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程记一卷五代韦庄着见宋史

译《成都古今集记》三十卷。晁氏说：赵抃编纂。赵抃从庆历到熙宁年间一共四次入蜀，对蜀地的事情了解得很详细，于是摘录旧有事实，按类别编排，分为一百多个门类。当时是熙宁七年。赵抃自序说：我从庆历至今四次入蜀，蜀中的利害、实情和虚伪、风俗以及喜好厌恶，都看得清清楚楚，毫不怀疑。我曾说，前代士人编集摘录和记述事迹，不是失之于疏略，就是失之于漫无边际；不是失之于鄙陋浅近，就是失之于错杂混乱。治平末年，我曾取《续耆旧传》加以修订。去年陈和叔翰林寄信给我，让我撰写《古今集记》，另成一部书。这本来就是我早有的心愿，只是一直没有机会自行发端。于是我访求旧日长者，周遍咨询博学之士，按事类编纂，成书三十卷。不从蚕丛开始，而从《牧誓》中所说的庸蜀开始，是因为依据经书。既然依据经书，蚕丛本来不必记载，为什么后来又记载它呢？扬雄曾经记述过它，我不能舍弃不记，只是参考采用罢了。有些事情竟然出现几种说法，为什么呢？因为年代久远，议论难以详尽。从前齐太公在周朝任职，司马迁就有三种说法；存疑而传存疑，也是可以的。神怪、死生之类的事情，不能用来施教，为什么还要记载呢？我是要留给天下那些穷究事理的人。记载乱臣，是为了警戒小人；记载盗贼，是为了警示出行和往来的人；记载蛮夷，是为了把制服、驾驭他们的始末全部说明；最后记载讨伐蜀地的事情，使万世以后的人知道蜀地终究不能被轻易窃取。其中每一件事、每一样物产，都斟酌考订众书，厘清订正讹误，然后下笔。比如关侯墓，如今荷圣寺赫然挂有榜文，而僧人仁显所作《华阳记》说：墓在草场，庙在荷圣。这是亲眼所见的记载，应当舍弃其他说法而依从它。至于见闻和知识尚未达到的地方，编纂时还没有涉及的内容，也只是个人能力有限，不能要求面面俱到。但我私下认为，大概已经十有八九正确了。后来的君子，或许也会对此加以鉴察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范百禄作序说：“成都，是蜀地的都会；土地肥沃，百姓众多，各种物产丰富华美，被称为天府。丝帛等赋税足以从数路取得供给，形势严要、声望宏伟，远远超过其他郡。朝廷承接五位圣主所奠定的深厚基业，享有万年的安泰，明亮的光辉照耀远方，对这里的爱护与京畿辅郡相同。凡是选拔任用镇守长官，必定要选当时有名望和德行的人，中外都说他可以胜任，然后才让他治理这片土地；这种优厚驾驭西南的意图，概括起来实在远超古代，并不只是当今才如此隆重。蜀地之所以在天下受到重视，即使处在偏远角落、说着难懂方言的人也都知道；但其中能够用文字记载并长久流传的，过去的志书错杂混乱，近来的事情又缺漏断绝，几乎不足以彰显蜀地的重要。熙宁壬子年八月，朝廷下诏任参知政事赵公为资政殿大学士，第二次任职于此府。蜀地百姓向来被说成容易受到扰乱，稍有不同于旧常的事情，就必定牵动皇上的心。当时天子正忧悯地怜恤他们，所以不怕把赵公委任到远方。赵公兼程赶来，刚一到任，便整顿应当救济的事项，急切地顺应民心，平息纷乱，解除积累的负担，百姓于是欢喜愉悦。大家都知道天子覆育远方的恩意十分深厚，赵公也自认为适宜治理蜀地。恰好翰林学士陈公和叔寄信说：‘蜀地的事情值得观览，可惜它们逐渐坠落，默默无闻，不能显扬。’” 