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八十五

译列传第八十五 ○卢杞，儿子卢元辅；白志贞；裴延龄；韦渠牟；李齐运；李实；韦执谊；王叔文，王伾附传；程异；皇甫抃，弟弟皇甫镛。卢杞，字子良，是已故宰相卢怀慎的孙子。父亲卢奕，天宝末年任东台御史中丞；洛阳城被安禄山攻陷，卢奕守卫官署而遇害。卢杞凭借家族恩荫，脱去布衣，任清道率府兵曹。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征召他任掌书记、试大理评事、监察御史，因病免职。入朝补任鸿胪丞，升任殿中侍御史、膳部员外郎，出任忠州刺史。到达荆南时，拜见节度使卫伯玉，卫伯玉不高兴。卢杞以疾病为由离开，回到京师，历任刑部员外郎、金部郎中、吏部郎中。卢杞相貌丑陋，脸色像蓝色一样，人们都把他当作鬼怪看待。他不以穿坏衣、吃粗粮为耻，人们认为他能够继承卢怀慎清廉的节操，却还不了解他的内心。他很有口才。出任虢州刺史。建中初年，征召任御史中丞。当时尚父郭子仪患病，百官前往问候，都不让姬妾回避。等听说卢杞来了，郭子仪便让姬妾全部退下，只靠着几案等待他。卢杞离开后，家人问这样做的原因，郭子仪说：“卢杞外貌丑陋而内心险恶，我身边的人见到他一定会笑。如果这个人掌握权力，那么我们郭氏一族就会被灭尽。”等卢杞处在纠察弹劾、应对顾问的职位上时，他所上奏论事都符合皇帝旨意，于是升任御史大夫。十多天后，任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身居宰相之位后，他嫉妒有才能的人，妒忌贤者，迎合谄媚并暗中加害；稍有不依附他的人，必定设法置于死地，以此树立权势和威信，使自己的权力长久。杨炎因为卢杞相貌丑陋、没有见识，与他同在宰相之列，心中很不高兴，于是被卢杞诬陷，贬逐到崖州。德宗逃往奉天时，崔宁流着眼泪谈论时局，卢杞听了很厌恶，便向德宗进谗，说崔宁与硃泚盟誓，所以迟疑不肯及时赴行在，崔宁于是被杀。卢杞厌恶颜真卿直言不讳，便让他出使李希烈，最终死在叛军手中。起初，京兆尹严郢与杨炎有嫌隙，卢杞便提拔严郢为御史大夫来倾陷杨炎。杨炎被贬后死去，卢杞又厌恶严郢，图谋把他除掉。宰相张镒忠正而有才干，是皇帝所信任倚重的人，卢杞也很厌恶他。适逢硃滔、硃泚兄弟不和，硃泚有个判官蔡廷玉挑拨硃滔，硃滔上奏请求杀掉蔡廷玉。蔡廷玉被贬后，殿中侍御史郑詹派官吏押送他，蔡廷玉投水而死。卢杞借机上奏说：“恐怕硃泚会怀疑这是诏书的意思，请让三司审讯郑詹；而且御史所做的事，听命于御史大夫，也请一并审查严郢。”郑詹与张镒交好，每当卢杞白天睡觉，便去拜访张镒，卢杞知道了这件事。另一天，卢杞假装睡熟，等郑詹果然来了，正与张镒说话时，卢杞突然来到张镒的阁中；郑詹赶忙避开卢杞，卢杞立即说起秘密事情，张镒说：“殿中郑侍御正在这里。”卢杞假装惊讶地说：“刚才所说的话，不是其他人应该听到的。”当时三司正审查郑詹、严郢，案件还没有审理完，就上奏请求杀死郑詹，贬严郢为驩州刺史。张镒不久被罢去宰相职务，出镇凤翔。卢杞暗中陷害、残害他人，竟到了这样的地步。李揆是有旧德望的大臣，卢杞担心德宗重新任用他，便派他出使西蕃；天下人无不握腕痛恨愤怒，却没有人敢说话。户部侍郎、判度支杜佑很受皇帝恩宠，卢杞便罗织罪名陷害他，将他贬为饶州刺史。起初，皇帝即位时，提拔崔祐甫为宰相，他颇多采用道德和宽厚的政策，以弘扬皇帝的意旨，所以建中初年的政治声誉很好，天下都期待实现贞观时期的治理。等卢杞任宰相后，他劝说皇帝用刑法名分整顿天下。起初，李希烈请求讨伐梁崇义，梁崇义被诛杀后李希烈反叛，完全占据淮西、襄州、邓州等郡县。恒州李宝臣去世，他的儿子李惟岳请求继承节度使符节，因而与田悦结盟对抗朝廷军队；从此河北、河南连续用兵不止。度支使杜佑计算各道军费，每月需要一百多万贯，京师的府库粮仓支撑不了几个月；如果能得到五百万贯，就可以支撑半年，那么用兵就能成功。卢杞于是让户部侍郎赵赞主管度支，赵赞也没有办法可施，便与他的同党太常博士韦都宾等谋划实行括率，以为钱财集中在富商手中；拥有一万贯钱的人，留下这一万贯作为本钱，超过的部分由官府借来供给军队，希望能得到五百万贯。皇帝答应了，约定停战以后用官钱归还。诏令立即下达，京兆少尹韦祯督责十分严厉；长安尉薛萃戴着刑具坐车，搜取百姓的财货，认为数目不实，便立即鞭打拷打。百姓无法忍受冤屈痛苦，有的甚至上吊而死，京师喧闹骚动，像遭到盗贼劫掠一样。总计富户的田宅、奴婢等估价，才达到八十八万贯。又把典当柜中所纳的抵押物、积存的钱财和储藏的粟麦等，一概借取四分之一，封闭他们的柜子和窖藏。长安因此闭市，百姓相继结成数以千万计的人群，在道路上拦住宰相申诉。卢杞起初还安慰劝解，后来无法制止，只得快步逃回。计算典当、抵押以及借取商人的钱财，才二百万贯。德宗知道百姓怨恨流离，下诏全部停止这些措施；但军队长期在外，每天仍需供应粮饷。第二年六月，赵赞又请求征收间架税、实行除陌法。凡是房屋两根椽木之间为一间，分为三等：上等每间二千钱，中等一千钱，下等五百钱。主管官吏拿着笔和筹码，进入百姓住宅逐间计算。凡是少报一间，杖打六十；告发者赏钱五十贯。除陌法规定，天下公私之间的支付和交易，通常一贯钱原来只计算二十文，增加计算为五十文；支付物品或以两物交换的，也折合钱数按此标准计算。市场主人和牙人各发给印纸，有人买卖时，随即由本人登记，第二天合计核算。有人私自交易、不使用市场牙人，就查验他的私账；有私账的，便让他交状自首。隐藏钱财一百贯的，没收入官；二千贯的，杖打六十；告发者赏钱一万文，由其家中支付。法令施行后，市场主人和牙人得以专擅其权柄，大多隐瞒盗取，国家实际收入连应收的一半都不到，怨恨责骂的声音喧闹地传遍天下。到了十月，泾原军攻入宫阙，乱兵在市场上喊道：‘再也不夺你们商户的典当物了！再也不征你们的间架税和除陌税了！’当时人心全都怨恨，泾原军乘机谋乱，德宗逃奔奉天，都是卢杞造成的。因此天下无论贤能还是不肖，都把卢杞视为仇敌。

