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二十

译列传第二十。王珪、戴胄（戴胄兄长的儿子戴至德）、岑文本（岑文本兄长的儿子岑长倩，岑长倩的儿子岑羲；格辅元附载）、杜正伦。王珪，字叔玠，是太原祁人。他的家族在北魏时姓乌丸，曾祖父神念从北魏逃奔梁朝，恢复王姓。祖父僧辩，任梁朝太尉、尚书令。父亲王顗，任北齐乐陵太守。王珪幼年丧父，性情高雅恬淡，年轻时欲望很少，志向器量深沉宏大，能够安于贫贱，遵循道义、履行正道，交友不随便苟合。他的叔父王颇，是当时精通儒学的人，具有鉴察人物的眼光，曾对亲近的人说：“我们家门的希望，全在这个孩子身上。”开皇末年，王珪任奉礼郎。王颇后来因汉王杨谅谋反之事获罪被诛，王珪应当连坐，于是逃亡到南山，前后十多年。高祖进入关中后，丞相府司录李纲推荐王珪，说他贞正诚实而有才识，便任用他为世子府谘议参军。东宫建立后，任太子中舍人；不久转任中允，很受太子李建成礼遇。后来因牵连李建成的阴谋之事，被流放到巂州。李建成被诛杀后，太宗一向知道他的才能，召回任谏议大夫。贞观元年，太宗曾对侍臣说：“正直的君主驾驭邪恶的臣子，不能达到天下大治；正直的臣子侍奉邪恶的君主，也不能达到天下大治。只有君臣彼此相遇、关系如同鱼和水一样，天下才能安定。从前汉高祖不过是个种田人，提着三尺宝剑平定天下；后来谋划规模宏远，福泽流传子孙，这大概是因为任用了贤臣的缘故。朕虽然不明智，幸亏各位大臣多次匡正救助，希望依靠你们的好谋略，使天下达到太平。”王珪回答说：“臣听说，木材依照墨绳加工就能端正，君主听从劝谏就能圣明。所以古代的圣明君主，一定有七名敢于直谏的臣子；如果进言而不被采用，他们就相继以死相争。陛下打开圣明的思虑，采纳平民百姓的意见，臣身处可以直言不讳的朝廷，实在愿意竭尽自己狂妄浅陋的见识。”太宗称赞他说得好，下令从今以后，中书省、门下省以及三品以上官员入阁议事时，必须让谏官随同。王珪常常推诚相见、纳忠进谏，提出了许多可行或不可行的意见，太宗对他的顾念礼遇更加深厚，赐爵永宁县男，升任黄门侍郎，兼任太子右庶子。贞观二年，王珪代替高士廉任侍中。太宗有一次闲居时与王珪宴饮交谈，当时有一名美人在旁侍奉，她原是庐江王李瑗的姬妾；李瑗败亡后，她被登记没入宫中。太宗指着她对王珪说：“庐江王不守道义，杀了她的丈夫又收纳她为妾。如此暴虐，怎么会有不灭亡的呢！”王珪离开座位说：“陛下认为庐江王夺取这个妇人是对，还是不对？”太宗说：“他杀人又夺取妻子，你却来问朕这是非，为什么？”王珪回答：“臣从管子那里听到过这样的话：‘齐桓公巡视郭国，问当地父老：郭国为什么灭亡？父老说：因为郭君喜欢善人、厌恶恶人。’ 齐桓公说：‘照您这样说，郭君是贤明君主，怎么会灭亡？’父老说：‘不是这样。郭君喜欢善人却不能任用他们，厌恶恶人却不能罢黜他们，所以灭亡了。’如今这个妇人还在陛下身边，臣私下认为陛下是认可这件事的；陛下如果认为这是错误，却不把她遣去，这就叫知道邪恶却不除掉它。”太宗虽然没有把这名美人遣出宫，却非常重视王珪的话。当时太常少卿祖孝孙因为教宫人演奏音乐不合太宗旨意，被太宗责备。王珪和温彦博进谏说：“祖孝孙精通音律，并不是不用心，只是恐怕陛下询问时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因而使陛下的视听受到迷惑。而且祖孝孙是高雅之士，陛下忽然让他教女子歌舞，又因效果不好而责怪他，臣恐怕天下人会惊疑不解。”太宗大怒说：“你们都是我的心腹，应当进献忠言直言，为什么竟然依附下属、欺瞒君上，反而替祖孝孙说话！”温彦博拜谢认错，王珪却不下拜，说：“臣本来侍奉东宫前太子李建成，罪行已经应当处死。陛下怜悯而赦免我的性命，不因我不才，反而把我安置在枢要近臣之列，要求我忠诚正直。今天臣所说的话，难道是为了私情吗？没想到陛下忽然用无端的猜疑责备臣，这是陛下辜负臣，而不是臣辜负陛下。”太宗沉默不语，事情便结束了。