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中广记卷九十二

译《通鉴类编》十卷，《国典》二十卷。中江人吴之巽，字先之，撰写。吴之巽有家传学问，在广汉任教授。适逢逆臣曦想在季春聘用士人，官吏到吴之巽那里索要履历、品行和年龄籍贯等文书。吴之巽斥责说：‘这是什么时候了？’于是作诗说：‘固守穷困何必怕鬼神讥笑，突然显贵也免不了触犯上天的刑罚。’最终没有被他动摇。吴之巽曾多次校勘历代史书，凡是本朝旧事、天文地理一类的书，没有不精通熟悉的。他作文深沉浑厚而有情致，士大夫都称许他。《通鉴纲要》。赵介胄字全叔所著，是简池人。《经世纪年》二卷。张栻作序说：太史公撰写十二国世表，从甲子开始纪年，起于成周共和庚申年。庚申年以前，就没有记载了。年代越来越久远，相关事情零散见于各种书中，既无法找到适当的折中依据，也只能把它们作为传疑而已。嘉祐年间，康节邵先生雍出于河南，穷究过去、推知未来，在数理上达到精微，作《皇极经世书》。他上考唐尧受命的甲辰年，以此编成编年谱。例如外丙、仲壬的纪年，康节根据数理推知，恰好与《尚书》所说成汤死后、太甲元年的说法相合。成汤之后，实际上大概传位给孙辈。孟子所说的情况，只是太丁没有即位便死去；当时外丙出生二年，仲壬出生四年。又武王伐商时，已经继位十一年，所以《尚书》序称十一年，却又称十三年，其中错误是可以知道的。这类事情都是自司马迁以来传习沿袭的错误；一旦使学者明白地得到真相，就是万世不能更改的定论。张栻不自量力，便依据邵先生详细考订的历法，从尧甲辰年到皇上乾道改元之年，共三千五百二十三年，排列为六图，命名为《经世纪年》，以便观看。其中间或有我的浅陋见解，便依此加以说明。大纲有六项：例如孟子说‘尧、舜三年的丧期结束，舜、禹避让尧、舜的儿子，而天下归附他们，然后才登上天子之位’，这是显示帝王奉行天命的大旨，怎么可以隐没而不彰明？所以在甲申年记载服尧之丧，乙酉年记载实际登位，丙戌年记载元年在文祖庙告成。从乙酉到丁巳，是登位三十三年，于是记载向上天推荐禹，这与《尚书》命禹的辞意相合。从丁巳到癸酉，是推荐禹后的十七年，与孟子的说法相合。禹接受天命时，记载方法也是这样。然而《尚书》称舜在位五十年，到南方巡狩才死，这只是史官从尧去世的第二年开始连续计算罢了。夏后相在位二十八年，寒浞杀死相；第二年少康才出生在有仍氏，经过四十年才祭祀夏并以天子之礼配祭上天，没有失去旧有的基业。寒浞怎么可以让他隔断夏的统绪？所以这四十年缺而不书，只记少康的出处，并把元年记在复国之年，以显示少康经营四十年，使断绝的宗庙祭祀重新延续，足以成为万代中兴的冠冕。对于新莽篡位，也缺载其年，同样足以彰显光武中兴。” 汉吕太后临朝称制，既不能把她列入帝王纪年；她所立的别人的儿子，名为少帝，又怎么能承继统绪？所以也缺载这几年，只单独写作‘吕太后’。临朝称制，也是仿效范太史祖禹在《系嗣圣纪》中编年的意思。汉献帝末年，曹丕虽然称帝，但昭烈帝依据王者之义在蜀地即位，不改汉的国号，那么汉的统绪怎么能说已经断绝？所以献帝之后，便接续昭烈帝的年号，写作‘蜀汉’。直到后主亡国，才开始接续魏的纪年。这些都是大纲中重要的地方，我只是妄自用意来阐明隐微、扶持正统，却不知道自己的愚陋。其他如夏代以前称‘载’，商代称‘祀’，周代才开始称‘年’，都可以考察《尚书》而知。《周书·洪范》却独称‘祀’，这是因为武王不愿让箕子成为臣下，仍然保存商代的名义，以此树立箕子的志向。魏以后南北分裂，而正统单独系于江南；五代交错混乱，则不得不把正统系在定都中原者一方。《帝王年代州郡长历》二卷，《古今类聚年号图》一卷。以上诸书都由五代杜光庭撰写。杜光庭是伪蜀青城山道士。《三家史论》。华阳人梁鼎二十篇，眉山人王当十三卷，任谅三卷，都见于本志传记。《史记删文外传》十二卷。《汉书》说：杨终字子山，是蜀郡成都人。