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五十一

译列传第五十一 ○李乂　薛登　韦凑（从子韦虚心、韦虚舟）　韩思复（曾孙韩佽）　张廷珪　王求礼　辛替否 李乂，本名尚真，是赵州房子人。年轻时和兄长尚一、尚贞都因文章受到称誉，考中进士。景龙年间，多次升任中书舍人。当时唐中宗派使者到江南分道赎买生物，把所在官府的财物作为价钱。李乂上疏说：“江南是水乡，以捕捞为业，鱼鳖的利益是百姓生活所依靠的，这是土地环境造成的，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臣以为圣上的慈爱包容、养育万物，恩德遍及草木禽兽，把天下的大德也施及细小的鱼鳞虫介。即使说云雨的恩惠也沾润了微小生类，但使万物生长的恩惠，却还没有完全惠及平民。为什么呢？江湖物产丰富，生长繁育没有限度；府库的财用，却容易支出耗尽。如果花费得少，那么所能救济的能有多少；如果使用得多，那么常规支出就会出现缺口。在救助生物方面，哪里比得上忧虑人民呢？况且贩卖生物的人只看重利益，钱财每天流入，捕网年年增加；一次施行赎买，他们就会经营百倍的利润。不如把用于赎买的财物转回来，减轻贫困百姓的徭役赋税，使国家得到休养、百姓受到爱护，这种福泽胜过赎买生物。” 李乂掌管知制诰共数年。景云元年，升任吏部侍郎，和宋璟、卢从愿同时掌管选官，铨选叙用公平允当，深受当时称誉。不久调任黄门侍郎。当时唐睿宗命令修建金仙、玉真两座道观，李乂多次上疏劝谏，皇帝每次都宽容优待他。开元初年，特意命李乂和中书侍郎苏颋编纂《起居注》，把其中美好的谋议、昌明的言论和可以用来治理国家、谋划长远的内容另行编集上奏。李乂在门下省任职时，驳正了许多诏令。开元初年，姚崇任紫微令，推荐李乂为紫微侍郎，表面上是推荐贤才，实际上是把他调到自己之下，削去他纠察驳正的权力。不久任命为刑部尚书。李乂端方高雅而有学识，朝廷认为他有宰相的希望，恰逢病重去世。他的哥哥尚一任清源县尉，早逝；尚贞官至博州刺史。兄弟二人合编为一集，称为《李氏花萼集》，共二十卷。薛登，本名谦光，是常州义兴人。他的父亲薛士通，大业年间任鹰扬郎将。江都发生变乱时，薛士通和乡人闻人嗣安等人共同占据本郡，以抵御盗贼。武德二年，派使者归顺唐朝，高祖嘉奖他，下玺书慰劳勉励，任命他为东武州刺史。不久辅公祏在江都发动叛乱，派部将西门君仪等进攻常州，薛士通率兵抵抗，大败西门君仪等人，他们仅仅逃得性命。辅公祏平定后，凭累积的功劳封为临汾侯。贞观初年，历任泉州刺史等职，去世。薛谦光广泛涉猎文史，每次和人谈论前代故事，都广泛引用证据，仿佛亲眼见到一样。他年轻时和徐坚、刘子玄齐名并且友善。文明年间，脱去布衣，任阆中主簿。天授年间，任左补阙。当时选举很是泛滥，薛谦光上疏说：“臣听说，国家把得到贤才当作珍宝，臣子把推荐士人当作忠诚。因此有子皮谦让而推荐国侨，有鲍叔牙推举管仲，燕昭王把军队托付给乐毅，苻坚把政事托付给王猛。子产受到国人的诽谤，夷吾贪取公孙无知的财物，燕昭王赐给乐毅车马来制止谗言，苻坚杀死樊世来消除诬陷。处在猜疑嫌隙之中却更加信任，遭受离间毁谤却毫不怀疑，这是由于默默观察而了解他，托付之后又深入考察他的缘故。至于宰我被孔子认为愚蠢，逢萌被汉光武帝刘秀知遇，韩信在项羽手下默默无闻，毛遂在平原君门下不受重视，这些都是错失士人的原因。由此可见，君主接受不肖之士，政事就会乖乱；得到贤良的辅佐，时局就会安泰。所以尧依靠八位贤臣而各项功绩得到治理，周朝任用十位能臣而天下和平。这样说来，就不能不考察士人，也不能随意授予官职。为什么呢？近来举荐人才，多不根据才干，只凭借虚假的声誉传播名声，彼此推举奖誉，只图润饰自身的小谋略，却忘了臣子的大道理，这不是报效国家、寻求贤才，也不能符合陛下渴求贤能的愿望。” “臣私下观察古代选取士人，确实和今天不同。先考察声名和品行的根源，再核查乡里对他的称誉；崇尚礼让来勉励自己，彰明节义来树立信用，把敦厚朴实放在首位，把雕琢辞藻列为后等。因此社会上崇尚并倡导礼让的风气，士人摒弃轻浮的行为。希望做官的人必定修养坚定不拔的操守，奉行难于进取、容易退让的原则。由众人议论来确定高下，郡守就难以歪曲是非。因此，贡举士人的贤能或愚劣，就是州郡长官的荣辱；污秽行为被揭露，也是乡人的羞耻。所以李陵投降匈奴，陇西人为此惭愧；段干木隐居不仕，西河人为此感到光荣。由此可见，名声胜过利益，小人的道路就会消失；利益胜过名声，贪婪暴虐的风气就会盛行。因此教化风俗的根本，必须排斥轻浮。过去冀缺凭礼让被提升入朝，晋国人便懂得礼义；文翁用儒学来奖励风俗，蜀地士人便大多学习儒术。燕昭王喜爱良马，骏马就来到朝廷；叶公喜爱龙，真的龙就进入室内。由此可见，没有上面所喜好的事物而下面不随之受到教化的。自从战国末年，虽然夹杂纵横家的风气，但汉代求取人才，仍然考察各种品行。因此懂礼守节的士人，敏于修养德行，在乡里受到推重，然后才被官府征召。曹魏取用人才，尤其喜爱旷达之士；晋、宋以后，只重视门第资历。” “这助长了替人谋求官职的风气，违背了授职只应任用贤能的原则。梁朝推荐士人，特别喜爱辞章；陈朝选拔贤才，尤其珍视赋诗咏文。因此当时的风俗重视诗酒，不把修养自身作为要务。到了隋朝，余留下来的风气仍在，开皇年间李谔向隋文帝议论说：‘魏朝三位祖先，都更加喜好文辞，忽视统治人民的大道，却喜爱雕琢辞藻的小技艺。文章连篇累牍，不超出描写月亮露水的形态；堆满几案、装满箱子的，全是描写风云的辞句。世俗以此互相夸耀，朝廷也因此提拔士人，所以文辞一天比一天繁琐，政事一天比一天混乱。’隋文帝采纳了李谔的建议，于是下诏禁止浮华文辞。这一年，泗州刺史司马幼之因为奏表不合典实而获罪。于是风俗改变并受到激励，政事教化大为推行。隋炀帝继位后，又改变前面的法令，设置进士等科目。于是后来的年轻人又互相仿效，满足于浅陋而追求少量，求快求时，拼凑一些小文章，称为策学，不以指陈实事为根本，反以浮华虚饰为贵。”

