，用来帮助背诵和讲说，那么不把它当作玩弄外物而丧失志向的人，几乎没有。因此，他从不专门替人讲解文书，但他的辨析精微细密，丝毫之差都能察觉。他曾对来请教的人说：讲学最重要的是深入潜心而又周密细致，这样才能使义理的意味深长，路径不致走偏。如果笼统地认为理只有一个，却不察看事物分别上的差异，这就是求学者流于似是而非、混淆真理的说法而自己还不知道的原因。

译他开头向人显示求学的大要，大致就是这样。先生天资刚劲奇特，气节豪迈，而涵养充实纯粹，再没有棱角锋芒。精纯之气显现在面容上，面色温和而言语严正，精神安定而气息平和，无论说话、沉默、行动、静止，都端庄安详、闲适泰然；在自然流露之中，仿佛自有成法。平日处理事情恭谨谦和，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可否；等到应对人事变化，以义理防守裁断，便有截然不可侵犯之处。早年听闻道理，便放弃科举仕进，超然远避，仿佛无意于当世；然而忧虑时局、议论政事时，又感慨激切，足以感动人。他谈论治国之道，必定把彰明天理、端正人心、崇尚节义、砥砺廉耻放在首位，本末完备，可以举而实行，并不只是空话。异端之学不能进入他的内心；但一听到它们的说法，就知道它们诐邪、淫滥、邪曲、逃避正理的缘由，大概正是在极其细微的差别之间辨析清楚，所以儒学与佛学的正邪便分明了。我的先父吏部府君，也曾跟从罗公求学，与先生是同门朋友，向来十分敬重他。曾与沙县邓迪天启谈到先生，邓氏说：“愿中的胸襟如冰壶秋月，晶莹透彻，没有瑕疵，不是我们这些人所能及的。”先父深深认为这是知人之言，屡次称许传播。后来我得以跟从先生交游，每次离开后再回来，听到的内容都更加超绝，大概他的向上通达从未停止，每天都是这样日新月异。唉！像先生这样道德纯备、学术通明的人，在当世寻求，几乎没有可以匹敌的。然而他不求世人知晓，也从未轻易把自己的学问告诉别人，所以在上位的人既不了解他，求学者也没有认识他的，因此仕进不能有所收获；施用于当时，退居以后又来不及传给后世，而先生正自在田野之间玩味自己所安乐的境界，悠然自得，连年老将至也不知道。大概《中庸》所说的依循中庸之道、隐遁于世而不被人知也不悔恨，先生差不多做到了。近年以来，求学者才逐渐亲近他，而方伯、连帅中贤能的人，又乐意听闻他的道理并邀请他前去，他们的用意难道会是徒然的吗？不幸上天使斯文丧失，先生去世了。龟山从程夫子那里听闻并传授给罗公的学问，到这里就不能传下去了。唉，痛惜啊！各位孤儿正筹划安葬之事，说我承受先生的学问已经很久，应当知道先生的内蕴，希望我详具其事，请作铭文的人撰写墓铭，将要刻在墓堂中，用来告诉后世知德之人，使他们有所考察。我愚钝而不才，蒙受先生教育不能说不久；听他的言论、观察他的行为并铭记在心，也不能说不详细；然而没有能力真正得到他的深远广大之处，所以把凡是耳闻目见所及的内容，以及一两部书中的话，全部记录下来，虽嫌繁多而不敢删削，大概是有待于后来再行删定吧。谨此陈述。朝散郎致仕陈公行状 本籍是泉州同安县永丰乡感化里。曾祖父陈珠，已故，未曾做官；祖父陈彦嗣，已故，未曾做官；父亲陈禧，赠右朝请郎；母亲吴氏，封安人。公讳汝楫，字济夫。政和八年以太学生身份出仕，补授迪功郎，任建州工曹掾属。官署裁省，职位未能施行，调任南剑州顺昌县主簿。任期届满，正式代理漳州司户参军，主持长泰县事务，代任漳岩县主簿。遭逢父母丧，服丧期满后升为从政郎，任汀州司法参军。尚未赴任，改任宣教郎，转任奉议郎，任汀州宁化县丞。追赠荣耀给他的父母，以承事郎、孺人诰命第四等加封，直到如今才达到官位和封号。陈公自宁化罢职归来后，历任承议郎、朝奉郎、朝散郎，共十年没有调任，也安然自得。六十一岁时，于绍兴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在家中去世。陈公刚开始患病，就让弟弟上奏请求，得到致仕郎的资格；诏报尚未下来，病势已危重，他召集亲戚中平常往来的人，交代嘱托儿子后去世。后来尚书省下达公请致仕的事宜，按照奏章办理，但陈公已经不能起身了。陈公任职时，以廉洁勤勉约束自己，所到之处都有能干的声誉，为太府部刺史所知。凡是其他官吏不能办理的事情，都交给陈公办理。