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九十八

译列传第九十八 裴垍、李吉甫、李籓、权德舆，权德舆的儿子权璩 裴垍，字弘中，河东闻喜人，是垂拱年间宰相裴居道的七代孙。裴垍二十岁左右考中进士。贞元年间，通过制举贤良极谏科，对策得第一，授任美原县尉。任期届满后，各藩镇交相征召，他都没有赴任。授任监察御史，转任殿中侍御史、尚书礼部考功二员外郎。当时吏部侍郎郑珣瑜请裴垍主持考核词判，裴垍坚持正道，不接受请托，考核时都务求考察才干和实际成绩。元和初年，召入翰林任学士，转任考功郎中、知制诰，不久升任中书舍人。李吉甫从翰林承旨授任平章事，诏书将要下达的前一夜，他感动得流泪，对裴垍说：‘李吉甫从尚书郎被贬斥流落到远方，十多年后才回来，便进入禁署任职，如今才满一年，对后起人才很少有所接触。宰相的职位，应当选拔贤能俊杰，如今我却茫然不知谁有才能、谁无才能。你很有鉴别人才的眼光，请把当今的才俊告诉我。’裴垍拿笔列出姓名，得到三十多人。几个月之内，这些人几乎都被选用，当时众口一词称赞李吉甫善于得到人才。元和三年，诏令荐举贤良，当时皇甫湜应试对策，言辞激烈恳切；牛僧孺、李宗闵也极力抨击时政。考官杨于陵、韦贯之把三人的策文都列为上等，裴垍居中复核，没有表示赞成或反对。等到这件事被受宠幸的人哭诉，请求皇上治罪，宪宗不得已，把杨于陵、韦贯之调出京任职，罢免裴垍的翰林学士，授任户部侍郎。然而宪宗知道裴垍喜好直言，对他的信任更加深厚。这一年秋天，李吉甫出镇淮南，于是任命裴垍代替他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第二年，加任集贤院大学士、监修国史。裴垍奏请：‘集贤御书院，请依照《六典》规定，入朝任职的五品以上官员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不是入朝官的，不论品秩，都任校理；其余名目一律勒令停止。史馆请规定入朝官进入史馆的，都任修撰；不是入朝官的，都任直史馆。并且永远作为常规制度。’皇帝全部采纳了。元和五年，裴垍中风患病。宪宗非常叹惜，宦官使者往来不断地前去慰问，连药物和膳食如何进退取舍，都命令他详细陈说。病情日益严重，罢为兵部尚书，仍提升官阶为银青光禄大夫。第二年，改任太子宾客。去世后，朝廷停止朝会，赙赠礼物格外优厚，追赠太子少傅。起初，裴垍任翰林承旨时，正值宪宗初步平定吴、蜀，励精图治，机密事务全都交给裴垍办理。裴垍小心谨慎，非常符合皇帝的旨意。等到他任宰相后，恳切请求分别表彰善恶，杜绝请托门径，整顿法度，考核官吏治理政务的成绩，都得到皇帝关注并采纳。吐突承璀从东宫侍奉宪宗以来，恩宠无人可比。吐突承璀曾乘机想进言请托，宪宗顾忌裴垍，告诫他不要再说，并且在宫中常以官职称呼裴垍而不直呼其名。杨于陵任岭南节度使时，与监军许遂振不和，许遂振诬奏杨于陵，宪宗命令追究并给他降职。裴垍说：‘不能因为许遂振的缘故治罪一个藩镇大臣。’请求授杨于陵吏部侍郎。严绶在太原任职时，政事全由监军李辅光决定，严绶只是拱手而已，裴垍详细上奏此事，请求用李鄘代替严绶。王士真去世，他的儿子王承宗按照河北旧例请求承袭父亲的节帅之位。宪宗一心急于实现太平，又屡次荡平叛贼，认为这个地方可以夺取。吐突承璀倚仗恩宠，谋求削弱裴垍的权力，于是窥探皇帝的心意，请求亲自出兵征讨。卢从史暗中包藏叛逆之心，内里与王承宗结盟，表面上却请求出兵，想从中获得厚利。裴垍逐条陈述不可行，并且说：‘王武俊对朝廷有大功，过去授予李师道节帅之位，后来又夺去王承宗的继承权，这样赏罚不一，就无法向天下人表示什么应当奖励、什么应当抑制。’事情拖延了半年，宪宗没有决断，吐突承璀的计策最终得到实行。等到军队抵达叛军境内，卢从史果然怀有二心；吐突承璀多次督促交战，卢从史更加骄横反复，官军以此为忧。当时王师长期在外暴露却没有功绩，皇上的意志也逐渐懈怠。后来卢从史派衙门将领王翊元入朝奏事，裴垍邀请他交谈，稍稍打动了他的心，又向他说明臣子应守的节操。王翊元于是吐露实情，说明卢从史罪恶深重、可以乘机图谋的情形。