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八十九
”帝曰：“卿所奏陈，虽理体甚切，然时运必须小有改迹，亦不可执滞，卿更思量。”贽曰：“古之人君称号，或称皇称帝，或称王，但一字而已。至暴秦，乃兼皇帝二字，后代因之。及昏僻之君，乃有圣刘、天元之号。是知人主轻重，不在自称，崇其号无补于徽猷；损其名不伤其德美。然而损之有谦光稽古之善，崇之获矜能纳谄之讥，得失不侔，居然可辨。况今时遭迍否，事属倾危，尤宜惧思，以自贬抑。必也俯稽术数，须有变更。与其增美称而失人心，不若黜旧号以祗天戒。天时人事，理必相符，人既好谦，天亦助顺。陛下诚能断自宸鉴，焕发德音，引咎降名，深示刻责，惟谦与顺，一举而二美从之。”德宗从之，但改兴元年号而已。初，德宗仓皇出幸，府藏委弃，凝冽之际，士众多寒，服御之外，无尺缣丈帛。及贼泚解围，诸籓贡奉继至，乃于奉天行在贮贡物于廊下，仍题曰“琼林”、“大盈”二库名。贽谏曰：“琼林”、“大盈”，自古悉无其制，传诸耆旧之说，皆云创自开元。贵臣贪权，饰巧求媚，乃言：“郡邑贡赋所用，盍各区分：赋税当委于有司，以给经用；贡献宜归于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悦之。新是二库，荡心侈欲，萌柢于兹，迨乎失邦，终以饵寇。《记》曰：“货悖而入，必悖而出。”岂其效欤！陛下嗣位之初，务遵理道，敦行俭约，斥远贪饕。虽内库旧藏，未归太府，而诸方曲献，不入禁闱，清风肃然，海内丕变。近以寇逆乱常，銮舆外幸，既属忧危之运，宜增儆励之诚。臣昨奉使军营，出经行殿，忽睹右廓之下，榜列二库之名，戄然若惊，不识所以。何者？天衢尚梗，师旅方殷，痛心呻吟之声，噢咻未息；忠勤战守之效，赏赉未行。诸道贡珍，遽私别库，万目所视，孰能忍情？窃揣军情，或生觖望，或忿形谤讟，或丑肆讴谣，颇含思乱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氓俗昏鄙，识昧高卑，不可以尊极临，而可以诚义感。顷者六师初降，百物无储，外扞凶徒，内防危堞，昼夜不息，殆将五旬。冻饿交侵，死伤相枕，毕命同力，竟夷大艰。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绝甘以同卒伍，辍食以啖功劳。无猛制人而不携，怀所感也；无厚赏士而不怨，悉所无也。今者攻围已解，衣食已丰，而谤讟方兴，军情稍沮，岂不以勇夫常性，嗜货矜功，其患难既与之同忧，而好乐不与之同利，苟异恬默，能无怨咨！此理之常，故不足怪。《记》曰：“财散则民聚。”岂其效欤！陛下天资英圣，见善必迁，是将化蓄怨为衔恩，反过差为至当，促殄遗寇，永垂鸿名，大圣应机，固当不俟终日。上嘉纳之，令去其题署。兴元元年，李怀光异志已萌，欲激怒诸军，上表论诸军衣粮薄，神策衣粮厚，厚薄不均，难以驱战，意在挠沮进军。
译有的称帝，有的称王，都不过一个字而已。到了残暴的秦朝，才兼用‘皇帝’二字，后代因而沿袭。至于昏庸乖僻的君主，才有‘圣刘’‘天元’这样的称号。由此可知，君主的分量轻重不在于自称什么，尊崇自己的名号对美好的治道没有补益；减损自己的名号并不会损害德行的美好。然而减损名号有谦逊而光明、考察古制的好处，尊崇名号却会招致自夸能干、迎合谄媚的讥讽，二者得失并不相同，显然可以分辨。何况如今时运遭逢困厄，国事处于倾覆危急之中，尤其应当恐惧省思，以此自我贬抑。如果一定要俯首考察术数而有所变更，那么与其增加美好的称号而失去人心，不如废黜旧有尊号来敬畏上天的警戒。天时和人事，道理必然相互符合；人如果喜好谦逊，上天也会帮助他顺遂。陛下如果确实能够凭自己的圣明决断，焕发出有德的诏令，引咎自责、降低名号，深切表示自我责罚，只守谦逊与顺应天意这一原则，那么一举之间两种美德都会随之实现。”德宗听从了他的意见，只改了“兴元”这个年号。起初，德宗仓皇出行，府库中的财物都被弃置；严寒之时，士卒大多受冻，除了皇帝服用之物外，连一尺丝、一丈帛都没有。等到叛贼硃泚解除对奉天的围困，各藩镇进贡的物品接连送到，于是朝廷在奉天行宫，把贡物储藏在廊下，并且题写“琼林”“大盈”二库的名称。陆贽进谏说：“琼林”“大盈”二库，自古以来都没有这样的制度。按照老人流传的说法，都说这是开元年间创立的。贵臣贪图权势，装饰巧言以求媚上，便说：‘各郡县贡赋的用途，为什么不分别处理？赋税应当交给有关部门，用来供给国家的常规开支；贡品应当归于天子，用来满足皇帝个人的需求。’玄宗很高兴。新设这两个库，放纵人心和奢侈欲望，祸根由此萌发；到了国家丧失，最终还用它来诱使寇盗。《礼记》说：‘违背正道取得的财货，也一定会违背正道地散失。’难道这就是它的应验吗！” 陛下即位之初，致力于遵循治国的道理，认真实行俭约，斥退疏远贪婪贪食之人。虽然内库的旧日收藏还没有归入太府，但各地私下进献的物品也不进入宫禁，清明的风气肃然形成，天下大为改变。近来因为叛贼扰乱常道，皇帝车驾出行在外，既然处于忧患危急的时运，更应当增加警戒自励的诚意。臣昨天奉命出使军营，经过行宫，忽然看见右边廊下张榜列出二库的名称，惊惧得像受到震动，不知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呢？通往京城的道路尚且阻塞，战争正十分激烈，百姓痛心呻吟的声音还没有止息；忠诚勤奋、战斗守卫的功劳，赏赐还没有施行。各道进献的珍宝，突然另行私藏在别库之中，众目所见，谁能忍住不动情？臣私下揣度军中情绪，有的人可能产生失望，有的人可能愤怒而表露为诽谤，有的人可能把丑事编成歌谣传唱，其中很有思乱的情绪，也有后悔效忠的心意。由此可知，百姓习俗昏昧鄙陋，见识不明白尊卑高下；不能用至尊的身份压服他们，却可以用真诚和义理感化他们。前些时候六军刚刚投降归附，百物都没有储备，对外抵御凶徒，对内守卫危险的城墙，日夜不停，几乎将近五十天。严寒和饥饿交相侵袭，死者伤者相互枕藉，大家拼尽性命、同心协力，终于度过了巨大的艰难。这实在是因为陛下不厚待自身，不把自己的欲望当作私事，戒绝甘美食物而与士卒同甘共苦，停止进食而把食物给有功劳的人。没有用强暴手段逼迫人却没人离心，是因为大家都怀有感激；没有厚重赏赐士卒却没有人怨恨，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国家确实没有这些东西。如今围攻已经解除，衣食已经充足，可诽谤却正兴起，军中情绪渐渐低落，难道不是因为勇士的常情是喜爱财货、夸耀功劳，患难时愿意与他们共同忧苦，而安乐时却不与他们共同分享利益；如果待遇果真不同，他们能够默默无言而没有怨恨吗？这是常理，所以没有什么可奇怪的。《礼记》说：‘财物散发出去，百姓就会聚拢。’难道这就是它的应验吗！陛下天资英明圣哲，见到善行就一定改进，这将把积蓄的怨恨化为承受恩德，把过去的过失变为最恰当的举措，迅速消灭残余寇贼，永远留下盛大的声名；大圣之君顺应时机，本来就应当不等一天。” 皇帝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下令去掉二库的题名。兴元元年，李怀光的异心已经萌发，想激怒各军，便上表说各军的衣粮微薄，而神策军的衣粮丰厚，厚薄不均，难以驱使他们作战，意图在于扰乱、阻挠进军。
贼泚稽诛，保聚宫苑，势穷援绝，引日偷生。怀光总仗顺之军，乘制胜之气，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师老不用，诸帅每欲进取，怀光辄沮其谋。据兹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护，委曲听从，观其所为，亦未知感。若不别为规略，渐相制持，唯以姑息求安，终恐变故难测。此诚事机危迫之秋也，故不可以寻常容易处之。今李晟奏请移军，适遇臣衔命宣慰，怀光偶论此事，臣遂泛问所宜，怀光乃云：“李晟既欲别行，某亦都不要藉。”臣犹虑有翻覆，因美其军强盛。怀光大自矜夸，转有轻晟之意。臣又从容问云：“昨发离行在之日，未知有此商量；今日从此却回，或恐圣旨顾问，事之可否，决定何如？”怀光已肆轻言，不可中变，遂云：“恩命许去，事亦无妨。”要约再三，非不详审，虽欲追悔，固难为词。伏望即以李晟表出付中书，敕下依奏，别赐怀光手诏，示以移军事由。其手诏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请移军城东以分贼势。朕缘未知利害，本欲委卿商量，适会陆贽从彼宣慰回，云见卿论叙军情，语及于此，仍言许去，事亦无妨，遂敕本军允其所请。卿宜授以谋略，分路夹攻，务使叶齐，克平寇孽。”如此词婉而直，理当而明，虽蓄异端，何由起怨？臣初奉使谕旨，本缘粮料不均，偶属移军，事相谐会。又幸怀光诡对，且无阻绝之言，机宜合并。若有幽赞，一失其便，后何可追，幸垂裁察！德宗初望怀光回意破贼，故晟屡奏移军不许；及贽缕陈怀光反状，乃可晟之奏，遂移军东渭桥。而鄜坊节度李建徽、神策行营阳惠元犹在咸阳，贽虑怀光并建徽等军，又奏曰：怀光当管师徒，足以独制凶寇，逗留未进，抑有他由。所患太强，不资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阳惠元三节度之众附丽其营，无益成功，只忧生事。何则？四军悬垒，群帅异心，论势力则悬绝高卑，据职名则不相统属。怀光轻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从心。晟等疑怀光养寇蓄奸，而怨其事多陵己。端居则互防飞谤，欲战则递恐分功，龃龉不和，嫌衅遂构，俾之同处，必不两全。强者恶积而后亡，弱者势危而先覆，覆亡之祸，翘足可期。旧寇未平，新患方起，忧叹所切，实堪疚心。太上消慝于未萌，其次救失于始兆，况乎事情已露，祸难垂成，委而不谋，何以制乱？李晟见机虑变，先请移军就东，建徽、惠元，势转孤弱，为其吞噬，理在必然。他日虽有良图，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时。今因李晟愿行，便遣合军同往，托言晟兵素少，虑为贼泚所邀，藉此两军，迭为掎角。仍先谕旨，密使促装，诏书至营，即日进路。怀光意虽不欲，然亦计无所施。是谓先人有夺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夫制军驭将，所贵见情，离合疾徐，各有宜适。当离者合之则召乱，当合者离之则寡功；当疾而徐则失机，当徐而疾则漏策。得其要，契其时，然后举无败谋，措无危势。而今者屯兵而不肯为用，聚将而罔能叶心，自为鲸鲵，变在朝夕。留之不足以相制，徒长历阶；析之各竞于擅能，或成勋绩。事有必应，断无可疑。德宗曰：“卿之所料极善。然李晟移军，怀光心已惆怅，若更遣建徽、惠元就东，则使得为词。且俟旬时。”晟至东渭桥，不旬日，怀光果夺两节度兵，建徽单骑遁而获免，惠元中路被执，害之。报至行在，人情大恐。翌日，移幸山南。贽练达兵机，率如此类。二月，从幸梁州，转谏议大夫，依前充学士。先是，凤翔衙将李楚琳乘泾师之乱，杀节度使张镒，归款硃泚。及奉天解围，楚琳遣使贡奉，时方艰阻，不获已，命为凤翔节度使。然德宗忿其弑逆，心不能容，才至汉中，欲令浑瑊代为节度。贽谏曰：“楚琳之罪，固不容诛，但以乘舆未复，大憝犹存，勤王之师，悉在畿内，急宣速告，晷刻是争。商岭则道迂且遥，骆谷复为贼所扼，仅通王命，唯在褒斜，此路若又阻艰，南北便成隔绝。以诸镇危疑之势，居二逆诱胁之中，恟々群情，各怀向背。贼胜则往，我胜则来，其间事机，不容差跌。傥楚琳发憾，公肆猖狂，南塞要冲，东延巨猾，则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其势岂不病哉！”上释然开悟，乃善待楚琳使，优诏安慰其心。德宗至梁，欲以谷口已北从臣赐号曰“奉天定难功臣”，谷口已南随扈者曰“元从功臣”，不选朝官，一例俱赐。贽奏曰：“破贼扞难，武臣之效。至如宫闱近侍，班列员僚，但驰走从行而已，忽与介胄奋命之士，俱号功臣，伏恐武臣愤惋。”乃止。李晟既收京城，遣中使宣付翰林院具录先散失宫人名字，令草诏赐浑瑊，遣于奉天寻访，以得为限，仍量与资粮送赴行在。贽不时奉诏，进状论之曰：