陈公办理政事，一天天更加谨慎。当时任长泰县职务，正逢连年歉收，陈公极力申诉，得以减免田租的十分之三。在漳岩县任县尉时，因年老多病不能任事，便由陈公代替。防民余胜、苏居等结成党羽，抢掠作奸，陈公把他们全部擒获依法收治，百姓于是安定。朝廷嘉奖并记录他的功劳，改任中都官。龙图林公遹镇守南剑州，翰林綦公崇礼镇守漳州，也都曾上奏推荐他。在宁化，他兴办学校，修治毁坏的屋舍，聚集经书、诸子、史书等群书来教育当地人。宁化起初以尚武为风俗，百姓不知义理，到这时求学的人便文质彬彬起来。陈公从此归乡，闭门居于乡里，除了岁时庆贺问候，从未出入街巷。各位公卿府第和乡里人都敬爱他，做官的人也以此为安。陈公也以这种生活为适意恬淡，不因追求仕进而动摇心志，可以说是善人君子了。然而他的寿命不能长久，仍然令人遗憾。陈公先后娶两位黄氏，都封为安人。后来的安人是左宣义郎致仕某人的女儿，也先于陈公去世。儿子一人，名忱，因父亲的恩荫补授将仕郎；女儿一人，尚未成年。我的先父吏部府君与陈公同年中进士。我来到这里时，没能拜见陈公。陈公的嗣子陈忱将把陈公安葬在某山的墓地，把陈公的事迹交给我，让我编次，准备请作者撰写墓志。我推辞说不能胜任，但陈忱的请求没有停止；既然无法推辞，于是取来陈忱所叙述编纂的材料，把其中重要的内容如上完整记载。时在绍兴乙亥年某月某日，左迪功郎、泉州同安县主簿、主管学事朱熹撰状。承议郎、主管台州崇道观、赐绯鱼袋罗公行状 公讳博文，字宗约，另一个字是宗礼，南剑州沙县人。曾祖父安中，赠中奉大夫；曾祖母邓氏，赠太防人。祖父罗畸，官至朝请郎、右文殿修撰；祖母张氏、陈氏，均为宜人。父亲罗彦温，任右从事郎、建州瓯宁县知县，赠右承议郎；母亲邓氏为孺人，黄氏为太孺人。

译罗氏世代是豫章人。唐长庆年间，有一人任沙县县尉并在那里去世，子孙于是定居当地。到第五代孙罗觉，才考中进士。又过两代，出了右文公，以文才美德著称于世。再过两代，出了罗公，又凭道学和品行继承发扬家风，在当时有声望。然而他的官位低微、寿命短促，竟未能充分施展才能便去世了，知情的人都为他惋惜。罗公从小就有非凡资质，出生满一岁时，家人把各种物品放在周岁盘上给他选择，他一件也不看，只独自爬行上前拿取论说性理的书，翻看玩味了很久。右文公惊叹其奇异，写文章记载这件事，并说：“这个孩子将来应当还会凭文学使我家更加显大，而且还会闻道，不会成为只拘泥章句的学者。”十多岁时遭逢瓯宁府君之丧，他哀痛毁损身体，如同成年人；办理丧事和安葬，也都一定诚实守信、合乎法度。因右文公上奏，补授将仕郎，授任右迪功郎、福州司户参军；管理仓库，出入收支谨慎，彻底革除旧有弊病，后来都成为可以仿效的成例。再次调任静江府观察支使。桂管是岭南边徼以西的一大区域，百姓和事务繁多，平时幕府已经难以胜任；等到罗公到任后，被当道者所知，许多事情都等候他裁决。罗公从容裁处，人们从未见他疾言厉色，但事情无不各得其理。当时秦氏掌权，士大夫因为违逆他的意旨而接连遭到贬斥拘禁。凡是南来、途经府治的人，罗公都善意接待；即使耗尽官府俸禄，便卖掉自己的衣物来救济他们的困乏。因推荐而改任右宣义郎，任赵州瑞金县知县，转任宣教郎。刚到任时正逢歉收，罗公估计百姓将要挨饿，便事先筹备，储存了许多粮食。饥荒时打开粮仓赈济，无论事情大小，都一定亲自到场，不以劳苦为忧。他至诚而又恻隐怜悯，虽一心施加恩惠爱护，毫不计较吝惜；但安排事务细密，辨察精明，人们也不能欺骗他。县中百姓已经依靠这些得以保全，罗公又请求把余下的救济推广到邻县。县中原本盗贼很多，罗公整饬巡逻防守，设置方略，捕获数名首领，依法处置，境内于是安定。在任九个多月后，原宰相魏国张忠献公都督江淮，一向器重罗公，请他任干办公事。因皇上即位所施恩典，转任通直郎，赐五品服，奉命在江西招募士兵，得到数千人后带回，并在建康实行和籴，以充实军粮。又因为罗公参与此事，不久得到粮食也以数万计。张公再次入相，宾客按例出任幕府官员，罗公得以任和州知州，还未赴任，吏部侍郎玉山汪公主持全蜀事务，上奏征召罗公为参议官。军府行事，必定要向罗公咨询。汪公既虚心好问，罗公也推诚相告，反复详尽地说明，必定归结到最恰当的处理才停止。因此成都的政绩最终冠绝天下，罗公的帮助很多。曾奉命到汉中，慰劳安抚将士。