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晦庵集卷二十四宋朱子撰书【时事出处】

译与钟户部论亏欠经总制钱书 二月一日，具位朱熹谨向东再拜，致书于侍郎右司执事：熹昨日在尚书省户部见到您，忽忽已经五年了。期间您出使闽部时，熹当时正退居田里，因为有俯仰出入之故，虽然未能瞻望您的履舄余光，也曾借章少卿文所致的书信，冒昧写下几句话作为记念，以此通达于您左右。此后便不敢再有所陈白，也不知道果真能否传达您的视听。近来熹在同安伏处于簿书尘土之间，才听说您又奉天子出使巴蜀，在万里之外，放免官府所积欠的数百巨万缗钱，收束行装回来。天子嘉奖您，将您的奏议下发四方，提拔您置于尚书省任郎官，考核六曹二十四司的治理，可以说既受宠又荣耀。又因为您通晓君主和百姓双方都应遵循的道理，使您代理户部副职，专门以调均节制财用、便利安定百姓为职责。除授之日，消息传遍四方，幽僻隐微之地无不欢悦，都认为您一定能把曾经施行于蜀地的办法施加于这里，惠泽安抚百姓，宽减他们财力不足之处，以帮助天子仁厚清静的政治。如今您任事已经数月，四方还没有听到什么消息。熹没有什么才能，私下有所怀抱，敢向阁下请教。熹听说，天子怜悯百姓贫困、不能安居其业，所以多次下达宽大的诏书，放宽百姓的市征、口算以及逃避赋役者的布税；又下诏征税时不要强行凑足不足和有余的数目，以求达到成数；又下诏派您出使蜀地，按照前面所说的办法放免百姓的积欠。熹愚昧地认为，这些本来都是百姓应当缴纳、官府应当取得，制度上有依据、征取时有名目的东西，但天子尚且一概蠲除，不再计较，又从御府拿出钱来补偿有关官司；这显然是天子深切爱民，并不把牟利当作利益。何况那些百姓本来不应缴纳、官府本来不应取得，制度没有根据、征取没有名目，像所谓亏少经总制钱的事情呢？熹认为，如果有人能在天子面前进一言，说明天子如此爱民，那么这些事情本应早晨奏闻、晚上就施行。可是公卿以下共同办事的人都阿谀敷衍，没有人肯竭尽全力来帮助天子明察、扩大恩惠。前任户部官员又改变符檄，紧急通过邮传，严厉责令提刑司；提刑司再下达州，州再向县催办，层层转承，急如星火。奉行此事的官员如通判等，贪图赏典，出于意外的督促催逼无所不用。这笔钱既不是经常性赋税的正常收入，也不是百姓所拖欠、官吏所侵盗的款项，却因为某一年偶然数额较多，就把它制定为固定数额，责令百姓偿还【又如把零数凑成整额，全部算作经总制钱；今年两税免除，今年的亏欠一定很多，这一点也不可不知道】。从户部层层转到县里，就像圆球从千仞高坡滚下，到了坡底，势头已经无可再加。县里将从哪里取得？不过是巧立科目，从百姓那里征取罢了。可是议论的人一定还会认为，这是朝廷督责官吏补足欠额，与百姓没有关系。这又和盗铃掩耳的见识没有区别。他们心里并不是有所蒙蔽而不知道，只是借此说法来误导天子的听闻。如今计算天下州县以此为名目、普遍向百姓征取的，大约有十分之七八。幸而还有没有达到这种程度的地方，州里就天天派人拿着符书来拘捕，官吏将人拘系治打，务必取得征足的成效。县吏不堪其苦，日夜一起摇动长官，催促实行科率。如果不幸施行，官府得到其中一分，胥吏已经得到其中二三分，因势为奸，什么事情做不出来？这样一来，议论者所谓督责官吏，实际上正是给他们制造侵害百姓的条件，使天子最爱护的百姓更加困苦。官吏借公事侵害百姓，又假装替自己辩解说：“这是朝廷想要取得的，并不是我们这些人的过错。” 那些愚昧的百姓哪里知道其中的缘故呢？也只好聚在一起怨恨说：“朝廷不体恤我们罢了。”唉，这难道是百姓应当缴纳、官府应当取得的吗？其制度没有依据，征取没有名目，实在太过分了。天子像这样爱护百姓，对于那些本应缴纳、本应取得、制度有依据而名目正当的赋税，尚且一概拿出财物免除而毫不吝惜，何况这类钱只是百姓还不知道罢了。一旦有人进言，天子没有不听从的。可是为什么独独不爱惜这番进言呢？这是执政任事的大臣辜负天子。如果阁下确实能深入察看并立即进言，使所谓亏欠经总制钱一事在一天之内废止，那么州县官吏就没有借口，科率百姓的议论也会停止。然后再严格明确约束，痛加绳治，凡敢以科率使百姓困苦的，都让百姓能够自行申诉；尚书省、御史台对于过去曾经这样做的人，也就没有容罪之地了。这样上可以扩大仁厚清静的风气，下可以符合四方幽隐百姓的希望，不要让西南边远地区巴、賨、卭、莋的少数民族独自承受恩赐。难道不是美事吗？难道不是美事吗？熹和阁下关系疏远，但先君子与您有交好，熹也曾一两次得到您的教诲。如今阁下正处在这个职位，是可以进言的人，熹实在不知道自己愚昧卑贱，只想着能够补益您的盛德万分之一，所以冒昧写信陈说。只希望阁下留意此事。时值春日将暖，伏惟您更加保重，等待正式拜官。不再多说。

译与李教授书 我私下认为，朝廷兴建学校官舍，是为了培养天下士人，使州里的士人在州学学习，县里的士人在县学学习，以便于他们各自侍奉父母、养育子女的生活，而不是为了把他们区别开来。但国家制定学校财用的办法，所谓赡学钱，大概是州县都可以通用的。如今阁下向提学司议论说：“在州学学习的人可以从县官那里取得廪食，而在县学学习的人却无关。”依熹看来，朝廷设立学校、培养士人的本意，以及制定财用的办法，似乎都不是这样。现在姑且放下这件事，只从个人私意来说。朝廷认为阁下适合做人师，所以让您教导泉州的士人；那些身为士人的人，您本来不能全部亲自教导。即使教导不能全部做到，难道不也胜过坐视他们被弃置吗？如今阁下议论说：“让县里承担费用，阁下认为县里将从哪里取得？”从百姓那里取得，已经很清楚了。现在民力困竭，官吏忧劳，每天都无暇自给，却把这件事责令他们办理，这显然是您不能有所教导，反而要直接抛弃他们。对阁下来说并不能有所补益，您又何苦一定要实行它，以致抛弃这个县的士人呢？如果说县学所能提供的教导不如州学，那么各县的情况，熹不能知道。至于熹所主管的学校，其诵说、课试以及大小条科，熹自认为也没有什么很惭愧于阁下门下的地方；至于师生相互接触的勤勉程度，熹私下揣量，认为即使阁下亲自努力，或许也有未能做到的地方。本来应当得到宽免借贷的范围，反而按照成例削减，使它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这是什么道理呢？熹已经具公状申禀，又把这件事私下告知阁下。伏望您思考、考察朝廷设学养士的本意，核查制定财用的办法，痛切体念官吏百姓的艰难困苦，并深入察看熹所主管的学校，明白它与州学、县学有所不同。在本来不能给予的情况下，酌情减免而给予，也正是要显示阁下高明的用意不只在自己；这足以劝勉有能力的人，也让没有能力的人知道应当自我激励。何况从道理和法令上说，本来就有可以给予的依据呢？冒犯威严，臣不胜惶恐。答陈宰书 昨晚座中，防君拿出广文公的信，似乎还没有察觉其中的意思，我姑且陈述其中一二。李君兄弟的贤能，在闽中早有声誉。我年轻时听诸位老先生谈到他们的事，心中十分仰慕。后来来到这里，路过三山，才认识他的哥哥迂仲；一接近他，便觉得他质朴纯粹，而且温厚，没有一点矜持争竞的神色。那时我还不认识李君，便以为他大概也像他的哥哥。到任不久，听说他分教本州，心中很高兴，以为我所掌管的县学事务与他有关，一定能得到他的有力帮助。按照旧例，事情有可行或不可行的，我从来没有不通过书文来说明自己的意图，没想到竟使他愤怒到这种地步。