译叛贼硃泚迟迟没有被诛灭，聚集在宫苑中苟延残喘，形势穷困、援军断绝，只能拖延日子偷生。李怀光统领着顺应朝廷的军队，凭借胜利的气势，击鼓进军、扫荡剪除叛贼，本来很容易，就像摧折枯木一样。然而叛贼逃跑时他不追击，军队疲惫时又不使用；各位将帅每当想进攻夺取，他总是阻挠他们的谋划。根据这些事情，实在令人无法理解。陛下的意图在于保全、护惜他，对他委曲顺从，观察他的作为，却也不知道他是否有所感念。如果不另外制定谋略，逐渐对他加以牵制，只想用姑息求得安宁，终究恐怕会发生难以预料的变故。这实在是事机危急紧迫的时刻，所以不能用平常轻率的方式处理。如今李晟上奏请求移军，正好遇到臣奉命出使宣慰；李怀光偶然谈到这件事，臣于是泛泛地问他应当怎么办，李怀光便说：‘既然李晟想另行进军，我也完全不想再借助他。’臣仍然担心他反复，于是称赞他的军队强盛。李怀光大肆自我夸耀，逐渐流露出轻视李晟的意思。臣又从容地问：‘昨天从行宫出发时，还不知道有这个商议；今天从这里回去，恐怕圣旨会询问这件事是否可行，究竟决定怎样呢？’李怀光已经放肆地说了轻慢的话，不好中途改变，于是说：‘既然恩命允许离开，这件事也没有妨碍。’臣再三与他约定，不能说没有详细审慎；即使他想反悔，也实在难以再找到说辞。臣希望立即把李晟的奏表交给中书省，诏令依照奏请办理，另赐给李怀光亲笔诏书，说明移军的缘由。亲笔诏书的大意说：‘昨天得到李晟的奏表，请求把军队移到城东来分散贼军的势力。朕因为还不知道其中的利害，本来想交给你商量，正好陆贽从你那里宣慰回来，说看见你谈论军情时也谈到此事，还说允许离开，这件事也没有妨碍，于是朕便下令允许本军接受他的请求。你应当授予他谋略，分路夹击，务必使各军配合协调，战胜平定寇贼。’这样措辞委婉而直截了当，道理恰当而明白，即使他怀有异心，又从哪里产生怨恨呢？” 臣起初奉命出使宣谕圣旨，本来是因为衣粮分配不均，恰好又涉及移军，事情彼此正好相合。又幸亏李怀光用了诡诈的回答，而且没有说出阻止拒绝的话，事情的时机和安排得以合并处理。如果其中有神明暗中辅助，一旦错过这个机会，事后又怎能追回？希望陛下明察裁断！” 德宗起初希望李怀光回心转意、击破叛贼，所以李晟多次奏请移军，皇帝都不允许；等到陆贽反复陈说李怀光的反叛迹象，皇帝才认可李晟的奏请，于是把军队移到东渭桥。而鄜坊节度使李建徽、神策行营阳惠元仍然驻在咸阳，陆贽担心李怀光把李建徽等人的军队也吞并，于是又上奏说：李怀光所管辖的军队，足以独自制服凶恶的叛贼；他停留不进，恐怕另有原因。现在最令人担忧的是他的势力太强，不需要旁人的帮助。近来又派李晟、李建徽、阳惠元三位节度使的军队附属于他的营垒，不但无益于成功，只担心会引发事变。为什么呢？四支军队各自据守营垒，众将帅心意不同；论势力，强弱高下相差悬殊；按职名说，彼此又不相统属。李怀光轻视李晟等兵力少、地位低，又恼怒他们受自己节制却不能随心所欲。李晟等怀疑李怀光在养寇蓄奸，又怨恨他所作所为多有凌辱自己之处。平日安居时，他们彼此防备、担心流言；想要作战时，又互相害怕对方分走功劳。这样龃龉不和，嫌隙便会形成；让他们共同相处，必然不能两全。强者恶行积累后就会灭亡，弱者形势危急则会先行覆败，覆亡的灾祸，抬脚之间就可预期。旧的叛贼尚未平定，新的祸患又将兴起，这种忧虑和叹息实在令人痛心。最高明的做法是在祸患尚未萌发时消除它，其次是在过失刚显露征兆时挽救它；何况如今事情已经暴露，灾祸即将形成，如果放任不谋划，凭什么控制乱局？李晟察觉时机、考虑变故，先请求移军到东面；李建徽、阳惠元的势力转而孤弱，被李怀光吞并，是必然的道理。将来即使有好的谋略，恐怕也不能自行摆脱，挽救他们的危急，只有趁现在。如今正好借李晟愿意出发之机，便派他们合军一同前往，托言李晟的兵力一向很少，担心被硃泚袭击，借助这两军，互相形成掎角之势。仍然先传达圣旨，暗中让他们催促收拾行装；诏书一到军营，当天就要上路。李怀光心里虽然不愿意，却也没有办法施展计谋。这就叫先发制人，使对方来不及防备，像迅雷来不及掩耳一样。统制军队、驾驭将领，贵在看清实际情况；分合、快慢，各有适宜。应当分离的却把他们合在一起，就会招来祸乱；应当合在一起的却把他们分开，就会功效减少；应当迅速行动却迟缓，就会失去时机；应当迟缓行动却急于求成，就会遗漏谋略。掌握其中关键，顺合当时机宜，然后举措才不会有失败的谋划，安排才不会处于危险的形势。如今军队驻扎着却不肯被使用，将领聚集了却不能同心协力，反而自己成为鲸鲵般的祸害，变故就在早晚之间。把他们留在一起不足以互相牵制，只会徒然加长祸患的阶梯；把他们分开，各自争着施展才能，或许反而能建立功绩。这件事必然应当这样办，完全没有可疑之处。德宗说：“你所预料的极为正确。然而李晟移军后，李怀光心中已经不满，如果再派李建徽、阳惠元向东去，就会给他找到借口。姑且等十天左右。”李晟到达东渭桥后，还不到十天，李怀光果然夺取了两位节度使的军队，李建徽单骑逃走才得以免难，阳惠元在途中被擒获并被杀害。消息传到行宫，人心非常恐慌。第二天，皇帝迁幸山南。陆贽通晓军事机宜，大多都像这类事情一样。二月，陆贽随从皇帝到梁州，转任谏议大夫，仍然充任学士。在此以前，凤翔衙将李楚琳乘泾原军叛乱之机，杀死节度使张镒，归附硃泚。等到奉天解围，李楚琳派使者进贡，当时形势正艰难阻隔，朝廷不得已，任命他为凤翔节度使。但德宗痛恨他弑杀反叛，内心不能容忍他，刚到汉中，就想让浑瑊取代他任节度使。陆贽进谏说：‘楚琳的罪过，当然罪不容诛；但如今皇帝车驾尚未恢复，大恶之徒仍然存在，勤王军队全在京畿之内，紧急宣召传告，争的就是片刻时间。若走商岭，道路迂回而且遥远；骆谷又被叛贼扼守，能够传达皇命的道路只有褒斜。如果这条路也再受到阻碍，南北就会隔绝。各镇处在危险疑惧的形势中，又夹在两个叛逆势力的诱骗胁迫之间，人心惶惶，各自怀有归附或背离的打算。叛贼获胜他们就前往，朝廷获胜他们就归来，其中的事机不容有丝毫差错。假如楚琳发泄怨恨，公开肆意猖狂，堵塞南面的要冲，向东牵连强大的奸猾势力，那么我们的咽喉就会被堵塞，心腹也会分裂，这种形势难道不是很危险吗！’皇帝释然醒悟，于是善待李楚琳的使者，颁下优厚的诏书安抚他的心。德宗到梁州后，想把谷口以北随从他的臣属赐予“奉天定难功臣”的称号，把谷口以南随驾的人赐予“元从功臣”的称号，不加选择，朝廷官员一律都赐给。陆贽上奏说：“攻破叛贼、抵御灾难，是武臣的功劳。至于宫廷内的近侍和班列中的官员，不过是奔走随行而已，忽然同披甲戴胄、奋不顾身的将士一同称为功臣，臣恐怕武臣会愤懑不平。”于是停止了这件事。李晟已经收复京城后，皇帝派宦官传旨交给翰林院，详细登记先前失散的宫人姓名，命令翰林院起草诏书赐给浑瑊，派他到奉天访寻这些宫人，以找到人为期限，并酌量给他们资财粮食，送到行宫。陆贽没有及时奉行诏令，上奏论述此事说：
顷以理道乖错，祸乱荐钟，陛下思咎惧灾，裕人罪己，屡降大号，誓将更新。天下之人，垂涕相贺，惩忿释怨，煦仁戴明，毕力同心，共平多难。止土崩于绝岸，收版荡于横流，殄寇清都，不失旧物。实由陛下至诚动于天地，深悔感于神人，故得百灵降康，兆庶归德。苟不如此，自古何尝有捐弃宫阙，失守宗祧，继逆于赴难之师，再迁于蒙尘之日，不逾半岁，而复兴大业者乎！今渠魁始平，法驾将返，近自郊甸，远周寰瀛，百役疲瘵之氓，重战伤残之卒，皆忍死扶病，倾耳耸肩，想闻德声，翘望圣泽。陛下固当感上天悔祸之眷，荷列祖垂裕之休，念将士锋刃之殃，愍黎元涂炭之酷。以致寇为戒，以居上为危，以务理为忧，以复宫为急。损之又损，尚惧汰侈之易滋；艰之惟艰，犹患戒慎之难久。谋始尽善，克终已稀；始而不谋，终则何有！夫以内人为号，盖是中壶末流。天子之尊，富有宫掖，如此等辈，固繁有徒，但恐伤多，岂忧乏使！翦除元恶，曾未浃辰，奔贺往来，道途如织。何必自亏君德，首访妇人，又令资装速赴行在！万目阅视，众口流传，恐非所以答庆赖之心，副惟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后，义有重轻，重者宜先，轻者宜后。武王克殷，有未及下车而为之者，有下车而为之者，盖美其不失先后之宜也。自翠华播越，万姓靡依，清庙震惊，三时乏祀，当今所务，莫大于斯。诚宜速遣大臣，驰传先往，迎复神主，修整郊坛，展禋享之仪，申告谢之意。然后吊恤死义，慰犒有功，绥辑黎蒸，优问耆耋。安定反侧，宽宥胁从；宣暢郁堙，褒奖忠直；官失职之士，复废业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后也。至如崇饰服器，缮缉殿台，备耳目之娱，选巾栉之侍，是皆宜后，不可先也。散失内人，已经累月，既当离乱之际，必为将士所私。其人若稍有知，不求当自陈献；其人若甚无识，求之适使忧虞。自因寇乱丧亡，颇有大于此者，一闻搜索，怀惧必多；余孽尚繁，群情未一，因而善抚，犹恐危疑，若又惧之，于何不有！昔人所以掩绝缨而饮盗马者，岂必忘其情爱，盖知为君之体然也。以小妨大，明者不为。天下固多亵人，何必独在于此。所令撰赐浑瑊诏书，未敢顺旨。帝遂不降诏，但遣使而已。德宗还京，转中书舍人，学士如故。初，贽受张镒知，得居内职；及镒为卢杞所排，贽常忧惴；及杞贬黜，始敢上书言事。德宗好文，益深顾遇。奉天解围后，德宗言及违离宗庙，呜咽流涕曰：“致寇之由，实朕之过。”贽亦流涕而对曰：“臣思致今日之患者，群臣之罪也。”贽意盖为卢杞、赵赞等也。上欲掩杞之失，则曰：“虽朕德薄，致兹祸乱，亦运数前定，事不由人。”贽又极言杞等罪状，上虽貌从，心颇不说。吴通微兄弟俱在翰林，亦承德宗宠遇，文章才器不迨贽；而能交结权幸，共短贽于上前。故刘从一、姜公辅自卑品苍黄之中，皆登辅相；而贽为朋党所挤，同职害其能，加以言事激切，动失上之欢心，故久之不为辅相。其于议论应对，明练理体，敷陈剖判，下笔如神，当时名流，无不推挹。贞元初，李抱真入朝，从容奏曰：“陛下幸奉天、山南时，赦书至山东，宣谕之时，士卒无不感泣。臣即时见人情如此，知贼不足平也。”时贽母韦氏在江东，上遣中使迎至京师，搢绅荣之。俄丁母忧，东归洛阳，寓居嵩山丰乐寺。籓镇赙赠及别陈饷遗，一无所取。与韦皋布衣时相善，唯西川致遗，奏而受之。贽父初葬苏州，至是欲合葬。上遣中使护其柩车至洛，其礼遇如此。免丧，权知兵部侍郎，依前充学士。申谢日，贽伏地而泣，德宗为之改容叙慰。恩遇既隆，中外属意为辅弼，而宰相窦参素忌贽，贽亦短参之所为，言参黩货，由是与参不平。七年，罢学士，正拜兵部侍郎，知贡举。时崔元翰、梁肃文艺冠时，贽输心于肃。肃与元翰推荐艺实之士，升第之日，虽众望不惬，然一岁选士，才十四五，数年之内，居台省清近者十余人。八年四月，窦参得罪，以贽为中书侍郎、门下同平章事。贽久为邪党所挤，困而得位，意在不负恩奖，悉心报国，以天下事为己任。上即位之初，用杨炎、卢杞秉政，树立朋党，排摈良善，卒致天下沸腾，銮舆奔播。惩是之失，贞元已后，虽立辅臣，至于小官除拟，上必再三详问，久之方下。及贽知政事，请许台省长官自荐属官，仍保任之，事有旷败，兼坐举主。上许之，俄又宣旨曰：“外议云：‘诸司所举，多引用亲党，兼通赂遗，不得实才。’此法行之非便，今后卿等宜自选择，勿用诸司延荐。”贽论奏曰：
