晦庵集卷七十八　　　　　宋　朱子　撰记

译《百丈山记》。登上百丈山约三里，右边俯临绝深的山谷，左边控制着垂直的山崖；堆叠的石头形成台阶，走过十多级才得以通过。百丈山的胜景大概从这里开始。沿石阶向东走，便遇到一条小涧，石桥横跨在涧上；四周都是苍老的藤蔓和古树，即使盛夏正午也没有暑气。涧水清澈，从高处淙淙流下，水声溅溅。越过石桥，沿两岸曲折向上，便到了山门。山门内只有三间小屋，容不下十几个人。然而前面俯视涧水，后面临着石池，两峡间的风整日不断。门内又有石桥跨过水池，越桥向北，踏着几级石梯进入庵中。庵只是几间旧屋，低矮狭窄，没有什么可观赏的。只有西阁最为优美：水从西谷沿石缝奔流喷射到阁下，向南又同东谷的水一起流入池中。从池中流出，便成了前面所说的小涧。西阁位于上游，正处在水流与巨石猛烈冲激的地方，最值得观赏。可是阁后靠着石壁，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夜里睡在阁上，枕席下面整夜听到潺潺水声，时间久了越觉悲凉，却又可爱。出了山门向东走十多步，便到了石台；石台下面是陡峭的岸壁，深暗险绝，隐藏在林木丛薄之间。向东南望去，只见瀑布从前方岩洞中喷涌而出，凌空落下几十尺；水沫像散落的珍珠、喷出的雾气，阳光照射下璀璨夺目，不能正眼直视。石台正处在山的西南缺口，前面遥对芦山，一座山峰独自秀出；几百里之间的群峰高低起伏，也都清清楚楚地呈现在眼前。太阳靠近西山时，余光横照，紫色和翠色层层重叠，数也数不尽。早晨起来向下看，白云充满山川，像海浪起伏；远近各山露出云海的部分，都仿佛飞浮往来，有时涌起，有时沉没，片刻之间变化万千。石台东面的道路断绝，乡人凿石修成台阶以便通行，并在东面建了神祠，遇到水旱便在那里祈祷。害怕险阻的人有时不敢通过；不过，山中可以观赏的景色到这里也就尽了。我和刘充父、平父、吕叔敬、表弟徐周宾一同游览此山，大家都作诗记述它的胜景，我又把详情依次叙述如下。最值得观赏的地方，是石阶、小涧、山门、石台、西阁和瀑布。因此我分别为它们各作小诗，记下这些地方，呈给一同游览的诸位，也告诉那些想来却不能来的人。年月日记。

译《云谷记》。云谷在建阳县西北七十里、籚山的山顶，地势最高，群峰向上盘绕，中间的山丘向下踞伏，里面宽阔，外面紧密，自成一个区域。即使晴朗的白昼，白云涌入时，近在咫尺也无法辨认；云雾忽然变化，又会豁然开朗，却不知道它飘向了哪里。乾道庚寅年，我才得到这块地方，便在其中建造草堂，题名为“晦庵”。谷中的水向西南流七里，流到安将院。东面树木茂密，树荫交错；涧中巨石互相倚靠，水流在石间奔迫澎湃，声音震动山谷。从外面来的人到了这里，精神已经清爽开朗，觉得同人世隔绝，因此题名为“南涧”，用来标志游览者行程的开始。沿涧向北走，山势更加深邃，树木更加苍老；涧底多是石头，高低陡绝，曲折回环，水都从高处倾泻而下，长的有一二丈，短的也不下数尺；有的隐伏侧出，层层相承，分成数级流下；时时有支涧从两旁山谷横流其中，也都喷薄飞溅，很值得观赏。走了一里多，俯身进入茂密的林木荫翳中，再走一百多步，有巨石临水，可以抬脚坐下休息。涧西有危石侧立，长满苔藓，藤蔓缠绕；佳木异草向上仰伸、从旁边相连，水从它们下面流出，淙淙分散，冲激喷射到涧中，格外幽静秀丽。下游曲折十多道，水势腾跃拥挤，沸腾奔涌；向西抵达像牙龈和腭一般的横石，水流于是被牵引拉长，曲折缓缓流去。我想在水边建一座小亭，取陆士衡《招隐诗》中的语意，命名为“鸣玉”，但还没有时间建成。从这里向北走，经过三四处悬瀑，高的达到五六丈，水流聚散、宽窄各有姿态，都可以建亭来欣赏它们的情趣。再向北离开涧水沿山而行，转向东走，脚下的草木纠缠在一起，看不出下面究竟有多深；下面水声如雷，估计仍有美景，但也没有时间去寻找。走了几百步，遇到一面又高又宽的石壁，全都高一百多尺；瀑布从石壁中间落下，远看像垂挂的白绢，是涧中各处悬瀑里最长的。道路正对着瀑布下游，撩起衣裳赤脚涉水而过。回头看走过的群山，仿佛都在手下，唯独向西北望去，半山中有一片立石丛木，名叫“豺子岩”，参差突兀，仿佛在天边。石瀑追溯源头向北进入云谷，于是又已经从上方向下俯视它了。这里地势的高低，大致可以由此看出。谷口狭窄，筑成关门以限制内外；两侧建成轩窗，可以坐卧，让游人休息。外面种植成丛的竹子，里面疏通成莲池，用木梁横跨其上，种杉树环绕道路。向西沿小山上行，可以通到中阜。莲池上有几亩田，想在它东面建几间田舍，命名为“云庄”。小路沿着中阜山脚，向北进入泉峡，经过石池、山楹、药圃和井泉；从东寮西面转向南进入竹林，便有三间草堂，就是所谓的“晦庵”。山楹正对着两座陡峭高耸、卓然挺立的山峰，下面俯视石池；东面隆起层层山嶂，山腰有几十亩可以耕种的土地，寮中有道士居住。从中阜向东，凡是可以耕种的土地没有不开发的。草堂前有几丈空地，右侧山势环绕到前面，隆起成为小山，种着椿树、桂树、兰花和蕙草，山势峭拔，草木茂盛。南峰从小山背后突出，孤独圆润而坚贞秀美，没有什么可以与它相比。小山左边也都是茂密的树木和修长的竹子，青翠浓密，环绕拥抱，看不见空隙。俯仰其间，不知不觉觉得自己处在高处、土地十分辽阔，简直可以靠近日月而面对风雨。草堂后面用草结成庐舍，稍稍登上山顶，向北俯视可以看到武夷的群峰，想建亭远望，但估计风势太高，不能长久停留，于是修筑石台，命名为“怀仙”。小山东面的小路绕过山腰，穿过竹林树木，向南出去再向西下行，俯视山前的村落、井舍，隐约还可以数清；但那里也容不下建屋，于是又筑台，命名为“挥手”。向南沿山冈脊线下行，便得到一条横向道路；道路南面就是谷口的小山，山上有一小片平整的田地，乡民用来祈求丰年，因此命名为“云社”。小路向东连接杉树林小径，向西通入西崦。西崦有几十亩土地，也有道士在其中结茅耕种，称为“西寮”。西崦西面的山脊盘绕着向东下行，与南峰向西垂下的山势相互咬合；谷口的小山夹在中间，好像巨人垂手拱玩珠玉。两条山原的水在它前面汇合，流出成为南涧。东寮北面有桃树小径、竹林小坞和漆园；翻过北岭有茶坡。向东北走，攀登险石，踏着侧旁小径，走到东峰山顶，再下去又上来，才到最高处一块仅一丈多的平地；四面都陡峭削立，下面深达数百丈，使人眩晕，不敢自保。