译德宗在奉天，被朱泚围攻，李怀光从魏县赶来救难。有人对王翃、赵赞说：‘李怀光屡次叹息愤怒，认为宰相谋划失当，度支征敛繁重，京兆尹苛刻地克扣军粮，皇帝流离播迁，这是三位大臣的罪过。如今怀光功勋事业显赫，圣上一定会敞开心怀、推诚相待，询问政事得失，使他的话得到采纳，那岂不是很危险吗？’王翃、赵赞把这话告诉卢杞，卢杞大为惊惧，慢慢奏道：‘怀光功勋卓著，国家社稷正依赖他。我听说贼徒已经胆寒，都没有坚守的心思。若趁他的兵威，可以一举击破贼军；如今若允许他入朝觐见，就一定会赐宴；赐宴就会使他逗留，而贼军若得到京城，便能从容整备，恐怕就难以对付了。不如让怀光乘胜进军收复京城，破竹般的攻势不可错失。’德宗认为有理，于是下诏让怀光率军驻扎便桥，约定日期一同进军。怀光大怒，便谋划另立异志。德宗这才明白是卢杞从中构陷。舆论喧腾，都把罪责归于卢杞，于是贬他为新州司马，白志贞为恩州司马，赵赞为播州司马。遇到赦免，改任吉州长史。在被贬期间，他对人说：‘我一定还会再次被起用。’这一天，皇上果然任命卢杞为饶州刺史。给事中袁高当夜值班，应该起草任命卢杞的诏书，于是拿着诏书拜见宰相卢翰、刘从一，说：‘卢杞任宰相三年，矫饰欺罔、阴险残贼，排斥忠良；依附他的朋党很快就能飞黄腾达，得罪他的人稍有触犯便被排挤到沟壑。此人傲慢凶狠、背弃道德，反乱天常，使皇帝流离播迁，天下遭受创伤，这一切都是卢杞造成的。他幸而免于诛杀，只被表示性地贬黜，不久又逐渐调往近地，如今更授予大郡，恐怕会失去天下人的期望。请两位相公坚持上奏，此事还可以挽救。’卢翰、刘从一很不高兴，于是改命中书舍人起草诏书。第二天诏书下达，袁高坚持上奏说：‘卢杞执政时，极其放纵凶恶，三军将校都恨不得吃他的肉，百官卿士把他嫉恨得如同仇敌。’谏官赵需、裴佶、宇文炫、卢景亮、张荐等上疏说：‘据说吉州长史卢杞，表面上假装俭朴简约，内心却藏着奸邪；专权三年，使百官失去秩序，厌恶正直、嫉恨正人，扰乱国家、残害百姓，天地神祇都知道，蛮夷华夏全都抛弃他。按照旧例，凡有事情都能让皇上听闻；自从卢杞为相，要职大臣动辄一个多月也不敢上奏，百官惴惴不安，常常害怕遭遇倾覆。’ 等到京城陷落、皇帝流离播迁，陛下明白觉悟，才把卢杞从偏远荒地召出，诏书说：‘忠直的言论被堵塞，朝廷内外因此侧目。’因此忠良受到激励，内外都欢欣；如今却又任命他为饶州刺史，众人的心情大失所望，都说这样不合适。臣听说，君主所以能够统治万民，靠的是政事；万民所以拥戴君主，靠的是人心。如果加宠于大奸之人，一定会失去万民之心，请陛下收回圣恩，立即停止新的任命。’奏疏上呈后没有得到答复。谏官又议论说：‘卢杞蒙蔽皇上的听闻，毁坏扰乱朝廷典章，导致国家动乱危急，都是卢杞造成的，可以说是公私两方面的巨大祸害，是朝廷内外都抛弃的人物。自从听说他再次被提拔任用，忠良痛心疾首，士人百姓寒心。臣昨天披沥肝胆上奏，冒死进谏也不害怕，希望能使陛下回转圣意，使众人的心情畅快；直到今天仍然诚恳等待，却没有奉到圣旨，舆论沸腾，行路之人都惊叹。人的无良，竟到了这种地步。伏请陛下俯顺众望，永远弃绝奸臣。卢杞幸免诛杀，已经足以显示恩赦；特意加以荣宠，恐怕会成为祸乱的根源。臣等忝列谏官，如今陈述狂妄浅陋的意见。’给事中袁高坚持不接受诏命，于是改授卢杞为澧州别驾。第二天，德宗在延英殿对臣下说：‘朕想授给卢杞一个小州刺史，可以吗？’ 李勉回答说：‘陛下授给卢杞大郡也可以，只是那样怎么面对百姓失望呢？’皇上说：‘众人都说卢杞奸邪，朕难道不知道吗？’李勉说：‘卢杞奸邪，天下人都知道；只有陛下不知道，这正是他能够成为奸邪之人的原因啊！’德宗沉默了很久。散骑常侍李泌又回答，皇上说：‘关于卢杞的事，朕已经答应袁高所奏，怎么样？’李泌拜谢后说：‘这几天外面的人私下议论，说陛下和汉桓帝、汉灵帝一样；臣今天亲自听到圣旨，才知道陛下连尧、舜也比不上啊！’德宗大为高兴，安慰并勉励他。卢杞不久死在澧州。他的儿子卢元辅，字子望，年轻时因品行清正而闻名于当时。考中进士，授任崇文馆校书郎。德宗一直思念卢杞，于是寻找他的后人，特意恩授元辅为左拾遗；又两次升迁至左司员外郎，历任杭州、常州、绛州三州刺史。因考核成绩最高，征召入朝任吏部郎中，升任给事中，改任刑部侍郎。后来以兵部侍郎出任华州刺史、潼关防御使、镇国军等使，又任兵部侍郎。卢元辅从祖父到曾祖父，都是以名节著于史册。元辅简朴清洁、贞正端方，很好地继承了家族传统，历任清贵官职，人们也没有因他父亲的丑恶行为而牵累他，士人都归美于他。大和三年八月去世，时年五十六岁。白志贞是太原人，本名白琇珪。出身于胥吏，侍奉节度使李光弼，谨慎勤勉，做事多有谋略，李光弼十分信任他，军帐中的事务都和琇珪共同参与决断。代宗一向知道他的才能，李光弼去世后，任命他为司农少卿，升为司农卿，在司农寺任职十多年。德宗曾召见他交谈，把他引为心腹，于是任用他为神策军使、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并赐名白志贞。他善于窥察皇上的心意，所说的话没有不被采纳的。

译建中四年，李希烈攻陷汝州，德宗任命白志贞为京城召募使。当时尚父郭子仪、端王府傅吴仲孺家产极其丰厚，因国家急于募兵，害怕不能自保，于是上表请求让子弟率领奴仆和宾客从军，德宗嘉奖他们，破格授予五品官。白志贞因此请求下令，凡节度使、观察使、团练使等以及曾任这些官职的人，都让家中出子弟、铠甲和马匹从军，也授予他们的儿子官职。当时豪门的不肖子弟以此为幸，贫寒而有才智的人却苦于此事。从此京城人心震动，连家室都不能保全。当时禁军招募和补充的事务全交给白志贞，两军应召赴京，几乎全部战死或受伤，白志贞却不向皇上奏报，反而把京城中做买卖的百姓充作缺额。那些人都在市场中谋生，等到泾原军攻入宫阙，德宗下诏让白志贞率神策军抵抗贼军，却没有一个人到来。皇上无法抵御敌寇，于是谋划出逃。当时令狐建率龙武军四百人随驾到奉天，德宗仍任命白志贞为行在都知兵马使。听说李怀光到来，白志贞害怕他揭露自己的罪行，于是和卢杞一起阻挠怀光入朝，众议喧腾，都说皇帝流离播迁是卢杞、白志贞的罪过。因此白志贞和卢杞一同被贬，遇赦后酌情改任阆州别驾。贞元二年，升任果州刺史，宰臣李勉和谏官上表奏疏，列举论述说白志贞与卢杞罪行相同，不应叙用；他们坚决执奏，皇上不许，过了十多天，才下达任命诏书。贞元三年，升任润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西观察使。同年六月去世。裴延龄是河东人。他的父亲裴旭，任和州刺史。裴延龄在乾元末年任汜水县尉，遇到东都陷于贼军之手，便寄居鄂州，补辑裴骃注释《史记》时遗漏的内容，自号‘小裴’。后来华州刺史董晋征召他为防御判官；黜陟使推荐他的才能，调任太常博士。卢杞任宰相时，提拔他为膳部员外郎、集贤院直学士，改任祠部郎中。崔造任宰相后，改革度支事务，命裴延龄掌管东都度支院。韩滉主管度支后，召他赴京，仍保留原官；裴延龄不等诏命，立即进入集贤院办理事务。宰相延赏厌恶他的轻率，出任昭应令；他与京兆尹郑叔则争辩是非，攻击揭露郑叔则的短处。当时李泌任宰相，厚待郑叔则；中丞窦参依仗恩宠，厌恶李泌而帮助裴延龄。郑叔则因此被贬为永州刺史，裴延龄改任著作郎。窦参不久任宰相，任命裴延龄为太府少卿，转任司农少卿。贞元八年，班宏去世，朝廷让裴延龄暂代原官，权掌度支。他自知不通晓经营财货的事务，于是设置许多钩考和追查的名目，召集度支的老吏商议，以求得到皇帝恩宠，便上奏说：‘天下每年钱物的收入和支出，新旧相接，通常不少于六七千万贯，只有一个库，差错散失，无法查知。请在左藏库中分别设置别库：欠库、负库、耗库、剩库，以及季库、月库，用来收纳各种钱物。’皇上全都听从了他的建议。他还想多列名目来迷惑皇上的听闻，实际上钱物并没有增加，只是白白增加了簿册和官吏的费用。这一年，他升任户部侍郎、判度支，请求让京兆府用两税中的青苗钱购买一百万围草送入苑中。宰相陆贽、赵憬商议认为：‘如果购买并运送一百万围草，那么一个府的百姓从冬天一直搬运到夏天也运不完，各种劳役供应都必须全部停止，还会妨碍农事。