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三十七

译仪凤二年，改任朝议大夫、中书侍郎，兼任豫王府司马，不久加授中大夫。祎之有个姐姐在宫中任内职，天后命他去探视荣国夫人的病情，祎之暗中窥见了她，因此获罪，被流放到巂州。过了几年，天后上表请求高宗召回祎之，高宗任命他为中书舍人。后来改任相王府司马，又升为检校中书侍郎。高宗对他说：“相王是我的爱子，因为你家世代忠孝，想借助你来教导他，希望他就像蓬草生长在麻中一样，不用扶持也能自然挺直。”祎之在家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深受士族称赞；每次得到俸禄，都分给亲属，高宗因此更加器重他。则天临朝后，祎之受到特别亲信和委任。豫王即位后，祎之参与谋划，被提拔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赐爵临淮男。当时军国事务繁多，所有诏令都由祎之一人起草，他构思敏捷，诏令都能立即写成。后来官名改换，祎之改任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当时司门员外郎房先敏获罪，被降职为卫州司马，便到宰相那里申诉。内史骞味道对他说：“这是皇太后的处置。”祎之对房先敏说：“因连坐而改任官职，按惯例应由臣下上奏请求。”则天听说后，认为骞味道把好处归给自己，把过错推给君主，便将他贬为青州刺史；又认为祎之把好处推给君主、把过错归于自己，加授他太中大夫，赐绢帛一百段、细马一匹。于是她对侍臣说：“做臣子的本分，在于宣扬君主的德行。君主的德行得到发扬，难道不是臣下的美事吗？况且君主是人的头，臣下是人的四肢，感情上同甘共苦，道义上如同一体。没听说把手足的疾病转移到腹背上，却能使整个身体安然无恙的。骞味道没有忠心赤诚，已经把他屏退了；祎之竭尽忠诚侍奉君上，情操实在值得嘉奖。”纳言王德真回答说：“从前戴至德每逢有好事，总是推给君主。”太后说：“先朝常常称赞戴至德能做到这一点，到他死后，还下诏褒奖尊崇他。做臣子的道义，哪里有超过这种行为的？让姓名流传万代，难道不是好事吗！” 仪凤年间，吐蕃成为边境祸患。高宗对侍臣说：“吐蕃这个小小的夷族，屡次侵犯边境，我近来致力于安抚整治，还没有立即将它诛灭。但戎狄如豺狼，不懂得感恩，把它放置不管，边境每天都会令人惊惧；谋划攻取它，又没有听说有什么上策。应当讨论其中的得失，各自充分陈述心中的意见。”当时刘景仙、郭正一、皇甫文亮、杨思征、薛元超各有奏议。祎之当时任中书舍人，回答说：“臣考察自古以来的明王圣主，都以夷狄为忧患。吐蕃时常侵扰边境，和禽兽没有区别；即使得到它的土地，也不能在那里居住，被它欺凌侵犯，也不值得以此为耻。臣希望暂且收敛天子的威势，先放宽百姓的劳役。”高宗赞许他的意见。后来祎之曾私下对凤阁舍人贾大隐说：“太后既然能够废黜昏庸之君、拥立明主，又何必临朝称制？不如归还政权，以安定天下人的心。”贾大隐秘密上奏了这番话。则天很不高兴，对身边的人说：“祎之是我提拔任用的，竟然怀有背叛我的心，难道还顾念我的恩德吗！”垂拱三年，有人诬告祎之接受归州都督孙万荣的金钱，并且与许敬宗的宠妾私通。则天特意命肃州刺史王本立审讯查办此事。王本立把诏敕宣示给祎之，祎之说：“没有经过凤阁、鸾台，怎么能叫作诏敕？”则天大怒，认为他抗拒捍卫制使，于是命他在家中自尽，当时五十七岁。