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二十一

译列传第二十一。魏徵。魏徵，字玄成，是钜鹿曲城人。父亲魏长贤，曾任北齐屯留令。魏徵年少时丧父，家境贫寒，放浪不羁而怀有大志，不从事谋生的产业，出家做了道士。他喜欢读书，广泛涉猎，见天下渐渐混乱，尤其留意纵横家的学说。大业末年，武阳郡丞元宝藏起兵响应李密，召魏徵掌管书记。李密每次看到元宝藏的奏疏，没有不称赞的；后来听说是魏徵所写，立即派人召见他。魏徵向李密进献十条计策来求取任用，李密虽然认为奇异，却不能采用。王世充在洛口进攻李密时，魏徵劝李密的长史郑颋说：“魏公虽然接连取胜，但骁勇的将领和精锐士卒死伤很多；军中又没有府库储备，有功的人不能得到赏赐。战士的心已经懈怠，这两点很难用来抵御敌人。不如深挖壕沟、筑高营垒，长久拖延时日，不过十天一个月，敌人的粮食就会耗尽，可以不经交战便自行退去，再追击他们，这是取胜的办法。况且东都粮食已经吃尽，王世充计策穷尽，只想拼死作战，可以说穷寇难以与之争锋，请谨慎行事，不要和他交战。”郑颋说：“这只是老书生的寻常议论罢了！”魏徵说：“这正是奇谋深策，怎么能说是寻常议论？”于是拂袖离去。李密失败后，魏徵跟随李密来投降，到了京城，长期没有被人知晓。魏徵主动请求前往山东安抚整顿，于是被授任秘书丞，乘驿传车赶到黎阳。当时徐世勣还替李密聚集部众，魏徵写信给徐世勣说：自从隋朝末年天下动乱离散以来，群雄争相逐鹿，占据州郡的多得数不清。魏公从叛乱者中起兵，振臂一呼，四方响应，万里之内像风驰电掣一样，众人如云雾般聚集，人数达到几十万。他的威势所及，几乎占有天下的一半；在洛口击败王世充，在黎山摧毁宇文化及。正想向西踏入咸阳，向北压过玄阙，在瀚海扬起旌旗，到渭川饮马，却反而凭借百战百胜的威势，败给了仓皇逃奔的敌人。由此可知，帝王的神器自有归属，不能单凭武力争夺。所以魏公想到上天已经眷顾真正的君主，进入函谷关时毫不迟疑。您生在扰攘的时代，感念遇到知己。根本已经拔除，坚定不可动摇，于是聚合残余部众，占据一方自守。王世充凭借胜利后的余勇，停止向东进攻；窦建德借着王世充败亡的形势，也不敢向南谋取。您的英名声望，足以震动古今。然而谁没有一个好的开端，只是担心难以善终。去留进退的关键，是安危存亡的大节。假如您选择明主而取得地位，九族都可以享受您的余辉；如果把自身托付给不合适的人，连自己一人也不能保全。前代的教训并不遥远，您都听见看见过。孟贲还在犹豫时，童子已经先行；能够预见时机的人神妙无比，不必等到一天结束。如今您处在各方必争的地方，又乘着应当迅速行动的时机，如果再迟疑观望，坐看成败，恐怕凶恶狡诈的人先使人生出疑心，那么您的事业就会失去了。徐世勣得到书信后，便定下计策，派使者归顺唐朝，打开粮仓运输粮食，供给淮安王李神通的军队。不久窦建德率领全部兵力南下，攻陷黎阳，俘获魏徵，任命他代理起居舍人。等到窦建德被擒，魏徵和裴矩一起向西进入关中。隐太子李建成听说他的名声，召他任太子洗马，十分礼敬他。魏徵看到太宗的功业日益兴盛，常常劝李建成早作对策。李建成失败后，太宗派人召见魏徵，对他说：“你离间我们兄弟，为什么？”魏徵说：“皇太子如果听从我的话，一定不会有今天的灾祸。”太宗一向器重他，召用为詹事主簿。太宗即位后，提拔任命他为谏议大夫，封钜鹿县男，派他安抚整顿河北，并允许他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处理事务。魏徵到磁州时，遇到前东宫千牛李志安、齐王府护军李思行被拘禁押送京城。魏徵对副使李桐客说：“我们奉命出发时，前东宫和齐王府的属官，都已命令赦免原谅、不再追究。如今又把李思行押送回去，此外还有谁不会自我怀疑？只是派使者前往，他们一定不相信，这就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况且只要有利于国家，知道的事情没有不去做的，宁可考虑自身，也不能废弃国家的大计。如今如果释放李思行等人，不追究他们的罪过，那么受到信义感召的人，无论多远都会归附。古时候，大夫出使到疆域之外，只要有利于国家，即使专断处理也可以。何况今天出行时，主上已经允许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处理事务；主上既然以国士相待，怎么可以不以国士的方式报答他呢？”于是立即释放李思行等人，并把情况上报，太宗非常高兴。太宗刚即位，便振作精神治理政事，多次召魏徵到内室，向他询问政事的得失。魏徵一向有治理国家的才干，性情又刚强正直，从不屈服退让。太宗同他交谈，没有一次不欣然接受他的意见。