我所辨析的七件事如下。李君信中认为我有少年人的锐气，曾经议论政事，就应当根据事情道理的是非曲直，而不应根据年龄先后。如果只把年长者看作胜过年少者，那么出生在别人之后的人，即使道理高明，最终也不能伸张自己了。他又说，为什么不在监司、郡守面前分条陈述？这是李君能够做的事，而我实在不敢这样做。我之所以如此，正是不愿借监司、郡守的权势来压制上下。这是李君能够做的事，而我实在不敢这样做。李君又自称本来没有要胜过别人的心，只是推车想让它前进罢了。奇怪啊，李君想让他的车前进，难道独独没有想到郡学、县学本来就是同一辆车吗？譬如郡是车子的车轸和车盖，县是车衡和车轭。把车衡和车轭放在后面，却只让车盖和车轸驱车前进，还说“我只是想让这辆车前进罢了”，这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他又说，四分钱是郡学、县学都可以使用的，我已经留下其中二分，把另外二分归还郡学了，怎么还说使县学不能使用那二分呢？这就如同州学不能使用那二分一样。向道路借粮，正是前面所说的自行筹备钱粮，为什么县学可以这样做，而郡学却不可以呢？照这样说下去，李君自己所说没有胜人之心的话，我是不相信的。他又说，郡学就是泉州学，同安学就是同安县学，各自在其中尽力而已。这也不对。我前面奏疏中所陈述的那些话，并不是为了自我抬高，而是为了极力讨论、用心考察一二，希望得到李君的体谅。对外自有一州的教官，上面由丞相亲自选用，下面与大府、部刺史分庭抗礼；而我是铨曹拟定的一个县中小吏，难道敢有胜过他的心吗？如今李君所说的，恐怕与我私下的用意相差太远吧？他又说我不能有所涵养，在这件事上不能克制自己。这确实说中了我的毛病，只是我所争的是公家的事情，其中没有丝毫私意。这一点本来就是长官深知的，而他这样告诫我，我怎敢不加以反省呢？我已经辞谢学务，但这项官钱终究不能丢失，因为这关系到同安县长远的利害，不是我们可以拿来迁就一时私情的。伏望您坚持不变，以使本县百姓得到幸运。至于我所陈述的这些话，请把它说明给李君，不要再深深恼怒。李君的信和我先前所写的札子，一并封好呈上。其他事情容许日后当面详谈。

译给黄枢密的信 我私下听说敌酋丧命，金人逃走，淮北遗民全都投降了我军。这大概是上天命运的眷顾，是宗庙社稷神灵的护佑，使中原得以廓清而完整地交付给我们，是最大的庆贺，天下都同感欣喜。然而我的愚见却禁不住私下忧虑和过度盘算，斗胆把它陈述给您。自戊午年议和直到如今二十多年，朝政纲纪废弛，军备松懈荒废，国势衰弱，内外空虚。近年以来，上天启发圣心，稍稍加以整顿治理，才又渐渐有了条理。然而长期积弊已经很深，如果没有同心同德、向来为海内所仰望的臣子辅佐朝廷，进用贤能、退黜奸邪，修复停滞、补救弊病，把这些事全部做好，并且长期坚持，使局势迅速发生重大变化，就还不能有所作为。前些日子没有估量事势，急忙下达亲征诏书，这已经把事情看得过于容易了。不过道理正当、言辞顺理，也许还可以成功；事情像箭已搭在弦上，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可是日子一天天拖延，却没有听说出发的日期。掌握国政的人，没有听说有像寇忠愍那样的谋略；掌管宫禁宿卫的人，也没有听说有像高烈武那样的请战。假使诸将因此懈怠，六军因此离散，敌骑横冲直撞，深入两淮，兵力减少而敌人更加壮大，战事紧急而粮食已经匮乏，那么戒严还不到两个月，募兵和科借钱粮的祸患已经殃及百姓了。如果不是上天保佑皇家，对他们降下惩罚，那么胜负的决定实在还很难预料。今天的事情，不能说是诸公在朝廷谋划的功效，也不能说是各路将帅攻城野战的功劳，这一点已经很明白了。我认为现在正应当君臣彼此警戒，戒慎恭敬，改换执掌政务的人选，更加修明政理，以报答上天眷顾的命运；不应坐等邻国遭难，侥幸把它当作获利机会，便仓促自以为安定。况且如今中原之地，幅员万里，敌人逃奔震惊之后，力量还不足以争夺。朝廷坐视而不取，就会失去机会；如果决定取之，那么功业范围广大而劳费也多。这正是安危得失的关键，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不能不审慎。我的私见是，必须依靠当地人来防守，依靠当地粮食来供给，使东南的力量不至于困乏；这样根本才会稳固而不动摇，必须足以大大慰藉百姓重新归来的愿望，并深深凝聚他们同舟共济的心，使西北的情势更加坚定，这样藩篱才会严密而可以倚恃。一定要使敌人将来创痛平复、力量恢复之后，不能再窥伺我们的卢龙塞，然后才可以谈论朝拜陵庙、返回旧京的事情。不知今天朝廷之上、侍从之列，谁能够办成这件事？唯有旧日贤能而已经起用却尚未重用的一两位公卿，如果让他们出任将帅，就会比今天监视军队的人更有威望；把政事交给他们，也会胜过如今执掌政权的人。只是我担心今天主持国政的人终究不肯听用他们，那也就无可奈何了。若错过今天而不早作打算，敌人的人马精强，本来没有受到损失。如今我们所得到的，不过是完颜亮一人丧命而已。万一在十天一月之间，他又聚集全部人马，带着君主丧亡的耻辱前来向我们报仇，不知朝廷的议论又将用什么计策抵御他们？征敛百姓，百姓会憔悴而无法承受；募兵，士兵又脆弱而没有用处。若想占据中原与他们争夺，我们还不熟悉当地形势；若想放弃中原而守住淮、泗，恢复故土就没有期限。不知议论此事的人将如何处置？假如处置得不周密，只说姑且再等待天幸到来，那就不是我这种愚见所敢知晓的了。因此我私下忧虑、过度筹划，早晚忧心不已，不能停止。只是我衰病之余，气短辞拙，不能把利害的实际情况说尽，但大意不外乎此。阁下以道学修养立身，进入朝廷，在诸公之中最有声望，所以我才敢进献这些话，冒犯威严尊贵，惶恐无地自容。狂妄之罪，唯请左右裁量。答陈漕论盐法书【季若】昨天承蒙您把盐法利害的情况示知我，我连续考察了几天，私下认为这项办法正适合当前，实在没有比它更便利的了。等到询问乡里人，才知道他们的说法不免有同有异，也不敢不把它报告给您。询问崇安人，他们说比起旧日的费用略有节省，没有不认为便利的。询问建阳人，他们说：有价值千金的产业，如今买盐所折合的费用不过千钱，而新法输纳钱数是旧法的一倍半，又必须拿钱买引；盐买来食用，计算引盐运到建溪上游，与现在的价格相比，也不能算很便宜，那么它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还不能确定。两县的数字，已经另纸列出，可以看出实际情况。又不知道其他各县如何？但是我私下认为，这项法令的总体确实便利，因为强弱户一律摊派已经宽缓，下等贫困、应服差役的百姓可以少承担赔补费用，各种弊端和侥幸取利的事情也都失去了产生的条件，本来不能轻易改变。不过还必须广泛听取众人的意见，多方筹措办理，使输纳钱数比旧法稍微减轻，买盐的价格比旧法大幅降低，这样官私两方面都便利，法令才能长久施行。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过去侥幸免输而如今按例缴纳的官户、豪族，就会纷纷横加议论，必然有所凭借而起事；即使有良法美意，也不能施行。我曾私下思考，引价之所以昂贵，是因为受到引额数量的限制。本钱之所以多，是因为按所支取的数量来征收；这就是盐价昂贵的原因。卖引的额度之所以受到限制，是因为受所运输数量的约束。海船钱之所以征取，是按转运费用计算的。这就是按产业计征输纳钱数之所以沉重的原因。想要取得两种利益、除去两种弊害，只在于停止海仓的买纳罢了。如果真能停止海仓以及下四州各县的买纳，让客商申请盐引，南从漳州、泉州，北到长溪，各自按照便利的道路到盐埕户那里买盐贩运，那么引价可以降低，本钱可以减轻，盐价就会便宜；引额可以增加，海船可以废止，按产业缴纳的钱也会减轻。海仓是盐法弊害的根本，这一点台阁已经了解得很详细了。下四州各县买纳的弊端，与海仓没有不同；漳州又以盗卖应支给产业户的盐，给百姓造成更重的祸害，这一点台阁也了解得很详细了。即使它们对今天所议的盐法没有害处，也将废止它们来减除积弊，何况增加官盐价格、加厚私盐利益的原因，全在于此，难道可以不停止它们而另谋新法吗？卖引的额度，是以上四州每年运到一千万斤为标准；而海仓每年征取的也只是这个数目，尚且常有缺乏断绝、纲运停留不能接续的时候，所以引价高到二十三文，仍嫌它贵；引钱只得到二十三万，仍嫌它少，都是这个原因。

