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二十九

译列传第二十九 祖孝孙、傅仁均、傅弈、李淳风、吕才 祖孝孙，是幽州范阳人。父亲祖崇儒，以学业闻名，官至齐州长史。祖孝孙博学多才，通晓历法和计算，早年就以见识通达受到称誉。起初，隋文帝开皇年间，音律多有残缺，虽然何妥、郑译、苏夔、万宝常等人多次共同考订详究，意见仍纷乱不定。平定江南后，得到陈朝乐官蔡子元、于普明等人，于是设置清商署。当时牛弘任太常卿，招引祖孝孙任协律郎，与蔡子元、于普明共同审定雅乐。当时又得到陈朝阳山太守毛爽，他精通京房的律法，布置管律、飞灰候气，依照月份都能验证。毛爽当时年老，牛弘担心他的律法失传，于是上奏让祖孝孙跟随他学习律法。祖孝孙得到毛爽的方法，以一律产生五音，十二律成为六十音，再把它们各分为六，所以有三百六十音，用来对应一年三百六十日。又继承洗重的算法，依照《淮南子》的本数，采用京房旧术推求，得到三百六十律，各自根据所属月份的律分为一部。以律数为母数，以一个中气所包含的日数为子数，用母数配定子数，按照多少分配值守一年的日数，以配合七音，从冬至开始。以黄钟为宫，太簇为商，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姑洗为角，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其余各日所建立的律，都依照运行规律。每天各以当天的本律为宫。旋宫的意义，由此显著建立起来。然而牛弘既然最初已经定下乐制，就难以再改变。到大业年间，又采纳晋、宋的旧乐，只演奏《皇夏》等十四首曲子，旋宫的方法也不再施用。高祖接受禅让后，提拔祖孝孙为著作郎，历任吏部郎、太常少卿，逐渐受到亲近和委任；祖孝孙因此奏请制作乐章。当时军国事务很多，来不及改制创作，乐府仍采用隋朝旧有文辞。武德七年，才命祖孝孙和秘书监窦璡修订确定雅乐。祖孝孙又认为陈、梁旧乐杂用吴、楚音调，周、齐旧乐多涉及胡人、戎人的技艺，于是斟酌南北音乐，以古音考订，创作《大唐雅乐》。使十二个月各自顺应所属律，循环变换以相互为宫，制作十二套乐曲，共三十二曲、八十四调。具体事载于《乐志》。旋宫的意义失传已久，世人没有谁能够通晓，一旦恢复古制，是从祖孝孙开始的。祖孝孙不久去世。后来协律郎张文收又采集《三礼》的内容，增删乐章，但仍依据祖孝孙所定的本来音调。傅仁均，是滑州白马人。擅长历法、计算和推步之术。武德初年，太史令庾俭、太史丞傅弈上表推荐他，高祖于是召见他，命他改修旧历。傅仁均因而上表陈述七件事。第一条说：“过去洛下闳在汉武帝太初元年、岁次丁丑时创制历法、建立纪元，元点在丁丑。如今大唐在戊寅年受命，甲子日登上帝位，所造历法的上元之岁也在戊寅，纪日又从甲子开始；按照三元的方法，减去一百八十个积年，武德元年戊寅就是上元的开端，那么日月五星就会如合璧连珠一样，悬合于今日。”第二条说：“《尧典》说‘太阳运行短，昴星出现，用来确定仲冬’，前代制作历法，没有能够完全符合的。臣如今创立方法，五十多年中，冬至每次只差一度；反过来考察周、汉时代，千年都没有差错。”第三条说：“经书所记日食，以《毛诗》为最早，诗中说‘十月之交，朔日辛卯’。臣如今建立方法，反推得到周幽王六年辛卯日初一发生日食，这样便能说明中间的历法，而且全都符合。”第四条说：“《春秋命历序》说：‘鲁僖公五年壬子日初一的早晨是冬至。’各家历法都不能符合。臣如今制作历法，反推得到鲁僖公五年正月壬子朔旦冬至，正好相同；从此以后，也都没有差错。”第五条说：“古代历法记载的日食，有时发生在晦日，有时发生在初二；月食有时在望日前，有时在望日后。臣如今建立方法，每月有三次大月、三次小月，于是日食总在朔日，月食总在望日前。回头验证鲁国史书，也没有违背差错。”第六条说：“前代制作历法，纪定时辰不从子时中点开始，纪定度数也不从虚宿中点开始。臣如今制作历法，纪时从子半开始，度数从虚宿六度开始，使度数与时辰相合，在子时得到中点，符合阴阳的开端，也合乎历法的适宜。”