宣抚使按照礼节送来三百万钱的馈赠，罗公不想接受，却又难以推辞；回程经过汉州时，汉州正在修治贡院，不能立即接待，于是把五十万钱给了他，其余全部送入成都公库。罗公取来河南程夫子的遗文，以及其他名臣足以传世的论奏著述，招募工匠刻板印刷，几乎全部完成。横渠张夫子的家族逃难流离，贫困不能自立，罗公访求到他们，替他们向汪公说明，请汪公延请安置在府学，蜀地士人都知道了应当勉励的方向。东方士大夫到蜀地游宦，贫困不能回乡，有的不幸死去而不能安葬，罗公都拿出自己的俸禄救助他们，使很多人得以渡过难关。屡次升迁为承议郎，任期届满后自己请求奉祠，获任主管台州崇道观。诏命下达时，汪公也被召回，罗公又跟随他向东走，到嘉州停留，与同僚聚会，谈笑如平常。一天忽然对人说：“我将要死了，但幸好大事已经完成，可以没有遗憾了。”于是上床就寝，应对交接都很从容，完全没有不同于平日，只是不再说一句关于自己的话，不久便去世了。这一天是乾道四年四月十三日，大概他当年五十三岁。同僚聚集哭悼，解开他的行装来办理丧事，发现袋中只有几十套书，剩下的钱仅够送他的灵柩回乡罢了。大家相互叹息，认为无人能及，于是把灵柩送回去。这年冬十一月，安葬在沙县严地祖坟旁。罗公娶陈氏，是了斋先生的兄长之孙女，先于罗公去世。儿子二人，名问、名辟；孙子八人，孙女七人，均已成年。罗公天资和厚纯粹，沉静少欲，待己待人全都以诚敬为主；平日和悦愉快，人们看不见他喜怒的神色。听到别人的善行，称赞仰慕得好像自己无法达到；至于别人有过错，则常常像有所回避隐藏，不忍说出口。看待别人的患难困乏，就像切身受苦，经营周济救助，必定竭尽自己的力量。不到三十岁就远离声色，一张床榻清冷寂然，只有乐于行善而不知疲倦，像有嗜欲一般。听说天下士人中有一言一行接近道的人，甚至远行千里去求访；因此四方名山胜景大多登临游历过，对于佛、老、庄子的学说，也往往能说明其中的所以然。有人便以为罗公确实诚笃地喜好这些，却不知道罗公的志向和学问并不在这里。他曾跟从张忠献公询问立身行事的大原则，张公亲手写了一篇《敬说》交给他，罗公接受后终身实行而不懈怠。又跟从同郡李愿中先生交游，听闻河洛一派所传的要旨，获得许多发明，于是感叹说：“儒学与佛学的差别，没有别的，只在公与私之间罢了。”从此他充分相信自己的操守，守持得更加坚定。在桂州时，汪公大概正任州通判，知道罗公的作为，每天到罗公那里交谈，并且屡次称道他的为人，所以最终引他来辅佐自己。如今的刑部员外郎刘公芮，当时也正隐居在州西山，亲自耕作、砥砺志向，很少有人认识他；罗公却独自在官署处理政事之余，每天前往与他交游。刘公是名门子弟，见过许多前辈，熟悉前人的言论和事迹，却唯独遗憾认识罗公太晚。听说罗公去世，哭得十分悲痛，因而卧病数日不吃东西。这难道是势利关系造成的吗？还是因为罗公才华、志向、操守、事业的美好，本来就应当在世上有所作为，而他的涵养一向深厚，精神气质清明，人们也不认为他的成就会止于此处。唉，他真可以说是不幸了！我曾在李先生门下受学，李先生曾详细向我讲述罗公的为人，尤其说到他随张公办理江淮事务时，高兴地说：“张公高明宏大而有余裕，宗礼则以精密详练辅佐他，幕府便不会有过失了。”

译当时我还不认识罗公。等李先生去世后，我才得以跟罗公交游，了解到他的志向和品行之美，这才更加相信李先生确实善于识人。然而罗公后来入蜀，与我相隔数千里，每年书信问候也来一两次，他用来劝勉从学者的话特别深厚。我日夜盼望罗公回来，几乎以为可以再次共同讲习旧日的学问，谁知罗公却带着丧事归来了。我既为罗公不幸、未能充分为时所用而悲痛，又为我们的道统不幸、失去这样的人而伤感，立即前往哭吊。各位孤儿哭号接受吊唁后，把罗公从弟罗颐所叙述的一篇官职世系概略交给我，让我编排成行状，准备请作者撰写墓志。我按情谊不能推辞，既然催促我完成这件事，我只好开始办理。只是我跟从罗公交游得晚，对于他的政绩和操行有许多不能完全知道，十分害怕有所遗漏散失，无法完备地供人采择而获罪。伏望撰述文章的君子予以裁正。谨此陈述。乾道五年五月某日，迪功郎、新差充枢密院编修官朱熹撰状。敷文阁直学士陈公行状 公讳良翰，字邦彦，幼年丧父，侍奉母亲很孝顺。他在乡校求学，以谨慎厚重受到人们称赞。读书注重通晓大旨，作文宏博而有气势。