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六十九

译列传第六十九。杨绾、崔祐甫，崔祐甫之子崔植，崔植的再从兄崔俊，以及常衮。杨绾，字公权，是华州华阴人。祖父杨温玉，在则天朝任户部侍郎、国子祭酒。父亲杨侃，开元年间任醴泉令，父祖都以儒者的德行著称。杨绾生来聪明，四岁时处在众多堂兄弟中间，敏捷聪慧超过常人。曾有一次夜间宴请亲友，宾客各自用四声说出座中物品的名称，众宾还没有开口，杨绾随声指着铁灯架说：“灯盏的柄是弯的。”众人都感到惊异。长大后，他好学不倦，广泛通晓经史，《九流》《七略》无不全部阅览，尤其擅长文章辞采，文思清雅丰足。但他推崇玄理，沉静少欲，常独自居住一室，身旁都是经书，尘埃凝积满席，也淡然处之。他收敛光彩，隐藏才用，不愿声名显露；每当写文章，便以自我表白为耻，不是知己就不能看到。杨绾早年丧父，家境贫寒，以奉养母亲孝顺闻名；有时甘美的食物缺乏，忧色便显现在脸上。亲友劝他求取功名，参加进士科考试。调任太子正字。天宝十三年，玄宗登临勤政楼，考试那些博通古代典籍、深晓玄学经典、辞藻宏丽、军谋出众等科目的举人，命有关官署供给饮食，到傍晚才结束。除“辞藻宏丽”科外，另行考试诗、赋各一首。由皇帝主持的制举开始考试诗赋，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当时登科的有三人，杨绾名列第一，破格授任右拾遗。天宝末年，安禄山反叛，肃宗在灵武即位。绾从叛贼之中冒险逃难，披荆斩棘寻找食物，赶往皇帝的行在。那时朝廷正急于求取贤才，李绾到达后，众人的心情都很喜悦，朝廷任命他为起居舍人、知制诰。后来历任司勋员外郎、职方郎中，仍旧掌管诰令文书。又升任中书舍人，兼任修国史。按照旧例，中书舍人中任职年久的称为“阁老”，官署中的杂项物料，归阁老所有的占五之四。李绾认为同列官员品秩相同，所领取和接受的供给应当平均，于是把这些物料全部平均分配，因此深受当时舆论赞美。又升任礼部侍郎，上疏分条奏陈贡举制度的弊端说：国家选拔士人，必须依靠贤良之才。所谓贤良，大概就是孝顺友爱完备，言语行为敦厚诚实，平日修养德行，行动从不违背仁义；具备忠诚信实的资质，实行谦逊恭敬的操守；隐藏才器时从不自我夸耀，虚心待人而所作回应必定诚恳。这样的人，才能约束自己而从政，感化人民、安定风俗。自从叔世风气浇薄欺诈以来，这条道路逐渐衰微，世人争相崇尚文辞，彼此夸耀炫示。司马相如浮华轻薄，最终不能胜任任用；赵壹虚妄荒诞，最后被乡里排斥。从那以后，这种风气更加盛行，人们不考虑实际行为，都追逐空虚的名声，败坏风俗、损伤教化，这些事前史记载得很完备。古人把文章比作郑、卫之音，大概是有原因的。近来隋炀帝才设置进士科，当时还只是考试策问罢了。到高宗朝，刘思立任考功员外郎，又奏请进士科增加杂文考试，明经科考填帖，从此积累的弊病逐渐转成习俗。年幼时能够入学的，都诵读当代诗歌；长大后广泛学习文章，也不超出诸家文集。人们相互结党援引，以造成虚假的声誉；《六经》却从未打开来读，《三史》也都一同挂在墙上。何况还要用孔门之道来考查他们，用君子之儒的标准责求他们呢？祖辈相传的习染已经很深，奔走竞争成为专务。自夸才能的人竟毫无惭愧之色，急于进取的人只想凌驾他人；把诋毁讥刺当作平常谈论，把依附谁、背弃谁当作自己的职责。投递名帖求见权贵，在权要之地奔走；显露才能、抬高自己，在当代喧嚣传播。古代的贤良方正，哪里有像这样的人呢？朝廷的公卿用这种方式对待士人，家中的长老也用这种方式教训后代。想让他们返回淳朴，心怀礼让，守持忠信，懂得廉耻界限，怎么可能做到呢？这好比水，水流已经浑浊，如果不从根本上澄清，怎么能重新清澈？如今圣德统治天下，四海重新安宁，四海之内都仰首向化，人人伸长脖子、踮起脚跟，盼望圣朝的治理。如果不趁这个时候整治，那么太平政治又会偏离正道了。凡是国家的大权，没有什么比选拔士人更重要。自古以来贤明的君主，都空出席位等待贤才；如今选取人才，却命令他们投递文牒自行举荐，这不合治理国家的体制。希望请求依照古制，由县令考察孝廉，详细了解其乡里是否有孝顺友爱、诚信正义、廉洁知耻的行为，再加以经学业绩，凡才学足以接受策试的，以孝廉为名，推荐给州。刺史应当以礼接待，考验他所通晓的学问；确实通晓的，才把姓名送到尚书省。自县到省，不得让举人动辄自行陈递文牒。近来有所谓到状、保辩、识牒等，一律停止。