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六十八

译列传第六十八 元载、王昂；李少良（郇谟附传）；王缙；杨炎；黎干（刘忠翼附传）；庾准。元载是凤翔府岐山人，家境本来寒微。父亲元景昇，任员外官，不经营产业，常住在岐州。元载的母亲带着元载改嫁给景昇，元载于是冒姓元氏。元载自幼爱好学习，喜欢撰写文章，性情聪敏，广泛阅读诸子和史书，尤其学习道家著作。家中贫穷，他徒步跟随乡里赋税使者求取功名，多次参加考试都没有中第。天宝初年，唐玄宗崇尚奉行道教，下诏寻求通晓《庄子》《老子》《文子》《列子》四部著作的人。元载通过策论考入高等科第，被授为邠州新平县尉。监察御史韦镒充任监选使，负责黔中选举，招引元载为判官，元载的名声渐渐显著，升任大理评事。东都留守苗晋卿又招引他为判官，升任大理司直。肃宗即位后，急于处理军务，各道廉使根据才能提拔任用人才。当时元载避乱于江左，苏州刺史、江东采访使李希言上表推荐元载为副职，朝廷授他祠部员外郎，升任洪州刺史。两京平定后，入朝任度支郎中。元载聪明敏悟，善于应对奏答，肃宗很赞赏他，把国家财政托付给他，任命他充任江、淮地区的使者，总管漕运事务，不久加授御史中丞。几个月后被征召入朝，升任户部侍郎、度支使兼诸道转运使。他到朝廷时，正逢肃宗卧病。元载与宠臣李辅国交好。李辅国的妻子元氏是元载的同宗，因此两人关系亲昵。当时李辅国权势倾覆天下，没有人敢违背他。适逢朝廷选任京兆尹，李辅国便让元载兼任京兆尹。元载想要掌握国政，便到李辅国处恳切辞去京兆尹一职，李辅国看出了他的心意，认为这样很好。第二天，授元载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度支转运使仍照旧担任。十天后，肃宗驾崩，代宗即位，李辅国的势力更加显赫，便在皇帝面前称赞元载。元载善于揣摩皇帝的心意，很受恩宠，升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授集贤殿大学士，修撰国史。又加授银青光禄大夫，封许昌县子。元载认为度支转运使事务繁杂、负担沉重，担心损害自己的声誉、妨碍登上更高职位；他一向与刘晏友善，于是把钱粮事务全部交给刘晏，推荐刘晏代替自己，自己改任营田使。李辅国被罢免职务后，元载又加任判天下元帅行军司马。广德元年，元载与宰臣刘晏、裴遵庆一同护送皇帝到陕州。等皇驾返回宫中，裴遵庆等人都被罢免原职，元载的恩宠更加显盛。李辅国死后，元载又结交宦官董秀，多次送给他金帛，并让主书卓英倩暗中传递皇帝的秘密旨意。因此皇帝有所属意的事情，元载一定能先知道，顺承皇帝心意、探察其中微妙，所说的话总能暗合皇帝心意，皇帝更加信任他。元载的妻子王氏凶狠暴戾、专横自作主张。元载出朝拜见皇帝时，王氏放纵儿子伯和等人在外游荡。皇帝的封事使者顾繇上奏此事，皇帝当时正任用元载处理政务，只反而治了顾繇的罪。宦官鱼朝恩仗恃权势和宠爱，不与元载协调，元载一向害怕他。大历四年冬天，元载乘机秘密上奏鱼朝恩专权谋逆，请求除掉他。鱼朝恩骄横跋扈，天下人都愤怒，皇帝也知道这一点，听到元载的奏报正合心意。元载于是结交北军大将共同谋划，以防备各种意外。大历五年三月，鱼朝恩伏法；度支使第五琦因是鱼朝恩的党羽而受牵连，元载兼任判度支。他意气自如，自认为有铲除奸恶的功劳，轻视前代贤臣，认为文武才略没有人比得上自己。对外把事务交给胥吏，对内听信妻子的言语。他在城中修建南北两座甲第，房屋宏伟华丽，超过当时所有宅第。又在近郊修建亭台楼阁，每到一处，帷帐和各种器物都预先在住宿处准备好，储藏供应从不改变。城南肥沃的别墅连绵相接，共有数十所，身穿罗绮的婢女仆人有一百多人，任意违法，奢侈僭越没有限度。江、淮地区和京城的重要官署，都排斥忠良，任用贪婪卑鄙之人。士人想求得升进的，不是结交他的子弟，就是拜见主书，公开行贿。近年以来，从未有像这样严重的。元载与王缙同朝列位，王缙正致力于聚敛钱财，于是与元载亲善，两人意气相投，十分欢乐，日益专横放纵。代宗完全察知他们的行迹，但因为元载任职受托多年，想保全君臣之间的情分。元载曾被皇帝单独召见，皇帝告诫他，他却不悔改。起初，元载护送皇帝从陕州返回时，与王缙上表请求把河中府作为中都，秋末皇帝巡幸那里，春初返回京城，以避开蕃戎侵扰的祸患。皇帝起初接受了这个建议，命他们分条上奏详细说明。自从鱼朝恩被诛杀后，元载的志得意满更加严重，于是抗表请求建立中都，奏文内容很多，这里不全部记载。