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四十四

译列传第四十四 苏味道、李峤、崔融、卢藏用、徐彦伯 苏味道是赵州栾城人。年轻时与同乡李峤都因文章辞采闻名，当时人称他们为“苏李”。二十岁左右时，由本州推荐考进士。多次调任后做了咸阳尉。吏部侍郎裴行俭早就知道他将来显贵，对他十分礼遇。征讨突厥阿史那都支时，便任用他为管记。孝敬皇帝的妃父裴居道再次升任左金吾将军，寻找当时的才子撰写谢恩表，把这件事托给苏味道；苏味道提笔便写成，文辞义理精密，在世上广为流传。延载初年，历任凤阁舍人、检校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不久正式授任原职。证圣元年，因事获罪，出任集州刺史，不久召回授任天官侍郎。圣历初年，升任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苏味道善于陈述奏报，熟悉许多台阁旧事；然而他前后担任宰相多年，始终不能有所建树，只是在其中圆滑敷衍，苟且度日以求取容身而已。他曾对人说：“处理事情不想决断得过于明白，如果有错误，一定会招来责罚；只要模棱两可、保持两端都不得罪就可以了。”当时人因此给他取号叫“苏模棱”。长安年间，苏味道请求回乡改葬父亲，朝廷降下优待的诏令，让州县供给安葬事务。苏味道因此侵占毁坏乡人的墓地田产，役使民众过度，被御史台弹劾，降任坊州刺史。不久授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神龙初年，因为亲近依附张易之、张昌宗，被贬授郿州刺史。不久又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尚未赴任便去世，享年五十八岁，追赠冀州刺史。苏味道与弟弟太子洗马苏味玄非常友爱；苏味玄如果托人请托而没有办成，苏味道就当面斥责折辱他，苏味道却安然相对，并不认为这是冒犯，评论者称赞他们。苏味道有文集流传于世。李峤是赵州赞皇人，隋朝内史侍郎李元操的从曾孙。李氏世代都是著名士族。他的父亲李镇恶，官任襄城县令。李峤幼年丧父，侍奉母亲以孝顺闻名。他还是儿童时，梦见神人送给他两支笔，从此渐渐有了学问。二十岁时考中进士，历次升迁，任监察御史。当时岭南邕州、严州的首领起兵反叛，朝廷发兵征讨，高宗命李峤前往监督军务。李峤于是宣布朝廷旨意，特意赦免他们的罪过，亲自进入獠人洞穴招抚晓谕。叛乱者全部投降，于是撤兵返回，高宗非常嘉许他。李峤多次升迁，任给事中。当时酷吏来俊臣诬陷狄仁杰、李嗣真、裴宣礼三家，上奏请求诛杀他们。武则天派李峤与大理少卿张德裕、侍御史刘宪复查此案。张德裕等人虽然知道他们是被冤枉的，却害怕获罪，一同按照来俊臣的奏议办理。李峤说：“哪有明知他们受到冤枉滥杀，却不替他们申辩昭雪的道理！孔子说：‘见到合乎正义的事却不去做，就是没有勇气。’”于是他与张德裕等人列举他们受冤的情状，因此违逆了皇帝的旨意，被调出任润州司马。诏令又召他入朝，改任凤阁舍人。武则天对他特别礼遇，朝廷每有重要诏令文书，都特意命李峤撰写。当时刚设置右御史台，分赴天下巡察，李峤上疏陈述其利弊说：陛下创设右御史台，分赴天下巡察，考察官吏和百姓的善恶，观察各地风俗的得失，这是治理政务的纲纪、礼法的准绳，没有比这更好的了。然而其中仍有尚未妥善平衡的地方，请允许臣试着加以论述。禁令的网应该宽疏，法令应当简约；简约，法令就容易施行而不繁杂；宽疏，罗织的范围就广而不苛细。臣私下看到，垂拱二年各道巡察使所奏报的考察项目，总共有四十四项；至于另按格式和敕令察访的，又有三十多条。而巡察使通常在三月以后才离开京城，十一月底必须奏报事务，期限短促，文书堆积，只能昼夜奔走以赶赴期限。每道所考察的文武官员，多的达到二千多人，少的也在一千人以下，都必须评量其才能品行，评定功过得失；如果想把他们的才行全部考察清楚，就根本没有时间。这并不是臣等敢于怠慢职守、轻视官务，实在是才能有限、力量达不到。臣希望根据工作量规定考察期限，并给予相应的节制，使器具足以胜任其用途，力量足以应付当时的事务；这样以后，官员的升降才可以据实考核，功过得失也可以精确核验。他又说：如今所考察的内容，只要以汉代的六条为准则，再加以推广，就没有不能包括的。不要再增设许多考察项目，白白耗费文书。况且朝廷有万般机务，并不是无事可做；机要事务的发动，常常在四方，因此使者车马相望，驿站往来不绝。如今巡察使既已出发，其他外州的事务也都交给他们办理，那么传递驿报的往来就会大大减少。然而这样一来，御史的职务仍不可能清闲；如果不是分州统领办理，就没有办法应付繁重事务。可以大小州相互兼辖，大约每十州设置一名御史，以一年为期限，使他亲自到达所属县，有时还进入乡里，督察奸邪诈伪，考察采集风俗，然后才能求得实际效果，考核其功绩。如果这一办法果真实行，必定大大有益于政治教化。况且御史出门手持霜简，入朝上奏天阙；论其自我砥砺、修身守职、奉行法宪，比起其他官吏，可以抵得上一百人；若论其巡按弹劾奸邪、纠察揭发欺骗隐瞒，比起其他官吏，可以抵得上十人。