第七条说：“前代各家历法，月亮运行有时晦日还在东方出现，有时朔日已经在西方出现。臣如今用迟疾来确定朔日，永远没有这种弊病。”经过几个月，历法完成并上奏，号称《戊寅元历》，高祖认为很好。武德元年七月，下诏颁布新历，授傅仁均为员外散骑常侍，赐给财物二百段。后来中书令封德彝上奏说历法推算有差错，皇帝下令让吏部郎中祖孝孙考察它的得失。又有太史丞王孝通坚持《甲辰历法》来驳斥它，说：考察《尧典》说：“太阳运行短，昴星出现，用来确定仲冬。”孔安国说，七宿全部出现，只是举出其中居中的星宿来说罢了。由此可知，中星没有固定不变的，所以交互举出一分两至时的星宿作为验证；昴宿是西方居中的星宿，虚宿是北方居中的星宿，每一分各举出居中的星宿，那么其余六星也就可以知道了。如果仲冬举鸟星、仲夏举火星，这是在两个至日、两个分日又举出七宿的整体，那么另外两方的星宿也可以看见。如今傅仁均专门拘守昴宿居中来确定朔日，是拘泥文句而损害经义，难道不是错误吗？又考察《月令》说，仲冬‘黄昏时星宿在东壁’。这明明知道昴宿居中并不是恒定标准。如果说陶唐氏时代确定是昴宿居中，后代逐渐偏差，终于到了东壁，那么尧以前七千多年，冬至这天就应当在翼宿居中；时间越远，偏差越大，更加不可能隐而不显。况且如今验证东壁在黄昏居中时，太阳位于斗宿十三度；如果黄昏时翼宿居中，太阳就应位于井宿十三度。井宿极北，离人最近；斗宿极南，离人最远。太阳在井宿就应当大热，在斗宿才应当大寒。这样一来，尧以前的冬至就应当反而炎热，到夏至又应当反而寒冷。四时颠倒，寒暑错位，按道理推求，必然不会如此。

译又，郑康成是博学通达的人。他曾回答弟子孙皓说：‘日长星火’，只是说大火星所在星次二十度中居中的位置，并不是指心宿的火星，实际上是指正中。又有平朔、定朔两家学说，平望、定望自来也是两种方法。但是每月三大三小，是定朔、定望的方法；一大一小，是平朔、平望的意义。况且日月运行有迟有疾，每月相遇一次，称为合会。所以晦日、朔日并不固定，要随人的推算消长而定。如果把大小月固定下来与朔日相合，虽然合会固定了，但蔀元、纪首、履端三项都会同时失误。如果上面能与履端的开始相合，下面又能在末尾得到归余，合会的时刻有进有退，而履端又都准确协调，那么《甲辰元历》就是通达的历法了。’ 傅仁均回答说：宋代祖冲之长期建立差法，到了隋代张胄玄等人，又根据它加以修订；虽然所差的度数不同，但各自都阐明了自己的道理。如今王孝通不了解星宿度数的差移，也不明白黄道的迁变，竟然把南斗当作冬至的恒星，把东井当作夏至的常宿，任意制造责难，这哪里是通达的道理？太阳运行在星宿度数之间，好像驿使经过旅舍；星宿度数每年既有差移，黄道也随之变化，怎么能用胶柱鼓瑟般的说法来制造运行方面的难题呢？又考察《易经》说：‘治理历法，明辨时令。’《礼记》说：‘天子穿玄端服，在南门外听取朔告。’《尚书》说：‘正月初一，在文祖庙接受终始之命。’孔安国说：‘上日，就是朔日。’又说：‘季秋月朔，辰星不聚会于房宿。’孔安国说：‘集，就是相合。不相合，就可以知道发生了日食。’又说：‘早于时令、不及时，都处死而不赦免。’所谓早于时令，是指朔日没有准时。若有前后的差错，就是不懂确定朔日的方法。《诗经》说：‘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又，《春秋》记载日食三十五次，左丘明说：‘没有记载朔日，是掌管历法的官员失误了。’ 圣人所明示的历法教义，不在于详论晦日，只取朔日。自《春秋》以后，距离圣人久远，历法推算渐有差错，没有人能详细考订订正。所以秦、汉以来，多数历法都不是以朔日为准。宋代御史中丞何承天稍想说明其中的道理，却未能详尽研究，反被太史令钱乐之、散骑侍郎皮延宗压制阻止。孝通现在所说的，正是皮延宗过去的说法。何承天既未能辨明，因此当时受了委屈。现在略述大概，再加以说明。推究历法的根本，必须推算上元之年，即日月如同合璧、五星如同连珠，并且在夜半甲子日的朔旦冬至。此后由于各星运行度数不同，七曜逐渐分散，谁知道要到哪一年，余分才能再次全部消尽，重新会合呢？