译我私下认为，一千万斤是官运的正常数目。至于从盐埕户那里出产，搭载在纲船上，漏入挑夫肩担，分散到四郡之间，一年食用而没有剩余的，又何止几百万斤？这才是盐埕户煎制、民间食用的实际数目。前些日子之所以把它舍弃，任作私贩的资本，正是因为海仓侵夺盗取、本钱滞留，以及层层剥削，使盐埕户不愿输给官府，宁愿私下低价卖出，以救眼前的急难。如今如果废止海仓，把这几百万斤一并纳入引额，那么每斤引价可以减少几文，而所收引钱的总数反而会增加到旧数以上【比如把引额增加到一千五百万斤，每斤只卖二十文，也能得到三十万贯，恐怕还不止此数，再请筹划】。又使盐埕户再没有私盐可卖，而官盐更加畅销，为什么还长期不这样做呢？之所以使客商缴纳每斤十二文的盐本钱，是要用来给盐埕户作为周转本钱。如今由官府收取、由官府发给，对客商来说是白白耗费，对盐埕户来说又没有实际利益。哪里如让盐埕户与客商自行交易，而由官府封验【沿海各县专门委派令、丞或簿、尉办理】？这样客商不用花四五文钱就能买到一斤盐，每斤所节省的几文钱足以置办船只、资助往来；盐埕户每卖一斤实际得到四五文，比起向官府领取，名义上是十二文，经过官吏和揽子之手后十成只剩一二成，差别实在太大了。之所以让州县积存海船钱五万余贯，本来是供漕司从海仓运到怀安，以等待客商贩运。若废止海仓，让客商直接从便利的道路贩运，这笔钱本来就可以免除了。实行上述几项，使引价降低、本钱减少，那么官盐自然便宜，私贩自然停止；引额增加、海船钱废止，那么这两项增加和废止的数额，用来减除按产业所缴纳的钱，也不止十分之四五。下四州的百姓，可以让他们直接到盐埕户那里买盐，不受引法限制，只须立法防止他们贩运、渗入上四州境界即可。除此之外，不是我的见闻和思虑所能达到的。但议论此事的人见到使司自王侍郎以来三四年间代纳上供，数目也不少；有人说增加盐额还可以再减去一部分，希望再加以计算。如果确实可以减，就愿意在三项立法中再平均减去若干钱，这尤其是长远的利益。让闽中人共同称颂说：‘盐法使我们百姓获利，是从陈公开始的。’这样子孙后代也不会忘记，岂不是很好吗？我的浅见如此，不知是否恰当？您这样殷勤询问，不敢徒然辜负。既采集民间意见，又竭尽愚虑，用来稍稍抵偿万分之一的狂妄之罪，还希望您以高明之见怜悯并宽恕我。那就太幸运了，太幸运了。答刘平甫书 听说已经派遣两位使者议和，金人对他们的待遇很优厚。有人怀疑金人的势力其实已经衰弱，所以只是想暂且拖延我军罢了。所派去的使者是归正人。杨某已经罢免御营职务，是采用周元特的意见。周元特已经回到南榻了，山中已经听说了吗？伯崇兄来不及另外呈上问候，想来暂且留在屏山。近来读什么书？讲学论道、切磋琢磨的益处，想来不只在文字之间。上蔡帖中“儒异于禅”一节，路上曾经省察记诵，颇觉得有所警醒，试着共同研究它，见面时再谈。给陈君的信，随意写下寄去，只可以请大兄读一遍便烧掉，不要留下。这些话既然说出来，对方不能接受，本来也是应该的。万一事情真的实行，那么所说的必定会比这些更严厉，又将如何承受呢？看这种气象，不如闭门不出，这是更低一层的打算；最终还是应当离开这里。元履说：“如果是因为贫困，那么已经没有妨碍了；若把推行道义自任，却以贫困来处置别人，这正是吴材老的议论。”这也算是古音古调，可以一笑。给延平李先生的信 我离开您的身边，转眼已经一个多月了。前些时候曾托人带两封信到建宁，私下估计您已经收到并过目了。我十八日离开您膝下，在路上滞留了二十四日，到了铅山，住在六十兄的官舍。路上幸好没有大病，今天戴君来为我诊脉，他说得极有道理，答应给我开药方。他说我没有别的病，只是先天禀赋气弱，出汗过多，心血少，气不能升降，上下各自成为一个系统。其他病情曲折，都是一般医生所不能了解的。前些时候在建阳，只见到大湖的一位亲戚，他所说的也接近这个意思。至于内心意念的隐微之处，他也颇能说中，真是相信它不能隐藏啊。我先前曾防君指示谈两种说法，其中一种已经编次写成文章，只是义利之说看得还不分明，说得也不痛快，如今暂且用泛论时事来代替。大意如同前几天信中的意思，到了宫阙，万一有机会应对，结束后便抄录呈上。但是义利之说是儒者最重要的义理，平时难道没有讲论到它吗？如今想要措辞断事，却茫然不知道该怎样说，岂不是我自身正处在其中，却没有察觉吗？这是很值得恐惧的事。这里也还没有方便的机会，姑且把这封信留下，等待有人带走。如果防君赐下教诲，只须托人带到建宁陈丈那里即可。天气还不寒冷，更请您为了道业保重身体，以慰我仰望之情。九月二十六日拜呈，言辞不尽。给魏元履的信 我初六日入朝应对，先读第一篇奏疏，论述致知格物之道，圣颜温和纯厚，应答问难如回声相应。接着读第二篇奏疏，论述复仇的义理；第三篇论述言路阻塞、佞幸势张，便再也听不到圣上的话了。副本已经送给平甫托他抄写，呈本应当已经有了。十二日有诏令，免除我的官职，这不是起初所能希望的，实在幸运，实在幸运。然而宫阙还很远，恐怕来不及等候，已经写好请祠的札子，辞日便投递出去。又请凌丈催促，必定能够得到批准。议和已经决定，邪说横行，绝不是一叶苇舟所能渡过的。前些日子我当面见到周葵，质问责备他，他却说这都是处士的大话，如今姑且只作眼前打算。我对他说：“国家亿万年的事业，参政难道只作眼前打算吗？”大体上的议论都属于这一类。韩无咎、李德远都不再寻找遂初赋了。百官之中，只有王嘉叟等人还坚持正论，然而都处在闲散位置，也只是白白这样做罢了。两天来从官经过公堂，到了府第，不知道他们议论了什么；我想稍加赞助，却总碰不到机会，也不知道他们究竟采取什么立场。言路方面，只有小坡的议论很正，只怕他发言不够勇敢，不能压过众多楚人。王之望、龙大渊已经被派任使副，不知还能不能挽回局势？其他事情不是书信所能说尽的。共父出任官职，是中批所命，朝廷内外都不知道。我本来想写一封信给先生，偏偏醉了，不能借这封信提起此事，也让平甫把那份札子的副稿抄来寄给您了。

