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中广记卷九十一

译石刻九经。《容斋随笔》说：这是孟昶时期刻成的，其中“渊世民”三字都缺少笔画，大概是避讳唐高祖、唐太宗的名讳。王象之《碑目》说：石经在成都府学。范成大《石经始末记》说：“石经已经记载在前面的记文中，晁子止于是作《考异》。《考异》的写作，大体上是拿监本参照校勘，彼此各有得失，其中有颠倒、缺漏和讹误之处，正是应当辨明订正的地方。然而古今字形虽然略有不同，实际上都是通用字。连同《考异》的序在内，共涉及二十一通碑，都在石经堂中。”子止的序文说：“鸿都石经，自从迁徙到邺、雍之后，就在人间渐渐模糊失传了。唐太和年间，又刻了十二经，立石于国学。后来唐明宗长兴年间，下诏命国子博士田敏和他的同僚校订各经，刻在木板上。所以如今世间太学所传的版本，只有这两种。’考察赵清献公《成都记》，伪蜀宰相母昭裔捐出俸禄钱财，在学宫中把九经琢刻在石上。但又有人说，是毌丘裔依照太和旧本，命张德钊书写的。皇祐年间，田元均补刻《公羊传》《谷梁传》两部传，十二经才完整。到宣和年间，席升又进献并刻入《孟子》。如今考察这些记载，伪蜀宰相确实是毋昭裔。《孝经》《论语》《尔雅》是在广政甲辰年由张德钊书写；《周易》是在辛亥年由杨钧、孙逢吉书写；《尚书》由周德贞书写。” 《周礼》由孙朋吉书写；《毛诗》《礼记》《仪礼》由张绍文书写；《左氏传》没有记载是谁书写，但其中“祥”字缺少笔画，也一定是蜀人所书。这样看来，蜀地所立的石经大概有十部，书写者不只是德钊；而且能够全部采用太和本，实在已经值得称赞。前后总共历时八年，石碑有数千块，全部由昭裔独自筹办，这尤其伟大。公武后来任职三荣时，曾对照国子监摹刻的长兴年间刻本阅读，发现其中的差误大概很多。过去议论的人说，太和石本传写得不精，当时人并不认可；而世人认为长兴板本使用方便。国初于是把它颁行天下，收起从前民间的写本而不再采用。但其中有讹误错乱，却没有办法相互参校；即使明知它有错误，仍因为官府已经刊定，难以单独改动。由此看来，石经固然有脱漏错讹，监本也难以完全遵从。公武任少城时，经历了一两次寒暑交替，趁着节日闲暇，便命学官校勘这些经书。石本《周易》“说卦”篇“干健也”以下有韩康伯的注，《略例》有邢璹的注。《礼记·月令》采用唐代李林甫改定的文本，监本都没有采用。此外，各经经文与监本不同的地方：《周易》五处，《尚书》十处，《毛诗》四十七处，《周礼》四十二处，《仪礼》三十一处，《礼记》三十二处，《春秋左氏传》四十六处，《公羊传》二十一处，《谷梁传》十三处，《孝经》四处，《论语》八处，《尔雅》五处，《孟子》二十七处。各经的传文和注释不同之处尤其多，无法一一记载。单就经文计算，仍有三百二[疑字]处；这些文字的文理，虽然石本错误较多，但例如《尚书·禹贡》篇的“梦土作”，《毛诗·日月》篇的“以至困穷而作是诗也”，《左氏传》昭公十七年的“六物之占在宋卫陈郑乎”，《论语·述而》篇的“举一隅示之”，以及《卫灵公》篇的“敬其事而后食其禄”等，不知道究竟哪一种是正确的。先儒有人把《尚书》的“无颇”改为“无陂”，把《春秋》的“郭公”改为“郭亡者”，世人都讥笑这些做法；我不敢凭主观臆断作出裁决，姑且把两种说法都保留下来，也一并刻在乐石上，附在经书后面，不作虚妄删改。将来一定会有能够考订并改正它们的人。子止又在堂中刻了古文《尚书》，并为此作序说：“自秦代更改前代法制以来，凡是称为古代的事物，后世几乎都没有听闻。《书契》的创制，本来始于伏羲，然而字形变化多端，不像原来的样子，也已经很多了。《尚书》这部经书，唯独还保存着古文，难道不是从孔壁之间得到的、圣人过去收藏的文本，并且天地也有所护佑，不忍让它断绝灭亡吗？中间虽然遭受汉代巫蛊之祸、唐代天宝年间的灾害，最终却不能使它隐晦磨灭，直到今天仍流传在人间，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 何况孔氏说《尚书》是因为它属于上古的书，当时的科斗文已经不再能见到，所以才用隶书来整理古文；这两者实际上是一回事。即使如此，圣人离我们已经很遥远了，但从文字之间仍可以大致想见古意，那么古书的流传也就不是毫无意义的设置。我到达少城后，在作《石经考异》之余，因而在学宫中得到这部完整的古文编本，于是邀请士人张[缺字]，仿照吕氏刊刻的样式，把原书用朱砂书写、刻在石上。这不只是文字足以留传后世；像二典中“曰若奥[缺字]”这一类文字，学者难道可以不知道吗？唉！相信并喜好古代，学习古人的训诫，才会有所收获。此前文书所说的，正准备把《孝经》《周易》中属于古文经文的部分，附列在石经之中；因此来不及详细叙述一二，只把这些内容展示给后世喜好奇异字形的人认识。又怎么知道世间不会有像扬子云那样的人呢？乾道庚寅年仲夏望日。”}], 胡元质跋说：“所谓石经，恐怕是为了防止世俗儒生穿凿经籍、使后学产生疑惑和错误而建立的。汉灵帝时，博士考试甲乙科，争论名次高下，甚至有人行贿，改动兰台漆书经文上的字。各位儒生奉诏在熹平年间校定，完成于光和年间，使天下都以此为准。碑高一丈，宽四尺。《水经》说：‘石碑立在太学，其中全都刻有蔡邕的名字。’《隋志》记有七种一字石经，并评论说：‘汉代镌刻七经，都是蔡邕书写的。’史书也说蔡邕亲自书丹，让工匠镌刻。他的书法超凡卓绝，确实不是中郎蔡邕不能达到的。然而现今保存下来的石经，字体各不相同。虽然中郎兼备各种书体，但篇章如此丰富，未必能够由一人完成。传说蔡邕和堂溪典、杨赐、马日磾、张驯、韩说、单扬等人共同校定各经，也许当时各位儒者都曾参与书写其中的部分，这就不得而知了。年代历经变迁，灾变不断，陵谷也长期变迁；经过焚烧余烬和剥蚀之后，甚至有人把石碑取去作为柱础、炮石。唐初魏郑公首先访求石经，也只得到十分之一，何况现在呢！这次来到少城，从一两家旧族那里得到一些坠落的石刻，虽然残断不齐，但像残玉碎璧一样，也仍然值得珍藏。因此把它们刻在锦官西楼，希望多少能够补足古代经文的缺失，仅此而已。”