然而俯身向四方眺望，每一面都能看到几百里，连绵山峰或有或无，远近环绕，彩色的山林与云涛在晨昏之间呈现万千形态，也是世间人的耳目从未见过的景象。我曾把湘西岳麓山顶命名为“赫曦台”，张伯和父大书其名，十分壮伟；到了这里，才知道那座台不足以与此相比，准备把石刻移来，以夸饰这里的胜景。最高峰北面下方，有一片魏林横贯半山；树木气味辛烈，可以治疗痞疾，我怀疑就是方士所用的阿魏。林下岩中滴水形成水坑，大如杯碗，不枯竭也不溢出，乡里人称它为“显济”，遇到水旱便在那里祈祷。再往下是北涧，有两块巨石相对耸立；涧旁怪石嶙峋险峻，古树更加覆盖，藤蔓花草交相缠绕，是山北最奇特的地方。乡里人把左边命名为“仁”，右边命名为“义”，每年按时依法奉祀。听说从这里向东北去，有瀑布从油幢峰下的石崖边流出，水在空中倾泻几十丈，气势尤其奇特壮观。东南另一个山谷中有三座石室，都可以居住，其中一座尤其好，两间房屋相通，中间有侧门。附近的水泉可以引来漱口洗濯，但都还没有时间前往观看。从东面山嶂向南走出小岭，下行几十步，有一块巨石赑屭而卧，下面俯临绝谷，古树丛生，弯曲的枝条横向伸出，这里就是通往中溪的另一条道路。向下进入村落，其中道路以及刚进入南涧西崖时小瀑布的源头，各有几亩石田；村民因路远而土地贫瘠，弃而不耕，我都用钱财买下，每年把收入的一部分给守护者，其余用作增修建筑的费用。地势似乎可以不向外求而自给自足，大概是因为此山从西北横贯而出，以山脊作为崇安、建阳南北两地的边界，方圆几百里的山没有比它更高的。这个山谷从下到上占据全山五分之四，开阔处可以远望，幽深处可以居住。从前有一位王君子思，弃官隐居，学习炼形辟谷之法，几年后离去。如今东寮就是他旧居的遗址。然而这里地势高、气候寒冷，又多有烈风和飞云沾润，器物、衣巾都湿得像刚沐浴过一样；如果不是志向坚定、精神旺盛、筋骨强健的人，不敢长久居住。

译从四面登山，都要沿着崖壁攀援藤萝葛蔓，崎岖行走数里；如果不是特别喜爱山林泉石、不怕劳苦的人，也不能到达这里。我从家中西南方向来，仍有八十多里，因此别人完全不能来，而我每年也不过来一两次。只有友人蔡季通的家在山北二十多里，能够多次往来其间。从开始营建修葺到现在有所成就，全都是他的力量。不过我常常自己想，从今以后再过十年，婚嫁之事也应当大体办完，就可以断绝家务、消除尘俗的牵累。这时山中的林木应当更加深密茂盛，水石应当更加幽静优美，馆舍应当更加完备美好；耕种山地、垂钓溪水，修养性情、读书学习，弹琴击缶来歌咏先王的遗风，也足以快乐到忘记死亡。只是如今确实还有事情没有办完，姑且把这里山水的胜景记述如下，并为它作诗，准备让画家绘图，以便时常观看，借此自我宽慰。在山楹所面对的两座山峰下面，从前有方士吕翁居住；他死后尸体不腐，那个地方也孤绝而格外优美。原来属于山北百姓之家，如今也已经得到，命名为“休庵”。凡是在我山中耕种并取得食物的人，都是吕翁的门徒。他们往往质朴清净，能够劳作筋骨来养活自己；别人有时冒犯他们，他们也不计较。有个少年抛弃妻子儿女跟随他们，问他所接受传授的是什么，他笑而不肯说；然而时间越久，他越发坚苦，脸上没有怨恨悔恨的神色。唉，他们断绝了人伦关系，虽然免不了获罪于先王的教化；但与世上那些贪图利益、冒犯声色、沉溺其中而不知满足的人相比，他们已经算贤良了。因此附带记下这件事，也用来警戒自己。淳熙乙未年秋七月既望，晦翁书。《名堂室记》。紫阳山在徽州[缺字]里，曾经有隐士居住在那里。现在山上有老子祠。先父原本是婺源人，年轻时在郡学求学，因而前往游览紫阳山并喜爱它。后来来到闽中，仍独自不能忘怀，所以曾经把“紫阳书堂”刻在自己的印章上；大概他的心意从未有一天忘记归乡。后来终于不能归去，临终时才命令他的孤儿朱熹来到潭溪上居住，至今已经三十年了。我贫困多病，勉强求生，既不能返回故乡，也不能扩建住宅来奉祀先祖，却不敢忘记先父的志向，恭敬地用印章上所刻的字题写我居所的厅堂，希望所谓“以能乐其所自生为乐，行礼而不忘根本”的道理，后世还可以有所考察。先父又常常为自己性情急躁、妨害道业而忧虑。他任尉于尤溪时，曾取古人佩韦以自警的意义，把厅堂东边的房屋题名为“韦斋”，在那里闲居读书。延平罗公先生仲素曾为此作记，沙阳曹君令德又为它作铭。官署中后来遭遇盗火，再没有遗迹。近年我的朋友石君子重任知县事，才重新题名，并且把记文和铭文刻在石上，给后来的人看。我想到，先父的志向不能不在家中传承；而我的躁急更加严重，更不能忘记先人的告诫，于是又把这些文字取来挂在卧室，用来鞭策自己，也给子孙看。厅堂和寝堂是家中的正式场所，如今都用先父所命的名称来命名。唉！我难道敢不早起晚睡，把先父的教诲时时放在这里，处处防备自己，以免辱没先人的训诫吗？“晦堂”是闲居的地方。我十四岁时，先父便弃下我们这些孤儿，遗命让我到籍溪胡公先生的草堂、屏山二刘先生门下求学。先生对我的饮食和教诲无不周到，屏山先生还曾给我取字并祝告说：“树木把光华收敛在根部，到了春天，花容便会繁茂；人把光华收敛于自身，精神便会在内心充实。”后来我又侍奉延平李公先生。李先生教导我的内容，大概不异于三位先生的学说；但他所说的“晦”，仍然是屏山先生的志意。我只是不能践履修养、奉行这些道理，所以遭遇颠沛；如今便用这个意思命名此堂，表示不敢忘记诸位先生的教诲，也记下自己的“晦”，从今以后请允许我重新在这里用功。堂旁有两间夹室，闲暇时我在其中默坐读书，将左边命名为“敬斋”，右边命名为“义斋”。我曾读《易》，得到其中两句话：“以敬使内心正直，以义使外在行为方正。”我认为这是做学问的要领，没有什么可以替代它；但还不知道具体应当怎样用力。等到读《中庸》，看见其中所论修道的教法，必定以戒慎恐惧作为开始，这才懂得了保持恭敬的根本。又读《大学》，看见其中所论明德的次序，必定以格物致知为先，这才懂得了明辨义理的开端。后来观察这两方面的功夫，一动一静，互相发挥作用，又同周子关于太极的论说相合，于是更加知道天下的道理，无论幽明、大小、远近、浅深，没有不贯通于同一个根本的。以此为乐而玩味它，本来就足以让我终身不厌，又哪里有时间去羡慕外物呢？因此用“敬义”来命名我的两间斋室，并且详细叙述给堂室命名的意义，使人看见我从父亲和老师那里接受的教诲，以及我个人在讲学中所听闻的大概就是这些。把它写在屋壁上，进出时观看省察，用来告诫自己。

