晦庵集卷七十七　　　　　宋　朱子　撰记

译《泉州同安县学官书后记》绍兴二十五年春正月，我奉檄文到大都督府报告事情，在公堂上办完事务后，对连帅方公说：“我在同安做官，得以兼管学校事务。学校虽有师生诵读讲说，但经籍不完备，求学的人从四面来到这里，却没有可以学习的东西。希望取得抚府所有的书带回去，使学生能够研习。”方公幸而怜悯我的愚拙，没有认为不可，当天便削减少府的用度钱，交给工官抚给县里，共九百八十五卷。我和诸生接受赏赐后，一同商议收藏、守护、出入、晾晒等禁令和规章，回复方公报告，全部依章施行。我私下认为方公这次赐书，是要使本县的人有幸受到教育，并不是偏爱我个人的请求。我于是幸而能够以微薄的力量奉行此事，却担心不能与他的厚意相称，也没有办法长久传示后世，所以冒昧把方公发布的教令刻下，同时叙述它的主旨和用意，张贴出来给县中父老兄弟、子弟以及学官中负责典领事务的人看，使他们继承方公的志意，永远不懈怠。这就是我的职责。夏四月丁丑，具位谨记。《射圃记》同安县西北门的射圃，是监盐税曹侯沆建造的。绍兴二十五年夏天，县中有警报，县令、县丞以下的属吏和士卒分守城池，曹侯与我负责西北面。过去敌人来犯，常常攻陷西北一带，那么曹侯和我所守的地方，正是盗贼冲击之处。一天，曹侯同我登城四望，慷慨地说：“这里守不住，我们这些人死后也没有安身之处，不能不努力，于是各自转身离去。”他巡视所部，逐一勉励安慰、整饬告诫，把意思晓谕给吏士，士卒都感动奋发，愿意效力。曹侯又说：“兵法有这样的道理：道路弯曲、地势险窄时，剑盾有利；居高临下时，弓箭方便。这样看来，射箭本来就是守城的器具，而这种技艺必须在无事时练习，到了紧急关头才能依靠它使用。如今蜂蚁般聚集的敌人，虽然还没有靠近我城列阵，但我们的士卒本来就将为我效死，我怎么能够不预先教练而使用他们呢？”于是我们一起察看城角，找到一块空地，开辟出来作为射圃，长六十步，把长度分成三份，取其中一份作为宽度。曹侯命令他的部属每天在其中练习射箭。后来盗贼虽然已经溃散离去，射圃也没有废弃，偶尔仍像从前一样前往射箭。曹侯对我说：“这座射圃的建成，是我们两个人的力量。众人看不见将来的事情，或许会认为我们两个人在无事时劳役百姓，何不记下我们的用意给后人看呢？” 我说：“好。”曹侯字德广，是武惠王的孙子，世代为将而熟习兵事，喜爱文辞，通晓吏务，大概是一个慷慨而有志于功名的人。我是新安朱熹，字仲晦，当时在这里任主簿，因此写下这篇记。《苏丞相祠记》我年轻时跟随先生和长者交游，听闻他们的道理，所以知道已故宰相苏公的为人，认为他博通古今、熟悉典故，是一位伟岸的君子长者。熙宁年间他掌管外制，当时王丞相主持政事，曾想提拔某人，苏公认为那个人不可任用，而且不合旧例，便封还奏章上报，因此因而罢职归去，却不后悔，操守更加坚定。当时的人推重他的节操，和李才元、宋次道并称为“三舍人”。后来我得到毗陵邹公所撰写的苏公行状，又知道苏公始终坚持大节，确实如此清楚，因此心中常常仰慕他的为人。后来我恰好来同安做官，同安是苏公的乡里；我拿苏公的事询问县人，虽然连他的族人子弟也说不清楚，泉州人却往往反而喜欢谈论曾宣靖、蔡新州、吕太尉的事，把它们当作盛事。我不能明白他们是什么意思，但曾经反复思考：士人所忧患的只是不能求学，而世上的学者有时受到外在事物的恐惧牵制，便迷乱而失去操守。苏公的学问已经达到很高境界，又能终身守持，始终不变；这是士君子难以做到的地方，也是求学者应当效法的。于是我在学校为他建立祠堂，岁时同学官、学生前往拜祭，并记下这样的用意，给本县人看。《漳州教授防壁记》教授这一职务，可以说很难了。只有把责任看得很重而不苟且从事的人知道这一点。认为它容易、没有困难的人，走的就是苟且之道。为什么呢？因为教授是奉天子的命令来教导本地人的。全州士人中，由县官供给廪食而充任弟子员的，多到五六百人，少的也不下百十人，他们全都以教授为老师。教授必须能够率先勉励、教化服从他们，使他们亲自求学、遵守规矩，进退言行不违背所听闻的道理，这样才算称职。这不是先反求自身又怎么做得到呢？这难道不可以说困难吗？还不只是这些，又应当严肃办理先圣先师的典礼祭祀，掌管学庙和学校，守护图书、服饰、器物的收藏；这责任体制极其重大。下至钱粮出入等细小事务，也都由教授独自负责。唉，这也确实困难。然而如今凡是做官的，无论大小，都有上级临制、统摄他的职务；无论事情繁简，也一定有文书可以覆核查验，所以即使十分懒散的人也有所畏惧，不敢放纵。只有教授官虽然也有统属，但他的职责根本出于自身，并不是簿书期限所能察考的。至于呈报有关部门、可以据此考核的事项，上级又因为他是儒官而宽容，即使有不合要求的地方也不追问，把这看作方便。因此如今做官的人反而从中得利，喜欢担任这个职务。可是有谁知道，要像那样充实自己的职责，竟然如此困难呢？所以说，只有把责任看得很重而不苟且从事的人知道；认为它容易、没有困难的人，走的就是苟且之道。我曾因事到漳州，教授陈君同我有旧交，把我安置在他值宿的住所，因此我得以全面看到陈君施行于学生身上的做法。我认为像陈君这样，才可以说知道教授职务的困难。当时陈君正准备把前人的姓名刻在墙上，嘱托我作记。我多次推辞说不能写，后来实在无法推辞，于是退下来把所听到、看到的事情这样写成记，并且用来勉励后来的君子。绍兴二十六年七月甲子，新安朱熹记。

译《一经堂记》绍兴二十三年秋七月，我来到同安；第二年才认识柯君，和他交游，彼此相处很快乐。当时柯君为了避乱迁居县城，教授学生常有一百多人；他请我治理学校事务，因此我得以引荐他来帮助自己。柯君品行严正，不肯苟且迎合，由此众人才开始有所敬畏。至于其他事务，也多亏他的帮助才得以完成。又过了一年，柯君将要回到先人的房屋，便因旧屋破损而修葺居住，并取扬子所说“古代求学的人，一边耕种一边奉养父母，三年通晓一部经书”的话，把自己的寝居命名为“一经之堂”，间或请我作记。我推辞说自己涉猎学问时间不长，文章又差，恐怕不能阐明您的志意；他又请托适当的人，如此不止一次。到今年冬天，我将辞去官职离开，柯君又来请求。既然无法推辞，我便说：“我听说古代所谓求学，并没有别的，不过是一边耕种一边奉养父母罢了。他们为什么不停止学习经书呢？回答说：将要借此穷究事物而使自己的知识达到极致。学习从求知开始，只有穷究事物，才能使知识达到极致。知识达到极致，意念就诚实，内心就端正；《大学》的次序由此推行开来，就没有什么困难了。像这样，世人只知道从事章句诵说，却不知道其中的所以然，本来会把经书看成耕种和奉养的凭借。” 难道这只是向外在事物用力吗？”