只有太阳日分和节气分，存在可以消尽的道理；既然能够消尽，就有三端之元。因此创制历法、建立法则的人，以小余消尽作为元首，这只是记录日数的起点，与日月五星合璧无关。当时人相传，都说大小余同时消尽，就是夜半甲子朔旦冬至，这是没有通晓其中含义的缘故。为什么呢？冬至自有固定的数值，朔这个名称因月初而来；既然月亮运行有迟有疾、没有常规，三端怎么能立即会合？所以必须日月相合，并且与冬至在同一天，才可以称为合朔冬至。所以前代各种历法没有明白这个道理，便在大余恰好消尽的那一年建立元法，并把它作为常规，却不知道七曜各自运行，节气和朔日并不相合。现在的历法只取上元时五星连珠、日月合璧、夜半甲子朔旦冬至，以合朔的起点为确定依据，按照一九相因推行到今天，通常只取定朔的适宜时刻，不讨论三端的问题。皮延宗本来不懂，何承天自己也还没有领悟，怎么能引用他们的话来责难我呢？孝孙认为仁均的话是对的。贞观初年，有个益州人阴弘道，又拿孝通过去的说法来驳斥，最终也不能使仁均屈服。李淳风又列举十八件事情驳斥仁均的历法，皇帝命大理卿崔善为考察两家的是非得失，其中七条改从李淳风的意见，其余十一条仍按原来的规定。仁均后来任太史令，死在任上。傅奕，是相州鄴县人。他尤其通晓天文和历法计算。隋朝开皇年间，凭仪曹的职务侍奉汉王杨谅。杨谅起兵时，对傅奕说：“今年荧惑星进入井宿，这是什么祥瑞？”傅奕回答：“天上的东井，黄道经过其中，正是荧惑运行的道路，它所经过的地方并不怪异；如果荧惑进入地上的井，那才是灾祸。”杨谅很不高兴。后来杨谅失败，傅奕因此免于诛杀，被迁徙到扶风。高祖任扶风太守时，对他十分礼敬。高祖即位后，召他入朝，授任太史丞。太史令庾俭因为他的父亲庾质在隋朝曾以占候之言触犯隋炀帝的心意，最终死在狱中，于是想惩戒这种事情，又以靠数术进身为耻，便推荐傅奕代替自己，于是傅奕升任太史令。傅奕与庾俭同列之后，多次排斥诋毁庾俭，但庾俭并不怨恨他，当时人多称赞庾俭仁厚，也称许傅奕率直。傅奕所奏报的天文机密，多次符合皇帝的旨意；设置参旗、井钺等十二军的名号，也是傅奕制定的。武德三年，他进献《漏刻新法》，于是当时实行。武德七年，傅奕上疏请求废除佛教，说：佛教产生在西域，所说的妖异之道远离中原；汉朝翻译胡人的书籍，任凭他们虚假托称。因此使不忠不孝的人剃发出家，向君主和父母作揖却不事奉；使游手好闲、坐享饮食的人改换服装，以逃避租税赋役。他们演说妖异的经书，讲述邪妄的教法，虚妄地宣扬三途，荒谬地铺陈六道，恐吓愚昧的人，欺骗平庸之辈。天下百姓中，通晓事理的人很少；他们不察究根源，反而相信这些虚假欺诈的说法。于是追说过去的罪业，虚构将来的福报。布施一文钱，希望得到万倍报偿；持斋一天，希望获得百日粮食。于是使愚昧迷惑的人妄想求取功德，不顾法令禁规，轻易触犯国家法典。有的人作恶叛逆，已经身陷刑网，这才在狱中礼佛，口诵佛经，昼夜不知疲倦，希望免除自己的罪刑。况且人的生死和寿命长短，由自然决定；刑罚、恩德、威势和福禄，则掌握在人主手中。佛教却说贫富贵贱都是功业招致的，愚妄的僧人欺诈世人，全都说是佛造成的。这是窃取人主的权力，擅自占有造化的力量；它危害政事，实在可悲！考察《尚书》说：‘只有君主能施福、施威，只有君主享用玉食。臣下若擅自施福、施威、享用玉食，就会危害他的家，使国家遭凶祸，人民因此陷入偏邪。’从伏羲、神农以下直到汉、魏，都没有佛法，君主英明，臣下忠诚，国祚长久，年代绵延。

译汉明帝假托梦境，开始建立胡人的神祠，西域的桑门便自行传播他们的教法。西晋以前，国家设有严厉的法令，不允许中原人随意剃发出家。到了苻氏、石氏统治时期，羌胡扰乱中原，君主庸弱，臣下奸佞，政令暴虐，国祚短促，也都是佛教招致的灾祸。梁武帝、齐襄帝的事，足以作为明鉴。从前褒姒一个女子妖媚惑乱周幽王，尚且导致亡国；何况天下僧尼人数超过十万，剪裁雕刻丝织和彩帛，装扮泥塑的人像，用来施行厌胜魅惑，迷惑万民呢！现在如果命令僧尼婚配，就会成为十万多户人家。生育男女，十年抚养，十二年教训，自然能够使国家人口增加，足以补充兵员。四海免除被蚕食侵害的祸患，百姓知道威福归于何处，那么妖惑之风自然革除，淳朴的教化重新兴起。