大意是说：把关辅、河东等十州的户税收入供奉京师，创设五万精兵，统领驻扎在中都，以威慑四方，言辞多有开合变通。元载自以为奏表上达后事情就会实行，暗中派所属官吏到河中府经营筹备。节度使的治所寄驻在泾州。大历八年，蕃戎进入邠宁以后，朝廷议论认为，三辅以西没有险要屏障，泾州又是分散之地，不足以据守。元载曾任西州刺史，知道河西、陇右的要害，便在皇帝面前指画说明：“如今国家西部边境到达潘源，吐蕃的防守驻军在摧沙堡，而原州正在两者之间。原州处在西部边塞的入口，连接着陇山的险固，草肥水美，旧日营垒还存在。吐蕃近来毁坏了它的城墙，弃置不住。原州以西是过去的监牧之地，都有长濠大堑，层层重叠，深而坚固。原州虽然早降霜，黍稷不能种植，但它东面有平凉相连，只耕种一个县，就可以满足粮食供应。请把京西军队移驻原州，乘间修筑城防，储存一年的粮食。戎人夏季放牧多在青海，羽书往返传到这里，已经超过一个月了。现在运输和修筑同时进行，不到二十天就可以完成。把郭子仪的大军移驻泾州，作为根本。分兵把守石门、木峡、陇山的关隘，向北抵达黄河，那里都是相连的高山峻岭，敌寇无法越过。再逐渐设置鸣沙县、丰安军作为羽翼，北面以灵武五城为形势依托。这样以后，便可夺取陇右以至安西的土地，这就叫截断西戎的腿，朝廷可以高枕无忧了。” 元载还绘制了那里的地形图献给皇帝。他秘密派人翻越陇山，进入原州，测量井泉，计算民夫数量，车辆以及畚箕、铁锹等器具也都准备齐全。检校左仆射田神功劝阻说：“兴兵用师、估量敌情，是老将都感到困难的事。陛下相信一个书生的话，举全国之力听从他，实在是听信了错误的意见。”皇帝犹豫不决，适逢元载获罪，这件事才停止。起初，大历六年，元载分条上奏说，凡是因别敕授予文武六品以下官员的事项，诏令下达后，希望让吏部、兵部立即附在甲历中合并奏报，不必再检验核实，皇帝听从了他。当时军功状的奏报和拟定，官员署名常常错误，元载想把权力收归自己，又担心有关官署驳正。适逢封事使者李少良秘密把元载的丑事上报，元载得知后，在皇帝面前奏告，李少良等数人全都死在公府。因此道路上的人都互相使眼色，不敢议论元载的过失。在元载的门庭之内，不是他的党羽亲信就不接纳；平日的朋友，只要涉及道义的，也都疏远抛弃。

译代宗宽厚仁慈，明察宽恕，仔细考察其中缘由。多年之间，元载恶行不断却不悔改，众人的愤怒终于传到皇帝那里。大历十二年三月庚辰，退朝后，皇帝在延英殿召见，命左金吾大将军吴凑在政事堂逮捕元载、王缙，各自留在原处拘禁；又把中书主事卓英倩、李待荣以及元载的儿子仲武、季能一并逮捕关押，命吏部尚书刘晏审讯。刘晏认为元载接受重任后结党营私，党羽遍布天下，不敢独自裁断，请求由其他官员共同办理。皇帝下令御史大夫李涵、右散骑常侍萧昕、兵部侍郎袁傪、礼部侍郎常衮、谏议大夫杜亚共同审究他的罪状。讯问罪名和追查事端，都是从宫禁中发出的；又派宦官使者盘问隐秘之事，元载、王缙都认罪。这一天，宦官左卫将军、知内侍省事董秀与元载同恶，先于元载在宫禁中被杖杀。诏书说：“任用正直、斥退邪恶，是帝王典制所悬定的准则；奖善惩恶，是当今政务最急迫的事情。宰相辅弼的重任，不是容易找到合适人选的。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元载，性情很是奸邪反复，行迹并不正直。他所受宠待超过了本分，很早便登上宰辅高位。辅佐赞助的功劳，未能治理国家、成就政务；心怀邪念，常常蒙蔽皇上、当面欺骗。” 他暗中依托妖巫，夜间外出解厄祈祷，企图谋求非分的愿望，希望逃避法令刑典。收受贿赂，买卖官职。凶狠的妻子残忍加害，暴虐的儿子侵夺财物，他从不加以防范，任凭他们凌辱虐待他人。行为邪僻，言辞虚矫，内心狠毒而表面恭敬，使沉抑不得志的人没有机会自行进身，赏罚错乱，无不由此造成。近来因为君臣之间的关系重于进退取舍，希望他能够改过向善，所以加以掩盖而没有明言。可是他毫无悔过之意，反而更加凶暴，年岁越久，罪恶越积越满。现在将整肃朝廷班列，使宪纲得以申明，应赐他自尽。朕涉世治道还浅，识人不明，政绩未能彰显，留下的缺失如此众多，以致造成今天的刑罚，对此深感怜悯惭愧。勉强这样处理，务求申明劝善惩恶的道理，凡在朝廷内外的臣民，都寄托着朕的心意。”又下制书说：“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缙，附和奸邪，阿谀谗佞。根据这些罪状，罪行严重到难以容忍；怜悯他年老，朕不忍加以刑罚。为了申明屈法宽宥的恩典，姑且用岳牧的官职赦免他。