译近来由于治国之道失当，祸乱接连发生，陛下思考过失、畏惧灾祸，宽待百姓而自责，多次下达重要诏令，发誓将要更新政治。天下人流泪相互庆贺，压制愤怒、消除怨恨，沐浴仁德、拥戴圣明，竭尽力量同心协力，共同平定许多灾难。在绝壁边缘止住土崩之势，在横流之中收拾散乱的局面，消灭叛贼、清除京城，保住了旧有的国家基业。这实在是因为陛下的至诚感动天地，深切悔过感动神灵和人心，所以得到百神降下安康，百姓归附德化。如果不是这样，自古以来哪里曾有抛弃宫阙、失守宗庙，在赴难的勤王军队到来后又遭逢叛乱，并在蒙受流亡之苦的日子里再次迁徙，却不到半年便复兴大业的事情呢！” 如今叛贼首领刚刚平定，皇帝车驾将要返回；近至郊野，远及四海，所有被各种劳役弄得疲惫困苦的百姓、屡经战斗而伤残的士卒，都忍着将死之痛、扶病而行，侧耳倾听、耸肩企望，希望听到皇帝的德音，翘首盼望圣上的恩泽。陛下本应感念上天悔祸的眷顾，承受列祖留下福泽的美意，想到将士遭受刀兵的灾祸，怜悯百姓陷入水深火热的惨酷处境。应当把叛乱作为警戒，把身居君位看作危险，把致力于治道当作忧虑，把恢复宫室当作急务。即使一再减损，也还担心奢侈很容易滋长；即使把困难看得极其困难，也仍担心戒慎之心难以长久保持。谋划开头能够尽善尽美，最后完成的却很少；开始时尚且不谋划，结局又能有什么呢！至于把失散宫人作为号召，这大概是宫闱末流的做法。天子的尊贵，宫中富有后妃宫女，像这类人本来就有很多，只怕她们受到伤害过多，哪里担忧宫中缺少使唤的人！消灭元凶还不到十二天，前来奔走庆贺的人络绎不绝，道路上如同织布一般。何必自我损害君主的德行，首先去访求妇人，又让她们携带资财行装迅速赶到行宫！众目都在观看，众口都会传播，恐怕这不是用来回应天下庆幸感戴之心、符合革新政治期望的做法。事情有先后，义理有轻重，重要的应当先办，次要的应当后办。周武王攻克殷商，有些事情在下车以前就做了，有些事情在下车以后才做，大概是赞美他没有失去事情先后的适宜。自从皇帝车驾流离远行，万民没有依靠，清净的宗庙受到震惊，春夏秋三时都缺少祭祀，如今所应办理的事情，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实在应当迅速派遣大臣，乘驿马先行，迎接神主归来，修整郊外祭坛，举行祭祀的礼仪，重申告谢的诚意。然后抚恤为义而死的人，慰劳赏赐有功将士，安抚整顿百姓，优厚慰问老人。安定心怀反侧的人，宽赦被胁迫跟从的人；宣泄疏通郁积不平之气，褒扬奖赏忠诚正直的人；让失去官职的士人复职，让失去生业的人恢复旧业。这些都应当先办，不能后办。至于崇尚修饰服饰器物，修缮整理宫殿楼台，准备供耳目享受的娱乐，选取梳妆侍奉的宫人，这些都应当后办，不能先办。失散的宫人已经有好几个月了，既然正处于离乱之中，必定已经被将士私自占有。如果这些人稍有知晓事理，根本不必搜索，她们自然会自己陈说归来；如果这些人十分无知，搜求她们反而只会使她们忧虑恐惧。由于寇乱而死亡失散的人，本来就有许多事情比这严重得多；一听说要搜寻，她们心中的恐惧必然更多。残余叛乱势力仍然很多，人们的心意还没有完全统一，趁此机会善加安抚，尚且担心会引起危险和疑惧；如果又使他们恐惧，那么还有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古人之所以遮掩断绝的帽缨而饮盗马之人敬献的酒，难道一定是忘记了情爱？大概是知道作为君主应当这样做。因小事妨害大事，是明智的人不会做的。天下本来就有许多被轻慢侮辱的人，何必偏偏只在这些宫人身上搜求。皇帝命令起草赐给浑瑊的诏书，臣不敢顺从圣旨。皇帝于是没有下达诏书，只是派遣使者前去罢了。德宗返回京城后，陆贽转任中书舍人，学士一职仍旧保留。起初，陆贽承受张镒的知遇，得以任职于内廷；等到张镒被卢杞排挤，陆贽常常忧惧不安；直到卢杞被贬斥，才敢上书议论政事。德宗喜爱文章，更加深厚地顾念礼遇陆贽。奉天解围后，德宗谈到离开宗庙的事情，呜咽流泪说：‘招致寇乱的原因，实在是我的过错。’陆贽也流着泪回答说：‘臣思考今天祸患的来源，是群臣的罪过。’陆贽的意思大概是指卢杞、赵赞等人。皇帝想替卢杞掩饰过失，便说：‘即使是因为我的德行浅薄才招致这场祸乱，也还是命运早已预定，事情并不由人。’陆贽又极力陈说卢杞等人的罪状，皇帝表面上虽依从，内心却很不高兴。吴通微兄弟都在翰林院，也承受德宗的宠信礼遇，文章才器比不上陆贽，却能够结交权贵宠臣，一同在皇帝面前诋毁陆贽。因此刘从一、姜公辅都从卑微低下、仓皇困顿的处境中登上宰相之位；而陆贽被朋党排挤，同署的官员妒害他的才能，加上他议论政事激切，动辄失去皇帝的欢心，所以很久没有成为宰相。他在议论应答方面，明白练达事理，铺陈分析，落笔如有神助，当时的名流无不推重赞扬他。贞元初年，李抱真入朝，神态从容地奏说：‘陛下幸临奉天、山南时，赦书传到山东，宣读诏书时，士卒无不感动流泪。臣当时就看到人心如此，知道叛贼是不足以平定的。’ 当时陆贽的母亲韦氏在江东，皇帝派宦官迎接她到京城，士大夫都以此为荣。不久陆贽遭逢母亲去世的丧事，向东回到洛阳，寄居在嵩山丰乐寺。藩镇赠送的丧葬财物以及临别时另外陈设的馈赠，他一概不接受。陆贽与韦皋在平民时期相互友善，只有西川送来的馈赠，他上奏皇帝后接受了。陆贽父亲最初葬在苏州，到这时想把父母合葬。皇帝派宦官护送他的灵柩车到洛阳，对他的礼遇就是这样。服丧期满后，陆贽权且主持兵部侍郎事务，仍然充任学士。他入朝谢恩那天，伏地哭泣，德宗为之改变容色，出言叙说并安慰他。恩宠礼遇已经很隆重，朝廷内外都认为他将成为辅弼大臣；但宰相窦参一向忌恨陆贽，陆贽也批评窦参的所作所为，说窦参贪污财货，因此与窦参关系不和。贞元七年，陆贽被免去学士，正式拜授兵部侍郎，主持贡举。当时崔元翰、梁肃的文章才艺冠绝一时，陆贽把心意倾注在梁肃身上。梁肃与崔元翰推荐有才艺和实际学问的人；这些人登第之日，虽然没有完全符合众人的期望，但一年选拔的人才只有十四五人，几年之内，身居御史台和省部清要近职的有十多人。贞元八年四月，窦参获罪，皇帝任命陆贽为中书侍郎、门下同平章事。陆贽长期被邪党排挤，困顿之中得到职位，心中想着不能辜负皇帝的恩赏，便全心报国，把天下的事情当作自己的责任。皇帝即位初年，任用杨炎、卢杞执掌政务，他们树立朋党，排斥贤良，最终导致天下沸腾，皇帝车驾奔逃流离。为了惩戒这些过失，贞元以后，即使确立辅臣，直到小官的任命拟定，皇帝也一定再三详细询问，很久以后才下令。等到陆贽主持政事，请求允许台省长官自行推荐属官，并且为所荐之人担保；事情如果荒废失败，举荐者也一同获罪。皇帝答应了，不久又传旨说：‘外面的议论说：“各部门所推荐的人，大多是援引亲党，同时又接受贿赂，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实行这项办法不便利，今后你们应当自行选择官员，不要采用各部门延请推荐的办法。’陆贽上奏论说：
臣实顽鄙，一无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虽怀窃位之惧，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虚，终难上报。唯知广求才之路，使贤者各以汇征；启至公之门，令职司皆得自达。既蒙允许，即宜宣行。南宫举人，才至十数，或非台省旧吏，则是使府佐僚，累经荐延，多历事任。论其资望，既不愧于班行；考其行能，又未闻于阙败。遽以腾口，上烦圣聪，道之难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务徇物情，因谓举荐非宜，复委宰臣拣择。其为崇任辅弼，博采舆词，可谓圣德之盛者。然于委任责成之道，听言考实之方，闲邪存诚，犹恐有阙。陛下既纳臣言而用之，旋闻横议而止之，于臣谋不责成，于横议不考实，此乃谋失者得以辞其罪，议曲者得以肆其诬。率是而行，触类而长，固无必定之计，亦无必实之言。计不定则理道难成，言不实则小人得志。国家之病，常必由之。昔齐桓公问管仲害霸之事，对曰：“得贤不能任，害霸也；用而不能终，害霸也；与贤人谋事，而与小人议之，害霸也。”为小人者，不必悉怀险诐，故覆邦家。盖以其意性回邪，趣向狭促，以沮议为出众，以自异为不群，趋近利而昧远图，效小信而伤大道，况又言行难保，恣其非心者乎！伏以宰辅，常制不过数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极，不有遍谙诸士，备阅群才。若令悉命群官，理须展转询访，是则变公举为私荐，易明易攵为暗投。傥如议者之言，所举多有情故，举于君上，且未绝私；荐于宰臣，安肯无诈！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谤，虽则秉钧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访所亲，转为所卖。其弊非远，圣鉴明知。今又将徇浮言，专任宰臣除吏，宰臣不遍谙识，踵前须访于人。若访亲朋，则是悔其覆车，不易故辙；若访于朝列，则是求其私荐，不如公举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详择焉。恐不如委任长官，慎拣僚属，所拣既少，所求亦精，得贤有鉴识之名，失实当暗谬之责。人之常性，莫不爱身，况于台省长官，皆是当朝华选，孰肯徇私妄举，以伤名取责者耶！所谓台省长官，即仆射、尚书、左右丞、侍郎及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择辅相，多亦出于其中。今之宰臣，则往日台省长官也；今之台省长官，乃将来之宰臣也，但是职名暂异，固非行业顿殊。岂有为长官之时不能举一二属吏，居宰臣之位则可择千百具僚，物议悠悠，其惑斯甚。夫求才贵广，考课贵精。求广在于各举所知，长吏之荐择是也；贵精在于按名责实，宰臣之序进是也。往者则天太后践祚临朝，欲收人心，尤务拔擢，弘委任之意，开汲引之门，进用不疑，求访无倦，非但人得荐士，亦许自举其才。所荐必行，所举辄试，其于选士之道，岂不伤于容易哉！而课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此乃近于求才贵广，考课贵精之效也。陛下诞膺宝历，思致理平，虽好贤之心，有逾于前哲，而得人之盛，未迨于往时。盖由赏鉴独任于圣聪，搜择颇难于公举，仍启登延之路，罕施练核之方。遂使先进者渐益凋讹，后来者不相接续，施一令则谤沮互起，用一人则疮磐立成。此乃失于选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则天举用之法，伤易而得人；陛下慎拣之规，太精而失士。陛下选任宰相，必异于庶官；精择长官，必愈于末品。及至宰相献规，长吏荐士，陛下即但纳横议，不稽始谋。是乃任以重者轻其言，待以轻者重其事，且又不辨所毁之虚实，不校所试之短长。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将使人无所措其手足，岂独选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上虽嘉其所陈，长官荐士之诏，竟追寝之。国朝旧制，吏部选人，每年调集。自乾元已后，属宿兵于野。岁或凶荒，遂三年一置选。由是选人停拥，其数猥多，文书不接，真伪难辨，吏缘为奸，注授乖滥，而有十年不得调者。贽奏吏部分内外官员为三分，计阙集人，每年置选。故选司之弊，十去七八，天下称之。贽与贾耽、卢迈、赵憬同知政事，百司有所申覆，皆更让不言可否。旧例，宰臣当旬，秉笔决事，每十日一易，贽请准故事，令秉笔者以应之。又以河陇陷蕃已来，西北边常以重兵守备，谓之防秋，皆河南、江淮诸镇之军也，更番往来，疲于戍役。贽以中原之兵，不习边事，及扞虏战贼，多有败衄，又苦边将名目太多，诸军统制不一，缓急无以应敌，乃上疏论其事曰：