当初，祎之被捕入狱后，睿宗为他上疏抗辩申理，祎之的亲友都认为他一定会获得宽赦，暗中向他道贺。祎之说：“我一定会死。太后临朝，独断专行，威权和恩宠都任由自己掌握；皇帝上表，只会白白加速我的灾祸。”祎之在狱中时，曾上疏为自己申辩。临死前，他已经洗浴完毕，神色安然自若，命令儿子拿笔起草谢表；他的儿子将要昏绝，几乎不能书写。监刑的人催促他。祎之于是亲自拿起几张纸，提笔立即写成，文辞和义理都十分恳切，看到的人无不悲伤痛惜。当时麟台郎郭翰、太子文学周思钧共同称赞感叹这篇文章，则天听说后很厌恶他们，把郭翰贬为巫州司法，把周思钧贬为播州司仓。睿宗即位后，因为祎之是宫府旧日僚属，追赠他为中书令。他有文集七十卷，流传于当时。魏玄同是定州鼓城人。考中进士。多次升迁，任司列大夫。因与上官仪唱和文章获罪，被流放到岭外。上元初年遇赦返回。工部尚书刘审礼推荐魏玄同有处理时务的才干，朝廷任命他为岐州长史。多次升迁，官至吏部侍郎。魏玄同认为既然已经把选拔官员的事务交给自己，恐怕还没有完全掌握选用人才的方法，于是上疏说：臣听说，制造器物的人一定要选择工匠来挑选材料，治理国家的人一定要寻求贤才来担任官职。工匠不优秀，就无法完成他的工艺；官员不是贤才，就不能使政事得到治理。君主，是用来统治人民的；臣下，是用来辅佐君主的。君主不能养育人民，就失去了做君主的道理；臣下不能辅佐君主，就失去了做臣子的职责。任用人才，实在是国家的根本，也是百姓安危所系。如今百姓没有更加富裕，盗贼没有减少，刑狱还没有清明，礼义仍然有所欠缺，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下级官吏不能称职，各级官员不是适合其才能的人。官职不能得到合适的人才，是因为选取人才的方法还没有做到尽善尽美。臣又听《尚书·说命》说：“明王遵循天道，建立邦国、设置都城，树立后王、君公，再由大夫、师长承接辅佐；这不是为了安逸享乐，而是为了治理人民。”从前的邦国，就是今天的州县；士人有固定的君主，百姓有确定的主人，各自寻求臣属辅佐、选拔英才，只有大臣才由王朝任命。秦国兼并天下后，废除诸侯、设置郡守，汉朝沿袭了这一制度，其中有沿用，也有变革。诸侯可以自行任用四百石以下的官吏；至于傅、相等高级官员，则由汉朝替他们设置。州郡的属官、督邮、从事，全都由州牧、郡守任用。从魏、晋开始，选官之权才归于吏部，历代相继沿袭，一直到今天。现在凭借刀笔文字来衡量才能，依据文书簿册来考察品行，这种法令制度的弊病，已经由来很久了。

译大概君子重视因循旧制而害怕改革，即使有不得不改革的时候，也应当运用独到而明察的智慧，确定卓越的议论。如今选官部门所实行的制度，并不是上古圣王的典章，而是近代权宜之道；应当加以变革，这实在是最重要的事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尺、丈这样的量具，所能测量的范围毕竟有限；钟、庾这样的容器，所能容纳的东西难道很多吗？超出它所能测量的范围，怎么能够度量；超出它所能容纳的限度，又凭什么承受？何况天下这样广大，士人这样众多，难道可以把他们全交给几个人来处理吗？即使他们像秤一样公平、像水镜一样明察，但精力也有极限，观察也有穷尽；考核选拔的事务既然太多，混乱失误就会更加广泛。况且担任这一职务的人，时常有不称职者。他们岂只是有愧于清明通达、不能明察甄别人才，还会把庸俗妄为带到其中，使原本纷乱的事务更加纠缠。