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一百九

译列传第一百九 卫次公，儿子卫洙；郑絪，儿子郑祗德，郑祗德的儿子郑颢；韦处厚；崔群；路随，父亲路泌。卫次公，字从周，是河东人。他的器度和神韵温和高雅，刚过二十岁就考中进士。礼部侍郎潘炎认为他是国家的栋梁，提拔他列入上等。参加铨选时，礼部侍郎卢翰赞赏他的才干，补任崇文馆校书郎，改任渭南县尉。次公擅长弹琴，京兆尹李齐运让自己的儿子同他结交，想让次公教儿子弹琴。次公拒绝了，因此终身不再弹琴。严震镇守兴元时，征召他任从事，授任监察御史，转任殿中侍御史。贞元八年，征召为左补阙，不久兼任翰林学士。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去世，当时东宫太子的病情正十分严重，仓促间召翰林学士郑絪等人到金銮殿。宦官中有人说：“宫中商议，继承人还没有确定。”众人没有答话。次公立即说：“皇太子虽然有病，但身居嫡长之位，内外人心都归向他。如果实在不得已，应当立广陵王。若有其他图谋，祸乱和灾难就不会停止。”郑絪等人随即附和他，众议才得以确定。顺宗处于谅闇服丧期间，外有王叔文等人掌握权力、培植党羽，朝廷再也没有正常的制度。次公与郑絪同在内廷，纠正匡正了许多事情。他转任司勋员外郎。过了很久，以本官身份主持制诰，获赐紫服和金鱼袋，仍任学士，暂代中书舍人。不久主持礼部贡举，排斥浮华之士，提拔忠贞朴实的人，不因当时的势力而动摇。正式任中书舍人，仍兼任史馆修撰，升任兵部侍郎、知制诰，又兼任翰林学士。他与郑絪交好，适逢郑絪罢免宰相，次公被降为太子宾客，改任尚书右丞，兼管户部事务，授任陕、虢等州都防御观察处置等使。他请求减免三百万钱，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政绩闻名于朝廷。征召为兵部侍郎。选人李勣、徐有功的孙子，名字列在黜退名单中，次公召见他并对他说：“你的祖先在王府建有功勋，怎么能受通常规矩的限制呢？”于是给他优厚的官秩，遣送他离去。改任尚书左丞，受到的恩宠和礼遇很厚。皇帝正准备任命他为宰相，已经命翰林学士王涯起草诏书。当时淮夷驻军已久，次公多次上疏请求罢兵。恰好捷报送到，任相的诏书刚要发出，宪宗命令追回诏书。于是出任淮南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兼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元和十三年十月，任期届满回朝，途中患病去世。追赠太子少保，享年六十六岁，谥号为“敬”。次公从年轻时入仕，历任高官，操守和志趣始终如一，受到众人推重。儿子卫洙考中进士，娶宪宗的女儿临真公主为妻。屡次升迁至给事中、驸马都尉、工部侍郎。郑絪，字文明。父亲郑羡，任池州刺史。郑絪年轻时就有非凡的志向，喜好学习，擅长写文章。大历年间，有张参、蒋乂、杨绾、常衮等具有儒学盛名的人，都与他相知并器重他。郑絪考中进士，又考中宏词科，授任秘书省校书郎、鄠县县尉。张延赏镇守西川时，征召他任书记；入朝后授任补阙、起居郎，兼任史职。不久，升任翰林学士，转任司勋员外郎、知制诰。德宗在位时，他任内廷职务十三年，谨慎谦恭，德宗待他很厚。贞元末年，德宗去世，顺宗刚即位，遗诏迟迟没有宣布。郑絪与同僚卫次公秘密陈述正直的意见，宦官不敢违背。等到王伾、王叔文结党专权时，郑絪又能守道自持，保持中立。宪宗监国时，升任中书舍人，仍任原职学士。