柯君名翰，字国材，为人孝顺谨慎、诚实厚重，清介自守，对于各种经书没有不学习的。如今将要隐居了，志向却仍然如此不自满。这大概是要终身如此，那么他学问造诣的极致，就不是我敢估量的了。姑且依照这番说法编次成篇，替他作记。绍兴二十六年闰月辛丑，新安朱熹记。《芸斋记》我的朋友徐元聘有一处田舍，在旁边修建轩窗，明亮洁净，很是可爱。空闲时他和子弟在那里讲学，向我询问斋名。我本来是农民，懂得田地的意义，曾说孟子的话：“人们的毛病在于放弃自己的田地，却去耕耘别人的田地；对别人要求很重，对自己承担的要求很轻，这是最好的譬喻。”如今徐君教导子弟，使他们在田间学习，姑且用“芸”来命名书斋，使求学者就着这件事思考，那么内外的区别便可确定，力量所施展的地方就不在别人的田地上了。霜露已经繁盛，果实成熟便可以食用，这就是不羡慕别人膏粱美味的道理。徐君认为我的话正确，所以我写下来送给他。绍兴二十六年闰月五日癸卯，新安朱熹书。《畏垒庵记》绍兴二十六年秋天，我在同安任职，正好已经三年。吏部派来接替我的人没有到任，官署日益毁坏，已经无法居住。我正打算借此机会修葺，应该向县里提出请求。恰逢我奉檄前往邻郡，于是得以把官署中的老幼一同装载上路，亲自送他们向东归去。过了春天返回时，门廊和排列的房舍已经坍塌，无法进入。于是我借住在县人陈氏的馆舍中。从县城西北转行数百步，进入一条曲折小巷，墙垣房屋低矮，没有宏大华丽的景观。然而其中大体完整洁净，有厅堂可以接待宾友，有房间可以居住休息；可以诵读书史，佳花异卉、蔓生药草、盆栽荷花之类，也都种植排列在庭院下面，足以娱乐眼目、使心情自得。我独自住在那里，稍稍抛开外在事务，叫好学的朋友和学生住在下面，一同承担清扫井灶的杂役。愿意留下的人也没有几个。像平时乘车骑马来访的客人，以及因官府事务而来的胥吏，都没有理由再来。有人对我说，我住在这里，差不多像庚桑子住在畏垒山。因此我把居所命名为“畏垒之庵”。从此闭门整日，萧散自在，仿佛身处深谷之中，竟不知道自己在这里还受官职牵系。任期已满，却仍不能离去。这样又过了几个月，接替我的人最终还是没有到。按法令我应当自行勉力回去，陈氏却来请我为这件事作记，说：“让后人知道先生曾经住在这里。”我想，庚桑子大概是庄周、列御寇所说的有道之人。我学习不足，既不能了解他，太史公的记载又说，凡是庄周所称的畏累、虚亢、桑子之类，都是空话，没有事实。那么这个人恐怕只是虚构的先生，并非真正有道者。关于这些都无法考察，只有庄周书中的辞意和旨趣奇特可观。因此我私下取用他的名号而不推辞，于是写下这些话交给陈氏。陈氏世代行医，请我作记的人名叫良杰，为人谨慎厚重、周密稳妥，能够通晓家传医术。绍兴二十七年夏六月十一日，新安朱熹记。《存斋记》我在同安做官并到学校游历时，曾私下把自己听到的道理告诉同我交游的士人。于是认识了许生升之，十分敬重喜爱他的为人。等到我辞去官职时，他请求同我一起回去，共同完成学业和讲习。一天，许生向我请求说：“升之来到这里后，我的父亲同一两个兄弟在破屋左边为我筑了一间环堵小室，我将回去遮蔽在蓬蒿之下居住。只有先生了解升之的志向，冒昧请先生替它命名，并幸而加以教诲，这是升之的愿望。”我推辞却不能获准，于是想到同他相处至今已有六七年，看他的求学专心用力于内心，世俗琐屑之事丝毫不能夹杂其中。我曾私下认为，他的学问大概有意于孟子所谓“保存自己的本心”，于是用“存”来命名他的书斋，并告诉他说：“我不聪明，哪里足以了解您？但如今用这个字命名您的书斋，对于您的志向，我私下认为大概差不多了。”又说：“如果一定要把命名的道理告诉您，那么这个道理您自己已经知道，我又何必再告诉您呢？不过我曾听说，人之所以处在天地之间而成为万物之灵，只是因为有心罢了。然而心的本体，不能凭听见看见来获得，也不能凭思考忧虑来求得。” 说它是有某种实体，就无法用言语说明；说它没有实体，那么日常生活中没有一处不是它。君子对此又将怎样用力呢？必须有所作为却不要预先期望结果，心中不要忘记它，也不要助长它，这就是保存本心的方法。这样保存下去，保存得久，久而纯熟，心的本体一定会在天地参赞倚立之间清楚显现，没有一刻不在。以上就是我用来命名书斋的道理，您认为怎么样？”许生起身回答说：“这正是升之所希望学习、却苦于未能做到的，请先生写下来记在屋壁上，希望可以借此自我砥砺。”我无法再推辞，于是写下来交给他，让他回去刻在墙上。绍兴二十八年九月甲申，新安朱熹记。

译《牧斋记》我居住在这间书斋，已经三年了；饥寒、危险、窘迫的忧虑没有一天从心中放松。除非有道路行旅的劳苦、疾病的忧患，否则没有一天不在这里取六经和诸子百家的书来诵读。像这样志向专一、做事勤勉，本应当智慧越来越明、学业越来越进步，却不知道为什么智慧反而越来越昏昧、学业越来越堕落。我因此责备自己，所以曾在空闲时思考这件事。怀着饥寒危迫的忧虑来从事圣人之学，又夹杂道路行旅的劳苦、疾病的忧患，受到事务的牵累，没有从容游息的快乐；对于义理的精微，探求起来便不能穷尽；对于事情的是非和古今成败兴废的缘故，考察起来也不能详尽。何况古人的学问，用来逐渐涵养、持守修养的功夫，本来还没有真正施加于内心、落实到自身。这样一来，凡是早晚勤勉不懈、希望成就事业、使道德进步的作为，也可以说是妄想。然而古代的君子，一箪饭、一瓢饮，处在其中仍然安然自得，心中从未忧戚，言语上也从未急切；他们在当世的困穷比我严重得多，却能够如此自得于己，必定是他们用心的方法同我不同。孔子说：“贫穷却快乐。”又说：“古代的学者是为了自己。”难道真是这样吗？难道是饥寒使志向受到牵动，难道只是拿着书本读书就可以称为求学吗？我正努力做这些事情，以便使自己通达圣人的境界，于是叙述其中的缘由，把这些话写在墙上作为记。《归乐堂记》我曾在泉州同安做官，和仙游朱侯彦实同僚，彼此友好。后来我罢官归去，将近五六年，因病躺在田间，渐渐同当世隔绝、不相闻问。只有朱侯时时写信来问候，亲切地谈说旧日交情，像平生相处一样。一天他的书信送到，说：“我正在先人房屋旁边筑室，命名为‘归乐之堂’；大概是四方的志向已经疲倦，准备寄托于此而自我休息。请您替我作记。”我想，人幼年求学，壮年出仕，老年归乡，归乡便感到快乐，这是普通人最大的情感，也是士君子共同的心愿。然而有人被权势利益所惊惧逼迫，眷恋于车轩冠冕、印绶之间，老了也不能归去；有的虽已归乡，却在享受荣华之后厌恶淡泊，回顾贪恋往日，不能忘情，正在叹息忧愁，自认为没有得到适宜的位置，哪里知道归乡的快乐呢？有的人已经知道了，却想到自己过去做官时的作为，内心有不能没有的惭愧悔恨，那么对于归乡的快乐，即使想暂时安享，内心也终究不能做到。