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伟第四十六

译开元四年，山东蝗灾大起，崇上奏说：“《毛诗》说：‘拿起那些害虫，把它们投入烈火。’汉光武帝的诏书又说：‘努力顺应时令政事，劝勉督促农桑，除掉蝗虫以及其他害虫。’这些都包含除蝗的道理。蝗虫既然已经不再怕人，就容易驱逐；而且庄稼都有主人，救护庄稼，主人一定不会吝惜劳力。蝗虫已经能够飞翔，夜间一定会扑向火；夜里设置火堆，在火旁挖坑，一面焚烧一面掩埋，就可以把它们除尽。当时山东百姓都烧香礼拜，设祭祈求恩佑，眼看着蝗虫吃庄稼，手却不敢靠近。自古以来有讨伐消除蝗虫却不能成功的，只是因为人们不肯尽力；只要齐心协力，一定可以消除。”于是派御史分道捕杀蝗虫。汴州刺史倪若水坚持上奏说：“蝗灾是天灾，自然应当修养德行。刘聪时除蝗没有成功，后来造成的祸害更加深重。”仍然拒绝御史，不肯奉命。崇大怒，发文书回复倪若水说：“刘聪是伪主，德行不能胜过妖异；今天是圣明的朝廷，妖异不能胜过德行。古代贤能的太守在任时，蝗虫会避开他的辖境；如果修德就可以免除蝗灾，那么难道那些地方是因为没有德行才导致蝗灾吗？如今坐看蝗虫吃庄稼，怎么忍心不去救助，因而使百姓遭受饥荒，将来凭什么心安？希望不要迟疑，以免自招悔恨。” 倪若水于是实行焚烧和掩埋的方法，捕获蝗虫一十四万石，投入汴渠顺流而下的更是数不胜数。当时朝廷议论喧腾，都认为驱除蝗虫不合适，皇帝听说后，又拿这件事询问崇。崇说：“庸俗的儒生拘泥于文字，不懂得通达变化。凡事有违背经文却合乎道理的，也有违背常道却适合权宜的。从前魏国时山东有蝗灾伤害庄稼，因为稍有不忍而不除，导致禾苗全部枯尽，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状；后秦时有蝗灾，禾苗、庄稼以及草木全被吃尽，牛马甚至互相啃食毛发。如今山东蝗虫到处蔓延，仍然极其繁殖，这实在是少见。河北、河南没有多少粮食储备，倘若不能收获，难道能免于流离失所吗？这关系到安危，不能拘泥不变。即使不能把蝗虫全部除尽，也仍然胜过养蝗成灾。陛下爱惜生命、厌恶杀戮，这件事请不要烦劳您亲自下诏，请允许臣发文书处置。如果不能除掉，臣现任的官爵，都请求削除。”皇帝答应了他。黄门监卢怀慎对崇说：“蝗灾是天灾，怎么可以用人的力量控制？外面的议论都认为这样不对。而且杀蝗太多，会损伤天地和气。现在还可以收回成命，请您再考虑。”崇说：“楚王吞下水蛭，他的疾病因此痊愈；叔敖杀死蛇，他的福气于是降临。赵宣子是最贤明的人，却后悔使用自己的狗；孔丘将要成为圣人，却并不吝惜他的羊。它们的志向都在于安定百姓，考虑的是不失礼法。如今蝗虫极其繁盛，可以驱除；如果放任它们取食，所到之处都会变得空无一物。山东百姓，难道应当活活饿死吗？这件事崇已经当面奏请并确定了，请您不要再说了。如果救人而杀虫，因而招致灾祸，崇愿独自承担，按道义不牵连您。”卢怀慎一向对各项事务都顺从，最终也不敢违背崇的意思，蝗灾因此渐渐平息。当时皇帝刚即位，致力于修明德政，军国各项事务大多向崇询问；同朝的宰相卢怀慎、源乾曜等人，只是一味唯唯诺诺。唯独崇承担重任，明白吏治事务，决断处理毫不迟滞。