译《建康府学明道先生祠记》。资政殿大学士、建安人刘公某任建康留守的第二年春天，某月才在学校建立明道先生的祠堂，并派人带信到新安婺源，送给我说：“我年轻时读程氏的书，便已经知道明道先生的道学和德行，确实继承了孔子、孟子失传的道统。只是我的学问虽不能达到先生的境界，内心却一直向往。等到我来到这个地区，其中有个属县叫上元，是先生年轻时做官游历的地方。我考察书记载，先生在那里均田、修堤以及治理百姓的事迹很多，至于用脯龙、折竿等事教导百姓的意义也记载得很完备。然而我向当地老人询问，想核实这些事情的实际情况，才知道经过兵乱和变故，风俗声教大概已经没有什么流传下来了。我刚到这里时很感慨，便想奉祀先生来表达我的心意，使这个地方读书的人能够因此振兴学业，做官的人能够以先生的治理为法，百姓能够不忘记先生的德行。不幸的是这一年正逢大灾荒，救济饥荒的事务当前正十分紧急，所以直到现在才完成自己的心愿。因为您曾经诵读先生的诗、阅读先生的书，所以希望请您写篇文章来记述这件事。”后来府学教授孙君某、沈君某也写信来，进一步说明刘公的意思，并详细讲述刘公起初为什么焦虑劳苦、来不及办理，以及如今为什么有了闲暇、能够完成此事；信中说得很详细。我打开信，叹息着抬头说道：“尊敬贤人、崇尚德行，刘公的志向是美好的；使百姓富足后再施以教化，刘公的政绩是得当的；把文章托付给我，刘公的心意是殷切的。然而，从明道先生学问中宏大的一面来说，他那种考察前代圣人而不错误、即使等待百世之后的圣人也不会疑惑的道理，本来不待言说就可以明白。从细小的一面来说，上元的政绩与先生相比，无论远近大小，又恐怕不足以称扬先生。我还能说什么呢？” 于是我俯身思考：明道先生的学问固然高深而远大，但他教人的方法循循有序，并且曾经忧虑世上的求学者舍弃近处而追求远处，处在低处却窥视高处，因此轻率地自以为高大，最终一无所得；由此可见，世上那些只喜爱先生宏大道理的人，有些地方还没有察觉。上元的政绩确实好像浅近狭小，但先生曾说过：“即使只是接受一次任命的官员，只要存心爱护万物、爱护百姓，就一定会有所救助，那么他内心所存的仁爱，又怎么能用大小来评论呢？”我不才，私下愿意用这个道理来承受刘公的请求，希望对刘公的志向和明道先生的学问两方面都有一点补益。我又想到，刘公忠诚的言论和宏远的谋虑，已经在朝廷中发挥作用；如今虽然在外任职，但他用来救灾、消除祸患的心情仍然这样急切，那么对于明道先生所存的道理，他必定有深切的感受，内心也一定默默相合。建立这座祠堂，难道只是为了表达他尊敬贤人、崇尚德行的心意，使百姓不忘记先生而已吗？如果能够推行刘公的志向，用明道先生用来教导人的道理教导百姓，使他们从事于修养自己、爱护他人的实际行动，而没有空谈、越级求高的弊病，这就是孙君、沈君的责任了吧？二位先生努力去做吧！我在这里正对此抱有希望。淳熙三年夏四月丙申，新安朱熹记。《徽州婺源县学藏书阁记》。道存在于天下，其实质源自上天所赋予的本性，施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它的文字则出自圣人之手，保存在《易》《书》《诗》《礼》《乐》《春秋》以及孔子、孟子的典籍中。根本和末节相互依存，诸家言论相互发明，都是一天也不能废弃的。天理和民伦是自然存在的东西，大的人伦、大的法则所在之处，本来有不依靠文字也能成立的道理。然而古代圣人想把这种道理昭明于天下，传给万世，那么其中精微曲折的地方，如果不寄托于文字，也不能自行流传。因此从伏羲以来，历代圣人相继兴起，到了孔子，传世立教的工具才灿然完备。天下后世的人，如果不是生来就明白一切的圣人，就一定要通过这些典籍穷究其中的道理，然后知道应当达到的境界，并努力实践到底。本来没有人能够饱食安坐、什么也不谋划作为，却忽然明白道理、突然获得道理。所以傅说告诫高宗说：“学习古代的训诫，才会有收获。”孔子教导人，也说：“喜爱古道，勤勉地去求取它。”这样看来，君子用来求学而达到道的途径，也就可以知道了。然而自秦汉以来，士人从书本中所求取的，大多把记诵和抄掠作为功绩，却没有达到穷理修身的要点。比这种做法更过分的人，便干脆断绝学习、抛弃书本，彼此奔逐于荒诞空虚、浮夸虚妄的领域。大致说来，这两种弊病虽然不同，但对于古人的本意，却全都失去了。唉，道之所以不能彰明、不能实行，难道不是因为这个吗？婺源学校讲堂上面有一座重屋，题名为“藏书”，但还没有书可以收藏。莆田林侯[缺字]任知县事，开始拿出自己珍藏的“大帝神笔”、石经等书若干卷来充实其中，又扩大购买书籍，共有一千四百多卷，排列收藏在楼上，使求学的人能够借此讲习、诵读。原来我是本县人，后来客居闽地，这次因事回乡，前往学校拜谒时，林侯已经离任，到朝廷任职去了。学生们还指着那些书互相谈论，我感叹了很久。一天，大家便相继来到门前，对我说：“近年来，乡里的子弟愿意求学的人很多，却苦于不知道应当怎样学习。您如果确实没有忘记先人之乡，难道不能借这件事说几句话来启发他们吗？”我起身回答说：“如果一定要记述贤大夫的功绩，以告诫后来的学生，流传给将来，那么本县有德的先生君子还在，朱熹实在没有什么足以辱没使命的地方。不过父老兄弟和学生子弟的话，也是我不忍违背的，我怎么敢不恭敬地答应呢？” 于是我私下把所听闻的这些事情记下来，告诉乡里愿意求学的人，使他们知道读书求道不能停止，应当尽心竭力，以完善自身、整齐家庭，并推广到乡里，通达于天下，流传给后世，同时使林侯的德行永远得到彰明。这就是记。淳熙三年丙申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早晨，本县人朱熹记。