裴垍又派他去了一次，等他回来，终于获得了卢从史麾下大将乌重胤等人的关键情况。裴垍从容地进言说：‘卢从史暴虐凶悍，怀有目无君主之心。如今听说他把吐突承璀看得像婴孩一样，往来于神策军营垒之间，更加自恃而不加防备，这是上天要灭亡他的时机。如果不趁这个机会把他擒获，今后即使出兵，也不知要经过多少年月才能攻破他。’宪宗起初十分惊愕，仔细考虑这个计策后，才答应下来。裴垍于是请求保密谋划，宪宗说：‘这件事只有李绛、梁守谦知道。’当时李绛任翰林承旨，梁守谦掌管机密诏令。后来吐突承璀果然擒获卢从史，平定上党，这年秋天军队回师。裴垍以为吐突承璀首先倡议用兵，如今回师却没有功劳，陛下即使顾念他过去的劳绩，不能公开杀戮，也应当贬斥他来向天下谢罪。于是罢免了吐突承璀的兵权。此前，天下百姓向州府缴纳赋税，分为三项：一是上供，二是送使，三是留州。建中初年制定两税法时，物价高而钱价低；后来货物价格低而钱价高，各地百姓所缴纳的财物，已经是最初征收数目的两倍。至于留州和送使的物资，各地长官又把省估价格降低，按实际价格征收，以此扩充自己的财产，因而加重百姓的赋税。等到裴垍任宰相，奏请：‘天下留州、送使的物资，一律命令依照省估价格征收。各地观察使，仍然以所辖郡的租赋供给自己；如果不足，然后再向所属其他郡征收。’各州送使的定额，全部改为上供，所以江淮百姓稍稍减轻了负担。裴垍虽然年轻，骤然身居宰相之位，但器度严正整肃，有法度；即使是高官前辈前来拜访，也不敢以私事请托。谏官谈论时政得失，按照旧例，掌权者大多不喜欢他们履行职责。裴垍在中书省任职时，独孤郁、李正辞、严休复从拾遗转任补阙；在他们前来拜谢时，裴垍当面说：‘独孤补阙和李补阙勤勉进言纳谏，如今这次升迁，可以说是酬报功劳而并不惭愧。严补阙的官职业绩，或许不同于他们；昨天拟定升迁人选时，不能没有疑虑和迟缓。’严休复惭愧惊惧地退下。裴垍在翰林时，举荐李绛、崔群共同掌管机密诏令；任宰相后，任用韦贯之、裴度知制诰，提拔李夷简为御史中丞，后来这些人接踵入朝为相，都留下了著名的事迹。其余人员也都量才授职，符合人们的期望；他选拔任用人才的精审，前后无人能比。议论者认为，裴垍任宰相，才能与时代相合，知道的事情没有不去做的；当时朝廷没有受宠幸的小人，各项政务逐渐得到治理。但他第二次任相便遭遇疾病，以至于退休离职，公论为之惋惜。

译李吉甫，字弘宪，赵郡人。他的父亲李栖筠，代宗朝任御史大夫，当时声名很重，国史有传。李吉甫年轻时喜欢学习，能够写文章。二十七岁时任太常博士，博学多闻，尤其精通本朝旧事，对制度沿革能够折中处理，当时人多称赞他。升任屯田员外郎，仍保留博士职务，改任驾部员外郎。宰臣李泌、窦参推重他的才能，待他很优厚。陆贽任宰相后，李吉甫出任明州员外长史；过了很久遇到赦免，起用为忠州刺史。当时陆贽已经被贬在忠州，议论者认为李吉甫一定会向陆贽发泄怨恨，重新罗织他的罪名；等李吉甫到任后，却与陆贽相处非常融洽，从未把旧日嫌隙放在心上。六年没有升迁，因病免职。不久授任柳州刺史，升任饶州刺史。此前，州城因为接连失去四任牧守，废弃而无人居住，郡中人相信那里有怪异变故；李吉甫到任后，打开城门锁钥，砍除荆棘丛林而居住其中，后来人们才安定下来。宪宗即位，征召授任考功郎中、知制诰。到达宫阙后，不久召入翰林任学士，转任中书舍人，赐紫服。宪宗刚即位时，中书小吏滑涣与掌管枢密的宦官刘光琦亲近友善，颇为窃取朝廷权力，李吉甫请求除掉他。刘辟反叛，皇帝命令征讨；计策尚未决定时，李吉甫秘密赞成出兵谋划，同时请求广泛征发江淮军队，从三峡道路进入，以分散蜀地叛军的力量。这些建议都得到允许，因此他很受皇帝亲近信任。元和二年春，杜黄裳出镇，提拔李吉甫为中书侍郎、平章事。李吉甫性情聪敏，熟悉并精通各种事务；自员外郎外调任官后，在江淮滞留十五多年，详细了解民间疾苦。到这时任宰相，他忧虑方镇贪婪放纵，于是上言请求让节度使所属郡的刺史得以自行处理政务。于是叙用提拔各类人才，得到很好的声誉。元和三年秋，裴均任仆射、判度支，与受宠幸的权贵结交，想谋求宰相之位。此前，制策考试直言极谏科，其中有人讥刺时政、触犯权贵，因此裴均一党散布谣言，说这些都是执政大臣指使的，希望借此动摇李吉甫。