译臣实在顽钝鄙陋，完全没有什么才干，却蒙受任用，忝居宰相之位。臣虽怀有窃居职位的恐惧，又缺乏识别人才的明智，自己揣度平庸空疏，终究难以向上报答恩德。臣只知道应当广泛开辟求取人才的道路，使贤能之士各自按类别被征召；开启最公正的大门，让各部门都能自行荐举人才。既然已经蒙受陛下允许，就应当宣布实行。南省所荐举的人才，才十多人，有的不是台省旧日官吏，就是幕府属官，经过多次荐举延请，担任过许多职务。论其资历声望，并不愧于同列；考察其品行才能，也没有听说有缺失败坏。如今却突然因为流言蜚语，使圣上为此烦劳，事情难以推行，也就可想而知了！” 陛下勤于寻求治国之道，努力顺应众情，因而认为由各部门荐举不妥，又把选择官员的事情交给宰臣。这是尊重辅弼、广泛听取舆论，可以说是圣德盛大的表现。然而在委任官员、责成其完成事务的道理上，在听取言论、考察实情的方法上，在防止邪恶、保持真诚方面，臣仍担心有所欠缺。陛下既采纳臣的意见而实行，随即又听到横加议论便停止；对臣的谋划不要求其完成，对横议却不考察事实，这就使谋划失败的人能够借口推脱罪责，使议论偏颇的人能够肆意施加诬陷。若依此行事，类似的情况就会不断扩大，既没有一定的谋略，也没有必然真实的话。谋略不能确定，治道就难以成就；言论不真实，小人就会得志。国家的弊病，常常一定由此产生。从前齐桓公问管仲什么事情会损害霸业，管仲回答说：‘得到贤人却不能任用，会损害霸业；任用了却不能始终信任，会损害霸业；与贤人谋划事情，却又同小人议论它，会损害霸业。’所谓小人，并不一定全都怀有险恶奸邪之心而导致国家覆亡；大概是因为他们心术乖僻，志趣狭窄，把阻挠议论当作超出常人的表现，把自命不凡当作不合群，追逐眼前小利而不明白长远谋划，效法小节的信用却损害大道，何况还有言行难以保持一致、任意放纵邪念的人呢！” 臣以为，宰辅按照通常制度不过几个人，他们所能认识的人本来就有限；如果不是熟悉所有士人、全面考察群才，就不能做到。假如让宰臣把所有官员都任命了，按道理就必须辗转询问访求，这便是把公正的荐举变成私下的推荐，把公开明白的选拔变成暗中投托。假使像议论者所说，台省长官举荐的人大多有私人情分，那么向君主举荐尚且不能完全断绝私情，向宰臣推荐，又怎么肯没有欺诈呢？因而失用人才的弊病必然更加严重。从前任命官员，很少有不牵涉私人诽谤的；即使执掌权柄的人各不相同，有的人自行徇私，也常常是通过私下访求亲近之人，转而被这些人出卖。这种弊病并不遥远，陛下圣明的鉴察应当知道。如今又要听从浮泛的流言，专门让宰臣任命官吏；宰臣不能普遍熟悉人才，仍然要按照旧例向别人访求。如果向亲朋访求，就是明知过去的车子翻了还要重走旧路；如果向朝廷官员访求，就是寻求他们的私下推荐，还不如公开荐举更好。这两种做法的利害，只有陛下再详细选择。臣恐怕不如委任台省长官，谨慎选择属官；所选的人少，所求的人也精，得到贤才可以获得有识人的声名，选错人才则承担昏暗错误的责任。人的常情，无不爱惜自身，何况台省长官都是当朝显要的职位，谁肯徇私妄加举荐，来损伤自己的名声并招致责罚呢！所谓台省长官，就是仆射、尚书、左右丞、侍郎以及御史大夫、御史中丞。陛下近来选择辅相，大多也出自这些职位。如今的宰臣，就是过去的台省长官；如今的台省长官，就是将来的宰臣，只是职名暂时不同，本来的品行才能并没有突然完全不同。难道有的人任台省长官时不能推荐一两个属官，等身居宰臣之位却可以选择成百上千名属官吗？众人的议论若如此，实在太荒谬了。求取人才贵在广泛，考核官员贵在精审。求取广泛，在于让各人推荐自己所知道的人，这就是长官荐举选择属官；考核精审，在于按照姓名核查实际，这就是宰臣按次序进用人才。从前则天太后登上帝位临朝执政，想要收揽人心，尤其致力于提拔人才，扩大委任的范围，打开引荐人才的门路，任用人时不疑虑，访求人才时不厌倦；不只是允许别人推荐士人，也允许士人自己推荐才能。所推荐的人一定实行考察，所自荐的人也立即试用，这在选拔人才的道理上，难道不是显得太轻易了吗！然而考核责成十分严格，升降都很迅速，不贤者很快被罢黜，有才能者迅速升迁，所以当时称赞她有识别人才的明智，历经几朝都依靠许多人才发挥作用。这正是接近于求才贵广、考课贵精所产生的效果。陛下承受帝位，想要达到政治清平；虽然爱好贤才的心意超过前代贤君，但得到人才的盛况还没有赶上过去。大概是因为赏鉴人才全由圣上独自决定，搜求选择人才却很难通过公开荐举实现，又开设了进用延揽人才的道路，却很少施行考察核验的方法。于是使先前进用的人逐渐凋零变坏，后来的人不能接续；发布一条命令，诽谤阻挠就相互而起；任用一个人，弊病和创伤立即形成。这是选取人才过于精细、制定法令不一致的弊病。则天太后选用人才的办法，虽然失之轻易，却能得到人才；陛下谨慎选择的规矩，虽然过于精细，却反而失去士人。陛下选任宰相，必定与任用普通官员不同；精心选择台省长官，也必定胜过选择低级官员。可是到了宰相献上规章、长官推荐士人时，陛下却只采纳横议，不考察最初的谋划。这就是对被委任重任的人轻视其言论，对地位较轻的人却重视其议论；而且又不辨别诋毁是否真实，不核验被试用者才能的长短。人们的多言多语，什么话说不出来？这样做将使人手足无措，难道仅仅是选任人才的原则失误吗！” 皇帝虽然赞许他所陈述的意见，但关于台省长官荐举士人的诏令最终还是追回并停止了。本朝旧制度，吏部选拔官员，每年集中办理。自乾元以后，因为军队长期驻扎在野外，有时年成歉收，于是改为三年举行一次选拔。因此候选官员停滞拥积，人数非常多，文书衔接不上，真假难以辨别，吏员借机作奸，铨注授官失当而且泛滥，以至于有人十年都不能得到调任。陆贽上奏，请求把吏部所管内外官员分为三部分，按照空缺职位计算人数，每年举行选拔。这样一来，选官部门的弊病十之去了七八，天下人都称赞这项办法。陆贽与贾耽、卢迈、赵憬共同主持政事，各部门有事情申报复核时，他们都彼此推让，不肯明确说可行或不可行。按照旧例，宰臣轮值当旬时执笔裁决政事，每十天轮换一次；陆贽请求依照旧例，让轮值执笔的人负责处理。又因为河陇陷入吐蕃以来，西北边境常常用重兵防守，称为“防秋”，这些军队都是河南、江淮各镇的军队，轮番往来，疲于戍守。陆贽认为中原军队不熟悉边境事务，抵御胡虏、交战叛贼时多有败退；又苦于边将名目太多，各军统制不一，情况紧急时无法应敌，于是上疏论述这件事说：
臣历观前代书史，皆谓镇抚四夷，宰相之任，不揆闇劣，屡敢上言。诚以备边御戎，国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备御之大经。兵不治则无可用之师，食不足则无可固之地。理兵在制置得所，足食在敛导有方。陛下幸听愚言，先务积谷，人无加赋，官不费财，坐致边储，数逾百万。诸镇收籴，今已向终，分贮军城，用防艰急，纵有寇戎之患，必无乏绝之忧。守此成规，以为永制，常收冗费，益赡边农，则更经二年，可积十万人三岁之粮矣。足食之原粗立，理兵之术未精，敢议筹量，庶备采择。伏以戎狄为患，自古有之，其于制御之方，得失之论，备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即序者，则曰“非德无以化要荒”，曾莫知威不立，则德不能驯也。乐武威者，则曰“非兵无以服凶犷”，曾莫知德不修，则兵不可恃也。务和亲者，则曰“要结可以睦邻好”，曾莫知我结之而彼复解也。美长城者，则曰“设险可以固邦国而扞寇仇”，曾莫知力不足，兵不堪，则险之不能有也。尚薄伐者，则曰“驱遏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曾莫知兵不锐，垒不完，则遏之不能胜，驱之不能去也。议边之要，略尽于斯，虽互相讥评，然各有偏驳。听一家之说，则例理可征；考历代所行，则成败异效。是由执常理以御其不常之势，徇所见而昧于所遇之时。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强弱，事机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无必定之规，亦无长胜之法。夏后以序戎而圣化茂，古公以避狄而王业兴；周城朔方而猃狁攘，秦筑临洮而宗社覆；汉武讨匈奴而贻悔，太宗征突厥而致安；文、景约和亲而不能弭患于当年，宣、元弘抚纳而足以保宁于累叶。盖以中夏之盛衰异势，夷狄之强弱异时，事机之利害异情，措置之安危异便。知其事而不度其时则败，附其时而不失其称则成。形变不同，胡可专一！夫以中国强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称臣，归心受制，拒之则阻其向化，威之则类于杀降，安得不存而抚之，即而序之也？又如中国强盛，夷狄衰微，而尚弃信奸盟，蔑恩肆毒，谕之不变，责之不惩，安得不取乱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国丧亡之弊，当夷狄强盛之时，图之则彼衅未萌，御之则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词降礼，约好通和，啖之以亲，纾其交祸？纵不必信，且无大侵，虽非御戎之善经，盖时事亦有不得已也。傥或夷夏之势，强弱适同，抚之不宁，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不足以出攻，得不设险以固军，训师以待寇，来则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则攘斥而戒于远追？虽为安边之令图，盖势力亦有不得不然也。故夏之即序，周之于攘，太宗之翦乱，皆乘其时而善用其势也。古公之避狄，文、景之和亲，神尧之降礼，皆顺其时而不失其称也。秦皇之长城，汉武之穷讨，皆知其事而不度其时者也。向若遇孔炽之势，行即序之方，则见侮而不从矣！乘可取之资，怀畏避之志，则失机而养寇矣！有攘却之力，用和亲之谋，则示弱而劳费矣！当降屈之时，务翦伐之略，则召祸而危殆矣！故曰：知其事而不度其时则败，附其时而不失其称则成。是无必定之规，亦无长胜之法，得失著效，不其然欤！至于察安危之大情，计成败之大数，百代之不变易者，盖有之矣。其要在于失人肆欲则必蹶，任人从众则必全，此乃古今所同，而物理之所壹也。国家自禄山构乱、河陇用兵以来，肃宗中兴，撤边备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宁内难。于是吐蕃乘衅，吞噬无厌；回纥矜功，凭陵亦甚。中国不遑振旅，四十余年。使伤耗遗氓，竭力蚕织，西输贿币，北偿马资，尚不足塞其烦言，满其骄志。复乃远征士马，列戍疆陲，犹不能遏其奔冲，止其侵侮。小入则驱略黎庶，深入则震惊邦畿。时有议安边策者，多务于所难而忽于所易，勉于所短而略于所长。遂使所易所长者，行之而其要不精；所难所短者，图之而其功靡就。忧患未弭，职斯之由。夫制敌行师，必量事势，势有难易，事有先后。力大而敌脆，则先其所难，是谓夺人之心，暂劳而永逸者也；力寡而敌坚，则先其所易，是谓固国之本，观衅而后动者也。顷属多故，人劳未瘳，而欲广发师徒，深践寇境，复其侵地，攻其坚城，前有胜负未必之虞，后有馈运不继之患。傥或挠败，适所以启戎心而挫国威，以此为安边之谋，可谓不量事势而务于所难矣！