然而他放纵自己的儿子光禄少卿彝、宗正少卿异广泛招引宾客，接受馈赠，因此受到当时人的讥议。当时中书主书赵诲是崇所亲信的人，接受蕃人珍贵的馈赠，事情败露后，皇帝亲自审讯，将他下狱处死。崇替他联名上奏陈述罪状，又设法营救他，皇帝因此不高兴。那年冬天，朝廷曲赦京城，赦文中当时特意标出赵诲的名字，命令杖打一百下，发配流放岭南。崇从此忧惧不安，多次当面陈奏请求避让宰相职位，推荐宋璟，宋璟都得以进见皇帝。有人在洛水中捞到一份替代崇任相的奏表。不久，崇被授任开府仪同三司，停止掌管政事。过了一个多月，玄宗将要驾幸东都，但太庙屋顶倒塌了。皇帝召宋璟、苏颋询问原因，宋璟等奏说：“陛下服丧三年的期限还没有结束，实在不应当出行巡幸。凡是灾异发生，都是用来彰明教诫的。陛下应当更加崇尚大道，以回应上天的意思，并且停止驾幸东都。”皇帝又召崇询问说：“朕将要离开京城，太庙无缘无故倒塌，恐怕是神灵在告诫我东行不便吧？”崇回答说：“太庙正殿本来是苻坚时期建造的，隋文帝创建新都时，把宇文氏朝廷的旧殿迁来建成这座庙；国家又沿用了隋朝的旧制度，年代久远，木料朽坏蛀蚀，所以倒塌。山都尚且会朽坏崩塌，既然是长久以来的枯木，本来就应当摧折，恰好与出行日期相遇，并不是因为出行才倒塌。况且四海都是陛下的家，两京彼此相连；陛下因为关中收成不太丰足，转运又劳民费财，所以才为百姓出行巡幸，难道是无缘无故烦劳吗？东都各部门已经做好供给准备，不能对天下失信。依臣愚见，旧太庙既已腐朽，不堪修理，希望把神主迁到太极殿安置，另行建造新庙，以表达诚敬。车驾仍按原计划径直出发。”皇帝说：“你的话正合我的心意。” 皇帝赐绢二百匹，命有关部门把七庙神主奉安在太极殿，改建新庙，车驾于是驾幸东都。于是命崇每五天入朝参见一次，仍入宫供奉，深受皇帝恩宠。后来又授任太子少保，因病没有接受任命。开元九年去世，时年七十二岁，追赠扬州大都督，谥号文献。崇预先分割了自己的田园，让各个儿子和侄子各自守住应得的份额，又留下遗令告诫子孙，大意说：古人说：富贵是人们怨恨的对象。地位尊贵，神灵忌讳他盈满，众人憎恶他的高位；财富丰厚，鬼神窥伺他的宅舍，盗贼贪图他的财产。自从天地开辟以来，书籍所记载的，德行浅薄而责任重大，却能长寿无灾祸的人，从来没有。所以范蠡、疏广这类人，知道适可而止、知足的分寸，前代史书多加赞美。何况我的才干比不上古人，却长久窃居荣宠；地位越高越感到恐惧，恩宠越厚越增添忧虑。从前在中书省时，我遭遇疾病，身体虚弱疲惫；虽然始终没有懈怠，但各项事务仍有很多缺失。我多次推荐贤能的人来代替自己，诚恳地请求，人心所愿竟得到上天顺从，最终蒙受皇帝哀怜允准。如今优游于园林池沼之间，放浪身心；人生一世，这样也就足够了。田巴说：‘百年的期限，没有人能够真正活到。’王逸少说：‘俯仰之间，已经成为陈迹。’这些话确实说得对。近来我见到许多显贵官员死后，子孙既失去庇荫，大多变得贫寒，往往为了斗、尺之间的小事彼此争斗。这样岂只是自己玷污名声，还会进一步辱没先人，无论谁曲谁直，都会一同受到讥笑毁谤。庄田、水碾既然由多人共有，彼此推诿依靠，有的便导致荒废。陆贾、石苞，都是古代贤能通达的人，他们预先确定产业分配，就是为了断绝后代争讼。我静心思考此事，深深叹服。