译张演跋说：“石经的始末，丞相洪公的论述已经载在《隶释》中，十分详细。洪公没有涉及的地方，如今大致可以在这里看到。唐章怀太子引用《洛阳记》作注，范晔《汉书》称石经共有四十六通碑；等到高澄把石经迁到邺地，《通鉴》记载为五十二通碑。从东汉到魏、晋、宋数百年间，洛阳多次遭受兵灾，这些碑应当有所毁坏。它们迁到邺地时，比《洛阳记》所载多出六通，可能是《洛阳记》记载不详。碑制高一丈、宽四尺，六经的篇幅超过一丈，必定不是四十六通碑所能刻完的。宋代常山公《河南志》称石经共有七十三通碑。常山公博学多闻，欧阳文忠公常常拿古今疑难之事向他咨询，《河南志》的记载必定有所依据。后来后周攻伐北齐，毁坏石碑，把它们作为炮石。正当高纬昏乱、两军争胜负之时，他还要等宠妃冯氏来观看，终于把国家输给后周；这样一来，哪里还顾得上石经？所以这些碑残毁也是理所当然的。唐太宗贞观年间考察古迹，只找到几段石经；流传到今天的数量少到什么程度，也就可以知道了。蔡邕本传说蔡邕亲自书丹于碑上，却没有说采用什么书体；今天世间流传的都说是隶体。” 但《儒林传序》却说采用古文、篆书、隶书三种书体相互参校。注释说，古文就是孔氏墙壁中的文字。据此考察，孔壁所藏全是科斗文字；孔安国在汉武帝时已经说科斗书无人能够辨识。他奉诏为《尚书》五十九篇作传时，采用隶书把古文确定下来，不再使用科斗古文。蔡邕怎么能在孔安国之后两百多年，独自具备三种书体的书法呢？汉建武年间，杜林避乱到河西，得到一卷古文《尚书》，各位儒者共同把它当作珍宝传授，一卷书已经被世人如此珍视。熹平年间距离建武又过了许多年，却说蔡邕能够把六经全都写成古文，这不合事实。也许是蔡邕用三种书体参校经文，再把文字书丹在碑上，最后确定为隶书，就像孔安国用隶书为古文作传一样吧？《儒林传序》中可能有字误。当初蔡邕校定六经，和堂溪典等数人一同奉诏办理；如今六经字体不一，应当说明当时书丹的人也不只是蔡邕一人。姑且把这些写在末尾，等待博学而有见识的君子考察。” 宇文绍奕跋说：“给事、内翰胡公把天下之事常常视为自己的责任，推究六经的精微，把它们落实到日常使用中。至于屋壁中收藏的残编断刻，他也全部收集整理，从不遗漏。他常感叹石经隶书最为古老，于是从旁广泛搜求访问，汇合各家所藏，得到蔡中郎石经四千二百七十多个字，用楷书加以释读。又得到古文、篆书、隶书三体石经的遗字八百一十九个，也都刻在石上，永远流传而不朽。”据史书记载，蔡邕亲自书丹，让工匠镌刻；郦道元注《水经》也说：“光和六年在太学立石，石上全都刻有蔡邕的名字。”这样看来，一字石经出自蔡邕的笔迹，似乎没有什么可疑。至于三体石经，考察《儒林传》，它的书写在东汉时期已经出现。《水经》却说是在魏正始年间刻成，也许魏代的刻石是为了补足汉代刻石的遗失。周代商瞿的《易》。《史记·孔子传》说，《易》学传给了商瞿。商瞿本是鲁国人，又有说法称他是蜀人。《双流县志》记载有瞿上城，是他的出生地。班固说：“商瞿，字子木，从孔子那里接受《易》学，再传给桥庇子庸。汉代的施雠、孟喜、梁丘贺、焦延寿、京房等《易》学家，都以此为根本。” 汉代赵宾的《易》学。《汉书》说，蜀人赵宾喜好小术数，在书后又为《易》文加以发挥，认为“箕子明夷”是阴阳之气消亡；“箕子”就是万物开始萌芽滋长的状态。赵宾持论巧妙聪慧，研究《易》的人无法驳难他，都说这不是古代的法则。又说他是从孟喜那里学来的；孟喜成为名家之后，赵宾死了，便没有人能够坚持他的学说。《易奥集》。后汉景鸾撰《益部耆旧传》说：“景鸾字汉伯，年轻时跟随老师学习，遍历七州之地，撰写《易说》和《诗解》的文句，同时取用河图、洛书，把同类内容编排在一起，命名为《奥集》。” 李撰的古文《易》。《蜀志》说，撰字钦仲，是梓潼涪人。他的父亲李仁，字德贤，和同县的尹默一同游学荆州，跟随司马徽、宋忠等人学习。李撰完全继承了父亲的学业，后主时任右中郎将。著有《古文易》《尚书》《诗》《礼》《左传指归》，都以贾逵、马融为依据，不同于郑玄，也与王氏学说相距很远。起初没有看到他的著述，但后来发现他的思想归旨大多相同。隋代何妥《周易讲疏》三卷。《北史》说：何妥字栖凤，西城人。他的父亲细脚胡通商进入蜀地，于是定居郫县。何妥八岁时进入太学游学，十七岁凭借技艺侍奉湘东王。当时奉命为王的近侍诵读书籍。江陵平定后，他进入北周，任太学博士。隋文帝受禅即位后，加授通直散骑常侍，进爵为公。死于国子祭酒任上，谥号为肃。

译唐代李鼎祚《周易集解》十卷。晁氏说：李鼎祚是资中人，他的书中都避用唐代讳字，又把《序卦》置于每一卦的开头。他所汇集的有子夏、孟喜、京房、马融、荀爽、郑玄、刘表、何晏、宋衷、虞翻、陆绩、干宝、王肃、王弼、姚信、王廙、张璠、向秀、王凯冲、侯果、蜀才、翟玄、韩康伯、刘巘、何妥、崔憬、沈麟士、卢氏、崔觐、孔颖达等三十多家。又引用《九家易》和《干凿度》。所谓“蜀才”，很多人不知道是谁。按颜之推所说，就是范长生。他的序文说：自卜商以后，传注有百家，只有王弼和郑玄的学说相互沿袭，在当代颇为流行。郑玄多参验天象，王弼则完全解释人事。《易》的道理，难道能偏滞于天象或人事一端吗？但天象难以探寻，人事容易学习，《折杨》《黄华》这类通俗乐曲，学徒大多愿意学习。现在汇集各家学说，刊正辅嗣王弼的疏略文字，补充康成郑玄遗失的象数，用来赠给同好，大概是尊奉郑玄学说的人。隋朝《经籍志》所记录的《易》类书籍有六十九部，公武现在拥有的只有五部。目录中没有收录关朗的书；《干凿度》本来就是纬书；焦赣的《易林》又属于卜筮之书。子夏的书有人说是张弧伪造的。这样看来，《隋志》所收录的书，除了王弼的书以外，其余都没有亲眼见过。只有李鼎祚所汇集的各家学说，有时还能看出它们的大意。唐代目录称李鼎祚的书有十七卷，今天存有的只有十卷，但首尾都完整，没有亡佚，难道是后人把它们合并了吗？陈氏说：隋唐以前《易》学家的许多著作散失不传，幸亏这部书还保存了其中一二；它从荀氏、虞氏学说中采取得尤其多。所谓“九家”，是汉代淮南王聘请的九位精通《易》学的人，荀爽曾为他们作集解。陆德明《经典释文》所载《说卦》的逸象，根本出自《九家易》。赵蕤注《关朗易》。赵蕤是梓州人。李白曾拜他为师，这就是所谓的赵征君。关朗字子明，是元魏孝文帝时期的人。赵蕤说：“可惜他的书已经亡佚了一半，逐文解释，现在只剩下十一篇。” 石经《周易》以及《周易指略》例，共十一卷。伪蜀广政辛亥年，孙逢吉书写《说卦》篇“干健也”以下的部分，其中有韩康伯的注。《略例》中有邢璹的注，这和国子监本不同。拿蜀中印本校对邢璹的注，又有一百多个字不同。详细考察它们的意义，似乎是石经有误，而又没有其他版本可以校正，因此暂且两种都保存。《易轨》一卷。伪蜀满干贯撰写，专门讲阴阳流演。其序文说：“由此可以知道否泰的根源，考察寿命长短的数理。”大概是讲数学术数的书。《周易圣断》七卷。宋代鲜于侁，字子骏，撰写此书，用来辨析众说混杂纷乱之处，折中归于圣人之义。陈振孙说：此书以王弼、刘牧为依据，但有时也辨正他们的错误；又不解释乾、坤两卦的爻象，希望学者观察彖、象、文言而自行领会。《易义海》一百卷。巴郡房审权撰写。《陈振孙云书》只有四卷，近来江都人李衡、字彦平，稍加删削，又增入东坡、伊川、汉上诸家的学说，撮要编成十卷。所谓一百卷，未曾见到。晁氏说：此书汇集郑玄至王安石共一百家的说法，选取专门阐明人事的内容，汇编为一书；有时各家说法有异同，便在篇末加以评论。《易枢》五卷。江阳人李见撰写。李见曾在神龟山读《易》。天禧年间，朝廷下令把他附载驿站文书召来询问，他不肯出山，于是终身隐居。陈抟《易龙图序》原来，龙马背负河图，出现在伏羲氏的时代，也就是太古以前。如今对于已经合成的方位，尚且有人怀疑，何况再陈述它尚未合成时的数位呢？那么，又凭什么知道这些呢？回答说：从仲尼三次陈述九卦意义的言论中探究其旨意，便可以知道。