赵公感慨而对此留心，每逢政事稍有闲暇，就邀请博学多识的人士，与他们讲求旧有事实，采集过去的传闻；凡是亲耳听到、亲眼见到的，又同长老们相互参证，考察核实是非。从开国的起始、分野和星象，占州部的名号，到沿革变更的区别；各地镇山、浸水，山冈相连、水脉分属的详情；都城、城邑和外郭；神祠、佛寺；府署、寺院和宫室；学校、楼台和观馆；苑囿、池沼；各种创建营建的事项；门闾、街巷、市场；道路里程、亭舍馆驿；各方面的形势；以及神仙隐逸、技艺方术、先贤遗宅、碑刻题名；凡是各种事物中瑰丽奇异、细微琐碎的内容，全都记录下来。自秦汉以来，凡是担任守令而有显著政绩和风范的，共有若干人；自唐代至今，担任知府而多有宏大、博厚、端正、刚毅声望的，也有若干人。他们任职开始以及代替前任离去的年月，次序都清楚地记载下来了。蜀地所产生的伟大人物，千百年来从来不缺；他们泽被文化，杰出人才接连兴起，凭科举入选、以德行进身的人接踵入朝，数百年间没有一人遗漏。各种事物各有其长处，即使只有丝毫补益，实际上也足以成为一方盛大的景观。自古以来，僭越作乱的贼人乘百姓遭受凶灾而起，事情的变化各不相同，时间有久有近；关于他们招致寇乱的原因，以及王师平定灾难、使局势安定的经过，还有历代蛮獠叛服无常、中国驱除或羁縻他们的得失缘由，都足以作为预防意外和避免不利的明鉴。” 唉！既有政绩来使他的恩惠得到信服，又撰写此书来为后世树立法则，赵公在蜀地所做的事，可以说既实现了志愿，又使治道完备了。书写成后，共有若干篇，按类别编排，成三十卷，名为《成都古今集记》。让读到它的人相信蜀地在天下的重要地位，并不是虚妄的吧！

译《续成都古今集记》二十二卷。陈氏说：知府王刚中、字居正撰写。绍兴三十年，我曾亲手抄写《洛阳名园记》，并在后面题写道：‘晋代王右军听说成都府有汉代的讲堂、秦代的城池门屋楼观，感慨地遥想，想去游览一番。他给周益州的信，大概多次表达过这个意思。’近来吕太史感慨于宗少文所说的卧游之语，把前人记载各地人文胜迹的文字抄录成一编。他到亳社奉祀时，自己以为那是谯沛的真正源头，仿佛就在眼前；兖地的太极、嵩山的崇福、华山的云台，也都将通过卧游来游览。唉！胸怀着弧矢四方的志向，是高人达士的情怀，古今都是一样的。只是南北分裂，蜀地处在境内，虽然远方的祸患没有到来；只要前往，便能到达。亳、兖、嵩、华，相对于蜀地还算近在封域之内，想去又怎么能够呢？这样看来，太史的情怀真是可悲啊！我近来得到这部记，亲手抄写了一份，和《东京记》《长安河南志》《夣华録》等书一同收藏，时时自己阅览，这也算是卧游的意思吧。当时正值己丑年，蜀地旧境还没有遭受灾祸。七年以后发生了外族入侵的祸患，秦汉旧迹被焚毁荡平，今后能够看到的只有这两部记了，而它们的刻本也再不能得到。唉，真是悲痛啊！从前清献公删取张■〈青彡〉、句延庆、郑暐、卢求、周封等人的著作，编成《成都古今集记》三十卷。凡是兴废、迁徙，以及城郭、宫府、坊市、仓库、马厩、儒宫、佛室、仙馆、神祠、陵墓、渠道堤堰、楼台池苑的名称和数目，风俗的好坏，人物的善恶，方伯、监司的到任与离去，蛮夷、寇盗的兴起与消灭，木石的特殊奇异，虫鱼的变化怪异，没有不全部记载的。他采集所得并加以贯通编排，也确实勤勉而且详尽。从熙宁到现在，已经八十七年，值得记述的事情大概难以立即数清，但旧记没有人继续承接，所见所闻又说法不同，日子一久，恐怕终于湮没无闻，岂不可惜！