可持节统领括州诸军事，代理括州刺史，应立即赴任。唉！朕恭敬自持而面南听政，推诚任用股肱之臣，广求贤哲来辅佐我的治理。昏昧于任用，使任命失当，过错在朕自身；不要荒废各自的官职，各自谨慎履行职守。” 起初，刘晏等人奉旨审理，王缙也被判处极刑。刘晏对李涵说：“重刑判决后再行复核，是国家一贯的法典，何况诛杀大臣，怎么能不复奏！而且法律有首犯、从犯之分，两人同样处刑，也应当再次请示皇帝决定。”李涵等人都听从了他。等刘晏等人复奏后，皇帝于是减轻王缙的罪刑，改从轻处理。元载的长子伯和此前被贬为扬州兵曹参军。元载获罪后，皇帝命宦官持驿传飞驰扬州赐他死。次子仲武任祠部员外郎，次子季能任秘书省校书郎，二人以及元载的妻子王氏都被赐死。女儿是资敬寺的尼姑真一，被收入掖庭。王氏是开元年间河西节度使忠嗣的女儿，一向以凶狠暴戾闻名，放纵儿子伯和等人作恶。伯和依仗父亲的威势，专门聚敛财货、征求歌伎乐人。元载身居宰相多年，权势倾动天下，外地的珍奇物品都集中到他家，资财货物多得无法计算，所以伯和、仲武等人得以任意放纵。轻浮之士奔走到他门下，唯恐赶不上。名伎美女、奇异音乐，连宫禁中没有的他家也有。兄弟各自在房中蓄养妓妾，歌伎艺人亲昵亵狎的嬉戏，全家人一同观看，完全没有羞耻之心。等到获罪，路上的行人没有一个同情惋惜。宦官董秀、主书卓英倩、李待荣以及阴阳术士李季连，都因元载的缘故被处以极刑。朝廷派宦官到万年县境内的黄台乡毁坏元载祖父和父母的坟墓，劈开棺材、抛弃尸骨以及私庙中的木主；又把元载在大宁里、安仁里的两处宅第充作修建百官署廨的材料。没收元载家中的钟乳五百两，分赐给中书、门下、御史台五品以上官员和尚书省四品以上官员。王昂出身军旅，凭借军功屡次升迁至河中尹，兼任河中节度使。他贪婪放纵、违法乱纪，专心聚敛财物，用财货装饰自身。永泰元年正月，任检校刑部尚书、知省事，改任殿中少监。元载掌权时，王昂与元载深相结托。大历五年六月，任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任荆南节度观察使，接替卫伯玉。王昂出发后，卫伯玉暗中唆使大将杨钅采等人拒绝王昂，请求让卫伯玉留任，皇帝下诏准许。王昂又任检校刑部尚书、知省事。他专门追求奢侈靡费，大肆修建宅第，蓄养许多妓妾，以满足自己的欲望。在刑部任职时，虽然公务有规定期限，王昂却沉溺于徇私宴饮，连续多日不处理部门事务。他生性贪婪吝啬，不以苟且求得为耻，竟然出售官署园中的蔬菜，把所得钱财拿来装饰住宅，深为当时舆论所鄙弃。元载被诛杀后，王昂被贬为连州刺史，朝廷派宦官押送他到万州，经过硖江时坠江而死。李少良因吏员身份被任用，早年跟随使府，因职务升任殿中侍御史。被罢职后，游荡于京城，奔走拜谒权贵。当时元载专权，住宅高大奢侈，子弟横行，公开行贿，士人百姓都嫉恨他。李少良怨恨自己不被任用，便利用众人的愤怒上疏抗议，使皇帝听到。朝廷把李少良留在宫禁内的客省，李少良的朋友韦颂于是来到宫门探望他，李少良泄露了自己的言论；韦颂没有谨慎保密，元载很快就完全知道了，于是上奏说李少良狂妄，诏令下御史台审讯。当时御史大夫一职空缺，元载任命张延赏担任，并对他寄予厚望。李少良因泄露宫禁中的奏议，制使陆珽也一同认罪。起初，韦颂和陆珽都与李少良友善，也与元载的子弟亲党亲密交往。韦颂得到李少良隐约透露的意思，泄露给元载的亲信，于是传到了元载那里。元载秘密召见陆珽审问，陆珽把事情经过和宫禁中的话全都供出。元载得知后，在皇帝面前上奏，皇帝大怒，把他们一并交给京兆府处决。陆珽是国子司业善经的儿子，从小继承父业，颇通经史；但性情浮躁而粗疏，所以受到牵连。

译大历年间，元载玩弄权术、任意妄为，人人都厌恶他。大历八年七月，晋州男子郇谟用麻绳束发，拿着竹筐和芦席在东市哭泣。有人问他原因，他回答说：“我有三十个字想献给皇上。如果没有人能容纳我，就用竹筐装尸体，把我扔到荒野去。”京兆府把这件事上报。皇帝召见他后，赐给他衣服，把他安置在宫禁内的客省。他所献的三十个字，每个字各论一件事。其中重要的是“团”字和“监”字。“团”字，是请求罢免各州团练使；“监”字，是请求罢免各道监军使。殿中御史杨护负责左巡，郇谟在市中哭诉，他却没有上奏；皇帝认为他隐瞒不报，将他贬为连州桂阳县丞员外置。元载正当受到宠幸而得志之时，每次改革朝政，都出自元载之手，朝廷内外共同愤怒，当时都把罪责归于元载。因此李少良在前面上封事，郇谟在后面哭市。所有身居官位的人，都应当把这件事作为明确的警戒。王缙，字夏卿，河中人。