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四十二

译列传第四十二 魏元忠、韦安石；韦安石的儿子韦陟、韦斌；韦斌的儿子韦况；韦安石堂兄的儿子韦抗；韦安石堂祖兄的儿子韦巨源；赵彦昭附载于萧至忠传；宗楚客、纪处讷附载。魏元忠，是宋州宋城人。本名魏真宰，因为避讳则天皇太后的母亲名号而改名。起初，他是太学生，志气豪迈不凡，不把举荐任用放在心上，多年没有得到调任。当时有位左史、盩厔人江融，撰写《九州设险图》，详细记载古今用兵成败的事情，魏元忠前去学习他的方略。仪凤年间，吐蕃多次侵犯边塞，魏元忠前往洛阳上密封奏章，谈论任命将领、使用军队的优劣，说：臣听说治理天下的权柄有两方面，就是文治和武功。然而文武之道虽然分为两门，至于制胜和驾驭人的方法，归根到底是同一个道理。如今王者的谋略远播，皇帝的威势远方震服，建立礼乐来陶冶士人百姓，训练军队来威慑众生。然而谈论武事的人把弓马放在首位，却不考察权谋策略；谈论文治的人把文章辞章放在首位，却不追问治理国家的才略。彼此奔走竞争相互因袭，于是形成浮华的风俗。我曾读魏、晋史，常常鄙薄何晏、王衍整日谈论虚无。近来阅读齐、梁史，才士也并不少，但这对治理乱世究竟有什么益处呢？由此说来，陆士衡虽然撰写《辨亡论》，却不能挽救河桥之败；养由基虽然箭术能够穿透铠甲，却不能阻止鄢陵军队败逃，这一点完全可以看清了。从前赵岐撰写御敌之论，山涛陈述用兵的根本，都能坐在帷幄中运筹，暗合孙武、吴起的兵法。宣尼说：“有德的人一定有言论，仁人一定有勇气。”那么何平叔、王夷甫怎么能和他们相提并论呢！臣听说，人才产生于某个时代，而时代确实需要人才；什么时代不产生人才，什么人才又不产生于时代呢？所以物品有不被寻求的，却没有没有物品的年份；士人有不被任用的，却没有没有士人的时代。有志之士，无论处在富贵还是贫贱之中，都想着建立功名，希望把芳名流传在史册上。所以班超投笔而叹，祖逖击楫而发誓，这些都是有才而得以施展其用的人。况且知己难遇，英明贤哲很少相逢；士人怀抱美玉却陷于尘埃，怀有栋梁之才却困于沟壑，世俗之人只看见这些士人的贫贱，哪里知道他们的谋略呢？所以汉朝任用韩信时，全军都惊讶嘲笑；蜀汉任用魏延时，群臣都失望。可叹啊，富贵之人容易行善，贫贱之人难以建立功业，竟到了这种地步！也有人身处可以建立功业的职位，却不能施展自己的志向和谋略；自身被当时的君主所了解，最终却不能充分发挥他的才能，那么贫贱之士就更不足以谈论了！汉文帝时，魏尚、李广都亲自担任边疆将领，官位是郡守。文帝不了解魏尚的贤能而把他囚禁，不了解李广的才能而不能任用他。文帝常常感叹李广遗憾生不逢时，说假如让他处在汉高祖时代，万户侯哪里值得一提呢？以李广的才气，天下无双，匈奴畏惧他，称他为“飞将军”；当时胡人骑兵横行，他完全有施展才干的机会。文帝不能重用他，反而感叹他生不逢时。近处不了解魏尚、李广的贤能，却远远追想廉颇、李牧。所以冯唐说，即使有廉颇、李牧而不能任用，也就和没有他们差不多了。从这件事说来，疏远贬斥贾谊，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这就是身为当时君主所知，却最终不能充分发挥其才能。晋朝羊祜献计谋划平定吴国，贾充、荀勖阻挠他的策略，羊祜叹息说：“天下不如意的事情，常常十件中有七八件。”由于荀勖、贾充意见不同，最终没有大举进攻。这就是身处建立功业的时机，却不能施展自己的志略。至于身穿布衣、束着革带的人，怀有一项奇谋、抱着一个策略，向宫阙上书，希望早晨进言、晚上就被召见，怎么可能得到呢？臣请逐一访察内外文武官职五品以上的人，难道没有像羊祜那样有智谋、像李广那样有武艺，却在任用与不任用之间不能施展才略的人吗？伏愿陛下降下宽大的诏令，让他们各自陈述自己的志向。不要让汲黯因为正直的气节，老死在淮阳；也不要让董仲舒这样的奇才，官位屈居于诸侯国的相。又说：臣听说帝王的治国之道，务必要崇尚谋划经营；谋划经营的方术，必须依靠英杰奇才。现在说到国家的良将，可以举出这些人：李靖击破突厥，侯君集灭掉高昌，苏定方开拓西域，李勣平定辽东；他们虽然依靠国家的威灵，也确实是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力量取得的。古语说：“人没有固定不变的风俗，政治有治有乱，军队没有绝对的强弱，将领却有能干和无能之分。”由此看来，安定边境、建立功名，关键在于良将。所以赵充国征讨先零，冯子明讨伐南羌，都是谋略没有白用、时机没有虚发，这就是良将建立功业的明证。然而军队和战争，是王者的大事，关系到国家存亡。如果任用得当，便能摧毁凶恶、制伏暴乱；如果任非其人，便会败坏国家、残害百姓。北齐段孝玄说：“掌握大军，就像端着一盘水，倾覆只在俯仰之间；一旦发生差错，想要停止又怎么可能呢？”由此说来，周亚夫坚守营垒来挫败吴、楚，司马懿闭营固守来困住诸葛亮，都属于上策。这些都是不交战便使敌人退却，保全军队而取得胜利。由此可知，大将面对战争，根本在于智慧。汉高祖具有英雄气概和宽宏气度，尚且说“我宁愿与人斗智”；魏武帝的神武英明冠绝一世，仍然遵循孙武、吴起的兵法。即使有项籍那样的气势、袁绍那样的根基，却都抛弃智谋、任凭感情，最终仍然覆灭，何况才能还在他们之下的人呢？况且上等智慧和下等愚昧，明智与昏暗各有等级；谋算有多有少，众寡也有不同。所以魏国任用柏直抵抗汉军时，韩信轻视他，认为不过是小孩子；燕国任用慕容评抵抗前秦时，王猛说他只是奴才。这就是说柏直、慕容评都是智谋和勇气全都没有的人。至于中等才能的人，平素没有智谋，一旦处在元帅的职位上，意气昂扬，自以为只要迎击敌人，敌人没有不被摧毁的，哪里知道军队要有威武果敢的作风，还要敦习《诗》、讲说《礼》的道理呢？所以李信请求只凭二十万军队独自进攻鄢郢，后来果然使秦军蒙受耻辱；樊哙希望得到十万军队横行匈奴，当即被季布折服，都是这种情况。