译给魏元履的信 近来有一种议论，出自正直之人的口中，却含糊不清、混乱突兀，听来使人昏乱。照这种气象和规模，怎么能够抵挡得住呢？王之望、尹穑之流，更哪里值得挂在齿牙之间。给陈侍郎的信 昨天承蒙您赐下亲笔信，慰问安抚之意非常深厚，我拜受之后感激得不知说什么才好。至于申请奉祠的冒昧请求，又蒙台慈再三引荐推重，最终得以实现愿望；您所示的堂帖，我谨慎地接受了，仰承您的恩惠眷顾，更加不敢忘记，却不知道拿什么来报答。我的天性朴实愚钝，只知道守住本分，偶尔一开口，便与时宜方枘圆凿、完全不合，始终不能在当世有所振作，只能退守乡园，坐等埋入沟壑罢了。如今凭借阁下的力量，得以偷偷领取俸禄，来供给粗茶淡饭的生活，这对我个人来说已经是极大的幸运了。只是按照义理和名分，仍有侥幸冒进的嫌疑；而阁下当初推挽我的本意，竟还认为不止于此，这难道是我敢于听闻的吗？又承蒙您说明今日的事情，感慨地发出“事情艰难啊”的叹息；并且听说您任职以来，多次提出建言，主张去除某些弊病，立身处世的态度十分明确。我虽然没有能够详细听闻，但由此看见贤人君子立身于人主的朝廷，从来没有一天忘记天下的忧患，也不肯因为一天身居其位便荒废自己的职守，大概就是这样。您却还不鄙弃我这个迂腐愚昧、疏远卑贱的人，把这些话告诉我，您的用意难道是无缘无故的吗？我实在不足以奉行您的教诲，但私下不能抑制自己仰慕效法您的心情，因此忘掉自己不善言辞，试着献上一点意见。执事您也请听听这些话。我曾认为，天下的事情有根本有枝末，端正根本看似迂缓，实际上容易用力；挽救枝末看似紧迫，实际上难以取得功效。因此古代善于议论政事的人，必定深明根本和枝末在哪里，先端正其根本。根本端正了，枝末即使没有治理好，也不是值得忧虑的事。且就今天天下的事情来说，上面天心尚未愉悦，下面饥荒接连而来；百姓的力量已经耗尽，赋税征敛却正紧迫；盗贼四起，人心动摇。若要一一探究这些弊病，寻求挽回局面的办法，哪里说得完呢？然而说到大患的根本，确实是有所在的。因为议和的计策已经决定，三纲于是衰颓，万事于是毁坏；独断专行的言论得到进用，君主在上面更加骄纵；“国是”的说法施行，公论在下面受到压抑。这三件事，就是大患的根本。然而提出这种说法的人，如果不乘着君主心术上的蒙蔽，也没有办法进入君主之心。这就是我前一封信没有时间谈论其他，而深深把纠正君心的错误寄望于明公的原因。因为这三种说法不被破除，天下的事情就没有可以作为的道理；而君心不端正，这三种说法又哪里有可能被破除呢？不知道阁下前些日子的议论，是否也曾涉及这些？还是另有比这更重大的事情，是我这个山野之人没有听到、没有知道的？阁下如果确实能够抓住根本来议论，那么天下的事情就可以一下子归于正道，几乎没有什么困难；而我的去留，也容易决定了。我私下不能抑制长期积聚的愤懑，请允许我再详细说一说。阻碍国家恢复大计的，是议和的说法；破坏边疆防御常规的，是议和的说法；对内违背我百姓忠义的心，对外断绝故国百姓重新归来的希望的，也是议和的说法；如果只是苟且逃避眼前夙夜忧劳的困苦，却养成日后安逸享乐的毒害，同样是议和的说法。这种祸害本已说不尽，议论此事的人也已经说得很详细了。至于我所说的，则还有比这些更大的。祖宗的仇恨，是万世臣子必定要报、不能忘记的；如果说力量不足以报仇，那么姑且采取自守的计策，积蓄遗憾和怨恨以等待时机，还可以理解。如今进攻不能取胜，退守又不能自保，反而用卑下的言辞、厚重的礼物向仇敌乞求怜悯；幸而得到了，君臣又彼此庆贺，放纵地向天下宣布说：‘从前那些微薄物品和细小事情，我已经全都舍弃了！’ 欢欣自得，再也没有一点忍痛含冤、迫不得已的说法，用来保存天下人的戒惧。唉，还有什么比祖宗陵庙的仇恨更大的呢？怎么忍心把它当作微薄物品和细小事情而舍弃？君臣之间的义理，父子之间的恩情，以及天理民彝这些重大原则，是拥有国家和家族的人用来维系民心、整顿纲纪政事、巩固根本的要道。如今用来开端立极的做法如此，发布号令的方式如此，却想使人心牢固地凝聚在我们这里而不离散，使各项事务始终有条理而不紊乱，这种情形即使不等有识之士指出，也已经足以令人凛然寒心了。提出这种说法的人，害怕公论沸腾、君心或许受到误导，于是又相互制造独断的说法，牵强附会经书训诫，修饰奸邪言论，深深迎合君主的欲望，暗中借此寄托自己的私心。他们这种说法虽然源自议和一言，但造成的祸害却又不止议和这一件事。这大概是要进一步误导我们的君主，使他傲慢地自以为圣明，上不畏惧皇天的谴责告诫，下不畏惧公论的是非，凭借雷霆般的威势和万钧般的重压，肆意凌驾于百姓之上而无人敢于触犯，这一定是由此造成的。唉，这难道不是不仁吗？比起制作木偶来陪葬的人还要严重了。仁人君子，难道可以坐看这种情形发生，却安然不说一句话来纠正它吗？这件事已经如此了，而十天之内又有人制造“国是”的说法来响应它。这个人欺骗上天、蒙蔽世人，包藏险恶，其用心又更加严重。皇上既然批准了他的奏疏，群公也没有听说有人认为这样不对。我请求对这种说法加以诘问。所谓“国是”，难道不是指顺应天理、合乎人心、天下共同认为正确的事情吗？如果确实是天下共同认为正确的事情，那么即使没有一尺土地、一个百姓的权柄，天下也没有人能够认为它错误，何况掌握天下利势的人呢？正因为它不合乎天下共同认定的是非，却强迫天下把它当作正确，所以必定要悬赏来诱导，严刑来督促，然后才仅仅能够劫制士大夫不一致的言论；但天下真正的是非终究不可欺骗。不知今天所做的事情，像议和这一类，果真顺应天理吗？合乎人心吗？如果确实顺应天理、合乎人心，本来就是天下共同认定的正确，异议又从哪里产生呢？如果还不是这样，却想主持自己的偏见、满足自己的私心，强行给它命名为“国是”，借君主的威势来对抗天下万口一辞的公论，我恐怕古人所谓“德行只有一个”并不是这样，而子思所说的“人人都说自己圣明，谁能分辨乌鸦的雌雄”，不幸就接近这种情形了。

译从前熙宁初年，王安石一党曾经提出过这种论调。后来章惇、蔡京一党又继承并阐述它。前后五十多年间，士大夫出来在朝廷上议论，退回家中谈论，只要有一句话不符合这种说法，就指责他是邦朋、邦诬，并把四凶的罪名加在他身上。近世主张“国是”之严酷，令人凛然不敢触犯，没有超过近来的；最终却使公论不能施行，逐渐酿成大祸，它遗留下来的毒害和余波直到今天还没有停止。这难道是因为国是没有确定才造成的吗？只是因为他们所认定的并非天下真正认定的是非，却守护得过分，所以使上下彼此迎合，直言无法听到，最终走到危亡地步仍未醒悟。传书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何况如今偏差的又岂只是毫厘？唉，真是可怕啊！为什么还要用这种做法进一步误导我们的君主，使他重新走上祸乱灭亡的道路，亲自驾车跟随它呢？唉，这三种说法成为今日大患的根本，已经很清楚了。然而要寻求破除它们的办法，也不在别处，只在纠正君心的错误罢了。明公若不在朝廷便算了，一旦身居其位，天下的责任就会从四面八方到来。与其在末流中颠沛而不知道怎样挽救，哪里如急切地努力去做大人的事业，成就自我并成就万物的功业，一举而两得呢？我闭门不出，追求自己的志向，已经不敢再议论天下的事情很久了。只是对阁下的话私下有所感触，不能自已，于是又发出这些狂言。不知高明认为如何？尚书王公计算任职已经很久了，正值群邪竞相追逐、正论消亡之时，而二公在朝，天下仰望他们，屹立如同江流中的砥柱，使人有所倚恃而不恐惧。虽说如此，时机容易得到也容易失去，事情容易破坏却难以成功，更希望您与尚书王公同心谋划、共同努力，早日使皇上醒悟，以图谋天下大事。这不只是我的愿望，实在也是海内百姓的愿望。与汪帅论屯田事 崇安有一位范芑通判，过去曾随郑资政镇守蜀地，能够谈论当时汉中屯田的好处，以及它如何充实边郡、缓解民力、节省每年费用，条理非常清楚。