年轻时喜爱学习，与兄长王维很早就以文章著名。王缙连续参加草泽举和文辞清丽举，屡次授任侍御史、武部员外郎。安禄山之乱时，被选任为太原少尹，与李光弼共同守卫太原，他的功劳、成效和谋略受到众人推重，升任宪部侍郎，仍兼原职。当时兄长王维陷于叛军之中，接受伪职；叛乱平定后，王维交付有关官吏议罪。王缙请求用自己的官职赎王维的罪，朝廷特意减轻一等处罚。王缙不久入朝任国子祭酒，改任凤翔尹、秦陇州防御使，历任工部侍郎、左散骑常侍。他撰写《玄宗哀册文》，当时人称赞文章精工。改任兵部侍郎。适逢平定消灭史朝义，河朔尚未安定，皇帝诏令王缙以本官出任河北宣慰使，奉使期间符合皇帝旨意。广德二年，任黄门侍郎、同平章事、太微宫使、弘文崇贤馆大学士。这一年，河南副元帅李光弼在徐州去世，任王缙为侍中、持节都统河南、淮西、山南东道诸节度行营事务。王缙恳切辞让侍中，皇帝准许，加授上柱国，兼任东都留守。一年多后，升任河南副元帅，请求减少军资钱四十万贯，用来修缮东都殿宇。大历三年，幽州节度使李怀仙去世，王缙统领幽州、卢龙节度事务。王缙赴镇后又返回，把政务交给燕地将领朱希彩。又适逢河东节度使辛云京去世，于是兼任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营田观察等使。王缙再次辞让河南副元帅、东都留守，皇帝准许。太原旧将王无纵、张奉璋等人倚仗功劳，又因为王缙是儒生而轻视他，常常违背约束。王缙一旦召集他们，全部斩杀，将校们吓得双腿发抖。两年后，王缙被罢免河东职务，回朝任门下侍郎、中书门下平章事。当时元载掌权，王缙卑躬依附他，不敢违逆；但他仗恃才华和年长，常常傲慢轻视他人。对于元载不喜欢的事情，他心里虽然想迎合元载的旨意，却用言辞凌辱谩骂他，没有任何顾忌。当时京兆尹黎干是戎州人，多次议论政事，元载很厌恶他，却无力罢免。黎干曾向王缙禀报事务，王缙说：“尹是南方的君子，哪里懂得朝廷礼制！”他轻慢侮辱别人，大多就是这一类表现。王缙兄弟都信奉佛教，不吃荤腥血肉，王缙晚年尤其如此。他与杜鸿渐捐弃财产建造寺院，没有限度。妻子李氏去世后，他捐出道政里的宅第作为寺院，为她追福，上奏请求将寺额定为“宝应”，又度僧三十人住持。每逢节度使、观察使入朝，他一定把他们请到宝应寺，暗示他们捐钱，帮助自己修缮寺院。起初，代宗喜欢祭祀，但还不是十分重视佛教；元载、杜鸿渐和王缙喜欢供养僧人。代宗曾询问福业报应之事，元载等便借机上奏，代宗从此过分信奉佛教，曾命一百多名僧人在宫中陈设佛像，诵经行道，这称为内道场。他们的饮食供养极其丰厚，珍奇物品无所不用，出入还乘坐宫廷马匹，度支供给俸禄。每当西蕃入侵，代宗必命群僧讲诵《仁王经》，祈求驱逐敌寇。如果侥幸敌寇退兵，就横加赏赐。胡僧不空官至卿、监，封为国公，可以自由出入宫禁，权势压倒公卿，争权专威，每天相互凌辱争夺。京畿地区肥沃的田地和丰厚的利益，大多归入寺观，官吏无法控制。僧侣们即使有贪赃、奸邪、畜养妇女等罪行，接连有人败露被杀，代宗信佛之心却没有改变，于是下诏天下官吏不得鞭打、拖拽僧尼。又见王缙等人捐钱建寺，极尽瑰丽，每次当面陈述启发皇帝，也一定以因果报应为依据。他们认为国家的福运长久，都是福报所资助的；业力早已决定，即使略有患难，也不值得谈论。所以安禄山、史思明的祸乱正盛时，他们都遭遇了儿子的灾祸；仆固怀恩将要作乱却死去；西戎侵犯京城，还没有交战就退兵。这些都不是人事方面可以明确证明的事。皇帝因此更加深信不疑。公卿大臣既然都把事情归结于业报，便放弃人事上的治理而不再修治，所以大历年间刑法政事日益衰败，是有原因的。五台山有金阁寺，用铜铸成瓦片，再在上面涂金，光芒照耀山谷，估计耗费钱财数亿万。王缙任宰相时，发给中书省的符牒，命五台山数十名僧人分赴各郡县，聚集徒众讲经说法，以求取财利。代宗在七月十五日于内道场制作盂兰盆，用金玉翠饰装点，耗费百万钱。又设置高祖以下七位圣人的神座，准备幡旗、旌节、龙伞、衣裳等仪制，在每面幡上写明尊号以作识别，抬出宫内，陈列到寺观中。这一天，排列仪仗，百官在光顺门依次站立等候；幡旗、鲜花、鼓乐、歌舞充满道路，迎接呼喊。每年都以此为常规，但有识之士嘲笑它不合典制；败坏教化的源头，是从王缙开始的。李氏起初是左丞韦济的妻子，韦济死后，投奔王缙。王缙宠爱她，冒称她为妻子，实际上只是妾。王缙又放纵弟弟、妹妹和女尼等人广泛收受财物贿赂，他们贪婪卑鄙的行径就像市井商贩一样。元载获罪后，王缙因牵连被贬为括州刺史，后改任处州刺史。大历十四年，任太子宾客，留在东都任职。建中二年十二月去世，享年八十二岁。杨炎，字公南，凤翔人。曾祖父杨大宝，武德初年任龙门令。刘武周攻陷晋州、绛州时，杨大宝守城不降，城破后被害，朝廷褒奖追赠全节侯。祖父杨哲因孝行突出，朝廷表彰他的门闾。父亲杨播考中进士，隐居不出仕；玄宗征召他为谏议大夫，他却辞去官职回家奉养父母，也因孝行和祥瑞，朝廷表彰他的门闾。肃宗又加授他散骑常侍，赐号玄靖先生，姓名载入《逸人传》。