第二天，太宗对房玄龄说：“自古以来，帝王能够接受劝谏，本来就很难。从前周武王尚且没有任用伯夷、叔齐，周宣王虽是贤主，杜伯仍然因无罪而被杀；我日日夜夜希望赶上前代圣人，却遗憾自己不能仰望达到古人的境界。昨天责备温彦博、王珪，朕非常后悔。你们不要因为这件事就不再进直言。” 当时房玄龄、李靖、温彦博、戴胄、魏徵和王珪一同参与主持国政。后来有一次侍宴，太宗对王珪说：“你的见识鉴别清明通达，尤其善于谈论。房玄龄等人，都适合品评，你也可以衡量一下，和这些人相比，谁更贤能？”王珪回答说：“勤勉不懈地奉事国家，凡是知道的没有不去做的，我不如房玄龄；文武才干兼备，出则为将、入则为相，我不如李靖；陈奏详尽明白，承接诏命恰当允当，我不如温彦博；处理繁杂事务，众多政务都能办成，我不如戴胄；把进谏诤言放在心上，以君主不能赶上尧、舜为耻，我不如魏徵。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如仇而喜爱善行，我在这几个人中，也有一天的长处。”太宗深深认为他说得对，群臣也各自认为他完全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都称这是确切的评论。后来王珪进爵为郡公。贞观七年，他因泄露宫禁中的话获罪，降为同州刺史。第二年，召回任命为礼部尚书。贞观十一年，他和诸位儒者共同审订确定《五礼》，书成后赐绢帛三百段，封他的一个儿子为县男。这一年，他兼任魏王的师傅。不久皇上问黄门侍郎韦挺：“王珪做魏王泰的老师，和魏王相见时，应当行怎样的礼节？”韦挺回答说：“拜见老师的礼节，应当依礼答拜。” 魏王向王珪询问忠孝之道，王珪回答说：“陛下是大王的君主，侍奉君主应当想着竭尽忠诚；陛下又是大王的父亲，侍奉父亲应当想着竭尽孝道。忠孝之道，可以立身，可以成就名声；当代可以享受上天的保佑，余下的美名可以流传给后代。”魏王说：“忠孝之道，我已经听到教诲了，希望再听听平时应当学习什么。”王珪回答说：“汉代东平王刘苍说过：‘做好事是最大的快乐。’”皇上对侍臣说：“自古以来的帝王之子，生长在宫中，等到成年后，没有不骄纵放逸的，因此覆亡接连发生，很少有人能够自我保全。我现在严格教导子弟，是想让他们都能安全。王珪长期受我驱使，我很了解他；因为他心存忠孝，所以选他做太子的老师。你们应当告诉魏王泰：‘你对待王珪，要像侍奉我一样，这样就可以没有过错。’”魏王泰每次都先向王珪拜礼，王珪也以老师的身份自处，舆论都称许他们。当时王珪的儿子王敬直娶南平公主为妻。礼制中有妇人拜见公婆的仪式，自近代以来公主出嫁，这种礼仪都废除了。王珪说：“如今主上聪明圣明，举动都遵循法制。我接受公主的拜见，哪里是为了自身荣耀，而是为了成全国家的美善啊。”于是他和妻子一起在席上就坐，让公主亲自拿着簪子，行盥洗和进献食物的礼仪，礼成后公主退下。

译此后公主出嫁而有公婆的，都准备并实行妇人的礼仪，这件事从王珪开始。王珪年轻时贫寒，有人赠送他东西，他从不推辞谢绝；等到显贵后，都厚重地报答他们，即使那人已经去世，也一定赈济供养他的妻子儿女。他侍奉守寡的嫂嫂极尽礼数，抚养孤侄恩义深厚，宗族亲姻中贫困匮乏的人，他也多方周济。王珪显贵已久，却没有营建私家宗庙，春夏秋冬的祭祀仍在寝室中举行。因这件事被法司弹劾，太宗宽容优待，没有责罚他，于是特意为他建立宗庙，以使他内心惭愧。王珪过分俭朴而不合礼制，当时舆论因此轻视他。贞观十三年，他患病，皇上下令公主到他的宅第探视，又派民部尚书唐俭增减调配药物和膳食。不久去世，享年六十九岁。太宗穿着素服，在别殿举哀，悲悼惋惜了很久。下诏命魏王泰率领百官亲自前往吊唁哭祭，追赠吏部尚书，谥号为“懿”。长子王崇基承袭爵位，官至主爵郎中。幼子王敬直因娶公主，被授为驸马都尉；后来因与太子李承乾交结获罪，迁徙到岭外。王崇基的孙子王旭，开元初年任左司郎中，兼任侍御史。当时光禄少卿卢崇道犯罪，被发配流放到岭南，后来逃回东都，藏匿在那里，被仇家告发。