不知他的幕府文书今天还有保存的吗？即使不完整，当时的官吏中也一定还有可以访问的人。如今所谓和好，难道可以长久保持吗？即使万一能够保持，对我们来说难道也只应安坐着采取守住所保局面的办法吗？聚集人口的根本，财用是最急迫的。与其出售度牒向百姓索取钱财，剃去他们的头发而断绝生聚人口的源头；出售官告，使希望入仕的人混杂泛滥，成为百姓的祸害，哪里如顺应天时、利用地利，借助吃饱安坐的士兵之力，坐收富国强兵的实际效果呢？何况前人已经试验成功，离今天不远，只需广泛访求情况而赶快施行罢了。耕种收获的功效，要经过一年才能形成；然而在可以做的时候，耽搁一天，就会失去一年的事情。如今凭阁下的明察，趁边事稍稍平息、年年获得大丰收之际，军民都有余力可以办事。况且各司又都通晓情势，那么汉中的事情也可以委婉周详地审议，大家共同办理。错过现在不做，恐怕以后难以恢复，正应当趁此时机着手。我处在偏远之地，不能深入了解利弊的详细情形；然而根据传闻，再参考简册中的记载，私下认为这是当前边防最急迫的事务，而申明军纪、训练士卒、准备器械，又是其次，这些都不能不提前谋划、预先做好准备。不知台意认为如何？给曹晋叔的信 我本月八日到达长沙，如今已经半个月了。承蒙敬夫爱护我非常深厚，我们共同讲明彼此未曾听闻的道理，每天都有求学问道的收获，实在幸运，实在幸运。敬夫的学问越来越高，见识卓然，议论常常出人意料。近来读他的语说，不觉胸中豁然开朗，实在令人赞叹佩服。岳麓的学者逐渐增多，其中也有气质醇厚纯正、志趣坚定诚实的人，只是不知道前进的方向，往往驰骋空言而远离实际的道理；劝告教导他们的责任，敬夫不能推辞。长沙使君豪爽俊逸，是当今的奇士，只可惜喜欢标新立异，不肯归入道德之道。多次询问您的近况，似乎深深挂念尊兄，不知曾收到近来的信吗？共父到达宫阙以后，进言论事已经多次了，他的言论又都慷慨刚正，是近世所没有的。圣主聪明，没有不容纳的。然而我所忧虑的只有一件事：如果薛居州能得到三五个人的帮助，国家的事情也许还可以扶持。这难道是人的力量所能参与安排的吗？只能看上天如何了。

译给魏元履的信 承蒙来信，事情全都了解了，大体上只是减免税赋和赈济穷困两件事罢了。减免税赋是秋冬之间的事情，暂且同诸公商量，尚不算晚。赈济穷困也是州县之间应当办理的事，似乎不必惊动朝廷。朝廷如果每件事都这样下达指挥，恐怕不合体统。昨天已经写了芮漕的信，如今抄录呈上，不知暂且这样做可以吗？第五等户是五百文以下，其中很有一些能够过活的人。如果产业全部被水灾损害，当然不能不全部免除；如果只是略有损伤，怎么能一律免除呢？但产值在百十钱以下的产业户，不能这样分别，径行全部免除也无妨。西府的信早晚派人送去，我也应当写信，暂且把老兄的意见和我的浅见告诉他们，任凭他们选择。不过一两个县受灾，似乎只是监司和州郡的事情。如果执政者急切地只替乡里处理防灾之事，似乎属于偏颇，道理也不是这样。芮漕的信是这样来询问的，如果把实情告诉他，哪里会有不施行的道理？徐任也正在留意此事，可以尽情商量。如果商量十多天，也应当有定论了。朝廷远在千里之外，它的回应难道不会缓慢吗？只是商量事情必须斟酌适中、合乎事理，使人能够施行，就没有不可以上报的道理。即使事情没有纳入考虑，过失也在他们；但如果自己的说法过分，使人不能相信、不能施行，那就是自己不对，怎么能专门怪罪别人呢？何况禹、稷、颜子的处境各不相同，我们已经是越出职位、冒犯本分了。应当告诉州府、监司的，就告诉州府、监司；应当告诉朝廷的，就告诉朝廷。竭尽诚意把情况告诉他们，至于施行还是不施行交给他们，尚且不算大的过失。如今又一味这样做，却似乎不合道理。因为这件事一旦发动，使朝廷失去审虑，四方失去体统，州郡、监司失去职守，我们这些人也失去自己的操守，即使救活一千人，也不能弥补这种过失。怎么办，怎么办？不如再衡量事情的道理是否适宜，尽力告诉诸公；凡有应由朝廷协助的，就让他们自己申明情况，并约请朝廷帮助他们请求，这样或许才可以。谢诸公的信想来已经有定论了。我前些时候读《伊川集》中谢韩康公的启文，原来是在被任命为讲官以后才致谢的。吴宪既然已经收到信，却很难不回复；暂且答复他的信，顺便感谢他的情意，似乎没有什么不可以。不过诸公没有来信的，就不必这样做。将来感谢帅臣的辞文，不过是叙述自己的心意、感谢他的荐举罢了【横渠有几篇感谢别人荐举的书信，非常好】何必写谄媚的话，也何必写愚蠢的话呢？只是荐举信中出现这个人的姓名，本身也是人生的不幸之事，这就是古人难以接受爵位的原因。养源写了这样的小批，难道就这样终于离去了吗？我看今天的事情，只是士大夫不肯把内情彻底说出来，不能专门怪罪君主。柳子厚说：“吃着君主的俸禄，害怕俸禄不丰厚；忧虑所居的职位不能显达，退回来自己服罪而默默无言，说我的话不能施行。”如今的人大多就是这种见识。收到汪文六月十九日从九江寄来的信，说：“六月末可以到玉山，在那里等待请祠的答复；已经写信催促他动身。一请还算是礼数，如果再请一次就没有意义了。”我回信说：“如果再请一次，忽然遂了您的高雅心愿，而国家治乱消长也因此分判，难道只是您终身悔恨，天下后世也将有所归责吗？”不知他又认为怎样？想说的话很多，赶紧派人草草写下。给魏元履的信 乡里获得了大丰收，是多年没有过的事情，实在幸运。然而小民的债务也比往年增加一倍，等到收敛完毕，想来也没有余剩了。昨天收到赵推的信，说漕司已经把我的札子抄录后发下府中，不知道后来怎样了。王守、赵漕都没有来信，大概也是懒得过问这件事。您父亲上月二十日前后，因为论说王琪专擅，被密令修筑真州城；这件事没有经过三省、密院，深深违背圣意，皇上批示让他任端殿宫观。第二天又批示让他知隆兴，他请求放免谢恩，却又令他入朝辞谢；请求定在二十八日，又改令初四日，似乎后悔了前次举动的失误。然而共父来信说，陈丈极力争辩这件事，恐怕也不能维持长久。两公在朝，虽然不能办成大事，但善类未必没有所依持。如今各自辞去，也令人担忧。信中让我向尊兄致意，说事情的情势与过去不同；陈丈如果离去，这件事就应当自行审慎处理。平父赶紧派人到云际，说人已经在那里等候。我草草写信报告这些。集议的文字已经呈给内钦夫，其他文章没有时间查检；不过多半只是采取意见而不追究其意旨，这正是尊兄过去的毛病，为什么还不能改掉呢？芮老在信中对我的告诫，深深切中我的毛病，承蒙他爱护我的情意，我不敢忘记。