译从前孔子接近圣人，母亲的坟墓毁坏了却不修葺；梁鸿极其贤德，父亲死后只卷起席子便下葬。从前杨震、赵咨、卢植、张奂，都是当代英俊通达之士，通晓古今，都留下遗言，嘱咐实行薄葬。有的只洗濯旧衣作为时服，有的只用一幅单帛和头巾；他们知道真正的魂魄离开身体，贵在尽快腐朽，子孙都遵守遗命，直到今天仍被认为是美谈。凡是厚葬的人家，通常都不是明智之人；有的沉溺于流俗，不察看幽明之理，都把奢厚当作忠孝，把俭薄当作吝惜，以至于使死者遭受尸体被戮、骸骨暴露的惨酷，使生者陷入不忠不孝的讥责。多么令人痛心啊！多么令人痛心啊！死者如果没有知觉，尸体和粪土没有区别，何必厚葬，反而损伤平素的事业？如果死者有知，神魂又不在棺材中，为什么还要违背君父的命令，破费衣食资财？我死以后，可以用平常衣服入殓，四季衣服各一套而已。我生性非常不喜欢冠帽衣服，千万不要把这些东西放入棺墓；紫衣玉带，只要身体穿着方便即可。希望你们不要再违背我的意思。况且神明厌恶奢侈，幽冥之路崇尚质朴；如果违背我的安排，使我在地下遭受戮辱，你们心里能安吗？要好好想一想。如今流传的佛经，是鸠摩罗什翻译的，姚兴拿着原本，同罗什对照翻译。姚兴在永贵里建造佛塔，耗尽府库，广泛经营装饰，但姚兴的寿命并没有延长，国家也随之灭亡。又有齐国占据崤山以东，周国据有关右；周国多废除佛法而修整军备，齐国则广泛设置僧徒，依凭佛力。等到两国交战，齐氏灭亡；国家既然不存在，寺院又哪里还会存在？修福所得的报应，何其微小啊！梁武帝把万乘之尊降为佛寺奴仆，胡太后让后宫六宫都出家入道，他们岂只是自身被杀、名声受辱，最终都导致亡国破家。近来孝和皇帝派使者赎取生物，耗尽国力修建寺院；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张夫人等都度人出家、修建寺院，寺院竟然布满街道，却都不能免于被杀和家破，为天下人所嘲笑。佛经说：‘求长寿就得到长寿，求富贵就得到富贵。’又说：‘刀会一段一段地毁坏，火坑会变成池塘。’近来因精进求佛而得到富贵长寿的，究竟是谁？活着时的事还容易知道，尚且看不出有什么应验；死后的事难以考究，又有谁见过征验？况且五帝时代，父亲不埋葬死去的儿子，哥哥不为死去的弟弟哭泣，说的是那时能够达到仁厚长寿，没有夭折横死。三王时代，国运长久，百姓得到休养；当时的臣民中，像彭祖、老聃这类人，都享有长寿。在那个时候还没有佛教，难道是抄写佛经、铸造佛像的力量，还是设斋施佛的功劳吗？《宋书·西域传》中有位名僧作《白黑论》，其中道理证明得很清楚，足以解除长期的疑惑，应当阅读并实行。况且佛就是觉悟，存在于人的内心；即使有广大无数的佛像，也不超出五蕴之内。只要奉行平等慈悲，行善而不作恶，佛道就完备了。何必沉溺于小说故事，受凡僧迷惑，又把譬喻性的篇章当作实录，抄经写像，毁掉产业、倾尽家财，甚至施舍自身也毫不吝惜，这可以说是大大的迷惑。也有人因为亡人造像，名为追福；佛教方便教化的说法虽然很多，但功德必须自己发心，旁人代为帮助，难道就应当得到报应吗？人们彼此欺骗，渐渐形成风俗，损耗活人的财物，对死者却没有益处。即使有通达才识的人，也被当时的习俗拘束。如来普遍慈悲，心意在于使众生获利，损害众生本来不足的东西，却去增加豪富僧人的有余，必定不会这样。