魏徵也高兴遇到了解自己的君主，想着竭尽才力发挥作用，知道什么就说什么。太宗曾慰劳他说：“你所陈述劝谏的事情，前后有二百多件；如果不是你以最大的诚意奉事国家，怎么能做到这样呢？”这一年，魏徵升任尚书左丞。有人说魏徵结党偏袒亲戚，太宗命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验证，但没有查出实情。温彦博上奏说：“魏徵作为臣子，本应顾忌行事的形迹，却不能远远避开嫌疑，所以招来这种诽谤。虽然他的本心在于无私，但也有值得责备之处。”太宗命温彦博责备魏徵，并且说：“从今以后，你不能不顾及行事的形迹。”后来一天，魏徵入朝奏事，说：“臣听说君臣意气相合，义理上同为一体。如果不顾公正之道，只顾表面形迹，那么君臣上下都遵循这条道路，国家的兴盛或灭亡，恐怕就很难预料了。”太宗惊惧地变了脸色，说：“我已经后悔了。”魏徵拜了两拜，说：“希望陛下使臣成为良臣，不要使臣成为忠臣。”太宗说：“忠臣和良臣有区别吗？”魏徵说：“良臣，像稷、契、咎陶这样的人就是。忠臣，像龙逢、比干这样的人就是。良臣使自己获得美名，使君主得到显赫的称号，子孙世代相传，福禄没有尽头。忠臣自身遭受诛杀，君主陷入大恶，家与国一同灭亡，只空有忠臣的名声。这样说来，两者相差很远。”太宗深深采纳了他的话，赏赐绢五百匹。贞观三年，魏徵升任秘书监，参与朝政。魏徵认为天下经历丧乱之后，典章制度杂乱，于是上奏请召学者校订四部书。几年之间，秘府的图书典籍就灿然完备。当时高昌王麹文泰将要入朝，西域各国都想借麹文泰派遣使者进献贡物，太宗命麹文泰的使者厌怛纥干前往迎接他们。魏徵劝谏说：“中原刚刚平定，创伤还没有恢复，如果稍有劳役，就会不得安宁。往年麹文泰入朝，沿途所经过的州县还不能供给，何况再增加这些人。如果任凭他们以商贾身份往来，边境百姓就能从中获利；如果把他们当作宾客接待，中原就会承受他们带来的弊病。汉建武二十二年，天下已经安定，西域请求设置都护、送侍子，光武帝没有答应，大概是不愿因蛮夷而劳累损害中原。如今如果允许十国入贡，使者不会少于一千人，想让边境各州拿什么来供给？人心的变化有很多，后来即使后悔，恐怕也来不及了。”

译皇上认为他的意见很好。当时厌怛纥干已经出发，便急忙追上去制止。后来太宗巡幸九成宫，因为有宫人返回京城，便在湋川县的官舍休息。不久右仆射李靖、侍中王珪也相继到达，官吏把宫人迁到别处，让李靖等人住宿。太宗听说后大怒，说：“威福大权难道是由李靖等人掌握的吗？为什么礼待李靖等人，却轻视我的宫人？”立即命令调查湋川县官吏以及李靖等人。魏徵劝谏说：“李靖等人是陛下的心腹大臣；宫人只是供皇后洒扫使唤的奴婢。论及陛下对他们的委任，事情和道理都不同。况且李靖等人出外时，官吏要向他们询问朝廷的法式；他们回来后，陛下还要向他们询问民间疾苦。李靖等人本来就应当同官吏相见，官吏也不能不去拜见。至于宫人，除了供应饮食以外，不应参与接待。如果因此责罚县吏，恐怕无益于彰明圣德，只会白白惊动天下人的耳目。”皇帝说：“你说得对。”于是免除了官吏的罪责，李靖等人也不再追究。不久，太宗在丹霄楼设宴，酒兴正浓时，对长孙无忌说：“魏徵、王珪过去在东宫时，都尽心侍奉太子，当时确实很可恶。我能够提拔任用他们，直到今天，足以无愧于古人。但是魏徵每次劝谏我不采纳时，他一开口我就立即不回应，为什么呢？” 长孙无忌回答说：“臣认为事情有不可行之处，所以陈述意见；如果您不采纳便马上答应，臣就担心这件事会立即实行。”皇帝说：“你当时先答应下来，再另外陈述意见，难道不行吗？”魏徵说：“从前舜告诫群臣说：‘你们不要当面顺从，退下以后却另有议论。’如果臣当面顺从陛下，退下以后才开始劝谏，这就是‘退有后言’，难道是稷、契侍奉尧、舜的本意吗？”皇帝大笑说：“人们说魏徵举止粗疏怠慢，我却只觉得他可爱，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魏徵拜谢说：“陛下引导臣发表意见，所以臣才敢于劝谏；如果陛下不接受臣的劝谏，臣哪里敢屡次触犯龙颜呢？”这一月，长乐公主将要出嫁，太宗因为她是皇后所生，命有关官署给她的嫁妆加倍于永嘉长公主。魏徵说：“不可以。从前汉明帝想给自己的儿子封爵，说：‘我的儿子难道能同先帝的儿子相等吗？可以只封楚王、淮阳王的一半。’前代史书把这件事作为美谈。天子的姊妹称长公主，女儿称公主，既然加上‘长’字，就是有所尊崇。即使感情有深浅，也不能让礼制彼此逾越。”皇上认为他说得对，入宫告诉长孙皇后。皇后派使者带钱四十万、绢四百匹，到魏徵家中赏赐给他。不久，魏徵进爵为郡公。贞观七年，魏徵代替王珪任侍中。尚书省积压的诉讼案件中有不能判决的，皇帝下诏让魏徵评议处理。