译如今朝廷任用人才，大多选取将门子弟，也有因家人死于国事而受到提拔的人。这些人本来并不是因为有干略而被了解，即使竭尽力量、奉献忠诚，也难免失败，怎么能让他们承担边境以外的军事重任呢？后汉马贤讨伐西羌时，皇甫规预言他必败；宋文帝派王玄谟收复河南时，沈庆之早就知道他不能成功。谢玄以书生的身份，抵抗苻坚天下大军，郗超明确判断他必胜；桓温率领数万军队，跋涉万里袭击成都，刘真长预先知道他一定能够取胜。虽然时代有古今之别，人事却都可以推求；考察成败的大体，只须观察一个人的锐气、志向和见识谋略。明智的人能够分析区分，成败的形势自然清楚地显露出来。京房说过：“后人看今天，也如同今天的人看古代。”这样看来，古代贤人与今天的明哲，心志情状有什么不同呢？在面对时机和事务的时候，都是随时建立功业，难道还要到前代去寻求贤才，等未来才等待人才吗？即使只谈知与不知、任用与不任用，建立功业的人，应该说他取得了什么成效，而不必说他出身于哪里；应该说他有什么才能，而不必说他凭借什么条件。陈汤、吕蒙、马隆、孟观，都出身贫贱，却取得了很高的功勋，从未听说他们的家世世代代都是将帅。董仲舒说：“治理政事的作用，好比调理琴瑟；不协调得厉害，就必须解开琴弦重新调整，才可以弹奏。” 所以阴阳失调，就应当提拔士人担任宰相；蛮夷不恭顺，就应当从士卒中选拔将领，这就是重新调整琴弦的意思。天下四海如此广大，亿兆百姓之中，难道没有卓越奇异的人才吗？臣只担心没有认真思考这件事罢了，人才又有什么遥远难寻的呢？又说：臣听说，奖赏是礼制的基础，惩罚是刑法的根本。因此，礼制受到尊崇，谋士就会竭尽才能；奖赏优厚，义士就会轻视死亡；刑法公正，君子就会自我勉励；处罚严明，小人就会畏惧自己的过错。这样说来，赏罚是军队和国家的纲纪，也是政治教化的药石。纲纪得到执行，各项事务自然会得到治理；药石发挥作用，文臣武将就会听命。那吐蕃军队像蚂蚁结集、蜂群聚集，本来不是强敌；薛仁贵、郭待封受朝廷授予边疆统帅之权，奉命专门征讨，却不能激励勇士，乘机扫荡消灭敌人。军队失败以后，又不能转祸为福、因势立功，于是丢弃铠甲、损失军队，脱身逃走。幸好遇到宽缓的政令，罪责只止于削夺官职；国家的法网竟宽得可以吞下大船，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呢？天皇念及旧日恩情，希望收取他们后来建立的功效；如今朝廷缺少的，难道只有这一两个人吗？奖赏不能劝善，叫作阻止善行；惩罚不能惩恶，叫作纵容罪恶。薛仁贵自从在海东效力以来，功劳没有尺寸，却坐享金帛，贪取财货没有满足；如今又不诛杀他，纵容罪恶就更加严重。臣身份卑微，却冒昧干预并非自己职分的事情，难道是想离间天皇与臣下，使薛仁贵受到厚薄不同的待遇吗？只是因为刑罚和奖赏一旦亏损，百年也难以恢复；臣区区所怀，实在就在这里。古人说：“国家没有赏罚，即使尧、舜也不能施行教化。”如今惩罚不能施行，奖赏也难以使人相信，所以民间议论的人都说：“近来出征作战，徒然有赏赐的名目，却没有实际兑现。”实在是因为中等才能的人不懂得大体，害怕奖赏功勋会耗尽仓库，于是只顾眼前像锥刀一样的微利，把这当作有益国家；只追逐眼前的近利，忘记长久的远谋，这就是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况且百姓虽然地位卑微，却不能用欺骗来满足他们的愿望；他们仰望恩泽，必然会因某件事情而产生想法。既然有了所凭借的事情，就必须用实际行动回应，怎么能悬置不可信的命令，设置虚假的奖赏名目呢？近来军队出征却没有功绩，未必不是由于这个原因。文子说：“同样的话能够使人相信，是因为信用先于言语存在；同样的命令能够实行，是因为诚意存在于命令之外。”所以商君搬木头来表明信用，曹公割断头发来申明法令，难道这是礼制吗？只是都有其原因。自从苏定方平定辽东、李勣攻破平壤以来，奖赏始终没有实行，功勋仍然被搁置；几年之间纷纷扰扰，真假混杂，即使加以淘汰，也还没有澄清。臣认为这是官吏不奉行法令，从京师开始怠慢所造成的，虚假功勋的由来，是主管官员的过错。办法并不遥远，近在尚书省之中；如果不听说斩杀一个台郎、戮杀一个令史，使天下人都知道，天皇怎么能照察远处，却不照察近处呢？神州是教化的首要之地，万国共同尊奉；文昌是政事的根本，四方都以此为准则；礼法制度和风俗教化的推行，国家治乱的关键，都在这里。臣因此不断披露内心所见，冒着死罪竭尽言辞。况且明镜是用来照见形貌的，往事是用来认识今天的。臣的见识没有考察古事，请允许臣用近来的事情来说明。贞观年间，万年县尉司马玄景舞弄文法、卖弄智巧，以求非法侵吞财物；太宗查明他的奸诈，把他弃置在都市处死。征讨高丽时，总管张君乂攻击敌人却不前进，太宗在军旗下将他斩杀。臣认为制造虚假功勋的罪过，比司马玄景更重；薛仁贵等人战败，罪责比张君乂更大。假如当初及早诛杀薛仁贵、郭待封，那么其余将领哪里还敢在后来作战失利呢？韩非子说：“慈爱的父亲往往造就败家子，严厉的家庭不会有不受约束的奴仆。”这句话虽说的是小事，却可以用来比喻大事。公孙弘说：“君主的毛病在于不够宽广，臣下的毛病在于不能节俭。”臣担心天皇的毛病正在于不够宽广，过错在于像慈父一样宽纵，这也算是日月出现的一次蚀缺。如今的将领和官吏，大多贪婪暴虐，所追求的只有犬马，所贪求的只有财物，没有赵奢、吴起散发钱财、供养士人的风气；即使让他们领兵作战，也全是这类人。臣恐怕吐蕃的平定，不能在早晚之间期待了。皇帝非常赞叹并感到惊异，授予他秘书省正字之职，命他在中书省值直，并在宫廷内供奉。不久任命他为监察御史。文明年间，升任殿中侍御史。这一年，徐敬业占据扬州发动叛乱，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统率军队讨伐他，则天诏令魏元忠监督军事。李孝逸到达临淮时，偏将雷仁智被徐敬业的先锋击败；徐敬业又攻陷润州，回军抵抗李孝逸。李孝逸害怕他的锋芒，按兵不动，不敢前进。魏元忠对李孝逸说：“朝廷因为您是皇室的尊亲，所以把边疆军事之事委托给您；天下的安危，实在要靠您一举决断。况且天下太平已经很久，忽然听说有狂妄狡猾之徒作乱，人人无不专心倾耳，等待诛灭叛贼。如今大军停留不进，就会解除远近百姓的希望；万一朝廷另命其他将领代替您，您将用什么言辞来逃避迟疑退缩的罪责？希望您赶快进兵建立大功，否则灾祸就要到了。”李孝逸认为他说得对，于是部署整顿士卒，准备进兵讨伐。

译当时徐敬业屯驻在下阿溪，他的弟弟徐敬猷率领偏师逼近淮阴。魏元忠请求先攻击徐敬猷，诸将都说：“不如先攻徐敬业。徐敬业失败，徐敬猷不用交战也会被擒获；如果攻击徐敬猷，徐敬业率兵来救，就是腹背受敌。”魏元忠说：“不是这样。叛贼的精兵强将全在下阿，像蚂蚁一样聚集而来，优势在于一次决战；万一不能取胜，大事就完了。徐敬猷本来出身赌徒，不熟悉战斗，他的兵力少而弱，人心容易动摇；大军逼近他，形势必然能够取胜。打败徐敬猷以后，我军可以乘胜前进。他如果率兵救援淮阴，按照路程计算就来不及；又担心我军进攻江都，必然在中途拦截我军。那时他军队疲劳，我军以逸待劳，必然能够击破他。这好比追逐野兽，先擒弱者，难道可以舍弃必定擒获的弱兽，去迎击难以对付的强兵吗？恐怕不可以。”李孝逸听从了他的意见，于是率兵攻击徐敬猷，一战将其击破，徐敬猷逃脱而去。李孝逸于是进军，与徐敬业隔溪相对。前军总管苏孝祥被叛军击败，李孝逸又害怕了，想要率军退却。当初徐敬业到下阿时，有流星坠落在他的军营；到这时，又有群乌在军阵上飞翔喧噪。魏元忠说：“验证这些现象，正是叛军将要失败的征兆。风向顺利，荻草干燥，正有利于火攻。”他坚决请求决战，于是平定了徐敬业。魏元忠因功升任司刑正，逐渐升任洛阳令。