陛下如果试用臣的意见，精心选拔贤能之人，委以心腹重任，用温和的言辞来约束他们，陈明赏罚来勉励他们，那么没有人不竭尽全力、拼死效命。还有什么政事不能治理，什么禁令不能施行，什么妖孽敢于兴起呢？武则天认为他说得好，于是下制把天下分为二十道，选拔适合担任巡察使的人。适逢有人阻挠议论，最终没有实行。不久，李峤主持天官侍郎事务，升任麟台少监。圣历初年，李峤与姚崇一同升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不久改任鸾台侍郎，仍任平章事，兼修国史。久视元年，李峤的舅父天官侍郎张锡入朝主持政事，李峤改任成均祭酒，免去主持政事和修史之职。舅舅和外甥相继处在宰相职位上，当时人以此为荣耀。不久，李峤任检校文昌左丞、东都留守。长安三年，李峤以原官职重新任平章事，不久主持纳言事务。第二年，升任内史。后来李峤坚持辞去繁重的职务，又任成均祭酒，平章事一职照旧。长安末年，武则天准备在白司马坂建造大佛像，李峤上疏劝谏，大意说：“臣认为法王慈悲仁敏，菩萨护持众生，只是打算使众生得到利益，并不是一定要营造土木工程。臣听说这次造像的费用不从户口征税，而是由僧尼出钱；如果不让州县承办，必然无法筹集办理，最终仍须摊派征取，怎么能免除劳扰！天下编户百姓中，贫弱者很多；有的靠出卖劳力、替人做工来取得粮食，有的卖掉住宅、典贴田地来供应国家徭役。现有造像钱一十七万余贯，如果拿来散发施舍，广泛救济贫困，每人给一千钱，就能救济一十七万余户。这样既可救济饥寒的困苦，省去劳役的辛劳，又符合诸佛慈悲之心，也能体现圣君养育万民的恩德，人与神都欢悦，功德无穷。”奏疏上奏后没有被采纳。

译中宗即位，李峤因为迎合附会张易之兄弟，被调出任豫州刺史。尚未出发，又被贬为通州刺史。几个月后，征召入朝任吏部侍郎，封赞皇县男。不久，升任吏部尚书，进封县公。神龙二年，代替韦安石任中书令。起初，李峤任吏部官员时，立志要曲意行使私恩，希望重新处在宰相职位上，便上奏请求设置员外官数千人。到这时官员数量增加了一倍，府库财物却减少耗损，于是李峤上表抗辩，引用此事归罪于自己并请求辞职，同时陈述利弊十多件。中宗认为李峤直言时政的过失，动辄请求罢免他，亲手起草制书加以慰谕，却没有准许他的辞职，不久又命他恢复原职。神龙三年，又加任修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封赵国公。景龙三年，免去中书令，以特进身份代理兵部尚书，任同中书门下三品。睿宗即位，李峤出任怀州刺史，不久因年老退休。起初，中宗驾崩，李峤秘密上表，请求处置相王的几个儿子，不要让他们留在京城。等到玄宗即位，宫中发现了他的奏表，玄宗拿给侍臣看。有人请求诛杀李峤，中书令张说说：“李峤虽然不能辨明逆顺，但也只是替当时谋划，像狗只对自己的主人吠叫一样，不应再追究他的罪。”皇帝听从了张说的话，于是下制说：“侍奉君主的节操，在危急时不改变，作为臣子就是忠诚；怀有二心则不能赦免。特进、赵国公李峤，过去因为宗王、韦氏谋弑作逆，朕恭敬地进行平定，在禅让交替之际，天命已有归属，李峤却怀有觊觎之心，不辨逆顺，陈述诡诈计谋，朕亲自看到了他的奏表。因为他早年以文辞学问负有声望，多次居于台辅高位，即使有妨害也没有人说出来，特意掩盖了他的罪恶。如今忠臣与奸邪已经辨明，万物都更新了；如果赏罚有所差错，下面的人怎么会受到劝勉？虽然已经经过赦令，仍应放逐斥退；怜悯他年老有病，使他安度余生，准许他跟随儿子虔州刺史李暢赴任。”不久，起用为卢州别驾，后去世。有文集五十卷。崔融是齐州全节人。起初参加八科考试，考中授官。多次补任宫门丞，兼任直崇文馆学士。中宗在东宫时，任命崔融为侍读，兼任侍属文，东宫的表疏大多出自他的手笔。圣历年间，武则天巡幸嵩岳，看到崔融撰写的《启母庙碑》，非常赞叹欣赏；封禅结束后，便命崔融撰写朝观碑文。崔融从魏州司功参军被提拔授任著作佐郎，不久改任右史。圣历二年，授著作郎，仍兼任右史内供奉。四年，升任凤阁舍人。久视元年，因为触犯张昌宗的心意获罪，被降任婺州长史。不久，张昌宗消了怒气，又请求召崔融任春官郎中，主持制诰事务。长安二年，再升任凤阁舍人。三年，兼修国史。当时有关部门上表请求征收关市税，崔融深深认为不可，上疏劝谏说：我看到有关官署关于征收关市税的条文，没有限制工商之人，凡是行人都一概征税；臣谨按《周礼》所说的九赋，其中七日“关市之赋”。臣私下认为，市场即使有许多投机巧诈之事，关卡也只是让从事末业的人通行，本意是想使这类人受到抑制，所以一概增加赋税。臣谨慎地比较古今，估量国家与百姓，私下认为其中有些事情不应征税。现谨将事情的具体情况列举如下，恭请圣上裁择。古代的时候，民风淳朴未散，公田只登记在册而不征税，关口只盘问查验而不征收。中世以来，浇薄的风气迅速发展，桑麻生产疲敝，耕种收获艰辛，于是人人追逐财利，争相从事巧诈，贪求走捷径、求速成，忘记了长年计划而没有余粮。于是田地日益荒芜，仓廪不能积粮，养蚕织布也废止了。弊败、贫困接踵而来，饥寒普遍发生，动乱流离便由此兴起。先王惩戒这种情形，所以改变古制而顺应时势：依照根本产业的照常征收，对末业则增加税额。