晋陵胡承公曾经命属官讨论编次，还没有弄清头绪，不久便调任宣抚使，此事又中途停止。我来到这里将满一年，承蒙国家威势和法令，边境烽燧幸而平息，百姓也像从前一样安居，于是利用闲暇搜访、编纂，写成《续记》二十二卷。前记所载古事常常有差误，就加以辨别订正；遗漏的，就补充完整。清献公所说的‘知识有未达到之处，编纂有未涉及之处’，我当然也不能避免。或许也要等待后世君子来补正吧？”},{ 《成都古今丙记》十卷。宋代淳熙年间，制置使兼知府范成大撰写，自序说：“前记是赵清献公作于熙宁七年甲寅，共三十卷。关于蜀地最初的封建及分野，梁益州、剑南西川、成都府所属郡县名称的由来，以及建置废置、沿革变化的不同，考证得很详细了。后来过了八十七年，到绍兴三十年庚辰，王恭简公又续作此记，对其中的差误加以辨正，并补充所遗漏的内容。这两部记现在都完整保存着。续记完成距今才十八年，虽然应当记载的事情还不算很多，但恐怕从此日月渐久，后来的人难以考察，于是搜集亲见亲闻所及的事续加记载，命名为《丙记》。前两记已经记载的内容，一概不再重复。” 《成都古今丁记》二十五卷。淳熙年间，制置使胡元质，字长文，撰写，自序说：“《成都古今记》起始于熙宁甲寅年，是前任帅臣赵阅道搜集编成的，共三十卷。后来过了八十七年，到绍兴庚辰年，王时亨又撰写续记二十二卷。建置废置和沿革变化，无论细微还是重大、细节还是大事，没有不记载的。又过了十八年，到淳熙丁酉年，范至能又撰写《丙记》十卷。距离王时亨所作续记的时间还不远，虽然篇幅不如前一部续记多，但两书没有涉及的内容，这部书就记载得更详细。我在这一年秋天接替空缺，出任帅蜀之职，四路军民的事务都由我负责。蜀地长期困于征收输纳，酒类专卖税额虽然减少了，盐、茶的税课仍然很重。其他如边防、民政等事务，凡是应当施行的措施，以及兴利除害的事项，都有头绪可循，可以复核考察。我任职三年，编缀成《丁记》二十五卷，粗略完成了一部书。只是沈黎番部以及【原文疑误：绎骚踰时】才平定，事变的起因直到平息无事，因势筹划的经过始末都完整保存着，姑且等候议论确定，另编为一书。把成都四记合起来看，往事一下子呈现在眼前，所得已经超过一半了。” 《蜀人物志》。宝谟阁学士刘甲撰写。刘甲，字师文，是淳熙年间的进士，嘉州人。《剑南广记》四十卷。宋代龙州助教郭友直撰写。《宋成都志》。庆元年间，制置使建安人袁说友作序。作者不知道是谁。考察费著的话说：“全蜀的郡志，只有《成都志》有文类。”如今所见的《文类》五十卷，是袁说友搜集编成的，那么这部志书必定出自他的手笔，也就是他自己作的序。《元成都志》。至正年间，费著撰写《自序》说：“成都处在全蜀的上游地区，它的名称从西汉开始。按照《禹贡》，蜀地属于梁州的分野；岷山导引江水向东流，分出一条支流叫沱水，如今导江与沱已经成为成都境内的县、镇。这是三代以前地理志书中有文字记载、不可妄加否定的内容。周文王的教化施行于江、汉流域，江水有沱水，《诗经》中的《二南》在咏唱其他事物之前就先咏及了它。然而汉水汇入长江而朝宗，沱水依附长江而起兴。长江位列四渎之首，历代都在成都祭祀它的神灵，所以成都就是长江的源头，而荆州、扬州一带的长江只是它的下游罢了。考察大禹足迹和声教所到之处，考核文王美好教化施行的地方，再以武王‘逖矣西土’的誓言为证；谈论全蜀而上溯源头至成都上游的导江，那么还有什么比《诗经》《尚书》更可信、更有根据的呢？