况且古今忠臣进谏，很少有不遭祸患的。我私下看到，齐朝章仇子他上表说：‘僧尼徒众耗损国家，寺塔奢侈，白白浪费金帛。’各僧人便替宰相附会，向朝廷进谗毁谤；各尼姑依附妃嫔和公主，暗中进行诽谤。章仇子他最终被囚禁，在都市受刑。到周武帝平定北齐后，下令封护他的坟墓。我虽然不聪敏，私下仰慕他的行迹。傅奕又上疏十一篇，言辞十分恳切直率。高祖把奏疏交给群臣详细议论，只有太仆卿张道源称赞傅奕的奏议合理。中书令萧瑀与他争论说：“佛是圣人。傅奕提出这样的议论，是认为圣人不合法，应当对他施以严刑。”傅奕说：“礼起于侍奉父母，最终落实于奉事君上；这样忠孝的道理就显明了，臣子的行为也就成就了。可是佛越城出家，逃避背离自己的父亲；以平民身份抗拒天子，以继承父亲血统的身份违背亲属。萧瑀并不是从空桑中生出来的，却遵从这种没有父亲的教法。我听说不孝的人眼中没有亲人，说的正是萧瑀啊！”萧瑀无言以答，只合掌说：“地狱的设置，正是为了这种人。”高祖将要采纳傅奕的意见，恰逢传位，于是作罢。武德九年五月，傅奕秘密上奏说，太白星出现在秦分，秦王将拥有天下。高祖把奏状交给太宗。太宗即位后，召见傅奕，赐他饮食，对他说：“你以前的奏疏，几乎连累了我；但今后只管尽情直言，不要再顾虑以前的事情。”太宗曾临朝对傅奕说：“佛道玄妙，圣人的遗迹可以作为师法，而且因果报应明显，屡屡有应验，唯独你不能领悟其中的道理，这是为什么？”傅奕回答：“佛是胡地狡黠之人，用来欺骗夷狄，最初只流行于西域，后来逐渐传入中原。尊奉这种教法的，都是邪僻的小人；他们摹仿庄子、老子的玄妙言论，用文辞修饰妖妄幻异的教法罢了。它对百姓没有补益，对国家却有危害。”太宗很赞同他的话。贞观十三年，傅奕去世，享年八十五岁。临终告诫儿子说：“老子、庄子玄妙专一的篇章，周公、孔子《六经》的学说，这些才是名教，你们应当学习。妖妄的胡教扰乱中原，世人全都被迷惑，只有我暗自叹息，众人却不听从我，可悲啊！你们不要学习它。古人实行裸葬，你们应当照办。”傅奕平生遇到疾病，从未请医生服药；虽然研究阴阳数术的书籍，却并不相信它们。他又曾经醉卧，突然起身说：“我大概就要死了！” 于是自己写墓志说：“傅奕，是青山白云之人。因酒醉而死，呜呼，悲哉！”他的旷达不拘大多如此。他注释《老子》，并撰写《音义》；又收集魏、晋以来驳斥佛教的文章，编成《高识传》十卷，在世间流传。李淳风，是岐州雍县人。他的祖先从太原迁到那里。父亲李播，隋朝时任高唐县尉，因为品秩低微、不得志，弃官做了道士。他颇有文学才能，自号黄冠子。他注释《老子》，撰写《方志图》和十卷文集，都流传于当时。李淳风年轻时俊秀豪爽，广泛涉猎群书，尤其精通天文、历算和阴阳之学。贞观初年，他因驳斥傅仁均的历法议论、调和折衷其中多处意见，被授予将仕郎，任职于太史局。不久又上言说：“如今灵台所用的候仪，是魏代遗留下来的制度，考察它的构造，疏漏实在很多。臣考察《虞书》说，舜使用璇玑玉衡来调齐七政。这说明古代用浑天仪考察七曜运行的盈缩。《周官》说大司徒的职责是用土圭校正日影，以确定地中的位置。这也是根据浑天仪显示太阳沿黄道运行的明证。到了周朝末年，这种仪器便失传了。汉孝武帝时，洛下闳重新制造浑天仪，但仍有许多疏漏缺失。所以贾逵、张衡各自营造铸造，陆绩、王蕃相继加以修补，有的附缀经星，使机关随漏水运行；有的单独设置规郭，却不依照太阳运行来推验七曜，并且都沿用赤道。现在考察冬至时太阳在最南、夏至时太阳在最北，而赤道应当固定在中间；如果完全没有南北差异，用它来测量七曜，怎么能得到真实结果呢？” 黄道浑仪的缺失，到现在已经一千多年了。”太宗认为他的说法奇异，于是命令制造这种仪器，到贞观七年制成。它用铜铸造，表里分为三重，下方依托准基，形状像十字，末端立着鳌足，用来支撑四面的表。第一重仪名叫六合仪，有天经双规、浑纬规、金常规，互相连接在四极之内，具备二十八宿、十干、十二辰和三百六十五度经纬。第二重名叫三辰仪，圆径八尺，有璇玑规道、月亮运行于天宿的矩度和七曜运行的轨道，都具备在其中，转动于六合仪之内。第三重名叫四游仪，以玄枢为轴，连接玉衡游筒并贯穿约规矩；又在玄枢北面树立北辰，南面抵达地轴，向旁转动于内；又使玉衡处在玄枢之间南北游动，仰观天上的星辰宿度，俯察仪器上的日影度数。当时人称赞它精妙。他又论述前代浑仪得失的差异，著成七卷书，名为《法象志》，进奏给皇帝。太宗称好，把这件仪器安置在凝晖阁，并加授他承务郎。贞观十五年，任太常博士。不久转任太史丞，参与编撰《晋书》和《五代史》，其中《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都是李淳风所作。