幸亏谏官李约、独孤郁、李正辞、萧俛秘密上疏陈奏，皇帝的疑意才消除。李吉甫早年了解并奖掖羊士谔，提拔他为监察御史；司封员外郎吕温有文辞才艺，李吉甫也亲近接待他。窦群也与羊士谔、吕温友善。窦群刚任御史中丞时，奏请任羊士谔为侍御史，任吕温为郎中、知杂事。李吉甫恼怒他没有事先告知自己，而且所请求的任命中有超越资历的，便扣住奏请数日不予实行，因此产生嫌隙。窦群于是伺机发现术士陈克明出入李吉甫家中，秘密逮捕后上报。宪宗审问陈克明，没有发现奸邪情状。李吉甫认为裴垍长期在翰林，深受宪宗亲信，一定会得到重用，于是秘密推荐裴垍代替自己，借此谋求出镇。这年九月，授任检校兵部尚书，兼任中书侍郎、平章事，充任淮南节度使，皇上登上通化门城楼为他饯行。李吉甫在扬州时，凡朝廷政事的得失、军国利害，都秘密上疏论列。又在高邮县筑堤蓄水，灌溉田地数千顷，百姓受到他的恩惠。元和五年冬，裴垍因病免职。第二年正月，授李吉甫金紫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上柱国、赵国公。再次入朝任宰相后，他请求裁减官员和各类出身的胥吏，并核定朝廷内外官员的俸禄，当时人认为这些建议很恰当。京城中有些僧人凭借庄田、碾硙免税，李吉甫上奏说：‘钱粮征收一向有固定数额，若宽免僧徒有余的财力，却把负担摊派给贫困无告的百姓，绝对不能允许。’宪宗于是停止了此事。他又请求把普润军归还泾原。元和七年，京兆尹元义方上奏：‘永昌公主依照礼令应当修建祠堂，请求确定其规制。’起初，贞元年间，义阳、义章两位公主都在墓地修建祠堂，共一百二十间，耗费钱财数万；到永昌公主时，皇上命令元义方把旧制减去一半。李吉甫上奏说：‘臣认为，永昌公主年幼而夭亡，举国都为之悲痛，何况圣上的感情，本来就特别深厚。然而陛下仍把建造规模减去一半，以显示折中之规，彰明节俭来教化百姓，实在超过古今。臣认为，设置公主祠堂，礼典中没有明文规定；德宗皇帝的恩典出于一时，事情又因袭俗例，当时民间并非没有私下议论。从前汉章帝时，想为光武帝原陵、明帝显节陵各修建邑屋，东平王刘苍上疏说不可。——东平王就是光武帝的爱子、明帝的爱弟。贤王难道会吝惜父兄的钱财吗？实在是因为不合礼制的事情，是君主应当慎重对待的。如今如果依照义阳公主的先例修建祠堂，臣担心不如酌量设置守墓户，以充任守护奉祀之用。’第二天，皇上对李吉甫说：‘你昨天奏请停止修建祠堂，深合朕心。朕起初怀疑这是多余的费用，因为不知道旧日的事实，所以才把规模酌减。看了你的陈奏，才知道这件事没有根据。但朕不愿意破费二十户百姓，应当选择官户来负责此事。’李吉甫拜谢祝贺。皇上说：‘爱卿，这难道是什么难事吗？凡是涉及朕自身、对时势不便利的事情，只要听说了就改正，这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你只管勤勉地匡正，不要认为朕不能实行。’ 元和七年七月，皇上在延英殿召见大臣，回头对李吉甫说：‘朕近来已经完全停止打猎游玩，唯独喜欢读书。昨天在《代宗实录》中，看见当时纲纪尚未振作，朝廷多有事务，也有可以借鉴警戒的地方。后来又看到你先人的事迹，实在值得嘉叹。’李吉甫走下台阶跪地奏道：‘臣的先父侍奉代宗，竭尽心力和节操，只是受到时运所迫，未能等到圣明时代，臣常常以此为恨。陛下沉浸喜爱文史，每天所听所览都有更新，看见臣父亲忠于前朝，事迹载于实录，今天特意加以褒扬，先父即使身在九泉，也如同看见白日。’于是伏地流泪，皇上加以慰问劝谕。

译元和八年十月，皇上在延英殿询问《时政记》记载什么事情。当时李吉甫监修国史，先回答说：‘这是宰相记录天子的言事，交给史官编成实录。古代右史记录言语，如今的起居舍人就是；左史记录事情，如今的起居郎就是。永徽年间，宰相姚璹监修国史，担心皇帝亲近面前所说的话有些不能让外人听见，于是请求随着奏对在仪仗之下记录，交给史官，这就是如今的《时政记》。’皇上说：‘有时不修，是为什么？’李吉甫说：‘当面奉承皇帝的旨意，还没有施行，总称为机密，所以不能写下来送给史官；其中有些谋议出自臣下，也不能由臣下亲自写出交给史官；等到已经施行，诏令明白昭示，天下人都能听闻，史官自然可以记录，不必再写成文书交付。