况且上天所显示的天象，明确得如同贯串的珠子，稍有差错，就不能成为有次序的排列。所以从一到盈满万数，全都连续不断，如同丝线的缕理。假使龙图本来就是合成的，圣人就无法看见它的形象了。因此，上天的意旨先使它处于未合状态而显现其形象，圣人观察这些形象而明白它的作用。这龙图，是上天分散开来显示给人的，伏羲把它合成并陈列出来，仲尼默然体会而将它表现出来的。它尚未合成时，只有五十五个数：上面的二十五是天数，中间贯通三、五、九，外围包容十五，完全体现天三、天五、天九以及五十的作用；后来又显出一、六的元位，再显示二十四的作用。这就是所谓上天显示的天象。下面三十个是地数，也分为五个位置，全都说明五的作用。把十位分成六位，便形成地的形象；把六位分开而接近四象。地数中的六不相配：在上面，一不用，形成二十四；在下面，六不用，也形成二十四。等到它合成以后，天一居于上方，是道的根本；地六居于下方，是气的根本。天三为乾，地二、地四作为它的作用。三若处在阳位，就避开孤阴；若处在阴位，就避开少阳。龙图的变化真是广大啊，分歧而通向万条道路。现在姑且简略叙述它的大概。西蜀崇龛陈抟作序（见《安岳志》） 苏轼《易传》十一卷 子由给子瞻写墓志铭说：“先君晚年读《易》，玩味卦爻的形象，体会其中刚柔、远近、喜怒、逆顺的情态，用来观察卦爻辞，便都能迎刃而解，于是撰作《易传》。书未完成，病势已经危急，便命我述写他的志愿。我哭泣着接受命令，终于把书完成。这样，千年以来隐微难明的言论，便焕然可以知晓了。”晁氏说：“东坡自己说他的学问源自父亲苏洵，并且认为卦不能分开各爻来观察，必须先探求全卦所齐集的端绪，这样六爻的意义就没有不能贯通的。他从不穿凿附会而强行解释。”

译《毘陵先生易传》跋 这部书是先君在宣和年间入蜀时得到的。当时正禁止学习苏氏之学，所以把它称作《毘陵先生》。绍熙辛亥七月二十日，陆游记。陈希亮《制器尚象论》十二篇，《辨钩隐图》五十四篇。《宋史》记载：希亮，字公弼，青神人。天圣八年考中进士。他是季常、慥的父亲。去世时，官至太常少卿。傅耆《同人卦说》按语：傅耆是遂宁人，才华出众，曾十四次被乡里荐举。朱晦庵曾嘱咐门人杜正前往他家，求取《同人》卦说。详情见《濂溪年谱》和《性理书》。篐桶翁卖浆，薛翁讲《易》程颐兄弟陪父亲游览成都，到了大慈寺，看见一个制作竹篾篐桶的人，便拿出一册书来请他们看，原来是《易》。竹篾匠说：“你们曾经学过这个吗？”于是指着《未济》卦中“男之穷”来发问。二程谦逊道谢，竹篾匠说：“三阳爻全都失位了。”兄弟二人恍然有所省悟。第二天再经过那里，竹篾匠已经离去了。后来福建人袁滋向程颐请问《易》，程颐说：“《易》学在蜀地，何不前往寻访呢？”袁滋进入蜀地访求，长久没有遇到，后来在眉、邛之间见到卖浆的薛老翁，同他交谈后大有收获，只是不知道他究竟领会了哪些话。郭载《易义》谯定，字天授，涪州人。曾在羌夷之中学习《易》，郭载得以见到他，便向他讲述“取象”以及通过拟议而形成变化等义理。郭载的先祖本是蜀人，他的学问据说传自严君平。谯定曾经过武侯庙，观看八阵图，说它的法则本于《易》。又曾在涪州拜见伊川先生，伊川想同他一起修撰《易》书，但没有成功。《周易通变》七书 魏鹤山说：“我的同乡观物张先生名行成，字文饶，很懂得《易》数的详细内容，有《通变经世》《述衍》《翼玄》《通灵》等书，共七部。它们的大意认为：理，是太虚的实在意义；数，是太虚确定的分际。在尚未显形之初，因为理而有数，因为数而有象；已经显形之后，则根据象来推求数，根据数来认识理。如今不能只谈理而遗弃数。”可惜他的书没有流传，世人也很少知道他。《易则》十卷 薛绂撰写。薛绂是龙游人，在廷试对策中极力指斥韩侂胄的奸邪，因此获罪被弹劾罢职。曾与魏了翁讲论阐明《易》学，号称符溪子。冯时行《易传》冯时行是渝州人，字当可，曾说：“《易》的象在卦画之中，《易》的道在实际运用之中。”号缙云先生，他的学问传自李舜臣。李舜臣《易本传》三十三卷 舜臣是仙井人，字子思，曾说：“《易》起源于卦画，理、事、象、数，都因卦画而显现。卦画从中爻开始，乾、坤的中爻表示诚敬，坎、离的中爻表示诚明。我推究这一义理的根本，撰写《易传》。如果舍弃本卦而去讨论其他卦，以及某卦从别卦而来等说法，都是我不取的。”洪景卢为此书作序，他的儿子李心传撰有《学易编》五卷。朱文公常常向求学者称许他。《易解》十卷 郭长孺撰写，不知是什么地方人，侨居成都，见《隐逸志》。《易解及杂说》十卷 绵竹人张浚撰写，张敬夫即张栻，是他的儿子。张浚又撰作《太极图说》。《周易折衷》元代潼川人赵采，字德亮，撰写此书。书中以程氏、朱氏的传注为主，并附入自己的见解，间或采用前代儒者关于象数、变化互通的说法，互相发明。自序说：“世俗之士只是谈说《易》，贤者身体力行于《易》，圣人则忘却《易》的外在形式。孟子著书，从未涉及《易》。邵子认为《易》道就存在于其中，并且认为善于运用《易》、能够运用《易》，就是懂得《易》。唉！翻断竹简三次，仰慕东家孔子没有过错；竹简被虫蛀蚀百年，感慨西伯姬昌有忧患。我虽然衰老，仍愿意到有道之人那里求正。” 夏书《禹贡》记载大禹区分土地、安定河川，以及九州岛的田赋和贡道所经过的地方，共有一千一百九十多字。《尚书大传》说：“《禹贡》可以用来观察政事。”《荀子》注说：“大禹出生在西羌，在西王国求学。西王国，是西羌的贤人。”《路史》写作“西王悝”。石经《尚书》十三卷 晁氏说：“伪蜀周德贞所书写的经文中，‘祥’字、‘民’字都缺少笔画，大概是孟氏尚未背叛唐朝时所刻。拿监本校对，发现《禹贡》中把‘土梦作’写成了‘土梦’二字倒置；《盘庚》中‘若网在纲’都写作‘网’字。考沈括《梦溪笔谈》说：‘云土梦作乂。’到宋太宗时得到古本，才开始改正。” 《尚书广疏》伪蜀冯继先撰写，以孔颖达的《正义》为依据，只稍微加入自己的意见。《洪范图论》一卷 苏洵，字明允，撰写。晁氏说：“这部书有三篇论说，都援引经文来联系传文，排斥末流而归于根本。又有两幅图：一幅指明刘歆的错误，一幅用来表现他的意旨。有人说这不是苏洵所作。” 苏轼《书传》十三卷 墓志铭说：“公晚年居住在海南，撰作《书传》，推阐说明上古失传的学问，其中有许多是前代儒者尚未通晓的。” 晁氏说：“熙宁以后，专门采用王氏的说法来决定士人的进退，这部书大多驳斥、不同意他的学说。” 陈氏说：“东坡解释《胤征》，认为羲和对羿怀有二心，却忠于夏朝；解释《康诰》，认为释去衰服而戴冕是不合礼的。他说：‘我从《尚书》中看见圣人所不取却仍然保存下来的内容，有两点。’可以说这是千年以后卓然独到的见解。他又说，昭王南征时没有亲自出征；穆王起初也没有愤恨、羞耻、悲痛的话语。平王处在倾覆、祸败最严重的时候，而他的书与成王、康王时代没有不同。由此可以知道周德衰落，以及东周再也不能复兴了。唉！他的论说真伟大啊！”