所学习的经书，取《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礼记》《周礼》《仪礼》《尚书》《毛诗》《周易》，任凭通晓其中一经，但务必取得深奥的义理，并通晓各家的解释。考试时，派各司中通晓儒学的人来提问，每经询问经义十条，问完回答策问三道。策问都询问古今治理的原则以及当时的重要事务，选取能够施行应用的人。经义和策问全部通晓的列为上第，希望交给吏部，立即授予官职；经义通晓八条、策问通晓两道的列为中第，给予出身；下第者罢归。明经科如今以试帖经相比，实在不合古义，人人都背诵帖括，只希望侥幸取中。近来还有道举科，也不合治理国家的体制，希望请求与明经、进士科一并停止。国子监的举人，也请依此办理。如果有人的品行事业并不显著，主管官员却胡乱互相推荐，请酌情加以贬黜。希望几年之内，人们的伦理风气发生变化；既然归向实学，就应当懂得治国的大道。居家的人一定修养德业，从政的人都懂得廉耻，浮华竞争自然停止，敦厚朴实自然受到鼓励，教化人民的根本，确实就在这里。如果此事得以施行，就另行制定条例。诏令左右丞、各司侍郎、御史大夫、御史中丞、给事中和中书舍人共同议论，上奏皇帝。给事中李广、给事中李栖筠、尚书左丞贾至、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严武所上奏议的意见与杨绾相同。尚书左丞贾至议论说：

译臣谨按，夏朝的政治崇尚忠，殷朝的政治崇尚敬，周朝的政治崇尚文；这样看来，文、忠、敬都是统摄人的行为的。况且谥号是叙述人的行为，是人文达到极致的表现；人文兴盛，忠敬就会存在。因此前代以文章取士，根本仍在品行，通过文辞观察品行，于是也考察文辞。孔宣父称赞颜子不把怒气迁移给别人，不重复犯过错，称他好学。至于孔子修订《春秋》，即使子游、子夏那样的弟子，也不能增添一个字，这不正说明问题吗？近来礼部取士，有违背这个道理的地方。《易经》说：“观察人文，可以教化成就天下。”《关雎》的意义说：“先王借此治理夫妇关系，成就孝敬，厚待人伦，美化教化，移易风俗，这正是王政兴废的根由。”所以延陵季子听到《诗》，便能知道诸侯国的存亡。如今考试学者，只把填帖文字当作精通，不探究义旨，哪里能知道不迁怒、不贰过的道理呢？考察文章的人把声韵毛病作为是非标准，只选择浮华艳丽的文辞，哪里能知道移风易俗、教化天下的事情呢？因此上面失去了根源，下面只承袭末流，波涛荡漾而不知道止息，先王之道就无法施行了。先王之道消失，小人之道便增长；小人之道增长，乱臣贼子就会产生。臣子杀害君主，儿子杀害父亲，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原因是逐渐积累起来的。所谓逐渐积累是什么？就是忠信衰颓，崇尚廉耻的尺度丧失，末流学问肆意驰骋，儒家之道不能发扬；这四件事都是选取士人的过失。一个国家的事务，取决于一个人的根本，这就叫作风气。赞扬、培植这种风气，责任在卿大夫；卿大夫难道不是从士人中产生的吗？如今选取士人，只用浅小的技艺考试他们，而不考察长远重大之道，使求取禄位的人奔走追逐末流技艺，这是诱导方向的错误。拿蜗牛、蚯蚓作鱼饵，混杂着垂入大海，却希望钓到能吞舟的大鱼，不是很难吗？所以吃垂下鱼饵的都是小鱼，投身科举的都是小技艺。士、农、工、商四种职业中，士人最关系到风俗教化。近代以来求取仕进的人纷纷趋附这种风气，导致安禄山一声号令便使四海震荡，史思明再次作乱而天下十年不能恢复。假如当时礼让之道得到弘扬，仁义之道得到彰明，那么忠臣孝子家家都可以受封，叛逆之心就无法萌发，人心也不会动摇。夏朝拥有天下四百年，禹的治道丧失后，殷朝才兴起；殷朝拥有天下六百年，商汤的法度被抛弃后，周朝才兴起；周朝拥有天下八百年，周文王、周武王的政治废弛后，秦朝才开始兼并天下。考察三代选拔士人、任用贤能，都考察实际行为，所以能够使风俗教化淳厚统一，国运长久。秦朝坑杀儒士，传到二世便灭亡。汉朝兴起，杂取三代政治，弘扬四科举士，西汉开始振兴经学，东汉最终保持名节操行。即使后来有外戚窃取职位，强臣擅自掌权，弱主孤立，太后专政，而社稷没有覆亡，终于延续四百年，难道不是因为兴办学校、推行正道，在乡里传播教化吗？此后文章之道衰弊，崇尚浮华奢侈，选士方法变异，只求苟且救济一时。自魏到隋，只有四百年左右，日月星辰各分光彩，九州被阻隔分裂，窃取国号、僭越帝位，德义不加修养，因此子孙很快覆亡，享有国祚都很短促。国家革除魏、晋、梁、隋的弊病，承继夏、殷、周、汉的事业，四方边地都已安居，九州归于统一，覆盖养育万物，德行与天地相合。哪里能舍弃皇王举士的道路，反而沿袭乱世取人的方法？