况且臣观察《时政记》，姚璹在长寿年间修撰，等姚璹罢职后此事就停止；贾耽、齐抗在贞元年间修撰，等贾耽、齐抗罢职后此事也废止。由此可见，关系时政教化的记载，不虚饰美好，也不隐瞒过错，这才称得上良史。’ 这一月，回纥部落向南越过沙碛，从西城柳谷道出兵讨伐吐蕃。西城防御使周怀义的奏表送到，朝廷大为恐慌，认为回纥口头上说讨伐吐蕃，实际上是要入侵。李吉甫上奏说：‘如果回纥要入侵，就应当逐渐断绝和好之事，不会刚来便侵犯边境；只需设置防备，不值得忧虑。’于是请求从夏州到天德重新设置已经废弃的馆驿十一所，以便沟通紧急事务。又请求从夏州调发骑兵五百人，驻扎在经略故城，援助驿使，同时保护党项。元和九年，请求在经略故城设置宥州。六胡州因为位于灵州、盐州境内，开元年间被废除。李吉甫说：‘国家过去设置宥州，以宽宥为名，统领各类归降的部户。天宝末年，宥州寄治于经略军，大概是因为此地居于中央，可以总领蕃部，北面接应天德，南面支援夏州。如今经略军遥隶灵武，又不设置军镇，不合旧制。’宪宗采纳了他的奏请，重新设置宥州，并下诏说：‘天宝年间，宥州寄治于经略军；宝应年以来，因循而废弃。因此昆夷屡次扰乱，党项没有依靠，蕃部之人无法得到安抚。朕正要弘扬远大的谋略，考虑恢复旧规，应当在经略军设置宥州，仍定为上州；在州城郭下设置延恩县，定为上县，隶属于夏、绥、银观察使。’ 淮西节度使吴少阳去世，他的儿子吴元济请求承袭父亲的职位。李吉甫认为，淮西是内地，不同于河北诸镇，而且四境没有党羽援助，国家长期驻扎几十万军队来防守，应该趁此时机夺取淮西。这很符合皇上的旨意，于是开始谋划经略淮西。元和九年冬天，李吉甫因突发重病去世，享年五十七岁。宪宗悲痛哀悼了很久，派宦官前往吊唁；除照常赠赙以外，又从宫中拿出绢五百匹救济他的家属，再追赠司空。李吉甫起初任宰相时，很能迎合当时的情势；等到朝廷再次征召他任淮南节度使，朝廷内外都仰望他的声望。掌权以后，他有时受到蒙蔽，听不到真实情况，人心对他疑惧；当时那些素负公望的人，担心被吉甫忌恨，大多躲避畏惧他。[此处“之¨时”文字疑有讹误，具体语意不明]宪宗暗中知道此事，不到一年，便提拔任用李绛。李吉甫与李绛很不和；李绛性情刚直，常在皇帝面前揭发李吉甫，二人互相争论，众人多认为李绛是正确的。不过李吉甫性情畏惧谨慎，即使是他不喜欢的人，也没有加以伤害。他穿用的物品和吃的食物，必定极其珍美；但不经营财产，除京城一处住宅外，没有别的宅第园墅，舆论因此更加看重他。有关官署定谥为“敬宪”；到了会商谥号时，度支郎中张仲方驳斥说这个谥号过于优厚。宪宗大怒，贬黜张仲方，赐给李吉甫谥号“忠懿”。李吉甫曾讨论《易象》的不同解释，把它附在一行《集注》之下；又编录东汉、魏、晋、周、隋的史事，直到说明各代成败、损益的大要，题名为《六代略》，共三十卷。他划分天下各镇，记载各地山川险易和历史旧事，并把各地地图绘在每篇开头，编成五十四卷，称为《元和郡国图》。又与史官等人编录当时的户籍、赋税和兵籍，称为《国计簿》，共十卷。还编纂《六典》中各官署的职掌，写成《百司举要》一卷。这些书都上奏献给朝廷，并流行于当世。他的儿子是德修、德裕。李籓，字叔翰，是赵郡人。曾祖父李至远，天后时期经李昭德推荐，任天官侍郎；他没有到李昭德那里谢恩，当时李昭德很生气，上奏将他降为壁州刺史。祖父李畬，开元年间任考功郎中，侍奉母亲孝顺谨慎；母亲去世后，因悲伤过度而死。李至远、李畬都凭借志向操守在当时享有盛名。父亲李承，任湖南观察使，也很有声望。李籓年轻时恬静淡泊，修养严谨，仪容端正，喜爱学习。父亲去世后，家中财产丰厚；前来吊唁的亲族有人拿走财物，他也不禁止，反而更加努力地散财施舍，不到几年便贫困了。四十多岁还没有出仕，在扬州读书，生活困窘难以自给，妻子儿女埋怨他，他却安然自若。杜亚镇守东都，因为是故交的儿子，署任他为从事。洛阳一带发生盗案，有人诬陷牙将令狐运，杜亚相信了，拷打审讯后竟定了他的罪。李籓知道令狐运受冤，争辩此事，杜亚不听，他便辞职离去。后来捕获真正的盗贼宋瞿昙，李籓因此更加出名。张建封镇守徐州时，征召李籓任从事。李籓居于幕府之中，谦逊谨慎，从不议论细小琐事。杜兼任濠州刺史，同时兼有使职。