永平年间，皇帝诏令诸儒在白虎观讨论、考订经义异同，杨终参加了此事。后来他奉诏删订太史公的著作，成书十多万字。《后史记》。卢藏用撰写《陈子昂传》说：陈子昂常常遗憾国史杂乱，于是从汉武帝以后写到唐初，撰成《后史记》，纲目大体建立，尚未删定完成，便遭受了被投入狱中的灾祸。《汉德春秋》十五卷。汉代何英所著。何英是郫县人，何武的弟弟。他和成都人杨申都通晓经纬之学，处理每件事都有预见。《西汉隽永》。唐安人文正伦所著。《西汉发挥》十卷。简池人刘泾字巨济撰写。《汉书笔记》《后汉纂言》。简州人赵介胄所著。《三国志》六十五卷。晁氏说：晋代陈寿撰写《魏四纪》二十六篇列传、《蜀十五列传》《吴二十列传》。宋文帝嫌它简略，命裴松之补充注释，广泛采集各种说法，分别收入书中，注释文字多出原书数倍。王通多次称赞陈寿的书，如今仔细观察，确实高雅简洁而有法度。例如不说曹操的本生父亲，却把夏侯惇和夏侯渊载入曹氏诸传之中，这就显示曹嵩本来是夏侯氏的儿子。记载高贵乡公死亡，却载录司马昭的奏章，这就显示高贵乡公不得善终。其他地方也大多如此。只是他把魏列为本纪，而把汉、吴称为列传，又把汉改称为蜀，世人颇为讥议。若说他是因为羞辱诸葛亮的父亲而写下贬低之辞，或因为求取丁氏之米没有得到，便不立仪廙传，也未必如此。王隐《晋书》说：陈寿去世后，诏令下达给河南尹华澹，派官吏携带纸笔到陈寿家中抄写《三国志》。常宽、泰恭撰写《蜀后志》。《杨戏季汉辅臣赞》。陈寿《三国志》说，杨戏字文然，是犍为武阳人，年轻时就有名声。丞相诸葛亮很了解他。他出仕任射声校尉。延熙四年，撰写《季汉辅臣赞》。他所歌颂叙述的人物，大多载于《蜀书》；其余人物，则在赞辞下面注释其事迹始末。《三国人物论》三卷。东蜀杨天惠，字佑甫，撰写。《诸葛武侯传》一卷。广汉张栻撰写。他认为陈寿所作的史书偏于私见而且简陋，于是汇集其他传记以及裴松之的注释编成此书，并删去了“管、乐、自许”一则。朱晦庵认为这样不对，又作了后论来说明自己的意见。

译《南北朝七书》。绍兴十四年，井宪孟任四川漕运官，开始下檄给各州学官，寻找政和年间颁行的沈约《宋书》。当时四川有五十多个州，都没有遭受兵乱，书籍颇有保存下来的；但往往已经散失、残缺不全，经过搜集、合并和补缀，唯独少了十多卷《后魏书》。最后得到宇文季蒙家的抄本，恰好补上了原来缺少的部分，于是七部史书终于完整，便命令在眉山刻印发行。《后梁略》十卷。《北史》记载：隋朝的姚最，是姚僧坦的儿子。他通晓经史，喜好著述，官至太子门大夫。隋蜀王杨秀镇守益州时，调任秀府司马。杨秀后来暗中谋划异谋，隋文帝命公卿彻底查究此事。开府庆整、郝玮等人都把罪过推给杨秀，唯独姚最说：“凡是不合法的事情，都是我姚最做的，王实在不知道。”他被拷打审讯数百次，始终没有改口，最终因获罪被处死。评论此事的人都认为他有义气。他撰有《梁后略》十卷，流传于世。《纪闻谈》三卷。陈氏说：“蜀人潘远撰写《馆阁书目》。考察李淑所作的《潘遗》，现在再考《邯郸书目》，也写作潘远；其中写作‘遗’字的，是原本的错误。书中记载隋唐遗事。” 《新唐书列传》。宋嘉祐末年，端明殿学士宋祁，字子京，任成都府知府，兼带《唐书》修撰事务，在任所刻意修订。每次宴饮结束，洗漱完毕，便打开寝室门，垂下一道帘子，点燃两支大烛，让侍妾婢女在两旁侍候，调好墨，铺开纸张。远近来观看的人，都知道宋尚书正在修《唐书》，远远望着他，仿佛神仙一般。《唐书辩证》二十卷。晁氏说：“成都吴缜撰写。吴缜字廷珍，官做到郡守。他列举《新唐书》最初修撰时的缺失，分为八类；其中的错误又分为二十门，共四百多件。吴缜不善于作文，错误地加入了诋毁斥责的话。例如《新书·张九龄传》说：‘武惠妃陷害太子瑛，派官奴告诉张九龄说：“太子如果被废，必然还会有人兴起；您出面援助我，宰相之位可以长久保有。”张九龄把这件事上奏，因此张九龄最终仍任宰相，太子也没有遭祸。’