况且死亡是常事，自古以来无人能够避免；所造的经书佛像，又能拿来做什么呢？释迦的根本教法，反而成为苍生的大弊害，你们各自都应当警醒自勉；正法在于内心，不要仿效那些无知的妇女儿童一类人，终身都不能觉悟。我死后，绝对不许为我实行这种弊法。如果不能完全依照正道，必须顺应世俗人情，那么从初七到终七，任凭设置七次僧斋。如果随斋必须布施，应当用与我自身有关的衣物充作布施，不得随意使用其他财产，去做无益的枉费之事；也不得擅自拿出私人财物，迎合追福的虚妄说法。道士本来以“玄牝”为宗旨，起初并没有趋炎竞逐的教法；但无知之人羡慕僧家的利益，便约略仿照佛教来经营。恭敬考察老君的教说，也没有超过斋戒的文辞，若压低仿同僧人的惯例，距离正道就更加遥远了。你们不要拘泥于鄙俗习惯，随意向家人屈从。你们死后，也要教导子孙依照我这套办法行事。” 十七年，再次追赠崇为太子太保。崇的长子宋彝，开元初年任光禄少卿；次子宋异，任坊州刺史；小儿子宋弈，年少时便修养品行、谨慎自持，开元末年任礼部侍郎、尚书右丞。天宝元年，右相牛仙客去世，宋彝的儿子宋闳任侍御史、牛仙客的判官。他见牛仙客病危，逼迫牛仙客写表，请求以宋弈和兵部侍郎卢奂为宰相，接替自己。牛仙客的妻子便通过中使上奏此事，玄宗听后大怒，宋闳被判死罪，宋弈出任永阳太守，卢奂出任临淄太守。玄孙宋合考中进士，授武功尉，升任监察御史，最终官至给事中。宋璟是邢州南和人，他的祖先从广平迁到这里，是后魏吏部尚书宋弁的七世孙。父亲宋玄抚因宋璟显贵，被追赠为邢州刺史。宋璟年轻时刚正不阿，具有远大的节操，博学多才，擅长文章书翰。二十岁时考中进士，几经调任，成为凤阁舍人。任职时神色严肃、坚持正道，武则天非常器重他。长安年间，武则天的宠臣张易之诬陷御史大夫魏元忠，说他有大逆不道的言论，并召凤阁舍人张说作证。张说将要入朝在武则天面前复核对质时，惶恐迷乱、迫于畏惧，宋璟对他说：“名分和道义极其重要，神明之理难以欺骗，绝不能结党邪恶、陷害正直，只求暂时免祸。如果因为触犯圣颜而遭流放贬谪，留下的美名就多了。即使遭遇不测，我也一定叩击宫门救你，和你一同赴死。努力吧，能否使万代仰望，全在这次行动了。”张说被他的话感动。入朝后，便为魏元忠申明担保，魏元忠最终得以免死。宋璟不久升任左御史台中丞。张易之和弟弟张昌宗更加放纵横暴，满朝大臣都争相依附他们。张昌宗私下带相面术士李弘泰去占卜吉凶，言语涉及大逆，被人用匿名飞书告发。宋璟在朝廷上奏请彻底追查此事，武则天说：“张易之等人已经自行上奏说明，不可再加罪。”宋璟说：“张易之等事情败露后自行陈述，按情理难以宽恕；况且这是谋反大逆，不能因为自首就免罪。请下令把他们交御史台审查，以彰明国法。张易之等人长期蒙受驱使，得到非分的恩宠，我当然知道说出这话必将招来祸患；但正义激荡于心，即使死了也不后悔。”武则天听后不悦。内史杨再思害怕违逆旨意，急忙传达诏令让宋璟出去。宋璟说：“圣上的容颜近在咫尺，我亲自听到了圣上的旨意，不劳宰臣擅自传宣王命。”武则天的怒意稍稍消解，于是收押张易之等人到御史台，将要加以审讯。不久又有特诏赦免他们，并命张易之等人到宋璟那里致谢；宋璟拒绝见他们，说：“公事应当公开说，如果私下相见，那么法律就没有私人可言了。”