译“大唐承继历代帝业，虽然逐渐革除了过去的错误；陛下君临天下，想要考察人才来共同治理国家。树立根本、崇尚教化，关键只在表彰贤能。如今的举人选拔，有违事实。乡里的评议由小人之笔决定，品行修养却没有长者的公论。士人为了策试名次在州府喧闹争竞，祈求恩宠时又不停地拜伏。有的人在诏令公布选才之后，便试图派人搜[OCR疑误：‘搜易攵’]，奔走于府寺门前，出入王公宅第；上书启奏、陈献诗篇，只希望得到皇帝一声咳嗽吐唾般的恩泽；从头到脚极尽卑躬屈膝，只希望承受权贵提携的恩惠。因此世俗把举人都称作‘觅举’。‘觅’是自己求取的称呼，并不是为众人所知的正当名称。考察他们的品行，衡量他们的才干，人的品格便由此显现出来。迎合自己的心思过于急切，至公的道理就会受到破坏；贪图做官的本性显露，廉洁的风气就会衰薄。由此可知，府署的任命即使尊贵，也不同于叔度勤恳谦让的品德；黄门侍郎的职位已经显贵，也没有秦嘉那样耿介直言的操守。即使不能克制自己、推举贤人，也不应等待三次任命才肯接受。怎么能同洁白无瑕、不沾风尘的白驹，以及数量微薄却能使人荣耀超出万物的束帛，比较它们的宽广狭窄呢！因此，耿介之士以自我推荐为羞，宁可推辞；循常之人则舍弃疏远者而选取逢迎者。所以吏部选官补授之事，在礼部试场喧然争竞；州郡贡举士人入朝，也在朝廷门阶之间争讼。诽谤议论纷纷汇合，渐渐形成风气。” 那些争逐荣华的人，必定怀有争夺利益的心思；谦逊退让的人，也没有贪污受贿的牵累。若不是上等的智慧之人，怎么能不受外物改变？至于才智处于中等的人，行为道理往往受习俗影响。如果重视谨慎厚道之士，那么贪恋俸禄的人也必定会崇尚德行来修饰名声；如果打开争名逐利的门路，那么求取仕进的人都会卑躬屈膝、阿附迎合。阿附迎合，百姓就会遭受它带来的弊害；洁身自守，百姓就会蒙受它带来的福泽。所以风俗教化的逐渐形成，无不由此而来。如今考察乡里的议论，却只把事情归结到里正身上。即使名声受损、礼法败坏，罪责触犯刑法，有的冒用户籍来窃取资财，有的邀取功勋来盗窃官阶，假如把这种不义的贿赂当作依据，便说乡里没有过犯。怎么能拿他们同郭有道那样评量人才、茅容那样声望崇高、裴逸人那样奖拔人才、夏少那样名声卓著的人相比，来谈论他们的优劣呢！至于那些才干足以治理国家的人，只让他们考试策问；那些武艺足以制服敌人的人，只检验他们能否弯弓。若文章写得清新奇特，便充列甲第；文思稍微逊色，便立即叫他回去。用这种办法选取人才，恐怕会违背实际情况。为什么呢？乐广曾借助潘岳的文笔，谢灵运的文辞高过谢穆之，平津侯公孙弘的文章不如司马相如，曹子建的文笔华美胜过荀彧。如果把射策考试看作最重要的标准，那么潘岳、谢灵运、曹植、司马相如一定会排在孙绰、乐广之上；如果让他们共同参与谋划政事，那么安仁、灵运也没有辅助谋划的功效。由此说来，不能用同一个标准一概选取人才。至于武艺，赵云虽然勇猛，却还要凭借诸葛亮的指授；周勃虽然雄健，却缺少陈平的谋略。如果让樊哙担任萧何的职务，必定会失去指挥调度的关键；让萧何进入戏下的军队，也没有解救君主的功效。冲锋陷阵的战将长于摧毁敌军锋芒，谋略之将则善于审察、预料事情。因此，马援聚米成山，便知道隗嚣是可以谋取的；陈汤屈指计算，便看出乌孙将自行瓦解。谋略之将不一定长于弓马，贤良的宰相难道还必须凭借射策考试取得资历吗？这难道能同元长自我表彰、妄自修饰文辞锋芒，曹植题写文章、徒然炫耀华丽辞藻，拿来比较他们是否合适吗！伏愿陛下降下明确的制度，颁布严格的科条。千里之内有一个贤才，尚且不能算少；但对侥幸冒进之人，必须建立防范。应当禁绝浮夸虚妄的饰词，收取切实有用的良策；不采纳没有根据的言论，必定寻求忠直的劝告。文士就用任官的实际成效来考验，武士就让他们负责防守御敌；开始既考察他们的言论和行为，最后也按照名声考核实际，自然使那些侥幸滥竽充数的人无处隐藏自己的虚妄庸才。因此晏婴说：“先根据言语任用他，再根据事情考察他；让他说得少而做得多，文章上即使笨拙，办事却要精明。”这就是选取人才而得到贤能之人的方法。至于有武艺超群、文笔秀美的人，有的只能偏重于施展某种技艺，却没有治理国家的大才；他们可以做军队前锋的爪牙，成为创作词赋的规范。完全可以让他们试作凌云台的谋略，练习穿札甲的技艺；接受皇上的命令创作《甘泉赋》，听从中军命令奔赴敌阵。既然按照才能授予职任，就一定没有让无能之人身居高位的忧患。臣谨考察吴起临战时，左右侍从进献宝剑，吴起说：“击鼓挥槌，临难时决断疑惑，这是将领的职责。掌管一把剑的任务，不是将领的职责。”臣又考察诸葛亮统兵作战时，并不亲自穿戎装，却在渭南驻兵；宣王手持宝剑，最终也不敢抵挡。这难道只是弓箭的作用吗！臣又考察杨得意诵读司马相如的文章，汉武帝说：“只恨不能与这个人同时代。” 等到司马相如到来，最终只做到文园令，并没有让他居于公卿之位，大概是因为公卿之职并非他所能胜任。臣谨考察汉朝的法令：凡是举荐人才的主官，终身都要为被举荐者担保。杨雄因田仪获罪，是责备他冒失举荐；成子居任魏相，则因举得贤才而受到酬赏。赏罚的法令得到施行，请托求情的念头就会断绝；谦让的道义得到彰显，贪求竞争的道路就会消失。这样一来，朝廷自然没有争夺俸禄的人，选官部门也会有谦逊退让的士人。仍请放宽任期限制，允许他们进行访察和甄别；对于堪用的人，让他们试任官职，以观察其能否胜任；再参考核验其办事情况，以辨别是非。举荐不实，就免去王丹的官职；举得人才，就增加翟璜的奖赏。这样自然会使见到贤才而不隐瞒，享受俸禄而不独占。荀彧进荐钟繇、郭嘉，刘隐举荐李膺、硃穆，事例并不遥远。称职的举荐者得到举贤的奖赏，滥行举荐者承担欺罔之罪，自然会使举荐得到贤能、贤行得到推行，君子的道路也就日益兴盛了。不久，转任水部员外郎，屡次升迁至给事中、检校常州刺史。适逢宣州狂暴的盗寇硃大目作乱，百姓奔逃，谦光严密戒备，安抚整顿，整个辖境肃然安定。转任刑部侍郎，加授银青光禄大夫，又升任尚书左丞。景云年间，提拔授任御史大夫。当时僧人惠范仗恃太平公主的权势，强行侵夺百姓的店铺，州县官吏不能治办。谦光将要弹劾他，有人请求暂且搁置，谦光说：“御史台就是治理冤屈积滞之事的地方，有什么需要回避的？即使早晨弹劾、晚上被贬黜，也没有关系。”于是与殿中慕容玽一同上奏弹劾惠范，反而被太平公主诬陷，出任岐州刺史。惠范被诛杀后，升任太子宾客，转任刑部尚书，加授金紫光禄大夫、昭文馆学士。开元初年，任东都留守，又转任太子宾客。因为他的名字与太子同名，上表请求改用字来称呼，皇帝特地下诏赐名为“登”。不久，他因孽子悦任千牛一事被宪司弹劾，放归乡里。朝廷考虑到他家贫困，又特意发给他退休官员的俸禄。开元七年去世，享年七十三岁，追赠晋州刺史。撰有《四时记》二十卷。