吴缜认为，当时张九龄已经任宰相，而太子最终还是被废并死去，因此说《新书》表面像是真实，实际上却是虚假的。考察史书原文，它的意思是说，在张九龄始终处于宰相职位的那段时间里，太子得以不被废黜。难道是说因为张九龄最终任宰相，太子始终没有遭遇祸患吗？这部书起初名为《纠谬》，后来改名为《辩证》，实际是同一部书。” 《王氏挥麈录》说：嘉祐年间，诏令宋景文、欧阳文忠等人重新修撰《唐书》。当时有个蜀人吴缜，刚考中进士，便通过范景仁向欧阳文忠请求，希望列在官属末席参与修撰。他给欧阳文忠上书，言辞十分恳切。欧阳文忠认为他年少轻浮，拒绝了他。吴缜满腹不平地离去。等到《新唐书》完成后，他便从书中摘出其中的瑕疵，写成《纠谬》一书。到元祐年间，吴缜仕途坎坷，年老时任郡守，便把这部书和《五代史纂误》一起刻印发行。绍兴年间，福唐人吴仲实，字元美，任湖州教授，又在郡学重刻此书，并作后序，认为它能够医治沉疴、使废疾复起。杜预确实是左氏学的忠臣，但他不知道吴缜著书的本意。” 《唐九朝实录》。《后唐史记》说：“都官郎中庾传美充任三州搜访图籍使。庾传美是伪蜀王衍旧日的属官，家在成都，便于回归谋生；而且他说成都确实藏有本朝实录，所以朝廷才有这项任命。等到出使回来，他所得的仅有九朝实录而已；其余都是残缺的杂书，更没有什么值得记载的。” 《唐鉴》二十卷。华阳范祖禹，字醇夫，撰写。醇夫任温公《通鉴》书局编修官十五年，分掌唐史，把自己研究所得写成此书。他把武后临朝称制的二十一年归入中宗名下。他说：“这就是《春秋》中鲁昭公寄居干侯所体现的公义。即使因此得罪君子，也有些事情是不能推辞的。”全书共三百零六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六篇〕 孙之翰《唐论》。《丹铅录》说：孙之翰名甫，是蜀人，著有《唐论》。他的文笔力量超过范祖禹，与青神王当所编的《春秋名臣传》都有司马迁的文风，如今在世上很少流传，实在可惜。中宗景龙四年，睿宗即位，不到一年便改元为景云。孙之翰的书删去‘元’字，只写‘景云’年号；慎氏认为，前面如果写景龙四年正月至五月，那么五月以后就应直接写景云六月至十二月，这样才大致符合事实，而贬抑之意也包含在其中了。孙之翰的论说是：古代君主即位，必定要过一年才改元，因为先君的年号不能不用完，后君继位又不能没有开始；一年之内不能有两个君主的年号。先君年号不终结，就是忘记孝道；后君年号没有开始，就是没有根本；一年有两个君主的年号，百姓听闻后就会疑惑。所以写作“景云”年，是为了警戒无礼之举、匡正不合典制的做法。唉，这真是严正可畏的《春秋》笔法啊！” 《唐录备阙》十五卷。后五代欧阳迥撰写。见《宋史》：欧阳迥是益州人，曾先后侍奉蜀王王衍和王知祥父子，历任门下侍郎、平章事。他性情坦率，不拘小节，尤其擅长吹笛。太祖曾经召他到便殿，让他吹奏几支曲子。欧阳迥创作歌诗很多，但掌管诰命并不是他的长处。不过，蜀地的卿相竞相崇尚奢靡，欧阳迥却能保持俭朴，这一点值得称道。《唐书辩疑》。眉山苏轼撰写。见《人物便览》。《唐史发潜》六卷。蜀州张商英撰写。《唐史发挥》十二卷。华阳郑少微撰写。《唐书补注》二百卷。卭州李缯撰写。《志》说：“李缯因被举荐为八行而没有出仕，以文章和史学自娱。” 《唐史囊括》四卷。唐安文正伦撰写。《唐书韵记》十卷。简州赵全叔撰著。《鉴诫录》十卷。后蜀东海何光远，字辉夫，撰写。又说：此书在证圣年间编纂，辑录唐以来君臣的事迹，其中可以作为世人鉴戒的内容。书前有刘曦度的序，李献臣说：“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的人，考察不详细。” 《续通历》十卷。陵州孙光宪辑录唐及五代的事迹，续写成一部总历，并参入黄巢、李茂贞、刘守光、安巴坚、吴唐、闽广、胡越以及两蜀的事迹。