请让府县酌量购买三、二万围，分别储存在附近地方，今后需要时立即支用。’京城西面有污池低湿之地，时常生长芦苇，也不过几亩地，裴延龄却上奏说：‘苑中马匹冬天应在马槽中喂养，夏天则必须放牧。臣近来寻访得知，长安、咸阳两县交界处有数百顷陂池，请把那里作为内苑牧马之地；而且离京城只有十几里，与苑中的马厩没有区别。’皇上起初相信了他，把这件事告诉宰相，宰相回答说：‘恐怕一定没有这样的地方。’皇上于是派官员察看，事情全是虚妄，裴延龄既惭愧又恼怒。他又诬奏李充，说李充替百姓无理请求把多年来官府和市民交易的物价重新折算，皇上特地下令折补，称为‘底折钱’。他曾因奏对请求把多年来的钱帛充实国库，皇上问：‘怎样才能得到这些钱物？’裴延龄答道：‘开元、天宝年间，天下户数不过一千万，百司公务繁多，官员尚且有时不足；自从战争兴起以来，户口损耗了一大半，如今一个官员可以兼管数个司署。请从今以后，内外各司官员出现空缺时，不必补任，把空缺官员的俸禄收归国库，以充实府库。’ 后来有一次奏对，皇上对裴延龄说：‘朕所居住的浴堂院殿，有一根椽木因为年代久远，似乎已经损坏腐朽，想更换却没有办成。’裴延龄回答说：‘宗庙的事情最重要，殿中的椽木最轻微。何况陛下自有本分钱物，取用不尽。’皇上惊问：‘什么叫本分钱？’他回答说：‘这是经书义理中的证据，愚昧的儒生和普通才士不能知道，陛下正应当来问臣，只有臣知道。按照《礼经》，天下赋税应分为三份：一份供给乾豆，一份供给宾客，一份供给君主的厨房。乾豆，就是供奉宗庙。如今陛下奉养宗庙，即使极其恭敬严肃、丰厚充足，也不可能耗用一份财物。像鸿胪寺接待宾客、各国蕃客来朝，直到购买回纥马匹的费用，使用一份钱物后，仍有很多剩余。何况陛下的御膳和宫廷厨房都极其简朴节俭，把其余部分用于赏赐百官、补充俸料和飧钱等，仍然用不完。据此说来，厨房剩下的财物数量还很多，都是陛下本分所得。用这些钱修建几十座宫殿也不必疑虑，何况只换一根椽木。’皇上说：‘经书义理竟然如此，人们总没有人告诉过朕。’只是点头而已。又有一次，因为计算建造神龙寺的材料，需要五十尺长的松木，裴延龄上奏说：‘臣近来在同州查得一处山谷中的木材，有几千条，都有八十尺长。’ 皇上说：‘人们都说开元、天宝年间，在京城附近寻找五六十尺长的木材尚且不容易，必须到岚州、胜州采办；如今为什么近处反而就有这样的木材？’裴延龄奏道：‘臣听说贤才、珍宝和奇异之物，各处本来常有，只是遇到圣明君主才会出现。如今这种木材生长在关辅地区，大概是为了圣君；开元、天宝年间怎么可能会有呢！’ 当时陆贽主持政务，皇上一向礼遇器重他。陆贽每次在延英殿都极力议论裴延龄荒诞妄言，不可让他掌管财赋。德宗认为这是排斥裴延龄，反而更加厚待他。陆贽上书列举裴延龄的过失说：

译前一年秋初，班宏去世，皇上特地下诏让裴延龄接替掌管国家赋税。几天之内，他就急忙夸耀功劳，上奏说：‘查获隐瞒欺诈的钱财，共计二十万贯，请储存在别库作为羡余，供皇上使用，永远不会匮乏。’陛下欣然相信并接受，于是认为委任得人。既然依靠这些盈余财物，便逐渐扩大自己的欲望和营造，诏令索取越来越多。裴延龄为了兑现先前的话，又希望迎合圣意，不敢说无法办到，也不敢推辞困难。既然所谓查获是虚假的，就无法应命；而供办事务又都承受着严厉期限，只求勉强按期完成。于是便搜刮市场，强行夺取货物进献；追捕工匠，逼迫他们服役。以奉敕索取为名，却不付货物价钱；以和雇为名，却不支付工钱。京城之中，各家店铺因此白天都关门；服役的地方，各类工匠如同被囚禁。怨恨诅咒波及各郡，拦路申诉的人到处都是，掌管纲纪的人不敢责问，巡察者也不敢发言。当时有人揭发并说明此事，反而被说成结党邪恶、嫉恨正直。天子脚下喧声沸腾，四方观望，又能拿什么作为法则？使人伤心，使百姓积怨，欺骗上天、陷害君主，使远近都感到危险恐惧，这是他的最大罪过。总管国家财用的是度支，收支货财是太府的职责。凡太府的出纳，都要依据度支发出的文书符券办理；太府依符执行，度支根据案卷复核，彼此相互制约，以杜绝奸诈欺骗。出纳的数目，每十天申报一次；现有财物的数目，每月计算后奏报。都要经过度支的勾稽复核，又有御史亲临监督，十日相承接，月月相连续，账目清楚得如同指掌，端正严密得如同贯珠，财货多少没有容许隐瞒遗漏的道理。裴延龄却一味实行邪曲谄媚，公然诬陷欺骗，于是上奏说：‘左藏库的主管官司丢失了很多财物，近来因为检查，设置簿册，竟在粪土中收得十三万两；各种匹帛和杂货又有一百多万，都是文书账簿遗漏的，也都相当于已经丢弃的物品。如今收获的这些，就是羡余，全都应转入杂库，以供另外诏令支用。’当时皇上特别下令批准，并依照他的奏请施行。太府卿韦少华抗疏陈述，完全不肯认错，明确说：‘每月申报的数目，都是现有财物，请下令追查，足以验证其中的奸诈。’两个官司既然都有争执，按理应详细查办是非，陛下却任凭他的虚妄欺骗，不加审问。把库中原有的财物说成收获之功，把正常赋税财物说成羡余费用，欺罔皇上而毫无畏惧，给人看了也不知羞惭，这又是他的一大罪过。国家府库的出纳有固定制度，裴延龄却阴险狡猾地售卖奸计，诡诈求媚，于是在左藏库内部另立六个库的名目，意图把盈余财物分别储存起来，以供皇帝满足私欲。他竟不知道君王的体制是以天下为家：国家不足，就从百姓那里取；百姓不足，就用国家来资助。在国家方面是官物，在百姓方面是私财，哪里有什么盈余，须要另行收藏？这一定是靠巧诈转移官物，靠严酷法令削夺私财；除了这两条路，他还能从哪里取得？陛下正竭力崇信他，不加检查裁断，只求姑息维护，始终没有责问。裴延龄以为自己能够蒙蔽皇上，便更加无所畏惧；他的奸诈威势已经败坏于四方，又把谄媚姿态施行于内府。于是践踏官属，倾倒财货，把东边的东西移到西边，便说成考核成绩；把这里的东西取来送到那里，便称为羡余，愚弄朝廷，简直像儿戏。治理天下，要以义为根本、以利益为末节，以百姓为根本、以财货为末节。根本兴盛，末节自然振兴；末节过于强大，根本一定倾覆。从古到今，从未有过德义确立而财利不丰、百姓安定而财货不足，却因此亡国失位的事情。所以说：‘不怕财物少，只怕分配不均；不怕贫穷，只怕不能安定。’‘有德就一定有人，有土地就一定有财产，有人就一定有财货。’‘百姓富足，君主同谁会不足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从古到今，从未有过德义不立而财利用途广泛、百姓不安而财货能够保全，却因此兴邦固位的事情。所以说：‘财货分散，百姓就聚集；财货聚集，百姓就离散。’‘与其有搜刮财物的臣子，宁可有盗窃财物的臣子。’不要让他侵削万民，使天子在下面百姓中招致怨恨。况且陛下刚刚继承帝位，立志剪除群凶，军队频繁兴起，征求逐渐扩大，专卖和算赋不断侵剥，百姓无以为生。因此泾原叛军乘百姓怨恨叹息之际，在白天攻入宫阙，城中百姓竟安然不惊，反而跟随贼军并肩进入宫殿。百姓虽然愚昧，什么事都可能做出来，但也确实是因为恩德未能遍及，又被暴虐法令驱逼，才到了这种地步。当时内府的积蓄仍然像山丘一样多，最终却资助了凶恶的贼首，用来喂养贪婪的士卒，这些都是陛下亲眼看见的。这样失去百姓而聚集财货，究竟有什么利益呢！