私情和旧交一旦发生作用，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贪污徇私一经开启，就会牵连出各种弊端。甚至替别人选择官职，替自己谋求利益；顾念亲疏关系才下笔，看重权势地位才斟酌措辞。悠悠尘世中的人，都因此奔走竞争；纷纷出游求官的人，也和市井之徒没有区别。何况有些人外表厚重，内心深沉，险恶得像溪壑，即使选择他的言语、观察他的行为，仍怕不能周全。如今让各种品行、九种才能，仅凭一次见面来裁断；让各级官员和众多品类的官职，全由一个部门专断，难道不是太困难了吗！况且魏国顺应时势兴起时，占据的天下还只是三分之一；晋朝流离迁徙时，所统治的也不是统一的天下。到了齐、宋以及周、隋，战争的日子多，安定太平的时候少，天下分裂破碎，各自占据一方。隋朝平定陈国，不过十多年，接着就遭遇兵祸，继而发生饥荒；既有德业未能达到的原因，也有时局使其无暇顾及的原因，并不是说现在正确而古代错误。武德、贞观年间与今天也不同：皇室政权初建时，诸事草创，岂只是每天忙得无暇应付，也是因为人才一向稀少。上天保佑大圣天子，使其享有国祚长久，家家都可以封爵，奇异杰出的人才不断出现。人们都认为有道德就不应甘居卑贱，遇到时机便不能懈怠；各种身份的人进入仕途，每年以千人计算。各部门官位的编制不再增加，官职有固定名额，而人才没有固定限额。选官登记之初，人才像云雾一样聚集；到最后升迁叙用时，十个人中也收取不了一个。好坏混杂，玉石难分，任用还是弃置、留任还是淘汰，得失各占一半。观察眼前制度造成的弊病，就知道以后会滋生更多的过失。夏、殷以前，制度多有缺漏；周朝考察夏、殷二代的制度，因而建立的制度光明显著、清楚可见。难道诸侯的臣属不都是由天子任命，王朝的各级官员也不都专属于一个职位吗？所以周穆王任命伯冏为太仆正时，告诫他说：“谨慎地选拔你的属官，不要任用那些花言巧语、装出好脸色、阿谀逢迎、邪曲献媚的人，只选用吉善之士。”这就是命令他自行选取下属官吏的文告。太仆正不过是中大夫，尚且把属官任用之权交给他，那么三公九卿也必定如此。《周礼》说：太宰、内史共同掌管爵位俸禄及官员的罢免任用；司徒、司马分别掌管举用贤才和发布政令。这说明当时把事务分别交给各部门负责，再由几个职位总领；各部门自行寻求较小的官吏，重大职位则由君王任命。把职责委托下去并要求取得成效，是君主的体制；所委任的人恰当，所任用的人精干，所以能够得到众多贤才，使棫朴之材繁盛茂美。裴子野曾说：“选任官员的困难，先王早就说过了。居家时观察他的孝顺友爱，在乡党中看他是否为人诚信，出入时观察他的志向和节义，遇到忧患和欢乐时考察他的智谋。把事务交给他使其忙碌，以观察他的才能；把利益摆在他面前，以考察他的廉洁。《周礼》的制度从学校开始，在州里评议其品行，把六事告知上级，然后推荐给王廷。汉朝的制度仍然如此。州郡积累考察他的功劳和才能，然后由五府征召；五府举荐他的属官，将其提升到朝廷；三公参与授予官职，尚书再奏报天子。一个人的进退，牵涉许多方面；一个士人的晋升，谋划和考察都很周详。因此官职得到合适的人，很少有败坏政事的情况。魏、晋却反其道而行，失误极多。”裴子野所说的，大概还只是区区宋朝的情况，尚且认为不能胜过这些弊病，何况是当今呢！况且从政任官，不可以没有学问。所以《尚书》说：“学习古代的道理，才能进入仕途；议论政事，要依据法度制度。”《左传》说：“我只听说通过学习来从事政事，没有听说把政事拿来作为学习。”如今贵戚子弟，按惯例很早就谋求官职；在童年时期，已经腰佩银鱼袋和艾草形的鱼符，有的还是孩童年纪，已经承袭朱紫官服。