译宋璟曾在朝堂陪侍宴饮。当时张易之兄弟都任九卿，官居三品，而宋璟本来是六品官，座位在下方。张易之一向害怕宋璟，假意讨好他的心意，空出座位向宋璟作揖说：“您是第一等人物，怎么竟坐在下座？”宋璟说：“我的才能低劣、品级卑下，张卿为什么说我是第一等人物？”当时朝廷中人都因为张易之兄弟受宫内宠爱，不称他们的官职，而称张易之为五郎，张昌宗为六郎。天官侍郎郑善果对宋璟说：“中丞怎么能称五郎为卿？”宋璟说：“按官职称呼，正应当称卿；如果按亲属关系称呼，就应当叫张五。您又不是张家的家奴，哪来的什么‘郎’？郑善果真是太懦弱了！”他的刚强正直大多就是这样。从此以后，张易之等人常想借事陷害他，武则天看清了他们的用意，宋璟最终得以免祸。神龙元年，宋璟升任吏部侍郎。中宗赞赏宋璟的正直，仍命他兼任谏议大夫、内供奉，在退朝之后议论朝廷政事的得失。不久授任黄门侍郎。当时武三思依仗宠信掌握权力，曾向宋璟请托，宋璟神色严肃地对他说：“如今皇上已经重新扶立太子、亲自掌理政务，王应当以侯爵身份回到府第，怎么还能干预朝政？王难道没看见吕产、吕禄的事情吗？”不久，京兆人韦月将上书控告武三思暗中勾通宫禁，正是祸患形成的开端，武三思便暗示有关官署上奏，说韦月将大逆不道。中宗特地下令杀他。宋璟坚持上奏，请求先审查他的罪状，再依据典章法令定罪，韦月将最终免于极刑，只被流放岭南，后来死在那里。中宗临幸西京，命宋璟暂代检校并州长史；还未出发，又让他以本官兼任检校贝州刺史。当时河北连续遭受水灾，百姓饥饿困乏。武三思的封邑在贝州，却专门派人征收他的租赋，宋璟又拒绝不给，因此受到武三思排挤。后来他历任杭州、相州二州刺史，任职清廉严明，官吏百姓没有敢犯法的。中宗去世，宋璟被授为洛州长史。睿宗即位，他升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玄宗在春宫任太子时，他又兼任右庶子，加授银青光禄大夫。此前，外戚和各位公主干预朝政，请托之事越来越严重。崔湜、郑愔先后主持选官，受权贵势力控制，九品官员的任用失去次序，预先把两年后的空缺拿来拟定人选；即便仍不够，又增设类似冬季选官的安排，士人和百姓对此深为叹息。到这时，宋璟与侍郎李乂、卢从愿等大力革除此前的弊病，选取任用公平恰当，铨选考核井然有序。当时太平公主谋划对玄宗不利，曾在光范门内乘车等候执政大臣，用话暗示他们，众人都吓得变了脸色。宋璟公开直言：“太子对天下有大功，是真正承继宗庙社稷的人，怎么能有别的议论！”于是他与姚崇一同上奏，请求让太平公主到东都居住。玄宗害怕了，上表抗辩，请求把宋璟与姚崇等同治罪，于是贬宋璟为楚州刺史。不久，他历任魏、兖、冀三州刺史，又任河北按察使，升为幽州都督、兼御史大夫。不久授为国子祭酒，兼任东都留守。一年多后，转任京兆尹，又授御史大夫；因事获罪，出任睦州刺史，转任广州都督，仍任五府经略使。广州旧俗都用竹子和茅草盖房，常常发生火灾。宋璟教人烧制瓦片，改造店铺房舍，从此不再有火势蔓延的祸患，百姓都感念他的恩德，立碑刻颂来记载他的政绩。开元初年，朝廷征召宋璟，授任刑部尚书。开元四年，升任吏部尚书，兼任黄门监。第二年，官名改易，改任侍中，屡次加封为广平郡公。