译他又参与编撰《文思博要》。贞观二十二年，升任太史令。当初，太宗在位时有《秘记》说：“唐朝三代以后，将有女主武王取代唐朝拥有天下。”太宗曾秘密召见李淳风询问此事。李淳风说：“臣根据天象推算，这个征兆已经形成。但此人已经出生，就在陛下宫中，从现在算起不超过三十年，她将拥有天下，并把唐氏子孙杀戮殆尽。”皇帝说：“把所有可疑的人都杀掉，怎么样？”李淳风说：“上天所命定的事情，必定没有禳解逃避的办法。君王不会死，但恐怕会枉杀无辜。况且根据天象，这件事现在已经形成，此人又在宫中，已经是陛下的亲属。再过三十年，她又将衰老；人老了就会仁慈，即使接受禅让、改换国姓，对陛下的子孙或许也不会造成太大损害。现在如果杀掉她，她必定还会转生；年轻力壮而且严酷狠毒，反会因此结下仇怨。若是这样，就会把陛下的子孙杀戮殆尽，必定一个也留不下来。”太宗认为他说得对，最终采纳了他的意见而停止诛杀。李淳风每次占候吉凶，都应验得如同符契相合；当时的术士怀疑他另有神鬼供其役使，不是靠学习所得，但最终也不能测知。显庆元年，他又因修撰国史有功，封为乐昌县男。在此以前，太史监候王思辩上表说，《五曹》《孙子》等十部算经的义理多有错杂驳杂之处。李淳风又与国子监算学博士梁述、太学助教王真儒等奉诏注释《五曹》《孙子》等十部算经。书成后，高宗命令国学施行使用。龙朔二年，改授秘阁郎中。当时《戊寅历法》逐渐出现误差，李淳风又增删刘焯的《皇极历》，改撰《麟德历》进奏，术士们称赞它精密。咸亨初年，官名恢复旧制，他又任太史令。六十九岁去世。他所撰《典章文物志》《乙巳占》《秘阁录》以及《演齐人要术》等，共十多部，大多流传于世。儿子李谚、孙子李仙宗，都任太史令。吕才，是博州清平人。他从小喜爱学习，擅长阴阳方术之书。贞观三年，太宗命祖孝孙增删乐章，祖孝孙于是与通晓音律的王长通、白明达互相比较长短。太宗命侍臣另行访求有才能的人，中书令温彦博奏称吕才聪明多能，眼睛没有见过的、耳朵没有听过的，一经看见听见，都能通晓其中的奥妙，尤其擅长声乐，请求让他接受考察。侍中王珪、魏徵又极力称赞吕才学术的精妙，魏徵说：“他能够制作十二枚律尺，八尺的长短不同，各自对应律管，没有不和谐合韵的。”太宗立即征召吕才，命他在弘文馆任职。太宗曾阅读周武帝撰写的《三局象经》，不明白其中的意义。太子洗马蔡允恭年轻时曾把它当作游戏，但太宗召来询问时，他也废弃旧法，不能通晓，于是召吕才来询问。吕才研究了一夜，便能画图解释；蔡允恭看后，仍然记得旧法，与吕才所说完全相同，因此吕才从此知名。后来屡次升迁为太常博士。太宗认为阴阳书自近代以来逐渐变得虚伪讹误，穿凿附会太多，禁忌也太多，于是命吕才与十多位学者共同刊正，删去浅陋庸俗的内容，保存有用的部分。编成五十三卷，连同旧书四十七卷，贞观十五年成书，皇帝下诏颁行。吕才常常用经典故实来考订这些道理，虽然受到术士们的贬低，但很能符合经义。现今略载其中几篇。他在叙述《宅经》时说：《易经》说：“上古的人住在洞穴中，居于旷野；后世的圣人改建宫室，大概取法于《大壮》卦。”到了殷、周之际，才有占卜宅地的文字，所以《诗经》说“察看那里的阴阳”，《尚书》说“占卜洛地作为居宅”，可见占卜宅地吉凶的做法，来由已经很久了。到了近代，巫师又增加了五姓之说。所谓五姓，就是宫、商、角、徵、羽等姓。天下万物全都配属于这五类，办事的吉凶也依此作为准则。例如张、王等姓属于商，武、庾等姓属于羽，好像是要用同韵来相求。但把柳姓列为宫、赵姓列为角，又不是依四声相互统摄。其中还有同属一个姓氏，却分别归入宫、商的；后来出现几个复姓，也分不清属于徵还是羽。