译杨绘《书九意》一卷 杨绘字元素，是绵竹人。自序说：“《诗》《书》《春秋》都出自史官，而仲尼有的删削、有的修订，没有不体现笔法的。《诗》和《春秋》的笔法，前代儒者都说过，难道唯独《书》没有它的笔法吗？因此我撰作《断尧舜书》《夏书》《禅让》《稽古》《商书》《周书》《费誓》《泰誓》，意义共分九篇。” 《雅诗》《大雅》中的《崧高》《韩奕》《江汉》《烝民》四篇，是尹吉甫所作。吉甫是周宣王时人，以太师兼任大将，出兵薄伐玁狁，建立了功劳。诗人赞美他说：“文王、武王和吉甫，都是万国的法则。”宣王进军淮地时，吉甫以卿士兼任内史，掌管策命。不久又恢复文王、武王的疆土，在东都会合诸侯；宣王中兴的功业，以吉甫的功劳最为盛大。《蜀纪》《华阳国志》都称吉甫为江阳人。杜抚《韩诗章句》《后汉书》记载：杜抚字叔和，是犍为武阳人。年轻时才华很高，向薛汉学习，撰定《韩诗章句》。后来回到乡里讲学，沉静而以求道为乐，举止一定遵守礼法，弟子有一千多人。后来被东平王刘苍征召，等刘苍前往封国时，属官、僚属全都补任王国官属。不到一年，他们都自行上书弹劾自己而回乡。当时杜抚任大夫，不忍离去。刘苍听说后，赐给他车马财物，遣送他离开。他所作的诗题和义理概说，通晓经学的人都相互传授，称作“杜君法”。有个叫赵晔的人，字长君，是会稽山阴人。年轻时曾任县吏，应当奉檄文迎接督邮，却以从事役使为耻，于是丢下车马，来到犍为资中拜杜抚为师学习《诗》，穷究他的学术。过了二十年，音信断绝没有回来，家人便为他发丧；他服丧完成学业后才归来。杜琼《韩诗章句》《蜀志》记载：杜琼字伯瑜，是成都人，仕途做到大鸿胪。任太常时，年少即向任安学习，精心研究他的学术。谯周问“当涂高”的谶语，杜琼回答说：“这是魏阙的名称。‘当涂而高’，只是圣人取其类比来表达罢了。”谯周没有明白，杜琼又说：“古代称呼官职，不说‘曹’；自汉代以来，称呼官职都说‘曹’，官吏称为属曹，士卒称为侍曹，大概是天意吧。”他撰写《韩诗章句》十多万字，却不教给自己的儿子，家中没有传承学业的人。石经《毛诗》二十卷 伪蜀张绍文书写，与《礼记》同时刻在石上。苏子由《诗解》二十卷 晁氏说：他的说法认为《毛诗序》是卫宏所作，不是孔氏旧本，只保留开头一句，其余全部删去。考察司马迁说“周道衰微，于是作《关雎》”，扬雄说“周康王时，颂美之声在下方兴起，《关雎》在上方兴起”，都与今本《毛诗序》的意思完全不同，由此可知《序》明显不是孔子的旧作。虽然如此，如果去掉《序》而不看，那么诗中的文辞有些幽深混沌而无法理解，所以不得不保留开头那一句。” 《毛诗统论》二十卷 郭友直撰写。考文同所作墓志铭说：“友直字伯龙，科举落第后，在成都学舍教导学生共三十年。蜀地士大夫以及从四方来任职的人，对于伯龙没有不认识的。他家中藏书达一万多卷，抄写、校对的书全都是精善本。伯龙没有不读的书，人们有来问他的，没有什么是伯龙不知道的。因此人们大多愿意同他交游。”治平年间，下诏征求遗书，伯龙上献的共有一千多卷，全是秘府中原来没有的书。《通考》说：“熙宁七年，命三馆、秘阁编校详定成都府进士郭友直及其子大亨所献书三千七百七十九卷，其中五百零三卷是秘阁没有的，诏令任大亨为将作监主簿。” 汉代张叔《春秋章句》《华阳国志》记载：汉孝文帝末年，文翁任蜀郡太守，派遣张叔等十八名俊士到京师向博士学习七经。张叔通晓天文灾异，开始撰作《春秋章句》，官至侍中、扬州刺史。张宽《春秋章句》十五篇 《汉书》记载张宽：汉武帝时任侍中，就是第七车所知道的。所谓天乳星，《春秋外传》十二篇，改订《春秋章句》十五万字。汉代杨终所著《益部耆旧传》说：“杨终被迁徙到北地郡望松县，而他的母亲在蜀地去世。杨终自我伤感，认为自己因获罪而被充军边地，于是作《晨风》诗来抒发愤懑。”按语：杨终是成都人，有个哥哥叫杨凤，任郡吏。太守廉范被州府考核，派杨凤去等候杨终；杨终替廉范游说，因此获罪被迁徙。后来杨终作《黄龙凤皇瑞赞》，共十五章，奏报朝廷，皇帝下诏赦免他，让他回到原郡。张氏《春秋》二十万字 《汉书》记载张霸：他是蜀郡成都人。七岁就通晓《春秋》，还想继续学习其他经书，父母说：“你年纪小，还不能做到。”张霸说：“我加倍努力去做。”所以取字伯饶。他到长水校尉樊儵那里学习严氏《公羊春秋》，于是广泛阅读五经。诸生孙林、刘固、段著等人仰慕他，各自在他住宅旁买房居住，以便前来求学。” 朱云卿《春秋》《益部耆旧传》记载：朱仓字云卿，是什邡人。他跟随处士张宁学习《春秋》，买来小豆十斛，碾碎作为粮食，闭门专心诵读。张宁怜悯他，收集得到米二十斛，朱仓一粒也不接受。饥饿时就吞纸，寒冷时就抱着狗取暖。《春秋名号归一图》二卷 《崇文总目》记载：伪蜀冯继先撰写。把《春秋》中官职、谥号、姓名列成表格，附在原有名称的左边。巽严李氏说：“从前左丘明在列国之间传授《春秋》，其中君臣的姓名不统一，同一个人的称呼多的有四五种，初学者大概苦于纷繁错杂、难以记忆。冯继先把名称相同的汇集为一百六十篇，同音的附在《左传》相关条目左边，也多少有些帮助吧。”宋国大夫庄堇、秦国右大夫詹，据传从未有父字，冯继先却擅自给他们增添了父字。我所见的异本中，例如子韩晢，大概是齐顷公时代的世系族谱与传文相同；但冯继先却认为把韩子晢同楚、郑两国的公孙黑合编为一篇是错误的。《左传引帖新义》伪蜀进士蹇尊品撰写《拟唐礼部试进士帖经旧式敷经具对》。石经《左传》三十卷 晁氏说：没有记载书写碑文者，也没有人的年代；避讳字中“祥”字没有缺笔，应当是孟蜀僭号以后刻石的。石经《谷梁传》十二卷 晁氏说：“同样没有年代，书写碑文者的姓名中‘恒’字没有缺笔，应当是在宋真宗以后刻成的，是田况任职时刻的。” 石经《公羊传》十二卷 皇祐初年，田况任成都知府时，把它刻在石上。《宋史·艺文志》说：“伪蜀刻的《五经》经文、注释和传文，为世人所称道。”由此看来，不应当没有《公羊传》《谷梁传》。难道是起初曾有，后来散失毁坏了吗？

译《颍滨春秋集传》十二卷 子由认为世人多以孙复为师，而孙复又不相信《左氏传》，所以完全舍弃《公羊传》《谷梁传》，全书以《左氏传》为依据；直到遇到不能解释通的地方，才取用二传以及啖助、赵匡的说法相互考校。从熙宁年间被贬居高安开始，到元符初年，共十多年，闲暇时就不断修改订正。迁居龙川后，这部书才完成。《王氏春秋列国诸臣传》六十三卷。眉山人王当仿效司马迁所作《史记》，撰写此书，共记一百三十四人，十万多字。《春秋经解本例例要》共十七卷 陈氏说：这是涪陵人崔子方、字彦直所撰。绍圣年间，朝廷停止以《春秋》取士，子方三次上书请求恢复，没有得到答复，于是再不参加进士考试。黄山谷称赞他说：“天地四方有一位杰出之士，名叫崔彦直；这个人不去交游权贵，那么他贤能而有操守，也就可以知道了。”他的学问辨析三传的是非，却专门把日常事例作为凡例，这正是踏入三传的错误而自己没有觉察。《三传分国纪事本末》夹江人勾龙传撰写。后溪刘氏说：“勾龙传字明甫，精通《春秋》三传，广泛学习，详细考察，按国家分别记述史事。自东周以下，大国、次国分别列出，小国、亡国附带记载。不只是记述史事和文字，也兼且阐明其中义理。所采纳的说法有几十家，大概是爱好古代、尊崇经典，而且确实能够自信的一位学者。” 