译《衢州江山县学记》。建安熊君可量任衢州江山县尉，刚到任时，按照惯例到先圣先师的祠庙拜见，看到房屋都已经破坏漏雨、难以支撑，而礼殿尤其严重。于是询问学校的事务，才知道荒废败坏而没有修缮，已经几十年了。熊君于是俯仰叹息，退下后把情况告诉他的上司汤君悦，请求负责此事，将学校彻底更新。汤君认为可以，拨给钱五万，说：“用这些钱开始办理。”熊君便把这件事遍告县中在外做官或求学的人，过了很久才筹得钱五十万。于是就在这一年正月癸丑开始施工，首先建造大成殿，一个多月便完工；栋梁屋宇高大壮丽，圣贤塑像显赫庄严，神位次序、丹青彩绘都符合图式和礼制。熊君把修成之事报告上司后，召集各位官吏，率领诸生举行释菜礼；随后又拿出剩余的钱继续完成其他工程，排列设置门戟，题写“奎文”，学生和教师的居舍也修缮了旧有的部分。于是熊君又请诸生进来，使他们按次序安排学业、相互砥砺；官员居住、学生领取廪食，弦歌诵读都按时进行。县中有见识的人都为此感叹，认为县尉本来以追捕盗贼为职责，只要领取俸禄而不耽误本职事务，也就足够了。学校和祠庙的兴废，难道是他职责中最紧要的吗？可是熊君竟然能够做到这些，这样看来，他的志向和才能究竟怎样呢？” 我当时正好因事经过这个县，听到这些议论，便对熊君说：“您做这项工程，确实很好；但您用来施教的办法，我还没有能够听到。况且先圣有这样的话：‘古代的学者是为了自己，今天的学者是为了别人。’这两者的区别，实在关系到人才和风俗的盛衰、厚薄；施教的人不能不对此加以弘扬。不过我没有资格议论这些。您的县里从前有一位儒学先辈，名叫徐公诚叟，曾在程氏的门人那里受学，学问深奥，品行高尚，在家讲道；从远方来求学的弟子常常有几百人。他去世至今还没有多久。我想，在大山长谷之中、狭巷穷闾之下，一定还有独自得到其传授、深藏不露而不以此求取名利的人。请替我访求并请教他们，那么一定能够仔细审察这件事，知道施教的方法了。”熊君辞谢说：“我恭敬地听从您的教诲了。但这件事也不能让本县的人没有传闻，希望最终还是请您写篇文章记下这项工程，并把这些话一并列入。”我无法推辞，于是详细记述这件事，又把这番话写下来，让人刻在碑上：既用来勉励熊君，也给他的学生看，还告诉后来所有在这里做师长、弟子并领取廪食的人，使他们知道应当怎样选择自己的道路，如此而已。淳熙三年秋七月丙辰，新安朱熹记。《拙斋记》。临川太守赵侯景明任职的第二年，政事通达，百姓和乐，郡中没有什么大事。闲暇时，他趁便坐在北面，沿着廊庑向西走，进入竹丛之中，找到前人建造的“秋声斋”。那是几间旧屋，很少有人来，倾斜歪坏、低矮狭窄的情况又特别严重；他心中欣喜而喜爱它，于是略微更换其中最腐朽、弯折的部分，每天住在那里。一天闲居独处时，他抬头叹息说：“这间屋子如此简陋，如果不是我赵景明笨拙，那么还有谁适合住它呢？”于是改题匾额为“拙斋”，并派人带信到武夷，请我写记，说：“我的笨拙很厉害，恐怕不足以用来治理政事；您能因此给我一句话，也许可以让我有所警戒。”当时我还没有机会同赵侯交游，但早就听说他正直诚信的操守和见闻广博的美德。等到他在这个地方施政，奉行法令、遵守职责，不自作聪明，官吏敬畏、百姓安定，境内都称赞治理得好，我听说后就更加向往他。如今又从他的话中了解了他的志向，才知道以前听说的那些关于赵侯的事情，恐怕还只是次要的罢了。我确实私下乐于听到他的说法，并且又想到，像我这样鄙陋质朴、顽钝笨拙的人，大概比赵侯更加笨拙；于是也抬头叹息说：“赵侯用来命名书斋的这个名称，足以显明他的志向了。” 然而，如果不是我拙劣，又有谁适合为它作记呢？我曾听说，天下的事物多得无法穷尽，但其中的道理却只有一个罢了。君子的学问，就是用来穷究这个道理并守住它的。穷究它，是希望通达于一；守住它，是希望安定而坚固。因为专守这一道理并且坚固，所以接近于“拙”。大概是不使用自己的巧智私心，而只遵从道理。把这话说到极点，就是端正自己的义理，不谋求利益；阐明自己的道，不计较功劳，这也只是“拙”罢了。赵侯的学问，大概正要达到这一境界；但他用来题名的缘由，却已经浅薄了。况且他还不轻易自信，必定要寻求警戒自己内心的方法，那么他的志向该是怎样呢？至于我的“拙”，只是才能不足罢了，哪里足以谈论这些？反而擅自认为自己足以为赵侯的书斋作记，和赵侯相比，惭愧也太深了。即使想把辞说写得好些，又凭什么能帮助他观照反省呢？然而赵侯把这件事托付给我，其中有不能虚应的地方，所以姑且写下这些话，以表达我的心意。淳熙丙申年冬十月壬申朔日，新安朱熹记。

译复斋记 从前圣人创作《易》，用来比拟阴阳的变化。阳气在上方消退，而在下方生息，于是取卦名为“复”。“复”，就是返回的意思，说的是阳气已经离去而又返回。大德敦厚而化育万物，河川长流而不穷尽，难道要借已经消退的气，作为正在生息之气的资助吗？不过是显示它在那一边断绝、在这一边产生，因而显出往来之象罢了。人的情况也是这样：天地和气相合，善的端绪无穷无尽。所谓“复”，并不是说要追赶已经放失的本心，把它追回来；也不是记录已经抛弃的善，把它重新接续起来；只是说不放纵本心向外驰骋，那么本心的整体就在这里保存着，本来具有的善自然有不能停止的力量。唉！圣人解释“复”卦，称赞它能够显现天地之心，又把它作为德性的根本，难道不就是这个道理吗？我的朋友黄君仲本以“复”命名书斋，来拜访我说：“希望得到您的话，写在墙上，也许可以借此时时看见它而不忘记。”我不敢推辞，便请问他命名的意思。仲本告诉我说：“我年幼时学习，家父把程氏的书交给我。我读了以后，如果对其中的解释有不明白之处，就告诉家父，并希望请教更多。” 家父说：‘思考它；再来问我，那么就说反过来从你自身寻求它，这样就可以了。’自从我听到这句话以后，居处一定恭敬，办理事情一定严肃，对待别人一定忠诚；这样寻求，三年以后才有所领悟。然而保存这种心意还不成熟，所以充实它还不周全；过去没有遵循根本，反而想在事物之间夹杂着寻求它，有时反被外物牵引，也迷惑了内心。如今我已经在住宅旁边打扫出一间屋子，题名为‘复斋’，每天居住其中，准备用尽平日温凊定省以外的精力，来从事旧日的学业，希望真正积累、长久用力，在动静、言语和沉默之间，能够贯通于一而不受内外之分的限制。但仍然害怕自己懈怠，不能自我努力，所以希望您的帮助。”我思量仲本以此命名书斋的用意，大概与我所听闻的道理相合；但他守持得坚定、实行得有力，我们同道的人都感到惭愧。于是我起身致谢说：“我的言语没有什么能够增益于您，而您给予我的恩惠已经很深厚了。我将把这些话铭记在心，并传给同道，以警戒只说空话、向外追逐的弊病，难道敢对您的请求有所吝惜吗？