这样看来，出仕而能归乡，归乡而能享乐，这难道不是很难吗？朱侯名卿子，年轻时就有优美的才质，学问深厚而意气慷慨，入仕三十年，以刚强正直成就自己，只按自己的志向行事，不被权势屈服，因此在选调中沉浮，到了五十岁才登上王官。然而我看他在处理簿书、应付期限和防备事务之余，几乎没有一天不命宾友和子侄登山临水，放声歌唱、赋诗作文，纵情放达于尘世之外；而且在言语神色之间，没有一点失意不得志的意思，那么他对于权势利禄究竟怎样，便可想而知了。他出仕而能归隐，归隐而能自得其乐，即使不等这座堂建成，也完全可以确信无疑。只是我还没有机会登上此堂来观览它的胜景；但它山林沟壑的美景、泉水岩石的丰富，足以供人徘徊游赏；馆舍的幽深、居处的舒适，足以使人安宁休息；图书史籍的丰富，足以娱悦心目；而幽人逸士往来于东边田间、北边道路之间，足以与人剖析名理、商议古今。这些即使不必亲自听见看见，也能知道侯君的乐趣正在这里。因此我接受嘱托而不推辞，记下他的用意如此。假如上天赐福，将来有机会到堂上随侯君游赏，我还当为侯君作赋。绍兴三十年十二月乙卯。

译建宁府学游御史祠记。已故监察御史游公先生，名酢，字定夫，是本州建阳人，也是河南程氏的高门弟子。徽庙初年担任御史，不久离职，出任江淮一带的郡守；后来又退居闲处，直到去世。隆兴初元，岁在癸未，先生去世已经四十一年了。如今的敷文阁待制、延平人陈公，正是本邦人，他认为像先生这样德行学问盛大的人，本乡的学校却没有祠祀，不仅乡里子弟有过，治理百姓的人也有罪。于是便在府学东面建堂，树立塑像，设置祠祀，并写信嘱托熹，让我记述他的用意。熹推辞说不能胜任，多次退还文章，而陈公始终不听。于是我退下来考察旧闻，依据龟山杨文靖公所作先生墓志中的话说：‘我在元丰年间到明道先生兄弟门下求学，有两个朋友，其中一位是上蔡谢显道公。起初，伊川先生因事来到京师，一见到谢公，就说他的资质可以与他共同趋向圣道。当时明道任扶沟县令，先生兄弟正把倡明道学当作自己的责任，设立学校，聚集乡里子弟教育他们，召谢公来主持学校事务，谢公欣然前往跟从，听得程氏的精微言论，于是完全放弃原来的学问而学习它。’ 后来谢公得到河清县，我前去拜见他，伊川对我说：‘游君的德性器度纯粹，问学日益进步，处理政事也远远超过常人。’他在师门中受到如此称许，他的造诣便可知了。谢公自幼便与众不同，读书只过一遍就能背诵；到了壮年更加努力，心领神会、目见即知，不染世俗儒生的习气，内心真诚，外表自然流露；仪容、言辞、应对，灿然有文采，远望便知道他是成德的君子。他侍奉父母没有违逆，交朋友守信，任官时对待属吏有恩意；即使人们乐于尽心办事，也没有谁敢轻慢他的命令。他施惠于百姓，百姓像敬戴父母一样敬戴他，所以他离任后人们便思念他，时间越久越不会忘记。他的道学足以使人觉悟，他的余泽足以惠及天下；只是遇上政治清明的时代，却来不及得到任用便去世了，这是士人舆论共同惋惜的事，并不是我个人的私言。他所著的书有《中庸义》《易说》《诗二南义》《论孟杂解》各一卷，文集十卷，都收藏在家中。’杨公所记大致如此。熹认为，深知先生的情况、所说又足以说明他的德行，并且能够取信后世的人，大概没有超过杨公的。因此，先生的道学德行在这里可以看得很详细了。我又想到，每次有幸陪陈公闲坐，听到他谈话时，先正忠肃公与先生交游的情形，以及他们的笑谈论议、书信奏疏和文章辞章，都是陈公过去亲自见闻的，直到今天还能够背诵出来。他在从容俯仰之间，又能同时领会其中深微的意义，使听到的人恍惚之间仿佛又要见到先生本人。这对于先生的道学来说，意义该有多么深呢？那么，陈公之所以为先生设置祠祀，大概是想把自己从先生那里所得的学问推广开来，以使本邦之人得到教益，并不只是表达敬仰爱慕之意、借以修饰旧例而已。熹既然不能最终推辞，便把杨公原文全部论述出来，不敢在中间随意加上一句赞语。并且又推究陈公用意的根源正是如此，连同写下，以承接陈公的命令，希望这样或许可以幸免于罪责。唉！先生已经离我们很远了。求学的人登上这座堂，拜见先生的塑像，读到这篇记，就应当考察他的师友渊源，退下来寻找他的著作阅读，从中探求先生所学习的道理究竟在哪里。如果有幸能够有所自得，那也就与亲自接近先生、受其熏陶没有什么不同了。《诗经》说：‘人们喜爱我，就把我看作周遍而全面的道路。’又说：‘巍峨的高山令人仰望，光明正大的道路值得遵行。’熹虽然不聪敏，愿与后来求学的人共同努力，不要忘记陈公的德行。八月甲子，具位朱熹记。通鉴室记。士人之所以能够成就天下的事业，只是因为有志向罢了。然而没有才干，就无法实现志向；没有方法，就无法辅助才干。因此，古代的君子，没有不兼具志向、才干和方法而能在世上有所作为的。不过所谓方法，难道是指阴险诡诈、反复无常吗？也只是说处理事务的办法罢了。营丘张侯仲隆，慷慨而有气节，常常以古人的功名事业自我期许，不肯庸庸碌碌地随世俗进退。至于他的才干器识宏大而广博，则又没有什么事情不适合担当。他面对重大事变，精神反而更加振作；指挥谋划，没有一件不切中事机关键的。他的志向和才干，虽然还没有完全得到施展，但人们已经知道他有余力了。然而他从来不以此自满，正在广泛阅读各种典籍，记诵阅览从不疲倦，大概是想斟酌古今，进一步探求完全掌握处理事务的方法，并把它施行出来。他并不像世上的学士大夫那样，埋头于陈旧的书册，拾取华丽辞藻，作为谈论和应对的材料；一到施用于实际事务，就空泛无据而已。他曾客居崇安光化精舍，闲暇时在门右新建一间屋子，不放置其他东西，只取《资治通鉴》数十帙排列其中，焚香面对它，每天读完数卷。上下若干年之间，安危治乱的关键、真情假意和吉凶变化，大事则提纲挈领，小事则细密分析，心中眼前都清清楚楚，无论遇到什么，都没有不是我处理事务的方法，大概就是这样的。这样已经三年了，而他的起居饮食、宴饮娱乐、谈笑交往，也没有一天不在这件事上。书室前有轩，俯视群山，下临清流；县邑房屋、台榭楼观、园林陂泽的胜景，以及月星、雨露、风烟、云物的奇景，仿佛都能洗涤胸襟、启发精神，尤其适合用来阅读这部书。于是便直接把书室题名为‘通鉴’，并嘱托我作记。我听说，古今是时间，得失是事情，传述它们的是书，阅读它们的是人。人通过读书，能够贯通古今、判定得失，这就是仁。人如果确实能够就自己一念觉悟之处，默默体认并牢固保存，那么眼睛所见、耳朵所闻，没有一样不是至理。何况这部书，是先正温公的志向所在；它作为典范，汇聚简牍文献的深广内容，如同神祖圣诏所赞许的那样，难道还不足以使人尽其心力吗？如今张侯有当世的志向、当世的才干，又能够凭借这部书来求得完全掌握处理事务的方法，这难道只是随便如此而已吗？不过我还希望他进一步走上实践、著述和考察的道路，使将来在实际任用中表现出来的作为，没有丝毫差错。那么我愿意把仁的道理诵说给张侯听。因此接受嘱托而不推辞，记述这件事的始末，并附带写下我所听闻的内容，如此而已。乾道三年秋七月，新安朱熹记。