不久授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任集贤殿大学士，转任门下侍郎、弘文馆大学士。宪宗初年，振作精神寻求治理之道，郑絪与杜黄裳共同掌握国政。杜黄裳多有决断，首先建议诛杀惠琳、斩杀刘辟以及采取其他处置措施。郑絪谦逊沉默，大多不参与政事，因此被降职为太子宾客。出任岭南节度观察等使、广州刺史、检校礼部尚书。以廉洁治理著称。任工部尚书，转任太常卿，又任同州刺史、长春宫使，改任东都留守。入朝后历任兵部尚书，不久出任河中节度使。太和二年，入朝任御史大夫、检校左仆射，兼任太子少保。郑絪凭借文学才华进身，性情恬淡，历任显贵官职，出入朝廷内外超过四十年。他所任职位虽然没有显赫的称誉，但守道笃厚，沉醉于喜爱古代典籍，与当时博闻好古的人士交游，讲论名理，当时人都仰慕他的高尚德行。文宗即位后，他因年老力衰，多次上表请求退休，于是以太子太傅的身份退休。太和三年十月去世，享年七十八岁，追赠司空，谥号为“宣”。儿子是郑祗德。郑祗德的儿子郑颢考中进士，起初授任弘文馆校书郎。升任右拾遗、内供奉，诏授银青光禄大夫，升任起居郎。娶宣宗的女儿万寿公主为妻，授任驸马都尉。历任尚书郎、给事中、礼部侍郎。主持贡举两年，选拔和提拔了许多被埋没的人才，至今仍受到称赞。升任刑部、吏部侍郎。大中十三年，任检校礼部尚书、河南尹。郑颢居住在外戚聚居的戚里，有器度。大中年间，他所受的恩宠无人能比。宣宗去世后，他追念感怀宣宗的恩遇，曾作诗并写序说：“去年寿昌节，我到麟德殿上寿，回来后在长兴里的宅第暂歇。白天昏昏沉沉地睡去，梦见和十几个人在别馆纳凉。馆舍清幽洒落，我们一起联句作诗。我作了几联，同行的人都非常赞赏。醒来后，不能全部记住各联，只记得十个字：‘石门雾露白，玉殿莓苔青’，于是把它写在廊柱上。我私下觉得这些话不吉祥，不敢告诉别人。没过几天，宣宗病重，停止朝会；等到皇帝去世，我才明白这件事。追念皇帝对我的恩遇，于是续写‘石门’的诗句，作成十韵：‘隔年又逢流虹节，归来的车驾驶出宫门。奔波劳碌以消解暑热，清幽洒落梦游异境。这样的境象并未亲自到过，崇高庄严之处过去也未曾经历。太阳车上的三足乌收敛翅膀，风吹动鹤鸟飘扬的羽翎。奇异园苑中人们争相聚集，凉台之上文笔不停。石门雾露白，玉殿莓苔青。若不是灾祸的先兆，怎么会在梦中想到幽冥？御炉空置，仪仗和御马寂然；华盖背负着云亭。白日转眼成为千古，金匮秘藏的遗诏使九龄永闭。小臣悲哀至极，停笔之时，在湖上对着青萍哭泣。’”不久，郑颢也去世了。韦处厚，字德载，是京兆人。父亲韦万，任监察御史，担任荆南节度使的参谋。韦处厚原名韦淳，为避宪宗的名讳，改名处厚。他幼年就有极其真挚的性情，侍奉继母以孝顺闻名。父母去世服丧时，他在墓旁搭建草庐居住。服丧期满后，游学长安。他通晓《五经》，广泛阅览史籍，文思丰富而奔放。

译元和初年，他考中进士，又应贤良方正科，考入优等，授任秘书省校书郎。裴垍以宰相身份监修国史，上奏请以他原职充任直馆，改任咸阳县尉，升任右拾遗，并兼任史职。他修成《德宗实录》五十卷并进呈，当时称为信实的史书。转任左补阙、礼部考功二员外郎。早年就受到宰相韦贯之的器重，当时韦贯之因议论军事不合皇帝旨意而被调出任职，韦处厚因与他交好受到牵连，出任开州刺史。入朝授任户部郎中，不久以本官身份主持制诰。穆宗认为他的学问有师法可循，召入翰林，任侍讲学士，改任谏议大夫，又改任中书舍人，仍照旧侍讲。当时张平叔凭借谄媚逢迎和诙谐取宠，迅速升迁，从京兆少尹做到鸿胪卿、判度支，不到几个月，便由皇帝直接授任户部侍郎。张平叔通过征收财利迎合穆宗的心意，想借此求得大任。