《黎氏春秋经解》十二卷 广安人黎錞，字希声，撰写。欧阳公的门客说：“所谓经解，就是用经书解释经书。后来又撰写统论附在后面。” 《春秋分记》九十卷 陈氏说：这是卭州教授、眉山人程公说，字伯刚，所撰。仿照司马迁的著作，把《春秋》经传分作年表、世谱、律历、天文、五行、地理、礼乐、征伐、官制等书；从周、鲁以下直到各个小国和夷狄，都汇集编次，并时时有所发明，形成一家之学。程公说积累学问、苦心立志，早年考中科举，正逢逆曦之乱，忧愤而死，年仅三十七岁。他们兄弟三人都通过科举入仕，中书舍人公许是他的弟弟。《春秋得法忘例论》三十卷 陈氏说：“这是晋原主簿、遂宁人冯正符，字信道，所撰。冯正符两次参加礼部考试都未中，任教于梓州、遂州之间，过了十年，撰写了这部书以及《诗》《易》《论语解》。蜀守何郯首先把他的《春秋论》上奏并进献此书。书首先辨析王鲁、素王的说法，以及杜预三体五例、何休三科九旨的荒谬，这些都是正确的论说。” 巽岩李氏说：信道在熙宁九年，因为御史邓文约的推荐，被召到舍人院考试，赐予出身。邓文约不久被贬为虢略太守，信道也因附和他而获罪，被夺去官职，回到故郡。后来又得到冯允南所作的墓铭，才知道信道实际是跟随安逸处士何群学习的，他的学问大概得自何群。何群的学问最高，国史中有他的传记。他的师友传承渊源如此，那么说信道是靠附和来谋取进身，也可能只是根据个人好恶而说罢了。王荆公执政时，废除《春秋》，不设置学官；而信道研究经学，却尤其精通《春秋》。邓御史严守侍奉王荆公的态度，不敢表示异议，于是先把《得法忘例论》上奏朝廷，起初并没有说宰相不喜欢这部书。这也可以看出当时风气还很淳厚，士人各自实行自己的志向，并不专门因为利禄而停止担任御史，几乎高出常人一等了。信道没有子孙，卖书的人擅自改换他的姓名，把书归在李陶陶名下。李陶陶字唐夫，曾向司马光学习，号称通经李氏。但《得法忘例》实际不是唐夫所论。不知情的人妄自把它托在他名下。” 《春秋古经》十二篇 潼川人谢畴撰写。《眉山李氏序》说：《汉书·艺文志》有《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隋、唐两代的书志也相同。《古经》十二篇、十一卷，是《公羊传》《谷梁传》两家所传的经文。吴士爕开始为它作注，隋代书志中有记载。又有贾逵《春秋三家经训诂》十二卷、《宋及三家经》二卷。唐代书志又有李铉《春秋二传异同》十二卷、《李氏三传异同例》十三卷、冯伉《三传异同》三卷，以及元和年间国子监修订的《春秋加减》一卷。士爕、贾逵、宋及、李铉、冯伉和元和年间的这些书，如今都已不存在。独自抱守遗留下来的经书，却没有人能为它们确定正本。大概《公羊传》最先得以立为学官，《谷梁传》其次，《左氏传》最后。因此吴士爕只给两家作注，没有涉及《左氏传》。贾逵既使《左氏传》得立，才开始贯通三家。贾逵、士爕以及宋及以下诸家关于异同、增删的文字，全都已经亡佚，也不知道他们究竟采取了什么办法。隋末唐初，左氏之学特别兴盛，另外两家渐渐衰微。自杜预作《左氏》集解，把经文和传文合为一体。贞观十二年，孔颖达奉诏修撰疏义。永徽四年，长孙无忌等人再次上奏进呈正义。” 丘明传授的学问越来越兴盛，而仲尼遗留下来的经文却不再单独流行。学者有的从杜预的注解中抄出经文，只保存《左氏传》，排斥抛弃另外两家。幸好陆德明与孔颖达同时代，在太学亲自删定音义，并兼存两家。本书仍分别给《左氏传》注出各本不同的文字，但也没有作出取舍。只有到了贞元末年，陆淳汇编条例，列出三传经文的差错共二百四十一条；他自己说考校时取从有义理的文字，然而往往又说不知道哪一种正确，并且恐怕差错不止二百四十一条。可惜啖助、赵匡的集传如今都已失传，再没有办法核审。我为此忧苦很久了，曾经想把三家所传的经文合在一起，专门选取遗留下来的经文；心里认为正确的就大字书写，同时把认为不正确的细字写在下面。几十年间我奔走东西，这个志愿始终没有完成。潼川人谢畴，字元锡，来跟随我游学；他研究《春秋》很有成就，于是把这件事交给他。过了三个月书就完成了，他广泛搜集、远处征引，内容很多；而反复阐释却十分简约，他的功劳更加显著。我抚摸着这部书，非常欢喜，赶紧刻板印行，与求学者共同使用。从前司马迁说《春秋》文字完成后有数万字，张晏说《春秋》只有一万八千字，认为司马迁错了。如今仔细计算，反而还缺少一千四百二十八字；连最容易看出的数字都尚且如此错误，何况圣人删削取舍的旨意呢？” 我家乡所谓心里认为正确的内容，未必就真的正确。陆淳也只是说汇编条例、考校文字时取从有义理的版本罢了。既然心里认为正确，那么对于证据的取舍必定有完整依据；把已经形成的说法整理出来，应当另行说明。现在只刻印《春秋》的纯粹经文，希望学者共同尽心研究。仍采用《汉书·艺文志》的旧名称，题作《春秋古经》；十二位国君各自编为一篇，不再分为十一卷。因为卷数对于经文义理本来没有关系。

译《绎圣传》十二卷 眉山人任伯雨撰写。晁氏说：他解释经书不很通达。例如桓公十三年，鲁桓公会见纪侯、郑伯，己巳日又和齐侯、宋公、卫侯、燕人交战。齐军、宋军、卫军、燕军战败。任伯雨采用《谷梁传》的说法，认为交战时称“人”，战败时称“师”，是为了强调人数众多。他却不知道，齐人攻打卫国，卫人和齐人交战，卫人战败，为什么唯独这里不强调人数众多呢？” 冯氏《春秋通解》十二卷 普州人冯山，字允南，冯澥的父亲。《小戴礼记注》四十九篇 后汉董钧，字文伯，撰写；是犍为资中人。《礼略月令章句》《后汉书》记载：广汉人景鸾撰写《礼内外记》，号称《礼略》。唐代仲子陵《礼记》子陵是嘉州人，在峨眉山中读书，尤其精通后苍、戴氏的学业。被举荐为贤良方正，任太常博士。他议论祧庙之事，众儒都不能驳倒他。大历年间，啖助、赵康、陆质以《春秋》著名；施士匄以《诗》著名；子陵、袁彝、韦彤、韦茝以《礼》著名；蔡广成以《易》著名；强蒙以《论语》著名，各自成为专门之学。其中施士匄、子陵尤其出色。石经《礼》二十卷 晁氏说：“伪蜀张绍文书写碑文，没有记载年月，也没有避唐讳缺笔，应当是孟知祥僭位以后刻石的。篇首以《月令》为题，写作‘御删定’，大概指唐明皇；注者写作林甫等，大概指李林甫等人。其余篇次仍依旧本。有人认为‘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毋不敬’一句足以概括全部礼制，所以前代儒者把它列为篇首。孝明帝任情妄为，改变扰乱篇次，实在很没有道理。” 石经《周礼》十二卷 晁氏说：“伪蜀孙朋吉书写，以监本校正字形；有增多的，有脱漏的，有不同的地方，达到数千处。” 《丁丑三礼辨》二十三卷 《中兴艺文志》记载：仙井人李心传撰写。书中辨析《仪礼》与郑氏说法不同的地方八十四条，辨析《周礼》与郑氏说法不同的地方二百二十六条，都有依据；《大戴礼记》中可疑的地方三十条，《小戴礼记》中可疑的地方一百九十八条，郑氏注中可疑的地方三百七十五条，也分别辨明它们为何不同，并详细记录下来。