所谓关市之税，是指在市场和国都城门、关门征收的税，只收取出入的商贾，不向来往行人征税。如今如果不区分商人，把各种人一概征税，事情就不合古制，法令也只是任意而行。漫长的后世将向谁瞻仰？堂堂盛朝反而自取讥笑。即使想以周代典制为法，实际上却违背了《周官》。这是臣认为不可行的第一点。臣谨按《易经·系辞》说：“庖羲氏去世后，神农氏兴起，在中午设置市场，使天下的人汇聚，使天下的货物集中，互相交易后离开，各自得到所需。”《汉书·食货志》也说：“财货是帝王聚集民众、守住职位、养育万物、奉顺天德、治理国家安定人民的根本。士、农、工、商四种人各有职业。学习而居官位的叫士，开辟土地、生产粮食的叫农，制作技巧、制造器物的叫工，流通财货、贩卖货物的叫商。圣王根据能力授予事务，四种人各尽力量而接受职分。”这样看来，四民各自从事职业已经很久了。如今又怎么能动摇改变他们呢！萧何说：“人情一旦稳定，就不能再随意扰动。”班固又说：曹参做齐国相国时，齐国安定聚集，大家都称他为贤相。曹参离任时，嘱咐继任相国说：“把齐国的狱讼和市场交给你，千万不要扰乱它们。”继任相国说：“治理国家难道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吗？”曹参说：“不是这样。狱讼和市场，是用来兼容各种人的地方；如今如果扰乱它们，奸邪之人到哪里容身呢？我因此把它们放在首位。”狱讼和市场，善人恶人都能容纳。如果把它们逼迫到极端，奸人无处藏身；奸人无处藏身，时间一久就会作乱。秦人把刑罚用到极端，天下便反叛；汉孝武帝严峻用法，刑狱便繁多，这就是后果。老子说：“我无为而治，人民自然化育；我喜好清静，人民自然端正。”曹参想用治理根本的道理来教化人民，并不想扰乱末节。这是臣认为不可行的第二点。四海广大，九州混杂。关口必定据守险要道路，市场必定依凭重要渡口。至于富商大贾、豪强宗族和凶悍少年，他们轻视死亡而看重义气，结党聚众；稍有声息便弯弓，稍受触犯便拔剑。平时只有一点不如意尚且如此，一旦改变法令，必定相互惊扰。趁此困穷之际，或许会引起骚动，那就恐怕有人向南逃往越地，向北逃往胡地；不仅会使齐地百姓流散叛乱，也会扰乱各地不同的风俗。又如边疆地区以寇贼为邻，兴兵出征的胡人队伍年年相继；如果把他们与内地一同征税，导致猜疑，一旦人心散亡，又用什么来禁止控制？求取利益虽然急切，造成的祸害却更加深重。有关部门上奏此事，是不懂大体，只想增加府库财物、帮助军国，却完全不知道军国事务反而会更加扰乱，府库也会更加空虚。这是臣认为不可行的第三点。

译孟轲又说：“古代设置关口，是要用来防御暴乱；如今设置关口，却将用来制造暴乱。”如今行人全部征税，根本产业和末业一同受害。再说天下各处渡口，都是船只航行聚集的地方，旁通巴、汉，前面通向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制连接河洛，兼包淮海。大船巨舰，千轴万艘，往来贸易，从天未亮直到整日不息。如今如果在江津河口设置关卡收税，收税就要检查复核，检查复核就会迟延停留。刚通过这个渡口，另一个关卡又来阻止；不仅国家收取的钱不多，反而还要遭受主管官吏索取贿赂。船有大小，装载有多有少，还要按货物数量征税，沿途处处停滞延误。总的说来，一天之中往往不到十分之一的时间能够通行，因此造成堵塞，必然引起怨叹。一旦失去利益，万商便废弃生业；万商废业，人民就无法生活。其中或有轻捷任侠之徒、能斩龙刺蛟的人、鄱阳凶暴戏谑之客、富平强悍勇壮之士，居家时隐藏钱财，出门便挺剑而行。再加上重税，接着又以威势胁迫他们，一旦野兽困急便搏斗，鸟雀困急便啄取，掌管此事的人又怎能使他们安定呢？这是臣认为不可行的第四点。五帝初年的事情已经无法详考；三王以后，这件事有明确记载；秦、汉相继，典章制度十分完备，至于关市之税，史籍也有记载。秦始皇凭借雄图武力，舍弃这种税而不采用；汉武帝凭借霸略英才，也废弃它而不取用。为什么呢？关口是防御暴乱的地方，市场是聚集人民的地方；向市场征税，人民就会离散；向关口征税，暴乱就会兴起；暴乱兴起，就会产生异图；人民离散，就会怀有不轨之心。人的心情没有不背离善良而喜欢祸乱的，容易动摇而难以安定。一个市场不安定，天下市场的民心就会动摇；一个关口不安定，天下关口的人心就会动荡。何况浇薄的风气长期盛行，改变法令本来就困难；只想禁止末业、谋求小利，哪里知道这是失去玄默之治、扰乱大伦。魏、晋弱小，齐、隋鄙陋，也都没有实行这条道路。这是臣认为不可行的第五点。如今之所以要征收关市税，究竟是为什么？难道不是因为国家费用不足、边境寇患令人忧虑，实行这种办法，希望能够得到充足的财物吗！微臣斗胆借用前人的筹策来为陛下谋划。恭惟陛下正处圣明之期，掌握天命，沉璧于洛水，在嵩山刻石，铸造宝鼎以穷究奸邪，坐临明堂以颁布政令，神圣教化广泛施行，最高德行暗中贯通。东夷暂时惊动，很快便被平定；南蛮刚一骚动，计算日子就会归降。西域五十多个国家，广泛输送贡物，距离一万多里；城堡清平，烽燧安静。近来成为忧患的，只有吐蕃和突厥两国。如今吐蕃请求归命，边境事务没有发生；眼下虽然还在屯兵，久而久之大概就会只剩下巡夜的梆声。