魏徵本来不熟悉法律，只掌握大体原则，依据情理裁断，没有不心悦诚服的。当初，朝廷下诏派令狐德棻、岑文本编撰《周史》，孔颖达、许敬宗编撰《隋史》，姚思廉编撰《梁史》《陈史》，李百药编撰《齐史》。魏徵奉诏总领并加以撰定，增删改正之处很多，所荐取的内容都简明严正。《隋史》的序论，都是魏徵所作；《梁史》《陈史》《齐史》各写了一篇总论，当时人称为良史。史书编成后，朝廷加授魏徵左光禄大夫，进封郑国公，赏赐物品二千段。魏徵自认为对国家没有功劳，只凭借辩说便参与机要，深怕功名太盛会招致祸患，后来因为眼疾，多次上表请求辞去官位。太宗说：“朕把你从仇敌之中选拔出来，任用你担任枢要职务；你看见朕的过失，没有一次不劝谏。你难道没有见过矿石中的金子吗？那有什么值得珍贵的？优秀的冶炼工匠把它锻造成器物，便被人珍视。朕正把自己比作金子，把你当作优秀的工匠。你虽然有病，却还没有衰老，怎么能就这样辞职呢？”这一年，魏徵又当面请求退位，太宗难以违背他的请求，于是任命魏徵为特进，仍掌管门下省事务。此后魏徵又多次上四道奏疏，陈述政事得失。其中第一道说：臣观察自古以来承受天命、继承帝位、守奉文治、驾驭英杰、面南临朝统治臣民的君主，都想使自己的厚德与天地相配，使自己的光明与日月同高，让宗族世代延续，帝位传承无穷。然而能够善始善终的很少，败亡接连不断，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寻求长治久安时失去了正确的方法。殷商灭亡的教训并不遥远，完全可以说清楚。从前隋朝统一天下，兵甲强盛，持续四十多年，声势传播万里，威势震动各异族；但一旦抛弃这些基业，便全部成为别人的所有。隋炀帝难道厌恶天下太平安定，不希望国家长久，所以故意实行桀纣那样的暴虐来走向灭亡吗？只是倚仗富强，没有预料后患。他驱使天下人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耗尽万物来供奉自己，搜取天下的女子，搜求远方的奇珍异物。宫室一味加以装饰，台榭一味追求高大，徭役没有止期，战争不能停息。对外显示威严声势，对内却多疑忌刻。进谗邪曲的人一定得到福祉，忠诚正直的人却不能保全性命。上下互相蒙蔽，君臣之道隔绝，百姓不能忍受命运，天下各地纷纷崩溃。于是他以四海至尊的身份，死在一个平民手中，子孙灭绝，成为天下人的笑柄，实在令人深痛！圣明之人乘机而起，拯救天下于危难沉溺之中；八根支柱倾斜了又重新扶正，四方纲维断绝了又重新建立。远方肃静，近处安定，没有超过一个月；战胜残暴、停止杀戮，不必等待一百年。如今宫观台榭，已经全部占有了；奇珍异物，已经全部收取了；姬姓、姜姓的美女和贤淑女子，也已经全部侍奉在身旁了；四海九州，也已经全部成为臣民和妾妇了。如果能够鉴戒隋朝灭亡的原因，想到我朝取得天下的原因，每天都比前一天更加谨慎，即使有美好成就也不要自满，那就最好。焚烧鹿台的珍宝华服，毁掉阿房宫的宏大殿宇，因高大宫室而害怕危亡，想到在低矮宫室中安居，那么就能暗中通达神明，不施加人为干预而使天下得到治理，这是最高的德行。如果成功之后不毁掉原有建筑，仍旧沿用旧制，只废除不急需的部分，并且不断减省。把茅草屋夹杂在桂木栋梁之间，把玉石台阶同土阶并列，使百姓欢悦而役使他们时不竭尽其力，常想到居住的人安逸、建造的人劳苦，使亿万百姓欢悦地像子女来归一样，众生仰赖而顺遂天性，这是次一等的德行。如果只是自称圣明却不考虑，不能谨慎地对待结局，忘记创业建国的艰难，认为天命可以依靠，就会忽视彩绘椽子的恭俭，追求雕墙的奢靡，凭借原有地基扩建，增加旧有建筑并加以修饰。由此触类旁通地不断扩张，却不思考停止和知足；百姓看不到德政，只听到劳役，这就是下等的做法。譬如背着柴薪去救火，扬汤止沸，以混乱替代混乱，走同样的乱道，没有什么可以作为准则；后代将看见什么呢？这样就会使百姓怨恨、神明发怒；百姓怨恨、神明发怒，灾害就一定降临，祸乱也一定发生。祸乱一旦发生，还能够凭自身和名声得到善终的人，就很少了！顺应天意改朝换代以后，兴隆七百年的国运，把安定天下、谋划国事的方略留给子孙，使国祚传至万世；这样的局面难以取得却容易失去，难道可以不放在心上吗！第二道奏疏说：