弘文馆、崇贤馆的学生，千牛、辇脚一类的人，考核试验既浅薄，才艺能力也不足，但因门第向来显贵，资历声望自然很高。子孙继承父祖的贤德，是古代的道理。所谓胄子，必须在学校中加以裁成，学习六礼以节制性情，明白七教以培养德行，整饬八政以防止淫乱，举荐上等贤才以尊崇德行，选拔不肖者以斥退恶行。年少时接受学业，长大后出仕，都应凭德行进用，必定以才能升迁，这样以后才可以辅佐君王、治理家国。年少便出仕就会荒废学业，轻率考察就会没有才能，这一类人实在值得惋惜。又有勋官、三卫以及流外官中的人，不等待州县举荐，直接凭书判考试取得官职，恐怕不符合先考察德行、后考察才学的道理。臣又认为，国家任用人才，和人使用财物相似。贫穷的人厌弃糟糠，只想得到粗布短衣；富裕的人粮肉有余，穿着轻暖的皮衣。因此，在国家衰败、贤才缺乏的时候，可以勉强使用才能低劣的人来驾驭政务；在太平盛世、人才众多的时候，也应当精心选拔杰出俊才来任用。《诗经》说：“高高堆积的杂木，要砍取其中的楚木。”楚，就是荆木，生长在高高堆起的柴薪之中。用它来比喻选用人才，道理也应如此；选用的人既然很多，就尤其应当认真甄选。臣私下看到诏书，常常命三品、五品官推荐人才，甚至下至九品官，也命令他们举荐人才，这正是圣朝广开门路、广泛求贤的意思。只是褒贬不够分明，选得好坏也没有大的差别，因此上面的人不担心被贬斥，下面的人也不尽力搜求和举荐贤才，只求应付命令，没有人慎重对待举荐。况且只有贤人才能识别贤人，这是圣人的确切论断；伊尹、皋陶一经举荐，不仁之人都远离了。又担心官阶品秩虽然相同，人才却有高下之别；自身尚且可能被滥用而升进，考察者难道真能识别人吗？如今想务必得到真正的人才，也应当兼选举荐人才的举主。水流清澈是因为源头洁净，影子端正是由于表木正直；不详细考察举主的品行才能，却只责怪被举荐者庸碌滥进，是不可能办好的。《汉书》说：“张耳、陈余的宾客、仆役，都是天下的俊杰。”他们的地盘那么小，尚且能够如此，何况凭借神皇的圣明、国家的德业，却不建立长久的谋略、创立无穷的根基，不尽力掌握求贤取士的方法，反而只顾观望魏、晋遗留下来的风气，把心思放在周、隋末年的事务上，臣私下对此感到困惑。臣恭敬地希望陛下稍稍回转圣心，时时采纳臣的浅陋意见，大略依照周、汉的制度，分出吏部选官的权力。这样就希望所任用的人更加精审周详，选错失误也会少些。

译奏疏上奏后没有被采纳。弘道初年，改任文昌左丞，兼地官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则天临朝后，升任太中大夫、鸾台侍郎，仍旧主持政事。垂拱三年，加授银青光禄大夫，检校纳言，封钜鹿男。魏玄同一向与裴炎交好，能够始终保持友谊，当时人称他们为“耐久朋”。但他与酷吏周兴不和。永昌初年，周兴诬陷他，说魏玄同曾说：“太后已经老了，应当恢复皇嗣。”太后听说后大怒，于是命他在家中自尽。监刑御史房济对魏玄同说：“为什么不告发别人，或许能得到召见，到时亲自申诉。”魏玄同叹息说：“人杀鬼杀，有什么不同？难道我能靠告发别人来求生吗！”于是接受刑罚，时年七十三岁。他的儿子魏恬，开元年间任颍王傅。李昭德是京兆长安人。他的父亲李乾祐，贞观初年任殿中侍御史。当时鄃县县令裴仁轨私自役使守门人，太宗想杀掉他。李乾祐上奏说：“法令是陛下在上制定的，天下人在下共同尊奉它，也应当与天下人共同遵守，并不是陛下一人独有的。裴仁轨犯的是轻罪，却要处以极刑，这违背了刑法一统的道理。刑罚不适当，百姓就会手足无措。