译南岳游山后记。南岳唱和诗作，到庚辰日结束。敬夫已经为此作了序，说明事情的缘由，并把它收藏起来了。癸未日出发去游览胜景，伯崇也告别他的同宗兄弟们前来。起初听说水帘景色优美，想去看一看，但因为下雨没有成行。赵醇叟、胡广仲、伯逢、季立、甘可大来云峰寺为我们饯行，饮酒五巡，畅谈各自疑惑的问题后告别。丙戌日到达槠州，熹和伯崇、择之取道向东回去，而敬夫从这里向西返回长沙。从癸未到丙戌，共四天；从岳宫到槠州，共一百八十里。这期间的山川、林野、风烟、景物，与从前所见相比，没有一样不是可入诗的。但前些日子已经有约定，同时又想到离别日期迫近，而前些日子所讲论的事情，有的已经开了头却还没有结束，正要彼此思考推究、讨论研究，以完成那些说法，因此对于作诗本来就有所顾不上。丙戌日傍晚，熹对众人说：‘作诗本来并没有什么不好。我们之所以要严厉戒绝它，是怕它流弊发展而产生祸患罢了。起初又哪里是对诗本身有所责怪呢？然而现在远别的日期就在早晚之间，如果不说些什么，就无法抒写难以比喻的心情。那么，前些日子一时矫枉过正所立的约定，如今也可以停止了。’ 众人都回答说：‘好。’不久，敬夫作诗赠给我们三人，我们也各自作诗应答，以表达心意。熹又进一步说道：‘前些日子的约定已经过去了，但其中戒惧警醒、自我反省的意思却不能忘记。为什么呢？诗本来是表达志向的，所以应当使郁结得到宣泄，使情感舒展平和适中；但它的发展却几乎会导致丧失志向。共同居处，有朋友辅助仁德的益处，本来应当使义理精明、道理通达，行动合乎伦理思虑，但仍有时不能免于流弊。何况离开群体、独自居处以后，事物的变化无穷，在极细微的关头、极短暂的时刻，能够迷惑耳目、感动改变心意的东西，又将拿什么来抵御呢？所以前些日子戒惧警醒的意思，虽然说是小题大做，但也正是应当如此小题大做的地方。由此加以扩充，也许可以少犯过错。’敬夫说：‘你说得好，应当把它写下来，用来告诫我们不要忘记。’于是把赠答诸诗全部录入篇中，并记述这番话。今后闲暇时常常拿出来看看，大概也足以抵得上放在盘盂、几案和手杖上的警戒文字了。丁亥，新安朱熹记。转运司蠲免盐钱记【代作】。皇帝陛下即位第五年，朝廷政治清明，各项职务都得到整顿，于是顾念南方，怜悯这里偏远的百姓。某月，下诏任命太常少卿臣某为福建转运副使，并把盐务防范的职责交给他，命他访察利弊，上报朝廷。臣某接受诏命后奔走办理，一开始任事，便与判官臣某以及所属僚吏广泛询问、审慎订正，分条上奏。到了第二年春天，朝廷于是下旨，免除本道所属州县拖欠的盐课钱九十七万缗；又下诏停止每年收入钞盐钱二十二万缗的做法，而命漕司每年以七万缗补充经费的缺额。臣某奉命后欢喜，面向北方叩头说道：‘福建盐法的弊病已经很久了。’我们向旧府询问，私下看到祖宗盛时，本道盐利每年收入十万缗，把它分成三份，其中一份给漕司，帮助州县供给用度，并购买贡金；另一份作为钞法规定，商人每年输送到京师的只有六万六千多缗罢了。后来钞法逐渐废弛，各种浮议交相煽动，于是把全部盐利都交给漕司，并增加数额；从此纲运杂乱并行，食盐不能按时流通，百姓开始受到弊害。中间也曾经减损，但十份中还不能减去三份；此外，其他用途取给于盐的数额，也已经是旧制的数倍，只是因为每年的支出有固定数额，所以不敢议论。到了州县有时不能供给，又不能及时蠲免，新旧欠负相继发生，转相催促督办，成为百姓更大的祸患，年头越久积累越多。如今幸而遇到陛下仁慈圣明、俭朴慈爱，不遗弃偏远之地，既采纳愚臣的意见，又推广到臣下尚未说到的地方；恩德诏令再次下达，钞盐数额恢复祖宗旧制，免除了多年积累的拖欠和负担，使州县官吏没有借口从中牟利、搜刮百姓，百姓得以休息，恩泽深厚，难以计量。臣等才能低劣，奉使无方，却有幸奉行圣诏，把它施行于下，实在欢喜，怎敢不竭尽力量彻底推行？谨慎监察所管辖的地区，不让任何地方有所疏漏，以致废弃圣明的命令；即便如此仍害怕不能称职，无法把此事昭示永久，于是取尚书省颁下的诏旨，刻在台门之上，告知后来的人，并私下恭敬地把事情记在碑石下方，内容如下。又想到陛下亲自实践德行而神圣，天运一天天更新，您的节俭已经深厚，百姓的心整日勤勉不懈，只求不断进步。私下估计财政制度完全确定之后，上下都将富足，大概可以指日而待了。这样看来，我们前些日子不敢议论的事情，将来也将重新有所希望；所以冒着万死，一并记下这番话，俯伏等待。乾道四年三月。《谢上蔡语录》后记。熹前些年校订《上蔡先生语录》三篇，还没有誊写完稿，就有人把它传了出去，于是在赣州刻印。我心里一直为此遗憾。近来趁着闲暇，又重新订定、撰写了这个本子，但也不敢自认为可以流传。因而想到，从前删去刻本中的五十多章，只是凭义理推断知道它们决不是先生的话，当时并没有其他旁证，也不知道究竟出自什么人。后来籍溪胡先生入都，从他的学生吕祖谦那里得到《江民表辨道录》一篇，读后发现其中正是先前删去的五十多章，前后次序没有一个字不同，这才知道它们是江公所作，而不是谢氏的话，这件事更加明白了。江公的品行、操守和风节，本来就是当时世人所推崇的；陈忠肃公又曾称赞他论述明道先生时有‘足目相应’之语，可见他大略也知道我们的道是值得尊崇的。然而他的言论竟然会成为这样，难道不是差之毫厘就必然导致失之千里的谬误，而且无法停止吗？因此写下这件事来自我警戒，也给读者看，使他们不要误信旧传的谢先生与胡文定公手柬。如今又把其中精要的话摘录出来，附在三篇之后。乾道戊子四月壬寅，熹谨记。