译韦凑是京兆万年人。曾祖韦瓒，任隋朝尚书右丞；祖父韦叔谐，任蒲州刺史；父亲韦玄，任桂州都督府长史。韦凑在永淳二年脱去布衣，授任婺州参军，屡次转任扬府法曹参军。州中有个曾任仁寿令的孟神爽，豪横放纵，多次犯法，又与贵戚交往，前后官吏都不敢依法绳治查办。韦凑禀告长史张潜，请求借事除掉他。适逢孟神爽因事被推问，韦凑没有丝毫宽纵。孟神爽妄称有密旨，经过追究审问，发现都是虚假，于是将他杖杀，远近之人都称服。韦凑在景龙年间历任将作少匠、司农少卿。曾因公事触犯宗楚客，被出任贝州刺史。唐睿宗即位，授任鸿胪少卿，加授银青光禄大夫。景云二年，转任太府少卿，又兼任通事舍人。当时改葬节愍太子，皇帝下优厚诏书增加谥号；又为李多祚等人洗雪罪名，恢复他们的官爵，并商议再追加赠官。韦凑上书说：臣听说君王发布号令、施行政令，必须效法天道，使君臣、父子、夫妇三纲各得其序，使十等身份都能各安其位，就是要彰明善行、显著恶行。彰明善行，就是悬挂爵位和奖赏来勉励他们；显著恶行，就是设置刑罚来惩治他们。对于赏罚所不能涉及的人，则考察其行为、制定谥号，用以褒贬，这是为了劝勉和告诫后世。这些都是最公正的大道理，不是可以徇私情的。所以箕子、微子得到任用，管叔、蔡叔被杀戮。谥号制度是臣下评议君主、儿子评议父亲；即使称为“灵”、称为“厉”，也不敢因为私情而扰乱大道理，那么其余的事情怎么可以失去中正呢！臣私下看到，节愍太子与李多祚等率领北军禁卫，向上侵犯宫禁，破门斩关，冲入禁中，兵锋直指皇帝的车驾，骑兵驰骋进入紫微宫。孝和皇帝移驾玄武门，亲自颁下恩德诏令，向他们说明叛逆与顺从的道理，但太子据鞍神色自若，督率部众不停。很快，他的党羽后悔自己的错误，转逆为顺，有的回兵讨贼，有的投递状书自请拘捕。李多祚等被伏法诛杀，太子这才开始逃窜。假使同恶之人互相救助，天道没有征验，贼党没有倒戈的人，侍臣又缺少持戟守卫，那么造成的祸患，哪里忍心说下去！当时臣任将作少匠，赐任通事舍人内供奉。第二天，孝和皇帝召见供奉官等人，流着泪对我们说：“差一点就不能再见到你们了！”当时的危急恐惧，不是太严重了吗！如今圣朝却为他们洗雪罪名、以礼安葬，又给节愍的谥号，凭臣愚昧的见识，私下实在感到困惑。臣子事奉君主的礼节，贵在严肃恭敬而达到极致，所以经过君主的位次必须快步走过，踩踏御马所吃的草料都要被诛罚。从前汉成帝还是太子时，行走都不敢横穿驰道。周王室衰微时，秦国军队经过周都北门，左右侍从脱下头盔下车，王孙满仍因他们没有卷起铠甲、束好兵器而讥讽他们无礼，知道秦军一定会失败。由此说来，太子在宫内发兵，在皇帝面前纵马，违背礼法已经非常严重了，何况还要做出更严重的事情。这样的人却可以得到美谥，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难道是因为他杀了武三思父子而加以嘉奖吗？但是，动用军队讨伐叛逆以安定君主和父亲，确实可以嘉奖；可是他却借此想要自行夺取帝位，这就完全成了叛逆，难道可以给他美谥吗？这又是臣所不能理解的。难道是因为他想废黜韦氏而加以嘉奖吗？如果韦氏的叛逆已经彰明、道义已经断绝，即使诛杀她也是可以的。当时韦氏的叛逆尚未彰明，道义也未断绝；对于太子来说，她是母亲，哪里有废黜母亲的道理？况且这不是奉中宗的命令而废黜她，是劫持父亲、废黜母亲，也属于悖逆，难道可以给他美谥吗？这又是臣所不能理解的。君主即使有时不像君主，臣下怎么可以不守臣节？父亲即使有时不像父亲，儿子怎么可以不守子道？即使君父有夏桀、商纣那样的行为，臣子也没有废黜或杀死他们的道理。何况先帝功业覆盖天地，恩德施及百姓，庙号为中宗，谥号为孝和皇帝；这样一个违抗君命的儿子，难道可以给他美谥吗？这又是臣所不能理解的。从前晋献公受骊姬谗言迷惑，将要杀死太子申生，公子重耳对他说：“你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心意告诉父亲呢？”太子说：“不可以。君主安于骊姬，这是我使父亲伤心。”重耳说：“既然这样，为什么不逃走呢？”太子说：“不可以。君主会认为我想弑君，天下难道有不承认父亲的国家吗！我还能逃到哪里去呢！”他派人向狐突辞别说：“申生不敢吝惜自己的死亡。虽然如此，我的君主年老了，弟弟年幼，国家又多灾难。伯氏如果能够出走并谋划保全我的君主，申生就感激他的恩赐而死。”他拜了两拜，叩头至地，于是自缢而死。他的行为像这样，谥号也只能称为“恭”。如今太子的行为恰好相反，能谥为“节愍”吗？这又是臣所不能理解的。从前汉武帝末年，江充与太子有嫌隙，害怕皇帝死后被太子诛杀。正逢巫蛊之事发生，江充掌管审理此事，便趁机作奸，进而到太子宫中挖掘巫蛊，得到桐木人来诬陷太子。当时汉武帝在甘泉宫避暑，宫中只有皇后和太子；太子无法自行申明，于是采纳少傅石德的谋划，假托节杖的命令斩杀江充，随后因失败而逃亡藏匿。他并没有正式发兵进攻宫阙，也没有对父亲怀有叛逆谋划，但最后死在湖县，既没有安葬，也没有谥号。到昭帝时，有个男子到北阙，自称是卫太子；皇帝命公卿辨认查看，到了的人没有谁敢发言。京兆尹隽不疑后来赶到，喝令属吏将他收捕捆绑。有人说：“真伪还不能确定，姑且安置他吧。”隽不疑说：“诸位为什么要担心卫太子？从前蒯聩出奔，辄拒绝接纳他，《春秋》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卫太子得罪了先帝，逃亡后没有立即自杀，如今又自己前来，这是罪人。”于是将他送入诏狱。天子听说后赞赏他说：“公卿大臣，就应当任用那些通晓经术、明白大义的人。”后来太子的孙子即位为天子，就是孝宣皇帝，卫太子才获得礼葬，谥号为“戾”。如今把节愍太子的行为同他相比，怎么能相提并论。对于陛下来说，他又是您的侄子，难道可以给他谥为“节愍”吗？这又是臣所不能理解的。从前项羽的臣子丁公，曾经多次将要危害汉高祖，高祖对他说：“两个贤者难道要互相困厄吗？”丁公于是停止了。等到高祖消灭项氏后，便把丁公杀掉示众，说：“使项王失去天下的，就是丁公。”杀掉他，是为了维护最公正的大义，并不是私下报答他的恩德，是用来告诫后世事奉君主的人。如今节愍太子发动叛逆，又不是为了保护陛下，难道可以给他美谥吗？这又是臣所不能理解的。