如果说三代以后，秦惠王攻伐蜀地，此后蜀才得以同中原相通；文翁在成都兴办学校，此后蜀才得以同齐、鲁相比，这种说法不从孔子删定的经书着手，只相信《史记》的记载，也正是学者的过错。如果说周王室衰微而诸侯反叛，蜀地凭借险阻自我安处，职贡废弛而文教衰落；秦惠王攻伐蜀地以后道路才通，文翁兴学以后风俗教化才恢复，这样说就可以了。如果舍弃《诗经》《尚书》，截断上古而只从秦、汉时期来论说蜀地，那是不可以的。全蜀的郡志大概有几十家，只有《成都志》保存有《文类》，但因战乱之后书版毁坏，已经不存在了。蜀地宪司的属官多方搜访，得到一两部抄本，于是相互参照考核、订正错误，只能勉强编成卷帙。郡县沿革以及人物、风俗等，也大致可以从中考察出来。于是召集工匠刻版印刷，以扩大它的流传。至于《文类》的详细内容，就有待后世喜好此事的人了。” 《青城山甲记》。晁氏说：这是伪蜀道士杜光庭宾圣编撰的。蜀地的水和山，凡是在青城山的，都完全依据道家的说法。《青城山乙记》一卷。范仲立撰写。

译《岷山异事》三卷。宋代史句台符撰写。《永康军志》，今为灌县。教授张增编。《茂州图经》。郡守史宪作序。《资中志》，今为资县。扈自中编，李折作序。《金渊志》，今为金堂县。郡守韩植作序。《龙门志》，今为龙安府。杨熹作序。《龙门续志》。宋之源作序。《阴平县记》，今为青川县所属。唐大中六年，周茵撰写。《嘉州志》二卷。本志序中说：“宋代吕勤任嘉州太守时，命张开编修《峨眉志》；后来吕昌朝又以《嘉州图经》加以增补扩充，编成《嘉州志》二卷。” 《嘉定志》。郭公益编纂。《续志》。林洁已编纂。《峨眉志》三卷。晁氏说：张开撰写。郡守吕勤命张开考订图经、传记和石刻，编纂成书，分为十四门。宋白、吴中复的诗文附在书后。《峨眉山记》一卷。《宋史新编》把这篇记载排在卢鸿之后。《荣州图经》，今为荣县。隆兴元年，李焘任太守，命教官勾演编纂。《武阳志》十卷，今为彭山县。陈氏说：“乾道六年，教授葛元隲撰写；太守廖迟，字元达，作序。” 《武阳志》二十七卷。何友谅撰写，见于《宋经籍志》。《眉州古志》。孙汝聴编纂。《通义志》二十五卷，今为眉州。《宋经籍志》载为赵善赣撰写。《通义记》。家安国编纂。《江乡志》，也是眉州的志书。张伯虞编纂，刘光祖作序。《临邛志》二十卷，补遗十卷，今为邛州。宇文绍奕撰写，见于《经籍志》。《雅安志》，今为雅州。李嗣文作序。《沉黎志》二十三卷，今为黎州。《宋史》载为王寅孙撰写。《戎州记》，今为叙州府。《唐书》载：李仁实撰写，顿邱人，官至左史。《叙州图经》三十卷。俞闻中撰写，见于《宋史》。《泸州地里书》。蒲江高载撰写。高载担任泸州录事参军时，州守吏部范君委托他修纂此书；文字删改详尽周密，当时受到重视。《江阳志》，今为泸州。教授李浚作序。《江阳谱》。永嘉人曹叔远编纂。《江州图经》一卷，今为重庆府。见于《新编》，未记载作者。《江州事迹》三卷。《宋史·经籍志》载为韩昱撰写。《南平志》，今为南川县。郡守赵彦迈作序。《南平郡图经》一卷。作者姓名佚失，见于《新编》。《涪陵记》一卷，今为涪州。《宋史》说由冯忠恕撰写。《古涪志》十七卷。《宋经籍志》说由王宽夫撰写。《龟陵志》，今为涪州。杨兴作序。《龟陵新志》。郑鉴撰写。《忠州图经》一卷。《新编》记载作者姓名佚失。《南宾志》，今为忠州。樊汉炳作序。