皇帝车驾到了奉天，逆贼朱泚很快大举围逼。一座堡垒之内驻扎着皇帝的万乘车驾，困窘得像干涸河流中的鱼，日用物资全都匮乏。曾经想派一个健步卒出城侦察贼军，那人以天气极寒、苦不堪言为由，跪奏请求一件短衣和裤子，陛下替他寻找却没有找到，最终只是默默怜悯地打发他离开。又有一次，宫中服用物品有所缺少，圣旨认为军务紧急，不忍再烦扰百姓，于是剥下亲王装饰带上的金饰，卖掉来支付价钱。当时随驾的将吏、赶来救难的军队，仓促奔驰，都没有冬衣；天气渐渐严寒，又没有柴薪，饥饿寒冷从内部侵袭，箭矢石块从外面逼迫。白天扛着兵器奋勇作战，夜晚借着城垛的掩护呻吟，顶着狂风，冒着霜雪，经过四十多天而众人没有携手叛离，最终能够击退强大的贼军、保全危城，难道是陛下用严刑重赏使他们这样做的吗？只是因为陛下不厚待自身，不私藏财货，和百姓一同忧患，和士卒共同承担有无，所以才能使人舍弃性命抵抗仇敌，饿了也不离去，冻了也不怨恨，面临危难仍不改变操守，眼见死亡也不离开君主。这就是所谓‘圣人感动人心，天下便和平’，其效验正在这里。

译等到重重包围解除，各条道路逐渐畅通，赋税渐渐运到，贡品接连送来，皇上却在行宫外廊下另设琼林、大盈两司。功劳还没有赏赐，就急着把财物私自用于玩好之物，严重挫伤了革新政治的希望，也大大动摇了舍生守义之心，于是舆论开始讥刺，军士也开始怨恨了。财货聚集而人心离散，不就是这样吗！不久叛贼又在内部兴起，皇帝南行，奉天积聚的财货全都再次毁于乱军。后来迁往岷州、梁州，每天都无暇供给，只能依靠大顺，最终又收复皇都。由此可知，天子以得到人心作为资本，以积蓄义理作为财富；百姓如果归附，何必忧虑没有资本？义理如果修明崇尚，何必忧虑不富足？难道一定要储藏在内府，才算是自己的财物吗？所以，收藏在天下的，是天子的财富；收藏在境内的，是诸侯的财富；收藏在粮仓、箱柜中的，是农夫和商人的财富。为什么凭天子的尊贵、天下的财富，却偏偏实行诸侯所抛弃的败德，守着农夫商人的鄙陋事业呢！陛下如果认为厚重取财可以扩大武功，那么建中年间的搜取已经没有成功；如果认为多多积聚可以据为己有，那么建中年间的积蓄又已经不存在；如果认为顺从欲望不足以损伤政教，那么建中年间的过失已经造成极大伤害；如果认为收敛怨恨不足以导致危亡，那么建中年间的动乱已经把危亡推到了眼前！然而后来能够迅速平定滔天大祸，成就中兴功业，实在是因为陛下有反省自身、修养奋勉的志向，有责备自己、警惧悔过的言辞，停止诛求，崇尚节俭，发布大号令，与百姓重新开始；所以神灵感受到陛下的诚意，臣民感受到陛下的心意，消除怨恨、改变忧虑，把危机转化为安定。陛下也应当为宗庙社稷建立不可动摇的长远规划，为子孙百姓树立可以长久保持的美好事业，惩戒过去顺从欲望的过失，重新实行日益更新、发扬盛德的道理；怎么可以再放纵谄邪之人，重新施行克扣暴虐的政策，难道对这样的事情还可以再次后悔吗！臣又私下担心陛下接受裴延龄的盗窃般的言论，落入他的奸计，以为掠夺搜刮、使怨恨集中于有关官司，积聚财物丰盈，利益归于君上，就是好事；这又是大错，应该慎重思考。君主是昏暗还是明智，取决于任用什么人；咎繇、夔、契的治道兴盛，虞舜便享有深明睿智的名声；皇甫、棸、楀这些受宠小人的行为盛行，周厉王便遭受倾覆的灾祸。从古以来，哪里有小人掌权而灾祸不殃及国家的呢？这就像拿兵器去杀人，天下不会把罪过归于兵器，而会归罪于使用兵器的主人；蓄养蛊虫来祸害事物，天下不会责怪蛊虫，而会归咎于蓄养它的家庭；道理必然如此，不可不察。臣担心陛下认为提拔裴延龄是出于自己的本意，裴延龄的言论又多顺合圣旨，如今若因罪惩处他，似乎是被众人排挤，所以想加以保全，以显示自己意志坚定。如果这样，陛下与人始终相待的用意确实美好；但在改过不要吝惜、去除邪恶不要迟疑的道理上，或许还没有做到尽善。如今迎合圣意而沉默不言，渐渐形成风气；即使奖赏敢于进言的人，尚且担心不能收到效果，如果又加以阻抑，还有谁来贡献诚实意见？恐怕陛下还没有明白这个道理，请允许臣用一件事来证明。像裴延龄凶恶妄诞，传遍天下，上至公卿近臣，下至车夫仆役等卑贱之人，喧闹谈论，成千上万的人都知道；能够上奏说明此事的，又有几个人？陛下如果确实命亲信广泛采集民间议论，再与近来所听到的相互参照，足以鉴察人间的真情和虚伪。臣出身卑微鄙陋，身居宰辅之位，既已极其尊贵，又承受深厚恩泽。难道不知道观察时势、随声附和，足以保全旧日恩宠；随众人沉浮，便可以避免招来重责吗？托病请求退职，可以获得知机的名声；结党于奸邪而苟且容忍，可以免受嫉恨之祸。何必急着自寻苦恼，独自面对豺狼，上面违背皇上的欢心，下面又给谗言者提供口实？实在是因为回顾自身庸碌昏昧，一无所长，早年承蒙陛下知遇，只有以诚实正直相报；在宫帷屏障之内侍奉陛下，至今已经十二年。圣上的慈爱既因这一点而容纳臣，愚臣也以此自我要求。臣跟随陛下经历流离播迁的危难，亲眼看见陛下艰难实现兴复，直到今天追想起来，仍然心惊胆战；所以害怕重蹈覆辙而惊忧，担心房屋毁坏而悲鸣，大概是内心情感激切，即使想停止也不能默不作声！臣因事情上奏请求，虽然已经多次烦扰，皇上的听闻仍高高在上，没有垂意体察，便再次申述诚意，以尽愚臣的忠诚。忧虑深重所以言辞繁多，心意恳切所以措辞尖锐；从臣保全自己的谋划来说，这是过错，从陛下考虑祸患的计划来说，却是忠诚。粉身碎骨侍奉君主，是臣不敢回避的；借此沽名、炫耀正直，也是不忍去做的。愿陛下回转圣明的听察，为国家深思熟虑，社稷所依赖的，哪里只是微臣一人。奏疏上呈后，德宗不高兴，反而更加厚待裴延龄。当时盐铁转运使张滂、京兆尹李充、司农卿李銛因事情相关，都证明裴延龄是在矫饰妄言。德宗罢免陆贽的知政事职务，改任太子宾客；张滂、李充、李銛全都被罢职降官。贞元十一年暮春，皇上多次到苑中打猎，当时长期干旱，人心忧惧不安，裴延龄突然上疏说：‘陆贽、李充等人失去权力，心怀怨望，如今专门对众人说大话：天下遭受炎旱，百姓流离逃亡，度支又拖欠各军的粮草，以此来激怒众人的情绪。’几天后，皇上又到苑中，正好遇到神策军人申诉度支拖欠马厩的马料和草料。皇上想起裴延龄的话，立即回驾，下诏斥逐陆贽、李充、张滂、李銛等人，朝廷内外都惶恐不安。裴延龄谋害朝廷正直之士，恰逢谏议大夫阳城等人伏在宫门前激切进谏，事情才暂且停止。陆贽、李充等虽已被贬黜，裴延龄对他们的怨恨仍未停止，于是秘密逮捕李充的亲信官吏张忠，严刑拷打，逼他编造供词，说：‘前后隐没官钱五十多万贯，米麦也相当于这个数目；这些钱物大多勾结托付于权势之家，李充的妻子经常在小车中携带金银珍宝、丝帛赠送给陆贽的妻子。’张忠经不起酷刑，只得按照裴延龄教唆的压制性供词全部招认。张忠的妻子、母亲到光顺门投匭申诉冤屈，皇上下诏御史台审问，过了一夜便查得真实情况，事情全是虚假的，于是释放张忠。裴延龄又奏称京兆府任意破费钱粮，请求让比部复核，原因是比部郎中崔元曾被陆贽贬黜。等到崔元复核钱粮时，又发现与此事毫无关系。裴延龄一心想把苛刻剥削下属、依附皇上当成功劳，每次奏对时，都肆意施展诡异荒诞的虚妄言辞，别人不敢说的话，他说出来却毫不迟疑，甚至是别人从未听闻的事情。德宗很了解他的荒诞妄言，只因为他敢于直说、不加隐瞒，而且想借他探听外面的事情，所以决意任用他。裴延龄依仗这一点，认为自己一定能当宰相，尤其喜欢傲慢辱骂、诋毁朝臣，朝班中的人都因此侧目。等到他卧病时，还把度支的官物装载到自己家中，也没有人敢说。贞元十二年去世，时年六十九岁。裴延龄死后，朝廷内外相互庆贺，只有德宗悲悼惋惜不已，册赠太子少保。