译陛下天性圣明，任用的人又贤能明达，凭臣极其愚昧的见识，哪里敢妄加议论？然而臣又想到，尧、舜是圣明的君主，八凯、五臣是贤良的辅佐，他们尚且广泛听取平民的意见，大概是因为聪明人反复思虑一千次，或许也会有一次失误；愚笨的人反复思虑一千次，或许也会有一次所得。所以说：“狂妄之人的话，圣人也会选择其中可取的。”臣就依据这个道理，冒昧把意见陈述给您，希望能与议定谥号的人在御前当面对议。如果臣说得不对，甘愿承担诽谤圣政的罪名，接受赴鼎镬而死的刑罚。仍请把其中的道理申明给天下，使像臣这样愚昧迷惑的人都能完全明白，那么就不会再有异议了。如果现有谥号不恰当，怎么能施用于圣朝，流传在史册上，使后代的逆臣贼子借此作比附、拿来作为说辞？这就是开启悖乱之门，哪里是向后世显示法则！伏望陛下改定谥号，务必符合礼经。至于李多祚等人的罪，请按照宽宥免罪处理，不要说成洗雪罪名，以顺应天下人的心意，那就尽善尽美了。奏书上达后，睿宗召见韦凑，对他说：“确实像你说的这样。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怎么改动呢？”韦凑说：“太子的实际行为是悖逆，不能加以褒美；请根据他的行为改谥，改用一个字。李多祚等人以军队侵犯君主，并不能说没有罪，只能说是放免，不能称为洗雪罪名。”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当时执政者认为诏令已经发布，难以改动，只是停止追赠李多祚等人的官职罢了。第二年春天，兴建金仙、玉真两座道观，耗费工役数以亿计。韦凑进谏说：“陛下去年夏天因为妨碍农事而停止两观工程，如今正是农忙月份，反而想要重新兴工。虽然知道使用的是公主的钱，不支出国库财物，但一旦土木工程兴起，以高价雇人，三辅的农民就会贪图眼前利益，舍弃农业而接受雇佣，弃本逐末。臣听说一个男子不耕作，天下就有人因此挨饿，臣私下恐怕这样做不可。”皇帝没有回应。韦凑又上奏说：“如今阳气和暖、布散生气，万物正在生长繁育，土木工程之中有无数昆虫。此时兴建工程，伤害杀死的生命很多，臣也恐怕这不是仁圣的本意。”睿宗才接受了他的意见，命令在外廷详细议论。中书令崔湜、侍中岑羲对韦凑说：“您敢于说这些话，真是极其困难的事情。”韦凑说：“我承受优厚俸禄，死也不推辞，何况身处圣明时代，必定知道不会死。”不久，出任陕州刺史，没过多久又转任汝州刺史。开元二年夏，皇帝下诏为靖陵建碑，征调材料和工匠。韦凑认为自古帝王陵园没有建碑的礼制，而且当时正逢旱灾和歉收，不可以兴工，于是飞驰上表极力进谏，工程役作才停止。不久升任岐州刺史。开元四年，入朝任将作大匠。当时有诏令恢复孝敬庙为义宗，韦凑上书说：臣听说君王制定礼制，这叫作建立规制；规制的兴起，实际上是由于取法古代。取法古代的原则，首先必须端正名分；名称和实际，理应相互符合。至于宗庙，这是礼制中最重大的事情，难道可以失误吗！礼制规定，祖是有功之人，宗是有德之人；祖宗的庙，百代都不能毁弃。所以商代太甲称太宗，太戊称中宗，武丁称高宗；周代尊奉文王、武王为宗；汉代则文帝为太宗，武帝为世宗。后世凡是称为宗的，都是因为能够用相应制度治理天下，德泽值得尊奉，列入昭穆次序，期望永远不毁。称宗的意义，难道不是很重大吗！伏惟孝敬皇帝身居东宫，始终没有面南而王；他的圣明之道确实高出太子，但德行教化并没有施及天下。在这种情况下为他立庙并称宗，恐怕不合礼制。何况另行建立寝庙，不能列入昭穆，考察各种祭祀典章，有什么理由称为宗？而庙号称义宗，流传万代，凭臣平庸的见识，私下认为不可。陛下遵循典礼，想要开辟伟大的法则，却因有关部门的议论而造成这种失误，或许会损害尽善尽美的大业，难道不可惜吗！希望重新详细议论，务必符合礼制。” 于是皇帝下诏让太常寺议论，最终停止使用“义宗”的称号。韦凑前后多次上书议论时政得失，很多意见都被采纳。再次升任河南尹，屡次加封，成为彭城郡公。因公事被降任杭州刺史，又转任汾州刺史。开元十年，授任太原尹兼节度支度营田大使。当年死于任上，享年六十五岁，追赠幽州都督，谥号为“文”。他的儿子韦见素，另有传。韦凑的侄子韦虚心。韦虚心的父亲韦维，年轻时学习儒家学业，广泛涉猎文史，考中进士。从大理丞屡次升至户部郎中，擅长分析判决案件。当时员外郎宋之问精于诗歌，时人认为户部有两位杰出人才。韦维最终任左庶子。韦虚心考中孝廉，做官严肃整饬，屡次升任大理丞、侍御史。神龙年间，推究审理重大案件，当时仆射窦怀贞、侍中刘幽求有意从宽处理，韦虚心坚持依法办事，有不可动摇的意志。景龙年间，西域羌胡反叛，当时一并擒获，诏令想要把他们全部诛杀。韦虚心上奏争辩，只惩罚首恶，保全了一千多人。韦虚心有孝行，等到父亲去世服丧时，哀伤憔悴超过礼制，胡须鬓发全都变白，朝廷深为感叹并称许。后来升任御史中丞、左右丞、兵部侍郎、荆州、扬州、潞州长史兼采访使，所到之处官吏都受到整顿肃清，威严政令非常振作，朝廷内外都把他当作榜样。历任户部尚书、东京留守，去世，享年六十七岁。韦虚心的幼弟韦虚舟，也因考中孝廉入仕，从御史屡次升至户部郎中、司勋郎中、左司郎中，历任荆州长史、洪州和魏州刺史兼采访使，多有显著的治理政绩。入朝任刑部侍郎，最终任大理卿。他家中有礼法规范，父子兄弟相继担任郎署官职，当时人称他们为“郎官家”。韩思复是京兆长安人。祖父韩伦，贞观年间任左卫率，赐爵长山县男。韩思复年轻时承袭祖父的爵位。起初任汴州司户参军，处理政务宽厚仁恕，不施行杖责。在任上遭逢父母丧事，家境贫困，便靠卖柴度过服丧期。当时姚崇任夏官侍郎、知政事，对此深为赞叹，提拔授任司礼博士。

译景龙年间，屡次升任给事中。当时左散骑常侍严善思因谯王重福一事被送入诏狱，有关部门说：“严善思过去曾任汝州刺史，平素与重福交游；被召到京师后，最终没有说出他的谋反，只上奏说‘东都有兵气’。根据案情，他正应当因隐匿谋反而处绞刑。”韩思复驳议上奏说：“议论狱案应当宽缓死刑，这是历代圣明君主的明确法则；刑罚有疑问时从轻处理，是国家一贯的典章。严善思过去在先朝，正逢韦氏专擅内政、凭借宫中宠幸谋危宗庙社稷。严善思当时能够预先察觉，于是到宰相府陈述情况，并进言皇帝一定会登上帝位。他虽然与重福交游，大概是为了谋划陷害韦氏。等到他入朝拜见，仍然没有上奏说明；如果把这种行为作为隐匿不报，就应当立即处以极刑。况且诏令追召严善思，文书一到他就出发；如果他怀有叛逆之心，难道会立即奉命赶来吗？网开一面，确实合乎顺应生机的道理；三面驱赶、只从一面取禽，既然自己来归，就可以宽宥。应当谨慎对待刑罚，事情也合乎明白详审的原则。请交给刑部，召集群臣议定后上奏裁决，以符合慎重审理狱案的要求。”