不久，他陷入周兴的诏狱；被押到刑场将要处刑时，则天因为魏元忠有讨平徐敬业的功劳，特意免去死罪，改为流放贵州。当时奉诏的人将要到刑场，先命人传呼；监刑者立即释放魏元忠，叫他起身。魏元忠说：“还不知道诏令是真是假，怎么可以仓促行事？”他慢慢等到宣读诏令，然后才起身拜谢，观看的人都赞叹他临刑时神色不变。圣历元年，召回授任侍御史，升任御史中丞。又被来俊臣、侯思止陷害，再次流放到岭南。回来后，又授任御史中丞。魏元忠前后三次被流放，当时人多称他无罪。则天曾对他说：“您屡次遭受诽谤中伤，这是为什么呢？”他回答说：“臣就像一头鹿，罗织罪名的人就像猎人，只要需要臣的肉来做羹汤罢了。这些人杀臣是为了求得显达，臣又有什么罪呢？” 圣历二年，升任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检校并州长史。不久加授银青光禄大夫，升任左肃政台御史大夫，兼检校洛州长史。政务以清正严明著称。长安年间，相王任并州元帅，魏元忠任副职。当时奉宸令张易之曾经放纵家奴凌辱欺压百姓，魏元忠将其鞭打杀死，权贵豪强无不敬畏忌惮。当时突厥和吐蕃多次侵犯边塞，魏元忠都担任大总管抵御他们。魏元忠在军中，只是持重自守，最终没有取得战果，但也从未败退失利。中宗在东宫做太子时，魏元忠检校太子左庶子。当时张易之、张昌宗的权势恩宠日益盛大，满朝都依附他们。魏元忠曾上奏则天说：“臣承受先帝的眷顾，又受陛下的厚恩；如果不能遵循忠诚、献身守节，反而让小人得以处在君主身边，这是臣的罪过。”则天听后不高兴。张易之、张昌宗因此怀恨在心。趁则天身体不适，他们便诬陷魏元忠和司礼丞高戩暗中谋划说：“皇上已经老了，我们这些人应当挟持太子来号令天下。”则天被他们的话迷惑，于是把魏元忠交付诏狱，召来太子、相王和各位宰相，命张昌宗与魏元忠等在殿前当面对质，反复审问仍不能决定。张昌宗又拉拢凤阁舍人张说，让他作证指控魏元忠。张说起初假装答应，等到则天召见审问时，却明确说魏元忠确实没有说过这种话。则天于是明白魏元忠是被诬陷的，但因为张昌宗的缘故，特意贬为端州高要县尉。中宗即位当天，驿马传召魏元忠，授任卫尉卿、同中书门下三品。十天后，又升任兵部尚书，照旧掌管政事。不久进拜侍中，兼检校兵部尚书。则天去世时，中宗居谅暗期间，多不处理政事，军国大事有几天只委托给魏元忠一人。不久升任中书令，加授光禄大夫，累封齐国公，监修国史。神龙二年，魏元忠与武三思、祝钦明、徐彦伯、柳冲、韦承庆、崔融、岑羲、徐坚等撰写《则天皇后实录》二十卷，又编次文集一百二十卷上奏。中宗称赞写得好，赐给魏元忠绢帛一千段，并封他的儿子、原卫王府谘议参军魏升为任城县男。当时魏元忠特别受到宠信荣耀，掌握朝政。起初魏元忠在则天朝担任宰相，议论者认为他公正清廉；到这时再次掌管政事，天下人无不伸长脖子依附，希望他有所弘扬补益。魏元忠却亲近权贵豪强，压制抛弃寒门俊才，最终不能奖善罚恶，勉力修明时政，议论者因此轻视他。四年秋天，魏元忠代替唐璟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令，仍掌管兵部尚书事务，监修国史。不久魏元忠请求回乡祭扫祖墓，皇帝特赐锦袍一领、银一千两，又拨给四名骑兵充任他的随从，亲笔敕书说：“穿着锦绣衣服白天出游，就在今天；散发钱财、施行恩惠，也正应当在这个时候。”魏元忠到了乡里，最终把银子藏了起来，没有用来赈济施舍。回来后，皇帝又亲自到白马寺迎接慰劳他，受到的恩遇就是这样。当时，安乐公主曾私下请求废黜节愍太子，立自己为皇太女。中宗把这件事询问魏元忠，魏元忠坚决说不可以，于是此事停止。不久升任左仆射，其余官职照旧。魏元忠又嫉恨武三思专权掌政，心中常常愤怒叹息，想要杀掉他。三年秋天，节愍太子起兵诛杀武三思，魏元忠和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都暗中参与此事。太子杀死武三思后，又率兵前往宫阙，准备请求废韦后为庶人；途中遇到魏元忠的儿子、太仆少卿魏升在永守门，便胁迫他跟随自己。太子的军队到达玄武楼下，李多祚等犹豫不决，不敢交战，魏元忠又两面观望，因此没有成功；魏升被乱兵杀死。中宗因为魏元忠有平定叛寇的功劳，又一向受到高宗、天后的礼遇，最终没有因魏升之死牵连魏元忠，仍像原来一样任用他。

译这时，武三思的党羽、兵部尚书宗楚客与侍中纪处讷等又指证魏元忠和魏升，说他们一向与节愍太子共同谋划、构成叛逆，请求诛灭他们三族，中宗不答应。魏元忠害怕得不能自安，上表坚决请求退休。皇帝亲笔下制，准许他解除左仆射职务，以特进、齐国公身份在家退休，仍按朔望入朝。宗楚客等又引荐右卫郎将姚庭筠任御史中丞，命他弹劾魏元忠，于是魏元忠被贬为渠州员外司马。侍中杨再思、中书令李峤都依照宗楚客的意旨加重魏元忠的罪责，只有中书侍郎萧至忠据理争辩，认为应当从宽赦免。宗楚客大怒，又派给事中冉祖雍与杨再思上奏说：“魏元忠既然犯了叛逆之罪，就不应再授予内地官职。”于是魏元忠被降为思州务川县尉。不久，宗楚客又命御史袁守一上奏说：“则天过去在三阳宫身体不适时，内史狄仁杰奏请陛下监国，魏元忠却秘密递交奏状说不可以。根据这件事，就知道魏元忠怀有叛逆之心已经很久了，伏请加以严惩诛杀。”中宗对杨再思等人说：“以朕思考，这正是袁守一的大错。臣下侍奉君主，关键在于一心一意，哪里有君主稍有不安，就请求太子处理政事的道理？这是狄仁杰树立私人的恩惠，并没有看见魏元忠有什么过失。袁守一借用过去的事情罗织魏元忠，哪里是合乎道理的事！”宗楚客等于是停止了追究。魏元忠走到涪陵时去世，年七十多岁。景龙四年，追赠尚书左仆射、齐国公、本州刺史，并命主管部门供给灵车，将灵柩送回故乡。睿宗即位，诏令陪葬定陵。景云三年，又下诏说：“已故左仆射、齐国公魏元忠，历代都符合人们的期望，当时被称为国家的贤良之臣。他历事三朝，都能施展忠诚和功效。晚年被贬谪，颇非他的罪过。应当特别恢复赐给他的儿子、著作郎魏晃实封一百户。”开元六年，谥号为贞。有两个儿子：魏升、魏晃。韦安石，是京兆万年人，周朝大司空、郧国公韦孝宽的曾孙。他的祖父韦津，大业末年任民部侍郎。隋炀帝巡幸江都时，命韦津与段达、元文都等留守洛阳，仍检校民部尚书事务。李密逼近东都，韦津在上东门外抵抗。兵败后，被李密囚禁；等到王世充杀死元文都等人时，韦津独自免于这场灾难。李密失败后，他回到东都；王世充僭越称号，十分信任礼遇他。洛阳平定后，高祖与韦津有旧交，征召他授任谏议大夫，检校黄门侍郎。出任陵州刺史，后来去世。他的父亲韦琬，任成州刺史；叔父韦琨，任户部侍郎；韦琨的弟弟韦璲，任仓部员外郎。韦安石参加明经科考试，多次授任乾封县尉，苏良嗣对他非常礼敬。永昌元年，三次升迁为雍州司兵；苏良嗣当时任文昌左相，对韦安石说：“大才应当有大的任用，为什么只在州县中徒然劳苦呢？”于是特别向则天推荐他，提拔授任膳部员外郎、永昌县令、并州司马。