不过我还听说，古人的学问，是以广博学习来约束于礼，以明白善理来使自身真诚；必须做到事物穷究而知识达到，然后才能使意念真诚、端正内心。” 这是孔夫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相互传授承接的道理，也是万世学者的准则。仲本如果真能察明这一点，就能在两方面同时进步而相互贯通。这样涵养下去，道学的体用、圣贤的德业，除了归于仲本，还能归于谁呢？希望把这些话写下来记在墙上，并且准备借他接受父兄教诲的时候，前去请正。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因此再次自我更新。淳熙丙申年冬十月戊寅日，新安朱熹记。江州重建濂溪先生书堂记 道存在于天下，从来不曾消亡；只是它寄托在人身上，有时断绝，有时延续。所以它行于世间，有时显明，有时晦暗。这些都是天命所造成的，不是人的智慧和力量所能达到的。天在上而地在下，阴阳二气和五行纷杂交错，在其间升降往来。它们的造化发育，使万物各不相同，但没有一样不各自具有本然之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仁义礼智的本性，以及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伦理。这些道理周流充满，没有亏缺间断，难道会因为古今治乱而有存亡吗？然而气的运行，有醇厚、浇薄、分离、会合的不同；人的禀赋，也有清浊、昏明的差异。因此，道之所以寄托于人而行于世间，只是由于上天所给予，人才能参与其中；绝不是个人的巧智、果敢和私心所能推测、强行探求的。河图出现，于是画出八卦；洛书呈现，于是叙述九畴。孔子谈到斯文的兴衰，也从来没有不推原到上天。圣人在这方面，确实不会欺骗我们。像濂溪先生这样的人，大概就是上天所给予、得以承传这个道的人吧？不然，为什么它隔绝了那么久，却容易重新接续；晦暗得那么厉害，却又迅速明朗起来呢？大概自周朝衰微、孟轲去世以后，这一道统的传承就断绝了。经过秦、汉，历经晋、隋、唐，直到我大宋，圣祖受命，五星聚集于奎宿，确实开启了文明昌盛的运势。于是浇薄的气转为醇厚，分离的重新会合，人的清明禀赋得以完整地赋予世人，濂溪先生便出生了。他没有经过老师传授，却默默契合道体；建立图式，撰写著作，探究根本，掌握纲要。当时有程氏兄弟见到并认识这一点，于是把它扩大并阐明，使幽微的天理、显明的人伦、众多的事物、幽深的鬼神，没有一样不洞彻而贯通于一。周公、孔子、孟氏的传承，也在当时重新焕发光明。有志之士因而能够探讨、奉行而不失正道，仿佛出自三代以前。唉，盛大啊！如果不是上天所给予，谁能达到这个地步？先生姓周，名惇颐，字茂叔，世代居住在舂陵，晚年居住在庐山脚下。他取故乡的名称来命名那条溪流，称作濂溪，并在溪上修建书堂。如今遗址在九江郡治南十里处，但荒芜失修，已经多年了。淳熙丙申年，现任太守潘侯慈明和通守吕侯胜已，才开始在原处重建书堂，仍题旧名，用来奉祀先生。吕侯又写信来托我为此作记。我愚昧不肖，本来不足以涉及这件事，只是幸而曾私下听闻程氏之学，因而能够拜读先生的著作，想见他的为人。近年以来，我闭门闲居，常想泛舟九江，进入庐山，在这水上洗濯冠缨，以寄托对高山景行的思慕；但因疾病不能前往，实在没有想到如今竟有幸借文字把姓名托附在这里。于是我私下推究先生的道为何能从上天获得并传给世人，记述他的事迹如下，使后来的君子能够有所考察而受到激励，这大概就差不多符合两位侯的志愿了。淳熙四年丁酉年春二月丙子日记。

译静江府学记 古代圣王设立学校来教育百姓，从乡里到国家，大小都有次序，使百姓没有不进入其中接受教育的。而他们用来教育百姓的内容，都是阐明人所禀受的天性常理，并为之制定条理和节度，以启发引导、劝勉鼓励，使人明白于心，修养自身，实行于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并推广到君臣、上下、人民、万物之间，必定没有不尽到自己本分的地方。等到学业完成，又选拔其中贤能的人，安排在各级职位上。因此在那时，道理和义理昌明，风俗醇厚，公卿大夫和列士的选任，没有不得其人的。先王学校的官制，正是政治事务的根本、道德的归宿，不可以一天废弃。到了后世，学校的设置虽然有时并不不同于先王时代，但老师所教、弟子所学，都忘掉根本而追逐末节，怀抱利益而背离义理，再也没有先王的用意。因此学校的名义虽然还在，实际作用却没有兴起，结果风俗日益败坏，人才日益衰落；即使有汉、唐的盛大，也无法比拟三代末期。可是仍没有人考察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反而把学校看作徒具形式的文饰，认为它与道德政治的实际无关。于是做士人的到老子、释氏那里寻求道理，做官吏的只在文书、期限和防范考核的事务中追求治理。学校勉强存在而没有彻底废弃，也已经没有多少了。近来圣上感慨而怜悯这种情形，亲自屈尊来到学校，临幸学宫，发布诏书告诫诸生，勉励他们成为君子之儒，不要羡慕人爵。皇上的恩德和用意已经非常美好了；静江守臣广汉张侯栻正好在这时全面更新府学，工程完成后，便命属官备好图纸和文字，派人到武夷山中请我写记。只是我并非合适的人，本想推辞又不敢，而张侯的心意又不能虚负。于是我按照图纸、查考文书来订正此事，所记都说：静江府学自唐代观察使陇西李侯昌□开始建在牙城西北，后来又迁到东南；时间久了，士人以地势低下、狭窄闭塞为苦。宋乾道三年，知府延平张侯维于是拆除旧学，迁到始安故郡的废墟上。那地方自郡废后，已经三次成为佛寺，最初商议改置学校时，部使者中有人迷信异教，坚持认为不可。后来只得到其中一处，于是沿用旧材料仓促迁建，所以规模狭小简陋，又容易毁坏倾圮；直到今天，张侯才得以把左右两边的佛寺一并斥退，另行设置。他估量所需材料，召集工匠，结合当地条件，把整个地方焕然一新。殿阁高大深邃，厅堂廊序宽广幽深，学生和教师的住所环绕排列在廊庑之外，深稳整齐，既不奢侈也不简陋。作为诸侯之学，它用来宣示天子的命令和教化，十分充实，也很相称。我于是感慨叹息说：这远远不只是驱逐鬼祟、以本教压倒前人功业，张侯做这些事情，已经值得记载了。