译贺陈丞相书 方才听说诏书召请您入朝拜相，辅佐君主，主持国政，凡在您陶铸教化之下的人，谁不欣喜而有所依赖。敬惟明公凭借大忠大节，早已享有天下的声望；自从掌管政事、参与机密以来，凡所议论执持的，无不关系国家安危。至于最紧要的事，您常常以自己的去留相争；即使皇帝没有立即听从，天子对您的信任却更加深厚，天下对您的期望也更加深重，大家都惴惴然，只怕您一旦离去便无法挽留。明公之所以能得到上下如此对待，难道是偶然的吗？如今您进而位居天子宰辅，中外的期望无不欣然，都说：陈公从前所说，是天下人想说的话；他据理力争，若不能实现便将危险到要离职，而今竟然做了宰相，可见天子已经体会陈公之言，准备最终听从了。陈公大概必定会以此在皇帝面前进言，决定辞受取舍，也就在此时了。况且天下的大事、急事，又不只是这一件；陈公如果不能辞谢而居此位，一定会依次向皇帝陈说，并替皇帝推行，显然不会默然接受、安然居位。熹虽极愚，也有这样的看法；然而如今在您手下听闻政事，已经过了一个多月，政令发布、官员黜陟，还没有明显不同于从前的地方，这说明明公似乎并未把中外对您的期望当作自己的责任，只是苟且就任罢了。熹深受您的知遇，私下感到惭愧和叹息，不知明公将怎样妥善处理今后的事情。请允许我略尽愚见，由明公选择采用。听说古代君子居于大臣之位，对于天下之事，知道而不疑惑、担当而有余力，就急切地趁时机奋然去做；知道有不明之处、力量有不足，就询问访求、讲论研究以增长见识，援引提拔人才以寻求帮助，像救火、追赶逃亡一样，尤其不敢稍有迟缓。对上不敢把君主当作不足以谈论仁义的人而欺瞒他；对下不敢把百姓当作不足以接受教化的人而轻视他们；居中也不敢把士大夫当作不足以共成事业的人而鄙薄他们。一天居于这个职位，就一天尽职；一天不能尽职，就不敢一天居于这个职位。有所改变却不肯去做，是私心；有所畏惧而不敢去做，也是私心。应当卓然独立，不受一丝私情牵累，只知道履行职分所应做的事。这样，志向才足以推行道，道才足以挽救时局，对于大臣的责任才可以无愧。不知明公谋求妥善处理今后事务，是否合于这个原则，是否接近这个原则，还是另有更高明的道理，而我的愚见不足以知道呢？希望您赶快谋划，或许还足以最终不辜负天下的期望。安慰天下人的期望，不要使前些日子的欣喜反而变成今天的忧郁。我还有一个请求。熹曾承蒙明公赐书，书中说：“前辈做大臣，不过是遵守法度、主持公道，有所知道无不进言，以德行引导君主，公正地实行赏罚，进用贤能、斥退不肖罢了。如今事情极其艰难，风俗败坏，官吏苟且，强敌当前，边防尚未建立，这怎么能够做得到呢？”熹愚昧不肖，对此深感疑惑。明公认为容易的，都是古人认为困难的；而明公认为困难的，却是古人认为容易的。我反复思考，仍不能明白其中道理，本想拿来请教您，只是一直没有空闲。今天借着修贺书信的机会，冒昧提出请求。敬请明公反躬自省，再权衡事情的轻重、本末，真正知道何处是真难、何处是真易，并据此用心去做，那么就没有不能化难为易的事。《诗经》说：“砍伐斧柄，砍伐斧柄，制成斧柄的样式并不遥远。”愿明公对此留意，则天下幸甚。答魏元履书 您所告知的杜征南的话，固然是切实的议论，但今天的事情恐怕与此不同。杜征南面对的是凭借强大而兼并他国的国家，所以他的谋划安排不得不那样。如今我们据守弱小之国，却按道义应当有所作为，这是义理和形势所决定的，不得不这样。今天即使没有杜征南那样的明略，天下的事情难道就只能作罢吗？我认为孟子所说“成功由天”，董仲舒所说“明白道理，端正义理”，诸葛武侯所说“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顺逆，并不是事先能够料定的，正是今天应当奉行的道理。如果把杜征南的话当作正确原则，我私下恐怕那只是退而求其次。前日回信时，思考偶然没有想到这一层；读到来信又谈及此事，姑且说出我的愚见，不知老兄认为怎样？近来见林黄中说，他在宫邸读《史记》，读到秦国攻打楚国、王翦和李信争论出兵多少的地方，偶然谈及近事，便说：“如今竟想凭几万士兵横行中原，考虑事情为什么这样不周详呢！”熹于是谈到这件事，说事实恰恰不是这样。秦灭六国，楚国最没有罪，所以楚国灭亡以后，楚国人悲痛思念故国，才有“三户”的谣言；那么当时秦人进攻、楚人防守的形势，也就可以想见了。今天的事情与此正好相反，怎么能拿来相比呢？这与您所谈的也略有相似，所以顺便说到。大体说来，议论事情首先要根本道理正确，然后纲纪和具体条目才有所依据而建立。近来我为孩子们讲《论语》，又讲《唐鉴》，因而得以详细考察范太史的学问；不知道此人胸中究竟怎样，议论竟会如此。闲暇时请试着熟读几遍，应当能够看出古人议论事情轻重缓急的方法。我每次读到防心处，总是放下书叹息。

译与陈丞相书 熹启：盛夏酷热，恭敬地祝愿仆射、平章、枢使、相公起居万福。熹昨日奉上短札，致以庆贺问候，因而把愚见上呈，冒犯了您的高明。自料狂妄平庸，应该受到斥责，没想到承蒙您的慈爱，还赐下亲笔书信慰问保存，接受我的意见，礼意勤厚。拜读之后再三叹息，由此看出明公地位越高而心意越谦下，德行越盛而礼数越恭敬，果然不是小人的心思所能料知。台司之间礼数已绝，不敢再写信致谢；只是我这片归心一直在黄阁之下，从来没有一天忘记。忽然又承接到堂帖，告知供职日期，封在囊中的公文迅速送来，似乎也不是通常制度下应有的待遇。回顾自己是什么人，怎能承当这些，越发私下恐惧而不能自安。然而熹狂狷朴拙愚钝，不堪任世俗之用，明公一向是知道的。近来从祠官任上蒙受除授，刚听到命令时，立即惶恐地觉得不敢当。只是按照近来的制度，不属于可以辞避的类别，因而想再次请求祠官，得到斗升之禄，以供奉清粥淡菜来奉养老母；但又因为等待补缺的时间还很长，怕被认为贪求急躁，所以一直因循缄默直到今天。幸好任职期限已经到了，而朝廷又特意下书来招徕我，那么熹不得已而有所请求，似乎也不算毫无道理。我已经另写了一篇札子，说明自己的请求，敬请明公怜悯并允许，不要使我轻易触犯世俗规则而给亲人带来忧患，那就是明公给熹的深厚恩惠了。倘若您恐怕不能立即怜悯答应，那么请允许我再把理由全部说完。熹虽愚笨不肖，没有什么长处，但专心用力学习古人的学问，考察天下的义理，也希望不至于完全懵懂。难道我不知道外有君臣之义，内有母子之情，而平生像明公这样的知己待我又不可谓不厚吗？难道我不愿趁明时为君亲效微薄之力，报答君恩亲恩和知遇之恩，却偏要徘徊退缩，求得守在东南偏僻之地吗？这里面一定有非常不得已的原因，惟愿明公明察，听从我的请求，使我能够领取祠官俸禄奉养老母，同时把自己放置在荒僻、闲散、寂寞的环境中，更加探求自己的志业；或许能在磨炼中动心忍性，涵养中和之气，依赖上天的保佑，改变我狂狷朴拙愚钝的资质。这样，将来明公若不忍心永远弃置我，仍想熏陶洗炼而量才任用，我或许可以奉行命令、接受教诲而不敢推辞。明公也应当自己谋划如何澄清教化的源头、革除流弊，使君主刚强而不过分，君道能够下达；使忠诚正直的人争相受到鼓励，臣道能够上行。这样天地交泰，上下同心，即使天下士人中有安于田野而以尧舜之道为乐的人，也将为明公出仕，何况像熹这样的人，又哪里值得一提呢？敬请明公努力，这将是天下的大幸。其余还要祝愿您进一步获得鼎食的尊荣，以慰天下人的瞻望。熹恳切祈祷，情意深厚，不能自胜，谨奉亲笔书信呈上。敬请明察。与汪尚书书 自从前些时候拆开任命文书，我天天盼望您受到任用，却至今还滞留不进，实在不明白原因。所谓海内有见识的人，大概没有不替明公感到迟疑、替您惋惜的。我独独有一件替明公高兴的事：从省闱取士的取舍来看，我怀疑明公对于天下的义理还有需要讲求的地方，却高兴您还赶得上现在这段闲暇时间。道学不明已经很久，做士人的习染于偷薄浮华的风气，于是欺诈巧伪的奸邪滋生。上面的人已经知道厌恶这种风气，想要立即改变而恢复古道，一概用经术和德行引导他们；但古道还没有胜过旧习，旧习的奸邪已经纷纷混入其间，无法控制。世人本来喜欢放纵而害怕约束，于是乘此间隙极力攻击古道，认为古道不能恢复施行，借此实现他们放纵苟简的打算。风俗本来已经浅薄，制定法令的人又随之使它更加浅薄，一天比一天严重，一年比一年深，古道似乎真的无法施行了。这就像病人下部寒冷，而外来的热邪在上部炽盛；治疗下寒，热势反而更大。