这是公卿大夫的耻辱。杨绾所上奏的，实在是正当的议论。然而自从晋室覆亡，中原动荡，戎狄扰乱中原，士大夫迁徙，南北分裂，许多人寄居异乡。圣朝统一天下之后，仍旧沿袭这些做法；版图虽然扩大，乡里却没有建立正常的组织，士人居住在乡里的，百人中不过一两个，多因官宦家族关系，无论在哪里耕作营建，都把祖上的郡望追溯到数百年前，而本人却都是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如今想依照古制实行乡举里选，还恐怕不能把士人全部选拔出来，请同时扩大兴办学校，以弘扬教导。如今京城有太学，州县有小学；一旦战争发生，学生流离，儒臣和教师没有固定的俸禄供给。贡士不以品行实际相称，国子弟又哪里曾讲习学业？只有礼部每年选拔甲乙等第，说是广泛奖励擢用，难道不是荒谬吗？这只足以助长浮薄风气，开启侥幸取巧的道路。国子博士等官，希望增加员额，优厚其俸禄品秩，选用通晓儒学的硕学之士，间或让他们担任这些职务。十道的大郡，酌量设置太学馆，命博士出任地方官，同时兼管郡务，招收安置学生。依照旧例，安居本乡、守护桑梓的，由乡里推举；流寓外地的，由学校推举。早晨实行，晚上就能看到好处。这样，青青的草木不再兴起讥刺，纷纷扰扰的人心也会归于根本。人伦的起点、王化的先导，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李暠等人的议论与杨绾相同，文章大多没有记载。宰臣等上奏说，举人原来所学的业已形成，难以迅速改变；今年的举人，希望暂且允许依旧制应试，明年奉行诏令，并且命礼部立即制定条例上奏。代宗因废除进士科一事询问翰林学士，翰林学士回答说：“进士科实行已久，突然废除，恐怕会使士人的学业失去依归。”于是下诏，孝廉科与旧有科举一并实行。杨绾又奏请设置岁贡孝悌力田科和童子科等；孝悌力田科应当有实际情况可以证明，童子科如果才智超过常人，就不应列入常规科目；把他们一并作为岁贡，恐怕会助长侥幸之路。诏令停止这些科目。杨绾又升任吏部侍郎，历任主管科举选拔的官职，精细考核人物，以公平著称。当时元载主持政务，公卿大多依附他，杨绾在朝中孤立，却坚守清廉贞正，从不私下拜谒元载。元载知道杨绾素有很高的雅望，表面表示尊重，心里其实疏远并忌惮他。适逢鱼朝恩去世，元载认为鱼朝恩曾主管国子监事务，使太学蒙受污秽，应当得到名儒来清理其职位，于是奏请任命杨绾为国子祭酒，实际上想把他安置在闲散职位上。元载贪婪侵夺日益严重，天下清正的舆论也归向杨绾，皇上对此十分了解；但因元载长期掌握中枢，还没有立即罢免驱逐他。又升杨绾为太常卿，充任礼仪使，因为郊庙礼仪废弛已久，想借助杨绾振兴恢复，也借此观察他的才能。那年三月，元载被诛杀，皇上于是任命杨绾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兼修国史。杨绾长久积累了担任宰辅的声望，诏书发布后，朝廷内外互相庆贺。杨绾多次上表恳切辞让，皇上对他的心意更加看重，杨绾便不敢再推辞。

译杨绾一向以德行闻名，天性正直清廉，车马服饰俭朴；任职朝廷不过几个月，人心便自行受到感化。御史中丞崔宽是剑南西川节度使崔宁的弟弟，家中财产丰厚，在皇城南面有一座别墅，池塘、馆舍、台榭当时首屈一指；崔宽当天就暗中派人拆毁。中书令郭子仪正在邠州行营，听说杨绾任宰相，座中音乐减少了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干因为承受皇恩，每次出入都有一百多名骑从，也立即在三天内减少车马仪仗，只留下十名骑从。其他听到风声而改变奢侈、趋向俭朴的人，数不胜数；他镇定风俗、移易风气，就是如此。杨绾素有长期痼疾，任职十天便中风，皇帝下优诏命他到中书省调养；每次在延英殿召见，都特许他由人扶入。当时整顿改革旧有弊病，唯独以杨绾为依靠，恩宠待遇无人可比。杨绾多次上疏抗议，请求辞去职位，皇帝频频下诏恳切勉励，不准许他辞职。等到杨绾病情危急，皇帝每天派宦官到他的住宅问候，尚书省的御医早晚都在身旁。皇帝听说他的病稍有好转，喜悦之情显现在脸上。几天后杨绾去世，宦官正在门外，立即驰马报告皇帝；代宗震惊悲痛了很久，停止临朝三日。诏书说：君王对于大臣，活着时把他当作心腹，与肢体同等看待，参与军国大事，以调和阴阳；死后则追述他的功业，增加他的命数礼遇，告知宗庙祭祀，赐给饰有绂冕的殓服，这样九泉之下的亡魂便可以安归，百官也知道应当受到劝勉。