译杨炎眉目俊美，风度骨气高峻，文章辞藻雄健华丽，汧州、陇州之间称他为“小杨山人”。他初次出仕时，被征辟为河西节度掌书记。神乌令李大简曾因醉酒侮辱杨炎，后来两人同在节度使幕府，李大简便率领左右侍从反绑杨炎，用铁棒打了二百下，流血遍地，几乎死去。节度使吕崇贲爱惜他的才华，没有责罚李大简。后来副元帅李光弼上奏任他为判官，他没有接受；朝廷征召授任他起居舍人，他辞去俸禄到岐山下奉养父母。母亲去世后，他在墓前结庐守丧，号哭不止声，又出现紫芝、白雀等祥瑞，朝廷再次表彰他的门闾。三代人都以孝著称，门前树立六座阙，古来从未有过。服丧期满很久后，起用为司勋员外郎，改任兵部，转任礼部郎中、知制诰。升任中书舍人，与常衮共同掌管诏令文书。常衮擅长撰写任官诏书，杨炎擅长撰写褒美诏令；自开元以来，谈论诏制文章之美的，当时称为“常、杨”。杨炎喜爱贤才，礼遇士人，把引荐提拔人才作为自己的责任，士人都归附他。他曾为李楷洛撰写碑文，文辞十分精美，文士没有不熟读背诵的。升任吏部侍郎，修撰国史。元载开始担任宰相后，常常在朝士中挑选一名有文学才望的人，厚待他，准备让此人代替自己。起初，他引荐礼部郎中刘单；刘单去世后，又引荐吏部侍郎薛邕；薛邕被贬后，又引荐杨炎。元载亲近看重杨炎，没有人能与他相比。元载败亡后，杨炎因牵连被贬为道州司马。德宗即位，商议任用宰相，崔祐甫推荐杨炎有文学才干和办事能力，皇帝也早已听说他的名声，于是授任他银青光禄大夫、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杨炎有风度仪表，博学多才，早年便享有时誉，天下人一致认为他将成为贤相。起初，国家旧有制度是天下的财赋都交纳到左藏库，太府每季度把数目上报，尚书省比部复核收入支出，彼此上下相互制约，没有遗漏。等到第五琦担任度支、盐铁使后，京城有许多豪强将领，索取财物没有节制，第五琦无法禁止，于是把租税收入全部送入大盈内库，迎合宦官主持者的心意。天子认为这样取用方便，因此不再交出。这样一来，天下的公赋成了皇帝的私藏，有关官署不能窥知它有多少，国家开支也无法计算盈亏，已经将近二十年了。宦官以冗余名目掌管簿书，负责此事的有三百人，都靠这项事务领取供给，彼此勾结，根基牢固而无法动摇。等杨炎做了宰相，便在皇帝面前叩头，议论这件事说：“财赋是国家的根本，是百姓生存的命脉，天下的治乱轻重都由此决定。因此前代历来选任重臣来主管它，还担心不能办好，往往因此失败；国家大计一旦失误，天下就会动摇。先朝权宜设置的制度，让宦官掌管财政，用五尺高的宦官小人操持国家根本，财政丰歉盈虚，即使大臣也不能知道，就无法谋划天下的利害。臣愚昧而身居宰辅之职，陛下具有至高的德行，只关怀百姓，参照考察弊病，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请把这些财赋交出，归还有关官署管理；核算宫中一年的经费需要多少，按数额供给，不敢使宫中用度有所亏缺。” 这样以后，才可以议论政事。希望陛下明察。”皇帝下诏说：“所有财赋都归入左藏库，一律按照旧制办理；每年从数额中酌量拨出三五十万钱送入大盈库，而度支先把全部数额上报。”杨炎只用几句话就改变了皇帝的想法，议论此事的人认为很难做到，朝廷内外都称赞他。当初制定法令制度时，国家有租、赋、庸、调的征收办法。开元年间，玄宗修养道德，把宽厚仁慈作为治国根本，因此不再编造户籍册书，人口逐渐超过登记数额，也无人加以防范。成年男子相继死亡，已不是原来的姓名数目；田地转移更换，已不是原来的额数；贫富升降，也已不是原来的等级。户部只是拿空文总括旧有簿籍，大概已经不能反映当时的实际情况。旧制度规定，男子戍守边疆的，免除其租庸，六年后免役回乡。玄宗当时正致力于对付夷狄，戍边者多半战死，不能回来；边将倚仗宠信而隐瞒，不把死亡情况上报，所以他们在户籍上的姓名一直没有注销。到天宝年间，王鉷任户口使，正致力于聚敛，认为既然丁籍还在，那么男子本人到哪里去了呢？不过是隐瞒赋税而没有交纳罢了。于是查考旧户籍，计算出六年以外的欠额，把三十年的租庸一并向这些人的家属征收。