臣忝任执掌法纪的官员，不敢奉行这道诏令。”太宗的怒意消解，裴仁轨最终获免。李乾祐不久升任侍御史。母亲去世后，他在墓旁搭庐守墓，背土筑成坟墓；太宗派使者到墓地吊唁，并在他家门上树立旌表。后来历任长安令、治书御史，都以能干闻名，升任御史大夫。李乾祐与中书令褚遂良不和，最终被褚遂良诬陷。永徽初年，先后任邢州、魏州等州刺史。李乾祐虽然刚强正直、颇有才干，却亲近小人；主管外郡以后，与令史结交为友，互相往来书信，让令史窥探朝廷事务。不久被朋友告发，因获罪流放爱州。乾封年间，起任桂州都督，后来任司刑太常伯。他举荐京兆功曹参军崔擢为尚书郎，事情没有办成，却私下把这件事告诉了崔擢。后来崔擢犯罪，便告发李乾祐泄露宫中机密，以此赎罪，李乾祐又因此获罪，被免官。不久，李乾祐去世。昭德，就是李乾祐的庶子。他强干有才，很有父亲的风范。年轻时考中明经科，多次升迁至凤阁侍郎。长寿二年，增设夏官侍郎三人，当时选任昭德、娄师德、侯知一担任。那一年，他又升为凤阁鸾台平章事，不久加授检校内史。长寿年间，神都改建文昌台以及定鼎门、上东门，又修筑外郭，都是昭德创制规划的，当时人认为他很能干。起初，洛阳城中洛水天津桥东面、立德坊西南角，有中桥和利涉桥，用来通行车马货物。上元年间，司农卿韦机开始把中桥迁到安众坊左街、正对长夏门的地方，城中百姓认为非常便利，于是废掉利涉桥，节省费用以万计。但每年都被洛水冲刷，常常要费力修治。昭德想出办法，用石头堆积筑成桥基，并把桥基前端削尖来分开水势，从此终于没有再被冲毁。当时则天任命武承嗣为文昌左相，昭德秘密上奏说：“武承嗣是陛下的侄子，又是亲王，不应当再掌握机密权力，以免迷惑众人。况且自古以来，帝王父子之间尚且互相争夺帝位，何况姑侄之间，怎么能把权力交给他？如果他乘机行事，皇位还能安稳吗？”则天惊醒地说：“我没有想到这一点。”武承嗣也曾反过来诬陷昭德，则天说：“自从我任用昭德以来，每天都能安稳睡觉，他替我承担了劳苦，不是你能比的。”不久，武承嗣改任太子少保，停止主持政事。延载初年，凤阁舍人张嘉福让洛阳人王庆之率领数百名轻浮无赖的少年到宫阙上表，请求立武承嗣为皇太子。则天不答应，王庆之仍然坚持请求不止，则天命昭德责问斥退他们。昭德便杖杀王庆之，其余人这才停止。昭德于是上奏说：“臣听说文治武功的道理，都记载在典籍中。天下百姓中，有侄子做天子却替姑母立宗庙的吗？从亲亲的关系说，天皇是陛下的丈夫，皇嗣是陛下的儿子，陛下正应当把天下传给子孙，为万代作打算。何况陛下承受天皇的托付而拥有天下，如果立武承嗣为皇嗣，臣恐怕天皇将不能享受后代的祭祀了。” 则天醒悟了，于是停止了这件事。当时朝廷中阿谀奉承的人很多，因此凡是得到恩宠的人，不论事情大小，只要接近谄媚奉承，都能得到召见。有人在洛水中捡到几块白色中带红的石头，到了宫阙便献上。几个宰相责问他，他回答说：“这是赤心石，所以来进献。”昭德斥责他说：“这石头有红心，难道洛水中其他石头都能变红吗？”左右的人都笑了。那时来俊臣、侯思止等人歪曲刑法，诬陷忠良，人人都惊惧不安；昭德常在朝廷上奏报他们的罪状，因此来俊臣的党羽稍稍受到打击而收敛。来俊臣又曾抛弃原配妻子，想娶太原王庆诜的女儿；侯思止也上奏请求娶赵郡李自挹的女儿，诏令政事堂共同商议。昭德拍手对几个宰相说：“太可笑了！往年这个来俊臣强行劫取王庆诜的女儿，已经大大辱没了国家。今天这个奴才又请求强索李自挹的女儿，难道不是又要辱没国家吗！”不久，他上奏使这件事停止。侯思止后来最终被昭德依法惩办，杖打而死。后来昭德专擅权力、处理政事，很为朝廷内外所厌恶。