因此，朝议大夫、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杨绾，性情合于元和，身行符合法度，道德足以匡正雅俗，器量足以尊重宗庙礼制。宽厚柔和、恭敬谦逊，符合九种德行；文章、德行、忠诚、信实，在四种教化中得到弘扬。内在没有声色耳目的役使，以孝悌传布于家；对外没有车马服饰的炫耀，以贞正诚实影响当世。他在中书省掌管宽宥机密之地，又在南宫掌握选拔人才的根本；以儒术居国学之首，以礼制掌管太常，清廉简朴的品性与职掌相称，共同享有美誉。近来因为任用的人才不当，毒害流布于政事，于是登用他作为清静的辅政大臣，希望能够协调达到至治的时期。道德风气已经在朝班中和穆，俭朴的德行也已推行到天下。虽然希望贤人的事业可以长久，但孔夫子的命运，终究无法挽回。正要有所凭借，却突然逝去；想到失去你，我的悲叹和震悼实在深重。想要慰留你却无从做到，长久追念又哪里来得及呢？何况他历任官职，一向保持素丝般朴素清白的操守，居家时连一匹帛也没有多余，所以应当用华美的衮服来装饰他的丧礼，增加法定的助丧财物，完备地承受典章礼册，使朝廷礼制更加光彩。可以追赠司徒。又下诏命文武百官到他的住宅临吊，派内常侍吴承倩一同前往吊唁，赠绢一千匹、布三百端。皇上深为惋惜，回头对朝臣说：“上天不让朕达到太平，为什么这样快地夺走我的杨绾！等到入殓，我也要和你们一同悲痛哀悼。”宰辅所得到的赙赠、恩遇以及哀荣之盛，近年来没有能与他相比的。太常寺起初定谥为“文贞”。皇帝下诏说：“褒扬德行、勉励善行，是《春秋》的旧有典章；考察品行、改定谥号，是《礼经》的通行制度。垂示规范、树立榜样，存在于格言之中。朝议大夫、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修国史、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司徒杨绾，履行正道、安守正贞，内含和气、培育德行；行为足为人的纲纪，文章符合典谟。清廉而不显露名声，没有自我夸耀的善行；生活俭约而以师法节俭为务，有不自我矜夸的谦逊。史册可以直书其事，秩宗能够依礼相助，言辞足以称为良史，学问足以称为醇儒。委任他掌管中枢，执掌机密诏命，更加符合以善言沃润君心的道理，多次陈述当面进谏的诚意。本将布施天下五行调和之气，使君臣同有一德的运势，却突然引发对藏舟难留的悲叹，未能施展济渡天下的才能。他一生的事业历久而更加彰显，清正的风范死后仍值得尊崇。自古以来为死者饰终的礼义，都要赐给美好的谥号。谥法说：‘忠信爱人叫作文，平易近人而不懈怠叫作简。’应当谥为“文简”。比部郎中苏端性情疏狂，嫉妒杨绾的贤能，于是放肆地诋毁亵渎，提出不同意见。皇帝大怒，把苏端贬为广州员外司马。杨绾以俭朴淡泊为乐，从不留意家产，口中不谈生计；多次担任清要官职，却没有一所住宅。所得俸禄，按月分给亲友故旧。他的见识清明，超过常人；至于前代贤哲的精微言论、《五经》的深奥义理，前代儒者没有领悟的地方，杨绾一看便能探究出其中精微的道理。他一向崇尚玄言，尊奉佛、道二教，曾经撰写《王开先生传》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文章大多没有记载。凡是他所认识交往的朋友，都是当时的名流。有的人来拜访他，整日清谈，从不谈及名利；有的客人想拿世俗事务来求托，见杨绾说话总是玄远深奥，便不敢开口，心中惭愧而退。大历年间，他的德望日益崇高，天下清正高雅的士人争相前往他的门下，甚至有人从数千里外赶来。因为他以清正德行镇守雅正风俗，当时人们把他比作杨震、邴吉、山涛、谢安这一类人物。崔祐甫，字贻孙。祖父崔晊，任怀州长史。父亲崔沔，任黄门侍郎，谥号孝公。崔家以清廉节俭和礼法规矩作为士人阶层的典范。崔祐甫考中进士，历任寿安尉。安禄山攻陷洛阳时，士人百姓奔逃离散，崔祐甫独自在箭石交加的危急中，潜入私人宗庙，背着神主牌位逃走。后来历任起居舍人、司勋吏部员外郎，多次升任御史中丞、永平军行军司马，不久主管本军京师留后事务。他性情刚直，不能容忍违背原则的事，遇到事情从不退缩。多次升任中书舍人。当时中书侍郎职位空缺，崔祐甫处理省中事务，多次被宰相常衮侵夺职权，崔祐甫不肯听从；常衮因此恼怒，奏请让他分管吏部选任事务。每当有拟定官员，常衮多加驳回，言语间屡次侵凌他。当时硃泚上言，说陇州将领赵贵家中有猫和老鼠同乳，彼此不相伤害，认为这是祥瑞。皇帝下诏派宦官把此事拿给朝廷看，常衮率百官庆贺，唯独崔祐甫不庆贺。宦官责问他原因，他回答说：“这是动物失常，可以哀悼，不能庆贺。”宦官要求他说明情况，崔祐甫上奏说：