译臣遍观前代书籍史册，都说镇抚四方夷狄，是宰相的职责。臣不顾自己的昏昧低劣，多次冒昧上言，实在是因为防备边境、抵御戎虏，是国家的重大事务；整治军队、使粮食充足，是防御的根本大计。军队治理不好，就没有可用的军队；粮食不足，就没有可以固守的地方。整治军队在于制度安排得当，粮食充足在于征收和输送有方。陛下幸而听取臣的愚见，先致力于积存粮食，不增加百姓赋税，官府也不耗费财物，坐待之间就使边储达到数百万。各镇收购粮食，如今已经接近完成，分别储存在军城中，用来防备艰难紧急的情况；即使有寇戎之患，也一定没有缺粮断绝的忧虑。守住这一成规，把它作为永久制度，平时不断收省冗费，增加供养边地农民，再经过两年，就可以积存十万人三年所需的粮食了。粮食充足的根基大致已经建立，整治军队的方法还不精密，臣斗胆议论筹划衡量，希望能够供陛下采择。臣以为，戎狄成为祸患，自古就有；关于控制抵御的方法以及得失的议论，史籍中保存得很完备，都可以加以说明。大体上，尊崇礼序的人便说：‘若没有德行，就无法教化边远荒服之地。’却不知道如果威势不能建立，德行也不能使人驯服。喜好武力威势的人便说：‘若没有军队，就无法使凶恶强悍者服从。’却不知道如果德行不能修养，军队也不可依靠。致力于和亲的人便说：‘缔结婚姻可以和睦邻国。’却不知道我们与他们结亲，他们又会重新毁约。赞美长城的人便说：‘设置险要可以巩固国家、抵御寇仇。’却不知道力量不足、军队不能胜任时，险要也无法保有。崇尚轻兵讨伐的人便说：‘驱逐遏制可以禁止侵扰暴行并减少征发徭役。’却不知道军队不精锐、营垒不完备时，遏制不能取胜，驱逐也不能使敌人离去。议论边防的要领，大略全在这里；虽然彼此互相讥评，但各自都有偏颇驳杂之处。听信一家之说，便会拘泥于常理；考察历代的实行情况，却会发现成败产生的效果各不相同。这是因为拘守常理来应对不寻常的形势，依从自己的见解而不明白所遇时代的变化。中原有盛衰，夷狄有强弱，事情的时机有利害，措施的安排有安危，所以没有一定不变的规矩，也没有永远取胜的方法。夏后氏因为使戎人服从礼序而使圣德教化兴盛，古公亶父因为避让狄人而使王业兴起；周朝修筑北方城防而使猃狁退却，秦朝修筑临洮长城却使宗庙社稷覆亡；汉武帝讨伐匈奴而留下悔恨，唐太宗征讨突厥而取得安定；汉文帝、汉景帝实行和亲，却不能在当时消除祸患；汉宣帝、汉元帝广泛安抚接纳，却足以使国家数代保持安宁。这是因为中原盛衰的形势各不相同，夷狄强弱的时势各不相同，事情利害的情状各不相同，安排措施的安危便利也各不相同。了解事情本身却不衡量时势，就会失败；顺应时势而又不失其适当名分，就会成功。形势变化不同，怎么可以专用一种办法！” 如果中原强盛、夷狄衰弱，而夷狄能够屈膝称臣，归心接受控制，拒绝他们就会阻碍他们向往教化，威逼他们又类似于杀害已经投降的人，怎么能不保存他们、安抚他们，使他们亲近并接受礼序呢？又如中原强盛、夷狄衰弱，但他们仍然背弃信用、破坏盟约，蔑视恩德、肆意施毒，晓谕他们也不改变，责罚他们也没有效果，怎么能不趁势取乱推亡，平息百姓忧患、巩固边境呢？如果遇到中原丧乱衰亡的弊困，正值夷狄强盛之时，谋取他们则他们的嫌隙尚未萌发，抵御他们则我们的力量又不足，怎么能不降低言辞、屈尊礼节，与他们约定和好、互通和平，以亲善诱导他们，缓解交相而来的祸患呢？即使不一定真能取得他们的信任，至少可以不使他们大举侵扰；这虽然不是抵御戎虏的上策，也是由于时势有不得已之处。如果夷夏双方的形势强弱相当，安抚不能使他们安宁，威服也不能使他们平靖；力量足以自保，却不足以出兵进攻，那么难道不应设置险要来巩固军队，训练军队等待寇敌，敌人来时用小规模讨伐遏制其深入，敌人退去时驱逐排斥，却戒备不要远道追击吗？这虽然是安定边境的好谋略，也是因为形势力量有不得不如此之处。所以夏后氏使戎人服从礼序，周朝驱逐攘除，唐太宗剪除乱事，都是乘势应时、善于利用形势。古公亶父避让狄人，汉文帝、汉景帝实行和亲，神尧皇帝降低礼节，都是顺应时势而没有失去适当名分。秦始皇修筑长城、汉武帝穷追匈奴，都是只知道事情本身而不衡量时势。假如当时面对孔炽强盛的形势却实行使其服从礼序的办法，就会遭受侮辱而不能使其服从；乘着可以攻取的条件，却心怀畏惧退避的意志，就会失去时机而养大寇敌；拥有驱逐攘除的力量，却采用和亲谋略，就会显示弱小而徒然劳费；正当应当降服屈从的时候，却致力于剪除攻伐的策略，就会招来祸患而陷入危殆。所以说：了解事情本身而不衡量时势就会失败，顺应时势而又不失其适当名分就会成功。由此可知，没有一定不变的规矩，也没有永远取胜的方法；得失所呈现的结果，难道不是这样吗！至于观察安危的大体情势，谋划成败的根本道理，历经百代而不改变的原则，大概还是有的。其要点在于：失去人心而放纵欲望，必然跌倒；任用人才而顺从众人，必然保全。这是古今共同的道理，也是万物规律统一的地方。国家自从安禄山发动叛乱、河陇地区开始用兵以来，肃宗中兴，撤除边境防备来安定中原，借助外部威势来平定内部祸难。于是吐蕃乘机侵入，吞并掠夺而不知满足；回纥夸耀功劳，凭借势力凌辱中原也十分厉害。中原没有空闲整顿军队，达四十多年。使受创损耗的遗民竭尽力量从事蚕桑纺织，向西输送财物，向北偿付马匹费用，却仍不足以堵住他们烦琐的要求、满足他们骄横的意志。后来又从远方征调士兵马匹，列兵戍守边疆，仍然不能遏止他们奔突，阻止他们侵扰侮辱。他们小规模入侵就驱赶掳掠百姓，深入进犯就震惊京畿。当时议论安定边境策略的人，大多致力于难以做到的事情而忽略容易做到的事情，勉强采用自己的短处而忽略自己的长处。于是使容易做、擅长做的事情，实行时却没有抓住要领；难做、不擅长的事情，谋划时又不能取得功效。忧患没有消除，责任就在这里。统制敌人、出兵作战，必须衡量事情和形势；形势有难易，事情有先后。力量强大而敌人脆弱，就应先攻取敌人的难处，这叫夺取敌人的斗志，是暂时劳苦而永久安逸；力量少而敌人坚强，就应先做容易的事情，这叫巩固国家的根本，观察敌人的破绽然后行动。近来正逢多事之秋，百姓劳苦尚未恢复，却想大规模征发军队，深入敌境，收复被侵占的土地，攻打坚固的城池；前面有胜负未必的忧虑，后面有粮饷运输无法接续的祸患。假如因此受到挫败，正好会激发戎人的野心、挫伤国家威势；把这当作安定边境的谋略，可以说是不衡量事情和形势，却偏要去做困难的事情！
天之授者，有分事，无全功；地之产者，有物宜，无兼利。是以五方之俗，长短各殊。长者不可逾，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敌其所长必殆，用所长而乘其所短必安。强者，乃以水草为邑居，以射猎供饮茹，多马而尤便驰突，轻生而不耻败亡，此戎狄之所长也。戎狄之所长，乃中国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角力争驱，交锋原野之间，决命寻常之内，以此为御寇之术，可谓勉所短而校其所长矣！务所难，勉所短，劳费百倍，终于无成。虽果成之，不挫则废，岂不以越天授而违地产，亏时势以反物宜者哉！将欲去危就安，息费从省，在慎守所易，精用所长而已。若乃择将吏以抚宁众庶，修纪律以训齐师徒，耀德以佐威，能迩以柔远；禁侵抄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议以安戎心；彼求和则善待而勿与结盟，彼为寇则严备而不务报复，此当今之所易也。贱力而贵智，恶杀而好生，轻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后动，俟其时而后行。是以修封疆，守要害，堑蹊隧，垒军营，谨禁防，明斥候，务农以足食，练卒以蓄威，非万全不谋，非百克不斗。寇小至则张声势以遏其入，寇大至则谋其人以邀其归；据险以乘之，多方以误之。使其勇无所加，众无所用；掠则靡获，攻则不能；进有腹背受敌之虞，退有首尾难救之患，所谓乘其弊，不战而屈人之兵，此中国之所长也。我之所长，乃戎狄之所短；我之所易，乃戎狄之所难。以长制短，则用力寡而见功多；以易敌难，则财不匮而事速就。舍此不务，而反为所乘，斯谓倒持戈矛，以钅尊授寇者也！今则皆务之矣，犹且守封未固，寇戎未惩者，其病在于谋无定用，众无适从。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闻不必实，实者不必闻；所信不必诚，诚者不必信；所行不必当，当者未必行。故令措置乖方，课责亏度；财匮于兵众，力分于将多，怨生于不均，机失于遥制。臣请为陛下粗陈六者之失，惟明主慎听而熟察之：臣闻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胜其敌，必先练其兵。练兵之中，所用复异。用之于救急，则权以纾难；用之于暂敌，则缓以应机。故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谋有奇诡，而不徇众情。进退死生，唯将所命，此所谓攻讨之兵也！用之于屯戍，则事资可久；势异从权，非物理所惬不宁，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焉则劝，习焉则安，保亲戚则乐生，顾家业则忘死，故可以理术驭，不可以法制驱，此所谓镇守之兵也。夫欲备封疆，御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当选镇守之兵以置焉。古之善选置者，必量其性习，辨其土宜，察其伎能，知其欲恶。用其力而不违其性，齐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责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处其所不欲。而又类其纪伍，安其室家，然后能使之乐其居，定其志，奋其气势，结其恩情。抚之以惠，则感而不骄；临之以威，则肃而不怨。靡督课而人自为用，弛禁防而众自不携。故出则足兵，居则足食，守则固，战则强。其术无他，便于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征士卒，分戍边陲，更代往来，以为守备。是则不量性习，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强其所不欲。求广其数而不考其用，将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为羽卫之仪，而无益于备御之实也。何者？穷边之地，千里萧条，寒风裂肤，惊沙惨目；与豺狼为邻伍，以战斗为嬉游；昼则荷戈而耕，夜则倚烽而觇；日有剽害之虑，永无休暇之娱，地恶人勤，于斯为甚！自非生于其域，习于其风，幼而睹焉，长而安焉，不见乐土而迁焉，则罕能宁其居而狎其敌也。关东之地，百物阜殷，从军之徒，尤被优养。惯于温饱，狎于欢康，比诸边隅，若异天地。闻绝塞荒陬之苦，则辛酸动容；聆强蕃劲虏之名，则慑骇夺气。而乃使之去亲族，舍园庐，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慑骇，将冀为用，不亦疏乎！矧又有休代之期，无统帅之驭，资奉若骄子，姑息如倩人，进不邀之以成功，退不处之以严宪。其来也咸负得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计归，张颐待饲。徼倖者犹患还期之赊缓，常念戎丑之充斥；王师挫伤，则将乘其乱离，布路东溃，情志且尔，得之奚为？平居则殚耗资储以奉浮冗之众，临难则拔弃城镇以摇远近之心，其弊岂惟无益哉！固亦将有所挠也。复有抵犯刑禁，谪徙军城，意欲增户实边，兼令展效自赎。既是无良之类，且加怀土之情，思乱幸灾，又甚戍卒。适足烦于防卫，谅无望于功庸，虽前代时或行之，固非良算之可遵者也。复有拥旄之帅，身不临边，但分偏师，俾守疆场。大抵军中壮锐，元戎例选自随，委其疲羸，乃配诸镇。
译上天所赋予的，各有分工，不能具备全部功用；大地所产生的，各有适宜之物，不能兼得所有利益。因此五方各地的习俗，长处短处各不相同。长处不能超过其本分，短处不能强求达到别人的长处；勉强使用自己的短处去对抗敌人的长处，必然危险；利用自己的长处乘敌人的短处，才会安稳。夷狄依靠水草建立居处，以射猎供给饮食，马匹多而尤其便于奔驰突袭，轻视生命而不以败亡为耻，这就是戎狄的长处。戎狄的长处，正是中原的短处；却想增加兵力、搜集战马，与他们较量力量、争相驱驰，在原野之间交锋，在寻常范围内决死，把这当作抵御寇敌的办法，可以说是勉强使用自己的短处来较量敌人的长处！致力于困难的事情，勉强使用自己的短处，劳费百倍，最终仍然不能成功。即使果真成功，如果不能挫败敌人，成果也会废弃；这难道不是因为超越了上天所赋予的条件，违背了大地所产生的适宜，损害了时势而违背事物本性吗！”}], 将要避开危险而趋向安定，停止耗费而从简，关键只在于谨慎守住容易守的地方，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罢了。至于选择将领和官吏来安抚安定百姓，整饬纪律来训练和整齐军队，彰显恩德来辅助威势，善于亲近近处的人来安抚远方的人；禁止侵扰抢掠的暴行来彰明我们的信义，抑制攻取的主张来安定戎人的心；对方求和，就善意对待而不要同他结盟；对方作乱为寇，就严加防备而不专事报复，这些正是当今容易做到的事。轻视蛮力而重视智谋，厌恶杀戮而喜爱生存，轻视财利而重视人命，忍耐小的损失来保全大局，使百姓安居然后行动，等待时机成熟然后施行。因此修治边界，守住要害，挖深道路和隧道，修筑军营，谨慎设置禁令防备，明确侦察巡逻，致力于农耕以使粮食充足，训练士卒以积蓄威势；没有万全把握就不谋划，没有必胜可能就不交战。敌人少量来犯，就扩大声势以阻止其进入；敌人大举来犯，就谋划打击其人员以截击其归路；凭借险要地形乘机攻击，用多种办法使其误判。