译臣听说，想要树木长得高大，一定要使它的根基牢固；想要水流得长远，一定要疏浚它的源头；想要国家安定，一定要积累道德仁义。源头不深，怎么能希望水流长远？根基不牢，凭什么要求树木高大？道德不厚，却想使国家安定，即使是最愚昧的人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何况明智圣哲的人呢！君主掌握帝位的重任，居于天下最尊贵的地位，将要推崇高到极点、直达上天的功业，永远保持无边的美好。如果不在安定时想到危险，不以节俭戒除贪欲；道德不能处于厚重，性情不能战胜欲望，这也正是砍伐树根却想求树木茂盛，堵塞源头却想让水流长远。所有君主承受上天重大的使命，无不在忧患深重时竭尽诚意而使治道显著，功业成功后德行却衰退。开头做得好的确实很多，能够坚持到底的却很少，难道是取得天下容易、守住天下困难吗？从前取得天下时绰绰有余，如今守住天下却感到不足，为什么呢？处在深重忧患中时，一定竭尽诚意对待臣民；志得意满之后，却放纵感情而傲慢地对待万物。竭尽诚意，就会使胡人和越人也同心一体；傲慢待人，就会使骨肉亲人也变成陌路之人。即使以严刑督责他们，以威怒震慑他们，最终也只会苟且免罪而不感念仁德，表面恭敬而内心不服。怨恨不在大小，可怕的只是百姓。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这是应当深切谨慎的。用腐朽的缰绳驾驭奔驰的马车，怎么可以忽视呢？做君主的人，如果真的看见想要的东西，就应想到知足来警戒自己；将要兴建什么，就应想到适可而止来使百姓安宁；想到地位高而危险，就应想到谦虚自持；害怕盈满外溢，就应想到江海居下而容纳百川；喜欢围猎游乐，就应想到只围猎三面作为限度；害怕懈怠，就应想到慎重开始并敬慎结束；忧虑受到蒙蔽，就应想到虚心采纳臣下意见；想到谗邪之人，就应想到端正自身而排斥恶人；施加恩惠时，就应想到不要因高兴而错误赏赐；施行刑罚时，就应想到不要因愤怒而滥用刑罚。总括这十点要求，发扬这九种德行，选拔有才能的人任用，选择正确的意见听从。这样，智者就能献尽谋略，勇者就能竭尽力量，仁者就能广施恩惠，诚信者就能献出忠心。文臣武将争相效力，君臣之间没有忧患，就可以尽情享受巡游的快乐，可以保养如松乔般长寿；弹琴垂衣拱手而治，不必发号施令，天下就能受到教化。何必劳神苦思，代替臣下管理职事，使自己的耳目疲于使用，损害无为而治的大道呢！第三道奏疏说：臣听《尚书》说：“彰明德行，慎重刑罚，务必要对用刑有所忧惧！”《礼记》说：“君上容易侍奉，臣下容易了解，刑罚就不会繁多。君上多疑，百姓就会迷惑；臣下难以了解，君长就会劳苦。”君上容易侍奉，臣下容易了解，君长不劳苦，百姓不迷惑。所以君主专一守德，臣下没有二心；君上播下忠厚诚实的心意，臣下竭尽辅佐之力，然后太平的根基才不会倾覆，“康哉”的歌咏才会兴起。当今治道遍及华夏和夷狄，功业高过天地，没有谁不服从，没有远方不来归附。然而言论还崇尚简约宏大，心意在于明察，刑罚和赏赐的根本，在于劝善惩恶。这正是帝王使天下一律平等的原则，不因亲疏、贵贱而改变轻重。如今的刑罚和赏赐却未必完全如此。有时平反或加罪取决于个人好恶，刑罚轻重取决于喜怒。遇到高兴的事，便在法律范围内为他开脱；遇到愤怒的事，便从事情之外寻找他的罪过。对自己喜欢的人，就剖开皮肤找出毛羽；对自己厌恶的人，就洗去污垢寻找疤痕。既然可以寻找疤痕，刑罚就会泛滥；既然可以剖出毛羽，赏赐的法典就会错乱。刑罚泛滥，小人的势力就会增长；赏赐错乱，君子的道义就会消退。小人的恶行得不到惩罚，君子的善行得不到鼓励，却希望达到天下安定、刑罚废置的境界，这是从未听说过的。况且在闲暇时清谈，人人都崇尚孔子、老子的学说；威怒发作时，却又取法于申不害、韩非。按照正道行事的人，并不是没有遭受三次贬黜；使危险之人获得安全的事，也实在很多。所以道德的宗旨还没有发扬，刻薄的风气却已经盛行。上面的风气一旦盛行，下面就会产生各种弊端；人们争相迎合时势，法令制度就不一致，从君王的法度考察，实在损害了君主之道。从前州黎颠倒黑白，楚国的法令于是失准；张汤任意改变刑罚轻重，汉朝的刑法因此败坏。臣下的偏邪，还没有人能够揭露他们的欺骗蒙蔽，何况君主掌握高下之权，又将怎样施展手脚呢？凭陛下圣明的智慧，没有幽微隐蔽之处不能照察，难道是神明有不能通达的地方、智慧有不能理解的事情吗？只是安于已经安定的境况，不把慎重刑罚放在心上；享受自己喜欢的事物，于是忘记先前笑语中已经显露的变化。祸福相互依存，吉凶处于同一境域，都由人自己招来，怎么能不思考呢？近来责罚稍多，威怒略重，有时因为供给不足，有时因为别人不能满足自己的欲望；这些都不是实现治道最急迫的事情，实际上却是骄奢逐渐形成的开端。由此可知，尊贵并没有约定要骄傲，骄傲却自然到来；富裕并没有约定要奢侈，奢侈却自然产生，这并不只是空话。况且我朝所取代的，正是隋朝；隋氏动乱灭亡的根源，陛下圣明亲自照见。拿隋朝的兵甲武器来比较当今的士卒战马，拿隋朝府库中的储藏来比拟今天的财物储备，拿隋朝的户口来比较今天的百姓，衡量长短、计算大小，哪里曾有多少差别？然而隋朝凭借富强而败亡，是因为妄动；我朝凭借贫弱而安宁，是因为安静。