玄宗命王旭审理此案，王旭想擅自显示自己的威权，于是逮捕拘禁卢崇道的亲党数十人，把他们都施以极其残酷的刑罚，然后罗织定成卢崇道的罪状；卢崇道和他的三个儿子都因此被处死，亲友也都被判决杖责、流放或贬谪。当时获罪的大多是有名望的人，天下人都为他们感到冤屈。王旭又和御史大夫李杰不和，双方相互弹劾揭发，李杰最终因而获罪，降为衢州刺史。王旭得志以后，擅自施行威势和恩惠，因此朝廷畏惧而鄙视他。不久他因贪赃罪被贬为龙川尉，愤恨恼怒而死，当时人们对此都感到非常痛快。戴胄，字玄胤，是相州安阳人。他性情正直，有才干和办事能力。熟悉通晓法律条令，尤其精通文书簿册。隋朝大业末年，任门下录事，纳言苏威、黄门侍郎裴矩都很礼敬他。越王杨侗任命他为给事郎。王世充将要篡夺杨侗的帝位，戴胄对王世充说：“君臣之间的名分，感情如同父子，按道理应当共同承担祸福，并且勉励彼此始终不变。明公凭借文武才干，承担国家的重任，国家存亡就在今天。希望您对王室推诚相待，效法伊尹、周公，使国家有泰山般安稳，家族世代相传富贵俸禄的盛况，那么天下之内没有谁不感到庆幸。”王世充用虚伪的话称赞他，说他辛劳了，便把他打发走。后来王世充逼迫越王接受九锡，戴胄又直言极力劝谏。王世充不听，因此把他调出任郑州长史，命他和兄长的儿子王行本镇守武牢。太宗攻克武牢后俘获了他，召用为秦王府士曹参军。太宗即位后，任命他为兵部郎中，封武昌县男。贞观元年，戴胄升任大理少卿。当时吏部尚书长孙无忌曾被召见，解下佩刀后却把刀带入东上阁。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议定，监门校尉没有察觉，罪当处死；长孙无忌误将刀带入，罚铜二十斤。皇上同意了这个意见。戴胄驳议说：“校尉没有察觉和长孙无忌把刀带入，都是过失。臣下对于至尊，不能称作过失；依照法律说：‘供奉御用的汤药、饮食、舟船，因过失而不知情的，都处死。’陛下如果要记录长孙无忌的功劳而宽免他，这不是法司所能决定的；如果应当依据法律处理，那么罚铜也没有做到恰当。”太宗说：“法律不是我一个人的法律，而是天下共同的法律。怎么能因为长孙无忌是国家的亲戚，便想偏袒他呢？”于是命令重新议定。封德彝仍坚持原来的意见，太宗准备采纳他的意见，戴胄又说：“校尉是因为长孙无忌而获罪，依法应当从轻。如果都说是过失，那么两人的情节相同，但生死处罚却截然不同，我冒昧地坚持请求。”皇上嘉许他，最终免去了校尉的死罪。当时朝廷大力推行选举，有人伪造资历和门荫，皇帝命令他们自首，不自首的罪至死刑。不久有一个作伪者事情败露，戴胄依据法律判处流放，上奏皇帝。皇帝说：“朕下诏说不自首的人处死，如今你判流放，这是向天下显示朕不守信用。你是想出卖案件来求取私利吗？”戴胄说：“陛下应当当即杀了他，这不是臣所能管的事。既然已经把案件交给主管官署，臣就不敢损害法律。”皇帝说：“你自己坚持守法，却要让我失去信用吗？”戴胄说：“法律，是国家用来向天下昭示最大信用的；言语，则是当时喜怒发作时说出的。陛下一时愤怒，答应杀掉他们，后来知道不能这样做，便把他们交付法律处理，这正是忍住小的愤怒而保全大的信用。如果顺从愤怒而违背信用，臣私下替陛下感到惋惜。”皇帝说：“法律有不妥之处，您能够纠正它，我还有什么忧虑呢！”戴胄前后多次冒犯皇帝而坚持依法办事，大多如此。他所审理的刑狱案件，都没有冤枉滥刑；每逢遇到具体情形便随时指出并纠正，言辞如泉水涌出。那年，他调任尚书右丞，不久又升为左丞。在此以前，每年发生水灾旱灾，都从正仓出粮救济；没有粮仓的地方，就到其他州取食，百姓常常因此陷于饥乏。贞观二年，戴胄上言：“水旱灾害，是前代圣人也不能避免的。国家没有九年的储蓄，是《礼经》明确告诫的。如今丧乱以后，户口凋残，每年缴纳租税，还不能充实仓廪。随即发放，勉强只能供应当年；如果发生灾害，将拿什么赈济抚恤？所以隋朝开皇年间建立制度，让天下百姓按等级缴纳粮食，称为社仓；直到隋文帝一代结束，能够没有饥荒。到了大业中期，国家用度不足，连社仓的粮食也一起拿来充作官府费用，所以到了隋朝末年，已经没有东西可以供给了。