这年秋天，皇帝前往东都，驻扎在永宁的崤谷，御道狭窄，车马拥堵停滞。河南尹李朝隐、知顿使王怡都因整顿队伍失职，皇帝下令罢免他们的官爵。宋璟入朝上奏说：“陛下正当盛年，开始巡行各地，却因为道路低洼狭窄而治两位大臣的罪，我私下担心后世的人会因此承受艰难和弊害。”于是皇帝立即下令赦免他们。宋璟说：“陛下先责罚他们，又因我的话赦免他们，这样过错归于皇上，恩惠却出自臣下。请暂且让他们在朝廷待罪，然后下诏恢复官职，这样进退才合乎法度。”皇帝深以为然。不久又命宋璟和中书侍郎苏颋为皇子拟定名字、封邑，以及公主等人的封邑称号。宋璟等上奏说：“王子将要分封三十多个国家，周代的麟趾封国、汉代犬牙交错的封国，都不足以与这里相比，这次盛况实在超过它们。我们私下认为，郯王、郏王等封号旁边带有古代城邑的字，我们便按这一类推选，谨列三十个国名。又因为王子中已有取名的，都在名字上加‘嗣’字；公主的封邑称号，也选取三十个美好的名称。这些名称文辞既不损害意义，言语也足以确定体制。” 皇帝又命我们另外撰拟一个佳名和一个美好的封邑称号。七个儿子一视同仁地抚养，是历代君王最仁厚的做法；如今如果同样等级却分别加以封赏，或许会被认为是因为母亲受宠、儿子受爱，这种骨肉之间的事情，是人们难以明说的，但天地之间的典章自有常规。过去袁盎让慎夫人降下座席，汉文帝最终采纳了这一做法，慎夫人也没有认为受了嫌弃，反而赞美他取得了使长久安定的办法。因此我们一同进言，不再另行区别封赏，以彰显皇上覆育天地、毫无偏私的德行。”皇帝称赞感叹不已。开元七年，开府仪同三司王皎去世。将要修筑坟墓时，王皎的儿子、驸马都尉王守一请求按照昭成皇后之父窦孝谌的旧例，使坟高五丈一尺。宋璟和苏颋请求完全依照礼制，皇帝起初同意了。第二天，皇帝又命令准照窦孝谌的旧例办理。宋璟等上奏说：节俭，是德行中恭敬的一面；奢侈，是最大的恶行。修筑高大的坟墓，是古代贤人所告诫的；厚葬，确实是君子所反对的。古代只修墓而不起坟，大概就是遵循这个道理。凡是做子女的，在悲痛送葬之时，往往不能顾及礼制。因此周公、孔子制定了斩衰、齐衰、缌麻、免服等丧服等级，以及衣衾、棺▯郭的尺寸规格；贤德之人也会勉强遵守，私下的感情最终不能任意行事。而且苍梧的原野、骊山一带的陵墓，善恶各自分明，图籍史书都有记载。众人都致力于奢侈靡费，唯独能够革除这种风气，这才是最重要的孝道。皇后如果以此事进言，皇上本来就可以用这个道理恳切劝谕她。外面有人或许说，窦太尉的坟墓很高，取法于近代并不算远。即使过去没有极力进谏，那件事也只是偶然实行，诏令出于一时，所以不能作为通常的制度。贞观年间，文德皇后为所生的女儿长乐公主出嫁，上奏请求把礼仪规格加在长公主之上，魏征进谏说：‘皇帝的姑母、姐姐称长公主，皇帝的女儿称公主；既然有“长”字，规格就应当高于公主。如果再加在长公主之上，实在不可以。’他又引用汉明帝的旧事说：‘群臣想把皇子封为王，皇帝说：“我的儿子怎么敢和先帝的儿子等级相同呢？”’当时太宗赞赏并采纳了他的意见，文德皇后还派中使前去向魏征致谢。这正是天地之间辅佐君主时宽裕有余的做法。哪里像韦庶人的父亲追加王爵、擅自营造国家陵墓那样，灾祸很快降临，成为天下人的笑柄！