绍兴初年，考中进士，授左迪功郎，调任绍兴府会稽县主簿。任期届满，按资历升为从事郎，任明州慈溪县知县。年成不好、百姓饥荒时，公劝说富户打开粮仓平价出售，登记贫民发给购粮券，使上面得到安定、下面得到救济，县中百姓依赖他得以度过困难。他疏导德门三乡的渠道，灌溉田地很广。改任宣教郎，任温州瑞安县知县。转任奉议郎。瑞安民俗强悍刚硬，号称难治。有人说公应当严厉施威来弹压治理，否则不能成功。公叹息说：“县令是爱护百姓的官，像爱孩子一样爱他们尚且担心不能周全，何况逞发武力和怒气来震慑威吓他们？他们又能依靠什么呢？”催收租税不下发文书，只在大路上张挂拖欠户的姓名，为他们规定日期，百姓乐于不受扰乱，到了日期都来缴纳。审理诉讼，多能得到实情。有人问他的办法，公说：“我有什么办法？只是使我的内心公正，好像空堂中悬挂着镜子，事物一来，美丑自然就能分辨。”因遭母丧离职，县中送行的人都哭泣着返回。服丧期满，授衢州州学教授，每天接见诸生，教导他们修身砥砺品行的道理，不专门凭文字言语来器重评价人。转任承议郎，因殿中侍御史吴公芾推荐，任御史台检法官，升任监察御史。皇帝即位，因普遍施恩，转任朝奉郎。当时金亮背弃盟约，已经败亡而归；他的继承者新近即位，又派使者来，约定按照旧礼恢复友好关系，而中原遗民也都相继前来归附。皇帝下诏询问应当怎样处置，公上疏说：“背着孩子逃来的百姓都是我们的赤子，他们离开祖坟、亲戚，舍弃产业来归附我们，在道义上不能不接纳。然而如果答应按照旧礼，又接纳他们的降人，将来他们必定来索取并要求我们归还这些人，这会伤害归向王化之心，接纳他们并不便利。一定要把计策掌握在我们手中，先以治理自身为要，至于和与不和，暂且随事应对，然后才可以接纳他们。这两方面取决于陛下圣明的决断，希望您仔细筹划。”不久又有诏书询问当前政务所宜，公再次上疏，请求明确等级制度以整治军政，核查兵籍以充实财用，禁止折变以缓解百姓负担，减少堂选以抑制奔走竞争，内外官员都要延长任期，赏罚轻重务必符合众人之心。皇帝嘉许并采纳了这些意见。隆兴元年秋，皇帝下诏因灾异征求意见。当时皇帝任用故相张忠献公统领淮泗军队，准备谋求进取，而议论不一，争相献上防守长江的主张。公于是上疏极力论述，认为边防的要点在于巩固藩篱，只在于专一委任而已。如今想舍弃淮河防线而防守长江，是放弃土地、夺取便利，不是良策；可是朝廷过分听信意见，使督府不能专任边境之外的职责，我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皇帝认为他说得对，授任右正言。公入宫谢恩，首先陈述接受谏言、修养德行的主张，以开导皇帝的心意。正逢飞蝗灾异，公又劝皇帝以敬畏上天、体恤百姓为心，言语更加恳切。于是金人再次来信，要求恢复旧疆，并索取岁币，朝廷准备答应。公入宫谒见，皇帝极力陈述前日议和的过失，使祖宗陵寝隔绝、边境没有防备，北方忠臣义士来归附我们的，反而被敌人利用，并因此对我们产生怨恨，这些都是秦桧的罪过；如今不可以再次重蹈他的覆辙。况且中原土地都是我们祖宗二百年来的旧土，只是被外敌占据罢了；何况唐、邓、海、泗四州，是金人背盟之后我们用兵夺取的，怎么能说是旧疆而归还给他们？我们又凭什么理由把它归还呢？后来宰相汤思退竭力主持和议，建议派遣卢仲贤、李栻带着书信和礼物送给金国掌兵的大臣。公替皇帝进言说：卢仲贤轻佻无耻，李栻从北方来，行迹不可知，应当罢免不要派遣，暂且只回信，慢慢观察变化再作处置。皇帝倾向于公的意见，但宰相极力争辩，最终还是派二人出使。公又论述如今朝廷和督府的议论不同：凡是边境奏报送到皇帝那里，朝廷表面都假装答应，没有明确可否，暗中却用各种办法阻挠破坏督府的计划；万一误了时机，督府怎么能独自承担责任？皇帝惊醒称善，把公的话告诉宰相。当时杨存中任御营使，统领全部殿前诸军。公说：杨存中从太上皇帝时起掌握禁军二十多年，权势极盛，朝廷内外都忧虑疑惧；幸亏太上皇帝圣明有威，罢免其使职，让他回家。如今又无故授给他使职之名、交给他兵权，暗中形成的危险已经像凝结的冰一样坚固，不能不警惕。希望陛下为宗庙社稷考虑，立即罢免杨存中的使职，把兵权交给三衙，恢复旧制，那么天下就大幸了。奏疏上了三次，论说了两次，最终罢免了杨存中。适逢卢仲贤等出使边境，敌人按照礼节迎接慰劳，朝廷上下都很高兴，以为和议一定可以指日成功。公独自抗言说：和议对金人有四项大利，而对我们有五项事情无法确定。停止战争、讲求和好，金人便可以借此休养中原百姓的力量、威服控制小国、消灭平定群盗，这些都是金人的大利；而我们想同他们成为敌对国家，请求收复祖宗陵寝，又必须要求他们不索取四郡、不索取降人、不怀疑边防，这些却都远未可确定。