张建封病重将死，杜兼快马赶到府中，暗中抱有非分的希望。李籓和同僚一起去探望张建封，出来后哭着对杜兼说：“仆射公突然病成这样，您应当留在州中防守，今天却抛下州务到这里来，想干什么？应当赶快离去！如果不这样做，我就要上奏朝廷。”杜兼惊愕不已，没料到会这样，便直接回去了。张建封死后，杜兼后悔自己的意图没有实现，非常怨恨李籓。回到扬州后，杜兼趁机诬奏说，张建封死时李籓曾在军中煽动动乱。德宗大怒，秘密下诏命杜佑杀掉李籓。杜佑一向敬重李籓，把诏书藏了十天，不忍宣读；于是引导李籓谈论佛教，说：“因果报应的事，您相信吗？”李籓说：“确实相信。”杜佑说：“如果确实如此，您遇到事情就应当不要害怕。”于是拿出诏书。李籓看完，脸色毫无变化，说：“我和杜兼之间，确实是因果报应。”杜佑说：“千万不要说出去。我已经秘密上奏辩解，愿以全家百口担保您。”德宗得到杜佑的辩解后，怒气仍未消，急忙召李籓入朝。召见时，德宗看他的仪表形貌，说：“这样的人难道会做坏事吗！”于是释然，任命他为秘书郎。

译王绍掌握权势，邀请李籓见一次面就答应任用他，但李籓始终没有去。王仲舒、韦成季、吕洞等任郎官时，朋党声势显赫，每天聚会饮酒歌唱；他们仰慕李籓的名声，强行邀他参加，李籓不得已去了一次。王仲舒等人喜欢说荒诞的话、作滑稽的游戏；后来再召李籓，他坚决不去，说：“我和王仲舒这些人整天在一起，根本不知道该和他们说什么。”后来他们果然败亡。李籓升任主客员外郎，不久改任右司。此时顺宗册立广陵王李淳为皇太子，兵部尚书王纯请求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绍”，当时舆论非难他，都说：“皇太子也是人臣，东宫属官改名是合宜的；不是东宫属官却改名，就是谄媚。像王纯这样的人，难道是按照礼法侍奉皇上吗？”李籓对人说：“历代的旧例，都是由于不识大体的臣子而破坏的；一旦因此不能恢复正常，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后来太子即位，就是宪宗。宰相改郡县名称来避皇帝的名讳，只有监察御史韦淳没有改名。不久诏令任陆淳为给事中，要求他改名；陆淳不得已改名为贯之，议论此事的人称赞了他。不久，李籓改任吏部员外郎。元和初年，升任吏部郎中，掌管本曹事务，却被属下蒙蔽，滥用官缺，因而被贬为著作郎。后来转任国子司业，升为给事中。遇到制敕有不合适的地方，他便在黄纸诏敕后面批注。属吏说：“应当另外接一张白纸。”李籓说：“另接白纸，那是文书，怎么能叫批阅诏敕呢！”裴垍把这件事告诉皇帝，认为他有宰相的才器。适逢郑絪被罢免，于是任命李籓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籓性情忠诚正直，凡事无不进言，皇帝很器重他，认为他没有隐瞒。元和四年冬天，宪宗回头对宰臣说：“前代帝王治理天下，有的能使家家富足、人人衣食充足，有的却使国家贫穷、百姓困苦，原因是什么？”李籓回答说：“古人说：‘节俭才能使财用充足。’财用充足，大概取决于节俭。如果君主不看重珠玉，只致力于耕作和养蚕，那么百姓就不会从事奢靡巧诈的行业，风俗自然崇尚根本；百姓已经富足，君主还会同谁一起贫穷呢？这样国库自然充盈，庄稼自然丰收。如果君主竭尽民力，珍爱奇异物品，上面这样做，下面就会仿效，风俗日益奢侈，舍弃根本而追逐末业，衣食就会更加匮乏，那么百姓就会贫困，君主还会同谁一起富足呢？这样国家自然贫穷，百姓困苦，盗贼就会乘机兴起了。如今陛下永远以古代为鉴，思求使天下富裕，亲自崇尚勤劳节俭，自然能够把国家治理好。希望陛下把认识节俭并不困难看作常道，把保持节俭看作急务；宫室、车马、衣服、器物和玩好之物，都务必一减再减，向百姓显示改变风俗，这样天下就大幸了。”皇帝说：“节俭的事，是我的真心；贫富形成的原因，正如你所说。只应当上下互相勉励，保持这一原则；如果看见有过分滥用的地方，就尽力直言规谏，这正是我对你们的深切期望。”李籓等拜谢庆贺后退下。皇帝又问：“祈禳消灾、祈求福佑的说法，是真的吗？”李籓回答：“臣私下观察，自古以来圣贤通达之人，都不进行祷告祭祀。