当时议论者多数说严善思应当宽宥，有关部门仍坚持原来的意见，请求诛杀他。韩思复又驳议说：“臣听说，在市场上处决犯人、在朝廷上授予爵位，都必须众人谋议一致，然后施行才不会有疑惑。” 臣谨按各部门的议论，严善思十次中才有一次被列入其中，所判罪刑只是从轻处理。帝王的宫门有九重，距离又远达千里，所以要借天下人的耳朵来听，就没有听不到的声音；借天下人的眼睛来观察，就没有看不见的事情。如今群臣的意见已经上达，采纳取舍应当审慎；如果舍弃多数而只听从少数，臣实在害怕。舆论一旦违背民情，下面的实情就无法上达；即使想要顺从众意，也还来得及吗！京城各部门，正逢时局安定，官员分掌职务，其中有贤能之人，也有亲近之人。亲近之人就是分封各地的诸王，是陛下的爱子；贤能之人就是赐土开国的臣子，是陛下的名臣。看到有人对君主无礼，难道肯随声附和而不表示异议吗？如今措辞多有出入，法令却一概从轻。”皇帝采纳了他的奏议，最终免去严善思死罪，将他流配静州。韩思复不久转任中书舍人，多次上疏陈述政事得失，很多意见都被采纳施行。开元初年，任谏议大夫。当时山东蝗灾大起，姚崇任中书令，上奏派遣使者分别前往河南、河北各道捕杀蝗虫并掩埋。韩思复认为蝗灾是天灾，应当修养德行来消除灾祸，恐怕不是人力所能灭尽的。上疏说：“臣听说河南、河北的蝗虫，近来一天比一天更加繁多炽盛，经过的地方，禾苗庄稼全都受损。如今蝗虫渐渐飞过黄河以西，游食到了洛阳，使者往来奔走，却不敢公开说明，山东数州对此十分惶恐。况且天灾流行，掩埋也难以尽除。希望陛下悔过责躬，派使者宣布慰问，减少不急迫的事务，召集最公正的人，上下同心、君臣同德，以这种诚实的态度来回应上天降下的吉凶征兆。前后派出的捕蝗使等，伏望一概停止。《尚书》说：‘上天对谁都不特别亲近，只辅助有德之人；百姓对谁也不特别亲近，只怀念施恩惠的人。’不可不收揽人心。”皇帝深以为然，把韩思复的奏疏拿给姚崇看。姚崇于是请求派韩思复到山东查验蝗虫所造成的损害，韩思复回来后，全部据实上奏。姚崇又请求让监察御史刘沼重新详细复核，刘沼迎合姚崇的意旨，便鞭打百姓，篡改原来的情况上奏。因此河南数州最终未能免除蝗灾的责任。韩思复于是被姚崇排挤，出任德州刺史，转任绛州刺史。入朝任黄门侍郎，加授银青光禄大夫，代替裴漼任御史大夫。韩思复性情恬静淡泊，喜好玄理，安于仁德、体悟道理，不适合担任执掌纲纪的职务。不久，转任太子宾客。开元十三年去世，享年七十多岁。他的儿子韩朝宗，天宝初年任京兆尹。曾孙韩佽，字相之，年轻时就以文学闻名，性情崇尚简朴淡泊。考中进士，屡次被藩镇征召。起初任襄州从事，后被征召授任殿中侍御史，升任刑部员外郎。请求出任澧州刺史。任期届满由他人接替时，宰相牛僧孺镇守鄂渚，征召他任从事；又被征召授任刑部郎中，转任京兆少尹，升任给事中。出任桂州观察使。桂管辖下二十多个郡，从州中属官以下直到县令，共有三百人；其中通过吏部补任的十分之一，其余都由廉洁的官吏衡量才能后补授。韩佽到桂州后，官吏带着平常准备任用的数百人前来引见，一个官吏拿着名册上前说：‘名额都已列齐，请补足空缺。’韩佽告诫说：‘在任期间有政绩的人，不得夺去他所治理的职位；有过错的人，必定依法绳治。空缺职位应当等到查考旧档案，选取其中合适的人，然后补任。’适逢春衣使内官来到，向驿站官吏索取贿赂；三个豪强之家也趁机厚赠财物，请求任用县令，韩佽全部答应了他们。使者离开后，他以扰乱法令的罪名将三家治罪，各打背部。此后豪强狡猾之徒收敛踪迹，官府都得到清廉官吏来使百姓苏醒并活命。不久，诏令设置五管都监，计算所需费用，竟要征收一境的土地税赋，也不足以满足他们的欲望；韩佽特意用节俭的办法处理，后来便成为固定制度，君子认为这很难做到。开成二年，死于任上，追赠工部侍郎。张廷珪是河南济源人，他的祖先从常州迁来。张廷珪年轻时凭文学才华闻名，性情慷慨，有志向和操守。二十岁时参加制举。长安年间，屡次升任监察御史。武则天向天下僧尼征钱，想在白司马坂营建大佛像。张廷珪上疏进谏说：佛，是以觉悟和智慧为义理的；佛因心而成，不可以从各种外在形相上看见。佛经说：‘如果以形色来见我，以声音来寻求我，这个人走的是邪道，不能见到如来。’这就是说，真如的果位不应向外求。陛下以信心归依佛法，发下宏大的誓愿，壮大佛塔寺庙、扩展佛的尊容，已经遍及天下很久了。这大概属于执着外相而实行布施，并不是最上等、最稀有的法门。为什么这样说？佛经说：‘如果有人用充满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来布施，又用像恒河沙数那样多的身命来布施，他所得的福报很多；如果有人对这部经加以受持，并为别人讲解其中四句偈等内容，他所得的福报胜过前者。’按照佛所说的道理，陛下即使倾尽四海的财物，耗尽万人的力量，砍尽山中的树木来造塔，用尽冶炼出的金属来铸像，虽然劳力非常巨大，费用也非常多，但所获得的福报还不如一个禅房中普通人的一次修行。

译菩萨行善积福，不应当贪恋执著，因为有为之法不值得推崇。何况这项营建工程要大量动用木材和土石，有的要开掘盘结广大的地面，增高修筑台阶；有的要堵塞洞穴，开通道路，采伐砍削，碾压虫蚁，动辄耗费数以亿计。难道佛所标示的坐夏之义，不是怜悯一切蠢动之物、不忍伤害它们的生命吗！况且不能役使鬼神，只能由人来营建；总计工匠，大多贫困，早晨驱使、晚上劳作，筋骨疲劳，吃的是粗饭、饮的是清水，清晨烧饭，直到星出才吃饭，因饥渴而导致的疾病交相发作。难道佛所标示的徒行之义，不是怜悯牲畜、不忍残害它们的力气吗！又营建工程的资费，是向僧尼征收的，虽然说是通过乞讨所得，但贫困缺乏的情况仍然很多。州县催逼征收，急如星火；有的谋划无处筹措，有的卖掉财物来充数，怨声遍布道路，和谐之气尚未融洽。难道佛所标示的随喜之义，不是怜悯愚昧之人、不忍夺取他们的财产吗！况且北方边境还未安宁，军队装备每天都要供给，天下财力空竭，四海百姓疲劳困敝。伏望陛下对此慎重又慎重，思考菩萨的行为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应当这样布施，那么所得福德就像南、西、北方以及四维、上下的虚空一样不可估量。又何必执著外在形相，劳苦百姓的产业，崇尚不急迫的事务呢！臣从时政方面来说，认为应当先治理边境，充实府库，休养民力；臣从佛教的道理来说，认为应当救济苦难，消除对各种形相的执著，推崇无为。