所以犯颜直谏、说逆耳之言，与迎合心意、顺从旨意，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译何况诏令所载，本来就是预先制定的纲纪；既然人情没有穷尽，所以才要制定制度，不能因人而摇动，也不能因爱憎而改变法令。近来所说的金科玉条，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近来蕃夷之人和城市中的闲散之人，竞相以奢侈靡费自相夸耀，完全不把礼仪放在心上。如今凭借皇后父亲所受的宠爱、开府仪同三司的荣耀，金银财物、华贵衣物的供给并不缺少；修筑高坟大寝，有官府出力，也不怕无人办理。百般事情都由官府供给，一旦下令也可以立即办成。臣等之所以屡次不避烦琐地把这些话奏闻，实在是希望成全朝廷的政令，崇扬国母的德行，使教化遍及天下，声名光耀于典册。如果皇后确实心意不可改变，陛下又不能勉强违背她的意思，那么请依照一品官可以陪葬陵墓的规定，坟高三丈以上、四丈以下，降诏按照陪陵的规格办理；这样高低也算适宜了。” 皇帝对宋璟等说：“我每件事都常想端正自身来成就纲纪，至于妻子儿女，难道心中就没有私情吗？然而人们难以说出口的地方，也正在这里。你们竟能再三坚持，成全我的美名，足以使万代以后，我的事迹在史册上发扬光大。”于是派使者带着彩绢四百匹，分别赏赐他们。在此以前，朝集使每次到春天将要返回时，往往会被改任调职，大家渐渐把这当成惯例。宋璟上奏请求一律命他们返回，断绝他们侥幸求取调任的途径。后来又禁绝劣质钱币，派使者分道检查搜括并销毁，因此颇受士人百姓怨恨。不久授宋璟开府仪同三司，免去知政事之职。第二年，京兆人权梁山谋反被诛杀，皇帝命河南尹王怡乘驿马赶赴长安，彻底查究他的同党。王怡拘禁了很多人，长久不能决断，于是诏令宋璟兼任京兆留守，并审查复核这起案件。宋璟到任后，只把最初谋划的人数人定罪；其余因权梁山假称婚礼、借机牵连获罪的人，以及被胁迫跟从的人，他全部上奏请求赦免。开元十二年，皇帝又东巡，宋璟再次任留守。皇帝临出发时对宋璟说：‘卿是国家的元老，是我的股肱和耳目。如今将巡行洛邑，与你分别要经过一段时间，凡有好的谋略和意见，都应当告诉我。’宋璟于是极力陈述政事得失，皇帝特赐彩绢等物，又亲手写诏说：‘你所进献的言论，我要写在座位右边，出入时观看反省，用来终身警戒。’他受皇帝重视就像这样。不久又兼任吏部尚书。开元十七年，升任尚书右丞相，与张说、源乾曜同日授官。皇帝命太官署设置饮食，太常寺奏乐，在尚书都省大会百官。玄宗作诗赞美叙述宋璟，并亲自书写后赐给他。开元二十年，宋璟因年老上表说：“臣听说，体力不足的人年老后会更加衰弱；内心没有主见的人一有疾病就更加无用。臣过去只是听到这些话，如今在自己身上得到验证，何况两种情况兼有，哪里还能有所作为呢？臣原本从幽隐卑微之处脱颖而出，幸逢圣明盛世；才智比不上别人，才能也不足以治理国家。又因为长期承受驱策，历经考察任用，恰好命运随时势而来，荣耀也因年资积累而增加。于是两次升登台座，三次进入宰司，进阶开府，增加本郡封爵。所任内外官职已经扰乱了常规，到了身居宰相之首的地位，又忝居显要名职。为什么呢？丞相是百官之长，责任比过去更加重大；愚臣在衰老朽败之余，想到将来实在惭愧。