天下百姓痛苦不堪，却无处申诉，这说明租庸法的弊病已经存在很久了。到至德以后，天下战事兴起，起初因兵役，继而又遭饥荒疫病，加上征发、运输，百般劳役同时兴办，人口大为减少，户籍图册空虚。军队和国家的用度，依靠度支、转运二使供给；四方的征镇，又各自依靠节度使、都团练使供给。负责赋税征收的机构有四个，却没有相互统摄，于是纲纪条目大为败坏，朝廷不能总领各使，各使不能总领各州，四方进贡的财物全都收入内库。权势之臣和奸猾之吏，借机作奸犯法，有的表面上假托进献，实际上私下侵吞财物，这类赃盗动辄以万万计。河南、山东、荆襄、剑南等驻有重兵的地方，都把财物优厚地供自己享用，朝廷赋税实际收上来的没有多少。官吏职位的名目，随着任用的人随意设置；俸禄供给的厚薄，也由他们任意增减。因此征收赋税的名目总共有几百种，已经废除的没有删去，重复征收的没有取消，新旧名目不断累积，不知道究竟有多少。百姓接受命令来供给这些征敛，耗尽脂膏血汗，甚至卖掉亲爱之人，每十天输送、每月运送，从来没有休息。官吏又借助这些苛刻的征敛，像蚕食桑叶一样侵蚀千人。凡是富裕而男丁多的人，大多托名为官或为僧，以此免除差役；贫穷而没有收入的人，男丁反而被保留下来。因此，上面免除了赋税课役，下面百姓的负担却增加了。于是天下残破困顿，百姓流离成为游民，留在乡里、依附土地居住的人，百人中不过四五个，像这样已经将近三十年了。杨炎趁着奏对的机会，恳切说明这些弊病，于是请求制定两税法，统一赋税名目。他说：“凡是各种劳役的费用，哪怕只征收一文钱，也要先估算总数，再分摊给百姓，按照支出确定收入。户籍不分主户、客户，以现居之地登记；人口不分丁、中，以贫富作为差等。那些不定居而从事贩运的商人，在其所在郡县按三十分之一征税，并估量他们与定居户所负担的数额使之均等，避免有人侥幸获利。定居居民的税，在秋、夏两季征收；民间有不便之处，就加以纠正。租、庸及各种杂徭全部省除，但丁额不废除，出入增减仍按旧式申报。田亩税一律以大历十四年垦田数为准，均等征收。夏税不得超过六月，秋税不得超过十一月。过了一年以后，如果户数增加而税额反而减轻，或者人口离散而失去均平，就进退长吏，并由尚书省度支统一总管。”德宗认为很好，予以施行，并下诏晓谕内外。掌管赋税的人却阻挠，认为这样做没有好处，说租庸法实行了四百多年，旧制度不能轻易改变。皇上推行此法毫不犹疑，天下人都感到便利。百姓不用强行按地域划断而固定在籍，赋税没有增加征敛而收入反而增加；不用重新编造户籍图册却能掌握实际情况；贪官不必严加告诫，奸邪也无从取利。从此，赋税轻重的权力开始归于朝廷。

译杨炎挽救时弊，颇有好的声誉。他任职几个月，适逢崔祐甫生病，多日不能处理政事，乔琳被罢免，杨炎于是独自主持国政。崔祐甫所制定的措施，杨炎都加以毁弃。他起初削减、减薄护作元陵工程者的功劳优待，人心开始不满。又专心致力于报恩复仇。道州录事参军王沼对杨炎有一点恩惠，杨炎便举荐王沼为监察御史。杨炎感念元载的恩德，专门推行元载过去的事情来报答他。当初元载获罪，左仆射刘晏审讯弹劾他，元载被诛杀，杨炎也因受牵连而被贬，因此深深怨恨刘晏。刘晏兼领东都、河南、江淮、山南东道转运、租庸、青苗、盐铁使等职，杨炎任宰相几个月，想贬黜刘晏，先罢免他的使职，使天下钱谷都归金部、仓部管理。杨炎又献议开凿丰州陵阳渠，征发京畿百姓到西城服役，乡里受到骚扰，工程最终也没有成功。当初，大历末年，元载建议请求修筑原州城，以阻挡西番入侵的要冲，事情尚未实行，元载就被诛杀了。等到杨炎掌权，建中二年二月，他奏请修筑原州城，先发文给泾原节度使段秀实，命他准备此事。段秀实答复说：“凡是安定边疆、击退敌人的长远策略，应当从容筹划，不宜草率兴办工程。况且春耕正要开始，请等到农闲时再办理此事。”杨炎大怒，征召段秀实任司农卿。让邠宁别驾李怀光在前面督促工程，又让检校司空、平章事硃泚和御史大夫、平章事崔宁各自统率一万人在后面护卫。三月，诏书下达到泾州，命其准备筑城。泾州军队愤怒地说：“我们做国家西门的屏障，已经十多年了！起初在邠州，刚刚置办农桑，安定地定居；后来迁到这里，置身于荆棘荒草之中，手披荆棘，脚踏荒地，才筑起城垒；如今又要把我们投到塞外去，我们有什么罪，竟要被安置到这种地方？”李怀光监领朔方军，法令严酷，屡次杀害大将。泾州副将刘文喜借着众人的怨怒，拒不接受诏令，上疏请求恢复让段秀实担任主帅，否则就任用硃泚。于是朝廷以硃泚代替李怀光，刘文喜又不奉诏。泾州有精兵两万人，关闭城门抗拒守卫，并让他的儿子进入吐蕃作为人质以求援助。