从王公以下直到普通百姓，按照所耕种田地的收成和亩数，每到秋收成熟时，依据庄稼的情况合理劝导督促，全部让他们缴纳粮食。种植稻谷、小麦的地区，也实行同样的税法，各自在当地缴纳，设立为义仓。”太宗采纳了他的建议。因为戴胄家中贫穷，赐给他钱十万。当时尚书左仆射萧瑀被免官，仆射封德彝又去世了。太宗对戴胄说：“尚书省是维系天下纲纪的机构，百官都接受它的统辖；如果一件事出了差错，天下必定有人受到它的弊害。如今把尚书省的令、仆两职交给你，你应当符合我的期望。”戴胄性情明敏，通晓处理政务，处理裁决明白迅速。议论者认为左右丞都称职，自武德以来，这样的人只有一个。戴胄又兼任谏议大夫，皇帝命他和魏徵轮流入宫供职。贞观三年，升任民部尚书，兼检校太子左庶子。此前，右仆射杜如晦专门掌管选举，临终时请求把选官事务交给戴胄，因此下诏命戴胄兼摄吏部尚书，他原任民部尚书、太子庶子、谏议大夫等职仍照旧。戴胄虽有才干和办事能力，却没有多少学术修养。他任吏部尚书时，压抑文雅之士而奖用执法官吏，受到当时舆论的严厉讥刺。贞观四年，免去吏部尚书之职，以原官参与朝政，不久进爵为郡公。贞观五年，太宗准备修复洛阳宫，戴胄上表劝谏说：

译陛下正处在历代王朝积弊之后，又接续在暴虐的隋朝之后，您从水深火热中拯救残余百姓，把遗留下来的民众从倒悬的危急状态中救出。使远方和近处都安定，天下清平宁静，这样的大功大德，哪里是臣所能称赞的。臣确实是个小人，才智见识不够深远，只知道眼前耳目所及的事情，不能通达长久的策略，但仍冒昧竭尽微薄诚意，谈论臣所掌管职务范围内的事情。近来我看到关中、黄河以外的地区，都设置了军团，富裕人家的壮丁，也都被征入军队。再加上九成宫的劳役，剩余壮丁将要用尽；京城二千里以内的人，先被分配给司农寺和将作监。即使还有剩余人力，势力又哪里值得一提？战乱离散才刚结束，户口单薄衰弱，一人服役，全家便荒废。入军的人要督促准备武器装备，服役的人要负责供应干粮，举家操办，多数都不能维持。以臣愚见，恐怕会导致怨恨叹息。七月以来，连绵大雨过度，河南、河北的田地低洼，纵使时令丰收、年成良好，也还难以估量损失。加上军队和国家所需，都依靠府库，布帛的支出每年超过百万。壮丁已经役使殆尽，赋税征调却没有减少，费用也没有停止，国库必将空虚。况且洛阳宫殿足以遮蔽风雨，过几年再修完，也不算晚。如果突然开始修建，恐怕会伤害百姓，使他们劳苦不安。太宗非常赞许他，于是对侍臣说：“戴胄和我没有骨肉亲属关系，只是因为他以忠直自我勉励，感情深厚而体念国家，凡是国家机要之事，没有不向我报告的。他所得的官职爵位，是用来酬答他的忠诚罢了。”贞观七年戴胄去世，太宗为他举哀，停止朝会三天。追赠尚书右仆射，追封道国公，谥号为“忠”，下诏命虞世南撰写碑文。又因为戴胄的住宅破旧简陋，没有祭祀享用的地方，命主管官署特意为他建造宗庙。房玄龄、魏徵都赞美戴胄的才干和能力，和他关系亲密友善；戴胄去世后，他们有时经过他生前游息交往的地方，常常为他流泪。戴胄没有儿子，便以兄长的儿子戴至德为继嗣。戴至德在乾封年间屡次升迁，任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不久调任户部尚书，仍旧参与掌管政事。父子在十多年间相继担任尚书，参与知晓国家政务，当时人以此为荣耀。咸亨年间，高宗用飞白体书法写字赐给侍臣，赐给戴至德的字是“泛洪源，俟舟楫”，赐给郝处俊的是“飞九霄，假六翮”，赐给李敬玄的是“资启沃，罄丹诚”，又赐给中书侍郎崔知悌的是“竭忠节，赞皇猷”，这些话都有起兴和比喻的意味。不久戴至德升任尚书右仆射。当时刘仁轨任左仆射，每逢有人申诉冤屈和积压的案件，总是用好听的话答应他们；戴至德则先依据道理加以诘问，从不轻易表示取舍；如果申诉有道理，就秘密上奏，始终不显露自己裁决的功劳，因此当时的声誉都归于刘仁轨。有人问戴至德，他回答说：“庆赏、刑罚和定罪，是君主的权柄；凡是做臣子的，怎么能同君主争夺权柄呢！”他谨慎缜密到这种程度。