但我又听说，张侯在这里施教的用意，无非是阐明义理、返回根本，遵循先王兴学的遗意，希望使求学的人都明白不羡慕人爵、成为君子儒，正如诏书所说；那么这件事值得记载，难道只是因为一时兴建工程的盛大吗？所以特意详细论述它的宗旨和来源，并把事情的始末一并写下，以告知后来者。张侯字敬夫，是丞相魏忠献公的嗣子。他的学问近承程氏而通达孔孟，修治自己、教育别人，一概以居敬为主，以明理为先。曾任左司副郎，在禁中侍讲；后来出任此地长官，使远方百姓得到恩惠。他关于政教的论说都有明确法则，那么在这里求学的人，也可以说是遇到了老师。他们难道不会对张侯的教导毫无疑惑，并共同尽心实行吗？淳熙四年冬十一月己未日，冬至日，南康朱熹记。袁州州学三先生祠记 宜春太守广汉张侯更新了郡学以后，于是把濂溪、河南三位先生的祠堂建在讲堂东边的序廊，并写信来托我作记。自从邹孟氏去世，圣人的道统就不再传承；世俗所谓儒者的学问，对内局限于章句文词的习惯，对外混杂老子、释氏的言论，至于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方法，便全都出于个人私智。人为地凿刻造作，浅陋而背离，支离而失序，没有合适的统宗，使君主的德行不能比拟三代的盛大，百姓的风俗也不能达到三代的昌盛。这样的情况，直到今天已经一千多年了。濂溪周公先生在百世之后奋然兴起，开始深入探究圣贤的奥秘，广泛考察造化的根源，独自从心中领悟，建立图式、撰写著作，阐明幽深隐秘之理。文字义理虽然简约，但关于天、人、性、命的微妙，以及修己治人的要道，没有不完整阐发的。河南两位程先生亲自见到他并得到他的传授，于是这门学问便流行于世。士人讲习他的学说，开始能够摆脱俗学的浅陋和异端的迷惑；他们修己治人的志向，也往往有人能够卓然不被世俗利害的私心迷惑，慨然立志使自己的君主和百姓达到尧舜时代的境界。三位先生对当世所作的功绩，在这方面确实不小。然而议论者既没有考察他们的学问，又拘泥于今昔显晦不同，因此不知道事情的本末源流竟是这样，有的人还轻率地加以非议。稍微听闻一些的人，又舍近求远、处于低处却窥望高处，不知道从具体事情上穷究道理，以求切实用于修己治人的实际。唉！张侯建造这座祠堂，并把文章托付给我，他的用意难道不正在这里吗？我还曾听说，绍兴初年，故侍读南阳胡文定公曾想向朝廷请求给程氏加以爵位，使他们能够配享于先圣先师之庙。后来我已故的朋友建安魏君掞任太学官，又把这件事告诉宰相，并请求废止王荆公安石父子的祠祀；当时都没有实行，知情者为此遗憾。到了近年，天子才特地下诏，罢去临川伯雱的爵号，大致采用了魏掞之的建议。这样看来，公卿议臣如果有人能够条列奏陈前面两项建议，就全部施行，并且再向上推及濂溪先生，大概也不必担心不被采纳了。张侯名栻，是丞相魏忠献公的儿子，文学和吏治都有家传法度；从这座祠堂，也可以看出他的志向所在。将来从容进言、提出建议时，如果能说明这件事的缘由，使三位先生的祠堂遍布天下，使圣朝尊重儒学、重视道统的用意流传无穷，那么他的美好功绩值得记载的地方，又岂止这一座祠堂呢？所以我已经为他论述并记载此事，又附带写下这番话。等待淳熙五年冬十月辛卯日记。

译建宁府建阳县学藏书记 古代圣人创作六经来教导后世：《易》用来通晓幽明变化的道理，《书》用来记载政事的事实，《诗》用来引导正当的情性，《春秋》用来显示严明的法则和警戒，《礼》用来端正行为，《乐》用来调和心性。至于义理的精微、古今的得失，以及用来概括贯通、阐发发挥并探究到底的内容，可以说极其盛大了。但这些书加起来不过几十卷，大概它们又简易精约到如此程度。自汉代以来，儒者共同尊崇、守持并诵习它们，辗转相互传授，各有家法，于是训释传注的书才开始出现。至于各个国家历年的行事踪迹，也都有史官分别记载，于是文字的传承更加广泛。世上的贤人君子学习经书以探究圣人的心意，考察史书以验证时事的变化，再加上见闻感触，接触外物而内心有所感动，于是又有人详细论述自己的学说，形成一家之言。这样一来，简册所记载、箱笼所收藏的书籍，开始多得不可胜数。然而，学者如果不愿意寻求道理也就罢了；如果确实想寻求道理，难道可以舍弃这些书而不去阅读吗？可是近世以来，出现了所谓科举的学业，来夺走士人的志向。士子相互聚集在学校、庠塾之间，没有一天不读书；但问他们所读的是什么，却全都不是前面所说的那些书。唉！读圣贤的言语，却不能通达于内心，不能落实到自身，尚且不免成为书肆中的书籍，何况所读的又不是圣贤之书呢？用这种方式引导人，却想希望教化能够推行、风俗能够美善，也太困难了。建阳刊刻的书籍流行四方，没有远近不到的地方；而在县学求学的人，却以没有书可读为遗憾。如今知县事会稽姚侯耆寅，开始拿出掌事者剩余的钱，在市场上购买书籍，上至六经，下至训传、史记、子书、文集，共若干卷，把它们充入县学；而世俗儒生诵读的科举之业，一点也没有列入其中。诸生得到圣贤之书并加以诵读，又相互讲论姚侯的用意，知道自己应该振作兴起。于是来请我写文章记载此事。我认为姚侯用来教育他们的用意，本来就值得记载；诸生承接姚侯用意的情形，也应当记载。不过我还愿意告诫诸位：你们阅读姚侯购置的书，一定要使它通达于心、落实于身，不要徒然成为这种书籍的书肆，那么或许就不会辜负姚侯的教导，而本地风俗的美善，也将与过去有所不同。于是恭敬地写下这番话，准备刻在石碑上，立于廊庑之间，以等待淳熙己亥年二月己酉日，新安朱熹记。建宁府建阳县学四贤堂记 故国子祭酒九江萧公之敏，字敏中。隆兴年间，他因选任来到建阳县任职。为官廉洁安静，平易正直，不追求成为声名显赫的人。他安定下来后，曾询问县里的先贤，得知有三位御史：陈公洙，字师道；陈公师锡，字伯修；游公酢，字定夫。他们都因学问、品行、风节而闻名当时。萧公心中独自感慨并仰慕他们，于是为三人塑像，在县学中建祠，题名“三贤”。他又率领县里的士大夫以及诸生子弟，一同拜见并祭奠他们。县人熊君克实记载了这件事，如今刻在石上，可以考察。萧公离任后在朝廷做官，没过几年，也做了御史，实际践行三位君子的足迹。他的忠言和深谋，用来启发皇上的心意，挽救时弊，分辨明白是非邪正，使行善的人有所依靠，使作恶的人有所畏惧。他的功劳又不在三位君子之下。他出使江东，不久，皇上想起他的言论，又召回他任国子祭酒。