他认为榷盐的旧法积弊已深，主张由官府专卖盐，可以使国家富裕、军队强盛，劝导农民积聚财货，于是上疏陈述利弊十八条。皇帝下诏将他的奏疏交给公卿议论。韦处厚据理反对，认为张平叔所列条目不周全，考虑不够详尽，原以为有利的措施反而会造成祸害，原本想简便的办法最终会变得烦琐，于是选取其中尤其不可行的条目，提出十个难题加以诘问。张平叔当时善于倾巧取媚，很受恩宠，自以为所说的话没有不被允许的。等到韦处厚分条驳奏，穆宗称赞说好，命人把奏疏给张平叔看。张平叔理屈词穷，无法回答，这件事于是搁置了。韦处厚认为幼主荒废政事，不亲自处理政务，自己既处在进言劝谏的职位上，就应当设法启发引导皇帝的心性，于是选取经书中的义理和雅正言论，按类别编排，编成二十卷，称为《六经法言》，进献给皇帝。皇帝赏赐他缯帛、银器，又赐给他金印紫绶。因为《宪宗实录》尚未完成，诏令韦处厚与路随兼任史馆修撰。实录尚未完成时，允许二人轮流入宫，并免去通常的参见朝会。韦处厚不久又暂代兵部侍郎。敬宗继位后，李逢吉掌权，他一向憎恶李绅，于是罗织罪名陷害他，李绅将遭遇不可预测的灾祸。韦处厚与李绅都是没有依靠、凭自身才学进身的同年进士，心中很为他受到的牵连而悲伤，于是上疏说：臣私下听说朝中有人结党议论，说李绅被贬黜还不够重。臣蒙受皇恩极深，职位又是负责顾问的，事情关系到圣德，不应当不说。李绅受到先朝奖赏任用，提拔入翰林，没有可记录的过错，也没有该杀的罪行。如今群党得势，谗毁嫉妒大肆兴起。询问人们的真实情感，大家都十分惊叹震骇。《诗经》说：‘谗言纷纷，织成华丽的锦绣。那些进谗的人，也实在太过分了。’又说：‘谗言没有止境，交相扰乱四方诸国。’自古以来的帝王，没有疏远君子、亲近小人却能达到太平的。古人说：‘三年之内不改父亲的正道，可以说是孝了。’李绅是先朝任用的大臣，即使有罪过，也还应当洗清污点、涤除瑕疵，念及旧日功劳而忘掉过错，以成就不改父道的美名。如今李逢吉门下的旧吏遍布朝廷，侵凌诋毁、加以诬陷，什么话说不出来？这样贬处李绅，仍然太轻了。这大概就是曾参的母亲听到谣言后曾怀疑儿子杀人，以及先师孔子告诫不要因拾取尘土般的小事而轻信谗言的道理。伏望陛下出自圣明的思虑作出决断，不被奸邪迷惑，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建中初年，山东归向教化，只因宰相结党，向上辜负朝廷。杨炎替元载报仇，卢杞替刘晏报怨，导致战争接连、灾祸相结，天下不得安宁。恳请圣明察知臣的愚诚。” 皇帝明白了这件事，李绅得以免于死罪，贬为端州司马。韦处厚正式任兵部侍郎，在思政殿谢恩。当时昭愍皇帝放纵任性，多次外出打猎游玩，每月临朝不过三四天。韦处厚借谢恩的机会，从容奏说道：“臣有大罪，伏请当面陈述。”皇帝说：“为什么？”韦处厚回答：“臣先前任谏官，不能在先朝冒死进谏；先帝纵情于打猎和女色，以至不能长寿，臣本应被诛杀。然而臣没有冒死进谏，也是因为陛下当时在东宫，年龄已经十五岁。如今陛下的皇子才一岁，臣怎么还能再次逃避因不死谏而获罪处死呢？”皇帝深深体会并明白了他的意思，赐给他锦帛一百匹、银器四件。宝历元年四月，群臣为皇帝上尊号，皇帝到殿上接受册封并大赦天下。李逢吉因为李绅的缘故，起草的赦文只说已经量移的左降官可以量移，没有说尚未量移的左降官，显然是想使李绅不能享受这一恩例。韦处厚上疏说：“臣看到赦文条款中，有些左降官不能得到恩泽。宽赦罪人的原则，未能充分施行。臣听说众人都议论，李逢吉害怕李绅得到量移，所以才有这一条。如果这样，那么近年以来被流放贬谪的官员，就会因为李绅一人而都不能量移。这件事关系重大，岂敢不说？李绅受到先朝奖赏任用，曾任内廷官员，自从被贬后，一直没有蒙受恩赦。