庸医不寻求治疗寒证的方法，便把它当作真正的热证，妄用寒药攻下，几乎没有不杀人的。苏氏关于贡举的议论正是如此。至于诋毁东州二先生，说他们矫饰浮夸而没有实际，不能施用于政事之中，那就更加违背义理、伤害教化了。而省中盗用这篇文章的两个人，明公都把他们提拔到众人之上，这说明明公大概并不认为他们的说法错误。思想产生于心中，便会危害政事；表现于政事，又会危害具体事务。明公还没有在天下执政，天下士人已经知道您的心意，争相传诵他们的文章以求迅速改变，耳濡目染，陷溺自己的良心却不自知，于是把偷薄浮华当作真正值得崇尚的东西，甚至放肆诋毁欺骗那些从前亲身实践道义的君子，还不认为错误。何况有一天坐在朝廷之上，以宰相身份推行这种做法，危害又会怎样呢？明公从前驳正张纲的谥号，深深指责王氏的过失，有识之士都认为正确；而今天在取舍上却如此。死者如果有知，岂不是会被张纲讥笑？不知明公自己是否也曾后悔？熹愚昧无知，却承蒙您的知遇和奖掖极其深厚。从前我也曾间接谈到这件事，而如今略有验证，所以我独独不敢因为您延迟拜相而怨恨，反而深深庆幸还能够趁这段闲暇，讲求尚未达到的道理。明公如果体察我希望尽忠的心意，宽免我越分进言的罪责，希望您深入考察圣贤所传的正道；除了孔子、子思、孟子、程子的著作，不把其他书列在面前，早晚阅览，穷究它们的旨趣，并反求自身，寻求天理所在；既用它来端正自己的心，又推而广之以端正君心，再推行到言语政事之间，以端正天下人的心，那么明公的功名、德业将与三代辅佐圣王的贤臣相提并论，近世所谓名相的规模，反而都不足称道了。何况苏氏浮华轻薄、机巧变诈的术数，又是他最下劣的一面呢！熹忽然接到堂帖，告知任职日期，本来不想前往，如今却能够实现最初的愿望。我有一封信恳求丞相，申请祠禄以供奉清粥淡菜，恐怕他会因我不来而发怒，不容易立即得到许可；如果可以，请您从容替我说一句话，使我的请求早日实现，那就万幸了！参政梁公那里，我从来没有过登门洒扫的旧交，不敢写信请求，又怕他怀疑我轻慢自己。现有一篇札子，请您替我转交，并顺便说明这个意思，那就更加万幸了。熹不敢再议论时事，因为有些事情即使不说也已经很清楚。明公还请努力啊！

译答汪尚书书 徐倅转交五月二十七日您赐下的教帖，恭敬地得知近日暑雨湿热，台下起居万福，感激欣慰之深，又承蒙劝我赴任，尤其感谢您的眷念。熹近来曾拜手写启，并呈上申省状，从崇安附驿递送，请求祠禄，不知已经送达您的听闻了吗？熹孤单卑微而无用，学问没有进步，刚直愚拙却日益严重，与世俗越来越背离，自知不能担当当世的任用，已经很久了。从前还以为明公回朝以后，一定能够对上端正君心，对下振起衰颓的风俗，或许我也可以效微薄之力，辅助您，因此不敢断然决定自我屏退。如今明公回朝已经几个月，似乎又没有什么能够大大慰藉我平生期望的事情，那么熹对别人还能有什么希望，又怎么能够轻易改变一向的操守，去随从那些昏昏然的人呢？所以我深感不得已，提出前信的请求，不只是为自己，也是希望明公明察这个意思，谋求新的作为。如今承蒙您殷切教诲，怎敢不深深体会您的本意？然而熹私下认为，明公如果一定要召我入朝，不如听取我的意见。意见得以施行，我本人出仕便可以无愧；即使不出仕，也可以无所遗憾。如果意见不被采用，道不同，却只顾孤独地冒着利禄之诱而前来，前面有厚颜的惭愧，后面有遭受祸害的危险。熹虽然极其愚昧，难道会喜欢这样做而一定要去吗？明公又为什么看重熹而一定要招我来呢？或者明公教导熹说：“到来以后，如果有不安的地方，那责任在我。”我两次收到元履的信，他也把明公的话这样告诉我。这正说明明公深深爱护熹，但替熹谋划的方法反而还没有完全周到。事情可不可行，正处于纷杂不明之中，尚未知道如何决定，那么姑且去做，观察后果，也可以。可是如今我这个人不能出仕，仕途又不能容纳我，已经明明白白，难道还要等到了以后才知道不安吗？古代君子是先衡量而后进入，进入之后才衡量。如今身在山林，尚且担心不能自主，何况处在市朝胶扰的地方？当世的大人君子到了这种情形而失掉本心的，接连不断。像熹这样的人，又怎能保证不失掉本心呢？所以熹对于明公的谋划，实在不能没有疑虑；惟有因前信的恳求，借此再提出请求。如果明公怜悯答应，当然是大幸；如果不能实现，熹难道敢坐视违背朝廷命令而不去一趟吗？只是老人近年来多病，既不敢劳累他登途，也不敢远离母亲身边，仅这一件事就很难处理。即使独自前往那里就职，便会被拘束；不就职，又会再次受到指责；就职以后立即离去，又好像没有说得通的理由；不离去，则自己违背一向的心愿。这些曲折，我都已经思考得非常熟透，其结果必然会颠沛失措，没有什么可疑的。敬请明公把爱护我的心用在这件事上替我谋划，就一定会有妥善的办法。然而熹也不是一定只想要祠禄；如果是荒僻而没有士人的地方，或是教官、公事较少的地方，县令之类的职位，似乎也可以藏拙奉养母亲，只怕没有这样的空缺。家境已经穷困到极点，如果有几个月的空缺，便无法等待，那还不如暂且做祠官方便。又借徐倅的使者写信，冒昧把内心全部陈述出来。敬请明察。还没有确定拜见的日期，敬请以增进德行、修养学业为重，家眷万望自重。不再详说，谨此启上。

译答汪尚书书 国史侍读、内翰、尚书文台席：上月十一日，徐倅转交您赐下的书信，我已经写信把内心全部陈述。现在想来，您早已听到了。今天又从崇安的驿递中收到您十八日赐下的教帖，拜读再三，体会到您的深意。感激佩服之余，也得以私下听闻：近日暑热之中，台下起居万福，这又使我感到欣慰。熹学问没有进步，迂拙刚戾却日益加重，只因离开您的门墙已久，明公不了解我的变化，仍以过去的心意期待我，写信招徕，言辞恳切深厚。这可见您爱好贤能、乐于善行的心意比从前更加深厚，而熹无以承当，只是自己更加恐惧罢了。我的心意，想陈述的内容，附给徐倅的信中已经说尽了。只是我不知先前托元履转交给丞相的书信及申省状等，是否已经一一送达？料想关于可不可行的答复一定已有决定，但还不知道诸位大人一定要我前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若认为想要推行自己的道，熹对自己的学问尚且没有信心，本来就没有可以推行的道；如今所处的职位，即使有人也能做，又不是可以推行道的官职。况且诸位都以高年德望担任大官，然而纲纪一天比一天紊乱，奸邪宠幸肆意横行，没有人能够遏止，这也不是能够施展作为的职位。若认为是想使我荣显自身，那么让我舍弃母亲而出仕，放弃灵龟而去观看朵颐，随行逐队，就会有贪图俸禄的讥刺；抬头扬眉，又会有越出职位的警戒。这还有什么荣显可言呢？这些事情，我早已在心中分辨清楚。从前还想以明公的行动来占卜自己的去留，所以不敢断然作长期离去的打算。如今明公回朝已经满一年，各种事情又是这样，难道熹还要等看一个魏元履的行动，才决定去留吗？然而听说元履多次提出建议，最后一次尤其切中要害。如果有一天他真因这些事离去，那么有志之士即使想不把他的去留当作自己进退的依据，也做不到。出处、语默固然不必完全相同，但也有不得不相同的地方，总之都应合于义而已。熹屡次承蒙劝勉，当然已经不敢只固守匹夫的操守。如今只等前日请求的答复；如果已经获准，当然是万幸，也没有什么可再说的。如果还没有获准，而诸位大人果真能够共同促成元履的主张，使圣德日新，屏退疏远谗佞，使逆耳而有利于施行的言论天天传到面前而不受抵触，那么熹先前失望的事情，后来或许还可以挽回，又有什么话可推辞呢？