伏愿陛下体察臣的愚见，实行佛的本意，务必把义理放在首位，不要因为说话的人而废弃正确的意见，臣就万分幸运了。武则天采纳了他的意见，立即停止工程，又在长生殿召见他，深深加以赏识和慰劳。景龙末年，任中书舍人，再转任洪州都督，仍任江南西道按察使。开元初年，入朝任礼部侍郎。当时长期干旱，关中饥荒歉收，皇帝下诏征求能够直言进谏、广泛有益于政务治理的人。张廷珪上疏说：臣听说古代有在多灾多难中兴起的君王、有因深重忧患而开启圣明的君王，都是因为事情危急时志向锐利，处境逼迫时思虑深远，所以能够从低处登上高位，把祸患转化为福祉。臣看到景龙末年，中宗遭遇祸乱；先天年间，凶党策划阴谋，国家社稷危急得像系在带子上，国运将要像断绝的丝线一样。陛下神武超过历代，精诚感动上天，两次扫除灾气，天下四方清明朗澈。此后上顺皇天旨意，下体恤百姓，运转璇衡，光明地接受天命。凡是日月照耀的地方，以及文字和车轨尚未通达的地区，无不沾受深厚恩泽，接受淳厚教化。即使说有十个尧、九个舜，也不足以称颂陛下。光明的上帝照临下土，理应赐下大福，以回应这宏大的美德。然而近年以来，阴阳失调、时令失常，九种谷物歉收，万民陷于饥饿，关中和京畿一带尤其严重。甚至有人没有柴草可以做饭，没有粮食可以充饥，无法继续求生，正担忧辗转死亡。陛下偶然赶上昌盛的国运，却遭逢这样的艰难，臣私下思考，恐怕是上天的意思：陛下正当盛年，神圣之德集于一身，不到一天就建立了大功，从藩王府邸登上帝位；或许因此忽略了下民得以救济的办法，只满足于实现宏大的志向，轻视虞舜而不效法，想以汉武帝自比而自我抬高。所以天上明显显示灾异来警戒，又不断加以善意诱导，是想使大君一天比一天谨慎，即使有美好的成就也不自满，永远保持天下太平，以巩固国家根本。上天对陛下的眷顾实在深厚，陛下怎么可以不奉行这美好的旨意而敬畏呢！臣诚恳地希望陛下收束心志，澄清思虑、振作精神，考察伏羲、神农的典籍，敦行质朴的道理。任用正直之士，放逐斥退奸佞之人；屏退后宫，削减外厩；宫场中不再有蹴鞠[原文“蹴▯匊”疑为OCR误字]的玩乐，郊野中断绝追逐禽兽的赏赐。停止在偏远地区开采石田，罢去以金甲装备的悬军；怜悯救济孤苦寡妇，减免微薄的徭役赋税。除去奇异技艺和过度精巧的器物，舍弃和氏璧、隋侯珠，不让人看见可引起欲望的东西，使心志不受扰乱。这样自然会使四海清平，九州尘埃消散；农夫以自己的产业为乐，剩余粮食堆积在田亩之中。这样，和顺之气上通于天，即使五星连珠、日月合璧，也不足以称为更大的祥瑞；珍奇祥瑞降临大地，即使凤凰巢居楼阁、麒麟出现在郊外，也不足以称为奇异。有人如果认为上天明白的警戒不值得畏惧，那么上帝将凭借愤怒降下灾祸，使风雨错乱，荒歉饥馑日益严重，无法救济百姓。有人如果认为百姓的穷困不足以怜恤，那么百姓将丧失志气，亿万民众离散，忧愁痛苦达到极点，也就无法奉事君上。这正是国家安危所系、祸福的根源，为什么朝廷竟然对此毫不察觉！何况如今陛下刚刚受命即位，施行政令一新，卿士百官、华夏与夷狄各族，无不洗耳恭听，刮目而视，伸长脖子、踮起脚跟，期望有所听闻和见到，个个都怀着殷切期待。怎么可以懈怠并抛弃典章制度，白白辜负他们的希望呢！再次升任黄门侍郎。当时监察御史蒋挺因监决杖刑稍轻，皇帝下令在朝堂上杖责他，张廷珪上奏说：“御史是执掌宪法的部门，是清望很高的耳目之官；如果有罪，应当处死就处死，应当流放就流放，不可以施行杖刑。士人可以被杀，不可以受辱。”当时诏令已经执行，但议论者认为张廷珪的话是对的。不久，他因泄露宫中机密言语获罪，出任沔州刺史，后来又历任苏州、宋州、魏州刺史。入朝任少府监，加授金紫光禄大夫，封范阳男。四次升迁后任太子詹事，因年老多病退休。开元二十二年去世，享年七十多岁，追赠工部尚书，谥号为“贞穆”。张廷珪平素与陈州刺史李邕亲善，多次上表举荐他；李邕所撰写的碑文，一定请张廷珪用八分书书写。张廷珪既擅长楷书和隶书，深受当时人看重。王求礼是许州长社人。武则天朝任左拾遗，升任监察御史。他性情忠诚正直，敢于进言，每次上密封奏章弹劾事情，都无所畏惧、毫不回避。当时契丹李尽忠反叛，他的部将孙万荣进犯并攻陷河北数州；河内王武懿宗拥兵讨伐，却畏惧怯懦，不敢前进。后来贼军大肆抢掠后离去，武懿宗逐条上奏沧州、瀛州百姓中被贼军牵连误捕的数百家，请求诛杀他们。王求礼坚持弹劾他说：“这些被牵连误捕的人，是因为没有良吏教导训练，城池又不完备坚固，受到贼军驱赶逼迫，姑且顺从以求保全，难道原本就有背叛之心吗！武懿宗拥有数十万强兵，听说贼军将到，就逃跑退守城邑，罪应当诛杀。如今却把祸害转嫁给被牵连误捕的人，这难道是做臣子的道理吗？请斩杀武懿宗，以向河北百姓谢罪。”武懿宗大为恐惧，武则天最终下诏赦免了他。契丹攻陷幽州，军粮运输供应不上，左相豆卢钦望请求停发京官两个月的俸禄物资来帮助军队。王求礼对豆卢钦望说：“您的俸禄丰厚、待遇优厚，停发您的俸禄可以。国家富有四海，足以储备军国所需，为什么要依靠贫困官员微薄的俸禄？您的这个举动难道合乎宰相之道吗？”豆卢钦望变了脸色拒绝他，于是上奏说：“秦、汉都有征收人头税来供养军队的做法，王求礼不懂大体，妄自提出争辩之辞。”王求礼答道：“秦始皇、汉武帝向天下征税，掏空国库来供给边疆，怎么能让圣明的朝廷效法他们？不知道豆卢钦望这话才是大体，还是我的话才是大体！”这件事于是没有施行。

译当时三月下雪，凤阁侍郎苏味道等认为这是祥瑞，起草奏表准备祝贺。王求礼制止他们说：“宰相调和阴阳，却导致暮春降雪，这是灾异，怎么能算祥瑞？如果三月的雪是瑞雪，那么腊月的雷也可以算瑞雷了。”满朝都嘲笑他，把这当作谈笑的材料。王求礼最终因为刚强正直，声名和官位都未能显达便去世了。辛替否是京兆人。景龙年间任左拾遗。当时中宗设置公主府的官属，安乐公主府补授的官员尤其多而且猥滥。又因驸马武崇训去世，安乐公主放弃旧宅，另建一座住宅，奢侈华丽过分。当时又大力兴建佛寺，使百姓劳苦困敝，国库因此空竭。辛替否上疏进谏说：臣听说古代设置官职，人员不一定配备齐全；九卿以下的官职，都有职位而暂缺合适人选。奖赏一个人，要同三公共同谋议；任用一个人，要向各部门访求意见。承受宠幸的人害怕权势集中于自身，知道荣誉可贵的人避开权门而不进入。所以奖赏不过分，官职不滥授，士人都能保全品行，家家都有廉洁节操，朝廷有余下的俸禄，百姓有余下的粮食。下属忠于上级，上级礼待下属，即使只披着皮衣也没有仓促危难，垂衣拱手也没有颠沛流离的忧患。