古人说：‘君主应当记住臣下的功劳，忘掉臣下的过错。’管仲曾被囚禁，齐桓公却举用他为国相；冶长曾被拘禁，孔子仍选他作女婿。有罪之人尚且应当洗涤罪过，无罪之人怎么可以终身受牵累？何况这是皇帝尊贵的名号、盛大的称号，册封礼仪是重大典礼，天地百神都在鉴察，亿兆百姓和八方之人都在瞻仰拥戴。恩泽不能广施，实在不合适。臣与李逢吉一向没有仇怨，也不是李绅的亲党，所议论的是国家大体，所陈述的是至公之理，伏请圣上慈悲，察知臣的忠心。倘若蒙准许，还希望宣布交付宰相，将近年以来所有被贬的官员都编入赦文条款，令其依照旧例，可以量移到近处。” 皇帝看了奏疏，明白了其中的事情，于是追回并修改赦文，李绅才得以享受赦免的恩例。韦处厚任翰林承旨学士，每当起草诏书，都能符合皇帝的旨意。他常奉紧急诏命，到宣州征取鹰隼，到杨州、益州和两浙搜求奇异的文绫锦缎，都上疏抗议而不奉行诏命，并且引用前次赦书作为依据，皇帝都认可他的奏疏。宝历末年，突然发生了宫廷变故。文宗平定并安抚内难，诏令将要下达，但具体安排尚未确定。韦处厚听说变故后赶来，公开说道：“《春秋》的法则是大义灭亲，宫廷内部的恶事一定要记载下来，以此明辨逆与顺。端正名分、讨伐罪人，在道义上有什么可嫌疑的？怎么可以犹豫不决，因有所避讳而不言！”于是奉行藩镇的教令办理此事。当晚，关于处置事变和即位礼仪的诏令来不及责成有关官署办理，全都采纳了韦处厚的意见。礼仪举行之后，都符合旧有章法。韦处厚因辅佐皇帝即位有功，不久授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加授银青光禄大夫，进爵灵昌郡公。韦处厚处在宰相职位上，致力于救济时局，不替自己谋划。朝廷内外的官员补授，都安排得很恰当。

译起初，贞元年间，宰相齐抗上奏请求裁减冗员，罢免各州别驾；京城各部门中本应调任别驾的人，多被安置在朝廷官员之列。元和以来，两河地区用兵，那些立有战功的偏将副将，往往被提拔到朝廷官员的行列。大多用储备待选的王官混杂补授，他们都穿着盛装赶赴朝廷，朱衣紫服挤满道路。任职日久应当升迁，以及任期届满、闲居待选的人，常有几十人，奔赴中书省和宰相的私宅，肩挨肩地等候拜见，言辞请托十分繁多。等到韦处厚执掌政权，又上奏设置六雄、十望、十紧、三十四州的别驾来安置他们。这样清正的官员不再混杂，朝政清明肃整。文宗勤于听政，但在决断方面反复不定。宰相奏报事情得到批准后，往往又中途改变。韦处厚常常独自上奏说：“陛下不认为臣等不才，任用我们为宰相，让我们参与议论国家大政。凡有奏请，起初承蒙采纳，不久却改变圣意。如果这是出自陛下自己的心意，就是表示不信任我们；如果是出自外间的横议，我们还凭什么称为宰辅？况且裴度是功勋卓著、德望深厚的老臣，历经辅佐四朝，勤勉尽忠，深得人望，陛下本应亲近器重他。窦易直为人善良厚道，忠心侍奉先朝，陛下本应信任委托他。微臣才疏，首先蒙陛下提拔任用，并非出自其他门路；既然进言不被听从，臣应当先行退职。”说完立即走下台阶，拜了两拜，请求辞职。皇帝惊觉地说：“何至于这样呢！你的志向和功业，朕一向了解；提拔任用你为辅弼，百官的职责都能因此得到举措。即使朕有所失误，你怎么能突然辞职，来显明朕的德行浅薄呢？”韦处厚谢恩离去，走出延英门后，皇帝又命人把他召回，对他说：“凡是你想说的，都应当尽管进言。”韦处厚于是趁机进言，说明应当彰显善行、憎恶恶行，并把一切归于法制，共说了几百句话。又说裴度功勋高、声望重，为人尽心尽责而且刚直，应当长久任用，可以壮大国威。皇帝全都听从采纳。从此宰相上奏政事，群臣不敢再妄加议论。不久，沧州的李同捷叛乱，朝廷增派军队。