程、张二位先生本来可以出仕就出仕，但也并非不能停止就停止。熹哪里敢议论这些，只是因来信而说到。至于前日冒昧进献盲目的言论，明公不认为是罪责，反而想同我上下讨论，并准备由此进一步自我省察，明公进德不倦的心意，可以说是盛大了。然而事情变化无穷，机会很容易失去，交际应对之间，往往有尚未及省察便错误千里的地方，所以君子看重明白义理。义理明白，异端不能迷惑，流俗不能扰乱，德行便可以长久，事业便可以宏大。至于熹前日请求明公专一学习孔孟程子的著作，正是穷究义理的要领，不知高明认为怎样？近来看见吕申公家的一两篇议论，非常乖僻、违背义理，真没想到原明亲自受教于有道之人，见识竟会如此。从前见明公笃信他，如今是否也觉察到其中的错误？天下没有两种道；如今两种相反的见解同时在心中坚持，所以遇事多疑，而应当疑察的地方反而没有察觉。我想说的无穷无尽，傍晚想把书送进驿递，不能把心意全部写完。敬请更加努力于此道，千万自重。不再详说。陈丞相书 熹昨日以愚拙的恳求冒昧冒犯您的尊严，似乎听说承蒙您的慈爱怜念，还没有答应我立即闲退，我内心的感激哪里能够全部说尽？实在因为我性情愚蠢，遇事容易妄发言论，私下观察近来的事情，深怕一旦不能自我抑制，便招来罪责。我这个不肖之身，并不是敢于爱惜自己，实在是害怕辜负相公亲笔写信招徕的心意，进一步玷污您听取言论、礼待士人的美名，那样罪过就大了。何况老母亲年近七十，身旁没有能够兼任侍奉的人，我尤其不愿使她处在这样的境地；早晚忧虑烦闷，几乎废寝忘食，这是做人儿子的心情，实在没有时间安宁。因此我敢再次倾吐真诚，仰求您的恩德，希望您查阅前一份状文，特许我补授岳庙祠官一次，使我能够逍遥于山林，母子相互保全，遂其如麋鹿般归隐的本性，这实在是最大的幸运。情势迫切、心意恳切，不知所言，敬望您的慈爱俯察怜悯。

译答汪尚书书 熹本月二日从驿递中收到您赐下的教诲，当即附上短札拜谢。后来又收到章左藏寄来的您的书信，另附数字托刘审计转达，以申述前日的请求。不知如今这些信件是否都已经呈达？忽然徐倅送来九日赐下的亲笔帖，敬悉当日秋暑未消，您德盛有天相助，台下起居万福，感激欣慰，无法言说。再次承蒙您告诫劝谕，让熹审慎思考出处进退的计划，只要合于义，其他事情不必顾问。熹虽极其愚昧，承蒙明公如此深切怜念、恳切教诲，难道不愿奉行一二，稍稍报答知己的知遇吗？然而我的心意，前信已经全部说明，只希望您反复留意，便可以知道熹的处置合乎义理，其分寸已经审定。只是恐怕熹所谓的义，正是明公所谓“不必问”的事情，因而被忽略。既然熹已经申省，今天也必须再次得到省中札文以后才敢行动。但到了那里不过是恳切辞谢而归，在其他方面也没有什么可以自我效力的地方。只是担心一旦亲眼见到诸位大人那种傲慢的声色，不能平静，所说的话或许会过分，以致自己招来罪责；那时即使明公想委曲庇护，也做不到。大概不如早早替我说一句话，使我的请求实现，更为妥当。前信中告诫我不要把元履的去留当作自己的进退，我已经略略说过了。朝廷有缺失的政事，宰执、侍从、台谏都袖手旁观，不能说一句话，以致小臣越位犯分，颠沛到这种地步，已经不是圣朝的美事。又不能宽容优待、鼓励他，反而使他迟疑离去，更加严重地失掉士人的心；又不等他自己请求，便直接贬谪驱逐他，那就更令人震惊。陈公对待天下士人，竟然如此。明公又不稍加调护，任凭他这样做，那么熹还有什么可以依恃而敢来呢？熹并不是把元履的去留当作自己的进退，而是看诸位大人如何对待天下士人，来决定自己的进退。希望明公思考这件事，替我向陈公致意。熹坐视违背朝廷命令，已经三个月了。若想加罪于我，不怕没有借口。既然不早早答应我的请求，那不如正当地加上违抗傲慢的罪名，把我贬斥出去，也足以稍稍振作风气，使天下士人知道守道循理不可实行，反而一律趋向阿谀委靡的习气，来完成前日的错误，这也算一件事。不知明公是否也认为如此？前些年陈公在建安，明公在蜀郡，熹曾有幸向陈公请教，私下认为天下的事情，非两位公不能成就，陈公大概也不推辞。到了今天，却又反过来担忧进言不能奏效；过去的事情已经不能规谏了，未来的事情难道还不能挽回吗？敬请明公深切了解陈公，与他共同赶快谋划。熹的心中仍不能没有拳拳之意。承蒙告知您早晚将上奏请求告归，熹私下感到疑惑。明公并非不能离去，只是您从万里之外回朝，得到君主的知遇和天下人的期望如此深厚，却一旦还没有做出什么便无故离去，这正是古人所讥讽的屑屑往来。我的意思是希望明公慎重思考，使自己的行动合于义，不要使人失望，这就是熹的愿望。陈公的一篇札子，请您替我转达，万幸，万幸。遥远地还没有拜见您的日期，敬请顺应时令，为国自重。不再详说。与陈丞相书 我屡次以愚拙的恳求冒昧打扰您的听闻，至今没有承蒙怜悯答应，忧虑恐惧实在深重。今天又收到汪尚书的信，告诫我赶快前往，我谨以自己的意见回信，已经把其中曲折说得很尽。恐怕相公还不知道我的内心，请取来一看，那么无论认为我有罪还是理解我，都应当能够作出决定。熹受您的知遇如此深厚，难道愿意这样吗？也只是希望您深切体察其中不得已的缘故，或许改变原来的谋划；这样不只是熹还有希望，天下也实在承受您的恩惠。惟愿相公深思。答刘平甫书 收到您五月下旬从武昌寄来的信，知道旅途平安，登临游览壮丽优胜，深深慰藉了我的心怀；而安国寄来的几首词更加勤恳，读您的手笔，使人飘然，直有凌云之气。近日初秋仍然炎热，敬惟您到荆州已经很久，侍奉尊亲万福。熹请求祠官已久而没有答复，昨天收到元履的信，说相君非常恼怒，恐怕难以得到允许。然而我已经收到汪尚书三封信，也回复了两次，把内心全部说尽，依次看来也必然会招致他的恼怒。或许还会有正式礼文送来，那时我就再上奏文，勉强前往衢州一带，听候朝命。如果仍不能获准，就烦请亲自前往面见诸公恳求，只怕到了那里终究没有好的收场。元履最终不被朝廷容纳，虽然他所发表的言论未必完全合乎分寸，但与那些尸位素餐、口含瓦石的人相比，不能同日而语。陈公实在没有什么可观，汪公也庸碌如此，知人的困难竟到了这种地步。这也是我这个拙陋之人误累一兄了。听说您到鄂州以后已经有所处置，威望隐然，很好，很好。到了荆州，不知又有什么施行，想来规划一向已经确定，不劳而政事自会兴举。边境形势既然还没有紧张，统帅的任命应当暂且停止，似乎也不必急切地把它作为意见提出。熹先前两封信曾为一兄谈到这些，不知都已经送达吗？答张钦夫 前些日子您惠赐的吴才老诸书，近来才有空阅览。起初以为不过是浅陋而无可取，并不一定像张子韶那样严重到败坏人心；如今看来却不是这样。因为他的用意专门以世俗猜忌、狭隘、怨恨的心思窥测圣人和求学者，假如有人只因新奇而喜欢它，那么危害也真是说不尽。道学不明，没有一件事是正确的，简直没有一点可以睁眼看清的地方，怎么办，怎么办！元履十六日已经到家，昨天派人送信来，我还没有空前去拜访。不过想来他脱离樊笼，心情该多么畅快啊！诸位大人既不能克制自己、采纳善言，使人产生乐于进言的心，又曲意遮掩弥缝，恐怕会有失掉士人的讥评。用心如此，也已经错了。熹所写的札子，姑且抄录呈上，足以让您看见我的一点心意。但请不要拿给别人看，那就万幸了。《晦庵集》卷二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晦庵集》卷二十五，宋朱子撰，书（时事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