至于有些事情足以惊动耳目、触动心思，却不取法古代而施行于今天，这种情况大概确实存在。伏惟陛下所施赏赐超过古制百倍，增加的官职超过十倍，金银都不够铸造官印，束帛也不够用来赏赐；这样做，怎么对得起那些没有实际作用的官员，怎么使那些没有力量的士人不惭愧呢！至于公主府的官职补授，很少有推选审查，竟使富商豪贾全都列入佩带官印冠冕的行列，卖艺行巫之人也都涉足富贵优厚的地位。臣听古人说：“福气产生有根基，祸患产生有胚胎。”伏惟公主是陛下的爱女，为她选贤良之人出嫁，设置官职来辅佐她，倾尽府库来赏赐她，修建宏大的宅第让她居住，扩展池苑供她游乐，可以说是极其看重她，也可以说是极其怜爱她。然而所作所为不合古代义理，行动又不合人心，恐怕会把爱变成憎，把福转成祸。为什么呢？耗尽百姓的力量，是百姓怨恨；耗费百姓的财物，是百姓怨恨；夺取百姓的住宅，是百姓怨恨。宠爱几个子女，却从天下取得三种怨恨，使边疆将士不能竭力，朝廷臣子不能尽忠，民心离散；只凭自己所宠爱的人，又能依靠什么呢？从前鲁王给赏赐与各位驸马相同，礼数与朝臣相等，也就会有今天的福气，而不会有过去的祸患。人们只看见他的祸患，却不知道祸患从哪里来。造成祸患的原因，就是宠爱超过了臣子。去年七月五日，已经显现出这种征兆了。如今事情没有改变，反而还因循旧做法，放弃一座住宅又建一座住宅，忘记以前的祸患而忽视后来的祸患。臣私下认为，陛下这是在憎恨公主，而不是爱护她。臣听说君主以人民为根本，根本牢固，国家就安宁；国家安宁，陛下的夫妇、母子才能长久相互保全。伏望陛下在外与宰臣谋划，制定长久安定国家的计策来保全这种局面，不要让奸臣贼子伺机破坏。臣听说细小的事情不可不防，长远的祸患不可不虑。如今边疆危急惊骇，仓库空虚；拿起竹竿守御的士卒得不到赏赐，血肉涂地的士卒供给也不充足。然而朝廷正大规模兴建寺院，广泛建造宅第，砍伐树木几乎掏空山林，却仍不足以充当梁柱；运输泥土堵塞道路，却仍不足以砌满墙壁。夸耀古代、炫示当今，超过典章、逾越制度，百官都闭口不言，四海百姓都伤心。佛教以清净为根基，以慈悲为主旨，所以应当体悟佛道来救济万物，不应当谋求自身利益来损害他人；因此常常去除私欲以保全真实，不应为了荣耀自身而损害佛教。三时之月挖山穿池，是损害生命；耗尽府库、使国库空虚，是损害百姓；建造宽广殿宇和长长的回廊，是荣耀自身。损害生命就不是慈悲，损害百姓就不能救济万物，荣耀自身就不是清净，这难道是大圣大觉之人的心意吗！臣认为这不是真正的教法，不是佛的本意，是违背时势而行，也违背百姓的愿望。自从佛像从西方传来、佛教向东方传播，青螺山并未在周朝以前纳入佛教，白马寺才在汉朝以后兴建。佛教像风吹雨散一样流传，经历千帝百王，装饰越加盛大而国家越加空虚，徭役越加沉重而祸患越加巨大。前车已经翻倒，后车仍沿着旧辙行驶，却始终不改变道路；晋朝的臣子因谄媚奉佛而受到讥讽，梁朝的君主因舍身奉佛而造成祸患。如果认为建造寺院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而养活百姓不足以治理国家，那么商、周以前的时代都应当昏暗混乱，汉、魏以后都应当圣明；商、周以前的国运就应当短促，汉、魏以后的国运就应当长久。臣听说夏朝做天子二十多代后由商朝承接，商朝做天子二十多代后由周朝承接，周朝做天子三十多代后由秦朝承接，汉代以来各朝代的情况也可以知道。为什么呢？有道的国家国运就长久，无道的国家国运就短促，难道是因为耗尽金玉、修建塔庙，才得到长久的国运吗！臣听经书说：“菩萨心中安住于佛法而行布施，就像人进入黑暗之中，什么也看不见。”又说：“一切有为法，都如梦、幻、泡、影，如露水，也如电光。”臣认为，减少雕琢装饰的费用来赈济贫苦百姓，这是具有如来的德行；停止穿凿挖掘的劳苦来保全昆虫，这是具有如来的仁爱；停止营造建筑的费用来供应边疆，这是具有商汤、周武王那样的功业；把不急需的俸禄转用来招募廉洁清正的人，这是具有唐尧、虞舜那样的治理。陛下却缓办真正急迫的事情，急办本来可以缓办的事情，亲近尚未到来的虚妄之事而疏远眼前的现实，舍弃真实而希求虚无，重视俗人所做的事情而轻视天子的功业，臣私下实在为此痛心。如今出钱依靠权势的人，全都可以度为沙门；逃避徭役、奸诈欺骗的人，也全都可以度为沙门；那些尚未被度的人，只有贫穷者和善良者。这样将拿什么作表率呢？将靠什么来承担劳役呢？臣认为，出家修道的人，应当舍弃尘俗，离开朋党，没有私人的爱憎。如今积聚财货、经营生计，并不是舍弃尘俗；拔擢亲属、树立亲知，并不是离开朋党；蓄养妻子、抚养儿女，并不是没有私爱。这是引导人去毁坏佛道，而不是弘扬佛道来招引人。臣又看到如今的宫观、台榭，即使京师和洛阳两地都不再增修装饰，仍然担心会过于奢华壮丽。陛下还想填平池塘沟堑，舍弃苑囿，用来赈济没有产业的贫苦百姓。如今天下的寺院多得无法计算，一座寺院就相当于陛下的一座宫殿，实在太壮丽了！耗费也太过分了！这等于把天下十分之七八的财物都给了佛教，陛下还剩下什么呢？百姓还吃什么呢？即使把阴阳当作燃料，把万物铸成铜，役使不吃饭的人，驱使不穿衣的人，尚且还供给不足，何况这些财物还要依靠天地生养、风吹雨润之后才能得到呢！臣听说，国家没有能储存九年用度的积蓄，就不能算是国家。臣私下计算仓廪的储备，估量府库的财物，再考虑百官的供给和各种事务的费用，恐怕连一年终了都不能充足，何况要有九年的积蓄呢！一旦战乱再次发生，霜灾、雹灾接连降临，沙门不能披甲执兵，寺塔也不能消除饥荒，臣私下实在为此痛心！奏疏上奏后没有被采纳。一年多以后，安乐公主被诛杀。睿宗即位后，又为金仙、玉真两位公主大规模营建两座道观。在此之前，中宗时期通过斜封获得官职的人一律停职，合计有百千人，又有诏令释放他们，命令他们重新上任。替否当时任左补阙，又上疏陈述时政，说道：