译臣听说，上天生育万物，刚强和柔弱各有本性；圣人顺应这些本性，垂示教训，制定法则。《礼记·郊特牲》说：“迎接猫，是因为它能吃田鼠。”这样看来，猫吃老鼠的事，记载在礼典中，是因为它能除害利人，即使事情微小也必须记录。如今这只猫面对老鼠却不吃，仁慈固然仁慈，恐怕是失去了自己的本性吧！老鼠这种东西，白天潜伏，夜晚出动，诗人作诗说：“看看老鼠还有形体，人却没有礼义。”又说：“大老鼠啊大老鼠，不要吃我的黍米。”诗的序文说：“它贪婪而又怕人，就像大老鼠一样。”臣回头观察此事，猫虽说是动物，却不同于麋、鹿、麝、兔；那些动物都要按时捕杀，以供国家使用。猫受人饲养，既然不尽自己的职责，又与执法官吏不勤于惩治奸邪、边疆官吏不勤于抵御敌人有什么不同？臣又查考礼部格式，其中详细列举了三种祥瑞，并没有“猫不吃老鼠”这一项；要以此事称庆，臣实在不能理解。伏惟国家教化融洽、政理清平，上天符瑞接连降临，纷纷杂陈，史书也从未停止记载。如今这猫和老鼠的事，不可以滥列其中。若按照刘向《五行传》的说法来议论，恐怕应当命令主管法令的官署，考察并听取贪官的情况，告诫各边疆守臣，不要疏忽巡逻警戒。应当使猫建立功劳，使老鼠不能造成祸害。代宗非常赞赏这番话。常衮更加厌恶崔祐甫。代宗刚去世时，在西宫举行哀悼，常衮因为独自受到任用和知遇，哀痛超过了礼制规定。按惯例，早晚哭临的人都只哭十五声，可常衮总是悲痛号哭、涕泪交下，有时在宫殿中庭返回哭泣，回头恋慕，像不能离去一样，同列官员都对此不满。等到常衮和礼官商议群臣的丧服时，常衮说：“按照《礼》的规定，为君主服斩衰三年。汉文帝临时制定制度，仍是三十六天。国家太宗去世时，遗诏也是三十六天，但群臣把服丧期限延长到下葬后才除服，大约是四个月。高宗去世时，丧服轻重和期限都依照汉代旧例，武太后去世时也是这样。到了玄宗、肃宗去世，才改变天子丧服为二十七天；而且当时遗诏虽说‘天下官吏百姓三天后除去丧服’，在朝群臣实际上服丧二十七天才除服，那么朝廷官员也应当依照皇帝的制度。”崔祐甫坚持说：“伏按遗诏，并没有区别朝廷官员和普通百姓，只说‘天下人和官吏，诏令到达后前来哭临，三天后一律除去丧服’。那么朝廷内外，哪里不是天下？所有办事的官员，谁不是官吏？所以皇帝应服丧二十七天，而群臣应当三天除服。”常衮说：“按贺循的注释和解释，所谓官吏，是指由长官署任的人，也就是现在的胥吏，不包括公卿百官。” 崔祐甫说：“《左传》说：‘把事情交给三吏。’这里的三吏就是三公。史书称循吏、良吏，难道指的是胥吏吗？”常衮说：“礼制不是从天上降下、从地上生出的，不过是人情罢了。况且公卿大臣荣耀地接受特殊恩宠，所以应当有不同的礼数。如今让他们和普通百姓实行同样的制度，过一夜两天就除服，您心里安稳吗？”崔祐甫说：“如果有遗诏怎么办？诏旨可以改变，还有什么不能改变的？”常衮坚决争辩，不肯服从，而且声色严厉，完全不顾礼节。又有一次，常衮正在钩陈宫门前哭泣，他的属吏有时扶着他，崔祐甫指给众人看，说：“臣子在君主面前哭，有扶持的礼节吗？”常衮听见后，愤怒得不能忍受。于是上奏说崔祐甫任性改变礼制，轻率议论国家典章，请求贬为潮州刺史。朝廷内部认为处罚太重，改为河南少尹。起初，肃宗时期天下事务繁多，宰相不少于三四人，轮流值班处理政务。如果遇到休假，各自在宅第中，诏旨有进出时，若不是大事，又不想逐一到各人的宅第传达，于是允许值班处理政务的一人借用同僚的名义署名进呈，这后来成为旧例。当时中书令郭子仪、检校司空平章事硃泚，名义上都是宰臣，应当署理制敕；至于机密而重要的议论，却没有人能听到。当时德宗即位还不到十天，正处于按旧例不公开言语的时期，常衮沿用旧事，代替二人署名进呈。贬斥崔祐甫的敕令发出后，郭子仪和硃泚都上表说明崔祐甫不应被贬，皇帝说：“先前说可以贬谪，现在又说他无罪，为什么？”二人都奏称自己从未说过可以贬谪的话，德宗大为惊骇，认为常衮欺骗蒙蔽皇帝。当天，百官身穿丧服，束着麻带，在月华门依次站立；皇帝下令贬常衮为河南少尹，任崔祐甫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二人交换了职位。崔祐甫出京走到昭应县时，被征召回来。不久转任中书侍郎，修撰国史，仍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皇帝刚即位时，各项政务都交给宰相机构办理。自至德、乾元年间以来，天下多有战争，奏章堆积如山，因此官职和赏赐混乱不清。