用经典考察，根本没有这种说法；各种阴阳书中也没有这句话，只是民间俗语口头流传，最终找不到出处。只有《堪舆经》记载黄帝向天老询问时，才有五姓的说法。况且黄帝时代不过有姬、姜几个姓，到了后代，赐姓分族的情况很多。例如管、蔡、成、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都是姬姓子孙；孔、殷、宋、华、向、萧、亳、皇甫，都是子姓的后裔。其余各国，也都可以依照这个例子推知。有的因封邑得姓，有的因官职得姓，枝分叶布，不知这些姓究竟应当归属于哪一类？又考察《春秋》，陈、卫和秦都属于水姓，齐、郑和宋都属于火姓；有的承自始祖的来源，有的系属于所对应的星辰，有的取自所居之地，也并不是宫、商、角、徵、羽彼此统摄。这就是事情不考据古代、义理乖僻的地方。他在叙述《禄命》时说：谨按《史记》记载，宋忠、贾谊讥讽司马季主说：“占卜禄命的人，抬高人的禄命来使人心喜悦，虚构祸福来耗尽人的财产。”又考察王充《论衡》说：“看见人的骨相形体就知道他的禄命，看见他的禄命就知道他的骨相形体。”这就是禄命之书，流行已经很久了。它所说的话有时偶然说中，人们便相信它。现在再加以研究考察，实际上并不是实录。积累善行而留下余庆，难道需要依靠建禄的吉利吗？积累恶行而留下余殃，难道是由于劫杀的灾祸吗？皇天并不偏爱某个亲近的人，常常帮助善人；祸福的应验，就像影子和回声一样。夏朝罪恶很多，天命便使它灭亡；宋景公修养德行，妖星孛星便在夜间移走。只要勤学，禄位自然存在，难道要等到出生时恰逢建学吗？周文王勤劳忧虑而损折寿命，并不是因为出生月份遇到空亡。长平坑杀赵卒，没有听说他们都同时犯了三刑；南阳的显贵之士，难道一定都同时处于六合吗？历阳成为湖泊，并不只是因为处在河魁之上；蜀郡发生大火，难道是因为处在灾厄之下吗？如今也有同年同禄而贵贱相差悬殊的人；同命同胎而寿命长短各不相同的人。

译考察《春秋》可知，鲁桓公六年七月，鲁庄公出生。如今查阅《长历》，庄公应当出生在乙亥年、建申之月。由此推算，庄公正处于禄命术所说的“空亡”。按照禄命书的说法，这种命格应当贫贱，又犯“勾绞”“六害”，背犯“驿马”“三刑”；具备这三种情况，就不会有官爵。火命生于七月，正值“病乡”，按说人应当瘦弱，身体也应矮小丑陋。如今考察《齐诗》，其中讥刺庄公说：“多么美好啊，身材高长啊！美丽的眼睛顾盼生辉啊，步履轻捷有节奏啊。”只有“向命”这一项，按术数应当长寿。查考《春秋》，庄公去世时计算年寿已有四十五岁。这是禄命术不应验的第一处。又考察《史记》，秦庄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出生，宋忠注说：“因为生于正月，所以取名为政。”查考庄襄王四十八年，岁在壬寅。这一年正月出生的人，按命理应当“背禄”，没有官爵；即使有“得禄”之合，也只能有很少的奴婢。始皇又正值“破驿马”“三刑”，自身克制驿马，按术数应当想求官职却不能得到；金命生于正月，正当“绝下”，按说人应当有始无终，年老以后反而更加吉利。如今查考《史记》，始皇却是有始无终，年老以后更加凶险。只有“建命生”这一项，按术数应当长寿，推算他去世时也不过五十岁。这是禄命术不应验的第二处。又据《汉武故事》记载，汉武帝出生于乙酉年七月七日的黎明时分。这也应当处于“禄空亡下”，按术数没有官爵；虽然向着驿马，却还隔着四辰。依照禄命术，少年时没有官场荣耀，老年以后才兴盛。如今查考《汉书》，汉武帝即位时年仅十六岁，到晚年以后，户口已经减少了一半。这是禄命术不应验的第三处。又考察《后魏书》说：孝文皇帝生于皇兴元年八月。如今查考《长历》，那一年岁在丁未。由此推算，孝文皇帝背禄命并犯驿马三刑，自身克制驿马。依照禄命书，按说没有官爵，命格应当是在父亲死时出生，按术数应当生下来就见不到父亲。如今查考《魏书》，孝文皇帝却亲自接受其父显祖的禅让。礼书说：“继承君位的嗣子，在初丧时地位就已经确定；过了一年以后，才开始正式使用帝号。因此，天子没有父亲，要侍奉三老。”孝文接受禅让，和通常的礼制不同，他亲自率领天下人来奉事自己的亲人，而禄命术却说他不应当认识父亲。