后来高宗知道此事，深深感叹并称赞他。仪凤四年去世，停止朝会三天，命百官按次序到宅第哭祭，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并州大都督，谥号为“恭”。岑文本，字景仁，是南阳棘阳人。祖父岑善方，曾在萧察手下任吏部尚书。父亲岑之象，隋朝末年任邯郸令，曾被人告讼，按理却不能申雪。岑文本性情沉稳敏捷，仪表出众，广泛考究经史，很多知识都能融会贯通，善于谈论，擅长写文章。当时他十四岁，到司隶那里申诉冤屈，言辞情感慷慨恳切；被召见回答时，明白善辩，众人都很惊异。试着命他写《莲花赋》，他下笔即成，构思意旨非常好，整个官署没有不赞叹欣赏的。他父亲的冤屈因此得以洗雪，岑文本也由此知名。后来郡里举荐他为秀才，但因时局动乱没有应召。萧铣在荆州僭越称帝，召他代理中书侍郎，专门掌管文书。河间王李孝恭平定荆州时，军中将士都想大肆抢掠，岑文本进言劝说李孝恭：“自从隋朝无道以来，群雄像鼎中的沸水一样纷纷而起，天下都伸长脖子等待真正的君主。如今萧氏君臣、江陵父老决定归降，实在是希望离开危险而趋向安定。大王如果一定要放纵军队掳掠，实在不是敝州百姓盼望获得安定的心意，也恐怕会使长江、五岭以南归向王化的心受到阻碍。”李孝恭称善，于是制止了抢掠，任命岑文本为荆州别驾。李孝恭进攻辅公祏时，召岑文本掌管军中文书，又任命他为行台考功郎中。贞观元年，任秘书郎，兼任中书省值宿官。适逢唐太宗举行藉田礼，文本献上《藉田颂》。到了元日，太宗临轩宴请百官，文本又献上《三元颂》，文辞十分优美。文本的才名已经显著，李靖又称誉并推荐他，于是提拔授任中书舍人，渐渐受到太宗的亲近和顾遇。当初武德年间，诏令文告以及军国大事的文书，都出自颜师古之手。到这时，诏令文告则多由文本起草。有时政务繁多纷杂，太宗就命六七名书僮根据口授同时书写，片刻之间全部写成，几乎把文章的精妙都发挥出来。当时中书侍郎颜师古因获罪被免职，不久，温彦博上奏说：“颜师古熟悉通晓当时的事务，擅长文章法式，当今没有人能比得上他，希望陛下能够重新起用他。”太宗说：“我亲自举荐一个人，您不必忧虑。”于是任命文本为中书侍郎，专门掌管机密事务。此前，他又和令狐德棻撰写《周史》，其中的史论大多出自文本之手。到贞观十年，《周史》撰成，文本被封为江陵县子。贞观十一年，他随太宗到洛阳宫，适逢谷水、洛水泛滥，文本上密封奏事说：臣听说，开创平定乱世的事业，功劳已经很难；守住已经成就的基业，道路也并不容易。所以处在安定时想到危险，是用来巩固事业的；有开端也有结局，是用来使基业兴盛的。如今虽然亿万百姓安定，四方宁静，但既承受丧乱之后的局面，又接续凋敝残破的余波，户口仍然大量减少，田地开垦仍然很少。覆盖养育百姓的恩德已经显著，但创伤还没有恢复；德政教化的风气已经传播，但百姓的资产却屡屡空竭。因此古人把这种情形比作种树：经过长久岁月，枝叶才会茂盛；如果栽种时间短，根本还没有牢固，即使给它施上肥沃的黑土，用春日的阳光温暖它，只要一个人摇动它，也必然会枯萎。如今的百姓，很像这种树。经常加以涵养，他们就会日渐繁殖增长；一旦暂时有征发劳役，就会随之凋敝损耗。凋敝损耗太严重，百姓就不能安生；百姓不能安生，怨气就会充满四方；怨气充满四方，离心叛乱的念头就产生了。所以帝舜说：‘值得爱护的不是君主，而是百姓；值得畏惧的不是百姓，而是君主。’孔安国说：‘百姓把君主看作自己的生命，所以君主值得爱护；君主失去正道，百姓就会背叛他，所以君主值得畏惧。’孔子说：‘君主就像船，百姓就像水；水能够承载船，也能够倾覆船。’因此古代贤明的君王，即使有了休美功业也不自满，每天都比前一天更加谨慎，实在就是因为这个道理。