《平都山仙观记》二卷，今为酆都县。见于《宋经籍志》，作者及时代不详。《垫江志》三十卷，今为合州。郡守任逢编纂，见于《宋史》。《靖南志》，今为荣昌县。太守黎伯巽作序。《珍州图经》三卷，今为遵义府真安州。见于《宋经籍志》，作者姓名佚失。《夔州图经》。故相国安阳公源乾曜任参军时编修。《夔旧图经》。李国纬编纂。《夔州图经》四卷。《宋经籍志》载为刘德礼撰写。《夔州志》十三卷。《新编》说由马导撰写。《通川志》十五卷，今为达州。《宋史》载为马景修撰写。《大宁监图经》六卷。《宋史》说不知道作者是谁。《南浦志》，今为万县。赵善赣编纂。《万州新志》，也是万县的志书。王子申作序。《梁山军图经》，今为梁山县。教授黄震仲编纂。《阆苑新记》三十卷，今为保宁府。《新编》记载由王震撰写。《隆苑记》，也是保宁府的记载。宋陟撰文。《阆苑前记》。何求撰文。《阆苑续记》。曹无忌《文保宁志》中说：“宋代阆中人何求认为宋陟的《隆苑记》内容疏略，于是搜集编次成三十卷，名为《阆苑记》。后来同县人曹无忌又续编为二十六卷。这部书从元符三年开始修纂，到绍兴二十五年完成。” 《宁武志》，今为广元县。邹卿作序，杨炎正编纂。《清化前志》，今为巴州。教授刘甲编纂。《清化续志》。教授李钧编纂。《果州图经》五卷，今为顺庆府。见于《宋史》，没有作者姓名。《开汉志》，也是顺庆府的志书。郡守朱繁作序说：“纪将军信加封的诏书中有‘实开汉业’之语，所以修建楼阁并命名为‘开汉’。”《郡志》的书名也题作《开汉》。《广安志》。嘉定改元时，郡守廖唐英作序。《宕渠志》二卷，也是广安州的志书。没有编纂者姓名，也没有郡守题名，以及仙释、诗文等类别。《蓬州志》五卷。秘书少监、剑门人罗畸，字畴老，撰写此书，共分十五门。崇宁四年作序。《梓潼古今记》，今为潼川州。淳熙年间，郪县县令孙汝聴撰写。《梓潼风俗谱》。元祐年间，教授石庆嗣撰写。《新潼川志》。刘甲作序。《潼川府图经》十一卷。《宋史新编》，袁观撰写。《遂宁志》。马崇文作序。《普慈志》三十卷，即今安岳县。宋代郡守杨泰之撰写，杨泰之是青神人。《西南夷事状》二十卷，《西戎记》二卷。都由唐代韦皋撰写。《西南备边录》十三卷。陈氏说：“唐代宰相李德裕，字文饶，太和年间镇守蜀地。他所作的记录，里面州县城镇以及军队粮饷的数目，大致都记载齐全了。” 李巽岩说：“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有一卷，与《崇文总目》相符。难道在嘉祐以前就已经散失了吗？李德裕的深谋远虑，即使到今天仍然可以采用；可是保存下来的只有这些，实在可惜。” 《西南备边志》十二卷。陈氏说：“嘉定年间进士邓嘉猷撰写。绍兴末年，犍为有蛮族扰乱边境。起初没有人知道他们属于什么种族，后来有能够辨认的人，认出他们是虚恨蛮。当时蜀地边境已经很久没有战事，蛮族离去以后，朝廷仍为此忧虑，诏令有关官署筹划经营。邓嘉猷上起秦汉，下至本朝，凡是史书传记所记载的蛮族之事，全都写入书中。当时正值乾道年间。他撰成志九篇、图一幅。” 《边和录》五卷。陈氏说：“承议郎、河东人陈伯强撰写，记载胡世将承公宣抚川陕的事迹。” 《西南条著》。赵瞻撰写。赵瞻任威州知州时，认为威州、茂州杂处着许多獠人，地势险要而难以守御，不如合并二州，在汶川设置郡治，于是分条详细写成一书。后来熙宁年间经营西南地区，便向赵瞻取来此书加以考察。