译韦渠牟是京兆万年人。六代祖韦范，任魏国西阳太守，后来北周封他为郿城公。韦渠牟年轻时聪慧颖悟，广泛阅览经史。起初做道士，后来成为僧人。兴元年间，韩滉镇守浙西，奏请授他试秘书郎，后来屡次转任四门博士。贞元十二年四月，德宗生日，皇帝驾临麟德殿，召集给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赵需、礼部郎中许孟容，以及韦渠牟、道士万参成、沙门谭延等十二人，讲论儒、道、佛三教。韦渠牟铺陈辞藻、游谈说服，口才敏捷如水倾注；皇上认为他讲解经义素有根底，听后心意有所动摇。几天后，韦渠牟转任秘书郎，进献七十韵诗，十天后升为右补阙、内供奉，起初同列官员都不把他放在眼里。在延英殿回答宰相询问后，皇上常常派宦官到他的官署召见他，同僚们这才开始注意他。年终，升任右谏议大夫。当时在延英殿接见主持政务的赋税大臣，通常铜漏已下二三刻便成为常例；韦渠牟奏事时，往往铜漏已下五六刻，皇上与他谈笑亲昵，常常传到宫外。韦渠牟形貌精神轻佻浮躁，没有士君子的器度，志向不以道德为根本，众人都清楚他不能用正道启发皇上的心意。陆贽被免去宰相后，皇上亲自处理各种政务，不再把政事交给宰相，朝廷只是凑数充员，办理文书罢了。任命太守、县令、御史，都由皇帝亲自选择。然而皇帝居住深宫，亲近并信任的裴延龄、李齐运、王绍、李实、韦执谊以及韦渠牟，都权势压倒宰相。裴延龄、李实奸诈欺骗手段很多，严重损害国家体统；王绍没有什么建树；韦渠牟声名一向轻薄，却大肆张扬恩宠权势来招引趋附者，门庭拥挤不堪。茅山处士崔芊被征召到宫阙，郑随从山人身份再次被授为补阙，冯伉从醴泉令升为给事中、皇太子侍读，都是韦渠牟推荐的。皇上既然偏听偏信，浮薄之人往往背弃根本、炫耀求进，不再藏才养德，全都奔走请托，向韦渠牟进献谄媚言辞以求依附。不久，韦渠牟升任太府卿，获赐金鱼袋、紫衣，又转任太常卿。贞元十七年去世，时年五十三岁，追赠刑部尚书，仍赐谥号‘忠’。李齐运是蒋王李恽的孙子。脱去布衣出仕，任宁王府东阁祭酒，七次升迁至监察御史。江淮都统李峘征召他入幕府，屡次转任工部郎中，任长安县令，政务办理得很有条理。历任京兆少尹、陕府长史。建中末年，改任河中尹、晋绛慈隰观察使。当时李怀光从山东带兵日夜兼程赶来救难，赶到河中时，军队已经疲惫，休整了三天。李齐运竭尽力量犒劳款待，军人都很高兴。李怀光反叛后，驱兵回来保卫河中，李齐运不能抵挡，弃城逃走，被任命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当时贼军占据京城，李晟的军队驻在东渭桥，李齐运在战乱中征募工匠和劳役，修筑城垒，飞运粮草以支援李晟。收复京城时，他颇有功劳。贞元年间，蝗灾和旱灾正盛，李齐运没有治理政事的才干，于是由韩洄代替他，改任宗正卿，兼御史大夫、闲厩宫苑使。又改任检校礼部尚书，兼殿中监。不久正式拜为礼部尚书，仍兼殿中监使。此后十多年，宰臣在内殿回答皇帝询问后，李齐运常常随后进见，贡献自己的谋划，以此决定众议。李齐运没有学问才术，不懂国家大体，只会用甜言蜜语取得信任。他推荐李锜为浙西观察使，收受贿赂达数十万。他举荐李词为湖州刺史，后来湖州人告发李词贪赃犯罪，皇上因为李齐运的缘故，不加追问便把李词遣走。李齐运患病，一年多不能入朝，朝廷任命官员时，往往派宦官到他家中询问决定。晚年把妾卫氏立为正妻，自己身为礼部尚书，却穿着冕服为她举行婚礼，士人都讥笑他。贞元十二年去世，时年七十二岁，追赠尚书左仆射。李实是道王李元庆的玄孙。凭借恩荫入仕，六次升迁至潭州司马。洪州节度使、嗣曹王李皋征召他为判官，升任蕲州刺史。李皋任山南东道节度使后，又任用他为节度判官、检校太子宾客、员外郎。李皋去世，新任主帅尚未到任，李实掌管留后事务，苛刻削减军士的衣食待遇，军士怨恨反叛，谋划杀他。李实夜间用绳索从城上缒出逃走，回到京城拜见皇上，被任用为司农少卿，加检校工部尚书、司农卿。贞元十九年，任京兆尹，原有卿职和兼官仍旧。不久封为嗣道王。自任京兆尹以来，依仗宠信，强横固执，不顾法令，人人都侧目而视。贞元二十年春夏大旱，关中发生严重歉收，李实执政凶猛暴虐，一心搜刮钱财进献以巩固恩宠，对百姓的诉苦完全不放在心上。他入朝奏对时，德宗问百姓疾苦，李实回答说：‘今年虽然干旱，谷田却很好。’因此租税一概不免，百姓穷困而无处申诉，只得拆下房屋的瓦木，卖掉麦苗来供应赋税。优伶人成辅端于是用戏谑的言辞，作歌说明秦地百姓的艰苦，说：‘秦城的城池已经二百年，哪料如今田园这样贱，一顷麦苗只值五石米，三间堂屋只值二千钱。’像这样的言辞有几十篇。李实听说后大怒，说人成辅端诽谤国政，德宗立即命令把他杖杀。当时有人进言说：‘盲人吟诵箴言劝谏，借诙谐来寄托讽谏，是优伶的旧例。设置诽谤木、采集樵夫的意见，本来就是为了使下情上达、保存讽议，不能给辅端加罪。’德宗也深感后悔，京城没有人不咬牙痛恨李实。按照旧例，府官遇到台官应当避让。李实常在路上遇到侍御史王播，却不肯避让，前导和随从照常行进。王播责问他的随从，李实大怒，奏请把王播任命为三原令，并在王播谢恩之日当庭辱骂他。他欺凌公卿和百官，随着自己的喜怒，诬奏而使人升迁或贬逐的事情接连不断，朝廷官员都害怕并厌恶他。他又诬奏万年令李众，使李众贬为虔州司马；奏请由虞部员外郎房启代替李众，升降任免全按他的意思办理，倚仗权势的神色显露在眉眼之间。按照旧例，吏部将要上奏科目人选时，事情机密，朝廷官员不能私下通信；李实本人却亲自到选曹逼迫赵宗儒，还用权势恐吓他。前一年，权德舆任礼部侍郎，李实托他私下推荐士人，事情没有如意，后来便大规模录取二十人，逼迫权德舆说：‘可以按照这个名单评定名次；不这样做，我一定让你出任外官，到时后悔也来不及。’权德舆虽然没有听从，但也很害怕李实诬奏。