译建宁府崇安县学二公祠记。崇安，是建州的重要县邑。已故宫师赵清献公曾经任这里的县令，已故侍读胡文定公又是本县人。两位公的德行，后来的学者向来都仰慕。然而几十年间，担任这个县的官员不知有多少，却没有人能够表彰他们、使他们在县中发挥教化作用。乾道三年，如今的知县事、温陵诸葛侯刚到任，便准备修整学校来教育百姓，又深以两位公的祠堂尚未建立为自己的忧患。于是访求他们的遗像，借新修学校之便建立祠堂。第二年五月甲子，工程完毕。诸葛侯命令诸生都进入学校，亲自率领县丞、属吏和他们一起向先圣先师行释菜礼，又到两位公的祠堂祭奠。三献礼完成后，他作揖请诸生上前，说：‘学校所学习的是孔孟之道，这当然是崇高的；但是居住在这个邦国，若说到本地风声气俗的近事，乡大夫、乡先生中的贤者，难道可以不知道他们是谁吗？赵公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慈祥仁厚，行事遵循法度，处理政事有循良的业绩，在朝廷上有正直敢言的风采；他的清廉节操和高尚品行，成为世人的表率，本来就是诸位都可以听闻到的。至于胡公，听闻伊洛之学，道志在《春秋》；著书立说，端正君主、垂范后世，用来阐明天理、端正人心、扶持三纲、整理九法，深切明白，体用贯通；而且他神色严正、言论高峻，依据经典议论政事，刚健正直的气概，也不愧于古人。’ 那么诸位难道都完全了解这些吗？我承乏担任此职，过分自量，常想和诸位一起以圣贤之事互相勉励。如今幸而借助百姓余力，修整校舍，正要每天和诸位从容相处、共同学习。只是想到古代圣贤已经离我们很远了，便希望诸位从身边较近的地方做起而逐步达到高远之境，所以在这座堂中塑立两位公的像。诸位从今以后，大概也会仰望他们的容貌而生起肃敬之心，考察他们的言行来激发自己清廉坚毅的志向，然后精心思考、熟读讲习，把它反求于内心，探求至理所在并加以裁定。这样或许可以学问明白、品行高尚，德行长久、事业宏大，真正达到圣贤的事业；这就是两位公以私淑方式教益后人的本意，也正是我平日对诸位的一点希望。诸位有意这样做吗？’诸生都拜谢说：‘诸生不聪敏，哪里敢不早晚恭敬地思考，以免辜负先生的教诲？’诸生退下后，诸葛侯派人把这番话送到山间，嘱托熹为此作记。熹认为，如今从政的人本来已经没有闲暇顾及学校事务；即使有人顾及，也不知道应当怎样教育，只是用俸禄利益诱导人，把人引入卑下污浊、浅陋狭隘的境地，这实际上是在害人，对于教育又有什么关系呢？如今诸葛侯治理这个县，既修整了学校，又用圣贤之事教导他们。又能够尊敬侍奉两位公，使求学的人由此逐步达到圣贤境界，那么就可以说他知道怎样教育了。他的志向，难道只是比当今从政的人贤能一些而已吗？既然不能推辞，于是详细记下事情的始末，给志同道合的人看，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不辜负诸葛侯的教导。这一月癸未，新安朱熹记。克斋记。性情的德性没有不完备的，而用一句话就足以概括它的精妙，那就是“仁”。所以，求取仁的方法固然很多，但用一句话就足以概括其要领，那就是“克己复礼”。仁，是天地用来生育万物的心，也是人与万物获得以作为自己本心的东西。正因为人得到了天地生育万物的心来作为自己的心，所以在情感尚未发作之前，仁、义、礼、智四种德性都具备，其中仁统摄一切；在情感已经发作之时，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端绪显现，其中恻隐之心无所不通。这就是仁的本体和作用，它涵养万物而浑然完整，周遍流行而贯彻一切，集中体现于一心的精妙，并且是各种善行之首。然而人有这个身体，就有耳、目、鼻、口和四肢的欲望，这些欲望有时不能没有，便会损害仁；人一旦不仁，那么他用来灭除天理、放纵人欲的行为，就会更加无所不至。这就是君子求学之所以急切地求仁，而求仁的要领，也只在于除去那些损害仁的东西罢了。用不合礼法的方式去看，是人欲损害仁；用不合礼法的方式去听，是人欲损害仁；说话和行动不合礼法，也是人欲损害仁。知道人欲损害仁的原因就在这里，于是便能够拔除它的根本、堵塞它的源头，不断地克制它、克制它、再克制它，直到有一天豁然开朗，人欲尽去而天理纯全，那么胸中所存的，难道不就是纯粹的天地生物之心，并且和春日阳光一样温暖和煦吗？默默地存养它，当然没有一条道理不具备，也没有一件事物不包括在内；受到感应而通达它，那么没有一件事做得不合乎道理，也没有一件事物不受到它的仁爱。唉！仁作为一种德性，正因为一句话就可以穷尽性情的精妙，所以求取它的要领，孔子用来告诫颜渊的话，也可以说是一句话就概括了要领吧？然而自从圣贤远去以后，这门学问失传了，直到程氏两位先生出现，后来求学的人才重新听到这种学说，只是有志于此的人或许已经很少了。像我的朋友会稽石君子重，就是听到这种学说而有志于实践的人。因此，他曾经用“克”给书斋命名，并请我为此作记。我认为“克己复礼”这句话，表面上像是分别说两件事，实际上是天理和人欲相互消长，所以克制自己正是为了复归礼，而不是在克己之外另有一种复礼的功夫。如今子重从这句话中选择“克”字，单独用来命名他的居室，那么对于求仁的要领，也可以说是懂得要领了。这还何必需要我的话呢？从今以后，他一定会依据自己所知道的要领竭尽力量，即使到了仓促慌乱、颠沛困顿的时候，也丝毫不懈怠，那么所谓仁，必定会充盈于心中，成为不能自我遏止的情感。这又何必需要我的话呢？只是考虑到他殷勤地请我作记，不能最终一句话也不说，所以借此详细论述求仁的根本和末节，写下来留给他。倘若他早晚都能在屋壁之间看到这些话，并且不忘记自己应当做的事情，那么这也差不多可以成为求仁的一点帮助了。乾道壬辰月日，新安朱熹谨记。

译《味道堂记》。武阳何君镐，字叔京，有一天寄信来对我朱熹说：“我的先父辰阳府君，年轻时师事东平马公先生，接受《中庸》的学说，勤奋学习并亲身实践，终身不懈怠。他曾经给自己闲居的厅堂题名为‘味道’，大概也是取自《中庸》所说的‘没有不饮食的，却很少有人能知晓饮食的滋味’这句话。如今我这个不肖的孤儿，既没有办法继承并听闻这种道理，只能早晚打扫先父的居处，谨慎居住，不敢忘记先人的志向。您请为我作记，把这些事告诉后人，这样我何镐也可以出入其中观看，希望能有所自我激励。”我朱熹想到，何公实在是先父太史公同年考中的进士，我没能赶上拜见他的门下，只是有幸能够和叔京交游，把他当作兄长来侍奉，因而得以听闻何公学问和品行的美好。只是我既没有德行又没有文才，不足以称述并使其事迹流传可信；但我仰慕之深，若能把姓名寄托在他的屋壁之间，便已经是我的荣幸，因此不敢以自己不能胜任为由推辞。谨考何公名讳某，字太和，起初在南方做小吏，适逢马公以御史身份巡察慰问各道，一见便认为他贤能，上奏朝廷选取他为属官，于是把自己从程夫子门下听到的学问传授给他，并且把自己一生出仕与退处的大节，全部详细告诉了他。后来马公因进谏论事被贬而死，何公回归乡里，守护并坚持他的学说，终身没有稍稍改变。何公从一开始接触事物、发表言论、处理事务，大概没有一刻不遵循《中庸》。乡里人爱戴敬重他，甚至把“中庸何公”作为他的称呼。他对其他经书也无不学习，尤其在《易经》上尽心钻研，撰写了若干卷《集传》。他忠诚纯正、笃实厚重的资质，清廉安静、正直端方的操守，得之于天性而成就于学问，充实于内心却不显露于外，世上的君子没有谁能够真正了解。