译希望陛下不要被众人的议论迷惑，先确定长久的规划，以应对变化。皇帝欣然接受了意见。后来李栻最终不敢渡过淮河，公上奏论劾，请求削夺他的官职；卢仲贤独自到达汴京，便擅自答应割让土地、缴纳岁币，向敌人输送利益后回来，皇帝大怒，把卢仲贤交给司法官审讯，想要杀他。宰相叩头恳求，才得以免死。宰相于是极力说明边防不足依恃，和好不可不修。皇帝不得已，再派户部侍郎王之望主管閤门事务、龙大渊出使金国。公于是与侍御史周公操请求入见，极力说前次派遣卢仲贤已经辱没国命，而大臣不悔恨先前议论的过失，又想任意作决定、拒绝众人的谋议。没想到秦桧的情形如今又重现，而且金人来信要求我们撤去四郡驻军，把土地归还给他们。这样一来，他们不用损失一兵一卒，便可以坐收数千里战略要地。我认为绝对不能答应。至于岁币，应等到收回祖宗陵寝之后再给，这样或许还算有名义。如今计议尚未决定，王之望却突然出发，恐怕所受的屈辱不只卢仲贤一人而已。希望先派一名使者快马前往商议，坚定地决定方针，出使还不算晚。皇帝把公的奏疏拿给宰相看，宰相请求召集侍从、台谏官讨论，皇帝下诏准许。公上奏的意见与前面相同，当时侍从中贤能的人也多附和他的主张。皇帝于是任命胡昉、杨由义为审议官，命令他们专门商议四郡之事；又亲自下诏命王之望、龙大渊出使，商议陵寝、梓宫、降人、边备四件事的利害并上报。二人奏报上来后，皇帝看出了其中的奸诈，把他们言辞中模棱两可、推脱转圜的地方全都用墨标记出来，拿给台谏官看。公于是再次申明此前的意见，皇帝才听从。此时是当年十二月。授公左司谏。长秋宫设置官员，内外所属共有若干人，公上疏论说此事，并请求节省其他冗费，从宫中开始节省，以供养边军。皇帝下诏，凡以长秋宫为官的，裁减七人，其他方面也按照公的请求有所减省。不久，胡昉、杨由义与金人商议四郡，意见不合，被金人极度困辱后回来。汤思退仍然坚持原先的议论，正言尹穑素来因谄媚侍奉龙大渊而得到进用，又是卢仲贤的姻亲党羽，暗中依附汤思退来动摇督府。公于是上疏论说汤思退奸邪误国，应当及早罢免，以安定朝廷内外；张浚精忠而有老成谋略，不应因为小人的话而动摇他。皇帝说：“汤思退先前的主张确实错误，但朕爱惜他的机警敏捷，希望还可以责成他取得后来的成效。你姑且放下这件事。至于魏公，今日的人才和声望，有谁能超过他？朕哪里会有这样的想法？即使有，难道不会同你们商议吗？这大概是谏官言路中有人怀有不同意见，你替朕告诉他们。”公叩头谢恩说：“陛下说到这里，天下真是大幸。然而宰相一职，自古就难以找到合适的人；即使不能得到全才，宁可选择迟钝朴实的人，遇到紧急事情还可以依靠。汤思退庸碌而狡猾，小聪明而大糊涂，恐怕会误了陛下的国计。况且‘机警敏捷’这两个字，并不是明主选择宰相的标准。”公退下后把皇帝的话告诉同僚，尹穑勃然变色。第二天尹穑也请求入对，于是任命王之望为谏议大夫，罢免公的谏官职务，以直敷文阁、知建宁府。过了两天，诏令张公罢兵回朝。又过两个月，张公最终被罢去相位离朝，和议于是按照汤思退等人的预谋确定下来。当时是隆兴二年六月。起初公厌恶尹穑奸邪，当面举出韩魏公“富贵容易求取，名节难以保全”的话来警告切责他。尹穑非常惭愧怨恨。到了这时，他已经暗中结交近幸之人来施展奸谋，于是联合朝廷内外的力量，先排挤公离职，然后罢免督府，逼退张公，召回四郡戍兵，毁弃撤除两淮防备，一心想使强敌的势力孤立来迎合皇帝的意旨，希望自己的主张一定得到采用，再也不能为宗庙社稷考虑。金人于是乘势大举入侵，局势几乎不能支撑，皇帝也悔悟了。而太学数百名学生前后两次跪伏宫阙上疏，请求召用公以及胡铨、王十朋等人，并请求斩杀汤思退、王之望、尹穑、洪适来向天下谢罪，称他们为“四奸”。汤思退等人因此开始败落，然而边防已经松弛，再也无法恢复，天下至今仍为此痛恨。