前鲁王府功曹参军丘愔上疏陈述他的罪状说：臣听说，历代君王的过失，都由于权力归于臣下。宰相掌握政权，常常因势力过盛而造成祸患。魏冉诛杀秦国的旁支宗族以安定秦国，不能说不是忠臣；削弱诸侯以增强国家，也算有功。然而他出入朝廷都独断专行，任意击断，无所顾忌，威势震慑君主，简直使人不知还有君王。张禄一进言深劝，魏冉最终因忧惧而死。假使秦昭王没有及时醒悟，魏冉果真凭专权行事，那么秦国的霸业或许就不能传给子孙。陛下开创帝业、兴建王朝，是平定乱世的英主，总揽权力、收回权柄，掌握符契、控制政局。天授以前，大小政务都由陛下一人裁决，发布命令都恰当，办理事情没有遗漏；公卿百官，只是各自履行职务而已。自长寿以来，陛下厌倦懈怠于细小政务，把昭德委任为掌握机密权力的人。然而昭德只有处理事务的小才，不能承担军国大事。他只是性情喜好欺凌压制别人，气势骄横刚强；把下属视为聋盲，把同僚看作草狗；评定赏罚刻薄，任意扭曲法令制度，使国家所得到的好处很少、受到的妨害却很大。天下人都闭口不言，没有人敢说一句话；他的声势威严显赫，已经一天比一天炽盛。臣近日在南台看到敕令的日期，各处上奏的事情，陛下已经同意了，昭德请求不准，陛下便改为不准。像这样反复改动的事情，数不胜数。昭德参与处理机密政务，表面上提出可行、否定不可行的意见；事情有利时不参与商议，偏要等诏旨将要执行时，才另外生出反驳异议。

译他把专擅权力公开显露给众人，把功劳归给自己、把过错推给别人，义理上不应如此。州县各级官员、台寺各部门官员，入朝谒见、出朝辞别，都形成了仰望他的风气。所有奏议和刑狱裁决、取舍决定，都承接他的旨意，再附会着上奏。如今有品秩的官吏，很多都是昭德的人。陛下不要以为昭德谨慎小心、是自己的手臂。臣看他的胆量，竟比身体还大，呼吸所冲击的气势，直上云汉。近来他刚陷害来俊臣、张氏两族，又一并挫败侯氏、王氏两个仇家，锋芒锐利，势不可挡；他的内心意图，实在难以窥测。《尚书》说：了解别人并不容易，别人也不容易被了解。汉光武帝将要宠信庞萌，甚至打算把后事托付给他，庞萌最终却成为叛乱的首领。魏明帝希望司马懿安定国家，司马懿最终却肆意施展奸邪反复。一个小家经营财产，有千百份资财，将要把它托付给别人，尚且担心交付不当；何况兼有天下的重大责任，怎么可以轻率地委任呢！如今昭德专门制造恩福、独掌威权，横行于朝廷内外；对人的喜爱、憎恶、任用、罢黜，旁若无人。陛下给他的恩遇太深，对他的过失遮蔽太厚。臣听说蚂蚁洞穴能毁坏堤坝，针尖大小的裂隙也能泄漏气息，细流不断，最终必将汇成江河。脚下踩到霜，就应防备坚冰形成；权力一旦过重，收回它就极其困难。臣又听说，轻率议论近臣、冒犯君颜而深切进谏，即使是明君圣主，也有不能容忍的时候。臣很清楚，今天在您面前说出这些话，明天就可能在事后被杀。但只要国家能够安定，即使臣身死，也实在不后悔。愿陛下深切审察臣的话，为了万民而爱惜自己。” 当时长上果毅邓注又写了数千字的《硕论》，详细陈述昭德专权的情状，凤阁舍人逢弘敏立即上奏。则天于是厌恶昭德，对纳言姚璹说：“昭德身为内史，承受了完备的殊荣，如果邓注所说属实，他实在辜负了国家。”延载初年，昭德被降为钦州南宾尉；几天后，又命令免除死罪，流放他。不久又召回，任命为监察御史。当时太仆少卿来俊臣一向与昭德不和，于是诬陷昭德谋反，昭德因此被投入狱中，与来俊臣在同一天被杀。这一天下着大雨，士人百姓没有不为昭德悲痛、为来俊臣被杀而庆幸的。人们相互说：“今天下雨，可以说是一悲一喜了。”