宋太祖下诏毁掉他的书，因为其中记载的许多事情不符合事实。《北梦琐言》二十卷。晁氏说：“蜀人孙光宪跟随阳玭、元证游历，听闻了许多唐代贤人的言论和行为，于是加以编纂辑录，并附载五代十国的事情。书名取自‘传闻于江南之梦’；他又自认为高氏的属官曾在荆江以北任职，所以用此命名。” 《五代史纂误》五卷，《杂录》一卷。晁氏说：吴缜撰写，共二百多件，都是欧阳永叔《新五代史》中的抵牾和错误。考察《通鉴考异》所考证的欧阳史书差错，例如庄宗归还三支箭一事之类，很多，而今本书都没有涉及，只是考证文字脱落、讹错罢了。而且善本也未必全都存在这些问题。

译《九国志补》二卷。宋代路振，字子发，撰写。书中杂记吴越、唐、前蜀、后蜀、东汉、南汉、闽、楚，共十国，各自编作世家、列传，共四十九卷。最后两卷记北楚，叙述高季兴的事迹，是张唐英补写的。《开谈录》二卷。宋代苏耆撰写。他是苏易简的儿子、苏舜卿的父亲，记载五代以来的杂事，后册大多记载冯道的品行和事迹。《续通鉴长编》一百六十八卷，《续通鉴长编举要》六十八卷。隆兴元年，荣州知州李焘上奏说：“臣一向竭力研究史学，对于本朝旧事尤其切实地喜爱和仰慕。臣常常遗憾学士大夫各自相信所听到的传闻，却不考察实录，正史又纷繁错乱，难以取信。例如建隆、开宝年间禅让授受，涪陵、岐魏的迁徙与死亡，景德、庆历年间的盟誓，曩霄、谅祚的叛乱与归服，嘉祐年间立子，治平年间复辟，熙宁年间改革更新，元祐年间谋求恢复旧制，这些都是最大的事情，却家家各自立说。臣于是发愤考订，使各种说法汇合为一，谨先把建隆至开宝共十七年的史事编成十七卷，上呈进献。”乾道四年，礼部郎官李焘上言：“臣奉朝廷旨意，把臣所著《续资治通鉴》从建隆写到元符，命有关官署缮写进呈。现在先写到建隆元年至治平四年闰三月，五朝史事共一百零八卷，先行进呈。治平以后的文字增多，请允许臣进一步整理，分批进呈。臣私下听说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先让属官采集异闻，按年月日编成丛目；丛目完成后，才修成长编。唐代三百年的史事，实际由范祖禹掌管。司马光对祖禹说，长编宁可失之繁多，不可失之简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八卷〕 如今唐纪把祖禹的六百卷删为八十卷，这是正确的。臣现在所编纂的书，体例和原则全部采用司马光创立的方法，错综安排、编次先后，也都有所依据。只是臣这部书，哪里可以马上称为《续资治通鉴》呢？姑且称为《续资治通鉴长编》罢了。书中旁采异闻，用来补足实录、正史的缺略，参互考求真实正确的记载，破除巧言和伪辩的纷乱，并借此更加彰明祖宗的丰功盛德，至于一些细小的恩惠，也有可能值得记载。现将《续资治通鉴长编》一百零八卷，随表一并上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八卷〕 淳熙元年，泸州知州李焘上言：“臣先前进呈了《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从建隆到治平的史事。现在想要编纂整理治平以后至中兴以前六十年的事迹，希望一祖八宗的丰功盛德都能灿然完备地保存下来，没有遗漏。不过，这六十年的事情，除实录、正史以外，还有许多增补材料。臣大致考察其始末，合编为长编，共六十年，每年一卷；又根据文字繁简，均分卷数，总计二百八十卷。但是熙宁、元丰、祐圣、符靖、崇宁、观、和、康年间的重大废置和重大征伐，凡是关系天下重大利害的事情，其事迹比治平以前尤其特殊。宁可失之繁多，不可失之简略。一定要由圣明的君主亲自称制裁决，如同两汉宣帝、章帝的旧例，不能任由各人各说一套，才可以流传并取得无穷的信任。” 淳熙九年，遂宁府知府李焘上言：“臣多次进呈所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现在重新誊写进呈，共九百八十卷，计六百零四册。