译德宗贞元二十一年，下诏免除京畿地区拖欠的租税；王实却违背诏令征收，百姓极为困苦，官吏也多遭笞罚。他剥削搜刮，聚敛钱财三十万贯，胥吏中有敢于违犯的，便立即加以查办。有人乞求免除哪怕一丝一毫，也必定被处死；没有可供索取的，他还说“死也不屈服”，同样用杖打死。京城内外贵贱之人都苦于他的暴虐。顺宗在居丧期间已经过了一个多月，王实在府中杀死了十几个人，于是朝廷商议驱逐他，便贬为通州长史。制书颁出后，市民都把瓦片石块藏在袖中，投向他的头；王实得知此事，便从月营门由苑西出城，人人相互庆贺。后来遇到赦免，酌情改授虢州，他在赴任途中死去。韦执谊是京兆人。父亲韦浼，官职低微。韦执谊年少时聪明俊秀而有才华，考中进士，又在应制策中列高等，被授为右拾遗，召入翰林院任学士，年纪才二十多岁。德宗尤其宠爱和器重他，常与他唱和作诗；他又和裴延龄、韦渠牟等出入禁中，略微参与顾问。德宗的诞辰，皇太子进献佛像，德宗命韦执谊为佛像作赞文，又让皇太子赏赐韦执谊缣帛作为酬劳。韦执谊到东宫向太子致谢，一时没有话可说，太子于是说：“学士知道王叔文吗？他是个奇才。”韦执谊因此同王叔文交往得十分亲密。不久，他遭逢母丧；服丧期满后，被起用为南宫郎。德宗时，又召入禁中。起初，贞元十九年，补阙张正一因上书谈论政事而得到召见。王仲舒、韦成季、刘伯刍、裴茝、常仲孺、吕洞等人因为曾经同官任职，彼此友善，听说张正一得到召见，便一同前去祝贺。有人告诉韦执谊说：“张正一等人上疏议论您和王叔文结党的事。”韦执谊信以为真，于是被召入答对时，奏说道：“韦成季等人结党聚集，窥伺机会图谋进取。”德宗命金吾卫暗中侦察他们，查得他们数次互相往来饮食，于是把韦成季等六七人全部驱逐。当时没有人能推测其中的缘故。等到顺宗即位，因长期患病不能处理朝政，王叔文掌握权柄，便任用韦执谊为宰相。当时韦执谊的官阶是朝议郎、吏部郎中、骑都尉，赐绯鱼袋，授尚书左丞、同平章事，仍赐金紫。王叔文想独揽政权，所以让韦执谊在外朝任宰相，自己在内廷专擅其事。韦执谊既然是王叔文引荐任用的，不敢辜负这份情谊；但又迫于公众议论，常常故意提出不同意见，暗中派人向王叔文解释说：“我不敢辜负约定而故意与你相异，只是想共同成就国家大事。”王叔文斥骂发怒，于是两人结下仇怨；韦执谊本来因王叔文而得以居位，也想制造矛盾来掩饰自己的痕迹。宪宗接受顺宗内禅后，王伾、王叔文的党羽都被驱逐；但因为韦执谊是宰相杜黄裳的女婿，所以几个月后才被贬为崖州司户。起初，韦执谊官职卑微时，常常忌讳，不愿听人说起岭南州县的名称。他任郎官时，曾和同舍官员到职方司看地图，每看到岭南的州，韦执谊就急忙命人把它移开，闭着眼不看。等到他拜相后，回到自己坐的厅堂，看见北墙上有一幅地图，却没有走近查看；过了七八天，才试着看了一眼，原来是崖州地图。他认为不吉利，非常厌恶，却不敢说出口。后来因王叔文获罪被贬，果然前往崖州，死在贬所。王叔文是越州山阴人。起初凭借棋艺任待诏，粗略通晓经书，喜欢谈论治理国家的道理。德宗命他在东宫当值。太子曾和侍读讨论政事，因而谈到宫市的弊端，太子说：“我见到皇上时，一定要极力进言。”众学生都称赞太子的做法，只有王叔文一言不发。散席后，太子对王叔文说：“刚才议论宫市时，唯独您没有说话，为什么？”王叔文说：“皇太子侍奉皇上，除了视察饮食、问候安否之外，不应随意干预外朝之事。陛下在位已久，如果有小人从中离间，说殿下在收买人心，那么您怎么能为自己解脱？”太子向他道谢说：“如果没有先生，我怎么能听到这番话？”从此更加器重他，宫中的事务都依靠他裁决。每当他面见太子，总说：“某人可以做宰相，某人可以做将领，希望将来任用他们。”他暗中结交当时有名而想侥幸迅速升迁的人士，同韦执谊、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等十几人结为生死之交；凌准、程异也因依附他的党羽而得到进用。藩镇的侯伯中，也有人暗中送来贿赂，请求同他结交。德宗驾崩后，遗诏已经宣布。当时顺宗长期卧病，不再过问各项政务，深居宫中，设置帘帷，宦官李忠言和美人牛昭容在身边侍奉。百官上奏议事，顺宗都在帷幕后批准。王伾常常向顺宗暗示应当属意王叔文，宫中的一些黄门宦官也渐渐知道了这件事。这一天，顺宗从右银台门召王叔文入宫，让他居住在翰林院，任学士。王叔文与吏部郎中韦执谊交好，请求任用韦执谊为宰相。王叔文通过王伾，王伾通过李忠言，李忠言又通过牛昭容，彼此辗转联络安排。政事下到翰林院后，由王叔文决定可否，再宣告到中书省，让韦执谊在外朝承接诏命、上奏执行。他又同韩泰、柳宗元、刘禹锡、陈谏、凌准、韩晔等人相互唱和，自比为管仲、诸葛亮、伊尹、周公；他的党羽个个意气扬扬、自鸣得意，认为天下没有别人能与他们相比。王叔文地位卑微时，常说钱粮是国家的根本，可以用来增减兵赋，也可以掌握权柄、收买士人。王叔文刚入翰林院时，由苏州司功参军升为起居郎，不久兼任度支、盐铁副使；名义上由杜佑主持，实际上都是王叔文办成的。几个月后，他转任尚书户部侍郎，仍旧兼领使职和学士。宦官俱文珍厌恶他玩弄权柄，于是削去他的学士职务。制书颁出后，王叔文大为惊骇，对人说：“我需要时常到这里来商议公事，如果不带有这个职务，就没有理由入内。”王伾替他申辩请求，于是获准每三五天进入翰林院一次，但最终还是削去了他的内职。王叔文起初进入内廷，暗中策划，秘密传达命令，事情的机密形迹不显露，于是凭借口舌任意进退人物、传播好恶。人们还没有看清他的根本，反而相信他是奇才。等到他掌管度支、盐铁两项财利大权，列身外朝，愚人和智者都说：“他就像城中的狐狸、山中的鬼，夜里在洞窟中号叫，任意给人降祸赐福，人们把他当神而畏惧；一旦白天出来在道路上奔走，就一定无能为力了。”

译王叔文在尚书省任职时，不再处理本职事务，只带着党羽低声密谈，谋划夺取宦官掌握的兵权。于是任命旧将范希朝为统领京西、京北诸镇行营兵马使，韩泰为副使。起初，宦官还没有醒悟，恰逢边地各将领分别把情况报告给中尉，并说如今已隶属范希朝，中尉这才明白兵权被王叔文夺走，于是命令各镇不得带兵进入京城。范希朝、韩泰已经到了奉天，但诸将没有到来，只得返回。不久，王叔文的母亲去世。前一天，王叔文在翰林院置办酒食，宴请各位学士以及宦官李忠言、俱文珍、刘光奇等人。酒喝到一半，王叔文对众人说：“我母亲病重，近来我尽心竭力办理国家事务，不避好恶和难易，是想报答圣人对我的深厚知遇。如果一旦离开这个职务，各种诽谤就会接踵而来，谁肯替我说一句话？希望诸位敞开心怀，明察我的处境。”他又说：“羊士谔诋毁我，我想把他杖打处死，但韦执谊懦弱，没能办成。王叔文平生根本不认识刘辟，却因为韦皋的意图请求兼领三川，刘辟反而堵在门口来干预，还想握住我的手，这难道不是凶恶之人吗？我已经命人清扫木场，准备斩杀他，韦执谊苦苦阻拦不肯答应。我无从回答。” 王叔文原本不想册立皇太子。顺宗长期患病不愈，朝廷内外群臣请求册立太子；不久诏令下达，册立广陵王为太子，天下人都感到喜悦，唯独王叔文面露忧色，却不敢谈论此事，只吟诵杜甫《题诸葛亮祠堂》诗的末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于是抽泣流泪，众人都暗自讥笑他。皇太子监国后，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第二年被诛杀。王伾是杭州人。起初任翰林侍书待诏，屡次升迁至正议大夫、殿中丞、皇太子侍书。顺宗即位后，升为左散骑常侍，仍任翰林待诏。王伾鄙陋无能，比不上王叔文，只知道招纳贿赂，没有远大志向；相貌丑陋，说吴地口音，向来被太子轻慢亲狎。王叔文则颇为意气用事，自负有才，粗通经书，喜欢谈论政事，顺宗对他稍加敬重，因此不能像王伾那样自由出入宫禁。王叔文入内时只到翰林院，而王伾则进入柿林院，去见李忠言、牛昭容等人。不过两人各有分工：王伾负责往来传递消息，王叔文负责决断，韦执谊负责起草文诰，刘禹锡、陈谏、韩晔、韩泰、柳宗元、房启、凌准等人谋划议论、相互唱和，并刺探外朝事务。