安静就安定，妄动就混乱，人人都知道这一点，并不是隐晦难见、微妙难察的道理。可是很少有人走平坦简易的道路，大多遵循翻车的旧辙，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安定时不考虑危险，太平时不想到动乱，存在时不忧虑灭亡。过去隋朝尚未动乱时，自以为一定不会动乱；隋朝尚未灭亡时，自以为一定不会灭亡。因此兵甲屡次调动，徭役不停，直到自身将要遭到杀戮羞辱，最终还没有醒悟导致灭亡的原因，难道不可悲吗！要观察容貌的美丑，必须到静止的水面前；要鉴察国家的安危，必须从灭亡的国家中取得教训。《诗经》说：“殷商的借鉴并不遥远，就在夏后氏的时代。”又说：“砍伐斧柄，砍伐斧柄，它的样式就在眼前。”臣希望陛下当今的一举一动，都以隋朝为鉴，那么国家的存亡、政治的治乱，就可以看清楚了。如果能够思考隋朝为什么陷入危难，国家就会安定；思考它为什么动乱，国家就会得到治理；思考它为什么灭亡，国家就能长存。国家存亡的关键，在于节制嗜好欲望而顺从百姓。减少打猎游玩的享乐，停止奢靡华丽的营造，废除不急迫的事务，谨慎对待偏听偏信所产生的愤怒。亲近忠厚之人，疏远巧言谄媚之人；杜绝悦耳的邪说，听取逆耳的忠言。除去容易进用的人，轻视难以取得的珍奇货物。像尧、舜那样接受百姓的批评，追随禹、汤责备自己的做法；爱惜十户人家的产业，顺应百姓的心意。从自身近处取譬，以宽恕之心对待万物。想到勤劳谦逊就能得到益处，不自满就不会招来损失。这样一有行动，各类事物就会和谐；一发出言语，千里之外就会响应；超过前代的最高德行，为后代子孙树立良好声誉。以上是圣哲的宏大法则、帝王的盛大事业；能够做到这些，事情就完成了，关键只在于谨慎守成罢了。守成容易，取得天下实在困难；既然已经懂得取得天下困难，难道不能保住容易守成的基业吗？

译如果有时不能牢固保住它，就是骄傲、奢侈、淫逸、放纵使它发生了动摇。慎重地对待结局如同开始一样，难道不应当努力吗！《易经》说：“君子在安定时不忘记危险，国家存在时不忘记灭亡，政治安定时不忘记动乱，因此自身安宁，国家也可以保全。”这话确实正确，不可以不深入考察。臣恭敬地想到，陛下希望向善的志向，并不比从前减少；听到过失就一定改正，却比过去稍有亏损。如果能够趁今天天下无事，实行从前的恭敬节俭，那就尽善尽美，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再称赞的了。第四道奏疏说：臣听说，治理国家的根本，必定要依靠德行和礼制；君子所要守持的，只在于诚信。诚信一旦确立，臣下就不会有二心；德行和礼制一旦彰显，远方的人就会来归服。这样说来，德、礼、诚信，是国家的大纲，体现在父子、君臣之间，片刻也不能废弃。所以孔子说：“君主应当按照礼来役使臣下，臣下应当以忠心侍奉君主。”又说：“自古以来人都有一死，人若没有信用就无法立身。”文子说：“同样的话能够使人信服，是因为在说话之前就已有信用；同样的命令能够得到执行，是因为在发布命令之外还具备诚意。”这样看来，说了却不实行，就是言语没有信用；发布命令却无人服从，就是命令没有诚意。没有信用的话、没有诚意的命令，用来统治上位者就会败坏国家，用在下位者身上就会危及自身，即使处在颠沛流离之中，也是君子所不肯做的。自从王道清明兴盛以来，已经十多年了，声威远播海外，万国前来朝见，仓廪日益充实，土地日益扩大。然而，道德没有更加厚重，仁义没有更加广博，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对待臣下的情意还没有完全做到诚信，虽然有善始时的勤勉，却没有看到善终的美好。这种情况的形成是逐渐积累的，并非一朝一夕造成的。从前贞观初年，听到善言就像受到惊动一样重视；到了五六年之间，仍然乐于听从劝谏。此后，渐渐厌恶直言，虽然有时勉强自己，也偶尔能够容纳，终究不再像从前那样豁达了。正直敢言的人，渐渐躲避触犯君主；阿谀逢迎的人，则放肆地施展巧辩。他们把同心同德的人说成朋党，把告发他人隐私的人说成最公正，把刚强正直的人说成擅权，把忠诚正直的人说成诽谤。被说成朋党，即使忠诚信实也会受到怀疑；被说成最公正，即使虚伪矫饰也不会获罪。刚强正直的人害怕被指责为擅权，忠诚正直的人担心被加上诽谤的罪名。以至于有人偷斧而使邻人产生怀疑，妻子听信谗言而疑心邻妇，正直的人不能把话全部说出来，大臣也没有人能够同君主争辩。扰乱视听，使大道受到壅塞，妨害教化、损伤德行，问题难道不就在这里吗？所以孔子厌恶花言巧语足以倾覆国家，大概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说的。况且君子和小人，外表相同而内心不同。