译臣曾认为，古代如果用度不合时宜、爵位赏赐不恰当，导致家破国亡，那么只听口头谈说，不如亲身遭遇；只用耳朵听闻，不如亲眼看见。臣请求把有唐以来治理国家的得失，以及陛下亲眼见到的事情说给您听。只要陛下明察、倾听，选择正确的意见而采纳，那么万年长久的基业自然可以实现，又何必担忧百姓不能安康、福禄不能长久呢！臣听说，太宗文武圣皇帝是陛下的祖父，平定乱局、拨乱反正，建立治国的根本，掌握治理天下的原则，制定简明扼要的办法。他精简官府，整肃官吏，使天下各部门的职务没有一个是虚设滥授的，使用天下的财帛没有一项是无故浪费的。奖赏一定等到有功之后，任官一定选用俊杰；所做的事没有不成功的，所征伐的地方没有不降服的。不大量修建寺观，福德自然到来；不大量剃度僧尼，灾祸自然消除。他的治道与天地相合，德行通达神明。因此天地怜悯他，神明保佑他，使阴阳运行不失常，风雨调和适度。四人各自安乐于自己的职业，五谷都获得丰收，腐烂的粟米和霉坏的绢帛，堆满街道、弃置于巷中。千里万里之外，都到京郊进贡纳赋；九夷百蛮，也到宫阙归顺称臣。自有帝王以来，还没有像这样神圣的君主，所以能够长久享有国祚，经历了许多年。陛下为什么不取法他呢？中宗孝和皇帝是陛下的兄长，承继先人的基业，却忽视先人的教化；不采纳贤良之人的言论，反而任意满足子女的心意。授予官爵不加选择，白白领取俸禄的有数千人；分封建国却没有功劳，妄自享有封地的有百余户。修建寺观没有停止，白白耗费财物的达数百亿；剃度百姓成为僧尼没有休止，因此免除租庸的有数十万。这样一来，国家的支出增加了数倍，收入却减少了数倍。粮仓无法储存足够一年使用的粮食，府库也不能贮藏供一时使用的绢帛。被憎恶的人遭到驱逐，而被驱逐的大多是忠良；被宠爱的人得到赏赐，而受赏的多是进谗邪恶之徒。结党谄佞之人喋喋不休，彼此勾结煽动。无党无援便不能在朝廷容身，想保住官位都要依靠结党依附。夺取百姓的粮食，来供养残暴凶恶之人；剥夺万人的衣物，来装饰土木建筑。于是百姓怨恨，神明震怒，亲属愤懑，众人离散，水旱灾害失调，疫病屡次发生。远近各有不同的议论，公家和私人的财物都耗尽了。五六年之间，灾祸变乱接连发生，国祚不能长久，最终死在凶恶妇人的手中。寺院房舍不能保全他的自身，僧尼也不能保护他的妻子儿女，反而被万代讥笑，被四方夷狄耻笑。这些都是陛下亲眼看见的，为什么不革除它们而加以改正呢？依照太宗治理国家的方法，百官就能各守法度，百姓没有忧患，所以泰山那样安稳的局面可以实现；依照中宗治理国家的方法，万人都心怀怨恨，所有事情都不得安宁，所以像累卵一样危险的局面也可以形成。近来从夏天以来，连绵大雨不止，谷物在田垄上荒坏，小麦在场地上腐烂。入秋以来，严重干旱造成灾害，禾苗长出却不结实，霜害、虫灾猛烈，草叶枯黄。下层百姓叹息，不知道谁来赈济；可是营造寺院、修建道观却一天接着一天，考察选拔官员和试用官员的人充满台省官署。臣恭敬地想到，陛下疼爱两位女儿，为她们营造两座道观，烧制瓦片、运输木材、装土填坑，路上流传的说法都说估计要用一百多万贯钱。陛下是圣人，没有什么不知道；陛下是明君，没有什么看不见。既然知道又看见，那么陛下知道仓库还有几年的储粮、府库还有几年的丝帛吗？知道百姓之间还能不能生存吗？三边之上还能不能转运供应吗？如今派出一个士卒去抵御边疆，派遣一名士兵去保卫国家，大多没有衣服粮食，都带着饥寒。到了赏赐的时候，更是完全没有物资可出，军队屡屡败退，没有不是由此造成的。可是现在却要用一百万贯钱建造无用的道观，来承受天下四方的怨恨吗？来违背万民的心愿吗？臣恭敬地认为，陛下这是延续阿韦的丑恶行径，却不改掉阿韦造成的乱政。您忍心舍弃太宗治国的根本，却不忍心舍弃中宗祸乱的根源；忍心舍弃太宗使国祚长久的谋略，却不忍心舍弃中宗使国运短促的计策。陛下又凭什么继承祖宗的事业、面对天下万国呢？从前陛下做皇太子时，在阿韦掌权的时期，害怕国家危亡，常常对群凶咬牙切齿。如今您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却不改变群凶所做的事情，臣恐怕将来又会有人对陛下咬牙切齿；陛下又凭什么说群凶有罪而诛杀他们呢？臣过去见到明白的诏令，说从今以后一切依照贞观年间的旧例。可是贞观时期，难道有今天这样建造寺院、营造道观，增加僧尼和道士，增设无用的官职，推行不急迫的事务，从而扰乱政治的吗？臣认为，抛弃自己说过的话而不守信用，只仰慕贞观的善政却不改正今日的恶政，陛下又凭什么成为天下的表率呢？过去，和帝怜悯悖逆之人，被奸邪之徒误导；宗晋卿劝他营造宅第，赵履温劝他修建园亭，损毁数百户人家的住宅，侵占数百户人家的土地。工匠劳作砍伐不停，起义义兵纷纷往来驰骋，最终使亭子不能游赏，宅第不能安坐。听信邪佞之人的说法，造成骨肉亲属之间的刑罚，这是陛下亲眼见到的。如今营造道观，臣确信并非陛下和公主的本意，莫非是赵履温一类的人将要劝您这样做，希望误导并伤害骨肉亲情？对此不可不明察。臣听说，出家修道的人不参与世俗事务，专门清净自身心灵，以清虚淡泊为高尚，以无为为美妙，依照两卷《老子》，把自身看作天尊，无欲无求，不营谋，不损害。何必一定要建造玉石楼台、精美宫榭，制作珍宝般的神像和华美的佛龛，使百姓困穷以后，才算是在行道呢？况且旧有的道观已经足够供人归依，不必再建造营缮，以致耗尽财物。如果这样实行三年，国家不能富强，百姓不能安定，朝廷不能清明，陛下不能快乐，那么臣请求在朝廷上舍弃生命，以此警示天下进言的人。臣恭敬地希望陛下施行非同寻常的恩惠，暂且停止营造两座道观，等待丰收之年。把营造两观的钱财拿来替公主施舍给贫穷者，充实府库，那么公主的福德就无穷无尽了。否则，臣恐怕百姓的怨恨不会比前朝时期减少。前朝之时，贤人和愚人都知道国家将败，人们虽然有嘴，却不敢说话；话还没有出口，灾祸就要临头。韦月将被杀于丹徼，燕钦融被杀于紫庭，这些人都不顾自身安危而向君主进忠言；他们自身既然死了，朝廷也已经危险。所以前朝把他们杀掉，陛下却应当奖赏他们，这是因为陛下知道直言之士对国家有补益。臣如今直言，也是继承前代直言之臣的做法，希望陛下明察。奏疏上奏后，睿宗赞许他的公正耿直。不久升任右台殿中侍御史。开元年间，屡次调任颍王府长史。天宝初年去世，享年八十多岁。史臣说：喜欢听别人说自己的优点，厌恶听别人说自己的过错，这是做君主的常情；宁愿谄媚取悦以求容身，也不愿说逆耳之言而招致灾祸，这是做臣子的常情。能够反过来做的人，不是很好吗？李、薛等六位君子，吐露忠诚正直的言论，弥补朝廷的过失，有所触犯也不隐瞒，不愧于古人，是有唐一代的良臣。赞说：臣子侍奉君主，有邪曲的，也有正直的；君主任用臣子，能够听从劝谏就成为圣君。李氏、薛氏竭尽忠诚，挽救百姓的性命；韦氏、韩氏发表正直的言论，医治国家的弊病；辛氏、王氏上奏章，冒犯君颜而使君主警醒倾听；张氏提出合乎法度的言论，确实有益于当时的政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