王伾、王叔文以及各个党羽的门前，车马汇集不绝，而王伾门前尤其兴盛，珍玩和贿赂四时不断。他在屋内做了没有门的大柜子，只开一个小孔，刚好可以用来接受物品，以便收藏金银财宝，他的妻子有时就睡在柜子上面。王伾与王叔文一同被贬为开州司马。王叔文最器重的人是李景俭和吕温。王叔文掌权时，李景俭正在东都服丧；吕温出使吐蕃，被留了半年，等到王叔文失败后才回来。陆质任皇太子侍读，不久去世。王伾、王叔文被驱逐后，诏令把他们的党羽韩晔贬为饶州司马，韩泰贬为虔州司马，陈谏贬为台州司马，柳宗元贬为永州司马，刘禹锡贬为朗州司马，凌准贬为连州司马，程异贬为郴州司马，韦执谊贬为崖州司马。韩晔是宰相韩滉的族侄，有出众的才华，依附韦执谊，屡次升迁至尚书司封郎中。王叔文失败后，韩晔被贬为池州刺史，不久改任饶州司马，酌情改授汀州刺史，又转任永州，死在那里。陈谏在王叔文失败时，已经出任河中少尹；后来从台州司马酌情改授封州刺史，转任通州，死在那里。凌准，贞元二十年以浙东观察判官、侍御史的身份被召入朝。王叔文与凌准有旧交，便引荐任用他为翰林学士，后转为员外郎。因王叔文获罪，凌准被贬到连州。凌准有史学才能，崇尚古文，撰有《邠志》二卷。韩泰在贞元年间屡次升迁至户部郎中。王叔文任用他为范希朝神策行营节度行军司马。韩泰最有谋略，能够决断秘密事务，深受王伾、王叔文器重。因王叔文获罪而被贬，从虔州司马酌情改授漳州刺史，后迁任郴州。柳宗元、刘禹锡另有传记。程异是京兆长安人。曾经侍奉患病的父亲，乡里以他的孝悌著称。他考中明经科，脱去布衣入仕，任扬州海陵主簿。又考中《开元礼》科，被授为华州郑县县尉。他精通吏职，处理判决没有滞碍。杜确任同州刺史、兼任河中节度使时，程异都跟随他担任宾佐。贞元末年，程异被提拔授为监察御史，迁任虞部员外郎，充任盐铁转运使、扬子院留后。当时王叔文掌权，凡是通过捷径谋取利益的人都依附他，程异也受到引荐任用。王叔文失败后，程异获罪被贬为岳州刺史，改任郴州司马。元和初年，盐铁使李巽推荐程异，认为他通晓钱粮事务，请求不计前过加以录用。于是程异被提拔为侍御史，再任扬子留后，屡次兼任检校兵部郎中、淮南等五道两税使。程异悔恨以前的过错，严格要求自己，竭尽忠节；江淮地区钱粮事务的弊端，多有革除。他入朝任太府少卿、太府卿，转任卫尉卿，兼任御史中丞，充任盐铁转运副使。当时淮西正在用兵，国家用度不足，程异出使江南各地调发征赋，并且劝说拥有土地的人把多余的财物进献朝廷。他到任后不剥削百姓，也不搜刮财物，军费反而有余，人们大多感到便利。因此专门领任盐铁转运使，兼任御史大夫。元和十三年九月，程异转任工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仍旧掌管盐铁转运使。议论的人认为程异只是从钱粮小吏起家，一旦位居百官之首，实在令人难以接受。程异自己知道德不配位，便以谦逊自守；一个多月内，不敢掌管印信和执笔处理政务。他知道西北边军政务混乱，建议设置巡边使。皇上问谁可以担任，程异请求亲自前往。事情尚未决定，他便无病去世了，时间是元和十四年四月。追赠左仆射，谥号为“恭”。程异生性清廉俭约，死在官舍中，家里没有多余财产，士人多称赞他。皇甫镈是安定朝那人。祖父皇甫邻几，任汝州刺史；父亲皇甫愉，任常州刺史。皇甫镈在贞元初年考中进士，又考中贤良文学制科，被授为监察御史。遭逢母丧，服丧期满后，因为居丧期间轻率游乐获罪，被授为詹事府司直。后来转任吏部员外郎、判南曹，共三年，很能约束奸猾的官吏。改任吏部郎中，三次升迁至司农卿，兼任御史中丞，赐金紫，判度支，不久拜为户部侍郎。当时正讨伐淮西，军粮运输十分紧迫，皇甫镈核查剥削，手段严酷急切，粮储供应得以办成，因此更加受到宠遇，又加授兼御史大夫。

译元和十三年，皇甫镈与盐铁使程异同一天以本官身份任同平章事，仍旧掌管原来的使职。皇甫镈虽有吏治才干，平素却没有公众声望，只因聚敛财物来讨好皇上，刻薄搜刮以求邀宠。诏书下达后，舆情惊骇诧异，即使没有见识的商贩也相互讥笑嘲弄。宰相崔群、裴度把民间议论上奏给宪宗，宪宗发怒而不听。裴度上疏请求罢免自己参与政事，于是论说道：臣前些日子在延英殿陈述请求，恭敬地接受了圣旨，却未能实现臣的愚见。臣私下认为，上古明王圣帝要达到天下大治、兴盛教化，虽然依靠君主，也依靠辅佐大臣。所以讲述尧、舜的治道，就会说到稷、契、皋、夔；记载太宗、玄宗的德政，就会说到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自古至今，从没有不任用辅弼大臣却能独自治理天下的。何况如今的天下与十年以前不同，正在驱策文武，扫清盗寇叛乱，建立太平盛世的事业，十成已经完成了八九成。然而华夏是否安定，系于朝廷；朝廷的轻重，又在于宰相。像臣这样驽钝的人，早晚战战兢兢，常常认为上有圣明君主，下却没有贤能大臣，既不能增益日月般的光明，也不能扩充天地般的恩德。以致每件事都劳烦圣心，所以平定叛贼、安抚百姓如此费力，实在是因为我们这些臣子不能胜任职务。臣正希望陛下广泛采纳舆论，旁求众望，把贤能之人置于辅弼之位，责成他们完成教化；可是如今却突然把一个卑微之人取来，列在重要职位上。开始时，殿庭朝班中的人彼此惊骇，接着街道市肆中的人彼此讥笑喧呼。臣私下估计，远近传播的议论与京城没有不同。为什么呢？天子如同高堂，宰臣如同台阶；台阶高堂屋才高，台阶低堂屋就无法高耸。宰相任非其人，天子也就无法尊贵。臣以为陛下睿智明哲、文德显著，关键只在授官是否得当；凡是陛下亲自阅览考察的事情，都洞察无遗。因此近来选择任用宰相，即使有的人道德不能周全事物、才干不能济及时务，但只要公众声望所归，也都有可取之处。何况皇甫镈自从掌管财赋，只知道剥削搜刮，把苛刻当作明察，把刻薄当作精明。自京北、京西的城镇以及各部门，到远近州府，凡是仰赖度支供给的地方，无不咬牙切齿，恨不得吃他的肉；还多亏臣等屡次劝诫他，或上奏议论，才在许多事务中勉强使供应流通。近来淮西各军的粮料，按规定应发的钱被扣去了五成，实际只给一成、两成，士卒怨怒，都想离散叛变。臣到行营后，姑且安慰劝解他们，说只是因为迁延不进，军粮供应渐渐困难；如果都能继续前进，一定有优厚赏赐。用这些话约定之后，便严令供军官员，先支给九月一日以前应发钱粮的两成以上，让他们都努力作战，军心才稍稍安定；否则必然溃散。如今旧有的军队都已奔赴淄青讨伐，忽然听说此人入朝为相，必然相互惊扰，以为又会发生以前的事情，于是更加忧虑而无处申诉。虽然他侵削得不少，但遗漏未收的也很多，所以停兵之后，军费钱数仍有一千零三十万贯，这件事还算可以。只是皇甫镈本性狡诈，言语不诚实，反复无常，天下人都知道；唯独他能够向上蒙蔽皇上的听闻，足见奸邪到了极点。程异虽说人品平庸世俗，但心地平和，处理繁重事务或许也能有所助益；然而一旦提升到宰相职位，就位居公卿之上，实际上也不合适。至于皇甫镈，天下人的怨恨已经深入骨髓，陛下今天却收他为股肱之臣，列于宰辅之位，臣实在担心不可如此，请陛下考虑。如果陛下采纳臣的诚恳意见，赶快下令调换他们，以符合天下人的期望，天下就太幸运了。