公到建宁后，一心用恩惠爱护百姓，像任县令时一样。属吏把死囚的案卷送来复核讯问，囚犯往往不承认，于是请求沿用旧例，只进行审讯。公不同意，说：“在法庭上复核囚犯，是法律规定，我怎么能存有私心呢？”后来也终于没有人称冤。不久，任命他为福建路计度转运副使，他听察政务不知疲倦，隐蔽难察的事情全都能查明。他准备巡行各部时，总是先发文通知所到之处，不许修治道路、装饰供帐。各州按惯例送来馈赠，他一概不接受。作《观风七咏》，用来表示敦厚根本、淳厚风俗的意旨。转任朝散郎，授江东路提点刑狱公事，调浙西，转任朝请郎，以宗正少卿身份被召回。隆兴五年，暂代太常少卿，任侍立官、给事中，授兵部侍郎。当时朝廷想调集防守长江的几个郡的民兵，排列驻扎在江津，以防备敌人。公极力对宰相说：“敌人从未窥伺边境，民兵也从未训练过，无故调集驻屯，恐怕只是徒然扰民而没有益处。” 这番话传到皇帝那里，事情便搁置了。公以脚疾请求离职，皇帝不允许。适逢浙东发生风灾水灾，秋季庄稼全被毁坏，州县却不上报。公把情况告诉皇帝，皇帝立即派漕运官察看，免除租赋，赈济流民；隐瞒不报的官吏都按罪惩处。不久诏令公参与修撰国史，转任朝奉大夫，授右谏议大夫。任命下达当天，朝廷内外一致称许。当时杭州帅周淙多次创设摄局，任用私人亲故；秀州守徐藏派官吏拿钱购买灯具。京城听到这些事后，人心恐惧，于是都赶紧罢除了这些安排。公入宫谢恩，陈述四件事：一是敬畏上天，二是爱护百姓，三是修明政务，四是任用官员。有人因此说，治理的成效不容易立即谈论，但治理的景象却可以立即建立。陛下如果确实能把天下贤才都选取出来，安置在各个职位上，自然可以使朝廷气象壮盛，而治理的景象也能看见。治理的景象出现了，治理的成效便可以由此推知。皇帝说好。隆兴六年正月戊辰，大雨雷电；庚午，大雨雪。公请求入对，极力陈述敬畏上天警戒、整饬端正各项事务的主张。当时东宫长久没有册立，他又上手疏奏明此事，皇帝都嘉许采纳。当时皇帝已经深深醒悟前日和议的过失，想要赶快使国家富强，以此作为恢复的开端；而小人乘机争相兜售自己的主张。有个王天觉，拿财货结交皇帝左右，陈述聚敛钱财、攻击异己的办法，全都狂妄乖张。

译皇帝没有察觉，把他任为枢密院编修官。台谏官攻击他却不能使皇帝改变，公极力论说此事。皇帝这才醒悟，驱逐史正志。史正志素来靠倾诈机巧进身，到这时应当任成都帅，却害怕远行任职，便让他的党羽请求重新设置发运使，并把自己列为人选之首。他陈述这套主张时，公入宫奏说：祖宗设置这个官职，是仿照唐代制度，把东南物资转运到京师。如今京师已经处在东南，正享用当地租税，又分拨给武昌、建康、京口各军，真正应当上供的数量也没有多少，徒然设置这个官职实在没有意义。何况史正志是反复无常的小人，素来荒诞妄为，不过想借此获得重权，剥削州县，侵夺商贾，把这些作为自己的功劳罢了。从今以后，已经严密的法令不再放宽，尚未严密的法令又日益加严，我恐怕几年之间，百姓忧愁、盗贼兴起，足以使圣上忧劳。奏疏上了三次，并且当面论说得更加恳切，皇帝也知道史正志的荒谬，对公说：“我姑且试用他罢了。”公于是退下请求离职，皇帝把他上奏的手札封还，并告诫他说：“都俞吁咈，前代圣人也不能避免，卿难道可以轻易离去来显示自己高洁吗？”公再次请求入对，当面请求更加用力，皇帝挽留他的心意也更加深厚。不久发运司成为公私的祸害，果然全如公所说，史正志最终因罪流放，发运官属也全被罢免。公曾对皇帝说：蜀汉的军队可以窥伺关陕，荆襄的军队可以直趋韩魏，江淮的军队可以攻取青徐。三方面的形势相互形成犄角，不能有所偏废。如今蜀道已经交给大臣开府节制，而荆淮一带东西数千里，却没有人承担那里的责任。希望选择重臣分别委任给他们，这是长久而万全的计划。皇帝说：让武臣来担任可以吗？公说：文臣和武臣本来没有不同的道理，但一定要得到真正有才、久负声望、足以使军民心服的人，才能成就国家大事。皇帝说好。公又说：中兴初期，各位将领带兵时，都另外选取数百名精锐，作为亲兵，优厚供给粮饷，因此骁勇之士争相奋勉，所向都能立功。韩世忠所谓背嵬，张俊所谓亲随，刘光世所谓部落，就是这种情形。如今养兵虽然很多，却没有听说各位将领能替陛下挑出特别优秀的人来，培养他们的气势。希望陛下诏令他们这样做。皇帝欣然说：“这正是我的意思。”