《鹤山周礼折衷》二卷 陈氏说：“这是魏了翁的门人房审权所记录的条例，经文后附有传、注；鹤山有时有所阐发，但只到《天官》为止。” 《礼记经学》十二卷 宋代广安人游桂撰写，字畏斋。隆兴年间考中进士，官至四川制置。大全注所采录的有十七条。《太常因革礼》一百篇 眉山人苏洵撰写。雁湖李氏说：这部书以《开宝通礼》为根本，并把仪注、例册附带列出，同时参考实录、《封禅记》《卤簿记》《大乐记》以及其他书籍、《经礼》《曲礼》，因此两方面都很完备。张文定说，他的事业未能在天下施行，唯独这部《新礼》一百篇，如今成为太常实际采用的礼制，就是它。《嘉祐谥法》三卷 晁氏说：苏明允撰写。此书取用《周公春秋》《广谥》以及沈约、贺琛、扈蒙等六家的谥法，另外采集《今文尚书》《汲冢师春》《蔡邕独断》，凡是古人论述谥法的书，都取其长处，再加入新的见解，共得一百六十八个谥号；删去一百九十八个，又作四篇论说，叙述取舍的意旨。《释奠仪注》元代灌县人张■〈须上立下〉所著，就是人们所说的导江先生。他在自序中说：“礼制规定，戴皮弁祭祀蔬菜，这是表示敬重道的意思。礼书残缺，释奠、释菜的名称和意义徒然保存，仪式文字却无从考察。唐代《开元礼》仿佛《仪礼·馈食》篇，仪节文字较为详备。朱文公说，政和年间的新仪式有差错，只有《开元礼》还值得取用申明；至于屡次申奏，最终竟未获批准。他死后，郡县便任意施行，能够通晓其中意义的人很少。中原的礼乐文物开始兴盛，四方都取法于它；若舍弃鲁国，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到阙里去呢？从前遭逢战乱，宫室荒芜丛生荆棘，大约二十年之久，祭牲、器皿、衣服都不完备，这是形势造成的。但仪式章法和尺度数量本来就有许多值得议论之处。设置孔子像并非古制，《开元礼》还说只设席位，说明当时没有像。如今高台上高高坐着塑像，席地而坐的礼制便无法看见。佩剑是秦汉冠服的装饰。《开元礼》记朝会时尚且有解剑之席，却从未听说穿冕服还要挟剑。这两种错误，沿袭已久。神位面向西而坐、朝向东方，是尸位；配位面向东而坐、朝向西方，是主人位。自从尸礼废止后，礼家说：‘从里面出来的，没有匹配就不能行动；从外面来的，没有主人就不能停留。’所以设置神位，以配位为主。” 《开元礼》以后，把神位迁到面向南方的位置，配位仍旧不变。让颜回、孟子进入，面向南方参列，像佛塔和老子宫观那样，《孔氏祖庭广记》说这是金代大定四十年实行的，有什么根据呢？楹柱之间设置两阶，五齐、三酒，是用四代礼器来完备祭享之物。排列许多瓦制酒器，这究竟是什么说法？尸位尊贵，不行盥洗礼。把罍爵登置于床上，主持洗爵的人竟以尸位尊者自居；牺尊、象尊不放在地上，主人于是也不就坐，连实爵和简册都过于简略了。礼币尚未进献时，放在神位左边，是表示不敢轻慢；若陈列在阶庭上而与主人一同升阶，就不庄严了。这大概是事情刚开始草创时所致，还没有加以讲究。我在这里主持教化，思量着要设法加以纠正。只是我没有学过杂服之礼，不能安顿礼制；而且即使说得好，没有证据也不能取信。于是取朱文公从《仪礼》《开元礼》以下考订的内容，汇编成一册，命学生学习诵习，并且和他们讲说礼的意义与法度，使其听入耳中、牢记心里。既然懂得义理的安当之处，就会不待期望改正而自行改正；并把社稷、风、雨、雷等祭祀附在后面，希望好礼之人有所取法。况且礼有根本，也有外在形式，本书所记的是外在形式。学习礼的人应当由形式探究根本，知道这是与神明交接，不只是笾豆器物的事情；隐微之处通向显明，真诚是无法掩盖的。” 这样才可以说是懂得礼了。至于礼器、音乐、冠服的制度，又广泛采集各家的说法，取用正确的，订正错误的，与这部编书一同收藏在孔氏那里，使后世的文献有足以征验的依据。《隋何妥乐要》一卷。《隋书》说，何妥进入隋朝后，隋文帝命他在太常寺修订古乐，撰成《乐要》一卷。其诗说：“大乐遗留下钟鼓，至乐贵在忘却情欲。世俗日久由淳厚和谐转变，年代深长便产生礼教。嶰谷调和孤管，昆仑山学习凤凰鸣叫。浮云化成舞曲，白雪作为歌曲名称。听诗辨析六义，观乐使八方之风平和。肃穆之中皇威畅达，水波连绵而河水清澈。钧天之乐震动丝竹，声音刮地般响起，錞和钲相互应和。兼备韶、濩之美，威德总合咸、英之盛。清越响亮的鳬钟声传远，翟羽舞轻轻飘扬。小臣有幸身属千载盛世，时时得以列身簪缨之臣。行走时欣然背负苍璧，通衢之上听闻九成之乐。”

译《宋房庶乐书补亡》三卷。益州进士房庶通晓音律，宋祁、田况都推荐他。他进献《乐书》，皇帝召他到宫阙。房庶自己说，曾得到古本《汉志》，其中说：‘度量起于黄钟管的长度，以子谷中黑黍的一粒为起点，累积一千二百粒黑黍的宽度；以九十分黄钟管的长度作为一分。’如今文字脱漏了‘起积一千二百黍’八字，所以从前代以来都累积黑黍制成尺来制定律管，变成律产生于尺，而尺不是起于黄钟。而且《汉志》所说‘一为一分’，是九十分之一，后世儒者误以一粒黍为一分，这种方法不对。应当用中等大小的黑黍填满一千二百粒于律管中，正好得到九十分作为黄钟管的长度，即九寸；再增加一寸作为尺，这样律就确定了。直秘阁范镇认为他说得对，于是进言说：‘李照用纵向排列的黍累积成尺，管内径三分，能容黑黍一千七百三十粒；胡瑗用横向排列的黍累积成尺，管中容黑黍一千二百粒，而内径为三分四厘六毫。这些都是用尺产生律，不合古法。如今房庶所说用律产生尺，确实是众说所不能达到的。’于是诏令王洙和范镇一同在修制所按照房庶的说法制造进献。皇帝召集辅臣观看房庶进献的律、尺、龠，颇为惊异；又命房庶亲自陈述方法，并询问律吕循环相互为宫的事情，叫他绘图进献。他的主张是用五个正音和两个变音配合五音，交替相互作为主音，推衍成为八十四调。旧法依次用宫、徵、商、羽、角五音配七声，然后增加变宫、变徵二声来补足数目。按照旋相生的法则推演，他认为五行相克的说法不对，应把变徵改为变羽，把变字换成闰字，随着各音加以配置，这样十二个月各自以相应的律为宫，五行相生便始终循环而无穷。诏令把他的图送到详定所。他又说，乐府五音如今没有正徵，国家以火德为王，却没有本音，这是错误。景仁也竭力支持他的说法。当时胡瑗、阮逸制作音乐，正采用累积黑黍制尺的方法，已有定议，于是只补授房庶为试秘书省校书郎，遣他离去。范镇向执政进论说：‘如今律和尺之所以不能相合，是因为采用了累黍制尺。采用累黍制尺，是由于史书文字脱漏。古人难道会因为方法难懂而且不合，就把它写入史书以迷惑后世吗？大概不会这样。’执政没有听从。《范镇乐论》八篇。范镇自序说：“臣从前任礼官时，和诸儒讨论、诘问音乐制度的差错，共有十多件。起初没有学习，不能不有些抵牾。后来考察《周官》《王制》、司马迁的著作和班固的《汉书·志》，得到了其中的方法，融会贯通，便把旧书全部取来，删去抵牾之处，摘取要旨，写成八篇论述。大意说：‘古人用有形的事物传授法则，使后人可以相互参照：黑黍、律、尺、龠、鬴、斛、算数、权衡、钟、磬。