修订、替换的事项，另编成目录十卷。又因为一百六十八年的史事分散在九百八十卷之中，文字繁多、文辞冗长，始末很难一眼看清，所以略存梗概，以便检索。现在创编《建隆至靖康举要》六十八卷，并附后总目录五卷。以上四种书合计一千零六十三卷、六百八十七册。此次进呈的书中，《纪》一册，《祖》八册；祖宗的盛德至善，难道只能止于一百篇吗？汇聚九朝三世各自所见的不同传闻，其中有些事情甚至流传着两种说法，只有以圣人的裁决来衡量，才能得到真实情况。臣搜罗收集这些材料，将近四十年，缀辑联结，超过一千卷；其中互相抵牾之处，臣哪里敢自信完全正确，精力也几乎耗尽。这部书如果不是仰仗大君的品评题识，恐怕难以逃脱众人的指责。汉孝宣帝亲自称制裁决疑难，旧例中以甘露年间最为高明；我神宗皇帝赐名并作序，治理和鉴戒之书没有比元符年间更为透彻的。臣得以预先承受皇帝的恩言，与前代正直贤臣相提并论，臣即使死去也不朽。乾道六年，奉旨将《续资治通鉴长编》一百七十六册交付秘书省，命其按照《通鉴》的纸样缮写进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千六十三卷〕 本传说：“李仁甫如经霜的松树、经雪的柏树，没有嗜好，没有姬妾侍从，也不置办产业。他一生都把生死置于文字之间。《长编》一书，他耗费了四十年心力。孝宗说他无愧于司马迁，叶适说春秋以后才有这样的一部书。” 《两朝国史》一百二十卷。这是宋仁宗、宋英宗两朝的国史，由史官王珪等人撰写。王珪字禹玉，是华阳人。详细情况见其文集。《仁皇训典》六卷。侍讲范祖禹撰写《元祐八年经筵所上》，共三百一十七条，大体也采用《宝训》的体例。《仁宗政要》四十卷。《王氏挥麈录》说：殿中侍御史张唐英曾经撰述《仁宗政要》四十卷，上呈朝廷。《请盟录》二十卷。《宋史》说，陈尧叟长期掌管机密，军队和马匹的簿籍全都能够周详记忆，于是撰写《请盟录》，共分三集。《神宗正典》六卷。蜀州张商英撰著。《通鉴巨编》。蒲江高载撰写《宋史》。他在家研读礼书，利用空闲阅览前代史籍，感叹熙宁、元丰、祐圣直到隆兴、乾道、淳熙年间，党派议论屡次变化，国家形势盛衰起伏而不稳定，于是深有感慨。便取诏制词令中的褒贬、朝廷议论中的是非，汇集编成《巨编》，并在后面附上自己的意见。大体以国史、实录、长编、会要作为依据；至于当时的诏旨、训词、奏章和奏疏，则从先贤文集、私家史书中仔细考核，互相参照。凡一百几十年的政治治乱，打开书就能明白地看到。《重修徽宗实录》二百卷，《思陵大事记》三十六卷，《阜陵大事记》一卷。都由丹棱李焘撰写。《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百卷，《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十一卷。工部侍郎、陵阳人李心傅，字微之，撰写。这些书大概与巽岩所作《长编》相衔接，他也曾从隆兴以后陆续编写；后来适逢蜀地发生战乱，书稿散失，再也找不到了。李心傅又有《孝宗要略》初稿二十二卷。《建炎复辟平江实录》一卷，《中兴备览》四十一篇。都由绵竹张浚撰著。《中兴十三处战功录》一卷。参政、眉山人李壁，字季章，撰写《中兴以来御寇立功惟此十三处》，编成一部书。这就是所谓司勋收藏其副本的书。开禧乙丑年，北方战事将要发生时，此书完成。