他常因事情进言，刚正切直，一点也没有改变。后来又出使湖南，终于在那里去世。去世时贫困得厉害，甚至没有办法置办家产。因此士大夫更加推重他的节操，建阳百姓也都叹息悲伤，认为我们萧县令的贤德，完全可以追配三位君子，毫不惭愧。如今知县事会稽姚侯听说这件事，叹息说：“我虽然没有机会见到萧公本人，但听闻他的名声并向往他，已经很久了。如今有幸在这里任县长，又继承他的足迹，还听说县人这样称颂他。我将用什么来表达自己的心意，慰藉县人的思念呢？”于是又为萧公塑像，使他与三位君子合祀，并把匾额改题为“四贤”。建成后，像萧公祠原来题为“三贤”时的旧例一样祭奠。诸生和办事人员退下后，都长叹不已，互相勉励要守节重义，说：“将来出身做官、侍奉君主时，不要有人阿谀迎合、容貌取悦，以至于对不起四位贤人，也辜负如今姚侯的教导。”他们知道我曾与萧公有过一日的交往，便来请我写文记载。我不能推辞，于是详细写下事情的始末。借此警戒诸位，使他们不要忘记今天的志向；又用来告诉后来者，使他们共同感叹、仰慕并受到激励，永远不断。姚侯名耆寅，他兴办学校、聚集书籍来教育学人的用意，我已经在前文中写过了。如今建造这座祠堂，他的用意尤其不是随便为之。后来的君子也可以从这里观察他的政绩。淳熙己亥年二月己酉日，新安朱熹记。

译隆兴府学濂溪先生祠记 隆兴府学教授南【阙】黄君灏已经在学校中建立濂溪先生的祠堂，写信来告诉我说：“先生的学问，自从程氏得到传承并流行于世以来，直到今天，学者更加尊崇相信。因此从先生的乡国以及他一生游历、任官的地方，都有学校祠堂，以表达瞻仰之意。像本州这样，也是先生任职过的地方；但在本府学校却独独还没有祠堂奉祀。灏已经向府中陈说此事，恭敬地建立祠堂，并且奉祀程氏两位先生来配享。我又将私下取用他们的著作，每天和学者诵读学习，只是担心还不知道其中的义理。您曾经作过这方面的文章，愿意赐教本州人。您大概对此有所认识，希望得到一篇文章记下这件事，也许可以有所启发。”我以不敏谢绝，但黄君请求不止。我想，先生学问的奥妙，本来不是我这样的末学所敢说自己知道的；但也不敢说自己没有这样的志向，何况黄君请求如此殷切，又怎么能不为他说几句呢？我曾私下认为，先生的言论，其高深处达到无极、太极的奥妙，但其实际并不离开日常生活；其幽深处探究阴阳、五行、造化的奥秘，但其实际也不离开仁义礼智、刚柔善恶的关系。它的本体和作用同出一源，显明与幽微之间没有间隔；秦汉以来，确实没有人达到这种道理，但它的实际内容并不超出《六经》《论语》《中庸》《大学》和七篇《孟子》所传授的范围。所谓“太极”，只是把天地万物的道理合起来，用一个名称称呼它罢了。因为它没有具体器物和形体，而天地万物的道理无不在其中，所以说“无极而太极”；因为它具备天地万物的道理，却没有具体器物和形体，所以说“太极本无极也”。这难道是离开百姓日常生活的常道，而另自成为一种东西吗？它作为阴阳、五行、造化的奥秘，固然是这个道理；它作为仁义礼智、刚柔善恶，也同样是这个道理。把这个道理作为本性并安然处之的人，就是圣人；恢复这个道理并坚守它的人，就是贤人。从尧舜以来直到孔孟，他们相互传承的学说，难道有一句改变过这个道理吗？只是孟子去世以后，诸儒的智慧不足以达到这里，所以世上的学者茫然不知归向：高的流于虚无寂灭之外，低的沉溺于杂博华靡之中，自以为道本来就是这样，却没有人知道这是错误的。等到先生出现，才开始阐明它，把它传给程氏，而这门学说于是流传到天下。天下的学者从此开始知道圣贤相互传承的真实内容就在这里，于是能够用力实践。这就是先生的教导能够承继往圣、开启后学，并对这个时代建立巨大功劳的地方。如今黄君已经建立先生的祠堂，并把程氏也列入奉祀，又想推广他们的学说来传授给学者，必定是心中已经默默契合而没有疑惑了。但他仍仿佛有所等待，希望得到我的话，难道是想用这些话来辅助他的学说，使它长久流传吗？既然不能推辞，于是叙述这件事，并一并写下这些话作为答复。黄君如果认为不违背先生的言论，就希望把它刻在石上，安置在祠堂门口，用来告知后来者，或许也能稍有补益。淳熙六年冬十月辛亥日，新安朱熹记。江陵府曲江楼记 广汉张侯敬夫镇守荆州的第二年，年成丰收，百姓和乐，幕府没有什么事务；只是他常常以学宫门外紧接着高墙，无法舒展闭塞之气、引入清旷景致为忧，于是把南门向正南开通道路，使它面对白河，又取附近废门的旧匾额来题名，并且在上面修建楼阁作为标志。敬夫有一天与宾客前往登楼，只见长江和重重湖泊曲折绵延、浩渺无边，一眼望去千里；西陵诸山空濛迷离，又都在云天烟水之外若隐若现。敬夫于是回头叹息说：“这不是曲江公所说的江陵郡城南楼吗？”当年曲江公离开宰相职位而镇守这里，平日闲暇登临赋诗，大概都自在飘逸，有超脱尘俗的想法。至于他因伤时感事而醒悟叹息、暗自忧虑，他的心却没有一天不在朝廷，急切地唯恐自己的政治主张最终不能实行。唉，真令人悲痛！于是题写匾额为“曲江之楼”，并写信来托我作记。当时我正镇守南康，疾病侵扰，想离任却未获准；读了敬夫的信，知道这座楼的胜景，很想有一天和敬夫一起登楼，在楼上观赏江山、察看形势，考察楚汉以来成败兴亡的结果，探究其中的原因，然后举杯相互劝饮，吟咏张公的诗，在千年以前想见他这个人，或许可以稍稍慰藉我往日的心愿。只是我们相隔千里遥遥相望，远不可及，所以我又未尝不抬头向西悲叹。又曾思考，张公已经远去，他当时的事情，即使关系到唐朝治乱的分界，又与后世之人有什么关系呢？然而阅读他著作的人，却没有不为之掩卷长叹的。这是因为是非邪正的实理，本来就是天理的自然，也是人心不能停止的感受；所以即使相隔百世，也会彼此感应，使人忧愁、悲伤、欣悦、感动，突然涌上心头，恍惚如同亲眼见到他、亲耳听到他的话。这难道还存在古今、彼此的界限，又是谁使它这样呢？《诗经》说：“上天生下众民，有万物便有法则；百姓秉持常性，都喜爱这种美德。”登上这座楼的人，从这里也可以反求自身而有所领悟。我没有能够到这座楼上亲自观览，无法像范公写岳阳楼那样，描绘山川风景在早晚四时的变化，只是依次记述敬夫原来的话，并附上我的感受如此。后来有君子可以来观览。淳熙己亥年十一月己巳日，冬至。南康军风师坛记 南康军过去没有风师坛，把风师祠寄设在社坛中。淳熙六年，岁次著雍大渊献，权发遣军事朱熹开始按照唐代开元礼寻找坛址，在城东北找到郡人盛宗废弃的园圃，面积为【若干】广、【若干】袤，免除其租税【若干】；又发文命司户参军【姓名】、星子县尉【姓名】奉行《政和新书》，筑成三层坛，四面设台阶，东面建燎坛，南面建大门，四周筑墙。在大门东墙书写祭祀仪式，在西墙绘制陈设、升降的位置。于十一月某日开工，某日完工。