则天亲笔下制慰劳他说：“听说你在那里，凡事都用心，善政显露出能干官员的才华，仁爱明察彰显于镇守安抚之中。这样称职，深深安慰了朕的心。”不久授任并州刺史，又历任德州、郑州刺史。韦安石性情持重，少言少笑，处理政务清正严厉，所到之处的百姓和官吏都敬畏他。久视年间，升任文昌右丞，不久任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兼太子左庶子。长安三年，任神都留守，兼掌天官、秋官二尚书事务。后来与崔神庆等一同任侍读，不久掌管纳言事务。这一年，又加检校中台左丞，兼太子左庶子、凤阁鸾台三品，其他职务照旧。当时张易之兄弟和武三思都倚仗宠幸、专擅权力，韦安石多次折辱他们，因此很被张易之等人忌恨。一次在内殿赐宴，张易之把蜀地商人宋霸子等几个人带到殿前赌博游戏。韦安石上疏说：“蜀地商人是卑贱之类，不应参加这次宴席。”于是他看着左右，命令把他们赶出去，在座的人都惊得变了脸色。武则天认为韦安石的话正直，深深地安慰勉励他。当时凤阁侍郎陆元方也在座，退朝后对人说：“这才是真宰相，不是我们所能比的。”武则天曾到兴泰宫，想走近路，韦安石上奏说：“千金之家的子弟尚且有不靠近厅堂边缘的告诫，拥有万辆兵车的君主，更不应轻易乘行于危险之处。这条道路刚用木板和土石修成，没有天然的坚固条件，皇帝车驾经过这里，我们怎敢不请求治罪。”武则天当即为此掉转车驾。韦安石不久又上奏揭发张易之等人的罪状，起初有诏令交给韦安石和夏官尚书唐休璟审理追问，但案件尚未审完，政变就发生了。神龙四年，出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神龙初年，朝廷征召他，任命为刑部尚书。这一年，又升任吏部尚书，再次主持政事。不久代替张柬之任中书令，封郧国公。因为他曾任宫中属官，赐给实封食邑三百户，又兼任相王府长史。不久转任户部尚书，再任侍中，负责监修国史。中宗和庶人韦氏曾在正月十五日夜里到他的宅第，赏赐多得数不清。中宗又曾到安乐公主城西的池馆，公主准备好船只，请皇帝乘坐楼船，韦安石劝谏说：“乘坐轻便小船，会遭遇不可预料的危险，臣恐怕这不是帝王应做的事。”中宗于是作罢。睿宗即位后，任命他为太子少保，改封郇国公。不久又历任侍中、中书令。景云二年，加授开府仪同三司。当时太平公主与窦怀贞等暗中图谋变乱，准备拉拢韦安石参与此事。公主多次派女婿唐晙邀请韦安石到宅中，韦安石始终拒绝不去。睿宗曾秘密召见韦安石，对他说：“听说朝廷上下都倾向东宫，你为什么不察觉呢？”韦安石回答：“陛下怎么能说出亡国的话？这一定是太平公主的计谋。太子对国家有大功，仁厚明智、孝顺友爱，天下人都称赞他，希望陛下不要听信谗言而受到迷惑。”睿宗惊醒地说：“我知道了，你不要再说。”太平公主在帘幕后偷听了这番话，于是捏造流言，想让人审问韦安石，幸亏郭元振保护，他才得以免罪。不久升任尚书左仆射，兼任太子宾客，依旧同中书门下三品，虽然表面上给予崇高宠荣，实际上却削去了他的实权。那年冬天，罢免他主持政事的职务，授特进，充任东都留守。太常主簿李元澄是韦安石的女婿，他的妻子病死后，韦安石的夫人薛氏怀疑李元澄原先宠幸的婢女用巫术害死了她。这个婢女早已改嫁，薛氏派人把她抓来，鞭打致死。因此被御史中丞杨茂谦弹劾，出任蒲州刺史。不久，转任青州刺史。

译韦安石起初在蒲州时，太常卿姜皎曾有所请托，韦安石拒绝了他，姜皎非常愤怒。开元二年，姜皎的弟弟姜晦任御史中丞，认为韦安石等任宰相时，曾共同接受中宗遗制，却让宗楚客、韦温删去其中关于相王辅政的诏辞，韦安石不能纠正此事，于是命侍御史洪子舆弹劾他。洪子舆认为此事已经经过赦令，坚持说不可追究。监察御史郭震迎合姜皎等人的意图，越级上奏，于是皇帝下诏说：“青州刺史韦安石、太子宾客韦嗣立、刑部尚书赵彦昭等人，从前在先朝，曲意蒙受厚重赏赐，凭借宠幸和机遇，长期位居朝廷，结党营私、互相勾结，路人皆有所听闻。景龙末年，长蛇般的祸乱肆虐，仓促之间，人神都愤怒怨恨，却没有听说你们舍生取义、以正直之道发表忠言，反而删去太上皇辅政的诏辞，采用韦氏临朝的计策。我近来常常隐忍不发，又任用高官，希望你们能够惭愧畏惧，稍稍惩戒从前的罪恶；可是你们仍然依附邪曲，苟且安享荣宠。应当按照贬官的典章处理，以此激励臣子侍奉君主的气节。韦安石可贬为沔州别驾，韦嗣立可贬为岳州别驾，赵彦昭可贬为袁州别驾，均以员外官的身份安置。”韦安石到了沔州后，姜晦又上奏说：“韦安石曾经检校定陵营造工程，暗中把官府财物据为己有。” 诏令和符书下达到沔州，命州府追征赃物。韦安石叹息说：“这只是要我的命罢了！”他愤懑激动而死，享年六十四岁。开元十七年，追赠蒲州刺史。天宝初年，因为儿子显贵，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郇国公，谥号文贞。他的两个儿子韦陟、韦斌，都很早就有声名。韦陟字殷卿，家族世代是关中的显姓，家中人物显贵、衣冠兴盛，几代以来都荣华昌盛。韦安石晚年才有儿子，等到任并州司马时，才生下韦陟和韦斌；兄弟二人都年少聪敏，很不寻常。韦陟从小仪态端庄严肃，卓然独立、不与众同，韦安石尤其喜爱他。神龙二年，韦安石任中书令，韦陟才十岁，便被授为温王府东阁祭酒，加授朝散大夫，屡次升迁为秘书太堂丞。他富有文采，擅长隶书，文人和才士已经纷纷登门求教。开元初年，父亲去世，他守丧时超过礼制规定。从此闭门不出八年，与弟弟韦斌互相劝勉激励，研习古代典籍，日夜不懈，文章才华冠绝当代，兄弟二人都有盛名。当时有才名的王维、崔颢、卢象等人，常与韦陟唱和交游。广平宋公见到韦陟，赞叹说：“先人的盛德遗风，全都在这里了。”历任洛阳县令，转任吏部郎中。张九龄是当代文章宗师，任中书令时，引用韦陟为中书舍人，与孙逖、梁涉共同掌管诏令文书，当时人把这视为美谈。后来任礼部侍郎。韦陟喜好接待后辈，尤其善于鉴别文章，即使是文人和后生，没有不被他了解和考察的。从前主考官取舍人才，都只根据一次考试中的优劣来录取，不能完全发挥人才的才能。韦陟首先纠正旧弊，又命举人自己说明所擅长的诗文，先考一天，了解他们的长处，然后依照通常格式考核，使一点长处也不被遗漏，因此美好的声誉传遍道路。后来任吏部侍郎，常常苦于选人冒用姓名、顶替他人，空缺职位本来就少，选取士人十分困难；正当调任的人被排挤，伪造资历的人却冒充进用。韦陟性情刚直，嫉恶如仇，风采严肃端正，选人一旦被怀疑有问题，他便根据案情声迹反复盘问，没有不低头认罪的。每年他都能查出数百个空缺职位，留待那些久困未进的人，常对亲近的人说：“假如让我掌管选官一两年，那么就没有人可以选用了。” 韦陟家世显赫，早早位列清贵官班，侍从、宦官、守门人以及列侍左右的有十几人，衣服、书籍、药物、饮食，都各有专人掌管；车马、僮仆、奴婢的规模，足以和王公的府第相比。