译伏望陛下考察古今的事情，洞察安危的关键，对上把国家社稷看重，对下把亿万百姓放在心上。明确选举，谨慎赏罚，任用贤能，斥退不肖。听到过错立即改正，接受进谏像水流一样顺畅。行善在于不犹疑，发布命令要期望一定兑现。调养精神性情，减少打猎游玩的娱乐；去除奢侈而遵从俭朴，减少工役的费用。致力于使境内安静，而不谋求开辟疆土；随身携带弓箭，不忘武备。以上这些事情，虽然是治理国家的常道，也是陛下平常所实行的，但臣愚昧的心意，只希望陛下思考它们而不厌倦，实行它们而不懈怠。这样，最高的治道之美就可以和三王、五帝相比，万年长久的国运也能随着天地长存。即使桑树、谷树出现妖异，龙蛇兴起灾害，野鸡在鼎耳上鸣叫，石头在晋国土地上说话，也仍然应当能够转祸为福、变灾咎为祥瑞。何况水灾雨患是阴阳变化的常理，怎么可以说是上天的谴责，而使圣明的心为此牵挂呢？臣听说古人有句话：‘农夫辛劳，而君子得到养育；愚者进言，而智者加以选择。’臣冒昧陈述狂妄浅陋的意见，恭候斧钺加诛。这时魏王泰在诸王中最受宠爱，大肆修建宅第，岑文本认为奢侈的风气不可长久，上疏详细陈说节俭的道理，说魏王泰应当有所抑制减损。太宗也赞许他，赐帛三百段。贞观十七年，加授银青光禄大夫。岑文本自认为出身书生，常常心怀谦抑自损。平生的老朋友，即使地位微贱，他也一定以对等的礼节相待。他居住的地方低矮简陋，屋里没有褥垫、帷帐等装饰。他侍奉母亲以孝顺闻名，抚养弟弟和侄子，恩义十分深厚。太宗常说他“宽弘厚重、忠诚谨慎，我亲近他，也信任他”。当时新立晋王为皇太子，名士大多兼任宫官，太宗想让岑文本兼任东宫官职。岑文本拜了两拜说：“臣凭借平庸的才干，任职已经超过本分；守住现在这一个职位，还害怕福禄太满，哪里适合再冒昧兼任东宫官职，以招致当时的讥谤呢？臣请求专心侍奉陛下，不愿再求取东宫的恩泽。”太宗于是作罢。但仍命他每五天到东宫参见一次，皇太子按宾友之礼对待他，并向他答拜。岑文本受到的待遇就是这样。不久他被任命为中书令，回到家中却面有忧色。他的母亲感到奇怪，问他原因，岑文本说：“我不是功臣，也不是旧臣，却过分承受宠爱荣誉；责任重大而地位很高，所以忧虑害怕。”亲友来庆贺，他总是说：“今天是来接受吊慰的，不是接受祝贺的。”又有人劝他经营产业，岑文本叹息说：“我这个南方的平民，徒步进入关中，从前的愿望不过是做秘书郎、当一个县令罢了。没有立过战功，只凭文章才学做到中书令，这已经是人生的极致了。承受这样重的俸禄，已经足够让我害怕了，怎么还能再谈置办产业呢？”那人叹息着退下。岑文本长期身居枢要、主持政务，得到的赏赐接连不断；凡是财物的收入和支出，都交给弟弟岑文昭办理，自己一概不过问。岑文昭当时任校书郎，经常和当时的人交游亲近，太宗听说后很不高兴，曾从容地对岑文本说：“你的弟弟交结过多，恐怕会连累你。朕准备把他调出京城任外官，怎么样？”岑文本哭着说：“臣的弟弟幼年丧父，老母尤其疼爱他，不愿让他一夜之间离开身边。如果现在把他调到外地，母亲一定忧愁憔悴；假如没有这个弟弟，也就没有老母亲了。”他抽泣呜咽，太宗怜悯他的心意，便作罢。太宗只召见岑文昭，严厉告诫约束他，岑文昭最终也没有犯过错。到了将要讨伐辽东时，凡是筹划谋议的事情，全都交给岑文本办理。岑文本受到的委任既深，精神情绪顿时耗竭，言语举止很不寻常。太宗见了忧虑，对身边的人说：“文本如今和我一同出行，恐怕不能和我一同回来。”到了幽州，岑文本突然患重病，太宗亲自前往探视，抚摸着他流泪。不久去世，享年五十一岁。当天夜里，太宗听到击鼓警夜的声音，说：“文本去世了，我的感情深深悲痛。今夜的警鼓声，是我不忍听到的。”于是命令停止击鼓。追赠侍中、广州都督，谥号为“宪”，赐东园秘器，陪葬昭陵。他的文集共有六十卷，在当时流传。岑文本的哥哥岑文叔。岑文叔的儿子岑长倩，小时候由岑文本抚养，岑文本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永淳年间，屡次升迁为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垂拱初年，由夏官尚书调任内史，掌管夏官事务，不久任文昌右相，封邓国公。武则天初次改朝换代时，尤其喜好祥瑞符应，岑长倩害怕获罪，提出了不少陈奏；又上疏请求把皇嗣的姓氏改为武氏，作为周王朝的太子储君，武则天答应了他，实封五百户。