使他们的勇力无从施展，众多兵力无所使用；抢掠就没有收获，进攻就不能成功；进兵有腹背受敌的忧虑，退兵有首尾难以救援的祸患。这就是所谓乘敌人的弊病，不交战便使敌军屈服，是中原的长处。我们的长处，正是戎狄的短处；我们的容易之处，正是戎狄的困难之处。用长处制服短处，就会耗费很少而取得很多成效；以容易对付的事情抵御困难的敌人，就会使财力不匮乏而事情迅速成功。舍弃这些不去做，反而让敌人乘隙制胜，这就叫倒拿戈矛，把武器的柄交给敌寇！如今这些事情都在做了，却仍然边防守备不牢固、寇戎没有受到惩治，病根在于谋划没有固定的施行办法，众人无所适从。所任用的人未必有才，有才的人未必被任用；听到的消息未必真实，真实的情况未必能听到；所信任的人未必忠诚，忠诚的人未必受到信任；所施行的未必恰当，恰当的措施未必能够实行。所以导致安排处置违背常理，考核责罚失去尺度；财力因兵众过多而匮乏，力量因将领过多而分散，怨恨因分配不均而产生，战机因遥远控制而丧失。臣请求为陛下大略陈述六种弊病，希望明主谨慎听取并仔细考察：臣听说，工匠想把事情做好，必先使工具锋利；军队想战胜敌人，必先训练士兵。训练士兵之中，使用方式又各不相同。用于救急，就应权宜变通来缓解危难；用于暂时抵御敌人，就应从容应变以适应时机。因此事情有方便从权的时候，不拘泥于通常制度；谋略有奇特诡变之处，不迎合众人的情绪。进退和生死，都听将领的命令，这就是所谓攻讨之兵。用于屯驻戍守，就要使军需能够长久供给；形势不同便从权处理，不合事理就不能安定，不合人情所愿就不能稳固。人情的特点是：有利可得就会受到鼓励，习惯了就能安定，保护亲戚就会乐于求生，顾念家业就会忘记死亡。因此可以用道理和方法驾驭，不能用法令强行驱使，这就是所谓镇守之兵。想要守备边疆、抵御戎狄，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事，本来就应当选择镇守之兵安置在那里。古代善于选用安置军队的人，必定衡量他们的性情习惯，辨别当地的土地风俗，考察他们的技能才干，了解他们所喜欢和厌恶的事情。使用他们的力量而不违背其本性，整齐其风俗而不改变其适宜之处；引导他们发挥长处而不责求他们不能做到的事，禁止他们的错误而不让他们处在不愿意处的环境中。又按照类别编成队伍，安定他们的家庭，然后才能使他们乐于居住在那里，坚定志向，振奋气势，结成恩情。用恩惠安抚他们，他们就会感动而不骄纵；用威严面对他们，他们就会肃敬而不怨恨。不用督促考核而人人自愿效力，放宽禁令防备而众人自然不会离散。所以出战时兵力充足，平居时粮食充足，守卫时坚固，作战时强盛。这种办法没有别的，不过是顺应人情罢了！如今却把征发来的士卒分散开来，轮流戍守边疆，轮换往来，作为守备。这就是不衡量他们的性情习惯，不辨别当地的土地风俗，强求他们做不能做的事，强迫他们做不愿做的事。只求扩大人数而不考察实际作用，只想集中使用他们的力量而不体察他们的情感，这样做可以成为羽卫仪仗的形式，却对实际防御没有益处。为什么呢？偏远边地，千里萧条；寒风能裂肌肤，惊沙使人双目凄惨；与豺狼为邻，以战斗为游戏；白天扛着武器耕作，夜里倚着烽火台窥察；每天都有被抢掠杀害的忧虑，永远没有休息欢乐的闲暇。土地恶劣而人又勤苦，在这里最为严重！如果不是生长在那片土地，习惯了那里的风俗，幼年就亲眼见到，长大后又安于其中，不曾见过更快乐的土地而迁居过去，那么很少有人能安居在那里并熟悉敌情。关东地区各种物产丰盛，参军的人尤其受到优厚供养。他们习惯于温饱，习惯于安乐，和边地相比，简直如同天地之别。听说极远边塞荒僻角落的苦处，就会面露辛酸；听到强大蕃部和勇猛敌人的名声，就会惊惧失色、丧失气势。却让他们离开亲族，舍弃园宅，甘愿承受使人辛酸的生活，抵抗使人恐惧的敌人，还希望他们能够效力，岂不是太疏忽了吗！何况又有休息轮换的期限，没有统帅的驾驭，供给待遇像对待骄子一样优厚，姑息迁就又像对待受雇之人一样。他们进军时没有以成功来要求，退兵时也不按严厉的法令处置。来时全都带着将要获利的神色，驻留时没有一个人有坚定之心，屈指计算归期，张着嘴等候喂养。那些侥幸偷安的人还嫌返回期限遥远迟缓，却常常想到戎狄丑类遍地充斥；王师一旦受挫受伤，他们将要乘乱离散之机，沿道路向东溃逃。既然心志如此，得到他们又有什么用呢？平常就耗尽财物储备来供养这些浮冗之众，遇到危难就抛弃城镇，动摇远近人心，这种弊病难道只是没有益处吗！本来还将造成祸害。又有触犯刑禁、被贬谪迁徙到军城的人，意图增加户口、充实边疆，同时让他们扩大功效以赎罪。这些人既然是没有良善品行的一类，又加上怀念故土，盼望发生动乱、幸灾乐祸，其情形比戍卒还严重。这样做恰好足以给防卫增添麻烦，实在不能指望他们建立功劳；即使前代有时实行，也绝不是值得遵循的良策。又有手执旌旗的统帅，自己不亲临边地，只分派偏师，让他们守卫疆场。大体上，军中强壮精锐的士兵，元帅通常都选来随从自己，把疲弱之兵交给各镇。
节将既居内地，精兵祗备纪纲，遂令守要御冲，常在寡弱之辈。寇戎每至，乃势不支，入垒者才足闭关，在野者悉遭劫执，恣其芟蹂，尽其搜驱。比及都府闻知，虏已克获旋返。且安边之本，所切在兵，理兵若斯，可谓措置乖方矣！夫赏以存劝，罚以示惩，劝以懋有庸，惩以威不恪。故赏罚之于驭众也，犹绳墨之于曲直，权衡之揣重轻，輗軏之所以行车，衔勒之所以服马也。驭众而不用赏罚，则善恶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当功过，则奸妄宠荣而忠实摈抑。夫如是，若聪明可衒，律度无章，则用与不用，其弊一也。自顷权移于下，柄失于朝，将之号令，既鲜克行之于军，国之典章，又不能施之于将，务相遵养，苟度岁时。欲赏一有功，翻虑无功者反侧；欲罚一有罪，复虑同恶者忧虞。罪以隐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赏，姑息之道，乃至于斯。故使忘身效节者，获诮于等夷；率众先登者，取怨于士卒；偾军蹙国者，不怀于愧畏；缓救失期者，自以为智能。褒贬既阙而不行，称毁复纷然相乱，人虽欲善，谁为言之？况又公忠者，直己而不求于人，反罹困厄；败挠者，行私而苟媚于众，例获优崇。此义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体也。又有遇敌而所守不固，陈谋而其效靡成；将帅则以资粮不足为词，有司复以供给无阙为解。既相执证，理合辨明，朝廷每为含糊，未尝穷究曲直。措理者吞声而靡诉，诬善者罔上而不惭。驭众若斯，可谓课责亏度矣！课责亏度，措置乖方，将不得竭其材，卒不得尽其力，屯集虽众，战阵莫前。虏每越境横行，若涉无人之地；递相推倚，无敢谁何，虚张贼势上闻，则曰兵少不敌。朝廷莫之省察，惟务征发益师，无裨备御之功，重增供亿之弊。闾井日耗，征求日繁，以编户倾家破产之资，兼有司榷盐税酒之利，总其所入，半以事边，制用若斯，可谓财匮于兵众矣！今四夷之最强盛为中国甚患者，莫大于吐蕃，举国胜兵之徒，才当中国十数大郡而已。其于内虞外备，亦与中国不殊，所能寇边，数则盖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坚完，识迷韬钤，艺乏趫敏。动则中国畏其众而不敢抗，静则中国惮其强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国之节制多门，蕃丑之统帅专一故也。夫统帅专则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则号令不贰，号令不贰则进退可齐，进退可齐则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则机会靡愆，机会靡愆则气势自壮！斯乃以少为众，以弱为强，变化翕辟，在于反掌之内。是犹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则何敌之有！夫节制多门则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则号令不行，号令不行则进退难必，进退难必则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则机会不及，机会不及则气势自衰！斯乃勇废为尪，众散为弱，逗挠离析，兆乎战阵之前。是犹一国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齐肃，其可得乎？开元、天宝之间，控御西北两蕃，唯朔方、河西、陇右三节度而已，犹虑权分势散，或使兼而领之。中兴已来，未遑外讨，侨隶四镇于安定，权附陇右于扶风，所当西北两蕃，亦朔方、泾原、陇右、河东节度而已，关东戍卒，至则属焉。虽委任未尽得人，而措置尚存典制。自顷逆泚诱泾、陇之众叛，怀光污朔方之军，割裂诛锄，所余无几。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拥节者，凡三使焉。其余镇军，数且四十，皆承特诏委寄，各降中贵监临，人得抗衡，莫相禀属。每俟边书告急，方令计会用兵，既无军法下临，唯以客礼相待。是乃从容拯溺，揖让救焚，冀无阽危，固亦难矣！夫兵，以气势为用者也，气聚则盛，散则消；势合则威，析则弱。今之边备，势弱气消，建军若斯，可谓力分于将多矣。理戎之要，最在均齐，故军法无贵贱之差，军实无多少之异，是将所以同其志而尽其力也。如或诱其志意，勉其艺能，则当阅其材，程其勇，校其劳逸，度其安危，明申练覆优劣之科，以为衣食等级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虽有薄厚之殊，而无觖望之衅。盖所谓日省月试，饩禀均事，如权量之无情于物，万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其平也。今者穷边之地，长镇之兵，皆百战伤夷之余，终年勤苦之剧，角其所能则练习，度其所处则孤危，考其服役则劳，察其临敌则勇。然衣粮所给，唯止当身，例为妻子所分，常有冻馁之色。而关东戍卒，岁月践更，不安危城，不习戎备，怯于应敌，懈于服劳。然衣粮所颁，厚逾数等，继以茶药之馈，益以蔬酱之资。丰约相形，悬绝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边军，将校诡为媚词，因请遥隶神策，不离旧所，唯改虚名，其于禀赐之饶，遂有三倍之益。