他自认为凭才华、门第和人物品格，可以坐等做到三公，因此颇以简约自持、尊贵自居；但善于引导接纳后进，对于同列的朝廷显要，却看得很轻。如果以道义相互知己，便不分贵贱；即使是身穿布衣、束着韦带的士人，他也常常空出席位、倒穿鞋子出来迎接，当时人因此称许敬重他。李林甫嫉恨他，把他调出任襄阳太守，兼本道采访使；又改任陈留采访使，加授银青光禄大夫。天宝年间承袭郇国公爵位，后来因亲属牵连被贬为钟离太守，又加重处分，贬为义阳太守。不久调任河东太守，充任本道采访使。天宝十二年入朝参加考核，当时在华清宫。右相杨国忠厌恶他的才华和声望，担心他将来登上台辅之位，于是引见河东人吴象之，对他说：“你能让人告发韦陟吗？我任你为御史。”吴象之说：“能。”于是告发韦陟与御史中丞吉温相互结托，想谋害朝廷，又诱使韦陟的侄子韦元志作证。韦陟因而被贬为桂州桂岭县尉，还没有赴任，又被贬为昭州平乐县尉。正逢安禄山反叛，攻陷洛阳，韦陟所爱的弟弟韦斌被叛军俘获。杨国忠想构陷韦陟与叛军暗中联络、相互响应，暗中命令吏卒窥伺他的住处，想逼迫他，使韦陟忧惧而死。他手下的豪杰之士劝韦陟说：“从前张燕公被放逐，藏在陈氏家中，才免于危亡。假如诏命忽然到来，谁敢替你申辩复查？不如乘一叶轻舟行千里，暂且在溪洞间漂泊，等事情平息后再慢慢出来，岂不是很好吗？”韦陟慨然答应说：“我在国家朝廷积累的信用，不是一代人的事。况且我一向秉持的心志，没有辜负神明和道理；如果命运注定如此，我怎敢逃避刑罚？张燕公的谋划，实在辜负了你的深厚好意，但我不能听从。”于是道谢后把他打发走，自己便坚定地躺着不动。一年多后，潼关失守，肃宗在灵武即位，起用韦陟为吴郡太守，兼任江南东道采访使。尚未到任，肃宗便派宦官贾游严手持诏书追赶召回他。韦陟还未到凤翔，正逢江东永王擅自起兵，肃宗命他前去招抚晓谕，授御史大夫，兼江东节度使。韦陟认为季广琛跟随永王渡江，并非出于本意，害怕获罪而逃走，尚未决定去向，于是上表请求任命季广琛为丹阳太守、兼御史中丞、沿江防御使，以安定那些心怀疑惧的人。随后与淮南节度使高适、淮西节度使来瑱等一同到达安州。韦陟对高适、来瑱说：“如今中原尚未收复，江淮地区动荡，人心安危，实在取决于今天。若不共同结盟、以信义相约，向四方显示三位统帅同心协力，让人知道我们协力同心、万里之内共同用力，就很难成就大事了。”韦陟推举来瑱作为东道主，于是制作盟书，登坛向众人宣誓说：“淮西节度使、兼御史大夫来瑱，江东节度使、御史大夫韦陟，淮南节度使、御史大夫高适等人，承受国家威严和使命，各自镇守一方，联合三边，铲除凶恶邪逆，爱憎取舍完全一致，绝无异心。谁违背这个盟约，就丧失性命、灭亡宗族。皇天后土、祖宗神明，确实鉴察这些誓言。” 韦陟等人的誓词慷慨激昂，血泪一起流下，三军受到感动激励，没有不落泪的。后来江南一带立碑，来记载他们的忠贞壮烈。

译不久，有诏令韦陟赴皇帝的行在。韦陟认为季广琛虽然已经接受皇恩和任命，却仍然迟疑徘徊，恐怕以后发生变故，祸患会牵连自己，于是想先去招抚安慰他，然后再赴召，便派使者上表，恳切说明事情紧急。韦陟快马赶到历阳，见到季广琛，一面宣读皇帝的恩旨，一面慰劳并进行赏赐；韦陟又把自己的几匹马赏给他，使他消除疑虑和恐惧。当天便赶赴行在，拜见肃宗。肃宗非常器重他，任命为御史大夫。拾遗杜甫上表议论房琯有大臣的气度，具备真正宰相的才器，不应被圣朝弃用，言辞迂曲荒诞，肃宗命崔光远与韦陟、刑部尚书颜真卿共同审问杜甫。韦陟于是入朝奏报：“杜甫所议论的房琯之事，虽然因此被贬黜，却没有失去谏臣应有的根本立场。”皇帝因此疏远了他。当时朝臣列班多不整肃，甚至有班首互相吊唁哭泣的，于是免去韦陟御史大夫之职，由颜真卿接替，授韦陟吏部尚书。此后，掌权办事的宠臣都由后来新近起用的人担任，其他人望风畏惧，正道最终不能实行。又因宗室之人砍伐墓旁柏树，韦陟因不能禁止而获罪，出任绛州刺史。乾元二年，入朝任太常卿。吕諲再次入相，推荐他任礼部尚书、东京留守，主持尚书省事务，兼任东京畿观察处置等使。叛贼史思明进犯，逼近河洛，副元帅李光弼商议守卫河阳，命韦陟率领东京官属入关躲避，于是又命军队守卫陕州。有诏令升任韦陟为吏部尚书，留守职务照旧；命他只停留在永乐，不许到京城，等李光弼收复河洛后，再让韦陟依旧留守。韦陟早年就有出任台辅（宰相）之职的声望，后来屡次受到李林甫、杨国忠的排挤。等到中原战乱爆发，天下事务繁重，韦陟常说自己有治理国家、筹划天下的才能，却遭到后辈的诋毁，又被明主怀疑，常常郁郁不得志，于是叹息说：“我的政治主张难道就困顿到这种地步了吗？有志向却不能施展，莫非是天命如此吗！”因而患病，于上元元年八月在虢州去世，当时六十五岁，追赠荆州大都督。永泰元年，皇帝下诏说：“竭尽忠诚的臣子，死后也不能废弃对他的恩命；奉事君上的节操，本来就应当无私，想到为死者修饰终事，也只是遵循常典。已故金紫光禄大夫、吏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充任东京留守、兼判留司尚书省事、东京畿观察处置使、上柱国、郇国公韦陟，敦厚勤敏，正直端方，端庄严肃而整饬，广泛推行典章礼制，树立正人，匡正人伦；学问冠绝博通经学之士，文章蕴含高雅的风格。近来我向有旧德的大臣询问谋略，依靠他保全并治理成周，顾念那京城郊外的地区，正要借助他的谨慎来巩固它。然而凶恶的胡人和残暴的丑类，逼近黄河、洛水一带，命他驻守陕州、虢州，等待时机将其剪除。他才刚获得掌管政令、辅弼君主的荣宠，突然就遭受了寒暑侵袭所致的疾病。本来希望他能够享有长寿，盼望他的病能够痊愈，却突然在此去世，实在令人震惊悲痛。抬起灵车使之回返，以此表达三禭（古代丧礼中三次加衣）的恩典；在灵柩停放于窗下时加授绅带，应当尊崇八座官的恩宠。可以追赠尚书左仆射。”太常博士程皓议定谥号为“忠孝”。刑部尚书颜真卿认为，忠就是以自身许给国家，遇到危难便献出生命；孝就是早晚奉养父母，使他们在家庭中得到欢乐，二者的行为很难相同，不适合合称为“忠孝”。主客员外郎归崇敬又加以驳议，众人争论不止。右仆射郭英乂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请求按照太常寺的议状上奏。韦陟的儿子韦允同意此谥号。韦斌，景云初年韦安石任宰辅时，被授为太子通事舍人。他很早就修养整饬，崇尚文学技艺，仪容举止严肃，有大臣的风度，与兄长韦陟齐名。开元十七年，司徒薛王李业替女儿平恩县主求婚，因韦斌的才华和门第上奏请求将她嫁给韦斌。韦斌升任秘书丞。天宝初年，转任国子司业，徐安贞、王维、崔颢都是当代文人，特别推重赞许他。天宝年间，任中书舍人，兼集贤院学士。兄长韦陟先任中书舍人，不久升任礼部侍郎。韦陟在南省任职时，韦斌又掌管诏令文书。改任太常少卿。天宝五年，右相李林甫构陷刑部尚书韦坚，韦斌因亲属牵连被贬为巴陵太守，调任临安太守，加授银青光禄大夫。