立即把这份文书下发给各将领。不久因参与修撰玉牒并完成成书，转任朝散大夫。再次上章请求离职，皇帝不许。七月，授给事中。适逢节度将领成闵冒领请求真俸，事情被发觉，诏令惩处负责出纳的官吏，却置成闵不问。閤门官王抃招纳妄人谢显，谢显假称有密令，出境惹事，诏令依法治谢显等人的罪，却也没有追究王抃。公都提出驳议，请求依法正刑。奏章上呈，第二天授任礼部侍郎。公极力辞让不接受，于是改授敷文阁待制、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离开朝廷。隆兴七年，诏令起用公任▯州知州，公辞让而未获准，过了一个多月才上路。尚未到任，又授太子詹事。两次诏令催促他前行，并命州郡敦促送行。公于是入朝见皇帝，皇帝慰劳得十分优厚，把调集防守之意托付给他。公也竭尽诚心辅导太子，凡是告诫太子的话，无非都是规劝警戒之言。一天，皇帝在东华门召见他，赐座，从容询问治国之道。公详细论述士大夫苟且欺诞的弊病，以及江湖地区荒废政事的情况。皇帝都采纳了，于是拿出亲笔写的唐太宗与魏郑公谈论仁德、功利的话，在后面题写文字，让公极力陈述当今尚未达到的地方。公拜谢退下后上疏说：“臣听说，仁德是治理的根本，功利是治理的成效。大有作为的君主致力于根本，成效自然会到来；从来没有没有根本却能获得成效的。陛下鉴察古代事迹，亲自挥笔书写，深切告诫愚臣，要求我寻求今日尚未达到的地方，这是尧舜之心。臣岂敢没有话来回答。臣私下观察，陛下想要顺承上天的意旨，但近年以来水灾旱灾交替发生，方圆数千里之间，因饥饿死亡、流离失所的人以万计，这说明顺承上天意旨还没有做到。陛下想要结纳民心，但营造寨屋，使百姓无法生活，冻死饿死的人不知有多少，这说明结纳民心还没有做到。陛下想要任用贤能，但张栻只因一句话便被立即调到外任，正直之气受到压抑而不能伸展，这说明任用贤能还没有做到。陛下想要斥退小人，但史正志正被驱逐，接着张某恰好被罢免，韩玉又得到进用，这说明斥退小人还没有做到。至于想要选择将帅，却使内外各军受到削弱，士卒专门经营交结，不整治军政；想要防备军情，却把军队调到江津，安排失当，使他们老弱疲惫、进退失所；想要选择监司，却把刑狱之任交给武臣；想要让官吏久任，却有人到任十天便改调。以上八件事，只要有一件没有革除，就会使陛下深厚的仁德不能没有牵累，臣恐怕功利的成效也不容易达到。希望陛下不要因为仁德难以见效，就忘记治理的根本；不要因为功利似乎容易取得，就急于求成。应当敬重奉行上天的意旨，以顺承天意；怜悯悲悯百姓，以结纳民心；任用君子一定使其才能得到充分发挥；斥退小人一定要断绝其根本；广泛搜求智谋才略之士，掌管边境之外的权力；培养成就武勇之士，以振作三军的气势；罢免不合适的监司，申明官员久任的良法。这样仁德自然会彰明，功利自然会显赫，将要与唐尧虞舜相比；而回头看唐太宗的作为，也会觉得没有什么值得称道了。”}], 奏疏呈上后，皇帝赞叹了好几次，拿出来给辅政大臣看，下诏让公兼任侍讲。公因足疾加重，苦苦请求离职，皇帝坚决挽留，只下诏准许他每五日入朝参见一次。公极力推辞，皇帝不许。十二月，公因病势加剧请求退休，皇帝这才知道他果真病重，于是授予他敷文阁直学士、提举太平宫，派使者赐给他告身和衣带。公回到家中，病情稍有好转，不久又复发；再次上奏请求告老，终于在乾道八年四月癸丑日病逝于正寝。自从病势危急，便屏退医生、拒绝服药，神色澄静，毫无畏惧死亡、忧伤变色的意思，七天后去世，享年六十五岁。诏令加授一官后退休。讣告传来，追赠太中大夫。公质朴诚实而不虚伪，庄重刚毅而有操守，但面色和悦、气度温和，不显露棱角；别人有一点长处，他就赞叹不已；稍有不善，必当面规劝。从寒微起直到显贵，供养自己反而越来越俭薄，没有什么嗜好，也不经营产业财利，俸禄赏赐随用随尽，从不为一丝一毫的财物打算。自从遭逢母丧，便不再进入内室。教诲督促子弟，接纳引导后辈，勤勉不倦。在州县任职时勤于政事、爱护百姓，被称为良吏。入朝以后，敢于直言、神色严正，适逢圣明之主，得以开导勉励并被采纳任用，抑制邪曲、扶持正直，朝廷内外都倚重他。