臣听说李修有病，也请求入朝任职；如果浙西观察使一职空缺，暂且给他也可以。臣知道这番话一出口，必定触犯天威，但只要能把话说出并付诸行动，即使获罪也心甘情愿。如今臣如果不退职，天下人会说臣辜负了陛下的恩宠；现在臣请求退职既未获准，进言又不被听取，仿佛烈火焚心，又仿佛利箭攒刺身体。臣自己并没有什么值得惋惜的，只是惋惜陛下今日的形势。为什么呢？淮西已经平定，河北都已安宁，承宗收敛锋芒、削减土地，程权约束自身、赶赴朝廷，韩弘带病出征讨贼。这难道是京城的力量能够制伏他们吗？只是朝廷的处置能够使他们心服罢了。如今既已开创中兴，重新建立华夏秩序，陛下怎么忍心反而亲自破坏它，使亿万百姓离心，使四方诸侯瓦解？所有正直君子都想痛哭。何况陛下任用臣的心意，难道能和对待普通人一样吗？臣侍奉陛下的心，岂敢同一般士人相比？所以臣冒死再三封章上奏。如果这些话不足以供陛下观览，臣就伸长脖子接受责罚。陛下如果把一个市井商贩同臣列在一起，对臣个人又有什么损害？真正受伤的是陛下，臣实在愤懑惶恐到了极点。当时宪宗认为世道渐渐太平，想尽情享乐，池苑楼台、馆阁宫室逐渐增加修饰。程异、皇甫镈探知皇上的心意，多次进献剩余财物，以备营造修建，所以宪宗独自排斥舆论，任用皇甫镈为相；看到裴度的奏疏后，认为他结党，竟不肯阅览。皇甫镈知道公众议论无法容忍自己，便更加用巧言媚态来巩固地位，上奏请求减削内外官员的俸钱来充实国用。敕令下达后，给事中崔祐封还诏书，这件事才作罢。当时宫中拿出积年库藏物品，交给度支估价，按惯例这些物品都陈旧腐朽，皇甫镈却全部按高价买下，用来供应边军。罗縠、缯帛和彩绢一遇风就断裂，随手便散坏，军士怨怒，聚集起来把它们烧掉。裴度奏事时，趁机说到边军焚烧赏赐物品的用意，皇甫镈于是拉着他的脚上奏说：“这双靴子就是内库拿出来的，臣用俸钱二千买到，坚韧耐穿，可以穿很久；他们所说物品不能用，都是欺诈。”宪宗认为他说得对，从此皇甫镈更加肆无忌惮。裴度有用兵讨伐叛乱的功劳，皇甫镈心中嫉妒，便和宰相李逢吉、令狐楚联合起来排挤裴度，使他出任太原镇。崔群享有公众声望，受到士大夫重视，多次谈论时政弊端，皇甫镈厌恶他。于是适逢商议给宪宗上尊号时，皇甫镈便奏说：“昨天群臣商议上徽号，崔群却对陛下吝惜‘孝德’二字。” 宪宗发怒，把崔群贬为湖南观察使。皇甫镈又和金吾将军李道古共同施行奸谋，荐引方士柳泌、僧人大通，声称可以求得长生不死。中尉吐突承璀的恩宠无人能比，皇甫镈厚重贿赂他以结交欢心，所以得以升至宰相。

译穆宗在东宫时，已经充分听闻皇甫镈的奸邪。等到他居谅阴、开始听政时，下诏说：“皇甫镈本来器量凡庸浅近，性情险恶狭隘，行为毫无顾忌，文章也没有可观之处。虽然很早就跻身朝廷官员之列，但一向不合公众期望。自从掌管国家财计，正值兴兵作战，他把剥削百姓说成是奉公办事，已经激起众怒；又用矫饰行迹来显示孤立，以堵塞人们的议论。等到掌管台司，更加败坏时政，不懂治理国家的大体，也不考虑安定边疆的长远谋划，致使三军多有受冻挨饿之忧，百姓深受凋敝困苦之害。他对事情一概隐瞒，对言论全都虚构诬陷，远近都知道，朝野共同怨恨。而且还放纵自己搜求方士，向先朝皇帝进行迷惑，暗中勾结奸人，罪行难以宽舍。应当加以流放诛杀，以端正刑法；姑且贬退到遥远荒僻之地，仍算保留宽大的典制。”又下诏说：“山人柳泌擅自怀有邪道，向先朝皇帝进言迷惑，固执地请求治理百姓，妄想以尊贵身份惑乱众人；自知荒诞，便逃跑。僧人大通不精通医方，所用药术全是虚妄。既然已经招致祸患，两人都是奸邪之徒。国家自有常刑，人神都应共同弃绝他们，应交付京兆府，重杖一顿处死。” 柳泌原名杨仁力，年轻时学习医术，言语多荒诞虚妄。李道古奸邪反复而又善于钻营，和柳泌秘密谋求进身，把他推荐给皇甫镈，于是征召入禁中。柳泌自称能够求得灵药，说：“天台山有很多灵草，是仙人会聚的地方，臣曾经知道此事，但力量不能取得。希望任我为天台长官，借此求取灵药。”于是他从徒步小民一跃被任为台州刺史，仍赐金紫。谏官上奏说：“历代圣明君主也有喜好方士的，但也只是授予官号，从未让他们主持政务、治理百姓。”宪宗说：“只要耗费一个郡的力量就能取得神仙长生之药，臣子对于君父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呢！”因此没有人敢再进言。裴潾因极力进谏而被贬。柳泌到天台后，驱使役用官吏百姓在山谷之间，声称是在采药，鞭打催逼，急躁暴虐。一年多毫无所得，他害怕欺诈之事败露而获罪，便带着全家逃入山谷。浙东观察使派人追捕，把他押送到京城；皇甫镈和李道古极力为他担保，声称一定能取得灵药，于是让他在翰林院等待诏命。宪宗服用柳泌的药后，日益烦躁，喜怒无常，宦官害怕无罪被杀，于是发动弑逆。大通自称活了一百五十岁，长期得到药力的帮助。又有一个叫田佐元的人，是凤翔虢县人，自称有奇异法术，能够把瓦砾变成黄金，穿着白衣就被授为虢县县令。起初，柳泌被关押在京兆府，狱吏斥责他说：“为什么苦心做这种虚假欺诈的事？”柳泌说：“我本来没有这种心思，是李道古教我的，而且他说可以活四百岁。”府吏防备得十分周密，担心他暗中变化逃脱；等到他脱去衣服就刑时，却一点异常变化也没有，身上只是布满了灸灼留下的瘢痕。皇甫镈死在贬所。皇甫镈的弟弟皇甫镛，是一位端正的士人。他也考中进士，历任宣歙、凤翔使府从事，入朝任殿中侍御史，转任比部员外郎、河南县令、都官郎中、河南少尹。当时皇甫镈任宰相，兼领度支，恩宠特别优厚。皇甫镛厌恶哥哥的恩宠过盛，每逢兄弟宴饮交谈，就极力劝说他，皇甫镈很不高兴。于是皇甫镛请求任分司官，被授为右庶子。皇甫镈获罪后，朝廷一向知道皇甫镛有先见之明，所以没有治他的罪，征召他为国子祭酒，改任太子宾客、秘书监。开成初年，授为太子少保分司，四十九岁去世。皇甫镛能写文章，尤其擅长诗歌，以追求道义为乐而自得其乐，不屑于世俗事务，当时的名士都同他交往。有文集十八卷，著有《性言》十四篇。史臣说：奸邪之人危害正道，自古以来就有；但虚妄欺诈而肆无忌惮、嫉妒贤能而伤害善人的，还没有像裴延龄、皇甫镈这样严重的。臣每次读陆贽丞相论述裴延龄的奏疏，没有一次不泪流沾湿衣襟。他坚守正道、效忠国家，为宗庙社稷的大计而如此感奋、冒险犯难，如果不是端正之士和有益的朋友，怎么能够做到这样？德宗作为君主实在奇怪：忠良之臣不任用，却尊崇谗邪之人，以至于自身流离、国家陷入危难，几乎覆灭，仍独自坚持认为裴延龄是对的，不能醒悟卢杞是错误的，可悲啊！韦执谊、王叔文趁着时机而行为多有乖僻，却想运转天地四方、斟酌天下政务；刘禹锡、柳宗元等诸生，追逐市井利益的臭味，实在狂妄得厉害！宪宗章武皇帝才雄智明，决断英明，剪除祸乱的根源；等到驱逐崔群、裴度，却任用程异、皇甫镈为相，大概是晚年受到妖妄之人的迷惑吧，还能说什么呢！” 赞曰：贞元年间的风气，喜欢谄媚而厌恶忠诚。裴延龄、皇甫镈伤害善人，成为危害国家的蠹虫。裴度、陆贽进献忠言、匡正君主，嫉恶如仇，迅疾如风。上天的听察并不可信，我们所守的正道于是陷入穷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