韦斌授五品官时，兄长韦陟任河东太守，堂兄韦由任右金吾将军，韦縚任太子少师，四人同时在门前列戟，衣冠显盛，很少有能与之相比的。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叛，攻陷洛阳，韦斌被叛军俘获，伪朝授他为黄门侍郎，他因忧愤而死。等到两京收复，肃宗乾元元年，追赠秘书监。韦安石的兄长韦叔夏另有传。堂伯兄的儿子韦抗，堂祖兄的儿子韦巨源。韦抗，二十岁时考中明经科，多次调任，做到吏部郎中，以清廉谨慎著称。景云初年，任永昌县令，不依靠严刑而使政令严整统一。京城事务繁多复杂，前后任职治理，宽严适度，没有人能比得上韦抗。不久升任右台御史中丞，百姓和官吏到宫阙请求挽留，未获允许，于是在交通要道立碑，记载他的遗留恩惠。开元三年，由左庶子出任益州长史。开元四年，入朝任黄门侍郎。开元八年，河曲叛乱的胡人康待宾聚集部众作乱，皇帝下诏命韦抗持节前去慰问安抚。韦抗一向没有军事谋略，不被叛军忌惮。他在路上迟疑停留，不敢前进，后来坠马称病，最终没有到叛军那里便返回。不久以本官身份检校鸿胪卿，代替王晙任御史大夫，兼任京畿按察使。当时韦抗的弟弟韦拯任万年县令，兄弟二人共同掌管本部，时人以此为荣。不久因举荐的御史不是合适人选，出任安州都督，转任蒲州刺史。开元十一年，入朝任大理卿；这一年又代替陆象先任刑部尚书，不久又分掌吏部选官事务。开元十四年去世。韦抗历任官职，一向以清廉节俭自守，不经营产业；到去世时，丧事几乎无力办理。玄宗听说他贫困，特意命令提供灵车，接送他的灵柩还乡。追赠太子少傅，谥号贞。韦抗任京畿按察使时，举荐奉天县尉梁升卿、新丰县尉王倕、金城县尉王冰、华原县尉王焘为判官和度支使，后来梁升卿等人都声名显赫、官位通达，当时人认为韦抗有识别人才的眼光。韦巨源，是北周京兆尹韦总的曾孙。祖父韦匡伯，承袭祖父的郇国公爵位，进入隋朝后改封舒国公，官至尚衣奉御。韦巨源在武则天时期多次升任司宾少卿，转任司府卿、文昌右丞、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武则天长安三年，转任夏官侍郎，依旧任平章事。他有吏治才干，核查覆验尚书省内部的文书案卷，下发符书追缴税物；虽然受到下属怨恨和苦痛，但也颇有收获。证圣初年，出任鄜州刺史，不久授地官尚书、神都留守。长安二年，奉诏入朝，转任刑部尚书，又加太子宾客，再任神都留守。

译神龙初年，入朝任工部尚书，封同安县子。又升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进封郇县伯。当时韦安石任中书令，因为韦巨源是他的近亲，便罢免韦巨源主持政事。不久韦巨源升任侍中、中书令，进封舒国公，并附入韦皇后三等亲属之中，排列为兄弟，编入宗族属籍。这一年，韦巨源奉诏与唐休璟、李怀远、祝钦明、苏环等制定《垂拱格》和《格后敕》，前后共二十卷，颁布施行。当时武三思原先在贝州有数千户实封食邑，正逢当地发生大水，刺史宋璟主张免除租庸，并连同封户的丁役一并免除；韦巨源认为谷物庄稼虽然被水淹没，蚕桑却仍然存在，可以强令百姓缴纳庸调，因此河朔地区的户口大量流散。景龙二年，顺天翊圣皇后的衣箱中，一件裙子的上面升起五色云彩，过了很久才消散。韦巨源认为这是非同寻常的吉祥征兆，请求向天下公布，皇帝答应了。中宗又命画工把这种情状画出来给百官观看，并大赦天下，内外五品以上官员的母亲和妻子各自加封食邑。当时中宗本来就很相信祥瑞，韦巨源又赞成这种荒诞说法。这一年，星星坠落，声音像雷一样；野鸡都鸣叫起来。出现这样的灾异征兆，却没有听说韦巨源发表任何意见，大概是因为他与韦皇后承续亲属关系、谄媚求取官爵，怀疑他在引导韦皇后效法武则天。当时有骁卫将军迦叶志忠、太常少卿郑愔、兵部尚书宗楚客、右补阙赵延禧等人，有的互相讽谏，有的上表章，却都荒谬地解释祥瑞，结党献媚，明白事理的人对此既叹息又愤怒。景龙三年，任尚书左仆射，依旧主持政事。不久又任尚书令、同中书门下三品，仍旧负责监修国史。当时国家将要在南郊举行祭祀，韦巨源迎合韦皇后的旨意，赞同祝钦明的主张，说皇后应当协助郊祀，最终让皇后担任亚献，韦巨源担任终献，又让大臣的女儿担任斋娘。到了韦庶人之乱时，家人让韦巨源逃走藏匿，韦巨源说：“我是国家的大臣，怎么能听到国家有难却不前往？”于是出门，走到都城街道上，被乱兵杀死，时年八十岁。睿宗即位后，追赠特进、荆州大都督。太常博士李处直议定韦巨源的谥号为“昭”。户部员外郎李邕驳议说：“武三思引荐他做宰相，他又阿附韦氏、托附为亲属；没有功劳却封爵，没有德行却享禄。同族之中，他却羞辱正直的韦安石；对外人则依附邪恶的宗楚客。给他谥号‘昭’，实在恐怕不合适。”当初韦巨源与韦安石交替做宰相，当时人认为二人的感情并不融洽，所以李邕用这件事来称说他。李处直仍坚持请求依照原议，确定谥号。李邕又驳议说：古代的谥号，作用在于劝善惩恶，想借此杜绝小人的事业，希望弘扬君子的风尚。因此行善的人，即使活着没有显贵做官，死后也会留下不朽的名声，这就是贤达之人用来磨砺节操的道理；作恶的人，即使活着受到宠幸，死后也会受到惩罚，这就是奸邪之人改变心志的原因。唉！韦巨源从来没有察觉这些道理，竟然听到正义也不听从，与恶人共同成事，怀有欺罔皇上的意图，协同群凶谋划，苟且容身于圣朝，贪图昏昧地享受厚禄。他凭宰相的尊贵地位，不到一天便招来祸害，本来就该由鬼神来诛杀他。至于他作为卑微的匹夫，未奉命便擅自行刑，也本来就该由人来诛杀他。阴间和人世的愤怒，显然可以知道；天地的意志，也从这里显现出来了。近来皇室气运中兴，功臣辅佐政事。可是时日还没有多久，奸邪逆贼便掌握权力，奸恶之人在私门中受封爵位，忠正之臣却被贬斥降职到藩郡。韦巨源在这个时候掌权，势力正盛。他与阿韦有什么亲情，却结为兄弟；对国家有什么功劳，却屡次辱居高官。这就是暗中勾结宦官，依附武氏，凭借外戚城社般的巩固势力，扰乱皇家的根基。这是他的第一条罪状。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战争；依据礼经斟酌安排，陈列于郊外祭祀之中。这样是为了向天地致敬，光耀宣扬祖宗，告知功业成就，并让天下人看到。从前的亚献仪式，从未听说有妇人参加；阿韦怀有不把君主放在眼里的心思，抱有自行通达帝位的意图，暗中图谋帝位，谋划杀害皇孙，登坛仿照帝王礼仪，接受天命，想参与国家政事，却不遵守国家礼制。韦巨源在前面创始此事，悖逆之举后来逐渐形成。当时礼部侍郎徐坚、太常博士唐绍、蒋钦绪、彭景直都曾提出异议，却没有被听从。这是他的第二条罪状。上天又不保佑，先帝遭到毒害；灾祸的悔改没有征兆，阿韦将要篡位。谋划尚未成功，叛逆之心仍在动摇，徘徊犹豫，仓促之间陷入迷乱错误。于是太平公主假托陈述谋略，上官昭容欺骗众人起草遗诏，因此得以让当今皇帝辅政，而使阿韦参与谋划。