《益部方物略记》。宋代端明殿学士、吏部侍郎、知益州安陆人宋祁，字子京，作序说：“益州是西南的一大都会，左边有剑门阻隔，右边背靠夷番；内部平坦开阔数百里，长江环绕四周，重重山岭包裹其外。川地和陆地蓄积的旺盛气势，受到阻碍而不能向东，于是回旋冲荡、蜿蜒曲折，反过来承负这一方土地。这里有珍奇的树木、怪异的草类、鸟兽鱼类，以及芋头和稻米的丰饶。每日有晴有雨，气息温和，吐纳秀美之物，层层出现、杂然显现，形状多得难以尽述。这大概是岷山凝聚精气、蕴藏灵秀，在这片土地上显示出完备富饶、瑰奇美丽的缘故吧。”嘉祐建元的第二年，我来到这里主持州政，得到东阳人沈立所记录的剑南方物二十八种。我按照名称寻找实物，仍未能全部见到，所以遍访西方人士，又增加了几十种，排列起来并绘成图。每种物产都作赞语，图画用来呈现形状，赞语说明它产生的原因。于是改名为《益部方物略记》。凡是东方没有的，或虽有而形态特异的，都予以收录，希望有助于了解风土，也算汇聚丘陵遗存之意。” 《三川官下记》二卷。宋敏求撰写，见《宋史·经籍志》。

译《续东京至益州地里图》若干卷。《宋史》记载为李常所作。李常字公择，是苏轼的朋友。《峡程记》一卷。五代韦庄撰写，见《宋史》。《峡山履平集》一卷。司马俨撰写，见《宋经籍志》。《峡山利涉集》一卷。潘子韶撰写，见《宋史》。《蜀北路秦程记》一卷。《宋史》记载为陈延禧撰写。《吴船录》一卷。范成大，字至能，撰写《公自蜀帅东归纪游》，取“门泊东吴万里船”一句为书名。《蜀中广记》卷九十六。●钦定《四库全书》。《蜀中广记》卷九十七。（明）曹学佺撰写。○著作记第七。集部。《蜀国文英》八卷。王蜀嘉州司马刘赞编纂，见《宋经籍志》。《成都文类》五十卷。宋代庆元年间，制置使建安人袁说友编纂。他的自序说：“天地间深藏的奥秘，发显出来成为名山大川；山川的秀美灵气，收聚起来成为文章辞藻。二者相互抗衡而共同发扬光明。两京三都的赋，摹写天地，描绘山川，使道德光彩灿烂，照耀天庭，润饰金石，和谐如韶濩之乐，并与天地造化一同流行，在宇宙之间显得盛大。千百代以后，人们知道有两京三都，正是因为有这些文章。既然如此，天地山川难道可以没有这样的文章吗？难道可以不把这样的文章流传下去吗？益州本来就是大都会，有江山的雄伟，有文物的繁盛；奇观绝景、仙人游踪、神灵遗迹，以及一草一木、一丘一壑，经名公才士、骚人墨客探寻奇异、吐露芳华，声音流传，文章畅达，散布在人间，哪里能一一数清呢？这些情况，我来到这里三年，也已经大略看到了。有人说：两京三都凭借赋而流传，如果没有流传，这些文章就会湮没。那么自汉代以来，那些以益州为题材创作的文章，今天难道唯独不可以流传吗？有益都，就有关于益都的文章；这些文章流传，益都也就流传了。因此我嘱托僚属，搜取各地史策，汇集碑刻文字，凡流传下来为人所称道的，以及朋友们所见所闻的，无论大篇雄文、英伟辞章、华美语句，折中法度、极尽光耀，凡是以益州为题材的文章，全都登载并汇编在一起。” 上起汉代，下至淳熙年间，所收文章共有一千多篇，分为十一类，编成五十卷，益州的文章至此就完备了。唉！后世的士人，难道没有像司马子长那样泛舟湘水、沅水，经过巴蜀而撰写《史记》的人吗？难道没有像杜少陵那样登上瞿唐峡，经过夔州、梓州，作《雪赋》的人吗？又难道没有像田游岩那样从西蜀经过荆楚，长期徜徉于山水之间的人吗？