唯有默啜，苟延残喘而孤负恩德，罪恶贯盈，祸患满极，灭亡都来不及了。征发徭役每天已经在减少，繁重费用每天已经在降低；然而陛下仍下达明制，遵循淳朴之道，爱惜民力，珍惜民财，王侯旧有的封赏、妃嫔公主新定的礼制，凡是供给费用，都命令削减。这是陛下亲自率先实行，正是尧、舜的用心。况且关中、河北连年水旱，各处百姓逃亡，如今才开始安定聚集；如果再加重税收，恐怕会使他们相互惊扰。何况太平年岁积累已久，轻薄赋税施行的日子也很长，百姓一向承受深厚恩德，人人知道自得其乐。突然改变法令，必然多生怨恨；产生怨恨就会惊扰，惊扰就会不安；内部尚且不安，对外又怎能抵御呢？文王说：“帝王使人民富足，霸王使土地富足；治理国家时即使财用不足也要有余力，扰乱国家时即使财用有余也会不足。”古人有句话说：“帝王把财富藏在天下，诸侯把财富藏在百姓，农夫把财富藏在粮仓，商贾把财富藏在箱笼。”请陛下仔细考虑。倘若确实要兴兵而费用增加，国库储备很是窘迫，那时再请加倍征收商人的税，并向普通百姓增加赋敛。这样国家可以保持富强，人民可以免除忧惧，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这是臣认为不可行的第六点。陛下请留心于治国根本，深思政事的本源；冒着炎热，早早临朝，晚间仍坐着处理政务。一日两日，机要事务没有遗漏；顺应先天、后天的道理，虚心而暗中应合。时政的得失，小臣哪里知道，不过冒昧陈述盲人般的浅陋意见，伏在纸上惶恐不安。奏疏上奏后，武则天采纳了它，于是停止了征收关市税的事情。四年，授任司礼少卿，仍主持制诰事务。当时张易之兄弟很招集文学之士，崔融与纳言李峤、凤阁侍郎苏味道、麟台少监王绍宗等人，都因为文才而降低身份侍奉他们。等到张易之被诛杀，崔融降任袁州刺史。不久召入任国子司业，兼修国史。神龙二年，因为参与编修《则天实录》完成，封清河县子，赐物五百段，赐玺书褒奖赞美。崔融文章典雅华丽，当时很少有人能与他相比；朝廷所需要的《洛出宝图颂》《则天哀册文》以及各种重要文书，全都由皇帝亲自下敕交给崔融撰写。他撰写哀册文时，构思精细艰苦，终于发病去世，时年五十四岁。因为侍读的恩宠，追赠卫州刺史，谥号为“文”。有文集六十卷。他的两个儿子禹锡、翘，开元年间相继任中书舍人。卢藏用，字子潜，是度支尚书卢承庆的侄孙。他的父亲卢璥当时很有名望，官至魏州司马。卢藏用年轻时以文辞学问著称。起初参加进士选拔，没有得到调任，于是撰写《芳草赋》来表达自己的志向。不久隐居终南山，学习辟谷、练气的方术。长安年间，征召授任左拾遗。当时武则天准备在万安山营建兴泰宫，卢藏用上疏劝谏说：臣虽然愚昧，不能通晓时势变化，但私下曾读过书，见到自古以来帝王的事迹很多。臣听说，修筑三尺高的土台阶，茅草屋顶不加修剪，椽木不加砍削，这是唐尧的德行；使宫室低矮，饮食俭薄，把全部力量用在开沟治水上，这是大禹的作为；爱惜中等人家十家的财产，因此停止修建露台，这是汉文帝的英明。他们都能使名声流传无穷，成就帝王的功业。难道不正是因为能够克制私念、顺应万物，广泛施恩、救济众人，从而达到仁慈宽恕的境界吗！如今陛下高建楼台、深造宫室，离宫别馆也已经很多了。如果再耗尽人民的力量来从事土木工程，臣恐怕议论者会认为陛下不忧虑百姓，只务求供奉自己。况且近年以来，虽然年成颇好，百姓却还没有储蓄。陛下西行巡幸、东行巡视，人民没有得到休息；土木工程的劳役，一年到头没有停歇。陛下如果不趁此时施行恩德、布施教化，反而扩大营造宫苑，臣恐怕百姓难以承受。如今身边的近臣大多把顺从皇帝心意当作忠诚，朝廷百官都把触犯违逆当作祸患。直到现在，陛下既不知道百姓已经失去生业，也不知道身边近臣正在损害陛下的仁德。臣听说忠臣不躲避死亡的祸患，以便使君主归于仁德；明君不厌恶急切正直的言论，以便名垂千载。陛下如果确实能够颁明宽恕的制度，以慰劳百姓、减轻劳作为理由，那么天下一定会认为陛下爱惜民力而宁愿使自己劳苦。小臣固陋，不懂避忌，冒死上奏。请求陛下把这篇奏章交给主管官员讨论可否，这样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译神龙年间，卢藏用多次升迁，任起居舍人，兼主持制诰事务，不久升任中书舍人。卢藏用常认为世俗中禁忌太多，违背了最高的道理，于是撰写《析滞论》来阐明此事，文章说：客人说：“天道深奥微妙，神明之理幽深而化育万物，圣人因此效法天地的形象，百姓则顺着它运行。所以大挠创制甲子，容成制定律历，黄帝裁定变化，玄女启发谋略；以八门掌握时机，以六神主管事务。顺从这些道理，军队就强大、国家就富足；违背这些道理，将领就弱、朝廷就危，二者如同影子随形、符契相合。先生也曾听说过这些吗？主人说：“为什么会这样呢？你所说的是偏曲之学所习、昏暗之人所守，不过知道偏方的诡异说法，还没有探究通达大道的普遍道理。大概《易经》说‘先天而天弗违’，经典又称人为神明之主。天地范围不能超越，人居其中而使三才虚通；进退并非邪曲，历代帝王因此没有不能达到的境地。所以说：‘国家将要兴盛，就听从人的意见；国家将要灭亡，就听从神的意见。’又说：‘祸福没有固定的门路，只是人自己招来；人如果没有制造祸端，妖异也不会自行发生。’