大业将要成功，却使美好的诏命中途停止，这完全是因为韦巨源踩了韦温的脚，宗楚客贴近韦巨源的耳边，突然发出不祥的叫声，彼此像狼一样惊疑回顾，于是让阿韦临朝，让韦温掌握国政。这是他的第三条罪状。百姓是国家的根本，财物是聚集百姓的条件；夺走百姓的财物，人心就会自行离散；没有百姓，国家的根本又能依靠什么？韦巨源多次登上台辅之位，专门实行勾核追征，废弃和超越法令条文，崇尚侵夺刻剥，在天下树立怨恨，剥削伤害百姓，导致百姓流离，户口减少。何况武三思的食邑过去在贝州，当时那里连日阴雨，灾害又遇上多雨天气。租庸免除之令，申明得清清楚楚，并不是今天才这样，自古以来都没有改变。武三思顾虑封户的收入，韦巨源却提出这种异端说法，认为庄稼被水淹没，虽然没有豆类和粮食，蚕桑和织纴仍然存在，可以缴纳庸调。致使河朔的百姓以及海边地区的男女，离开乡里，卖掉子孙，饥寒逼身，早晚奔波求生。这是他的第四条罪状。只是韦巨源出身华贵宗族，历代做官，成为天下的宰相，处在众人瞻仰的位置，遮蔽日月光辉的屋宇由他居处，承担着山丘般沉重的责任；如今却妄加褒奖称述，怎么能够分担由此产生的责难呢！当时虽然没有采纳李邕的意见，但议论此事的人都认为李邕说得对。韦巨源、韦安石以及武则天时期的文昌右相韦待价，都是五服以内的亲属；此外，近亲中做到高官的有几十人。赵彦昭，是甘州张掖人。父亲赵武孟，起初以骑马驰骋、耕种和打猎为业。曾经打到肥美鲜美的猎物送给母亲，母亲哭着说：“你不读书，却这样从事耕猎，我对你没有希望了。”最终不肯吃他送来的食物。赵武孟受到触动，发奋学习，终于广泛通晓经史。考中进士，官至右台侍御史，撰写《河西人物志》十卷。

译赵彦昭年轻时就凭文章辞藻知名。中宗时期，多次升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兼修国史，充任修文馆学士。景龙四年，金城公主出嫁吐蕃赞普，中宗命赵彦昭担任使者。赵彦昭认为自己既然充任外派使者，恐怕会失去皇帝的宠幸，非常不高兴。司农卿赵履温私下对他说：“您是国家的宰辅，却做一个普通使者，不也太卑微了吗？”赵彦昭说：“那应该想什么办法呢？”赵履温于是暗中托请安乐公主秘密上奏，请求留下赵彦昭，中宗便派左骁卫大将军杨矩代替赵彦昭前往。睿宗时期，出任凉州都督，处理政务清廉严厉，将士以下的人都吓得两腿发抖。又任宋州刺史，入朝任吏部侍郎，又任刑部尚书、关内道持节巡边使、检校左御史台大夫。赵彦昭一向与郭元振、张说友善。萧至忠等人被诛杀后，郭元振、张说等人称赵彦昭早先曾秘密谋划此事，于是赵彦昭因功升任刑部尚书，封耿国公，赐实封食邑一百户。殿中侍御史郭震上奏说：“赵彦昭利用女巫赵五娘以旁门左道扰乱常理，托称她为诸姑，暗中互相援助。既然因此得到提携，便登上御史台的高位。他驱车登门，穿着妇人的衣服；携带妻子前去拜见，表示侄子的亲情。当时南台的正直御史，依据严明的法典弹劾他，只暂时给予轻微贬黜，不久又升入受宠的官秩。同恶相济，竟到了这种地步。如今天地交泰、天下重新清明，如果不加以贬黜削职，法律将如何施行？请交给紫微、黄门两省，依照法律处分。”不久姚崇入朝为相，非常厌恶赵彦昭的为人，因此赵彦昭多次被贬为江州别驾，最终死去。萧至忠，是秘书少监萧德言的曾孙。年轻时做京畿县尉，以清廉谨慎著称。曾与朋友约在路旁相会，正赶上风雪严寒，众人都奔跑躲避到屋檐下。萧至忠说：“难道有同人约定却为了求得安逸而失信的吗？”独自留在那里不走，众人都赞叹佩服他。神龙初年，武三思专擅权力，萧至忠依附他，由吏部员外郎提拔为御史中丞。升任吏部侍郎，仍兼御史中丞。他倚仗武三思的势力，主持选官毫无顾忌，杜绝请托，威势大为盛行。不久升任中书侍郎，兼中书令。节愍太子诛杀武三思后，武三思的党羽与宗楚客、纪处讷让侍御史冉祖雍上奏说：“安国相王和镇国太平公主也参与太子谋划起兵，请将他们逮捕交付制狱审理。”中宗召萧至忠，让他审查此事。萧至忠哭泣着上奏说：“陛下拥有天下，贵为天子，难道不能保护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却要受人罗织陷害吗？国家社稷的存亡，实在就在这件事上。臣虽然愚昧，私下认为陛下不应这样做。《汉书》说：‘一尺布，还可以缝成衣；一斗粮，还可以舂成食；兄弟两人却不能相容。’希望陛下仔细审察这句话。况且从前武则天皇后想让相王做太子，相王多日不进食，请求迎立陛下。相王坚决谦让的诚意，天下都在传说，足以说明冉祖雍等人的奏报全是捏造。”皇帝深深采纳了他的意见，事情因此停止。不久转任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萧至忠上疏陈述当时政务，说：臣听说，君王设置官职、分掌事务，是为百姓寻求治理；寻求治理的办法，必然在于任用贤能。得到合适的人，政务就能办好；不是他的才能所能胜任，那个官职就如同空置。官职空置，事情就会荒废；事情荒废，百姓就会受害；逐渐发展到衰败，全都由此造成。近来选官部门授予职务、以政事任用官员，有时因为才能突出而升迁，却有很多人不是因为德行而进用。都是依靠权贵显要，互相粉饰，侥幸得到职位便认为足够，从来没有长远谋划；上下互相欺骗，谁肯说出来？臣听说官爵是天下的公器，宠幸是个人的私恩。私恩只可以用金帛使人富足，用美酒佳肴使人享用，以保存私人恩泽。如果把公器拿来私用，公正的议论就无法实行，劳苦的百姓就会离心；用小的私情妨害最大的公义，私下请托的门路就会打开，正直的言路就会断绝，节俭有利的一类人接连进用，君子的道路便会消退，日渐削弱、月渐减少，最终显出衰败，都是因为任用官员不合适。从前汉代馆陶公主替儿子求郎官，明帝对她说：‘郎官在上对应列宿，出任地方长官可以治理百里之地；如果不是合适的人，百姓就会受到他的祸害。’只赐给她十万钱罢了。这就是至公之道不受损害，私人恩情也没有废弃，贤良史官用直笔记录下来，将成为美谈，直到今天人们还称赞不绝。当今设置的官位已经很多，冗余官员成倍增加，请求职位还没有满足，数量却日益增多。陛下降下无法估量的恩泽，近亲贵戚提出无边无际的请求；卖官来谋利，出卖法令来徇私。台省寺监之内，朱紫官服充斥，官秩因此更加轻贱，恩赏也越来越频繁。贪图私利的庸人冒进而不知廉耻界限；正直高雅之士知道进用困难，便收敛退居丘墓之间。有才能的人不能被任用，被任用的人又没有才能，这两种情形相比较，竟有一半如此。所以百姓不肯效力，而官员又不是合适的人，想求得良好治理，实在很难啊。臣私下看见，宰相和近侍要官的子弟，大多占据优美显贵的爵位。这些人都是权势显要的亲戚，很少有才能技艺，却相互请托，徒然占据官职荣耀。《诗经》说：‘东边人的子弟，任职劳苦却得不到赏赐；西边人的子弟，穿着鲜明华美的衣服。私家子弟，却在百官中接受考察任用；有时给他们酒，却不给他们清浆。他们佩戴着华美的佩玉，并不是因为他们有长处。’这就是说王政不公平，众多官员荒废职守，私家子弟排在显贵班列中接受考选，并非任用合适的人，只是徒然增长他们佩带的装饰。