这是禄命术不应验的第四处。又考察沈约《宋书》说：“宋高祖出生于癸亥年三月。”依此推算，他的禄和命都应当处于空亡。按照禄命书的说法，按理没有官爵；又应当是在“子墓”中出生，只有嫡子适宜；即使有次子，按术数也应当早死。如今查考《宋书》，高祖的长子先被篡位者杀害，次子刘义隆却享有国祚多年。高祖又应当在“祖禄下”出生，按术数可以得到嫡孙的财禄。如今查考《宋书》，他的孙子刘劭、刘浚都成为篡逆之人，宗庙传承几乎断绝。这是禄命术不应验的第五处。《葬书》篇的叙述说：《易》说：“古代安葬死者，只用柴薪裹盖，不起坟、不植树，丧期也没有定数。”后世圣人把柴薪改为棺椁，大概取法于《大过》卦。《礼》说：“葬，就是把死者藏起来，是要使人不能再看见他。”然而《孝经》说：“要占卜墓地的兆域，把死者安置在那里。”这是因为报答父母、奉养父母的事情已经完成，墓地将长久成为人们寄托感怀和思慕的地方；墓穴安葬的礼仪完成后，也永远成为鬼魂的居所。朝廷和市场会迁移变化，不能预先测知将来的情况；地下泉水和山石相互侵蚀，也不能事先知道。因此要征询龟卜和筮占，希望避免日后的艰难，这只是慎终之礼的完备，并没有关于吉凶的意义。到了近代以来，又加入阴阳葬法，有的选择吉利方便的年月，有的衡量墓地远近；一件事情安排不当，祸患就牵连生者和死者。巫师为了谋取财物，没有不擅自增添妨害禁忌的。于是使得葬书这一门术数，竟有一百二十家。各家都讲吉凶，拘泥于规则而且禁忌很多。况且上天覆盖大地承载，乾坤的道理已经完备；一刚一柔，阴阳消长的意义也讲得很详尽。有的形成于昼夜运行的规律，有的感应于男女交合的变化，日月星辰运行于上，春夏秋冬四时之气通行于下，这才是阴阳的大道理，片刻也不能失去。至于丧葬的吉凶，却是把它附会到这些道理上而形成的妖妄之说。《左传》说：“天子死后七日入殓，七个月后安葬；诸侯死后五日入殓，五月后安葬；大夫经过一个时节安葬；士和庶人过一个月就安葬。”这就是贵贱不同，礼制的期限也各不相同。这样做是为了使同盟之国遵循同一轨道，前来吊丧的人有确定的期限，并根据事情的情况制定适宜的办法，于是成为常规。礼法既已确定，就不能违背。所以提前安葬，称为“不怀”；过了期限还不安葬，就讥讽为几乎违背礼制。这说明安葬有固定期限，不选择年月，这是第一点。《春秋》又说：丁巳日安葬鲁定公，遇到下雨，不能完成安葬，到戊午日才完成后续事务。礼经认为这种做法是好的。《礼记》说“占卜安葬要先选择较远的日期”，大概是选择月末的日期，用来避免被讥为“不怀”。如今查考葬书，却说己亥日安葬最为凶险。谨按春秋时期，在这一天安葬的总共有二十多件。这说明安葬不选择日子，这是第二点。《礼记》又说：“周代崇尚赤色，举行大事在黎明；殷代崇尚白色，举行大事在正午；夏代崇尚黑色，举行大事在黄昏。”郑玄《注》说：“所谓大事是什么？指的就是丧葬。”这说明只取当代所崇尚的时间，并不选择时辰的早晚。《春秋》说，郑国卿大夫子产和子太叔安葬郑简公时，当时主管墓葬的司墓大夫的住宅正处在送葬的道路上。如果毁掉他的住宅，就在黎明时下棺；如果不毁掉他的住宅，就在正午时下棺。子产不愿毁掉住宅，想等到正午。子太叔说：“如果等到正午才下棺，恐怕会使前来参加葬礼的诸侯、大夫劳累太久。”然而子产既然被称为博学多识的君子，子太叔又是诸侯中的优秀人物，国家的大事没有超过丧葬的，若其中确实有关于吉凶的道理，这些人难道会不用吗？如今他们却不询问时辰是否合适，只讨论人事上是否可行。《曾子问》说：“安葬时遇到日食，就把灵柩停放在道路左边，等天亮后再走，这是为了防备非常情况。”如果按照葬书，多在乾、艮两个时辰下葬，而且都接近半夜，这就和文字记载及礼制相违背了。如今查考《礼传》，安葬不选择时辰，这是第三点。葬书说，人的富贵和官品，都由安葬造成；寿命长短，也说是坟墓招来的。然而如今按《孝经》说：“立身处世、实行正道，就能在后世扬名，以显耀父母。”《易》说：“圣人的大宝叫作君位；靠什么守住君位？靠仁德。”因此一天比一天谨慎，恩泽就能达到无边无际；如果不能建立德行，那么即使为人也会没有后代。这说明福禄的多少和寿命的长短，并不是由安葬的吉凶决定的。臧孙在鲁国有后代，并不是因为安葬选得了吉日；若敖在楚国绝了后，也不是因为迁葬安置不当。