到了永泰以后，四方已经平定，而元载掌握政权，公道被堵塞，官职都靠贿赂取得。中书主书卓英倩、李待荣等人掌权，势力压倒朝廷百官；天下的官爵，大的由元载授予，小的则由卓英倩、李待荣自行决定。四方携带财物贿赂来求官的人，沿路相接，没有不如愿离去的，于是法纪大坏。元载败亡后，杨绾不久去世，常衮执掌国政，断绝请托之门，四方奏请没有人能够超过他，哪怕有权势，也和普通百姓一样。不是凭借辞赋考试中进士的人，不能得到任用。虽然贿赂稍微断绝了，却没有考察区别人才，因此贤者和愚者都一同被滞留。等到崔祐甫取代常衮后，推荐、延揽、推举人才，不再有疑滞，一天任用十几个人；他任宰相不到一年，前后任用官吏将近八百人，大多被认为恰当。皇帝曾对他说：“有人诽谤说您所任用拟定的官员，很多牵涉亲戚旧交，这是为什么？”崔祐甫奏答说：“臣屡次奉圣旨，命臣拟定各类官员；拟定人选必须了解他的才能和品行。臣如果与他相识，才可以大略了解；如果平素从未听说过，凭什么知道他的言行？受到诽谤的原因，确实就在这里。” 皇帝认为他说得对。神策军使王驾鹤掌管禁军十多年，权势压倒朝廷内外。德宗刚即位，准备让白琇珪代替他，又害怕他发动变乱。崔祐甫召王驾鹤来交谈，故意挽留他；这时白琇珪已经到军中办理事务了。当时李正己畏惧德宗的威势和恩德，于是上表献钱三十万贯。皇帝想接受他的奏表，又担心李正己未必真诚可信，便设法拖延阻止此事，但还没有想好说辞，于是召来宰相询问。崔祐甫回答说：“李正己奸诈，确实如圣上所担心的那样。臣请求借出使之机前往淄青，顺便向将士宣布，把李正己献上的钱赏赐给各军士卒，并且使他们深受圣上的恩德；同时还要让外藩知道朝廷并不看重财货。”皇帝很高兴，采纳了他的意见。李正己深感惭愧，内心也畏惧佩服。崔祐甫谋划政事、启发辅佐皇帝，带来了许多宏大益处，天下人认为唐朝可以重新恢复贞观、开元时期的太平。

译到了冬天，崔祐甫患病，乘肩舆进入中书省，躺着接受诏令。有时他休假住在宅第，大事也一定派中使前去征询裁决。他去世时六十岁，皇帝非常悲痛惋惜，停止上朝三天，册赠太傅，赐给丧家的布帛、米粟各有等级，谥号为文贞。崔祐甫没有儿子，临终遗命让侄子崔植作为继嗣。崔祐甫有文集三十卷。按照旧例，门下侍郎从来没有获赠三师的，德宗认为崔祐甫正直不屈，有大臣的气节，所以特意给予特殊宠遇。硃泚叛乱时，崔祐甫的妻子王氏陷在叛军之中，硃泚因为曾与崔祐甫同列，又一向敬重他的为人，于是送给王氏缯帛、豆粟。王氏接受后将它们封存起来；等到德宗返回京城，她详细说明情况并把东西献上。士大夫君子更加敬重崔祐甫一家的家法，他理应享有美好的声名。崔植，字公修，是崔祐甫弟弟、庐江县令崔婴甫的儿子。崔植任宰相后，上奏说自己出继给伯父崔胤为嗣，皇帝推恩时没有涉及生父，于是下诏追赠崔婴甫为吏部侍郎。崔植潜心研究经史，尤其精通《易象》。他多次历任清要官职，任给事中时，当时人称许他能胜任职务。那时皇甫镈以宰相身份兼判度支，请求削减内外官员的俸禄，崔植封还敕书，极力进谏，使这件事得以停止。皇甫镈又奏请提高各州府盐院两税、榷酒、盐利、匹段等物的估价，连同近年来天下缴纳的盐酒利中已经抬高估价的部分，一律征收，诏令全部准许。崔植上疏抗辩论奏，皇帝命宰臣召崔植宣示旨意并加以嘉奖劝谕，舆论都责备皇甫镈而称赞崔植。不久授任御史中丞，入阁奏报弹劾之事，颇能振作纲纪。长庆初年，授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穆宗曾对侍臣说：“国家在贞观年间，文皇帝亲自实行帝王之道，治理达到太平。到了神龙、景龙年间，接连发生宫廷内乱，玄宗平定之后，重新振兴也很不容易，但声威和教化最为盛大，历时又长久，这究竟采取了什么办法才做到这样？”崔植回答说：“前代开创基业的君主，大多起于民间，知道百姓的疾苦。刚刚继承大业时，都能振奋精神，思考如何治理。太宗文皇帝尤其禀有上等圣明的资质，与尧、舜之道相合，因此贞观一朝四海安宁。有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王珪这些人为辅佐重臣，君主英明、臣下忠诚，事情没有不治理好的；圣君贤臣相逢，本来就应当如此。玄宗承守文德、继承帝位，曾经经历武则天朝的艰危；开元初年得到姚崇、宋璟，便委任他们主持政务。这两个人都是上天所生的俊杰，行事总是推重公义，早晚勤勉不懈，使君主走上正道。宋璟曾亲手抄写《尚书·无逸》一篇，绘成图献给玄宗。玄宗把它放在内殿，出入时都观看省察，全都记在心里；常常感叹古人的至理名言，后世无人能及，所以任用贤能、戒除欲望，内心归于清静淡泊。