由此说来，得失兴亡都与人事有关，吉凶悔吝与天时没有关系。况且上天没有亲疏，只辅助有德之人；做不善之事的人，上天就降下灾祸。高宗修养德行，桑树、谷树便发生变化；宋国国君承认过错，象征灾异的法星便退离原位，这就是天道顺从人事的原因。古代治理政事，刑狱不滥用，人民就长寿；赋税征收减少，人民就富足；法令持守常规，国家就安静；赏罚适当，军队就强大。礼，是士人归附的原因；赏，是士人舍命的原因。礼和赏不懈怠，士人就会争先效命。如果违背这条道路，即使占卜时日来行刑、选择吉日发布命令，也一定不会成功。从叔世以来，风俗逐渐讹变，世人多求侥幸，争相称说怪力乱神，竞相传诵诡异言论，屈从政教而迎合孤虚之说，抛弃诚信和赏赐而听从推算步历。他们附会前代史书，改变旧有经典，依托空洞文辞，把它们当作征验依据。军队覆没、将领失败的，就隐瞒起来不让人知道；偶然与吉兆相合而侥幸成功的，就共同加以文饰。这样岂只是使德行更加迷惑，也使求学之人自以为是。唉，习俗的错误竟到了这种地步！从前甲子日出兵，并不是成功的日子；往亡日办事，也不是制胜的时辰。只要人事修治得当，往哪里去不能成功？至于环绕城池自守，连接阵势重重包围，只要不缺少地形条件，也不违背天道即可。如果军队强大、将领有智谋，粮食积蓄充足、城池坚固，即使反复轮转魁刚、频繁移动太岁，坐时推算白虎，行军计算贪狼，也自有难以抗拒的吉兆，却仍会多次遭受蚂蚁附集般的困境。所以说，任用贤人、使用能人，不必选择时日，事情也会有利；明确法律、审慎命令，不必占卜，事情也会吉利；供养劳苦之人、奖赏有功之人，不必祈祷祭祀，也能得到福报。这就是所说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姜太公冒雨出兵，是违背天时；韩信背水列阵，是不顾地利；但他们都依靠人事，因此都成就了大业。砍树斩杀庞涓，举火消灭张郃，未必暗中符合岁德，冥冥中遇上日游，也未必同时运用三门、占得四杀。如果认为这些相互资助的方术能够压胜一切，不经营正确的谋略，那么长平之战把赵军全部坑杀，本来也应当永远成功；襄城杀得没有活口，也应当永远保住。由此可知，拘泥禁忌太多，最终会丧失大功；百姓拥护有才能的人，必然会遗弃那些小术数。金鸡玉鹤，反而成为楚国的祸患；《万毕》《枕中》之类的方术，恰恰造成淮南王的灾祸。刻符指认盗贼，反而使自己丧命；披发招请神灵，反而招来夷灭族人的灾祸。唉，威斗、赭鞭并不能禳解赤伏符所预示的命运；筑城、断绝交通，又哪里能挽救素灵的哭泣！火灾没有应验，裨灶也没有力量窥测上天；超乘反而招致凶祸，王孙却从观察德行中取得了鉴戒。九种征验、九种变化，这才是漫长的道路；人谋与鬼谋，最终都应归于有道。以上都是经书史籍记载的事实，是贤人圣人的共同法则，仁德难道很遥远吗？怎么可以拘泥执着呢？客人于是皱眉离开席位说：“鄙人愚昧蒙昧，未能登达最高的道理，请让我奉行这些话，归向正道。但从今以后，如果焚烧蓍草和龟甲，毁弃律历，废除六合，排斥五行，清空思虑，那么将会怎么样呢？”主人回答说：“这就是所谓过犹不及。甲子是用来配合日月的，律历是用来沟通年岁时令的，金木是用来完备法象的，蓍龟是用来占筮吉凶的。圣人用这些来彰明德行、辅助谋略；保存它们，就能协助成就功业；拘执它们，就会凝滞于外物。消息盈虚的道理，难道就在这里吗！”客人于是沿墙匍匐，神情安静而毫无气力，口中喃喃、心中陶醉，完全不知道如何回答。景龙年间，任吏部侍郎。卢藏用性情没有刚直特立之处，常被权贵逼迫，很是破坏公道。又升任黄门侍郎，兼任昭文馆学士，改任工部侍郎、尚书右丞。先天年间，因为依附太平公主获罪，被流放到岭南。开元初年，起用为黔州都督府长史，兼判都督事务，尚未出行便去世，年五十多岁。有文集二十卷。卢藏用擅长篆书、隶书，喜爱琴棋，当时称为多才多艺之士。他年轻时与陈子昂、赵贞固友善，两人都早早去世，卢藏用厚待抚养他们的儿子，因此受到当时人的称赞。然而他最初隐居时，具有坚贞节俭的操守，往来于少室山、终南山之间，当时人称他为“随驾隐士”；等到入朝做官，却迟疑逢迎、诡诈谄媚，专门侍奉权贵，奢侈放纵，因此受到世人的讥讽。徐彦伯是兖州瑕丘人。年轻时凭文章享有声名，河北道安抚大使薛元超上表推荐他；他在对策考试中考中，历次升迁为蒲州司兵参军。当时司户韦暠善于判决事务，司士李亘精于书札，而徐彦伯的文辞典雅优美，当时人称他们为“河中三绝”。徐彦伯在圣历年间多次升迁，任给事中。当时王公卿士大多因为言语不谨慎，被秘密地为酷吏周兴、来俊臣等人所陷害，徐彦伯于是撰写《枢机论》来告诫世人，文章说：《尚书》说：“只是言语会引起羞辱，只有铠甲会引起战争。”又说：“端正职位，节制言语。”《易经》说：“谨慎言语，节制饮食。”又说：“说出善言，千里之外都会响应；说出不善之言，千里之外都会违背。”《礼记》也说：“可以说但不能实行，君子就不说；可以实行但不能说，君子就不做。”唉！先代圣人知道言语极其重要，也知道慎言极为急迫，所以用精微的道理劝戒，用典诰训诫，用礼经加以防范。守护名教的人，怎么可以不研习这些训诂而只取其糟粕呢？所以说：“言语是君子的关键，言语一发动，万物就会响应；万物响应，得失的征兆就显现出来。说得恰当，江海也如同近邻；说得失当，亲如肝胆的人也会像楚、越那样疏远。这样以后才知道，否泰、荣辱都系于言语啊！”