所以楚昭王生病时，占卜者说是黄河作祟，昭王认为黄河不在楚国，自己没有获罪于它，孔子认为他懂得天道。孔子病重时，子路请求祈祷，孔子认为神道是帮助顺应正道的，关键在于人的行为；自己既然德行完备，即使独处暗室也无愧，所以回答子路说：‘我祈祷已经很久了。’《尚书》说：‘顺从正道就吉祥，跟随邪逆就凶险。’这是说顺应正道便吉祥，跟随逆道便凶险。《诗经》说：‘自己求取更多的福。’可见祸福的到来，都应合于人的行为；如果苟且做不合正道的事，又到哪里去求福呢？因此汉文帝每逢祭祀，只命有司恭敬办理而不祈求，他的见识超然，可以说是盛德。假如神明没有知觉，又怎么能降福？如果神明确实有知觉，那么为自己求取、讨好神明的行为，君子尚且不会因此高兴，何况明神呢！由此说来，履行诚信、思守顺道，就会得到上天的保佑；如果违背这些，确实很难得到福佑。所以尧、舜的德行，只在于修养自身以安定百姓。管仲说：‘对人有义，便能与神和谐。’这是因为人是神的根本，所以只需致力于安定人民。虢公向神求福，反而招致危亡；王莽妄自祈祷，反而加速汉兵到来。这些都是古今明确的警戒，史书和传记中都有记载。希望陛下常以汉文帝、孔子的思想为准则，那么各种福祉都会一齐到来。”皇帝深深赞许他。当时河东节度使王锷用数千万钱贿赂权贵宠臣，想求兼任宰相。李籓和权德舆在中书省，接到密旨说：“王锷可以兼任宰相，应立即起草任命诏书送来。”李籓于是用笔把“兼相”二字涂掉，却上奏说：“不可。”权德舆变了脸色说：“即使认为不可，也应另写奏章，怎么可以用笔涂改诏书呢！”李籓说：“形势紧迫了！诏书一出今天，便无法阻止。现在天又晚了，哪里还有时间另写奏章！”此事果然被搁置。李吉甫从扬州再次入朝任宰相，几天后，罢免李籓，改任詹事。几个月后，皇帝思念李籓，召见询问，他又陈述了若干意见。元和六年，出任华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尚未出发便去世，享年五十八岁，追赠户部尚书。李籓作为宰相，才干不如裴垍；孤高严峻，也稍逊于韦贯之；然而在品行清正方面，也属于同一流的人物。权德舆，字载之，是天水略阳人。父亲权皋，字士繇，是后秦尚书仆射权翼的后代。权皋年轻时以进士身份补任贝州临清县尉。安禄山以幽州长史身份充任河北按察使，借重他的才名，上表任他为蓟县尉，署任为从事。权皋暗中察觉安禄山有异心，又害怕他的猜忌暴虐，不能清白退隐，想秘密离开，却又担心祸及老母。天宝十四年，安禄山派权皋进京献戎族俘虏；权皋从京城回来，经过福昌。福昌县尉仲谟是权皋从父的女婿，权皋秘密把计策告诉他。等走到河阳，权皋假装病重，紧急召仲谟来；仲谟到了，权皋装作已经不能说话，瞪着仲谟闭上眼睛。仲谟于是勉强哀哭，亲手替他含殓穿衣；等权皋逃走后，才把棺材下葬，没有人知道其中的真相。随从官吏带着诏书回去，权皋的母亲起初不知道，听说权皋死了，悲痛哭泣，连行路的人都为之伤心。安禄山没有怀疑权皋是假死，允许他的母亲回乡。权皋当时改穿平民衣服隐藏行踪，在淇门等候母亲；能够侍奉母亲后，便带着母亲日夜向南逃走，等渡过长江时，安禄山已经反叛了。因此权皋的名声传遍天下。淮南采访使高适上表推荐权皋试任大理评事，充任判官。适逢永王李璘作乱，强行劫持士大夫来归附自己，权皋害怕被逼迫，又改名换装而得以免祸。

译玄宗在蜀地听说此事，赞许权皋，任命他为监察御史。适逢母亲去世服丧，权皋于是居住在洪州。当时南北隔绝，有时一年多也听不到诏令。有一名宦官奉诏宣谕来到洪州，过了很长时间仍不返回，反而多方索取，州县都深受其苦。当时王遘任南昌县令，准备拘捕查办他，因而见到权皋，说明了此事；权皋没有说话，过了很久，流着泪说：“如今到哪里去找一个使者来传达诏令，怎么能突然说这样的话呢？”于是擦着眼泪起身，王遘急忙拜谢他。浙西节度使颜真卿上表任权皋为行军司马，诏令征召他任起居舍人，他又以疾病推辞。他曾说：“我本来就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志向，难道还要接受这样的名位吗！”李季卿任江淮黜陟使，奏明权皋有节操品行，改任著作郎，他仍没有出仕。两京被胡族骑兵蹂躏，士大夫多带着家人渡过长江到江东避难；李华、柳识兄弟等知名人士，都仰慕权皋的德行，与他友善。