魏博的史宪诚内心犹豫不定，裴度因为与他是旧交，主动承担责任，对史宪诚毫不猜疑。史宪诚曾派亲信属吏到中书省请示事情。处厚对他说：“晋公在皇帝面前以全家百口为你担保，使你主持事务；我处厚却不这样做，只等着看你的作为，自然有朝廷的法典处置你。”史宪诚听说后非常害怕，从此竭力归顺，最终在沧州之战中立了功。他又曾认为治理财务、节制开支是国家的根本，于是撰写《太和国计》二十卷进献朝廷。李载义多次击败沧州、镇州两军，士兵每逢俘获人员，往往派人剖杀肢解。处厚写信劝告他，李载义深深认同他的意见。从此，沧州、镇州俘获的活人都被发配到遥远的地方服役，前后使数百千人保全了性命。韦处厚在家中处事随和，好像不能胜任重任；但到了朝廷上直言进谏、陈述政见，以及统辖驾驭属吏时，却刚强坚定、屹然不可动摇。他的体貌并不魁梧伟岸，看起来像十分懦弱的人；然而众官来请示事情时，都相互顾盼而心怀畏惧，即使与他交谈很久，也不敢私下求见。他急于任用人才，尤其酷爱文学。曾因痛心前代有人被浮泛的议论牵连而废弃，所以选拔人才时，往往舍弃小过而录用他们，也因此受到当时人的讥议。他一向相信佛教的因果报应，晚年更加厉害。家中藏书超过万卷，大多亲手刊刻校订。他奉诏修撰《元和实录》，尚未搁笔去世；其中体例和取舍，都是韦处厚创立起来的。太和二年十二月，他因在延英殿奏对，正与皇帝面对面近前说话时，忽然奏道：“臣的病发作了。”随即退下。文宗命宦官扶他出去，他回到宅第的当晚就去世了，享年五十六岁，追赠司空。韦处厚掌握国政两年，所提出的辅弼谋略颇得当时声誉，众人都为他的去世感到惋惜。崔群，字敦诗，是清河武城人，山东的著名大族。十九岁考中进士，又通过制策考试登科，被授为秘书省校书郎，屡次升任右补阙。元和初年，召入任翰林学士，历任中书舍人。崔群任内职时，常因直言和正论闻名于当时。宪宗嘉奖他，降下宣旨说：“从今以后，学士进呈奏状，都要取得崔群连署，然后才能进来。”崔群认为禁中机密之司，一举一动都可能成为旧例；从此如果学士中有人厌恶正直、憎恨正论，那么其他学士就没有途径进言了。崔群坚决不奉诏，接连上了三道奏疏论说此事，皇帝才同意。元和七年，惠昭太子去世。穆宗当时是遂王，宪宗认为澧王年长，又有许多宫中势力相助，打算立他为太子，命崔群替澧王写让表。崔群上奏说：“大凡自己本来应当承受的，才有陈述谦让的礼仪；自己本来不应当承受，为什么突然要有让表？如今遂王是嫡长子，应该正位于东宫。”皇帝最终采纳了他的奏议。当时魏博节度使田季安进献绢五千匹，说是帮助修建开业寺。崔群认为这件事没有正当名义，而且体制上尤其不可行，请求停止接受这批进献。皇帝当时的舆论称赞他。崔群前后所论，多合皇帝旨意，没有不被听取采纳的。升任礼部侍郎，负责选拔才德兼优的人，都处理得公平恰当。后来转任户部侍郎。元和二年七月，授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元和十四年，李师道被诛杀，宪宗回头对宰臣说：“李师古虽然自行承袭了祖父的职位，但朝廷始终以礼相待。他的妻子对于李师道来说是嫂嫂和叔弟的关系，虽说属于叛逆家族，如果衡量罪行轻重，也应当降低一等。又如李宗奭虽触犯严厉的法令，但他的情节与大逆之罪相比，也有不同。他的妻子出身士族，如今他们的子女都在掖廷，按法律看似乎也稍微过重了。你们注意到这些了吗？”崔群回答说：“圣上的心情仁慈恻隐，只惩罚元凶。若他的妻子等近亲能够得到宽宥，确实符合广施仁爱温煦的道理。”于是下诏将李师古的妻子裴氏、女儿宜娘放出，安置在邓州。李宗奭的妻子韦氏及子女，先前没入掖廷的，也一并释放；他们的奴婢和财物也都恢复并赐还给他们。