开元末年，因为《无逸图》朽坏了，才开始用山水图来替代它。从那以后，既没有放在座右用来规诫自己的箴言，又听信奸臣、让他们掌权；天宝年间，玄宗逐渐厌倦勤政，王道从此缺失了。建中初年，德宗皇帝曾询问先臣崔祐甫开元、天宝时期治乱不同的原因，先臣详细陈述了始末。臣年幼时便听到他的说法，确实知道古人以绷带和琴弦作为警戒，其益处非常广大。陛下既然虚心治理政事，也希望把《无逸》作为根本的借鉴，那么天下就十分幸运了。”穆宗认为他的回答很好。有一天，穆宗又对宰臣说：“前代史书称汉文帝爱惜十户人家的财产，因此停止修建露台。又说他自己穿弋绨衣服，穿皮鞋，把群臣的奏书囊收集起来作为宫殿帷帐，怎么这样节俭！确有这些事吗？”崔植回答说：“良史所记载的事情，一定不是妄言。汉朝兴起时，承受秦朝灭亡后的残酷统治，又经历项氏战争，天下凋敝，百姓力量耗尽。汉文帝是仁慈明达的君主，出身代王府，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所以即位之后亲自实行节俭。后来景帝继承，仍然遵循这种风气。因此天下百姓都乐于生活，家家富裕，户户充足。等到武帝时，公私财富已经丰厚，所以能够出兵征伐，威势遍行四方；钱多到串钱的绳子腐烂，粮食多到仓中发红腐败。皇帝追求奢侈靡费，资财又耗尽，晚年征税甚至涉及船只、车辆和六畜，百姓无法生活，户口减少了一半，于是下达哀痛自责的诏书，封丞相为富民侯。这些都是汉史明确记载的证据，可以作为事实。况且鼓励耕种养蚕，依靠的是人的力量；使用如果没有节制，又怎么能达到富强呢？根据武帝刚继承皇位时，物资力量丰足，前代没有可比的情况，这本来就应当是汉文帝节俭所造成的。”皇帝说：“你的话很好，只是忧虑实行起来很困难罢了。” 宪宗皇帝削平各地盗乱，河朔三镇重新纳入国家版图。长庆初年，幽州节度使刘总上表献出幽州、蓟州七州，请求朝廷任命新的主帅。刘总仍害怕部将发动叛乱，于是先登记其中豪强精锐者，送往京师。当时硃克融就在登记之中。崔植和同僚杜元颖一向不懂军事，又没有长远考虑。硃克融等人滞留京城，穷困饥饿，每天到中书省请求官职，崔植却完全不在意。等到张弘靖赴镇时，命硃克融等人随同返回。不到几个月，硃克融囚禁张弘靖，杀害他的宾客僚佐，又联合王廷凑，国家再次失去河朔，这都是崔植兄弟造成的。于是罢免崔植的知政事职务，仍任刑部尚书，出任华州刺史。大和三年正月去世，五十八岁。崔植虽然器量谨慎厚重，却没有开通事理、成就事务的才能；等到他在异地丧失军队，天下人尤其认为这是他的失策。崔倰，字德长。他的祖父崔涛，是大理卿孝公崔沔的弟弟。崔涛生崔仪甫，最终任大理丞，崔仪甫就是崔俊的父亲。崔倰凭借门荫资格，由太庙斋郎调任太平、东阳二县主簿。李衡任湖南、江西廉察使时，征召他为宾佐，因涉事获罪而沉沦废弃。过了很久，又通过选授任宣州录事参军。观察使崔衍认为他的才干奇异，上奏请求给他加授章服，崔倰推辞没有接受。李巽镇守江西时，上奏任命他为副使，获得监察里行的身份；后来又跟随李巽任职，担任河阴院盐铁留后。入朝任侍御史，不久改任膳部员外郎，充任转运判官。入朝任膳部郎中，充任荆襄十道两税使，赐给金紫服饰。升任苏州刺史，治理政绩列为第一。转任潭州刺史、湖南都团练观察使。湖南旧有规定，丰年时粮食贸易不得运出境外，邻近地区发生灾荒也不相互救济。崔倰到任后，对属吏说：“这不合人情，不应当封闭粮食贸易，使百姓更加困苦。”从此商人货物流通。入朝任户部侍郎、判度支。

译当时崔倰的再从弟崔植任宰相。崔倰性情刚强偏狭，依仗自己的权势和宠信，任意决定官员的进退。当时朝廷让王承元回归朝廷，命田弘正移镇镇州。田弘正出发时，带魏州士卒二千人作为亲兵；又因为常山人长期隔绝于朝廷教化之外，人心容易发生变乱，多次上表请求留下魏州士卒作为纲纪力量，并请求度支每年供给他们粮饷。穆宗让宰臣议论此事，崔倰坚持说魏州、镇州各自都有镇兵，朝廷没有供给的先例，恐怕形成惯例，不能听从。田弘正迫不得已，只得遣返魏州士卒；没过几天镇州就发生叛乱，田弘正遇害。穆宗失去德行，崔倰的党羽正盛，没有人敢纠正他的罪过。后来罢免他主管度支的职务，检校礼部尚书，出任凤翔节度等使。不到一年，召回任河南尹；当时他已经七十岁，上疏坚决请求退休，诏令以户部尚书身份回宅。第二年突然去世，停止上朝一天，追赠太子少保，谥号肃。崔倰任官清廉严正，所到之处一定治理有方；但他性情耿介急躁，对待僚属不讲礼节，仗恃自己的廉洁，见到贪赃污秽的人就像见到仇敌一样。他的儿子崔岩考中进士，受征召任襄阳掌书记、监察御史，方正儒雅，有他父亲的风范。