晚年因马公移书伪楚一事，被斥责并要求回避官位，他把这件事上报史官；宰相厌恶他分取自己的功劳，便将他逮捕关入诏狱，削去名籍，流放荒远之地，但他至死也没有后悔。这在求道方面，真可以说是饮食而知其滋味了。他知道得深，所以守持得坚定，实行起来也快乐；实行起来快乐，所以更加品味其中的深厚滋味而不能舍弃。然而，何公所说的道，难道会像世俗儒生所熟习的老子、佛教关于虚无寂灭的学说那样，便把那些指认为道吗？考察何公所理解的《中庸》，也不过说是“五品之民彝”罢了。我朱熹愚昧不肖，确实不足以窥见大人君子内心所存的万分之一，但私下以为，他给厅堂命名的意思大概就在这里。因此我冒昧将这些事详细写下，以承接叔京的请求，留给后来的君子考察。况且叔京清明平和、恬淡旷达，不被世间纷扰所牵累，既在家庭中听闻道理，又到四方寻求朋友，以求进一步达到自己尚未达到的境界；他承受父亲的训诫，继承父亲的事业，居住在这里，也可以对这座厅堂无愧了。如今他又想由此更加自我勉励。他进步的锐意和达到的远大境界，哪里能够估量呢？哪里能够估量呢！按照成例，这些话应当附在记文之后，所以一并记在这里。乾道癸巳二月甲申，新安朱熹记。《刘氏墨庄记》。乾道四年秋天，我的朋友刘清之的儿子刘澄罢官后，经过吴越，与我在潭溪相遇，在那里留住交谈了几天，彼此都很欢洽。一天，子澄拱手起身，对我说：“清之的五世祖磨勘工部府君，在太宗朝做官，辅佐掌管国家财计十多年，死后家中没有剩余财产，只有图书数千卷。他的夫人陈氏指着这些书对几个儿子说：‘这就是你们父亲所说的墨庄。’海陵胡公先生听说后认为这件事很贤美，便为此作记。后来他的几个儿子和孙子，前后三代，果然都凭文章和才器成为当时闻名的人。中间经历战乱，书籍散失，不能守护。清之的先父独自深深挂念这件事，节省饮食、缩衣节用，竭尽力量搜求聚集。到了绍兴壬申年，所谓数千卷的藏书才恢复旧观。因此尚书郎徐公兢、吴公说都大书‘墨庄’二字，用来题写藏书室的匾额。不幸先人抛下我们这些孤儿，清之兄弟尽力保存并增益藏书，仅仅没有使它们失坠，一直保存到今天。然而清之私下想，府君夫人和先父的本意，难道不是说耕治道德就能获得道德，仁德只在于把它培育成熟吗？而不了解其中意义的人，却以为所谓‘墨庄’或许是从获取高官显爵、乘车骑马之类得来。清之不肖，内心私下对此感到忧病，希望得到您一句话来阐明先世的本意，用来垂示子孙。大力宣扬这一道义训诫，意义实在重大，这是我的幸惠。” 我听到他说这些话，便私下思量道：“子澄的心意确实美好。然而刘氏自开国以来就是名门，和他们往来通信、记述事情的全都是儒学先辈和德高年长者，何况如今子澄所说的，又是他家开创事业、传承家业的根源，从体例上说尤其重要。只是我是什么人，竟敢凭自己无能的文章越过众位贤者，首先记述这件事？”于是我辞谢说不敢担当，但子澄请求不止。此后过了五六年，书信往来十多次，他也没有一次不提到这件事。”我想到朋友之间的情谊，有些请求不能一直推辞，于是考察斟酌子澄原来的话和我不敢担当的用意，像这样为他叙述排列。唉！如果不是祖先贤明，谁能凭借诗书礼乐的积累来使子孙根基深厚？如果不是子孙贤能，谁能凭借仁义道德的实际修养来光耀祖先？从今以后，若有人经过刘氏门前，问“墨庄”这个名称的由来，考察这些事情，就会知道刘氏土地的出产、房屋的收入，根本在于这些，而不在于别的地方。磨勘公的五个儿子都有贤能的声名，次子主客郎中，正是集贤舍人的父亲；他们兄弟都凭文学在当时大为显达，并且名传后世。第四子秘书监资简严谨，见识能够掌握大体，在《英宗实录》中有传。子澄的先父就是磨勘公的曾孙，名某，字某，官做到某职。他出仕后没有得到好的际遇，在施政作为上没有什么可见之处，如今只有他承继家业、光耀后世的心意还可以由这件事看出来。他有两个儿子，长子叫靖之，字子和；次子就是子澄。二人都孝顺友爱、清廉安静，博学多才而且有文采。子澄与我交游，尤其专心致志于义理之学，所谓耕治道义而使仁德成熟，大概就在这里。九年二月丙戌，新安朱熹记。

译《尽心堂记》。我的朋友范伯崇起初出仕，担任庐陵属县的主簿，并不因官职小而轻视它，遇到事情没有一点苟且，于是以办事干练敏捷闻名。州里借重他的才能，上奏朝廷选取他，代替因病不能办事的录事。庐陵百姓向来强悍好诉讼，审理案件的人常常担心不能查得实情。伯崇既尽心审理，又廉洁勤勉地向下搜求实情，恳切哀悯地向上申明情况。因此小的冤屈一定能够昭雪，奸民也没有侥幸逃脱的地方，全郡都称赞他。官府因没有其他事务，他便利用空闲日子修葺审问事务的厅堂，并取“君子尽心”这句话题在匾上。又把“大易”中“噬嗑”卦大书在屏风上，同时在厅堂后面开辟一间方丈大的屋子，用来招集朋友讲学。有一天他来信说：“希望您为这座厅堂作记，并为我的书室命名，以使我有幸得到教诲，也让后来的人能够有所听闻。”我想到《王制》这一篇，虽然传说是汉代博士官所作，但其中所谓“刑罚一经制定便不可改变，所以君子尽心于此”，言语简约而意义周全，教诲明确而戒惧严密，或许是古代流传下来的话吧？如今伯崇已经亲身实行了这句话，又用它为厅堂命名，是希望自己出入起居时抬头就能看见它，常常借此自我警戒。又认为这样还不够，便取《大易》中电雷相合的卦象、明察决断的意义，以及刚柔、上下、浅深、难易等说法，还有“金矢、黄金、艰贞、贞厉”等戒语，悬挂在座位右边，早晚都观看体察。他的志向，难道是因为一旦查明一件案件的实情就立刻欢喜吗？但他仍然担心自己的学问还没有达到，因而对于父子亲情、君臣大义，在细微之处还有未能察知的地方；这样即使想要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尽到忠诚和仁爱，也不知道应当如何权衡处置。因此他又在厅堂后面建造了退食闲居的地方，以便在那里讲习学问。这更不是如今做官办事的人所能比得上的。过去子路说：“有百姓在那里，有国家社稷在那里，何必一定要读书以后才算求学？”这话接近道理，但孔子却厌恶它。既然如此，出仕的根本在于学习，而学习又必须读书，这本来就是孔门流传下来的法则。因此我请求把他的书室命名为“读书之室”，并把事情的始末全部这样记下，留给他。伯崇家中传承正统学问，在道义方面颇有声望；而他初次任职所取得的成效，又已经得到上下认可到这种程度，那么他读书，必定有不同于一般人读书的地方。伯崇平日退缩谦抑，仿佛不善言谈；遇到事情又漫不经心，仿佛没有主见。我虽然深知他的为人，却也未尝不喜欢他温厚有余，同时担心他刚强坚毅不足。