臣愚昧地希望陛下想到居安思危的道理，实行改弦更张的办法。珍惜爱护爵位赏赐，审慎衡量才能见识；官职不应虚授，人员必须适合官职；让高雅贤能的人进入枢要近侍之职，让小人退处偏僻闲散之地；政令统一，威严和恩惠都取信于人；不让私情损害公义，不让人情扰乱法令，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臣又看到永徽年间的旧例，宰相子弟多任外职，这不仅是为了抑制强宗、分散大族势力，也是为了排退不肖之人、选择贤能之才。希望陛下远考古代旧典，近遵先圣之道，特地下达明确诏令，命宰相以下以及各部门长官的子弟，都改授外官，希望他们分掌四方职务，共同使百姓安宁，使内外相互统属，远近百姓都得到安定。这份奏疏上奏后，没有被采纳。第二年，萧至忠代替韦巨源任侍中，仍旧负责修史。不久升任中书令。当时宗楚客、纪处讷暗中怀有奸谋，自己培植朋党；韦巨源、宗再思、李峤都只是唯唯诺诺以求保全自己，对此没有匡正。萧至忠处在他们中间，还颇能坚持正道，当时的舆论一致敬重他。中宗也说：“各位宰相之中，至忠最怜惜我。”韦庶人又把已故弟弟、追赠汝南王的韦洵，与萧至忠已故女儿结为冥婚合葬。韦氏失败后，萧至忠挖开坟墓，带着女儿的灵柩回去，人们因此讥讽他。萧至忠又把女儿嫁给韦庶人的舅舅崔从礼的儿子。婚礼那天，中宗做萧家的婚姻主办人，韦庶人做崔家的婚姻主办人，当时人称之为“天子嫁女，皇后娶妇”。

译睿宗即位后，景云初年，萧至忠出任晋州刺史，很有能干的声誉。当时太平公主掌权，萧至忠暗中派遣使者传达自己的意愿，请求入朝任京官。诛杀韦氏时，萧至忠的一个儿子任千牛，被乱兵杀死。太平公主希望萧至忠因此心怀怨恨，可以和自己共同谋划，于是接受了他的请求。召回任命为刑部尚书、右御史大夫，再升任吏部尚书。先天二年，再任中书令。这一年，萧至忠与窦怀贞、魏知古、崔湜、陆象先、柳冲、徐坚、刘子玄等编成《姓族系录》二百卷，皇帝下诏按等级给他们加爵、赐物。不久，左仆射窦怀贞、侍中岑羲和萧至忠，以及户部尚书李晋、太子少保薛稷、左散骑常侍贾膺福、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右羽林将军李慈等人与太平公主谋反，事情泄露。萧至忠急忙逃入山寺，几天后被捕并伏法，家产被籍没。萧至忠虽然清廉节俭、严格约束自己，但简慢自高，从不接待宾客，所得俸禄也不拿来赈济施舍。到抄没家产时，财帛却十分丰厚，因此声望顿时断绝。弟弟萧元，任工部侍郎；萧广微，任工部员外郎。宗楚客，是蒲州河东人，是武则天从父姐姐的儿子。哥哥宗秦客，垂拱年间暗中劝武则天改朝称帝，因此多次升任内史。后来宗秦客与宗楚客、弟弟宗晋卿都因奸邪贪赃之事败露，被发配流放到岭外。宗秦客死后，宗楚客等不久又被召回。宗楚客多次升任夏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神龙初年，任太仆卿。武三思掌权后，起用宗楚客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宗晋卿多次升任将作大匠。节愍太子杀死武三思后，起兵失败，逃到鄠县，宗楚客派使者追上并杀死他，又命人用他的首级祭祀武三思和崇训的丧柩。韦庶人和安乐公主尤其信任他，不久升任中书令。宗楚客虽然表面上依附韦氏，却另有图谋，与侍中纪处讷共同结党，所以当时人称他们为“宗、纪”。景龙年间，西突厥娑葛与阿史那忠节不和，屡次互相侵扰，西部边境不得安宁。安西都护郭元振上奏请求把阿史那忠节迁到内地，宗楚客与宗晋卿、纪处讷等人分别收受阿史那忠节的重贿，却上奏请求发兵讨伐娑葛，不采纳郭元振的奏议。娑葛得知后大怒，出兵入侵，成为严重的边患。于是监察御史崔琬弹劾宗楚客等人说：臣听说，四匹公马颈项高昂，优秀的御者不会乘用它们；怀有二心来侍奉君主，明确的刑罚不会宽赦。臣谨按察宗楚客、纪处讷等人，他们本性险恶偏邪，欲望超过深谷，幸而遇到圣明君主，屡次辱受特殊荣宠，承受和乐仁厚的恩典，身处辅佐调和君主的职位。却不能刻意磨砺操守，忧国如家，稍微作出一点微薄贡献来补益国家。于是专擅施行威权恩惠，竟敢培植朋党，怀有不把君主放在眼里的心思，缺乏大臣的节操。暗中与北方猃狁相通，收受无法计量的贿赂；公然引进顽凶之人，接受无数贿赂。丑恶的声名到处充斥，污秽的行为昭然可见。况且境外交往，情况难以测知；如今娑葛反叛，边境不得安宁，都是这些贼臣造成的，使中原国家招来怨恨。议论他们的人害怕祸患而闭口不言，谈到他们的人躲避罪责而缄默不语。至于宗晋卿，过去身居显贵官职，一向缺乏忠诚，多次遭受严刑，都是因为贪黩货财。如今又蒙受高位，屡次沐浴特殊恩宠，厚禄重权，当朝无人能比。却从不改悔，仍然徇从赃私；这种人如果可以容忍，还有谁不可宽恕？臣错误地身任直指之职，但大义在于触犯邪恶，请求除掉这些巨大的蠹虫，以报答上天造化。宗楚客、纪处讷、宗晋卿等人骄横跋扈，人神共同憎恨；如果不施以天诛，怎么能使王法清明？请将他们一并收捕拘禁，交给三司差人审理。” 按照旧制，大臣如果被御史当廷弹劾，就要弯腰快步退出，站在朝堂等待治罪。宗楚客反而怒斥变色，向前进言，自称因为秉性忠直刚烈而被崔琬诬告弹劾。中宗最终不能彻底查究此事，便仓促命令崔琬与宗楚客等结为义兄弟，以此和解。韦氏败亡后，宗楚客与宗晋卿等人都伏法被诛。纪处讷是秦州上邽人。他娶了武三思妻子的姐姐，因此屡次升迁为太府卿。神龙年间，曾因谷价昂贵，中宗召见纪处讷，亲自询问原因。武三思暗中指使知太史事右骁卫将军迦叶志忠、太史令傅孝忠上奏说：“那天夜里有摄提星进入太微垣，运行到帝座。这是君王与大臣私下相互接触的征兆，大臣能够纳忠，所以出现了这种感应。”中宗认为说得对，下敕褒奖纪处讷，赐给他一套衣服、彩帛六十段。不久，纪处讷晋升为侍中，后来与楚客等同时被杀。史官说：大帝、孝和帝在位时，政权不能由自己掌握；则天在位时，已经断绝了君臣之间的正常关系；韦后临朝执政，又重蹈了前代的覆辙。当时奸邪结党，宰相和执政大臣只求容身：顺从他们，便会使恶名更加彰显；违逆他们，又担心祸患牵连自身。想保全自己而使政事得到治理，不是才智平庸、资质普通的人所能做到的。何况元忠、安石、巨源、至忠、彦昭等人，行为并不纯正，见识不明白存亡之理，追逐利益、贪图荣华，有开头而没有结局，不能善终，也是应该的。楚客、晋卿、处讷等人一同进献谗言，威势和暴虐积累到了极点，不能让他们逃脱刑罚，可以说是政事得到了纠正。赞说：身为唐朝重臣，享受唐朝优厚的俸禄。国家危急倾覆时不能扶持，富贵又有什么值得贪恋的？在两位皇帝、一个纪元之间，谗邪之人残酷狠毒。他们与前面的几位大臣一样，至死也不知道羞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