天授二年，加授特进、辅国大将军。这一年，凤阁舍人张嘉福和洛州人王庆之等联名上表，请求立武承嗣为皇太子。岑长倩认为皇嗣已经在东宫，不可改立武承嗣，便和地官尚书格辅元最终都没有署名，并上奏请求严厉责罚上书的人。因此大大违逆了武氏诸人的意愿，武则天便斥责他出征吐蕃，充任武威道行军大总管。行军到中途又召回，下制狱审讯，最终被杀，并且掘毁了他父祖的坟墓。来俊臣又胁迫岑长倩的儿子灵源，让他诬告纳言欧阳通、格辅元等数十人，使他们都被陷害为共同谋反之罪，一并诛杀。岑长倩的儿子岑羲，长安年间任广武令，以有才干闻名。武则天曾命宰相各自推荐适合任员外郎的人，凤阁侍郎韦嗣立推荐岑羲，并且上奏说：“遗憾的是他的从父岑长倩因犯谋逆罪而连累了他。”武则天说：“如果确实有才干，何必介意这点牵连？”于是任命岑羲为天官员外郎。由此，因亲属获罪而受牵连的近亲相继进入尚书省：登封令刘守悌任司门员外郎，渭南令裴惓任地官员外郎。在此以前，岑羲任金坛令，刘守悌和裴惓都以清正的品德受到称誉。岑羲以文职才干闻名，三人都被巡察使推荐，一起授任京畿县令，又一同任尚书郎，都享有美誉。刘守悌后来官至陕州刺史，裴惓官至杭州刺史。岑羲在神龙初年任中书舍人。当时武三思掌权，侍中敬晖想上表请求削去武氏诸王的爵位，招人起草奏疏。众人畏惧武三思，都推辞不敢写，岑羲却提笔起草，言辞非常恳切正直。因此违逆了武三思的心意，调任秘书少监，又升任吏部侍郎。当时吏部侍郎崔湜、太常少卿郑愔、大理少卿李元恭分掌选官事务，都因收受贿赂而闻名；岑羲最为守正，当时舆论称赞他。不久加授银青光禄大夫、右散骑常侍、同中书门下三品。

译睿宗即位后，岑羲出任陕州刺史。后来历任刑部、户部两部尚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删定格令，仍然修撰《氏族录》。当初中宗在位时，侍御史冉祖雍诬告睿宗和太平公主与节愍太子共同谋划，请求加以追究审查，岑羲和中书侍郎萧至忠秘密上奏加以保护。等到岑羲监修《中宗实录》时，亲自把这件事写入史书。睿宗阅览后大为赞赏感叹，赐物三百段、良马一匹，又下制书褒奖他。当时岑羲的哥哥岑献任国子司业，弟弟岑翔任陕州刺史，岑休任商州刺史；同族兄弟的子侄因岑羲引荐而升任清贵要职的有数十人。岑羲叹息说：“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反转，这可以令人害怕了！”然而最终也不能有所抑制或退让。不久升任侍中。先天元年，因参与太平公主谋反获罪，被杀，家产被籍没。格辅元，是汴州浚仪人。他的伯父格德仁，隋朝任剡县丞，和同郡人齐王文学王孝逸、文林郎繁师玄、罗川郡户曹靖君亮、司隶从事郑祖咸、宣城县长郑师善、王世充的中书舍人李行简、处士卢协等八人，以文章学问著名，当时号称“陈留八俊”。格辅元二十岁时考中明经，历次升迁至御史大夫、地官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当初张嘉福等请求立武承嗣为太子，武则天拿这件事询问格辅元，他坚决说不可以，于是被武承嗣诬陷而死，天下人都为他感到冤屈。格辅元的哥哥格希元，高宗时任洛州司法参军，章怀太子召他和洗马刘讷言等人为范晔《后汉书》作注解，流传于世。格希元死在格辅元之前。杜正伦，是相州洹水人。隋朝仁寿年间，他和哥哥杜正玄、杜正藏一起因秀才科考中而被提拔。隋朝参加秀才科考试的总共只有十多人，杜正伦一家却有三人中秀才，当时大受称赞。杜正伦擅长写文章，深深通晓佛教经典。隋朝任羽骑尉。武德年间，历次升迁为齐州总管府录事参军。太宗听说他的名声，命他到秦王府文学馆任职。贞观元年，尚书右丞魏徵上表推荐杜正伦，称他的才干古今难有匹敌，于是提拔授任兵部员外郎。太宗对他说：“朕如今推举有才能、有品行的人，并不是朕偏爱有才能有品行的人，而是因为他们的才能能够使百姓获益。朕对于宗亲以及有功旧臣中没有才干品行的人，最终也不会任用。