译《宋朝通典》二百卷。陈氏说：“没有注明姓名，有人说是魏鹤山所作；看起来只是刚开始草拟，还没有成书。凡是《通典》《会要》、前代书籍以及馆阁书目，都把它们列入类书。考察《通典》记载古今制度沿革，《会要》专门叙述典章故事，它们并不是类书。” 《四朝会要总类》五百八十八卷。李心傅编纂，把三部书合刻为一部，在蜀中刊刻。《宋朝治迹统类》七十三卷。眉山彭百川，字叔融，撰写。大略采用袁枢编排史事本末的条例，编成前集四十卷；中兴以后的事情编成后集三十三卷。《宋朝事类枢要》二百五十卷。陈氏说：“蜀人张和卿编集，分为一百五十门，大概是供举子答策使用的材料。” 《国史对韵》十二卷，《国朝事始》一卷。蜀公范镇撰写。吴仲庶曾称赞说：景仁怜悯后来的学者，他们虽然涉猎书籍传记，但如果问到本朝典章故事，就茫然无知。于是从太祖开创基业起，直到仁宗朝，摘取其中可以作为规矩和鉴戒的事实，用韵文编次起来。这就是这部书。《御览》三百六十卷，《御屏经史切要》十卷。《宋史·田锡传》说：田锡，字表圣，是嘉州人。他曾上奏真宗说：“陛下即位以来，用什么方法治理天下？臣愿意用皇王之道来治理。旧有《御览》，臣请求抄录四部书的要略，另外编成《御览》三百六十篇。陛下在处理万机之余，每天阅览一卷，一年左右便可读完。又请求摘取经史中切要的言论，编成《御屏风》十卷，放在御座旁边，那么国家治乱兴亡的鉴戒就常常呈现在眼前了。”皇帝下诏，命史馆把群书借给他。《帝学编》。范祖禹，字醇夫，编纂此书。书中把自古贤明君主直到宋代祖宗勤于学习的事迹编成篇章，用来劝导讲习。范淳夫在元祐年间任讲筵官八年，每逢第二天要讲书，前一天晚上便整理衣冠，庄严肃穆得如同面见皇帝，还让子弟陪坐，先在家里讲习一遍。平时他说话仿佛难以出口，但到了讲书时，便阐明古代义理，又结合时事作为劝诫，声音清亮，听到的人都受到振奋。东坡常说：“淳夫讲书，语言简洁而义理明白，灿然写成文章，是当今讲官中的第一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历代宰相年表》。李焘撰写。他的自序大略说：“古代所谓宰相，只有一人，起初从未让其他人参与分掌。尧以舜为相，舜以禹为相，禹以皋陶为相。皋陶死后，才以益为相。商汤以伊尹为相。传说中说仲虺做汤的左相，这种说法不足信。周家同时设置三公，但其中一公实际兼任冢宰，所以周公旦、召公奭辅佐成王，而承担保佑文王、武王所受天命的人，专属于周公旦。周公旦归居丰地后，召公奭才专门执掌政务。名义上是三公，实际上只有一位宰相。自秦以后，名分和实际逐渐混乱。间或有杰出非凡、享有贤相称誉、功业显赫、在当时著称的人，也必定是因为得到君主专任，任职时间长久，没有人参与分掌。所以权力集中于一人，没有人参与分掌，虽然后来奸雄可能借此肆意作恶，篡夺天下，倾覆国家、败坏家业，也无法禁遏。然而宰相一职最终不能分割，这是唐虞夏商以来形成的制度。那些人只看见赵高、王莽、曹操、司马懿造成的祸患如此惨烈，却没有察觉帝王因此而兴盛所得到的利益，其实也是非常广大的。他们不能返回根本来治理，反而怀疑末端，设置并列兼制的宰相，使他们彼此牵制，最终也就丧失了宰相的职权。” 如果任用宰相不能得到集中权力的利益，反而承受由此而来的祸患，这是君主不明智，并不是宰相的权力果真不能集中于一人。既然夺去宰相的职权，分割他的权力，那么所谓宰相就只不过是一个位居高位的有司罢了。他凭什么总领百官、治理万事、辅佐上天成就功业呢？凡是任用宰相，取的就是他的德行。所以说：‘只有伊尹和商汤，彼此都具有同一种德行。’舜、禹、皋陶相互命诏时，也一定勤勉地谈论德行。他们确实知道根本所在吗？如果不知道根本，那么选拔任用就会更加混杂而多头。选用混杂而多头，所以他们的称号也颠倒错乱，没有固定制度。有的人身居其位却不能听闻政事，有的人身处中枢、掌握权柄，身份却又是其他官职。名分和实际互相纠缠，贤能与不肖混杂。有时宰相多达十三四人，少时也不少于四五人。古代所谓宰相，难道会像这样吗？然而国家的治乱安危所系，今古并没有不同。哪些人能够成为宰相、哪些人会失去宰相之位，这些情况实在不能不知道。考察旧史，只有前汉和唐代颇有谱牒可考，其他朝代大多不完备，或有脱漏、简略、抵牾，已经迷失真实面貌。