译铅山学过去在县城东南约一百步处，因地形建造房屋。后来诸生认为孔子按礼制不应面向南方，因而不相称，于是迁置到县城东山脚下。但费用全都出自民间，主管官府没有参与，因此测量土地时地方狭小，不能完备庙学的制度。至于师生人数齐备而弦歌诵读之声停止，也已经二十多年了。淳熙己亥年春，义兴蒋侯来主持县事，刚到便进入堂下拜谒，俯仰叹息而立下志向。几个月后，政务完成、事务简少，百姓富裕而财用充足，于是购买土地、开山取地，估量材料并运来使用，把工程交给属官雷君霆。十二月丙申日开工，第二年四月戊申日举行释菜礼。门楼显赫庄严，宫舍宽敞，神位清净严密，祭祀器用全都修整完备；图书史籍的收藏、几案坐席的设置，以及住宿、炊煮、买卖、清扫等一切所需，没有一样不具备。又为学校召人开垦田地，设置出租房屋，每天供给二十多名弟子员，而官府没有财用不足，百姓也不因劳役受困。县中的父老相互聚集观看，回头叹息说：“如今用来幸运地教育我们的子弟，厚重到了这种程度，难道能让后人没有传述吗？”于是雷君听到这话，便带着他们的意思来请我，并说：“学校虽然已经完备，但诸生还不知道应当立什么志愿，希望您能因这件事有所启发。” 我曾说，道理不因古今而有不同，但学问却有古今的差异。周人用乡里六项内容教育百姓并选拔宾兴之：德行有六项，即智、仁、圣、义、中、和；行为有六项，即孝、友、睦、婣、任、恤；技艺有六项，即礼、乐、射、御、书、数。这样一来，学习者在日常起居、饮食之间，没有一件事不是学习；在群居、藏修、游息的地方，也没有一种学习不是具体的事情。至于用来开发聪明、成就德业的内容，又都彼此配合发挥作用，没有偏废；这就是先王时代人才众多、风俗美盛而后世无法赶上的原因。国家建立学校，遍布四海，它对天下士人的期望，难道不也是先王的志向吗？但学者不能在日常生活中认识其中的宗旨，已经放纵任性而不知道怎样学习；他们群居读书时，也不过把知识割裂拼缀，装作有才能，没有人知道最终并没有实际用处。因此他们的趋向一天比一天卑陋，只知道追逐利禄。幸而有一两个卓然有意于自立的人，却又有的穷究高远而不致力于实际践行，有的因循守旧而不知道义理的所以然；所以他们的学说常常偏于一端，不能进入圣贤的境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月、四月〕 在这种时候，异端杂学之士、阿谀世俗随从时俗的人，又有的鼓吹乖谬荒诞的言论来乘机侵入。唉！我们的道统没有灭亡，只是因为百姓所秉持的常性不可真正断绝消灭罢了。我的力量本来不足以挽救它，却私下对此忧虑。因此我已经记述蒋侯的事情，又借雷君的请求，附带说明这番道理，用来告诫在这里求学的人。希望有人能够由此返求根本，那么或许就知道自己应当立什么志向了。蒋侯名亿，字仲永，才华很高，志向远大。平日拍掌谈论当世事务，滔滔不绝。他曾经有意率领军队远征万里，为国家建立非同寻常的功勋；治理一个县自然应当有余力。只是他不把一时一事的治理当作功劳，而如此急切地把教化百姓、成就风俗作为首要事务。这一点，后来的君子也将从这里有所考察。秋九月丙寅日，具位朱熹记。晦庵集卷七十八〔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里、九月〕 钦定四库全书 晦庵集卷七十九　宋朱子撰记 卧龙庵记 卧龙庵在庐山南面，五乳峰下。我年轻时读三山先生杨公的诗，看到他记载卧龙刘君隐居、辟谷，吃木实、饮涧水，大概已经活过百岁而神清目明；有客人到来，他总能预先知道。我那时就已经知道有这座庵了。去年蒙受恩典来到这里，又读到陈舜俞、字令举所写的《庐山记》，其中说：“庐山之所以闻名天下，大概有开先瀑布，见于徐凝、李白的诗中；有康王水帘，见于陆羽的《茶经》。至于幽深险绝之处，也都有水石的美景。”这座庵的西面，苍翠的山崖四面耸立，猛烈的瀑布从中倾泻而下，大沟壑深不可测，令人凛然畏惧。有一块数丈长的黄石，隐约相映、连绵相接，处在激浪之中；观看的人眼花目眩，仿佛它要蜿蜒飞舞，所以取名卧龙。这是山水中特别优胜的地方。于是我又知道这里泉石的胜景竟如此，直到借巡视田地才得以到达这里。可是庵已经不存在了，刘君也再不能见到，唯独泉石的胜景无法改变。然而它雄伟奇特的气势，却有许多不是陈氏记文所能约略描写的。我既为它在荒芜淤塞、破败毁坏之后才被发现而惋惜，又庆幸它深邃阻隔、遥远绝险，不是车尘马迹所能到达的地方。如果有可能把它据为己有，当时我已经上奏请求解除郡守的职务，于是捐出俸钱十万，托付给西原隐士崔君嘉彦，让他依照旧址修建几间房屋，等待诏命下达后迁居其中。后来又根据潭名的含义，绘制汉丞相诸葛公的画像，放置在堂中。我的故友张敬夫曾作诗来记载这件事。然而庵距离水潭还有几百步，要在乱石间行走，三次涉过涧水才能到达。到了那里又没有可以凭借停留、供人观览的地方，有时只得跌跌撞撞返回。于是察看东边山崖，凿石做成石级，攀援而过；稍稍向下，便得到一块横伸到涧中的巨石，上面仰望有高大树木遮蔽，下面俯视清流，前面正对飞瀑，是谷中最优胜的地方。于是又在上面建亭，既作为官民祈祷酬神的场所，也使来游的人能够在那里倚坐眺望，纵目舒心。正逢这一年发生大灾荒，于是给亭题名说：“建亭作为龙的深潭，卧着的龙可以起身而在天空飞行了。”然而我前些时候请求离任的奏章到现在已经上了好几次，最终仍未获准。岁月迅速流逝，想到这里不免感慨，于是叙述修建此处的始末，写在屋壁上。后来来这里的人读到它，希望还能知道我的心意。淳熙庚子年冬十一月丙辰日，新安朱熹记。西原庵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步、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