译言语是德行的权柄，是行为的主宰，是志向的开端，是自身的文饰；既可以成就自身，也可以毁掉自身。因此《中庸》把它刻在心中，右阶把它铭刻在背上，南容反复诵读白圭之诗，箕子陈述《洪范》，实在都是有原因的。正因为如此，挑剔瑕疵、审察浮躁争竞、明察无常以防止祸乱，如果言语不谨密就会招致危险。利益从口中产生，也会出现森然覆灭国家的言论；道理不发自内心，就会变成巧言如簧的讥刺。难道不可畏惧吗！有些人识别不清邪正，不能察觉细微的征兆，毁坏金城汤池的关键，封闭祸乱的根源，却把巧言谗语当作保全之计，把喧哗诬罔当作美德。至于梧宫中的问答，成为荆、齐两国奔命的原因；韩、魏进逼肘腋，使智伯陷入危亡。蔡侯讥刺息妫，迅速招来军队讨伐；郑国的曼氏谋图宗卿，因而受到鼎镬烹杀之刑。司马迁轻率议论，最终被处以宫刑；张纮进言，也差点死于利剑。这类错误言语，后果不止一种：有的污秽如粪土，有的触发刀剑，有的内心苟且，有的嘴上涂脂抹粉。他们挟持邪说制造蛊惑，守着它而不懈怠；走到哪里都击不中目标，离开它却越来越远。又怎能不奇怪韩卢聚集叫声、群犬一齐吠叫，竟以得到死亡为幸，又怎能据此建立美名呢？即使伯玉使颜回沮丧，后来又向元凯道歉；蒋济留下遗憾，在王陵那里失去声誉；犀首终身在季章那里受到非难；曹瞒在刘主面前咬舌后悔，那又怎么来得及呢！孔子说：“我想不说话。”又说：“终身行善，却因一句话而败坏，可惜啊。”老子也说：“话说得多了，常常会陷入困窘。”又说：“聪明深察而接近死亡的，是喜欢议论别人的人。”圣人思虑多么深远伟大，防微杜渐、预防祸患萌发又到了何等程度啊！不该说却说，叫作狂妄；可以说却不说，叫作隐瞒。钳住舌头、拱手沉默，怎么沟通彼此的心意？束紧口袋般闭口处世，又有谁来开启谋略明智的训诫？上面说话，下面就应当听从；下面进言，上面就应当采用。睿智明哲的言语，好比天地，人们依靠它覆盖养育而生存；高雅正大的言语，好比钟鼓，人们敲击它而得到快乐。把言语写下来作为龟鉴，这是姬公的言语；说出来成为金石之言，这是曾子的言语；保存他的家邦，这是国侨的言语；树立起来而永不磨灭，这是臧孙的言语。这些都叫作有德的言语，通达宗旨，充满天下，留给后代子孙。殷宗把它比作甘美的酒醴，孙卿用琴瑟来比喻它；孔里把它看得重于四时，郢都却把千乘之国看得轻。难道不是正确美好的吗，难道不是美善可嘉的吗！只是要广泛探究世间治道，努力思考宏大的训诫，审慎思考后再应答，精心考虑后再行动。先谋划于心中再开口，选择交往对象后再谈论，不要急迫趋附不合道义的党羽，不要徘徊追求诡诈的机遇。不是先王最高的德行就不敢实行，不是先王正确的言论就不敢说；剪除喋喋不休的言辞，扑灭炽盛的势头。自然就会获得显赫的福祉，得到纯厚的福命；这样悔恨和忧患从哪里产生，怨恨和恶意从哪里到来呢？孔子说：“整天行走，不留下使自己忧患的祸根；整天说话，不留下使自己忧虑的祸根。”做到这样才可以开口说话。要警戒啊，要警戒啊！神龙元年，升任太常少卿，兼修国史；因为参与编修《则天实录》完成，封高平县子，赐物五百段。不久，出任卫州刺史，以善政闻名，皇帝赐玺书慰劳勉励。不久改任蒲州刺史，入朝任工部侍郎，随即授任卫尉卿，兼昭文馆学士。景龙三年，中宗亲自到南郊祭祀，徐彦伯撰写《南郊赋》献上，文辞非常典雅华美。景云初年，加任银青光禄大夫，升任右散骑常侍、太子宾客，仍兼昭文馆学士。先天元年，因病请求退休，获准。开元二年去世。徐彦伯侍奉寡嫂非常谨慎，抚养各个侄子如同自己的儿子。晚年撰文时，喜欢写艰涩强劲的文体，很被后来的文人仿效。有文集二十卷，当时流行。史臣说：才华出于智慧，品行出于本性。因此文章的工巧或拙劣，取决于智慧的深浅；行为和义理的虚伪或真实，取决于本性的善恶。然而智慧和本性禀受于气质，不是可以强行改变的。苏味道、李峤等人都做过宰相，各自居于显赫高位。观察他们撰写章疏的能力，并不是没有深奥丰赡之处；用辅佐调和君主的道理来检验，却没有贞正纯一的表现。所以狄仁杰曾说：“苏味道、李峤足以做文吏罢了。”难道不是器量狭小的人吗！他们模棱两可的毛病尤其值得讥讽。崔融、卢藏用、徐彦伯等人，在文学成就上不让于苏味道、李峤，知道固守常道，却没有应对变化的机变。规劝讽谏的深切程度，崔融比卢藏用、徐彦伯稍微高一些。赞说：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都建立了大功。他们都因两方面的成就，被称道为美好的典范。苏味道、李峤的文学，是一代的雄才；但在辅佐君主方面有所惭愧，称誉他们怎能与前者相同？常人有言语，不一定有德行。崔融与卢藏用、徐彦伯，都专攻翰墨。文章虽然值得推崇，义理却没有可供效法之处。他们占据职位而固守常规，这个评价并没有差错。