当时正值炎热干旱，民情骚动，群臣都请求赦免刘文喜，皇上却始终不理会。德宗减省自己的服饰器用来供给军人，城中将士应当领取春服，仍照旧赏赐。命硃泚、李怀光等军队进攻泾州，于是筑起营垒包围它。泾州别将刘海宾斩下刘文喜的首级，传送到宫阙之下。如果不是刘海宾效忠归顺，必然会酿成边患；这都是因为杨炎凭喜怒更换主帅，使泾州主帅结下怨恨的缘故。原州最终也未能筑成城。杨炎既已构陷刘晏使其获罪贬官，司农卿庾准与刘晏有嫌隙，于是杨炎任用庾准为荆南节度使，暗示他诬告刘晏谋划让忠州叛乱，并将刘晏杀死，刘晏的妻子儿女迁徙到岭表，朝廷内外都因此侧目。李正己上表请求追究杀害刘晏的罪行，指责朝廷。杨炎害怕了，于是派亲信分别前往各道：裴冀前往东都、河阳、魏博；孙成前往泽潞、磁邢、幽州；卢东美前往河南、淄青；李舟前往山南、湖南；王定前往淮西。表面上说是宣慰，实际上是去游说、散布诽谤。并且说：“刘晏获罪，是因为当年附会奸邪，谋划立独孤妃为皇后，皇上自己厌恶他，并不是其他过错。”有人秘密上奏说：“杨炎派五名使者前往各镇，是害怕天下人把杀害刘晏的罪归到自己身上，所以把过错推给皇上罢了。”于是皇上派宦官把杨炎的说辞转告李正己，回来报告说确实如此。从此德宗有意诛杀杨炎，只等待时机发作。于是提拔任用卢杞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杨炎改任中书侍郎，仍任平章事。两人共同任职掌权，卢杞没有文学才学，仪表相貌又丑陋，杨炎厌恶并轻视他，常常借口有病在别的阁中休息，多次不和他一起吃饭，卢杞也因此怀恨。旧制度规定，中书舍人分掌尚书省六部，以平衡处理奏报；开元初年废除了这项职务，卢杞请求恢复，杨炎坚决认为不可。卢杞更加愤怒，又秘密启奏中书主书的过失，将他逐出。杨炎怒道：“主书是我的属吏，他有过错应由我自己处置，你为什么要来侵犯我的职权？” 适逢梁崇义叛乱，德宗想让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统率各军讨伐他。杨炎劝谏说：“李希烈起初认李忠臣为义父，受到的亲信任用无人可比，最终却驱逐李忠臣而夺取他的职位，他背弃根本到了这种地步，怎么可以信任呢？平日里没有尺寸之功，却还强横而不奉法；将来平定叛贼以后，他凭借功劳向皇上邀功，陛下将用什么驾驭他？”当初杨炎南下时，路过襄、汉，曾坚决劝梁崇义入朝，梁崇义没有听从，已经怀有反叛之心。不久杨炎又派他的党羽李舟骑马去劝说，梁崇义坚持己见，拒绝命令，于是谋划叛逆，这都是杨炎逼迫促成的。到这时，德宗想借李希烈的兵势讨伐梁崇义，然后再另行谋划对付李希烈。杨炎又坚决说不可，皇上不能释怀，便说：“朕已经答应他了，不能食言。”于是让李希烈统率各军。正好德宗曾询问宰相和群臣中谁可以担当重任，卢杞推荐张镒、严郢，杨炎举荐崔昭、赵惠伯。皇上认为杨炎的论议疏阔空泛，于是罢免他的宰相职务，任命为左仆射。几天后，他入宫谢恩，在延英殿回答皇上的询问；出来后，骑马赶回，却不去中书省，卢杞从此更加愤怒。不久卢杞引荐严郢任御史大夫。当初严郢任京兆尹时，不依附杨炎，杨炎很恼怒他，便暗示御史张著弹劾严郢，严郢被罢去兼任御史中丞的职务。杨炎又早就听说源休与严郢有嫌隙，于是把源休从流放者中提拔为京兆尹，命他伺察严郢的过错。源休上任以后，却与严郢交好，杨炎大怒。张光晟当时正谋划杀死回纥酋帅，杨炎于是任命源休为出使回纥的使者，源休差点被回纥人杀死。严郢不久因丈量田地不实获罪，改任大理卿，当时人们都为他惋惜。到这时，卢杞顺应众人的意愿，又知道严郢与杨炎有嫌隙，所以引荐了他。

译杨炎的儿子杨弘业不肖，多次触犯禁令，收受贿赂、接受请托；严郢查办他，又查出他的其他过错。当初杨炎将要建立家庙，先在东都有一所私宅，便命河南尹赵惠伯卖掉它，赵惠伯替杨炎购买了一处官府廨舍。当时赵惠伯刚由河中尹、都团练观察等使任上交接替代，严郢奏请追捕赵惠伯，审讯查办。御史认为杨炎身为宰相，却压制属吏出售私宅，抬高估价卖出宅第，压低价格收取钱款，应按赃罪论处。卢杞召大理正田晋评定罪名，田晋说：“宰臣对于一般官员来说，相当于监临官；官府买卖房产有多余利润的，应计算利润，按乞取财物论罪，应当夺去官职。”卢杞大怒，把田晋贬为衡州司马。又召来其他官吏罗织罪名，说：“监临主守之人自己盗窃，罪当处绞刑。”开元年间，萧嵩准备在曲江南面建立私庙，不久因那里是玄宗临幸过的地方，担心建庙不合适，便作罢。