于是从旁搜求远取，推究前后，全部采用司马迁纵横贯通的写法，追溯编成年表，起于汉元，终于周显德。过去参与机务、掌握枢要的人，没有不列在其中的。” 事情有始有末的，就附载在下面；否则便略去。这样使这些人物和他们担任的官职都相互承接而不绝，考察宰相出仕、退处、升降进退的情况，天下的安危治乱也就呈现在眼前了。这难道不足以补足前代史书的缺文，揭示当今可以长久借鉴的远大教训吗？全书合计一千五百三十四年，分为三十四卷。” 《天禧以来御史年表》。仁甫自序说：“御史是执掌法度的官员，职责并不专在进言；但天禧年间的选任，却与谏官一同承担进言的责任。御台虽然有等级，但凡是道义上应当处理的事情，即使品级低的御史也可以直接办理。他们的权势和力量，又超过谏官。祖宗的圣明谋略和神妙办法，已经完备了。现在又从天圣年间开始，选取丞、杂、三院的姓名，全部列成年表。如果这些人一定由天子亲自选择，并且宰相能够宽容支持他们，才可能有所成就，这一点与谏官相同。” 《天禧以来谏官年表》。仁甫自序大略说：“古代从公卿大夫士直到工商之人，没有谁不承担进言的责任，各方面的意见汇集上达，由天子斟酌决定，从来没有把进言责任专门交给一个官职。把进言责任专交给一官，是汉武帝造成的失误。汉武帝确实不喜欢进谏的人，起初设置谏大夫时，尚且没有限定人数。东汉沿袭旧制而不改，后来才逐渐衰微。晋代直到江南诸朝，裁省了这个官职。拓跋魏又恢复设置，但人数也不可考。高齐依据《孝经》的文字，开始限定为七人。天下这样众多，敢于进言的却只有七个人，仍然足以治理国家吗？”恭敬地想，祖宗能够明察四方、通达民情，与虞舜相同，承担进言责任的官员并不止一人。天禧年间另设谏院，礼秩优厚而特殊，其他官职都不能相比。朝廷扩大言路，谏官、御史的权势和力量便同宰相相等。当时所任用的谏官、御史，一定选取天下第一流的人才；如果学术、才能、品行不能兼备，不是当代所推崇的人，就不能处在这个职位。有的人因选试失误而被任用，不久便遭淘汰斥退。进言恰当的人，往往不到十年就直接升为台辅，他们的姓名事迹都可以考见。唉，真是盛大啊！现在断定从天禧年间设置谏院开始，编作《谏官年表》，并把古今变化列为两说，附在后面。”

译《职官记》一卷。陈氏说：大理少卿、蜀人张演，字季长，撰写此书，专门记载新旧官制迁转的差异，也把寄禄官当作尚未解决的问题。《廉吏传》十卷。成都费枢，字伯枢，撰写。记载从秦至唐的廉吏共一百一十四人，宣和乙巳年作序。《嘉祐名臣传》五卷。张唐英编集，记仁宗朝贤臣五十多人，分别为他们作传；这只是《仁宗政要》中的一个门类。《续宋名臣言行录》。潼川姚希得，字逢原，撰著。《蜀中广记》卷九十二。●钦定《四库全书》。《蜀中广记》卷九十三。（明）曹学佺撰写。○著作记第三。史部。《蜀鉴》。中江吴昌裔撰写。此书汇集周、汉以来直到宋代，蜀道的得失以及出兵、取财的地方。《郭允蹈蜀鉴》一卷。序说：蜀地在《禹贡》中只属于梁州。周文王在岐山以西兴起，后来跟随周武王参加牧野之战的，是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解释者说，文王的教化施行于江汉流域所到之处，确实如此。夏、商、周三代以来，秦得到蜀地，因而兼并诸侯；汉高祖从蜀、汉出兵，平定三秦。诸葛孔明把天下分为三份，蜀汉仅有其中一份，却在季汉伸张大义。如果不是因为蜀地西接崤函，南连荆、吴，控制关河险要，具有天府的坚固；又合并吴、蜀的长处，占据上游的重要位置，那么它的险要虽能控制一方，地势形胜实际上关系到天下吗？南宋中兴渡江南迁后，东起吴地、西到蜀地，形成常山之势；前有褒斜，后有剑阁，拥有金城般的险固。朝廷于是深切关注西方，把蜀地看得如同头目，把保卫蜀地看得如同保存元气。世代经历百年，年岁经过三卯，外有虎狼吞噬的忧患，内怀赤地劳困的忧虑。而蜀地作为蜀地，已经不能与全盛时期相比了。文子长期在蜀地任职，亲身践履、亲眼见闻，因而触动了内心。