又有盐铁福建院官员权长孺因犯贪赃之罪，诏令交京兆府处决。权长孺的母亲刘氏向宰相求情，崔群于是入朝应对时说了这件事。宪宗怜悯他的母亲年老，便说：“朕想屈法赦免权长孺，你看如何？”崔群说：“陛下既然仁慈恻隐而要赦免他，就应立即让中使宣谕；如果等到正式诏敕下来，就来不及了。”权长孺最终免于死刑，改为长期流放。崔群像这样在启奏中持平宽恕的事很多。当时宪宗急于荡平贼寇，很是奖励搜刮聚敛的大臣。因此藩镇为了迎合皇帝旨意，往往搜刮财物，把它们名为进奉。处州刺史苗稷进献羡余钱七千贯，崔群议论认为这是违背诏令的；如果接受，就会失信于天下，请求将钱退还给本州，用来代替贫苦百姓缴纳租税。当时舆论称赞他。

译度支使皇甫镈暗中结交权贵宠臣，以求做宰相，崔群屡次上疏揭露他的奸邪。他曾因入朝应对当面论及此事，话题涉及天宝、开元年间的事情，崔群说：“国家的安危在于发出的政令，国家的存亡系于所任用的人。玄宗任用姚崇、宋璟、张九龄、韩休、李元纮、杜暹，国家就得到治理；任用李林甫、杨国忠，国家就陷入混乱。人人都认为天宝十五年安禄山从范阳起兵，是治乱分界的时候；我认为开元二十年罢免贤相张九龄，专门任用奸臣李林甫，治乱从这时就已经分明了。任用人才的得失，关系实在不小。”言辞和意思都激烈恳切，左右侍臣因此受到感动。皇甫镈深恨他。然而宪宗最终还是任用皇甫镈为宰相。不久，群臣商议给皇帝上尊号，皇甫镈想加上“孝德”二字，崔群说：“有了睿圣，孝德自然包含在其中了。”最终被皇甫镈进谗构陷。宪宗很不高兴，将他外放为湖南观察都团练使。穆宗即位，征召崔群授任吏部侍郎，在别殿召见他，对他说：“我升为太子时，知道你是我的羽翼。”崔群说：“先帝的意思，本来就在陛下身上。前些时候授陛下为淮西节度使，臣奉命起草制书，还说：‘能够辨明南阳的奏牍，确实符合东海贵人的身份。’如果不是知道先帝深远的旨意，臣哪里敢轻易这样说？”几天后，授任御史中丞。十天后，授检校兵部尚书，兼任徐州刺史、武宁军节度使、徐泗濠观察等使。当初，幽州、镇州违抗朝命，诏令授沂州刺史王智兴为武宁军节度副使，统领徐州军队讨伐。崔群认为王智兴很早就得到士卒拥戴，上表请求趁机授给王智兴旄钺，最终此事被搁置，没有得到答复。王智兴从河北回军反攻，城中都是他的父老兄弟，便打开城门迎他入城，崔群被王智兴驱逐。朝廷追究他失守之罪，授任秘书监，分司东都。不久，改任华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又改任宣州刺史、歙池等州都团练观察等使，征召授任兵部尚书。过了很久，改任检校吏部尚书、江陵尹、荆南节度观察使。过了一年，改任检校右仆射，兼太常卿。太和五年，授检校左仆射，兼吏部尚书。太和六年八月去世，享年六十一岁，册赠司空。崔群有敏锐的见识和精审的裁断，是当时贤能的宰相。清议认为，他晚年的节操俭朴不如最初。崔群还不到二十岁时考中进士，陆贽主持考试，向梁肃询问那些应当录取、具有才德的人，梁肃说：“崔群虽然年轻，将来一定会做到宰辅。”后来果然如他所说。崔群的弟弟崔于，也考中进士，官至郎署，享有美好的声誉。他的儿子崔充，也凭借文学才华仕进，历任三署官职，最终做到东都留守。路随，字南式，他的祖先是阳平人。高祖路节，唐高宗时任越王府东阁祭酒。曾祖路惟恕，官至睦州刺史。祖父路俊之，仕途终止于太子通事舍人。父亲路泌，字安期，年轻时喜好学习，通晓《五经》，尤其爱好《诗经》《周易》《左氏春秋》，能够背诵其中的章句，并且都探究到深刻的旨意。他广泛涉猎史书传记，擅长五言诗。性情端正明亮而少言，因为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而在宗族中闻名。