君子替别人遮掩恶行，宣扬别人的善行；遇到危难不苟且求免，甚至牺牲生命来成就仁德。小人不以不仁为羞耻，不畏惧不义，只要有利可图，就使别人陷入危险来保全自己。只要存心危害别人，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如今如果要寻求达到大治，就必须把政事托付给君子；遇到事情有得有失，却有时去询问小人。对待君子，就恭敬却疏远；遇到小人，却必定轻视而亲狎。亲狎了，小人就没有什么话不肯说；疏远了，君子的真实情意有时就无法沟通。这样一来，毁誉操纵在小人手中，刑罚却加在君子身上，实际上国家的兴亡、安危都系于此，怎么能不谨慎呢！那些才智处于中等的人，难道没有一点小聪明吗？可是他们的才能不足以治理国家，谋虑不能达到长远，即使竭尽力量、用尽诚心，仍然不免于倾覆失败；何况内心怀有奸诈和私利，迎合君主的脸色、顺从君主的旨意，这样造成的祸患，不是更加深重吗？所以孔子说：“君子中间或许有不仁的人，却没有见过小人中有仁爱的人。”这样看来，君子不能没有小的过失，只要恶行不积累，就不会妨害正道；小人有时也会有小的善行，但善行不能积累，就不足以树立忠诚的品格。如今把这样的人说成善人，却又担心他没有信用，这同竖立一根笔直的木杆，却怀疑它的影子不直，有什么不同呢？即使耗尽精神、劳苦思虑，这种做法不可行，也已经很清楚了。君主能够完全遵守礼制，臣下能够竭尽忠诚，必定在于内外没有私心、上下彼此信任。上面不信任下面，就无法役使臣下；下面不信任上面，就无法侍奉君主。信任作为一种道义，意义真是重大啊！所以《易经》说：“上天保佑他，吉祥，没有什么不利。”从前齐桓公问管仲说：“我想让酒在酒爵里腐坏，肉在俎上腐坏，这会不会妨害我成就霸业？”管仲说：“这当然不是最好的做法，但也还不至于妨害霸业。”齐桓公说：“怎样才会妨害霸业呢？”管仲说：“不能识别人，妨害霸业；能够识人却不能任用，妨害霸业；任用了却不能信任，妨害霸业；已经信任了，却又让小人参与其中，妨害霸业。”晋国中行穆伯攻打鼓国，经过一年仍不能攻下，馈间伦说：“鼓国的啬夫，我馈间伦了解他，请不要使士大夫疲劳，鼓国可以取得。”中行穆伯没有答应。身边的人说：“不折损一支戟，不伤害一个士卒，就可以取得鼓国，您为什么不取呢？”中行穆伯说：“馈间伦为人，谄媚而不仁。如果让馈间伦攻下鼓国，我就不能不奖赏他。奖赏他，就是奖赏谄媚的人。谄媚的人得志，就会使晋国的士人舍弃仁德而去做谄媚之事，即使取得了鼓国，又有什么用呢？”中行穆伯是诸侯国的大夫，管仲是成就霸业者的辅佐，尚且像这样慎重于信任、远远避开谄媚之人，何况陛下是统御四海的大君、承受千年一遇的圣德之人，怎么能使巍巍盛大的德行反而有所瑕疵呢？如果想使君子和小人的是非不相混杂，就必须用德行来怀柔他们，用信任来对待他们，用义理来勉励他们，用礼制来约束他们；然后奖赏善行、厌恶恶行，慎重施罚、明确行赏。这样，小人就会断绝谄媚邪曲之心，君子自然会自强不息。实行无为而治的教化，距离又能有多远呢？如果称善却不能提拔善人，憎恶恶行却不能清除恶人，刑罚不能施加给有罪者，奖赏不能给予有功者，那么国家危亡的期限，恐怕就未必能够保全。长久赐福于子孙后代，又有什么可指望的呢？太宗亲手下诏嘉奖赞美，优厚地采纳了他的意见。太宗曾对长孙无忌说：“朕刚即位时，上书的人有的说‘君主必须独自掌握威势权力，不能把政事委托给群臣’；有的想要炫耀军力、振作武威，使四夷畏惧臣服。只有魏徵劝朕说‘停止兵革而兴起文治，广布德行、施加恩惠，中原安定以后，远方的人自然会归服’。朕听从了他的话，天下大为安宁。极远地区的君长，全都前来朝贡；九夷之地需要经过多重翻译的使者，接连不断地走在道路上。这些全都是魏徵的功劳。”

译太宗曾嫌上封事的人太多，而且不切合事实，想要加以贬黜责罚。魏徵上奏说：“古代设置诽谤木，是想听到自己的过错。如今臣下封缄上奏的政事，正是诽谤木一类的制度。陛下想听到政事的得失，只应任凭他们陈述道理。如果所说符合实情，就会对陛下有益；如果不符合实情，也不会损害国家。”太宗说：“这话说得对。”于是慰劳他们并遣送他们离开。后来太宗在洛阳宫，临幸积翠池，宴请群臣，酒兴正浓时各自作诗一首。太宗作《尚书》诗说：“太阳西斜还玩味百篇文章，面对灯火披阅《五典》。夏康既然沉溺于安逸享乐，商辛也同样沉溺于酒色。放纵情欲而昏昧的君主很多，能够克制自己的明君很少。使自身灭亡是由于累积罪恶，成就声名是由于不断积累善行。”魏徵作西汉诗说：“在轵道接受投降，在鸿门争夺长幼次序；在渭桥上驱车传召，在细柳营观看军队；夜间宴饮经过柏谷，早晨出游越过杜原。最终借助叔孙通制定的礼仪，才知道皇帝尊贵。”太宗说：“魏徵每次进言，必定用礼制来约束我。”