译列传第四十五　睿宗的儿子 皇帝宪；惠庄太子捴；惠文太子范；惠宣太子业；隋王隆悌。睿宗有六个儿子：昭成顺圣皇后窦氏生玄宗，肃明顺圣皇后刘氏生让皇帝，宫人柳氏生惠庄太子，崔孺人生惠文太子，王德妃生惠宣太子，后宫嫔妃生隋王隆悌。让皇帝宪，原名成器，是睿宗的长子。起初封永平郡王。文明元年，立为皇太子，当时六岁。等到睿宗降为皇嗣，武则天册立成器为皇孙，让他与几个弟弟同日在东宫出阁，开府并设置官属。长寿二年，改封寿春郡王，仍然退回东宫。长安年间，多次升任左赞善大夫，加银青光禄大夫。中宗即位，改封蔡王，升任宗正员外卿，加赐实封四百户，加上原有共七百户。成器坚决推辞，不敢接受大国封号，于是仍为寿春郡王。唐隆元年，进封宋王。同月，睿宗即位，任命他为左卫大将军。当时将要册立太子，因为成器是嫡长子，而玄宗又有讨平韦氏的功劳，睿宗的心意长久不能决定。成器推辞说：“太子是天下共有的重器，时局太平就应当先立嫡长子，国家有难就应当归于有功之人。如果失去适宜的人选，天下人会失望，这不是国家社稷的福分。臣如今敢冒死请求。”他连续多日流泪哭泣，坚决推让，言辞十分恳切。当时诸王、公卿也都说楚王有安定社稷的大功，应当处于太子之位。睿宗赞许成器的心意，于是答应了他。玄宗又因为成器是嫡长子，两次上表坚决推让，睿宗没有答应。于是下制说：“左卫大将军、宋王成器，是朕的长子，应当继承太子之位，成为储君。由于隆基有安定社稷的大功，人与神都归附于他，因此朕先前恳切推让，所说的话一定要实行。天下最公正的原则，确实不可改变。于是遵循册立弟弟的典制，希望符合天下人的愿望。成器可任雍州牧、扬州大都督、太子太师，另外加赐实封二千户。赐物五千段、良马二十匹、奴婢十房、上等住宅一所、良田三十顷。”这一年十一月，任尚书左仆射，不久升任司徒；太子太师、扬州大都督仍旧担任。第二年，成器上表请求辞去司徒之职，任太子宾客，兼任扬州大都督仍照旧。当时太平公主暗中另有谋划，姚元之、宋璟等人请求把成器和申王成义调出京城任刺史，以断绝谋划者的念头。因此成器以司徒身份兼任蒲州刺史。玄宗曾制作一床大被和一根长枕，准备与成器等人共同表达友爱兄弟的情谊；睿宗知道后非常高兴，多次加以赏赐赞叹。先天元年八月，进封司空。等到玄宗讨平萧至忠、岑羲等人，成器又升任太尉，仍兼扬州大都督，加赐实封一千户。一个多月后，加授开府仪同三司，太尉、扬州大都督两职都停止担任。开元初年，历任岐州刺史，开府之职仍旧。开元四年，为避昭成皇后的尊号，改名为宪，封为宁王，实封累计达到五千五百户。又历任泽州、泾州等州刺史。当初，玄宗的兄弟们在圣历初年出阁，分别在东都积善坊建宅，五人分院同住，称为“五王宅”。大足元年，随驾到西京，获赐宅第于兴庆坊，也称“五王宅”。到了先天年间以后，兴庆坊是玄宗潜龙时期的旧宅，于是改建为宫。宪在胜业坊东南角获赐宅第，申王捴、岐王范在安兴坊东南获赐宅第，薛王业在胜业坊西北角获赐宅第，几座宅第彼此相望，环绕在宫城旁边。玄宗在兴庆宫西南修建楼阁，西面题名“花萼相辉之楼”，南面题名“勤政务本之楼”。玄宗当时登楼，听到诸王奏乐的声音，便都召他们登楼，同榻宴饮嬉戏，有时还直接驾临他们的宅第，赏赐金帛，加厚对他们的欢赏。诸王每天从侧门入朝觐见，回到宅第后，立即奏乐。纵情饮酒，击球斗鸡，有时到近郊打猎，有时到别墅游赏，年年月月没有间断。他们游乐所到之处，宫中使者往来相望，认为天子兄弟友爱之情，近古以来没有可比的，因此人们没有什么非议。玄宗对兄弟一向深厚，即使有谗言在他们之间交相离间，兄弟间的友爱仍和当初一样。宪尤其恭敬谨慎，从未干预议论时政，也不曾与人结交拉拢，因此玄宗更加信任看重他。玄宗曾写信给宪和岐王范等人说：“从前魏文帝的诗说：‘西山是多么高，高处特别没有尽头。山上有两个仙童，不饮水也不吃饭。他们赐给我一丸药，光彩闪耀有五种颜色。服药四五天，身体轻盈长出羽翼。’我常常想着服食仙药以求长出羽翼，但哪里比得上骨肉兄弟天生就是我的羽翼呢！陈思王有超越当代的才华，本来可以辅佐治理国政，却被断绝朝见之路，最终使他忧郁而死。魏国的国运还没有终结，就遭到司马宣王篡夺，难道是神丹起了作用吗！虞舜是最圣明的人，尚且拾取象傲慢无礼的过错来亲近九族；九族和睦以后，才平治百姓、辨明政事。这是帝王的法则。到今天已有几千年，天下仍归向善道。我没有一次不是废寝忘食地敬佩感叹。近来趁着闲暇，精心选择仙经，得到这个神奇的药方，古人说‘服用它一定有效’。现在把这些药分给你们，希望和兄弟们一同保有长寿，永远没有止境。” 开元九年，宪兼任太常卿。开元十四年，停止兼任太常卿，仍任开府仪同三司。开元二十一年，再被任命为太尉。开元二十八年冬，宪卧病不起，皇帝命中使送医药和珍贵膳食，沿路络绎不绝。僧人崇一为宪治疗，病情稍有好转，皇帝非常高兴，特意赐给崇一绯袍和鱼袋，以奖赏他的特殊功劳。当时申王等人都已经先去世，只有宪还在，皇帝对他更加恩厚宽宥。每年到了宪的生日，皇帝一定亲临他的宅第，停留很久宴饮奏乐。平日里没有一天不赐给他酒、酪和珍奇食物等；尚食总监以及各地进献的东西，只要皇帝吃着稍觉甘美，就全都分赐给宪。宪曾上奏请求，年终把有关记录送交史馆，每年竟达到数百纸。开元二十九年冬，京城十分寒冷，浓霜封结在树上。当时学者认为《春秋》所说的“雨木冰”就是这种现象，也称为“树介”，是说它的形状像铠甲。宪见到后叹息说：“这就是民间所说的树稼。谚语说：‘树稼出现，显贵大臣害怕。’一定有大臣要遭此祸，我恐怕要死了。”十一月，宪去世，时年六十三岁。皇帝听说后，号哭失声，左右侍从都掩面流泪。第二天，下诏说：