神龙年间，皇帝下诏说：“已故的李昭德勤勉谨慎、忠于公事，刚强正直、敢于直陈。在朝廷上神色严正，不向强者低头而欺凌柔弱者；身居要职，进言必定直抒胸臆，触犯权贵而极力诋斥。他修筑城墙、整治府寺，建立的功绩很多；改革制度规模，虽死而不朽。如今正道衰落，福善之业受损，嫉恶的功业未能延续；如果不追赠他的名位，他的风范将要泯灭。特此表彰其遗迹，使光辉照耀幽明两界，可追赠左御史大夫。”德宗建中三年，加赠司空。史臣说：裴炎身居宰相辅臣之位，正逢艰难时局；纵观前代事迹，并不是没有忠贞节操。只是他察觉得晚，谋虑又浅，又遇上时命与时势相合的情况。为什么这样说呢？当时高宗去世不久，武氏还没有显露出改朝换代的意图，裴炎只考虑中宗的过失，这就是他的谋虑浅薄；没有看出太后隐藏的野心，这就是他的察觉迟缓。等到武承嗣请求封赠祖先，武三思劝说杀害宗室亲属，裴炎才徒然上疏进谏，何曾真正解决过事情？这是辜负先帝的遗托，难道不该痛惜其被杀吗？当时的舆论就是如此，所谓察觉迟、谋虑浅，确实可信。何况听说武氏构陷谋反时，他却表现得从容闲暇；武氏要杀投降者时，他又显露出猜忌嫌疑。这些小谋略还算有余，大度气量却不足，也有事实可以证明。祎之是名臣父亲的儿子，确实懂得自己的才干，著述相当精美，仕历也没有什么可惭愧的。他在王府中担任师范，掌握宰相的权力，都有能干的名声，本来很符合众人的期望。为什么却在贾大隐面前失言，接受孙万荣的金钱，暗中窥见宫人，私下与宠妾通奸，使污浊的行为玷污清白的声誉，使淫乱的行为污染贞洁的名望？如果说当时世俗困顿、刑罚滥用，公开实行诬告，那么他又是自己不明白周密防范的道理；天下人并不都是该被杀的冤魂。他在家中被赐死，已经算是很幸运了；临死时不屈服，也不过是徒然劳苦。玄同富有文学才学，主持公正、掌握选官权力，在主管选拔官员之时，详细陈述了选择人才的道理。但高宗去世以后、则天登位期间，武氏怀有改朝换代的心思，把依附自己的人视为亲信；只要有一句话不顺从她，就会遭到灭族之祸而难以逃脱。因此，唐朝的名臣很难忘记复兴唐室的谋划；周朝的酷吏常常谋划一起进献谗言。玄同想要恢复皇储，本来就难以免死；即使因此而死，也没有过错，被人杀害又有什么妨碍。昭德作为臣下，强干有才，机敏善谋，处理政事时，凡是制定设置的事项，往往都有规划。武承嗣当时正掌握左相的权力，将要被立为皇太子，不久便改变任用，武承嗣的图谋也再次被搁置，这些都由于昭德的进言，他能够抗拒则天的旨意。再看他诛杀侯思止、依法惩办王庆之、挫败来俊臣，使他们的朋党逐渐衰弱，谄媚奸佞之人稍稍退散。又有则天对武承嗣说：“我任用昭德以来，每天都能安睡，他替我承担劳苦，不是你能比的。”这就是昭德强干机敏的证明。其中也有公正忠诚的道理，否则怎么能做到这样呢！假使昭德能够以谦逊驾驭下属，以柔和守持刚强，不依仗专权，常常少犯过失，那么恢复皇嗣就不会太晚，保全臣节也一定能够始终如一。大概是因为他的道术不够宏大坚守，器量难以包容蓄积，过于纯刚而有所失，才智也不能完备。所以丘愔抗言陈述、邓注深入议论之后，昭德的势力像瓦片一样崩解，却再难收拾；像风吹摧折之后，也哪里容易重新扶持起来。他是自己招致诛杀灭亡，谁会怨恨他呢？赞曰：政事失去刑法准则，时局正处于危急艰难之中。裴炎的智慧，谋虑浅薄而见识迟缓；祎之的操行，因贪恋声色而自我欺骗；昭德刚强猛烈，怎么会不因此受损？死后没有美好的声誉，谁说不应该这样？玄同遭遇不幸，颠沛陨落也随之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