译节度将领既然居住在内地，精锐士兵只用来维护纪律，于是守要害、御敌冲击的任务，常常落在少数弱兵身上。寇戎每次来犯，他们便势力不支；进入营垒的士兵尚且只够关闭关门，在野外的士兵则全都遭到抢劫和拘捕，任由敌人砍伐蹂躏、搜掠驱赶。等到都府听到消息，敌人已经抢获财物返回了。况且安定边疆的根本，最要紧的就在兵力；像这样治理军队，可以说是安排处置完全违背常理了！赏赐用来保存劝勉，刑罚用来表示惩戒；劝勉是为了勉励人建立功劳，惩戒是为了威慑不谨慎尽职的人。所以赏罚对于驾驭众人，就像绳墨之于辨别曲直，权衡之于衡量轻重，辕轭之于使车辆行进，马衔和缰绳之于驾驭马匹。驾驭众人却不用赏罚，就会使善恶混淆，才干高低无法区分；使用赏罚却不根据功过，就会使奸诈虚妄的人得到宠幸荣耀，而忠诚实在的人受到排斥压抑。这样一来，即使聪明可以炫耀，法度却没有条理，那么用不用赏罚，弊病是一样的。近来权力转移到下级，权柄丧失于朝廷，将领的号令已经很少能在军中执行，国家的典章制度又不能施加于将领，大家只求彼此姑息保养，勉强混过岁月。想赏赐一个有功的人，反而担心没有功劳的人心怀不安；想惩罚一个有罪的人，又担心同恶的人忧惧。罪行因为隐忍而不彰明，功劳因为有所疑虑而不赏赐，姑息之道竟到了这种地步。因此使那些舍身效忠、建立节操的人，反而受到同辈讥诮；率领众人首先登城的人，反而招致士卒怨恨；使军队败乱、国家窘迫的人，没有感到惭愧畏惧；延缓救援、错过期限的人，反而自以为有才智。褒奖和贬斥既然缺失而不施行，称赞和诋毁又纷纷混杂，人即使想行善，又有谁来说明呢？何况公开忠诚的人，只求端正自己而不向他人索取，反而遭受困厄；那些使军队失败受挫的人，却徇私行事、苟且逢迎众人，照例得到优厚尊崇。这正是义士痛心、勇士离心的原因。又有遇到敌人时守备不牢固，提出谋略却没有成效；将帅就以军需粮饷不足为托词，有司又以供应没有缺少来辩解。双方既然各自拿出证据，按理应当辨明是非，朝廷却每每含糊处理，从未彻底查究曲直。负责处置的人忍气吞声而无处申诉，诬陷善人的人欺骗君上而不感惭愧。这样驾驭众人，可以说是考核责罚失去了尺度！考核责罚失去尺度，安排处置违背常理，将领不能竭尽才干，士卒不能尽展力量，屯集的军队虽然很多，临阵作战却没有人敢于前进。敌虏每每越过边境横行，好像进入无人之境；彼此推诿依赖，没有人敢追究。把敌人的势力夸大后上报朝廷，就说兵少不能抵敌。朝廷不加省察，只一味征发士卒、增加军队，不但无助于防御的功效，反而大大增加供给运输的弊病。乡里日益耗损，征求日益繁多，把编户百姓倾家荡产所得的财物，又加上有司专卖盐、征收酒税的利益，合计全部收入，有一半用来经营边防；像这样控制财用，可以说是财力因兵众过多而匮乏了！如今四夷中最强盛、给中原造成最大祸患的，没有比吐蕃更严重的了；吐蕃全国能够作战的人，也不过相当于中原十几个大郡罢了。他们对于内部忧患和外部防备，也与中国没有不同，能够侵扰边境的次数，大概也很少。况且他们的兵器并不锋利，铠甲也不坚固完备，不懂得韬略兵法，技能也缺乏轻捷敏锐之处。吐蕃一行动，中国就害怕他们人多而不敢抵抗；吐蕃安静时，中国又畏惧他们强盛而不敢进攻，这是什么道理呢？实在是因为中国的节制有许多门户，而蕃人的统帅专一。统帅专一，人的心志就不分散；人心不分散，号令就不会有两样；号令不二，进退就能整齐；进退整齐，行动快慢就能如意；行动快慢如意，机会就不会错失；机会不失，气势自然壮大！这就是以少数当作多数、以弱小变为强大，变化收放都在反掌之间。这好比手臂指挥手指，内心控制形体；如果所任用的人得当，又有什么敌人可怕呢！节制门户过多，人的心志就不一致；人心不一，号令就不能执行；号令不行，进退就难以确定；进退难定，行动快慢就失当；快慢失宜，机会就来不及把握；机会不及，气势自然衰弱！这就会使勇士变成衰弱之人，众多变成弱小，迟疑退缩、离心分裂，在战阵之前就已经显露征兆。这就像一个国家有三个公卿、十只羊有九个牧人，想要使他们整齐肃敬，怎么可能做到呢？开元、天宝年间，控制驾驭西北两蕃，只有朔方、河西、陇右三个节度使罢了，还担心权力分散、势力离析，有时让一人兼领数镇。中兴以来，无暇对外征讨，把四镇暂隶于安定，把陇右的权力附属于扶风；面对西北两蕃，也不过是朔方、泾原、陇右、河东四个节度使，关东戍卒到达后便归其统属。虽然委任的人还不完全得当，但安排还保有制度。近来朱泚诱使泾州、陇州的军队反叛，怀光玷污朔方军队，割裂诛杀铲除之后，所剩无几。又把朔方的土地分割开来，建立牙帐、执掌旌节的使者一共有三人。其余镇军数量将近四十，都接受特别诏令而各自受任，又各自派遣宦官监临；彼此可以抗衡，没有相互隶属的关系。每次等到边地文书告急，才命令他们计议会合、共同用兵；既没有军法向下贯彻，只能以宾客之礼相互对待。这就像从容不迫地去救落水者，彼此作揖谦让去救火，希望不至于陷入危险，本来就很难做到！军队，是凭气势发挥作用的；气聚就强盛，气散就消亡；势力合一就有威力，分裂就变弱。如今的边防，势力衰弱、士气消散；这样建立军队，可以说是力量分散在过多将领手中了。治理军队的要领，最重要的是均等整齐。因此军法不因贵贱而有差别，军需物资也不因多少而有不同，这是将领用来统一士卒志向、竭尽他们力量的办法。如果要诱导他们的志向、勉励他们的技能，就应当考察他们的才干，衡量他们的勇力，比较他们的劳苦与安逸，估量他们的安危，明确公布训练考核优劣的等级，作为衣粮待遇的等级制度。使有能力的人努力赶上，使没有能力的人安心；待遇虽有厚薄不同，却不留下怨望的祸端。这就是所谓每天考察、每月试验，按功劳均等供给，如同权衡度量对万物不偏不倚，使万人无不安于自己的名分并服从公平。如今偏远边地长期镇守的士兵，都是历经百战、身负创伤的人，终年劳苦极其艰剧；考察他们的技能，都是训练有素；衡量他们所处的环境，都是孤立危险；考察他们服役的情况，都是劳苦；观察他们面对敌人时的表现，都是勇敢。然而发给的衣服粮食，只够本人使用，通常还要被妻子儿女分去，常常面带受冻挨饿的神色。关东戍卒则按年月轮换，不守危险的城池，也不熟悉军事防备，面对敌人胆怯，服劳役时懈怠。然而发给他们的衣粮，厚重超过好几个等级，又接着馈赠茶叶药物，增加蔬菜酱料的供给。丰厚与俭薄相比较，相差实在太悬殊了。又有些人本来不是禁军，而是边军，将校却用欺诈的媚上言辞，借机请求远程隶属于神策军，既不离开原来的地方，只改一个虚名，他们所得的俸禄赏赐丰厚程度，竟增加到三倍。
此俦类所以忿恨，忠良所以忧嗟，疲人所以流亡，经费所以褊匮。夫事业未异，而给养有殊，人情之所不能甘也，况乎矫佞行而禀赐厚，绩艺劣而衣食优，苟未忘怀，能无愠怒！不为戎首，则已可嘉，而欲使其协力同心，以攘寇难，虽有韩、白、孙、吴之将，臣知其必不能焉。养士若斯，可谓怨生于不均矣！凡欲选任将帅，必先考察行能，然后指以所授之方，语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陈规模。须某色甲兵，藉某人参佐，要若干士马，用若干资粮，某处置军，某时成绩，始终要领，悉俾经纶，于是观其计谋，校其声实。若谓材无足取，言不可行，则当退之于初，不宜贻虑于其后也。若谓志气足任，方略可施，则当要之于终，不宜掣肘于其间也。夫如是，则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劳神于选才，端拱于委任。既委其事，既足其求，然后可以核其否臧，行其赏罚。受赏者不以为滥，当罚者无得而辞，付授之柄既专，苟且之心自息。是以古之遣将帅者，君亲推毂而命之曰：“自阃以外，将军裁之。”又赐鈇钺，示令专断。故军容不入国，国容不入军，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诚谓机宜不可以远决，号令不可以两从，未有委任不专，而望其克敌成功者也。自顷边军去就，裁断多出宸衷，选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轻其任以弱其心，虽有所惩，亦有所失。遂令分阃责成之义废，死绥任咎之志衰，一则听命，二亦听命，爽于军情亦听命，乖于事宜亦听命。若所置将帅，必取于承顺无违，则如斯可矣；若有意平凶靖难，则不可。夫两境相接，两军相持，事机之来，间不容息，蓄谋而俟，犹恐失之，临时始谋，固已疏矣。况乎千里之远，九重之深，陈述之难明，听览之不一，欲其事无遗策，虽圣者亦有所不能焉。设使谋虑能周，其如权变无及！戎虏驰突，迅如风飚，驿书上闻，旬月方报。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敌，分镇者以无诏不肯出师，逗留之间，寇已奔逼，托于救援未至，各且闭垒自全。牧马屯牛，鞠为椎剽；穑夫樵妇，罄作俘囚。虽诏诸镇发兵，唯以虚声应援，互相瞻顾，莫敢遮邀，贼既纵掠退归，此乃陈功告捷。其败丧则减百而为一，其捃获则张百而成千。将帅既幸于总制在朝，不忧于罪累；陛下又以为大权由己，不究事情。用师若斯，可谓机失于遥制矣！理兵而措置乖方，驭将而赏罚亏度，制用而财匮，建兵而力分，养士而怨生，用师而机失，此六者，疆场之蟊贼，军旅之膏肓也。蟊贼不除，而但滋之以粪溉，膏肓不疗，而唯啖之以滑甘，适足以养其害，速其灾，欲求稼穑丰登，肤革充美，固不可得也。臣愚谓宜罢诸道将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旧数而三分之：其一分委本道节度使募少壮愿住边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则本道但供衣粮，委关内、河东诸军州募蕃、汉子弟愿傅边军者以给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粮，加给应募之人，以资新徙之业。又令度支散于诸道和市耕牛，兼雇召工人，就诸军城缮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给耕牛一头，又给田农水火之器，皆令充备。初到之岁，与家口二人粮，并赐种子，劝之播植，待经一稔，俾自给家。若有余粮，官为收籴，各酬倍价，务奖营田。既息践更征发之烦，且无幸灾苟免之弊。寇至则人自为战，时至则家自力农。是乃兵不得不强，食不得不足，与夫倏来忽往，岂可同等而论哉！臣又谓宜择文武能臣一人为陇右元帅，应泾、陇、凤翔、长武城、山南西道等节度管内兵马，悉以属焉；又择一人为朔方元帅，应鄜坊、邠宁、灵夏等节度管内兵马，悉以属焉；又择一人为河东元帅，河东、振武等节度管内兵马，悉以属焉。三帅各选临边要会之州以为理所，见置节度，有非要者，随所便近而并之。唯元帅得置统军，余并停罢。其三帅部内太原、凤翔等府及诸郡户口稍多者，慎拣良吏以为尹守，外奉师律，内课农桑，俾为军粮，以壮戎府。理兵之宜既得，选帅之授既明，然后减奸滥虚浮之费以丰财，定衣粮等级之制以和众，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悬赏罚之典以考其成。而又慎守中国之所长，谨行当今之所易，则八利可致，六失可除。如是而戎狄不威怀，疆场不宁谧者，未之有也。诸侯轨道，庶类服从。如是而教令不行，天下不理者，亦未之有也。以陛下之英鉴，民心之思安，四方之小休，两寇之方静，加以频年丰稔，所在积粮，此皆天赞国家，可以立制垂统之时也。时不久居，事不常兼，已过而追，虽悔无及。明主者，不以言为罪，不以人废言，罄陈狂愚，惟所省择。德宗极深嘉纳，优诏褒奖之。
译这是同类之人愤恨、忠良之士忧叹、疲敝百姓流亡、经费因此困乏的原因。事情和职责并没有不同，供给待遇却有差别，这是人情所不能甘心接受的；何况奸佞矫饰之行能够施展，供给赏赐却很优厚，功绩技能低劣，衣食待遇却很优厚，只要还没有忘记这些事情，怎么能不愤怒呢！他们没有成为戎狄的首领，就已经值得称赞了；还想让他们协力同心，抵御寇难，即使有韩信、白起、孙武、吴起那样的将领，我也知道他们一定做不到。像这样养士，可以说是怨恨因分配不均而产生了！凡是要选拔任用将帅，必须先考察其品行和才能，然后指示他所授予的方略，告诉他所委任的事情，让他自己估量能否胜任，自己陈述谋划规模。需要什么种类的铠甲兵器，借助什么人担任参佐，需要多少士卒战马，使用多少资财粮饷，在什么地方部署军队，什么时候取得成绩，以及始终的要领，都让他全部谋划安排；这样来观察他的谋略，比较他的声望和实际。若认为他的才能没有可取之处、言论不可实行，就应当在任用之初退却他，不应留到事后再忧虑。若认为他的志气足以任用、方略可以施行，就应当从始至终充分授权，不应在中途牵制他。这样一来，有疑虑的人不被任用，被任用的人也不会受到怀疑；选拔人才时劳心费神，委任以后便安然端坐。既然把事情交给他，也满足他的要求，然后才可以核查他的成败，施行赏罚。受赏的人不会认为赏赐过滥，应受罚的人也无法推辞；授予权柄既然专一，苟且敷衍之心自然消失。因此古代派遣将帅时，君主亲自推车送行并命令说：“出了国都城门以外，将军自行裁决。”又赐给斧钺，表示让他专断。所以军中的仪容不带入朝廷，朝廷的仪制不带入军中；将领在军队中，君主的命令有的可以不接受。确实因为军情和时机不能由远方决定，号令不能听从两方面；从来没有委任不专一，却希望他战胜敌人建立功业的。近来边军的进退取舍、裁决断定，大多出自皇帝亲自裁决；选拔安置将领，先求容易控制，多设置部队来分散他们的力量，减轻其职权来削弱他们的心志；这样做虽然有所惩戒，也有所失误。于是，分授边疆之权、责成将领立功的道理废弃了，将领临危赴死、承担罪责的志气衰退了：一切都听命，第二件事也听命；即使违背军情也听命，即使不合事宜也听命。