闲居时深思，推演前人听闻，于是让资中郭允蹈辑成一编。全书起于秦国夺取南郑，终于王师平定孟昶，凡是地形的险隘阻塞、山川的险要，以及邻近雍地、接近荆地的情况，都考查旧史，核对图志，全部记在书中。” 西南夷成为蜀地后方的门户，尚未显现的忧患，也很难忽视罢了。对于可以作为鉴戒和效法依据的事情，又分条说明其始末附在书中。间或再讨论其中得失的关键，定为十卷。这样，一千三百年蜀地大事的大概情况，也可以在这里看到。唉！蜀地在天下九州中只占九分之一，得到它就能安定，失去它就会危险，窃取它就会灭亡。阅读这部书的人，可以从中得到鉴戒。端平三年十月初一早晨，昭武李文子作序。《剑南须知》十卷。巽岩李氏说：“眉山宋如愚撰写。第一、第二卷只是编集旧史，取舍有时不合条理。第三至第六卷共四卷，全部出自唐代樊绰的《蛮书》。第七卷以下，才是宋如愚自己撰写的文章以及所记的谋略。像熙宁年间买马的事情，确实是西南地区的重要问题，将来或许可以补充国史的缺漏。” 宋代王禹玉《文武贤臣治蜀编年志》一卷，杨备《恩蜀都故事》二卷，梁颢《蜀坤仪令》一卷，姜虔嗣《蜀杂制敕》三卷。都见于《宋史·经籍志》。晋代王崇《蜀书》。王崇字幼远，是梓潼人，学问渊博。蜀国灭亡后，他与陈寿一同进入京洛，成为三川地区的表率。他所著的《蜀事》与陈寿所记略有不同；他曾任蜀郡太守，也以诗赋闻名。《伐蜀记》。桓温撰写，记载东晋建元年间温氏平定李势之后的事。《李雄据蜀书》。江原人常璩撰写《崔鸿十六国春秋表略》说：“只有常璩所撰写的记载李雄父子据有蜀地时期的史书，寻访却没有得到，所以未能进一步整理完成，停笔至今，私下寻求已经七年了。这部书原本是在江南编录的，恐怕中原没有，不是臣个人的力量所能最终获得的。关于他们起兵和僭号的始末，那里也颇有记载；但得不到这部书，担心所编内容简略而不能成书，所以长久考虑上奏，请求下令沿边地区搜求采录。” 《明皇幸蜀记》三卷。唐代李匡文、宋代臣周宋居白撰写。起初，李匡文的记载写到明皇去世；周臣的记载止于明皇返回长安。两书叙事各有详略，周居白合并这两部记载，以周书为正文，析出李书作为注文；又取两篇序冠于篇首，再撰写遗闻，予以增广。《僖宗幸蜀记》一卷。王坤撰写，见《宋史》。《咸通庚寅解围录》一卷。唐代成都少尹张云景之撰写，记述南诏围城以及守御的事情。《前蜀记事》二卷。伪蜀学士毛文锡平珪撰写，起于广明庚子年，止于天福甲子年，共二十五年。毛文锡是唐代太仆卿毛龟范的儿子，十四岁考中进士，入蜀后出仕王建，官至判枢密院，跟随王衍进入洛阳后去世。《蜀武成永昌历》三卷。《宋经籍志》列在孙光宪名下；武成是王建的年号。《后蜀记事》十卷。直史馆、太常博士董淳撰写，只记载孟昶的事迹。《蜀记》一卷。宋代张守约撰写，记载孟昶最初投降，直到去世的事情。《蜀广政杂记》十五卷。蒲仁裕撰写；“广政”是■年号。《野人闲话》五卷。成都人景焕撰写，记载孟蜀时期的事情，有干德三年序。《蜀书》二十卷。李昊撰写。李昊字穹佐，出仕王衍，官至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历仕孟知祥父子，屡次升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监修国史。自孟知祥领有蜀地起，凡是章奏、书檄，都出自李昊之手。到这时，他把这些编成一百卷，名为《经纬略》，献给朝廷。广政十四年，《昶实录》四十卷修成。孟昶想取来观看，李昊说：“帝王不应阅读史书，臣不敢奉诏。”李昊自称是唐代宰相李绅的后代。孟昶与南唐李景交好，派臣子赵季札到江南，购得唐代李绅在武宗朝拜相的制书，回来赠给李昊。李昊非常高兴，大会宾客，宴饮费用无法计算，用帛二千匹酬谢赵季札，大概极其奢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