这十者必须彼此相合而不相违背，才算正确；如今全都相违而不相合，便是不对。’谨列举这十项不正确的证据。考察《诗经》说：‘上天降下嘉种，是黑黍和二米黍。’‘降下’就是说上天降下。许慎说：‘秬，一颗颖壳中有两粒米’，又说：‘一秬有两粒米。’东汉任城县出产黑黍二斛八斗，颗粒都含两米，史官记载此事，认为是祥瑞。如今从民间取得的黑黍，动辄数百斛，却都只有一米。河东人称它为黑米，这是黑黍不正确的第一项。古代用竹管的周长制作律管，竹子的形状本来是圆的；如今却用方形分度来计算，这是律管不正确的第二项。” “又考察《汉书》说，分、寸、尺、丈、引本来起于黄钟管的长度，又说‘黄钟管长度的九十分之一’，这是根据一千二百粒黑黍而言的。一千二百粒黑黍用于容量，称为黄钟之龠；用于权衡，称为黄钟之量；用于制尺，称为黄钟之长。如今遗漏一千二百的数目，却用一百粒黑黍制尺，而且又不是起于黄钟，这是尺不正确的第三项。又考察《汉书》谈龠，说它的形状像爵，即爵杯，器体正圆，所以龠应当圆形，直径九分，深十分。如今龠却是方一寸、深八分一厘，这也是用方形分度来计算，是龠不正确的第四项。又考察《周礼》的鬴制，外形为方尺而外周呈圆形，深一尺，容量六斗四升。所谓方尺，是八寸的尺；所谓深一尺，是十寸的尺。怎么知道尺有八寸尺和十寸尺的区别？考察《周礼》说璧羡的尺度，孔径三寸作为一尺。璧羡的形制长十寸、宽八寸，都叫度尺；以它为尺，那么八寸和十寸都可以称为尺。又《王制》说：‘古代用周尺八尺为一步，现在用六尺四寸为一步。’八尺，是八寸之尺。” “六尺四寸，是十寸之尺。二者都称为周尺，说明周代确实使用八寸尺和十寸尺。所以知道八寸尺是鬴的方边，十寸尺是鬴的深度。如今鬴的方边用一尺，且按十寸计算，这是鬴不正确的第五项。又考察《汉书》的斛制，方尺而外周呈圆形，容量十斗，旁边有外廓。隋书记载它的铭文说：‘审定律法的嘉量，斛方一尺而外周呈圆形，旁边外廓九厘五毫，表面积一百六十二寸，深一尺，容量一斛。’如今斛方一尺，深一尺六寸二分，这是斛不正确的第六项。又考察算术，圆形分度称为径，圆中作方形分度称为方；所谓斜，是径三围九、方五斜七。如今计算圆形分度却采用方形方法，这是算数不正确的第七项。又考察权衡，是从一千二百粒黑黍开始制定法则的。周代的鬴，重量为一钧，声音合于黄钟；汉代的斛，重量为二钧，声音也合于黄钟。鬴、斛的制度，既考察容量和尺寸，又取其轻重，是想用来显示器物厚薄的法则，以考验其声音。如今黑黍的轻重没有确定，这是权衡不正确的第八项。又考察鳬氏制作钟，大钟把鼓间十分之一作为厚度。”

译“小钟把钲间十分之二作为厚度。如今不分大小、厚薄，一概以黄钟为标准，这是钟不正确的第九项。又考察磬氏制作磬，磬的倨句为一矩半，宽度为一，股为二，鼓为三，大概各自以相应律管的长短为法则。如今也以黄钟作为标准，不分长短、厚薄，这是磬不正确的第十项。请把臣的奏章交给有关部门讨论确定，然后制作龠、合、升、斗、鬴、斛，以校验容量。容量相合后，再下诏寻求真正的黑黍。真黑黍找到后，才可以制作量器、钟和磬。量器与钟磬同律相合，然后才可以制作音乐。”诏令将此送到详定所。范镇自认为获得了古法，司马光屡次与他辩论，意见不能相合；杨杰又著《元祐乐议》驳斥他的说法。礼部和太常也说，范镇一家之学难以参照采用，音乐仍按旧制办理。《范蜀公乐书》一卷。晁氏说：景仁论述音乐，宗奉房庶，潜心研究四十多年，并拿私人财产铸造乐器，在元祐年间进献。元丰初年，诏令征召秘书监致仕者，刘几以户部侍郎致仕，也参与议乐。范镇和刘几共同考察得失，范镇说：‘制定音乐应当先校正律。’皇帝认为他说得对。范镇绘制古代龠、合、升、斗、豆、区、鬴、斛的图样进献，又请求访求真正的黑黍来确定黄钟。刘几议律则以人的声音为主，不用尺度求得相合。他所制作的音乐大体沿用李照旧制，只增加四个清声。于是上奏说音乐制成，诏令撤销制作机构，只加以恩赐。范镇却谢绝说：‘这是刘几的音乐，臣参与了什么呢？’于是又上奏：‘臣近来制作律管，内外都有增减，音乐和谐，又与古乐相合。如今若把臣所制的尺和律依大小编次，太常的镈钟便可以成为一代大典。又太常没有雷鼓、灵鼓、路鼓，却用散鼓代替，不合经义。八音中又没有匏、土二音，不能说完备。’他的音乐方案没有得到答复。哲宗即位后，范镇又请求用太府的铜铸造律管。过了一年音乐制成，进献乐章三篇、律管十二支、编钟十二件、镈钟、衡一尺、一斛、一响石，制作编磬十二件、特磬一件，箫、笛、埙、箎、巢笙、和笙各二件，以及刑书和图法。皇帝和太皇太后驾临延和殿，诏令执政和侍从都前往观看，并下诏赐予褒奖。《太乐演义》三卷。巴郡人房审权撰写，是房庶的儿子。范蜀公在元祐初年奏进的新乐，实际上采用了他的说法。《魏汉津乐指法》二篇。考察徽宗崇宁元年，宰臣蔡京设置讲议司，重新制定大乐，广泛寻求通晓音律的人，于是魏汉津的邪说得以售行。魏汉津年九十多岁，原本是剩员兵士，自称居住在西蜀，拜唐代仙人李良为师，接受了鼎乐的方法。皇祐年间，他和房庶一同被推荐；到达后，累黍制律已经完成，被阮逸认为不对，后来阮逸制作的音乐也没有采用。房庶与魏汉津讨论，按照指尺撰写书二篇，叙述指法。魏汉津曾在太常陈述，太常都不赞成他的说法。有人说，魏汉津过去曾在范镇手下服役，见过范镇的制作，便略加窃取。蔡京把他的说法神化，却假托为李良所传。” 《石经论语》十卷。晁氏说：“伪蜀张德钊书写，避开唐朝帝王的名讳，立石时间应当在孟知祥尚未叛乱以前。文字脱漏两字，误写一字。又《述而》第七篇，‘举一隅’下面有‘而示之’三字；‘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上面又有一个‘我’字。《卫灵公》第十五篇，‘敬其事而后其食’写作‘后食其禄’。这就是它与李鹗本不同的地方。” 苏轼《论语解》五卷，《通考》作十卷。苏辙《论语拾遗》一卷。颍滨自序说：我年轻时撰写《论语解》，子瞻被贬居住黄州时，作《论语说》，把过去的内容全部取来；如今收入此书的，只是其中十分之二三。大观丁亥年，我闲居颍川，为孙籀、简筠讲授《论语》，认为子瞻的说法有些不妥，随时加以改正，共改了二十七章，称为《拾遗》。《中山先生论语解》。蔺敏是修龙游人，幼年聪颖，博通群书。绍兴年间考中进士，官至朝奉郎，著有《论语解》，当时人称他为中山先生。《石经孟子》十四卷。晁氏说：“宣和年间，成都府知府席旦刊刻并置于学宫。他说，伪蜀时期曾把六经刻在石上，唯独没有《孟子》，经书因此不完备。这个说法本身就错误，而且错字很多，例如把‘频顣’写成‘类’，类似错误多得数不清。” 宋■〈日上爰下〉渊《孟子注》。《涪志》说：渊字亚夫，号莲荡，是晋代中郎将■〈日上爰下〉靖的后代，世代居住襄阳，后来迁居蜀地，家住涪坪山，曾向晦庵求学。他曾说，淳熙四年，文公四十八岁，注释《孟子·子产听郑国之政》一章，认为周代改了岁首而没有改月份，那么这是他晚年确定的论断。他曾想重新作注，但原书已经流传于世。按照时令考察，戌月、亥月还不是很寒冷，尚且可以提起衣裳涉水；到了子月、丑月，阴气闭塞，严寒凝结，在这种时候如果让乘舆渡水来救济百姓，百姓难道能免于涉水之苦吗？桥梁道路可以用来观察政治。九月修成杠，十月修成梁，是告诫开始办事的话；十一月修成徒杠，十二月修成舆梁，是叙述事情完成的话。《国语》说的是戒备之意，《孟子》说的是严寒极盛之时，二者所说的都是夏历。” 《颍滨孟子解》一卷。陈氏说：“次公年轻时所作，共二十四章。” 《苏过孔子弟子别传》。苏过字叔党，是东坡的儿子。十九岁时，凭诗赋获得两浙路的解额。后来随父亲被贬到英州、惠州、儋耳，又到廉州、永州。凡是生活中昼夜、寒暑所需要的东西，无论一人要做多少事情，他都不知道困难。初到海上时，写了一篇文章叫《志隐》。苏轼看了说：‘我可以安于与岛夷相处了。’于是命他撰写《孔子弟子别传》。” 《希颜录》一卷。陈氏说：“张栻把经书、传记中凡是提到颜子的内容，辑录成一编。”