译隆兴年间，他协助筹划朝廷谋略，经营北向防务，尤其竭尽全力。当时国势几乎振兴起来，不幸被小人离间而离职。等到他重新回来，事情已经与从前不同，而公也更加年老了；然而他的气概一点没有衰退，凡遇到事情进言，必定把自己的意见充分说尽才停止。公曾经对人说，先儒有谈到为贫困而出仕的人，说：“等到我饥饿得不能走出门户，然后再考虑出仕。”这是孙氏的话，但听的人不明白，那么它的弊害将无所不至。既然饥饿到不能出门，就只有死罢了，还谈什么考虑出仕呢？公恭敬谦逊而诚恳笃实，并不是想用夸大的言辞向世人炫耀的人，但他的话却达到这样的程度，足以看出他的操守早已坚定，而他的立身行事也绝非偶然。年轻时听说潘左史良贵在朝廷上当面斥责奏事官，私下独自感叹说：“潘公太刚直了，哪里比得上退下来写奏疏更合乎体统呢？”族父某部侍郎公辅听见后赞赏他说：“你年纪轻轻，议论就能达到这个地步，将来立于朝廷，必定有可观之处，希望你自爱。”到这时，果然如他说的那样。所撰奏议及其他文章若干卷，收藏在家中。娶朱氏，封硕人。有四个儿子：元寿，右迪功郎；耆寿，右承务郎；彭寿，太学生；广寿，赐进士出身。两个女儿：长女嫁右迪功郎郭戡，次女嫁进士吴洎。孙子七人，孙女三人，都还年幼。元寿等将于这一年九月壬申日把公安葬在义城乡叠石山的原野上。因为朱熹承蒙公知遇，受到荐举和厚待，所以请我叙述他的生平事迹，准备借此请太常议定谥号，也为将来史官采录作准备。熹不能推辞，谨慎地依次记录如下。谨此具状。乾道八年八月日，前右迪功郎朱熹撰状。南岳处士吴君行状 君名翌，字晦叔，世代都是建宁府建阳县忠孝里人。曾祖吴恻，祖父吴深，父亲吴从周，都没有出仕。君年幼丧父，超过二十岁后到衡山游学，拜五峰胡先生为师，听到他所论述的求学方法，认为一切都应以明白义理、修养自身为要，于是放弃科举之学，说：“这些不值得作为我的事业。”胡先生去世后，又同先生的堂弟广仲、侄子伯逢以及门人张敬夫交游。他既诵读从先生那里听到的学说，又向上考察古代圣贤的言论，向中参考前代儒者先贤的议论，向下采纳四方朋友的学说，互相参照、辨析、订正，去掉短处、汇集长处。他的学问虽不专门奉一家为主，但大体以胡氏所传为宗旨。他为人忠实守信、明达果断，通晓幽微、明白事理；教导抚养几个弟弟，处处都很有恩意。同人交往，表里俱尽，凡心中认为不妥的事，便直切地告诉对方，却不失温和，因此朋友大多得益于他，也乐意亲近他；即使有人不能听从，也不厌恶他把话说尽。衡山人叶公贤把女儿嫁给君，君于是教导他的儿子叶定，使他知道应当走什么道路，又带他去见张敬夫，让他拜师学习；叶定因此成为有修养的士人，乡里都称赞他。张氏门人在衡山、湘江一带的很多人，也没有不往来请君为自己参详、解决疑难的。长沙过去有岳麓书院，国初时郡人周式任山长，教授几百名学生；后来屡经变乱，书院荒废，山长也停止任职。五峰胡先生当时正辞谢秦氏的礼聘任命，曾经请求担任山长，却没有得到答复。乾道初年，建安人刘珙任帅守，才重新建立书院，但仍然空缺山长职位。到这时，转运副使、九江人萧之敏才按照礼节聘请君，请他担任山长。君说：“侯君的意思是美好的，但这是我先师都不能担任的职位，难道可以凭我这点德行去辱没它吗？”最终坚决辞谢不能接受，萧侯也尊重他的义行，没有强行招致。那时君正准备在衡山脚下买田筑屋，那里竹林水泽优美，于是取程夫子‘澄浊求清’的话，题匾称为‘澄斋’。每天同宾客在其中从容相处，讲论道理、诵读书籍，间或写出诗篇歌咏自己的志趣，大概是悠然自得地以此为乐。然而不到几个月就病重不起了。这是淳熙四年八月三日，享年四十九岁。君娶叶氏，生一子名傅，才六岁；另有一女，也还年幼。君去世后，叶夫人遵照君的遗命，请求她的父亲，让弟弟叶定和君的外弟游霖、游彰等人在九月三日把君安葬在衡山东面的海桥原。这时，君的外弟游彬住在故乡，过了一个多月才听到君去世的消息，哭着对熹说：“吴兄去世时，只有我因为远在外地，不能赶来参加他的葬礼。如今将要写兄长的行状，并请桂州张先生撰文，刻在墓上。希望您为他写这篇文章。”熹与晦叔有朋友之谊，不能推辞。于是叙述他一生中主要的行事始末，以备采择。不过，敬夫与晦叔同师学习，又同住一郡，交游比熹更久，所以对他的了解一定比这篇文字更深，请把他的文章也一并列出，完整刻录。谨此具状。《晦庵集》卷九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