常衮是京兆人。他的父亲常无为，任三原县丞，常衮显贵后，追赠父亲为仆射。常衮在天宝末年考中进士，历任太子正字，多次授任补阙、起居郎。宝应二年，选任翰林学士、考功员外郎中、知制诰，仍任翰林学士。永泰元年，升任中书舍人。常衮文章俊秀出众，当时受到推重；他与杨炎同任舍人，当时人称“常、杨”。他性情清正耿直、孤高洁身，不随意交游。内侍鱼朝恩仗恃权势和宠幸，兼管国子监事务，常衮上疏认为不可。当时朝廷多事，西北边境的敌人接连作乱为盗，常衮多次上章陈述利害，代宗非常顾念优待他，加授集贤院学士。大历元年，升任礼部侍郎，仍任学士。当时宦官刘忠翼权势压倒朝廷内外，泾原节度使马璘又屡立功勋，恩宠无人能比；他们各自有亲戚请托贡部，或请求成为弘文、崇文两馆学生，常衮都坚持按道理办事，人人都畏惧他。元载获罪后，代宗命常衮与刘晏、李涵等审讯他。案件结案后，授常衮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太清宫和太微宫使、崇文馆与弘文馆大学士，与杨绾共同掌管枢密政务。代宗尤其信任看重杨绾。杨绾宽宏通达，许多事情都能包容；常衮却很在意琐碎细节，追求清廉节俭的名声，与杨绾的道路不同。此前百官俸禄和料钱微薄，杨绾与常衮奏请增加。当时韩滉判度支，常衮和韩滉各自任意行事，增加的俸料厚薄由自己决定。当时少列官员每月俸禄原定为三万五千钱，韩滉恼怒司业张参，只给三万钱；常衮厌恶少詹事赵期，于是只给二万五千钱。太子洗马实际上是司经局长官，文学官是他的副职。常衮有亲戚任文学官，便给他一万二千钱，却只给洗马一万钱。他任意决定俸禄轻重、不通晓时政，类似的事情大多如此。不久，杨绾去世，常衮独自执掌政权。按照旧例，每天从内厨取食物赐给宰相，饭菜足以供十几个人食用，常衮特意请求停止此事，直到现在便成为旧例。他又准备推辞堂封，同列官员认为不可，这才作罢。议论此事的人认为，优厚的俸禄和重大的赏赐，是优待贤能、尊崇国政的办法；如果不能接受，就应当辞去职位，不应当辞掉俸禄和膳食。政事堂有一扇后门，大概是因为宰相常到中书舍人院，询问政事，以便扩大自己的见闻；常衮又把这扇门堵塞封闭，用来显示尊大，从此互不往来。常衮既然惩治了元载执政时公道阻塞、贿赂和朋党盛行的弊病，认为不凭财势就没有途径入仕，于是把这些事情一概杜绝。中外各部门的奏请，他都坚持不予准许，权力几乎与普通百姓相同；尤其排斥不是凭辞赋考中科第的人。虽然堵住了卖官的途径，政事大体上却因此壅塞不通。代宗一向看重杨绾，想把政务交给他。杨绾不久去世，常衮平素在志向和主张上与杨绾不同，因嫉妒而恼怒他。有关官员议定杨绾的谥号为文贞，常衮暗中示意比部郎中苏端让他驳议，苏端把杨绾诋毁得过分，因此获罪被贬官。当时没有中书侍郎，中书舍人崔祐甫主持中书省事务；常衮认为担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就可以总管中书省，于是管理、统辖中书胥吏、省内事务的任免以及各种案牍，崔祐甫不能平心接受，屡次发展到愤怒争执。于是让崔祐甫分掌吏部选官事务，但他拟定的官员人选又多被驳回。当时常衮的散官品阶只是朝议大夫，又没有封爵，郭子仪入朝时便奏请此事，于是特意加授银青光禄大夫，封为河内郡公。代宗去世后，他又与崔祐甫争论丧服轻重，代替宰相署名上奏。起初只是将崔祐甫改任河南少尹，后来又贬为潮州刺史。杨炎入朝为相，平素与常衮友善；建中元年，常衮升任福建观察使。建中四年正月去世，时年五十五岁。过了很久，追赠左仆射。有文集六十卷。史臣说：善人治理国家百年，就可以战胜残暴、停止杀戮；杨绾入相才几天，便迅速使风俗改变。周公、召公、伊尹、傅说，以及萧何、张良、房玄龄、杜如晦，历代著名宰相中，也很少听说有达到这种境界的。我曾读过各家文集，赞美善人时往往过分夸美，记载罪过时往往过分贬恶；像杨绾拜相时的任命诏书、追赠官职的制书、改变谥号的诏令，都是当时执笔者无愧于心的文章。从前赵文子推荐士人七十名，古代把这当作美谈；崔祐甫任用官吏八百人，却没有人说一句非议的话。他有开通事理、成就事务的才能，有灭除私心、奉行公义的原则，这一点可以看出来。唉！公权任宰相只过了十多天就去世，崔贻孙任相不到一年也去世了；自远古以来，太平之世少而乱世多，其道理就在这里。至于常衮之流，就不值得再说了。赞语说：崔公权有儒者之道，崔贻孙有宰相之才。只是命运不让他们长寿，时代也实在令人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