如今他一出仕做官，能够自我树立到这种程度；而世上那些聪明有才智的人，按照他们任官办事的能力，本来应当远远超过伯崇，有的人却反而比不上他。我对此又私下独自有所感慨。因此一并把这些话写下来，用来劝戒当世之人，也用来激励后来的来者，直到无穷。伯崇名叫念德，是建安人，和我家有世代旧交，又有姻亲关系，彼此也相互友善。乾道癸巳二月丁亥，新安朱熹记。《蕲州教授斋记》。乾道八年秋天，我的朋友建安李君宗思担任蕲州学官。他刚到任，进入学校行释菜礼，召集诸生坐在堂上，对他们说：“朝廷设立学校、任用学官，是为了教育培养人才，等待他们被国家任用，其中的德意非常美好。我宗思没有才能，却得以被选任，深深想到自己的浅陋，恐怕不能胜任。如今将有些话要告诉诸位，并和你们朝夕相处；古人所做的是求学以修养自己，希望能够不辜负朝廷教养人才的心意。诸位也有意于此吗？”诸生起身回答说：“我们不聪敏，只要先生能够教导我们，就是我们的幸事。”于是李君退下，回到自己的住处，才发现住处离学校将近十里。李君回头叹息说：“学官本应早晚在学校，和诸生相互切磋，住处相距怎么能这样远呢？”第二天，他在学校东面看见一块荒废的地基，便向州府请求，希望得到这块地建屋居住，每天往返学校来办理自己的职责。于是通守北海王侯某实际掌管州府事务，他赞赏李君的心意，竭尽力量帮助他，工程没有超过规定的期限，便完成了房屋。这样以后，李君才能每天到学校，召集诸生来教诲他们，大抵让他们潜心思考《论语》和孟氏的书，用来探求义理的要领；又考察编年体的资治史书，讨论事变得失。每天的学习用力都有一定课程，不越级冒进，也不懒惰怠惰；通过抽取策问来提问，按时劝勉督促，凡此都是为了使他们懂得明辨善恶、修养自身的方法，懂得整顿家庭和治理国家的根本，而对于词章技艺的学习则放在后面，不把它当作急务。后来他又礼遇士人中贤能有德者，李君亲自提携并和他们共居，使学校的一切教导和管理事务都让学生听从他们。由此，蕲州的士人开始知道做士人应做的事情，并且用心努力。李君也为自己的教化得以施行、将要取得成效而高兴。他在堂前磨制石碑，考察以前担任这一官职的人，从某人以下若干人的姓名和年月，刻在碑上，并写信嘱托我，让我记述这样做的缘由。我认为李君的教导是可以实行的，而他教导的内容却不是世俗儒生所能达到的；王侯能够把心意放在学校教育上，这已经难得，而他不把李君的主张看作迂阔、不切实际，也不是庸俗官吏所能做到的。这些都应当写下来告诫后人，不只是让后来接替李君担任此职的人有所考察效法，也是承接教化、统率千里、以师长身份治理百姓的人所应当知道的。因此我把事情的始末全部这样写下，让它刻在题名碑的最前面。九年秋七月壬子，新安朱熹记。

译《建宁府建阳县主簿斋记》。县的属官中有主簿，品秩为从九品，每县一人，掌管县中的文书。凡是户租的簿册、财物出纳的文书、符檄公文的差遣、诉讼案件的定案，都由他总管办理；稽查检验事务的拖延和差错，以及财物的损失，用来辅助县令治理。主簿的职务大致如此。我曾私下议论，认为县的治理范围虽然狭小，但对于百姓实际上非常亲近；掌管文书的人品秩虽然低下，但任用官吏是否得当，以及官府的休戚祸福，对于百姓实际上关系非常重大。只是如今铨选官员的机构所掌管的候选人员数以百计，既不可能有所推择，而做县令的又往往把政务据为己有，不让属官参与，因此官职常常不能得到合适的人，而人也不能得到适合自己的职务。天下各县中偶尔能够胜任主簿职务的人，计算起来一百人中不过一两人；但他们也不过能够取得户租簿册，做些朱笔墨笔的文书工作罢了。其他事务本来就不能参与，也没有人知道他们的职务被荒废了。建阳县主簿的官署，原来在县治西墙之下，自建炎年间被盗贼焚毁后，就寄寓在佛寺房舍中，距离县城将近三里。主簿不能掌管自己的官署，已经四十多年了。如今右通直郎、池阳人王君某来担任知县，便谋划恢复官署，但还没有能够办成。等到主簿、括苍人叶君某到任后，更加因为不能早晚履行自己的职务而忧虑，于是向县府请求，最终把这件事办成了。从开始筹划到工程完毕，总共一百多天，建成房屋若干楹，费用使用县中多余的钱五十万，粮食一百斛。凡是原有土地被编入民居的，都按照旧有簿籍加以厘正，并不夺取民众的土地。第二年，叶君写信把事情的始末告诉我，请我作记。我赞赏王君不把政务据为己有，也赞赏叶君能够为自己的职务忧虑，于是推究设置这一官职的本意，并叙述事情经过写下来，告诫后来任职的人，使他们不要荒废自己的职务。后来又因叶君的请求，取孔子担任委吏时所说的话，把他东边的屋子命名为“当斋”，其中的意义大概与这里相互表里。乾道九年秋八月辛酉朔，新安朱熹记。《南剑州尤溪县学记》。乾道九年九月，尤溪县修建县学的工程完工。知县事、会稽人石君[缺字]写信来，把这件事告诉他的朋友新安朱熹说：“本县的学校原在县城东南角，地势高隆，面山临水，背离喧嚣尘俗而接纳清幽旷远之气，很适合处士读书。后来迁到县城北面的水源上游，之后又毁坏了，便恢复原来的位置。然而这次重建时，士子采用阴阳家的说法，把校门斜斜地朝向寅卯之间；从门内开始，又因地势短促而狭窄，于是没有一件事物不失去正当的位置。石君[缺字]刚到任时就为此忧虑，只是因为学校建设才开始，来不及顾及其他事务。到了这一年的正月，才开始拆除旧建筑而重新修建。既使门、正堂、斋舍、廊序、仓库、庖厨、浴室无一不各得其正，又量地在正堂东面建造重檐屋宇，用来奉祀先贤、尊崇古代教诲。只有大殿因袭旧址，但也环绕修建了重重屋檐，使台阶和栏楯更加严整。凡是塑像陈设不合古制的，就让人参照太学予以改正。耗费金钱大约四十万，使用人工三万工。不向士子筹资，也不向百姓征取，而工程按时完成。我想，您或许也乐意听到这件事；如果承蒙您屈尊为它作记，就可以使在这里求学的人永远受到教益。这便是我的荣幸。”朱熹认为，石君[缺字]主持这项工程，本来就已经值得记述了。何况我曾经同石君交游，知道他所学习的，大概都是古人“为自己”的学问；又曾因事到过他的县邑，知道他所施行的教育，也都是他深入探究、自有所得之后的成果。这样看来，他值得记述的地方，实在比修建学校这件事大得多。我虽然不聪敏，却确实私下乐意推究根本并详尽论述，因此接受他的请求而没有推辞。大概我听说：上天生育人类，赋予他们仁、义、礼、智的本性，又使他们具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所谓人的常伦。只是由于各人的气质禀赋不能全都纯粹秀美，所以欲望发动、情感胜过理性时，有的人便陷入沉溺而自己还不知道。古代圣王正因为这个缘故，设立学校来教育百姓；而教育一定从洒扫、应对、进退这些日常举止开始，从礼、乐、射、御、书、数这些功课入手，使他们早晚都保持恭敬，修养孝悌忠信而不违背。