大历三年，权皋在家中去世，享年四十六岁。元和年间，谥为“贞孝”。当初权皋去世时，韩洄、王定按照朋友丧礼为他服丧，李华为他撰写墓表，认为天下善恶的区别，集中体现于权皋一人。权皋先前被追赠秘书监，到这时又因儿子权德舆任宰相，建立家庙。到元和十二年，再追赠太子太保。权德舆四岁时就能作诗；七岁时父亲去世，他守丧以孝闻名；十五岁时写成数百篇文章，编为《童蒙集》十卷，声名日益扩大。韩洄任河南黜陟使时，征召他任从事，试任秘书省校书郎。贞元初年，又任江西观察使李兼的判官，再升为监察御史。李兼的幕府撤除后，杜佑、裴胄都上奏请求任用他，两道奏表同日送到京城。德宗一向听闻他的名声，征召他任太常博士，转任左补阙。贞元八年，关东发生大水，他上疏请求下诏救济贫困和隐忧之民，于是朝廷命奚陟等四人出使办理此事。裴延龄凭借巧诈和宠幸掌管度支。贞元九年，他从司农少卿被任命为户部侍郎，仍掌管度支。权德舆上疏说：臣以为，在朝廷授予爵位，应当与众人共同商议，何况度支是掌管财政的机构，关系到国家的安危。裴延龄近来从权宜代理度支起，到现在已经过了两年，他不称职的声名，比起当初一天比一天严重。群臣和百姓的议论，在朝廷和市井中喧腾，臣不敢把所有情况都烦劳圣听，现谨略举所听到的几件事。许多人说，他把常赋正额中尚未支用完的部分，便算作剩余收益，作为自己的功劳；又多次动用官钱购买常平仓以前收购的各种物品，随后再次按估价发放，把它充作另行储存的利钱；又说边境各军都已经严重缺粮，从今年春天以来，连粮饷都没有发放。臣认为，边疆军务所忧虑的不是小事；如果圣上早有谋划，最终也必须切实交给有关官司办理。陛下如果认为裴延龄孤立正直、被当时人压制，而正直之士结党，编造这些流言，为什么不把新收的剩余收益拿来查考其来源和去向，令他逐项分析上奏？又选择朝中贤良可信的臣子，和一名宦官一起巡查核实边军，查明军中物资储备究竟有无、是否属实。假如裴延龄受任以来确实尽心尽力，处处节省，另行收取剩余财物，并且与正额各有分别，边军储备实际上还足以支撑；他本人承受怨恨，为国家爱惜费用，那么就应当进一步表示优待奖赏，以消除众人的疑惑，明确记载他的功劳，昭示天下。假如上奏者所说并非虚妄，而裴延龄确实欺骗皇上、罪行很多，难道能把国家的重要事务交给这种不合适的人吗！臣的职务在谏官部门，本应采纳各方面的议论。自臣正式拜官以来，至今已经十天，沿途所听到的议论，没有不谈这件事的。难道京城士人百姓这么多人，愚昧的和聪明的这么多，全都联合结党，共同仇视嫉恨裴延龄吗？陛下也应当稍微收回圣明的判断，俯察众人的心意。况且臣侍奉君主，就像儿子侍奉父亲；如今正处在圣明而不忌讳直言的时代，如果还爱惜自身、隐瞒实情，就是最大的不忠不孝之罪。臣冒死倾吐肝血，恭候刑罚诏书。贞元十年，权德舆升任起居舍人。年中兼任知制诰。转任驾部员外郎、司勋郎中，仍担任原来的职务。升任中书舍人。当时德宗亲自处理各种政务，对官员任免非常慎重，朝廷中的任命大多由皇帝亲自书写诏札决定。起初，权德舆任知制诰时，给事中有徐岱，中书舍人有高郢；过了几年，徐岱去世，高郢主持礼部贡举，只有权德舆一人值守禁宫，数十天才能回家一次。他曾上疏请求任命两省官员，德宗说：“我不是不知道你的辛劳，只是禁宫近侍的清要职位，必须得到像你这样的人，所以很久难以找到合适的人。”权德舆在中书省西掖任职八年，其中独自掌管诏命数年。贞元十七年冬，以本官身份主持礼部贡举。第二年正式任命为礼部侍郎，前后三年主持贡士选拔，直到现在仍被称为任用了合适的人才。转任户部侍郎。元和初年，历任兵部、吏部侍郎；因郎官和属吏误用官缺获罪，改任太子宾客，后又任兵部侍郎，升为太常卿。元和五年冬天，宰相裴垍卧病，权德舆被任命为礼部尚书、同平章事，与李籓一同担任宰相。河中节度使王锷入朝，受宠幸的人大多称赞王锷，皇帝将要加授他同平章事，李籓坚持认为不可。权德舆接着上奏说：“平章事这一职位，不是按照资序递进就可以得到的；本朝镇守地方而兼任宰相的人，大都是有大忠劳、大功勋的。大历以来，又有一些跋扈难以控制的人，朝廷不得已才授予他们这一职位。如今王锷没有大的忠劳和功勋，也不是应当姑息的时期；如果想借给他这个名义，我实在担心不可行！”