不久，魏徵因修订《五礼》有功，按例应封他的一个儿子为县男，他却请求把这一封爵让给已故兄长的儿子叔慈。太宗悲伤地说：“你的这片心意，可以用来劝励世俗。”于是答应了他。贞观十二年，礼部尚书王珪上奏说：“三品以上官员在路上遇到亲王，都下车下马行礼，这是越过法令表示敬意，不合礼仪规范。” 太宗说：“你们这些人都自视尊贵，是把我的儿子看得低微吗？”魏徵进言说：“从古至今，亲王的班次都在三公之下。如今三品官员都称为天子的列卿以及八座长官，为了亲王而下车下马，并不是亲王所应当承受的礼遇。查考旧例，没有可以凭据的；施行在今天，又违背国家法典。”太宗说：“国家之所以册立太子，是准备让他将来成为君主。这样说来，人的寿命长短不在于年老年少；假如没有太子，就应由同母弟弟依次继立。由此而言，怎么能轻视我的儿子呢？”魏徵说：“殷代崇尚质朴，有兄长死后由弟弟继承的道义；自周代以来，册立嫡长子必定选择年长者，是为了断绝庶子对君位的觊觎，堵塞祸乱的根源，这是拥有国家的人特别慎重的事情。”于是太宗便准许了王珪的奏请。适逢皇孙出生，太宗召集公卿赐宴，对侍臣说：“贞观以前，跟随我平定天下、历经艰难险阻，玄龄的功劳没有人可以和他争。贞观以后，对我竭尽心力，进献忠诚正直的意见，安定国家、使百姓得利，冒犯君主的威严而直言规谏、匡正我的过失的，只有魏徵罢了。古代的名臣，又有谁能超过他呢！”于是亲自解下佩刀，赐给房玄龄和魏徵二人。魏徵认为戴圣编次的《礼记》次序杂乱，于是编成《类礼》二十卷，把同类内容编排在一起，删去重复之处，采纳前代儒者的训释注解，择取其中正确的加以遵从；他精心研究、深入思考，经过数年才完成。太宗阅览后认为很好，赏赐绢帛一千段，抄录数部赐给太子和诸王，并把它收藏在秘府之中。此前，朝廷派使者到西域去册立叶护可汗，尚未回来，又派使者带着大量金银绢帛，遍历各国购买马匹。魏徵劝谏说：“如今以册立可汗为名，可汗尚未确定，就前往各国买马，他们一定会认为您的意图在于买马，而不是专心册立可汗。可汗得以册立后，就不会十分感念您的恩德。各蕃国听说此事，会认为中原轻视道义而看重利益，结果未必能买到马，却已经失去了道义。从前汉文帝时有人进献千里马，文帝说：‘我出兵时每天走三十里，吉事出行时每天走五十里；銮舆在前，属车在后，我独自乘坐千里马，又将置于何处呢？’于是赏赐进献者往返道路上的费用，退还了千里马。汉光武帝时有人进献千里马和宝剑，光武帝把马用来驾鼓车，把剑赐给骑士。陛下的一切作为，都远远超过三王，为什么到了这件事上，却想要处在汉文帝、汉光武帝之下呢？又，魏文帝想买西域的大珍珠，苏则说：‘如果陛下的恩惠遍及四海，那么珍珠不求自来；即使求取而得到它，也不足以显得珍贵。’陛下即使不能仰慕汉文帝的高尚行为，难道不能畏惧苏则的话吗？”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停止了此事。当时公卿大臣都请求举行封禅，只有魏徵认为不可。太宗说：“朕想让你把理由全部说出来。难道是功劳不高吗？德行不厚吗？中原还没有得到治理安定吗？远方夷狄还没有仰慕道义吗？嘉祥瑞兆还没有到来吗？年成和谷物还没有丰收吗？为什么不可以举行封禅？”魏徵回答说：“陛下的功劳确实很高，但百姓还没有感受到您的恩惠；德行虽然深厚，但恩泽还没有广泛流布；中原虽然安定，却还不足以供给封禅之事；远方夷狄仰慕道义，却没有能力供给这次大典所需；祥瑞虽然接连到来，▯罗仍然稠密；连年丰收，仓廪却还空虚，这就是臣私下认为尚不可行的原因。臣不能作长远的譬喻，姑且借用人的事情来说明。如今有一个人长期患病十年，经过医治将要痊愈，这个人应当还只是皮包骨头，便想让他背负一石米、每天走一百里，必定做不到。隋氏的祸乱不止十年，陛下是为天下治病的良医，百姓的疾苦虽然已经平定安宁，却还没有十分充实，便向天地告成，臣私下对此有所怀疑。况且陛下向东封禅，万国都要聚集，荒远地区以外的各方，没有不奔走前来的。如今从伊水、洛水以东直到大海和泰山之间，灌木荒草、大泽遍布，苍茫绵延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之声也听不到，道路荒凉，进退艰难，怎么可以把那些夷狄引来，让他们看见我国的虚弱呢？竭尽财力来赏赐他们，也不能满足远方人的期望；再加重免除百姓赋役的负担，也补偿不了百姓所受的劳苦。万一遇到水旱灾害、风雨异常，平庸之人横加议论，后悔也来不及了。这难道只是臣的一片恳切忠诚，也是百姓共同传诵的意见。”太宗无法驳倒他。此后，右仆射一职空缺，太宗想任命魏徵担任，魏徵坚决推辞，事情才作罢。等到皇太子李承乾不修养德行、不致力于学业，魏王李泰的宠爱日益深厚，朝廷内外的众多官员都产生了疑虑和议论。