到这时，杨炎把那里作为自己的庙地，有流言说：“此地有王气，杨炎所以夺取它，一定另有图谋。”这话传到皇上耳中，皇上更加愤怒。等到御史台和有关官司上报完整案情，皇帝下诏命三司使共同复核。建中二年十月，诏书说：“尚书左仆射杨炎，凭借文艺才华，屡次升任清要显贵的官职。虽然被贬居荒远之地，但虚有的声望仍然存在。朕刚开始统治天下，想弘扬大化，致力于破格擢用人才，招纳当时的俊杰。把你从郡府属官中提拔出来，登上宰辅之位，独自把你当作心腹，信任而毫不怀疑。可是你不想着竭尽忠诚，竟敢做奸邪蛀虫，进用邪恶之人，排斥正直之士，既虚伪又顽固，结党援引，动辄牵涉私情故旧。你毁坏法令制度，欺骗皇上而行私事，只图自身利益，不顾国家；加上在内没有训诫约束，在外又与人交通往来，放纵任意行诈欺骗，以此形成贪赃受贿。查问你的事迹，始末都背离事实，蔑视恩德，辜负朕，罪过何其深重！考察案情商议刑罚，你的罪行实在难以宽宥。但朕对于将相，情义重在始终，顾念大体，特加宽贷，使你远远贬谪，以肃清群臣。可任崖州司马同正员，仍令乘驿传发遣。”杨炎距崖州一百里时被赐死，享年五十五岁。杨炎早年就有文章才华，也勉励自己操守节义；等到任中书舍人时，附和元载，当时舆论已经轻视他。后来因元载获罪而被贬官，他的愤怒怨恨更加深重；回朝掌权后，对微小的嫌隙也一定报仇，阴险害人的性情深入内心，只凭个人爱憎，不顾公道，终于因此败亡。赵惠伯也因杨炎获罪，被贬为费州多田尉，不久也被杀。黎干是戎州人。起初凭借擅长星象纬候和数术得到进用，任翰林待诏，屡次升官至谏议大夫。不久升任京兆尹，以严明肃整治理政务，百姓颇感便利，但又趁机攀附迎合，随时势上下。大历二年，改任刑部侍郎。鱼朝恩被伏诛，黎干因与他交往而获罪，出任桂州刺史、本管观察使。到江陵时，遭逢母亲去世，服丧。过了很久，适逢京兆尹空缺，百姓很想念黎干。大历八年，又任命他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黎干自以为得志，便无心治理政务，贪婪残暴更加严重，沉溺于财色。大历十三年，授任兵部侍郎。他性情险恶，凭借旁门左道，结交宦官，以求获得皇帝宠恩，代宗非常受他迷惑。当时宦官刘忠翼正受宠掌权，黎干一向与他交情深厚，曾参与他的奸谋。德宗刚即位时，黎干还想用诡诈手段求得进身，秘密藏在车舆中前往刘忠翼宅第。事情败露后，诏书说：“兵部侍郎黎干，祸害如同豺狼；特进刘忠翼，掩盖正义，包庇奸贼，一并除名，长期流放。”诏令执行时，街市里的几千名儿童喧闹聚集，抱着瓦片砾石投掷攻击他们，捕盗尉也不能制止，于是二人都在蓝田驿被赐死。刘忠翼是宦官，本名清潭，与董秀都受到代宗宠信。他口含天宪，权势足以扭转日月，贪得无厌，收受贿赂，家产多达巨万。大历年间，德宗居于东宫时，黎干和清潭曾有奸谋，企图动摇局势。到这时，朝廷把他们以前积累的罪行合并起来诛杀了他们。庾准是常州人。他的父亲庾光先，天宝年间任文部侍郎。庾准凭借门第入仕，与宰相王缙亲近；王缙迅速提拔他任职方郎中、知制诰，升为中书舍人。庾准向来缺少文学才学，凭柔媚逢迎求得进身；他既不是儒者一流，受到当时舆论的鄙薄。不久改任御史中丞，升为尚书左丞。王缙获罪后，庾准出任汝州刺史。后来又入朝任司农卿，与杨炎关系亲厚。杨炎想杀刘晏，知道庾准与刘晏有嫌隙，便任用他为荆南节度使。庾准于是上奏说得到刘晏写给硃泚的信，而且刘晏心怀怨望，又征召补充州兵以抗拒命令。于是先杀死刘晏，然后下诏赐他自尽，天下人都为刘晏感到冤屈。杨炎因为杀刘晏之事，征召庾准任尚书左丞。建中三年六月丁巳日去世，时年五十一岁。追赠工部尚书。史臣说：孔子说：“富贵是人人都想要的，但如果不是用正道得到的，就不应享有它。”背离这条正道的，就是小人。元载谄媚李辅国来求得自身进身，玩弄当时的权力来巩固职位，众人的愤怒不能触犯，却长期作恶而不悔改，以致家族灭亡，祸及妻儿；本人死亡，又殃及祖先。王缙附和奸邪，以至于倾覆。杨炎毁弃崔祐甫的规制，恼怒段秀实的正直，以报恩报怨为务，用私情损害公义。这三个人都显著有文章才华，却大大违背德行。“不能长久保持自己的德行，就会有人使他蒙受羞辱”，这是《周易》的道理。富贵不能用正道取得，难道不是小人的行径吗？看庾准的奸邪，遭逢王缙死后重新得势，顺从杨炎的意图，曲意造成刘晏的冤案。积累罪恶却能得到善终的人，恐怕只会在后世留下余殃吧！” 赞曰：元载、王缙、杨炎、庾准，彼此交相附和。《左传》说过，贪婪之人会败坏同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