译这说明安葬吉凶不值得相信和采用，这是第四点。如今丧葬的吉凶，都按照五姓的便利来决定。古代安葬的人，都在国都北面，墓地的区域和兆域既然有固定地点，还取什么按姓氏选择墓地的意义呢？赵氏的墓葬都在九原；汉代帝王的陵墓则分布在各处。什么上利、下利，根本不值得一提；大墓、小墓，这些说法的意义又在哪里？至于他们的子孙富贵不断，有的与三代同样兴盛，有的分据六国而称王。这说明五姓之说完全不合于古代，吉凶的道理又从哪里产生呢？这是第五点。况且臣下的名位，进退并没有固定规律，有人起初卑贱而后来显贵，也有人开始顺利而最终困厄。因此，安葬一经确定，就不能再回改；坟墓建成以后，也从不改易，那么名位为什么却没有片刻安定呢？由此可知，官爵的显赫在于人的作为，并不是安葬造成的。这是第六点。乡野俗人没有见识，都相信葬书；巫师借吉凶之说行骗，愚人便借此侥幸求取利益。于是，在捶胸顿足、悲痛哭泣之时，却选择葬地来希求官品；在极度悲苦的时候，又选择安葬时辰来谋求财禄。有的说某个辰日不宜哭泣，于是含笑面对宾客接受吊唁；有的说同属相的人忌讳到墓穴旁送葬，于是穿着吉服却不送自己的亲人。圣人设立教化，难道会是这样吗？葬书败坏风俗，竟到了这种地步，这是第七点。太宗又命吕才制作《方域图》和《教飞骑战阵图》，都符合皇帝的旨意，于是提拔授任为太常丞。永徽初年，他参与编修《文思博要》和《姓氏录》。显庆年间，高宗认为琴曲古代有《白雪》，近代却突然失传，于是让太常增修旧曲。吕才上奏说：“臣考察《礼记》和《家语》记载，舜弹五弦琴，歌唱《南风》诗。由此可知，琴曲琴操都应当配合歌唱。又据张华《博物志》说，《白雪》是天帝命素女弹奏五十弦瑟的曲名。楚国大夫宋玉回答襄王时说，有客人在郢都歌唱《阳春白雪》，全国能应和的只有几十人。由此可知，《白雪》琴曲本来就应当配合歌唱，只是因为曲调高亢，能应和的人便很少。自宋玉以来，直到如今已有千祀，没有能歌唱《白雪》曲的人。臣现在遵照诏令，依照琴中旧曲确定宫、商等音调，然后教习，使它能够配合歌唱；臣擅自把御制《雪诗》作为《白雪》的歌词。又考察古今乐府，在演奏正曲之后，都另有送声，即君主唱、臣下应和，这件事在前代史书中记载得很清楚。如今选取太尉长孙无忌、仆射于志宁、侍中许敬宗等人的《奉和雪诗》作为送声，共合十六节，现在全部教习完毕，而且都合乎韵律。” 高宗非常高兴，又创作《白雪歌词》十六首，交给太常编入乐府。当时右监门长史苏敬上奏说，陶弘景撰写的《本草》有很多错误。于是诏令中书令许敬宗与吕才、李淳风、礼部郎中孔志约以及各位名医，增删修订旧本，又命司空李勣总负责审定，并配图合编成五十四卷，在当时广泛流传。龙朔年间，吕才任太子司更大夫，麟德二年去世。他撰有《隋记》二十卷，当时流行于世。他的儿子吕方毅七岁时就能背诵《周易》和《毛诗》。太宗听说他年幼聪敏，召见他，非常惊异，赐给他缣帛。后来任右卫铠曹参军。母亲去世后，他悲哀痛苦超过礼制所规定的程度，最终因哀毁过度而死。他用布车载着母亲的丧柩，跟随轜车下葬。友人郎余令带着白粥、玄酒和一束生刍，在路旁设祭，时人都对此十分悲痛惋惜。史官评论说：孝孙审定音律，仁均校正历数，淳风推测天象星纬，吕才推究阴阳；把他们分别考察比较，都认为他们属于裨、梓、京、管这一类人物。然而，旋宫是三代的制度，秦代焚书、隋代典籍又遭炀帝损毁，历代都缺少正确的音律，却说孝孙重新开始，这实在令人叹息。李淳风精通术数，能够预知女主将要改朝换代，却不知道这个女主是谁，这就是他还没有弄明白的地方。吕才考核并拘正那些关于禁忌的曲学说法，都有经典依据，难道不是贤能之人吗？古人之所以把这些事保存下来而不加评论，大概是有用意的。赞辞说：祖、傅、淳、才，彰明往事，考察未来。裁取筠竹于嶰谷，运筹执策于清台。推究阴阳迎送、旋转运行，绘图描写日月星辰的光辉。重黎之后，诸位贤才真是杰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