建中末年，他以长安尉的身份参加调选，李益、韦绶等人主持书判考试，他与他们同列高等，路泌被授为城门郎。适逢德宗避难奉天，路泌当时在京师，抛下妻子儿女，暗中前往皇帝的行在。后来又跟随皇帝幸临梁州，冲破溃散的军队才出来，两次被流箭射中，衣裳裂开，鲜血浸透。他以计策游说浑瑊，浑瑊非常器重他，征召为属官。浑瑊讨伐李怀光时，多次上奏任命他为副元帅判官、检校户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河中平定后，他跟随浑瑊在平凉与吐蕃会盟，因遭劫盟而陷入吐蕃。在遥远的异域多年，他专心于佛教，为吐蕃赞普所看重，以宾客之礼相待，最终死在戎鹿。贞元十九年，吐蕃送信给边将请求和好。路随悲泣上疏，希望朝廷答应他们的请求。他连续三次上表，德宗命中使传达旨意。朝廷惩罚吐蕃过去的欺诈，等待他们以后再次提出更有约束力的信约，最终数年都没有答复。元和年间，吐蕃使者又到边塞求见，路随再次五次进献奏章，请求恢复和好。他又给宰执上书哀求申诉。裴垍、李籓都竭力替他陈奏，宪宗同意了。朝廷命祠部郎中徐复出使答聘，于是特意在诏书中列出平凉会盟时陷入吐蕃者的姓名，命令吐蕃送他们归还中国。吐蕃于是随着徐复等人返回，派使者入朝。路随便将路泌和郑叔矩的灵柩、墓志铭及遗留文录带回，朝廷内外都为之悲伤叹息。宪宗怜悯路泌，追赠绛州刺史，赐绢二百匹。到下葬那天，委托当地官府供给丧葬所需。路泌后来多次追赠，官至太子少保。路泌陷入吐蕃那一年，路随还只是孩童；后来渐渐长大，知道父亲在吐蕃，便日夜号哭，坐下时总是面向西方，饭食不吃肉。母亲说他的相貌像先父，于是他终身不照镜子。后来因通晓经书参加调选，被授为润州参军，受到李锜的困扰。李锜让他主管市政事务，路随却神色自若地坐在市场中，完全不放在心上。韦夏卿任东都留守，听说后征召他，从此声名日益振起。元和五年，边吏把讣告送到。路随居丧期间，更因孝顺而闻名。服丧期满后，被提拔授为左补阙。适逢李绛劝说皇帝采纳谏言，宪宗皇帝说：“谏官路随、韦处厚的奏章接连上来，朕常常深深采纳他们的意见。”从此有见识的人都敬佩服从他。不久升任起居郎，转任司勋员外郎。从补阙到司勋员外郎，都兼任史馆修撰。穆宗即位，升任司勋郎中，赐绯鱼袋。与韦处厚一同入翰林任侍讲学士。采集三代帝王兴衰的事迹，撰成《六经法言》二十卷进呈。授谏议大夫，仍任侍讲学士。将要修撰《宪宗实录》时，又命他兼任史职。敬宗即位，授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仍赐紫服。有人用金帛感谢他起草制书，他一定呵斥并退回，说：“我难道要因公事接受私人的财物吗？”始终没有收受。文宗即位，韦处厚入朝为相，路随代替他任承旨，转任兵部侍郎、知制诰。太和二年，韦处厚去世，路随代替他为宰相，授中书侍郎，加监修国史。起初，韩愈撰写《顺宗实录》，所叙宫禁中的事情相当直切，宦官憎恶他，常常在皇帝面前说其中不实，连续几朝都有诏令要求改修。等到路随进呈《宪宗实录》之后，文宗又命令改正永贞年间的事情，路随上奏说：