然后进一步教他们格物致知，使他们穷尽为人的道理，懂得怎样由修养自身推及家庭，由治理家庭推及国家，再推及天下，因为这些道理本来没有两样。通过端正引导、从容涵养、逐渐浸润，必定要使天下人都能不丧失自己的本性、不扰乱人伦，然后才算停止。这就是二帝三王盛世之所以教化流行、风俗美善、百姓醇厚，而后世不能达到的原因。自汉代以来，经过一千多年，学校教育的政令随着时代而盛衰，但它所施行的教育大都不知道从这里出发；至于用来劝勉、惩戒、督促人的方法，又大多不得当，严重的甚至使人更加丧失本性、扰乱人伦而不自知，这难道不可悲吗？到了我宋，文治与时运相应，学校的官署遍布郡县，制度详备严密，规模宏大深远，大概已经超过汉唐，接近唐虞三代的盛况了。然而主管官员没有仲山甫那样能够彰明德意的人才，不能敬谨承受皇帝的德意，考察古代治道，使学校所施行的教育卓然远远超过近代儒者先贤，或许还留下了遗憾。如今石君[缺字]独自能够学习古代的学问，并推行到当今，使他的学生只知道以修身穷理、成全本性、敦厚人伦为职事，而对世俗那种用来迎合时势、博取宠幸的学问不屑一顾。这就是石君[缺字]施教育人中最值得记述的大事；与修缮新建学校这一时的功劳相比，哪一个更重要呢？不过，这项工程也是石君想借此尊严国家教化的场所，改变学生的见闻，使他们能够从外在环境得到涵养而内心整齐，并不只是为了夸耀壮观、装饰游观声誉罢了。他的施教育人之功，在这里可以说已经完备了；可惜所试行的范围很小，所能影响的地方也不远。因此我特意叙述它的始末并全部记录下来，不只是为了彰明石君的志向、激励他的学生，也将借此劝勉天下所有担任郡县长官的人，使他们都以石君的心为心。这样，圣人的道理和圣人的教化，就不必担忧不能在天下发扬光大了。这一年冬十月庚申朔日记。

译《建宁府崇安县五夫社仓记》。乾道戊子年春夏之交，建宁一带发生严重饥荒。我住在崇安县开耀乡，知县事诸葛侯廷瑞写信来嘱托我，并同本乡年高有德的左朝奉郎刘侯如愚说：“百姓已经饥饿了，何不劝说富户打开粮仓，降低粮价来救济他们？”刘侯和我奉命办理此事。乡里人正庆幸可以免于饥荒，不久浦城发生盗乱，距本境不到二十里，人心大为震动，富户储藏的粮食也将要耗尽。刘侯和我为此忧虑，不知如何是好，便写信向县府请求。当时敷文阁待制、信安人徐公嚞任知府，当天就命有关官员用船装载六百斛粮食，逆溪而上运来。刘侯和我率领乡人走了四十里，在黄亭步下接收粮食，回去登记本乡男女老幼中需要依靠粮食生活的人数，按比例发给粮食。百姓于是得以不因饥饿和动乱而死亡，大家都欢喜高呼，声音震动邻近的县邑；这样一来，浦城的盗贼便再没有人响应，只好束手就擒。到了秋天，徐公奉祠离任，直敷文阁东阳王公淮继任知府。这年冬天收成丰盛，百姓愿意用粮食偿还官府所贮的粮；乡里百姓正准备把粮食装车送回官府，王公说：“年成有丰有歉，不能预先料定，后来如果粮食艰难，难道不会又有前一天那样的劳苦吗？” “还是让粮食留在乡里，把名册上报府中。”刘侯和我接受了教令。到第二年夏天，又向府中请求说：“山谷里的贫民没有积蓄，新粮和旧粮尚未接续，即使年成好，也免不了向富户借粮，支付加倍的利息；而官粮积存在无用的地方，后来可能霉烂腐败而不能再吃。希望从今以后，每年收粮、放粮一次，既可以缓解百姓的急难，又能以新粮替换旧粮而储存；愿意借粮的人按利息十分之二偿还，也可以抑制侥幸，扩大储蓄。不愿借粮的不要强迫；如果某年不幸发生小饥荒，就减免一半利息；发生大灾荒，就全部免除。这样可以惠及并救活鳏寡之人，堵塞祸乱的根源，实在是很大的恩惠，请把它定为成例。”王公答复说全部依照请求施行。后来王公又离任，直龙图阁、仪真人沈公度继任，刘侯和我又请求说：“把粮食分别储存在百姓家中，对于守护、查看和收支很不方便，请按照古法设立社仓来储存；只需拿出一年利息作为捐助，应该就能办成。”沈公同意了，又命令拨钱六万帮助这项工程。于是登记坂黄氏的废地，召集工匠，估量木材。工程于乾道七年五月开始，八月完工，建成仓库三座、亭一座，门墙和守舍无不齐备。负责防护、筹划并监督工程的是贡士刘复、刘得舆和乡人刘瑞。工程完成后，刘侯任职于江西幕府，我又请求说：“刘复和刘得舆都为这座仓库出了力，而刘侯的儿子将仕。” “郎琦曾经在这里辅佐他的父亲，他的族子、右修职郎刘玶也廉洁公平而有谋略，请允许他们一同出力。”府中采纳了我的意见，分别具备文书和礼物前去邀请他们。四个人于是都来任事，开始共同讨论仓库的利弊，详细制定条约。丞相清源公出镇此地，入境后询问风俗，我和诸位便把所订条约完整地呈给他。公认为便利，于是发布教令，让我们回去把它张贴在屋檐之间，给后来的人看。这样，仓库的各项事务，无论大小都有章程，可以长久实行而不致败坏。我想，成周的制度是县、都都有积储，用来等待灾荒；隋唐所谓社仓，也接近古代的良法。如今这些都废除了，只有常平仓、义仓还保留着古法的遗意。然而粮食都藏在州县，所能施恩的不过是市井中懒惰游荡的人；至于深山长谷中辛勤耕作、远道运粮的百姓，即使饥饿濒临死亡，也得不到救济。况且它的制度过于严密，使那些怕事避法的官吏看见百姓饿死也不肯开仓，常常只是保全封条和锁钥，彼此交接传授，有时连续几十年都不检查一次。等到实在不得已而开仓时，粮食已经化成浮尘和土块，不能食用了。国家爱护百姓如此深切，难道它的考虑会想不到这一点吗？” “然而始终没有改动，难道不是因为乡里社仓不可能都有可任用的人吗？若想完全听任他们办理，又怕他们谋求私利而损害公事；若想像官府一样谨慎管理出入，又会因查核过于繁密而上下相互推诿，其害处必定比前面所说的更严重，所以对此感到困难而无暇办理。如今幸好几位公卿相继任职，他们爱护百姓、考虑长远的心意，都超出了法令规定；又都不轻视我们，不认为我们没有能力任事，所以我们才得以做成这件事。几年之间，左提右携，上面劝说，下面教导，终于能够为乡里建立这一永无穷尽的计划。这难道只是凭我们的力量能够做到的吗？希望后来的君子看待这件来之不易的事业时，不要谋求私利、损害公事而使上级疑虑；上级也不要用细小的文法束缚他们，能够像几位公卿那样用心，那么这座仓的利益哪里只限于一时呢？那些看见它而仿效的人，也将不只限于一个乡里。于是把事情的始末这样写下，刻在石上告诫后来的君子。淳熙甲午年夏五月丙戌，新安朱熹记。” 《晦庵集》卷七十七。钦定《四库全书》。《晦庵集》卷七十八，宋朱子撰写的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