太宗听说后很厌恶这种情形，对侍臣说：“当今朝臣中忠诚正直、敢于进谏的，没有谁超过魏徵。我派他去辅导皇太子，就可以断绝天下人的非分期望。”贞观十六年，任命魏徵为太子太师，仍旧主持门下省事务。魏徵自陈有病，太宗下诏答复说：“汉代的太子有商山四皓辅佐，我所依赖的公，也正是这个意思。知道你身体有病，可以卧床辅佐政事。”这一年，魏徵自称病情持续加重，宫中使者接连前往探视。魏徵的住宅原来没有正寝，太宗想建一座小殿，便停下建殿的材料，改用来为魏徵营建住宅，五天就建成了；又派中使带着白色褥子和布被赏赐给他，成全他所崇尚的俭朴。等到病重，太宗两次乘舆亲临他的住宅，抚摸着他流泪，问他还有什么想说的。魏徵说：“寡妇不顾织布，却忧虑周王室的灭亡。”几天后，太宗夜里梦见魏徵如同平日一般；到早晨便奏报魏徵去世，时年六十四岁。太宗亲临吊丧，悲痛哭泣，停止上朝五天，追赠魏徵为司空、相州都督，谥号文贞。赐给羽葆、鼓吹以及持班剑的仪仗四十人，赙赠绢布一千段、米粟一千石，陪葬昭陵。

译将要举行祖载、把灵柩载车送葬时，魏徵的妻子裴氏说：“魏徵一生俭朴，如今却按照一品官的礼制安葬，羽葆仪仗非常盛大，这不是死者的心愿。”她全部辞谢不接受，最终只用布车载运灵柩，不加文饰彩绘。太宗登上苑西楼，望着丧车哭泣，并下诏让百官送到郊外。皇帝亲自撰写碑文，又亲笔书写在石碑上。此后太宗一直追念魏徵，赐给他的实封九百户。太宗曾临朝对侍臣说：“用铜作镜子，可以端正衣冠；用古代作镜子，可以知道兴亡更替；用人作镜子，可以明白得失。朕常常保有这三面镜子，用来防止自己的过错。如今魏徵去世，朕就失去一面镜子了！魏徵去世后，朕派人到他的住宅，从他的书信匣中找到一份奏表，起初只是写好了奏表草稿，字迹都难以辨认，只有前面几行稍微能够分辨，上面写道：‘天下的事情，有善有恶；任用善人，国家就安定；任用恶人，国家就动乱。公卿之中，感情有亲爱和憎恶；憎恶的人，只看见他的恶处；亲爱的人，只看见他的善处。在亲爱和憎恶之间，应当详细谨慎地考察。如果亲爱某人却能知道他的恶处，憎恶某人却能知道他的善处，除去邪恶不要迟疑，任用贤能不要动摇，国家就可以兴盛了。’他的遗表就是这样。然而朕思考此事，恐怕仍不能免于这种弊病。公卿和侍臣们，可以把这些话写在笏板上，明白这个道理就一定要进谏。” 魏徵的相貌身材不超过中等人，但一向具有胆识和智慧；他每次冒犯君主威严进谏，即使遇到君王赫然震怒，神色也不改变。他曾秘密推荐中书侍郎杜正伦和吏部尚书侯君集，说他们有宰相的才能。魏徵死后，杜正伦因罪被贬黜，侯君集因犯谋反之罪被杀，太宗这才怀疑魏徵有结党偏袒之心。魏徵又把前后进谏的言辞以及相互问答记录下来，拿给史官起居郎褚遂良看；太宗得知此事后，更加不高兴。此前太宗已经答应把衡山公主嫁给魏徵的长子叔玉，于是亲手下诏停止这桩婚事；回头看魏徵的家势也渐渐衰落了。魏徵有四个儿子：叔琬、叔璘、叔瑜。叔玉承袭国公爵位，官做到光禄少卿；叔瑜官至潞州刺史；叔璘任礼部侍郎，在武则天时期被酷吏杀害。神龙初年，继而封叔玉的儿子魏膺为郑国公。叔瑜的儿子魏华，开元初年任太子右庶子。史臣说：臣曾经读汉史《刘更生传》，看到刘更生上书议论王氏专擅权力，恐怕会改变汉朝的国运；汉成帝却没有醒悟，刘更生忧郁徘徊，不顾祸患极力进言，他匡正君主、补益国政、竭尽忠诚，为什么能达到这样的程度呢？在刘更生那个时代，进谏的人很多。比如谷永、杨兴上书进言，谋划从中取利，甚至给贼臣作向导；梅福、王吉的言论，虽然接近古道，却不切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由此看来，采纳劝谏、任用贤能，岂是容易的事！臣曾经阅读《魏公故事》，其中记载魏徵与文皇帝讨论治国之术，反复问答，总共有几十万字。他匡正过错、辅弼失误，能够就近取譬，广泛联系同类事物而又概括有约；这些都是前代诤臣未能达到的。他的根本确立在道义上，发表出来便成为法度；自身端正而内心刚强，对上不辜负当时的君主，对下不阿附权贵宠臣，对内不放纵亲族，对外不结成朋党；不因逢遇时势而改变节操，不因图谋职位而出卖忠诚。所记载的四篇奏疏，可以作为万代君主的法则。即使汉代的刘向、魏代的徐邈、晋代的山涛、宋代的谢朏，才华确实都很出众，但与文贞公高雅的道义相比，难道没有行为上的不足吗？前代的诤臣，只有魏徵一人而已。赞语说：有智慧的人不一定进谏，进谏也不一定都是明智之举；但有智慧的人能够竭尽所知进言，这就是国家的利益。郑公魏徵通达大节，才能足以治理国家、经略天下。太宗任用他，子孙后代就能长久保有帝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