译臣昨天当面奉承圣旨，因《顺宗实录》颇不详实，委托臣等重新加以删定修正，完成后报告。臣奉到宣命后，取出史本准备增删。近来看到卫尉卿周居巢、谏议大夫王彦威、给事中李固言、史官苏景胤等人各自上章奏疏，详细陈述刊改并不十分适宜。又听说朝班中持这种议论的人很多。臣以为史册的撰写，目的在于劝善惩恶；事情有应当记载的，按道理应当归于真实。普通人的好坏尚且不能捏造，君主的得失更不容虚假记载。圣旨所说的前一件事，是《实录》记载贞元末年的几件事稍微不够据实，大概出于传闻；查明确有差错，就应立即刊正。近来因值日，多次听到圣上提及此意，前后合计已经达到四五次。臣与宗闵、僧孺也认为，永贞以来年代和月份离现在很近，宫禁中的事情，外廷本来难以详细知道。陛下所说的，都是亲耳听到、亲眼见到的。既然听说记载有乖谬，便援引古今事例，引用前史中直不疑盗嫂的说法，以及第五伦击打岳父的传说，这些都属于类似情况，实在难以尽信书本。臣所希望的是，陛下明察听取言论，在深宫中谨慎行事。希望以这些类似事例启发圣明，特别承蒙陛下察知，稍稍宽恕过去的错误。因此近来将要下达宣命，命令重新修订。臣等以为，贞观以来，历朝实录都有重新撰写的情况，臣等不敢坚决推辞。但只是想大略删去严重错误，也仍然尽量保存各种说法。宗闵、僧孺与臣商量，考虑到这部书成于韩愈之手，而今任史官的李汉、蒋系都是韩愈的女婿，如果让他们参与撰写，或许会引起私情嫌疑。臣既然担任监修，何不命臣详细订正？等到上奏请示后，事情便实行了。如今众多官员争相进言，却不知道事情的本源，奏章交相上递，似乎另有疑虑。臣虽然极其愚昧，也不应是主动请求此事的人。既然迫于群议，便冒昧上报。即使臣果真修成此书，也必定担心最终成为当时的拖累。况且韩愈所写的内容，也不是他亲自创制的，元和以后已经沿袭下来。即使参与者是他的亲近亲属，难道会损害公理吗？让他们回到本职，确实是正名。关于《实录》，臣希望陛下列出旧记中最错误的地方，下发给史官，委托他们修订。这样希望圣祖留下的功业永远不会因传信失实而惭愧。臣位居非所宜，若能因此减轻侵犯职权的罪责，也可彰显清明朝廷建立政事的原则，表明公器不私用的道理。流言自然平息，时论也会认为适宜。诏书说：“《实录》中记载的德宗、顺宗两朝宫禁内的事情，查访其根源，大概是由错误传闻而起，料想不是可信的史实。应当命史官详细订正并删去，其他内容不必再修。其余依照所奏办理。” 太和四年，转任门下侍郎，加授崇文馆大学士。太和七年，兼任太子太师，按照礼制准备册书授职。上表报告史官所修成的《宪宗实录》《穆宗实录》。太和八年，以疾病为由辞职，未获准许。适逢李德裕接连被贬，降为袁州长史，路随不肯在奏状上署名，因此开始被郑注忌恨。太和九年四月，授检校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任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使、浙江西道观察等使。太和九年七月，在路上患病，死于扬子江江心，享年六十岁。册赠太保，谥号为“贞”。路随有学问、有德行而气度宏大，任谏官时能够直言，在内廷辅佐补益。自宝历初年任承旨学士起，就参与国家大政了。后来在宰相职位上任职十五年。宗闵、德裕两党的争斗不断兴起，他置身其中；李训、郑注始终奸诈，接踵而来。但路随深藏才器、收敛锋芒，无论身处显达还是污浊环境都保持一致，可以说是得到了君子的中庸之道，并且始终安处其中。史臣说：卫次公、郑絪、韦处厚、崔群、路随等人，都凭文学修养成就自身，官位达到极高的地步。又兼具忠诚正直，因此名声流传于史册，这实在很值得称道。郑絪既有相应的职位，又遇上相应的时机，却怀有只求独善其身的谋划，隐藏了兼济众人的道路，被贬官并不是不幸。卫次公因为进献捷报的文书，停止了已经写成的诏令，这大概是命运吧。韦处厚言论危险而议论切直，解救士友的急难，称扬同僚的优点，真是君子啊！赞曰：卫次公、郑絪、韦处厚、路随，再加上博陵崔群，文学和政事都为当时所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