因为你忠诚正直，朕如今举荐你，你应当努力不负朕的举荐。”贞观二年，任给事中，兼掌记注皇帝日常起居的事务。太宗曾对侍臣说：“朕每天临朝坐朝，想说一句话，就要考虑这句话对百姓有没有好处，所以不能多说。”杜正伦进言说：“君主的一举一动都必定被记录，言语也保存于左右史。臣的职务是修撰起居注，不敢不竭尽愚诚直言。陛下如果有一句话违背道理，就会给圣德造成千年的累害，不只是当今损害百姓，希望陛下对此谨慎。” 太宗非常高兴，赐给他绢二百段。贞观四年，杜正伦屡次升迁为中书侍郎。六年，杜正伦和御史大夫韦挺、秘书少监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人都上密封奏事，符合皇帝的心意，太宗为他们设宴，并对他们说：“朕遍观古代臣子建立忠诚功业的事情，如果遇到明君，就能尽情表达忠心，规劝进谏；至于龙逢、比干，最终却不能免于被杀害。做君主不容易，做臣子更是极难。我又听说龙可以驯服，但喉咙下面有逆鳞，触犯它就会杀人。君主也有逆鳞，你们却不避触犯，各自进呈密封奏事。如果经常都能这样，朕哪里还会忧虑国家危亡呢？我想到你们的这番心意，哪里能片刻忘记？所以姑且设宴娱乐。”又分别赐给他们帛。不久加授散骑常侍，代理太子右庶子，兼任崇贤馆学士。太宗对他说：“国家的储君，自古以来都极为重要，必须选择善人为他辅佐。如今太子年幼，志向心意尚未确定，朕如果早晚都能见到他，还可以随时加以告诫约束。现在既然把监国之任交给他，朕不能时时在他面前；知道你志向贞正诚实，能够敦实行正直之道，所以特意把你从朕身边调开，去匡正太子，你应当明白这项任命的轻重。”贞观十年，又授任中书侍郎，赐爵南阳县侯，仍兼任太子左庶子。杜正伦出入太宗和太子两宫，参与掌管机密事务，以有才干、善治理著称。当时太子李承乾患有足疾，不能入朝拜见，又喜欢亲近群小。太宗对杜正伦说：“我的儿子有疾病，这还可以处理；只是他完全没有好的声誉，听不到他爱护贤人、喜好善行，私下所引荐接近的，多是小人，你可以察看这件事。如果教导他仍无效果，必须来告诉我。”杜正伦多次劝谏而不被采纳，于是把太宗的话告诉李承乾，李承乾抗表把这件事上奏。太宗对杜正伦说：“你为什么泄露我的话？”杜正伦回答：“开导他而他不接受，所以把陛下的话告诉他来吓阻，希望他有所畏惧，或许能够改邪归善。”皇帝发怒，把他调出任谷州刺史，又降授交州都督。后来李承乾谋反，事情牵连到侯君集；有人说侯君集派人把金带送给杜正伦，因此杜正伦被发配流放到驩州。显庆元年，屡次授任黄门侍郎，兼任崇贤馆学士，不久任同中书门下三品。二年，兼任度支尚书，仍按旧例掌管政事。不久任中书令，兼太子宾客、弘文馆学士，进封襄阳县公。三年，因和中书令李义府不和，出任横州刺史，并削去他的封邑。不久去世。有文集十卷流传于世。史臣说：王珪履行正道而不退缩，忠诚正直无人可比；君臣双方的时运和使命，在这里恰好会合。《易经》说：“上天保佑他，吉祥而没有什么不利。”叔玠具备了这种情况。戴胄历经两朝任官，始终专一地尽心尽力，判刑没有过分滥刑，处理政事能够提出规劝。虽然学术修养不能说完备，但匡正补益足以救济时局，也就是所谓善于承担重大任用。岑文本文章才华横溢，忠心贯穿如霜雪般纯洁；为慈父申雪冤屈，匡助明主成就事业，等到承担繁重事务，不久便突然去世。《尚书》说：“小心谨慎，恭敬地侍奉上帝。”这就是说忧虑能够伤害人的身体，使人不能长寿。至于岑羲以下，登上清贵要职的有数十人。积累善行的道理，怎么可以忽视呢？杜正伦凭借能写文章而被举荐，因坚持正道而受到委任，参与掌管机密，出入两宫，这可以说是得到时运。然而他被讥讽为收受承乾金带，和因薏苡而受诽谤相比，哪一个更严重呢？士大夫应当对此谨慎。赞曰：五种灵物和嘉祥瑞兆的出现，关系到政治的兴盛或衰败。王珪、戴胄诸位公卿，都是人中的麒麟凤凰。举动一定遵循礼法，言语都能匡正自身。献上规诫，接受劝谏，这就是贞观年间的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