如果所安置的将帅，只需选取顺从而不违抗的人，这样做也就可以了；如果有意平定凶乱、安定危难，那就不行。两国边境相接、两军相持时，事机一到，间不容息；预先蓄谋等待，还担心错失，临到事变才开始谋划，本来就已经疏漏了。何况相隔千里之远，处在九重深宫之中，陈述情况难以明白，听取阅览又不一致，想让事情没有遗漏的谋略，即使圣人也有做不到的地方。即使谋虑能够周全，又怎么赶得上权宜变化呢！戎虏奔驰突袭，迅疾如狂风；驿站文书上报朝廷，过十天一个月才得到答复。守土之人因为兵少不敢抵抗敌人，分镇将领因为没有诏令不肯出兵；在迟疑停留之间，敌寇已经奔袭逼近，他们借口救援尚未到达，各自闭营自保。牧马屯牛，全都被敌人抢掠；种田的农夫、砍柴的妇女，全都成为俘虏。即使诏令各镇发兵，也只是用空洞声势表示援助，彼此观望，没有人敢拦截迎击；贼兵纵情抢掠后退回，这反而被说成陈述功劳、报告胜利。他们战败损失时把一百减说成一个，缴获财物时却把一百夸大说成一千。将帅既庆幸总制之权掌握在朝廷，不担心罪责牵连；陛下又以为大权由自己掌握，不追究实际情况。像这样用兵，可以说是战机因遥远控制而丧失了！治理军队而安排处置违背常理，驾驭将领而赏罚失去尺度，控制财用而财力匮乏，建立军队而力量分散，供养士卒而怨恨产生，用兵作战而战机丧失，这六件事就是边疆战场的蛀虫、军队的致命病患。蛀虫不除，却只用粪肥浇灌它；致命病患不医，却只给它吃滑腻甘美的食物，正好会滋养祸害、加速灾难。想求得庄稼丰收、肌肤皮革充实美好，本来是不可能的。臣愚见，应该废除各道将士轮番替换、秋季防守的制度，按照原有数目分成三部分：其中一部分，交给本道节度使招募愿意留在边城的青壮年，迁徙到那里；另一部分，本道只供应衣粮，交给关内、河东各军州招募蕃、汉子弟中愿意编入边军的人，并供给他们；再有一部分，也命令本道只出衣粮，增给应募之人，用来资助新迁之人的产业。又命令度支在各道分散购买耕牛，兼且雇用征召工匠，就近在各军城修缮制造器具。招募来的人到达后，每家给耕牛一头，又给田农水火之器，都使其齐备。刚到的那一年，给他们本人和家属两人的粮食，并赏赐种子，劝他们播种耕作；等经过一年收成，使他们能够自行供养全家。如果有多余粮食，官府替他们收购，并各以两倍价格酬付，务必奖励营田。这样既消除了轮换戍守和征发的烦扰，又没有幸灾乐祸、苟且逃避的弊端。敌寇到来时，人们自然各自作战；时令到来时，各家自然努力务农。这就会使兵力不得不强，粮食不得不充足，和那些忽来忽去的做法，怎么能同日而语呢！臣又认为，应该选择一名文武兼备的能臣担任陇右元帅，泾、陇、凤翔、长武城、山南西道等节度使管辖以内的兵马，全都归他统属；又选择一人担任朔方元帅，鄜坊、邠宁、灵夏等节度使管辖以内的兵马，全都归他统属；又选择一人担任河东元帅，河东、振武等节度使管辖以内的兵马，全都归他统属。三位元帅各自选择临近边境、地处要会的州作为治所；现有节度使中有不重要的，就按照便利和邻近的原则合并。只有元帅可以设置统军，其余官职一概停止。三位元帅辖区内的太原、凤翔等府，以及各郡中户口较多的地方，谨慎挑选贤能官吏担任尹、守；对外遵奉军法，对内督课农桑，使其供应军粮，以壮大军府。治理军队的方法已经确定，选任元帅的授予也已经明确，然后削减奸邪、滥设和虚浮的费用来充裕财力，确定衣粮等级制度来调和众人，弘扬充分委任的原则来发挥将领作用，公布赏罚法典来考核成效。又谨慎守住中国的长处，认真实行当今容易做到的事情，那么八种利益就可以获得，六种弊失就可以消除。这样做而戎狄还不能受到威慑和怀柔，边疆还不能安宁的，从来没有这种情况。诸侯遵循正道，各类人众服从。这样做而教令仍不能施行、天下仍不能治理的，也从来没有这种情况。凭借陛下英明的鉴察，百姓安定的愿望，四方暂时的安宁，两寇正处于平静状态，又加上连年丰收，各地粮食积蓄充足，这些都是上天在帮助国家，是可以建立制度、传给后世的时候。这样的时机不会长久停留，事情也不会总能同时具备；错过以后再追悔，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明智的君主，不会因言论而治罪，也不会因说话的人而废弃其言；臣把狂妄愚昧的意见全部陈述出来，只请陛下加以审察选择。德宗极其深切地赞许并采纳了这些意见，下达优厚的诏书褒奖他。
贽在中书，政不便于时者，多所条奏。德宗虽不能皆可，而心颇重之。初，窦参既贬郴州，节度使刘士宁饷参绢数千匹。湖南观察使李巽与参有隙，具事奏闻，德宗不悦。会右庶子姜公辅于上前闻奏，称“窦参尝语臣云：陛下怒臣未已”，德宗怒，再贬参，竟杀之。时议云公辅奏窦参语得之于贽，云参之死，贽有力焉。又素恶于公异、于邵，既辅政而逐之，谈者亦以为厄。户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龄，奸宄用事，天下嫉之如仇。以得幸于天子，无敢言者。贽独以身当之，屡于延英面陈其不可，累上疏极言其弊。延龄日加谮毁。十年十二月，除太子宾客，罢知政事。贽性畏慎，及策免私居，朝谒之外，不通宾客，无所过从。十一年春，旱，边军刍粟不给，具事论诉；延龄言贽与张滂、李充等摇动军情，语在《延龄传》。德宗怒，将诛贽等四人，会谏议大夫阳城等极言论奏，乃贬贽为忠州别驾。贽初入翰林，特承德宗异顾，歌诗戏狎，朝夕陪游。及出居艰阻之中，虽有宰臣，而谋猷参决，多出于贽，故当时目为“内相”。从幸山南，道途艰险，扈从不及，与帝相失，一夕不至，上喻军士曰：“得贽者赏千金。”翌日贽谒见，上喜形颜色，其宠待如此。既与二吴不协，渐加浸润，恩礼稍薄；及通玄败，上知诬枉，遂复见用。贽以受人主殊遇，不敢爱身，事有不可，极言无隐。朋友规之，以为太峻，贽曰：“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吾所学，不恤其他。”精于吏事，斟酌决断，不失锱铢。尝以“词诏所出，中书舍人之职，军兴之际，促迫应务，权令学士代之；朝野乂宁，合归职分，其命将相制诏，却付中书行谴。”又言“学士私臣，玄宗初令待诏，止于唱和文章而已”。物议是之。德宗以贽指斥通微、通玄，故不可其奏。贽在忠州十年，常闭关静处，人不识其面，复避谤，不著书。家居瘴乡，人多疠疫，乃抄撮方书，为《陆氏集验方》五十卷，行于代。初，贽秉政，贬驾部员外郎李吉甫为明州长史，量移忠州刺史。贽在忠州，与吉甫相遇，昆弟、门人咸为贽忧，而吉甫忻然厚礼，都不衔前事，以宰相礼事之，犹恐其未信不安，日与贽相狎，若平生交契者。贽初犹惭惧，后乃深交。时论以吉甫为长者。后有薛延者，代吉甫为刺史，延朝辞日，德宗令宣旨慰安。而韦皋累上表请以贽代己。顺宗即位，与阳城、郑余庆同诏征还。诏未至而贽卒，时年五十二，赠兵部尚书，谥曰宣。子简礼，登进士第，累辟使府。史臣曰：近代论陆宣公，比汉之贾谊，而高迈之行，刚正之节，经国成务之要，激切仗义之心，初蒙天子重知，末涂沦踬，皆相类也。而谊止中大夫，贽及台铉，不为不遇矣。昔公孙鞅挟三策说秦王，淳于髡以隐语见齐君，从古以还，正言不易。昔周昭戒急论议，正为此也。贽居珥笔之列，调饪之地，欲以片心除众弊，独手遏群邪，君上不亮其诚，群小共攻其短，欲无放逐，其可得乎！《诗》称“其维哲人，告之话言”，又有“诲尔”、“听我”之恨，此皆贤人君子，叹言不见用也。故尧咨禹拜，千载一时，携手提耳，岂容易哉！赞曰：良臣悟主，我有嘉猷。多僻之君，为善不周。忠言救失，启沃曰雠。勿贻天问，苍昊悠悠。
译陆贽在中书省任职时，凡是对当时政事不利的事情，大多上奏分条陈述。唐德宗虽然不能全部采纳，但内心很看重他。起初，窦参被贬为郴州任职后，节度使刘士宁送给窦参数千匹绢。湖南观察使李巽与窦参有嫌隙，便把这件事详细上奏，唐德宗对此很不高兴。适逢右庶子姜公辅在皇帝面前上奏，说：“窦参曾经对臣说：‘陛下对我的愤怒还没有停止。’”唐德宗大怒，再次贬谪窦参，最终将他杀死。当时舆论说，姜公辅所奏窦参的话是从陆贽那里听来的；说窦参之死，陆贽也起了很大作用。陆贽平素又厌恶于公异、于邵，等到他参与执掌政务后，便把他们逐出，议论此事的人也认为这是陆贽招致祸患的原因。户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龄，奸邪之徒掌握权势，天下人像痛恨仇敌一样嫉恨他。因为他得到天子的宠幸，没有人敢说话。唯独陆贽以自身承担此事，多次在延英殿当面陈说裴延龄不可任用，屡次上疏极力说明他的弊害。裴延龄每天加紧诬陷毁谤。贞元十年十二月，陆贽被任命为太子宾客，罢免知政事之职。陆贽性情畏惧谨慎，等到被免职在家，除朝见之外，不接待宾客，也不与人往来，没有什么交游。贞元十一年春天，发生旱灾，边军的草料粮食供应不足，陆贽把事情全部上奏申诉；裴延龄说陆贽与张滂、李充等人动摇军心，详情载在《延龄传》中。德宗震怒，将要杀死陆贽等四人，适逢谏议大夫阳城等人极力上奏论救，于是只把陆贽贬为忠州别驾。陆贽刚入翰林时，特别受到德宗的赏识，吟诗嬉戏亲狎，早晚陪伴皇帝游乐。等到德宗出居艰难困苦之中，虽然有宰臣，但谋划决断大多出自陆贽，所以当时人称他为“内相”。随从皇帝巡幸山南时，道路艰险，随从人员没有跟上，陆贽与皇帝失散，一夜没有到达，皇帝告诉军士说：“得到陆贽的人赏赐千金。”第二天陆贽来朝见，皇帝面露喜色，他受到的宠爱如此。后来陆贽与二吴不和，谗言逐渐浸润，恩宠礼遇渐渐减薄；等到王叔文、王伾败露，皇帝知道那些诬陷是枉屈的，于是又任用陆贽。陆贽因为受到君主特别的知遇，不敢顾惜自身；事情有不可行的，就极力进言而毫不隐瞒。朋友规劝他，认为言辞太过严厉，陆贽说：“我上不辜负天子，下不辜负自己的学问，其他事情我不在意。”他精通官府事务，斟酌决断，丝毫不差。他曾经认为：“诏令的文辞由中书舍人掌管；军事兴起时，事情紧迫，为应付事务，权且命学士代行；天下朝野安定后，应该归还职分。任命将相的制诏，却应交还中书省办理并加以谴责。”他又说：“学士只是皇帝的私臣，玄宗起初命他们待诏，不过止于应和诗文而已。”舆论认为他说得对。德宗因为陆贽指斥王伾、王叔文，所以不同意他的奏议。陆贽在忠州十年，常常闭门静居，人们见不到他的面貌；为了再次避免毁谤，也不著书。他住在多瘴气的地方，那里常有疫病，于是抄录汇集医方，编成《陆氏集验方》五十卷，流传于世。当初陆贽执掌政务时，把驾部员外郎李吉甫贬为明州长史，后来酌情改任为忠州刺史。陆贽在忠州与李吉甫相遇，陆贽的兄弟、门人都替他担忧；李吉甫却欣然以厚礼相待，完全不记恨从前的事情，按照宰相的礼节侍奉他，还担心陆贽不相信而不安，每天都同陆贽亲近相处，像平生交好的朋友一样。陆贽起初还惭愧恐惧，后来便同他深交。当时舆论认为李吉甫是宽厚长者。后来有个叫薛延的人，接替李吉甫担任刺史；薛延入朝辞行那天，德宗命人宣读诏旨慰问安抚他。而韦皋多次上表请求让陆贽代替自己。顺宗即位后，与阳城、郑余庆一同下诏征召陆贽回朝。诏书尚未到达，陆贽便去世了，当时五十二岁，追赠兵部尚书，谥号“宣”。他的儿子陆简礼考中进士，屡次被使府征召。史臣说：近代评论陆宣公，把他比作汉代的贾谊；他高远卓异的操行、刚正的节操、治理国家成就事务的要旨、激切仗义的心志，以及起初受到天子重视知遇、晚年遭受困顿挫折，都很相似。但贾谊只做到中大夫，陆贽做到宰相高位，不能说没有受到知遇。从前公孙鞅怀揣三套策略游说秦王，淳于髡用隐语求见齐君；自古以来，正直的话都不容易被听取。从前周昭王告诫不要急于议论，正是针对这种情况。陆贽身居掌管起草诏令的行列、宰辅调和政务的职位，想凭一片忠心除去众多弊病，独自一人遏制群邪；君主不能明察他的诚意，小人们共同攻击他的短处，想不遭放逐，难道做得到吗！《诗经》说“那位哲人，告诉他善言”，又有“教导你”“听从我的话”的遗憾，这些都是贤人君子感叹言论没有被采用。正因如此，尧向禹咨询、禹恭敬拜受，千年才有一次这样的时机；能够携手相扶、提耳告诫，哪里是容易的事呢！赞说：贤良的臣子使君主觉悟，我怀有美善的谋略。偏执多错的君主，行善也不能周全。忠直的言论挽救过失，启发劝导本应如同仇敌般直言。不要留下上天的责问，苍天长久而无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