皇帝听从了他们的意见。运粮使董溪、于皋谟盗用官钱，诏令将他们流放岭南。走到湖外时，皇帝又秘密命宦官把他们全都杀掉。后来，权德舆上疏说：臣私下认为，董溪等人在陛下为山东用兵而忧虑的时候，负责运输粮料、供应军队这样的重大事务，圣心把重任交给他们，不能与寻常职务相比。他们竟敢辜负恩德、任意贪赃犯罪，即使判处死刑多次，也不足以抵偿罪责。陛下施行宽大典法，流放的处罚太轻，本应改正他们的罪名，也应责罚臣等疏忽。但诏令已经下达，四方都已听闻；不明确写出刑罚，却作出这样的处分，臣私下观察众人的心情，仍有不能理解之处。自陛下即位以来，每件事都以诚信办理，实在与天地同德、与四时相合，天下万方都沐浴皇恩。至于于皋谟、董溪所犯的罪行，本应依正典章处理，明确下诏公布，与众人共同弃绝他们；这样人人都会畏惧法律，人人都会谨慎修身。臣确实知道他们的罪行不容诛赦，而且这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不应再加以辩论，烦扰圣上听闻。臣认为陛下的圣德圣明，超过前代；近来所下的诏令，每举一事，都合乎治国根本，都顺应人心。臣担心以后再有类似的事情，只要交给有关官司彻底审讯，审定罪名；有的依法处以极刑，有的令其自尽，以惩罚一人来劝戒百人，谁会不心服呢！巍巍圣朝，事情的体统不是小事。臣每次在延英殿奏对，退下后想到陛下求治的言论，庆幸自己生逢圣明之世，感动流泪而自我庆贺。何况臣愚钝迂滞、质朴木讷，都是圣上所知道的；希望陛下宽恕臣的迂腐疏略，察知臣的一片忠诚。

译等到李吉甫从淮南奉诏入朝，不到一年，皇帝又接着任用李绛。当时皇帝求得天下治理正急，军国事务无论大小，都交给中书省处理。李吉甫、李绛议论政事颇有不同，有时在皇帝面前讨论事情，言语和脸色都显露出争执；即使其中有合乎道理的意见，权德舆也不能替他们阐明，当时人因此讥笑他。最终他因一味沉默而被罢职，恢复原来的官职。不久，以检校吏部尚书身份出任东都留守，后来任太常卿，改任刑部尚书。此前，许孟容、蒋乂等奉诏删定格式和敕令。许孟容等不久改任其他官职，只有蒋乂完成三十卷，上表献给朝廷，诏书留在宫中没有下发。权德舆请求交给刑部，与侍郎刘伯刍等考订，又整理为三十卷上奏。元和十一年，再以检校吏部尚书身份出镇兴元。十三年八月，权德舆生病，诏令允许他回京，途中去世，享年六十岁。追赠左仆射，谥号“文”。权德舆从贞元到元和三十年间，成为朝廷官员中的表率。他性情正直明亮、宽厚仁恕，举止言语毫无外在修饰，含蓄有风度，当时人称许推重他。他尤其擅长著述，沉浸于《六经》和诸子百家的学问之中，文章雅正而宏博。王侯将相以及当时的名人去世，十有八九请他撰写墓志铭或纪念文字，当时人把他视为文坛宗师。他尤其喜爱读书，即使片刻时间也不感到疲倦；有文集五十卷，流行于当世。儿子权璩，任中书舍人。史臣说：裴垍具有精明的鉴识和默默记取人才的本领，举荐贤能、任用有才干的人，启发辅佐皇帝的心志，辅助调和王道。像崔群、裴度、韦贯之这些人，都登上将相之位，都是裴垍荐举提拔的。他该说的话、该做的事，只要知道就没有不去做的。李吉甫通晓典籍经义，熟悉历代旧事，依靠裴垍的提拔，才使朝廷纲纪得以整齐有序。李吉甫知道裴垍善于辨识杰出人才，裴垍也知道李吉甫善于任用贤良，二人相互配合而成事，既不猜忌，也不相互压制。叔翰李籓修养自身、谨慎行事，努力学习以继承家业，批阅制敕有古代夕郎的风范，涂改皇帝手书又显出宰执的器度；而且轻视财物、散财施舍，以获得天爵为期望，真是伟大啊，他自我期待的志向！权德舆孝顺友爱、努力学习，年幼时便有声誉；他上疏揭发裴延龄肆意妄为，论述于皋谟等罪行时要求不隐瞒明确刑罚；在朝廷中作为表率三十年，实在是权皋遗留下来的福泽所集中体现。这四个人，正是所谓能治理国家、辅佐政务的大臣，又有什么可对王佐之才感到惭愧的呢！赞曰：李吉甫、李籓二人执掌宰相之权，确实都是名臣。李吉甫柔和却结党，李籓俊秀而纯正。裴公裴垍善于鉴识裁量，使朝廷没有被埋没的人才。权德舆文思华美，文采与质朴兼备，温文有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