译《元包》十卷。后周成都人卫元嵩撰写。《知什邡县事杨楫序》说：大观庚寅年夏六月，我奉命来治理这个县，到任第三天，恭敬地拜谒卫先生祠，回头瞻看庙貌，浏览古代石刻，先生确实是位高士。不久，县里的前进士张升景初带着《元包》来赠给我，说：‘这是卫先生所作的经书。’从后周经过隋、唐直到现在，已经五百多年，世人都没有听说过它。近来因为杨元素内翰传来秘阁本，才把它刻板流传给各位同道。然而其中寄托的精妙作用，多是奇异文字，大体类似扬雄仿照《易》所作的《太玄》，不是深通道理的人不能理解。我读这篇文章，私下认为《易》的兴起，伏羲画卦，文王重叠卦爻，孔子作《十翼》，经过三位圣人而后完备，所以说：‘再给我几年，到五十岁学习《易》，就可以没有大的过错了。’《元包》这部书，大概是学习《易》的最高境界吧？文辞简约而意义深奥，恐怕不能只用象数穷尽。考察唐代苏源明、李江等人的传注，已经把作者作经的意旨解释了大半。若不是卫先生独到的智慧，不能造就《易》的奥妙；若不是苏、李二人的绝学，也不能探究《元包》的旨意。如果不是这样的人，道理不会凭空流行，难道不是这个道理吗？” 先生名叫元嵩，是益州成都人。年轻时不经营家产，专心探究最高的道理，通晓阴阳、历法和算术，当时人很少有人了解他。他向后周献策，获赐爵位扶节蜀郡公；周武帝尊敬礼遇他，不敢把他当作臣下。他的墓地在县衙东侧，县人至今尊崇奉祀不曾断绝。先生的传记见于《北史》，恐怕读这部经书的人不知道他的出身大略，所以写下这篇序。政和元年十月望日。《元包》旧序所说的景初，就是杨洸的先父。家中收藏这部书，常常把它赠给喜好古书的人。但书中文字古奥、义理深玄，难以通晓，喜爱它的人很少。杨洸来治理临卭县时，得到同年张公文饶所作的疏义，以及县中士人韦汉卿校订的旧本，便在每卦后附上释音，因而一同刻板，合为一编。希望读者能够找到入门的途径，从而喜爱这部书。绍兴三十一年，南阳张洸作跋。《崇文总目》说：《元包》以坤卦为首，根据八个纯卦之宫产生变化，推至六十四卦，并为自己系上卦辞。它说明外卦的体制，却不列出爻位，认为《易》以乾为首，是崇尚文采；《元包》以坤为首，是崇尚质朴。夏代有《连山》，商代有《归藏》，周代有《周易》，唐代有《元包》，其实是一回事。虽然它想纵情驰骋、任意发挥言论，但所趋向的道理也只达到《易》家浅陋的范围而已。《援神钩命解诰》十二篇。汉代杜真撰写。《益部耆旧传》说：杜真字孟宗，是广汉绵竹人。年轻时就有孝行，学习《易》《春秋》，每天诵读讲说一万字。他像兄长一样侍奉同郡的翟酺。后来翟酺被捕入狱，杜真上奏檄章营救，也被捕入狱，受笞打六百下，最终使翟酺免于灾祸。京城中没有不称赞他的。《绨袠秘记》。后汉杨春卿著《三国志》。杨春卿是广汉新都人，擅长图谶之学，曾任公孙述的将领。汉军平定蜀地后，杨春卿自杀。临死时告诫儿子杨统说：‘我的绨袠中有祖先传下来的秘记，是供汉室使用的，你要把它修习好。’杨统感念父亲的遗言，服丧期满后辞别家人，跟随犍为人周循学习。他先向人学习，又到同郡郑伯山那里接受《河洛书》和天文推步的学术。《内谶解说》二卷。杨统撰写《益部耆旧传》说：杨统字仲通，曾祖父仲续被举为河东方正，授任郫县县令，很有德政和恩惠，百姓为他建立祠堂。杨统喜欢益州的风俗，便留居新都，世代修习儒学，以夏侯氏《尚书》学相传。建初年间任彭城县令，益州发生大旱，杨统推演阴阳之气的消长变化，县境因此蒙受雨泽。太守宗湛派杨统为郡中求雨，他一祈求便降下大雨。从此朝廷发生灾异，多来向他询问。杨统撰有《家法章句》和《内谶》二卷，解释这些内容，官至光禄大夫，任国三老，九十岁去世。《周易正义题识》。《宣室志》说：已故刑部尚书、沛国人刘遵古，在太和四年任东蜀军节度使。当时蜀地有个富有、收藏许多书的人，刘遵古曾借来数百篇，但还没有全部详细阅读。第二年夏天，涪江大涨，冲入营垒，冲毁里中的房舍，刘遵古借来的图书全都被水浸湿。过了几天水退，才命人把书陈列在庭院中晾晒；在众多书中，发现一轴《周易正义》，笔势奇妙，不是近代人的书法。卷末有题识说：‘上元二年三月十一日，因为阅读《周易》而看到这部正义；从这个年号起，经过十二三年到一人八千口，应当有大水漂没淹溺。’于是将它舒展翻转，晒干曝晒，由衡阳道人李德初作题识。刘遵古读到题识，惊叹奇异了很久，仔细察看，才知道就是当初向蜀人借来的书。于是召集宾客属吏来观看。所谓‘易号十二三岁至一人八千口’，‘一人八千口’大概就是‘大和’二字。从上元经过宝应、广德、永泰、大历、建中、兴元、贞元、元和、长庆、宝历直到大和，一共更换年号十三次，和题识所记果然相合。然而不知道李德初究竟是什么人。《古三坟书》一卷。蜀中张商英从北阳百姓家得到此书。坟书都是古文，但流传下来的本子却是隶书。所谓三坟，是指山、气、形。七略和《隋志》都没有这个书名，世人认为它是天觉伪造的著作。《尔雅音略》三卷。伪蜀母昭裔撰写。《尔雅》旧有释智骞和陆朗的释文。母昭裔认为，一个字有两个读音，甚至三个读音，后生便会对如何呼读产生疑惑，于是选取解释字义最明白的读音作为确定读法。《蜀中广记》卷九十一。钦定《四库全书》。《蜀中广记》卷九十二。（明）曹学佺撰写。《著作记》第二。史部。《古史考》。蜀汉光禄大夫谯周撰写，乐史《太平寰宇记》引用了它。后来陈寿作《古国志》五十篇，苏辙作《古史》六十卷，这些书都以允南的旧作作为依据。《古史》。子由自序大略说：太史公开始改变编年史的方法，创立本纪、世家、列传，记载五帝以来的历史，但没有得到圣人的本意。我依据司马迁的旧作，从伏羲写到秦始皇，作七篇本纪、十六篇世家、三十七篇列传，称为《古史》，追述并记录圣贤遗留下来的深意，以示给后世。《通鉴释文》三十卷。左宣义郎、眉山人史照字见可撰写，冯时行作序，苏轼、苏辙兄弟曾以师礼事奉他。《通鉴论笃》三卷。广汉人张栻字敬夫撰写，选取《资治通鉴》中言论精确的内容，标举出来。有时整篇选录，少则一两句话，取舍非常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