地位越来越显赫，人的能力却越来越衰微，这一点人人都知道，我还凭什么继续任职呢？近来我勉强俯身处理政务，仓促之间不敢进言，实在是感念皇帝覆载之恩，希望竭尽微薄力量报效。如今长期积累的衰弱形成疲惫，沉重的疾病久治不愈，耳目更加昏暗，手脚多已不便。回头看自己将要因失职获罪，难道还能实现平生的愿望吗？怎么可以苟且追逐显赫名声，继续占着优厚俸禄，还留着官印绶带，不到宫阙朝见？这样违背仪法，礼制法度又有什么用呢？伏望陛下审慎地量才授官、因官择人，体察臣恳切的言辞，怜悯臣才力不及，使臣罢职回到私人住宅，在简陋的家门中养病；这样上可以消除官场的非议，下可以使臣知道死后归宿。这样，保全晚节的愿望就能由愚臣实现，皇帝赐予养老的恩典，也能成为圣明时代的美事。日已西斜而路途遥远，天高而听闻卑微；臣仰望宫门，内心深切感激而又留恋。谨奉上表章陈述请求，恭敬地让陛下知道。”皇帝亲笔下诏同意，并仍命令足额发给他的俸禄。宋璟于是退居东都私人住宅，隔绝人事，以便求医服药。开元二十二年，皇帝驾临东都，宋璟在道路左侧迎接拜见，皇帝派荣王亲自慰问他，从此又频繁派使者给他送药物。开元二十五年去世，享年七十五岁，追赠太尉，谥号文贞。他的儿子宋昇，天宝初年任太仆少卿；次子宋尚，任汉东太守；次子宋浑，与右相李林甫交好，李林甫引荐他任谏议大夫、平原太守、御史中丞、东京采访使；次子宋恕，任都官郎中、剑南采访判官，依仗权势，十分贪婪暴虐。宋浑任平原太守时，加重征收一年的庸调。任东畿采访使时，又让河南尉杨朝宗暗中娶郑氏为妻。郑氏是薛稷的外孙女，她的姐姐是宗室妇人，守寡而且姿色出众。宋浑已有妻子，便让杨朝宗出面聘娶，自己却纳郑氏为妾，并上奏任命杨朝宗为赤县县尉。宋恕在剑南任职时，有个雒县令崔珪，是他的表兄；崔珪的妻子很美，宋恕诱骗并私通她，还把崔珪贬官。他又豢养刺客李晏。到天宝九载，兄弟二人都被人告发，贪赃和私财各达数万贯。李林甫上奏称，宋浑交由东京御史台审理，宋恕交由本辖剑南采访使审理，事实和证据都确凿；宋浑被流放岭南高要郡，宋恕被流放海康郡。宋尚这一年又被人控告贪赃，贬为临海长史。他的儿子宋华、宋衡任官时也都因贪赃获罪，先后流放贬谪。后来宋浑遇到赦免，酌情移至东阳郡任职；他请托过分、索求无度，又役使官吏，索取他们的钱财物资，百姓无法忍受其弊害，便上诉告发，宋浑又被流放浔江郡。然而兄弟几人都嗜好饮酒戏谑，沉溺于俳优杂戏；宋衡最为粗暴阴险，广平一门的风气教养再也不存在了。广德年以后，宋浑被授为太子谕德，受到舆论轻视，于是留居寄寓在江岭一带，最终死在那里。史臣说：处在艰难危险之中，容易看出贤良的大臣；处在太平安定之时，却难以彰显贤能的宰相。因此，房玄龄、杜如晦辅佐开创基业的功劳，无人可以相比。而姚崇、宋璟经历武则天、韦皇后之后的政局，政治混乱、刑法滥施，他们颇多参与其中，却能够保全自己的声名和行迹，大概也没有什么可惭愧的了。赞说：姚崇、宋璟被任用后，刑法政事多方施行。治理政务并不容易，防止刑罚失当更加困难。进谏要刚猛，施政布置却要宽缓。如果没有自己的原则和方法，将凭什么使天下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