假如后来又有像这几位公卿一样的人，来访察这个益州，披览这些文章，那么就会知道，在天地开辟闭合、广大无边的范围内，有一个所谓蜀；在蜀六十州、纵横五千里的范围内，有一个所谓益；在益都汇聚无量江汉之灵气的范围内，有一种所谓文章。这些难道不就在本书中吗？这部书若能流传，或许就不辜负益州了。” 《固陵集》二十卷。宋代广都人费士戣，字达可，撰写。嘉定年间任夔州太守，编集辖区内的山川、建置、碑文、记、颂，成为二十卷；其中大半是夔门的文献，在邻县的约占十分之二三。《成都古今诗集》六卷。章楶编纂，时代和籍贯不详，见《宋史·经籍志》。《嘉定诗》。王象之《舆地碑目》说：“岑参任嘉州时编纂。” 《汉司马相如集》二卷。后人取司马相如的《上林赋》《难蜀父老》《文》以及《封禅颂》等作品，编辑为上下两卷，现刻入《汉魏丛书》。《文心雕龙》说：“司马相如含笔构思，以《上林赋》中繁多的事类形成艳丽文采。又说：‘相如的《难蜀父老》，文辞明晓而有说服力，广泛具有移檄文的风骨。’又说：‘相如的《封禅》，文采郁盛，成为同类文章的开端。’它表彰事物的开端，叙述帝王，彰明玄妙符瑞，映照宏大功业；使前古的盛事在当今之下驰骋，使历代圣人的美德在其上飞腾；用祥瑞歌咏它，用介丘之礼赞美它。这是他的绝笔之作，确实是革故更新的文章。” 《王子渊集》。王褒字子渊，是资中人。《汉书》记载，益州刺史王襄让王褒创作《中和乐》和《职诗》，用来宣扬风化，于是把他推荐给朝廷。皇帝下诏征召王褒进献《圣主得贤臣颂》，汉宣帝称赞他的文章，命他待诏，随从皇帝出巡，多次创作歌颂之辞，所受赏赐很多。王褒曾作《洞箫颂》，汉元帝还是太子时，命后宫贵人都诵读它。王褒又曾在未显达时客居湔水之上，戏作《僮约》一篇。刘勰说：“王褒是《髯奴券》的楷模。” 《杨子云集》五卷，《别传》一卷。晁氏说：古代没有《雄集》。宋代谭愈喜爱扬雄的文章，担心它们散见于各种篇籍，彼此分离而不相连，于是加以搜集编缀，得到四十多篇。又说：从父詹事公以道杂取各书所记载的扬雄遗闻，编成一卷，并系以赞语。《文心雕龙》说：扬子云对辞人的用心最深。看他的境界幽深遥远，搜求选择瑰丽辞藻，竭尽才力深入思考，所以能够义理丰富而文辞坚实。” 《反离骚》一章。《汉书》说，扬雄每次作赋，曾经以司马相如为仿效的范式。他又认为屈原的文章超过司马相如，却至死不能被容纳，于是作《离骚》，投江而死。扬雄便作此书，往往摘取《离骚》的文字而反过来改写，从■〈山昬〉山投身江流，以凭吊屈原，命名为《反离骚》。又仿照《离骚》作《重》一篇，名为《广骚》；又仿照《惜诵》以下直到《怀沙》的篇章作一卷，名为《畔牢愁》。《畔牢愁》和《广骚》的文字大多没有流传，只有《反离骚》被收载。《二十四箴》一卷。《文心雕龙》说：扬子云考察古事，开始以《虞箴》为范本。晁氏说：如今广德刊刻的本子，与文集校对后，缺少《司空箴》《尚书箴》《博士箴》《太常箴》四篇。文集中现存的作品，都依据《古文苑》；但这四篇箴文，有人说是崔骃所作，有人说是崔瑗所作，怀疑难以考明。《演连珠》一卷。《文心雕龙》说，扬雄深入思考，文章广博，事业深厚，综合铺陈琐碎的文章和细小的言语，创始作成《连珠》。它所写的事情虽然细小，却明白润泽。《汉何汶集》。何汶是郫县人，何英的孙子。文集中有《世务》三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