译能够把帝位让给别人，正如吴太伯；活着时用这种行为成就他的节操，死后则应当表彰他的贤德，这是非同寻常的称号，彰明德行就在于此。已故太尉、宁王宪，天生蕴含纯粹的灵秀，确实承受了高雅的德行。孝友达到极致，根本出于内心真诚；仁厚和谐如此深重，并不是因为外在的奖赏。他一贯遵循礼法制度，素来崇尚文雅儒学。以谦逊自我修养，以行善为乐。近来两次献策都使国家增光，德行与《二南》相合。自从出任方镇，入朝辅政，更加勉励忠诚勤勉，愈发显露周密谨慎，实在可以说永远作为国家的屏障，辅佐国事。曾不籥遗，突然就去世了，兄弟之痛，震惊悲恸实在深重。宁王是我的长兄，按理应当承继帝位；但他根据我奉行先朝圣明谋略、安定宗庙社稷危局的事实，把帝位推让给我而不自居，请我主持祭祀，又承受先帝的遗命，我怎敢固执推辞？否则，帝位的尊贵，难道会归于德薄之人吗？像这样盛大的德行，应当据此改定谥号；若不是最尊贵的称号，什么能配得上他的美德功业？按照谥法，推让功劳、崇尚善行叫作‘让’，德性宽厚柔和也叫作‘让’。敬重地追谥为让皇帝，应令有关部门选择吉日，完备礼仪，举行册命。” 宪的长子汝阳郡王璡又上表恳切推辞，充分陈述先人的意愿，谦逊退让，不敢接受皇帝的称号。皇帝亲笔下诏不许。到了册封入殓的那天，宫内送出一套御衣，又命右监门大将军高力士携带亲笔书信，放在灵座前，信中说：隆基告白：一代兄弟，一朝之间便有生死之别，按照家人的礼节，因此申述我的感情；一想到这些，感慨追思，悲伤的眼泪交织流下。大哥孝顺友爱，近古以来无人能比。我们曾号称五王，共同建造宅第。从年幼时起直到长大成人，出门就一同游玩，求学就共同研习，行事如同形影相随，没有什么不是彼此相伴。近来国家局势艰危，凭借大义才得以平定；先帝登上帝位，光明如日月照临天下。大哥是嫡长子，按理应当成为太子，却以功劳推让给我这个德薄之人。等我继承帝位、居守紫宸，统理万机，在听朝的闲暇，才得以舒展心怀。十多年间，兄弟们相继凋零；说到手足，只有大哥还在。如今又失去了大哥，孤单得没有可以相对的人，由此感伤追慕，还有什么悲恨能比得上呢？然而自从人出生以来，谁能不死？可贵的是使德行光明显著，以此显示尊崇高尚；树立德行，树立声名，这才是真正的不朽。大哥的事迹，身体虽已去世，让德却长存，所以册封称为让皇帝；他的神灵若能昭然感通，应当享有这样的荣宠。何况家中庭训代代相传，璡等人申述推让，善于继承先人的志向，确实保留了遗风，成就了这份美德。恭敬地追想他的遗言，恍惚如同他仍在眼前，只能把感情寄托在笔墨中，悲痛得不能自胜。” 又下诏追赠宪的妃子元氏为恭皇后，附葬在桥陵旁边。将要下葬时，皇帝派中使告诫璡等人务必节俭，送终所用的物品，都要让众人看见。有关部门请求按照各陵旧例，在墓穴内设置一千种食品。监获使、左仆射裴耀卿上奏说：“尚食准备的水陆食品一千多种，每一种都用瓶子盛装，放在墓藏里面，其中全是非时令的瓜果以及马、牛、驴、犊、獐、鹿等肉，还有三十多种药酒。这些都没有礼仪制度和礼料依据。臣依据礼司所准备的物品，按次序进行奠祭，事情没有不完备的，典章制度也很清楚。皇帝每每申明让皇帝的遗志，务必节俭；在礼制之外增加数量，臣私下恐怕不合适。况且非时令的食物，以及马、犊、驴等牲畜和野味、鱼、雁、鹅、鸥之类，所用的重量动辄就要宰杀许多牲畜，盛夏时节又正值怀胎繁育，这正是圣上所禁止的。还必须制作各种器物，动辄超过千件，向市井征求，实在是烦扰百姓。一千种食品不供奉，礼仪也没有缺失。恭请依照礼制削减，取得适当的折中。”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出殡时，正逢大雨，皇帝命庆王泽以下的宗室在泥水中步行送葬十多里，并下诏把他的墓称为惠陵。宪共有十个儿子：璡、嗣庄、琳、璹、珣、瑀、玢、珽、琯、璀十人，都历任官职并承袭封爵。璡，封汝阳郡王，历任太仆卿，与贺知章、褚庭诲结为诗酒朋友。天宝初年，服父丧期满，加授特进。天宝九载去世，追赠太子太师。嗣庄，封济阴郡王，早年去世。琳，封嗣宁王，历任秘书员外监。随玄宗驾幸蜀郡，至德二载去世。璹，封嗣申王。珣，封同安郡王。珣修身严谨淳厚，不以身份尊贵自矜，在内宅之中，常常沉默寡言。开元二十五年去世，玄宗十分悲悼，停止上朝三日。诏书说：“对于侄子的恩情，特别深厚于情理；亲族和睦的道义，也必须完备地体现于哀悼和荣宠。同安郡王珣，禀性淳厚平和，内心忠诚顺从，是国家的屏障栋梁、宗室的仪表。像磐石一样的分封，本希望永远稳固；流水不停东去，却突然感叹他的寿命短促。追悼逝者的情怀，发自内心而格外痛切，应当增加荣宠命令，以装饰他的幽冥之所。可以追赠太子少保。丧葬费用由官府供给，陪葬桥陵。”瑀，封汉中王，历任都水使者、恒王府司马、卫尉员外卿。瑀早年便有才华声望，仪表伟岸。起初封陇西郡公。天宝十五载，随玄宗驾幸蜀地，到达汉中，于是封为汉中王，又加授银青光禄大夫、汉中郡太守。乾元二年，以特进身份试任太常卿，护送宁国公主到回纥，充任册立使。玢，封苍梧郡开国公，历任银青光禄大夫、秘书监员外置同正员。去世后，追赠江陵大都督。珽，封晋昌郡开国公。琯，封魏郡开国公。” 璀，封文安郡开国公。天宝十一载，珽、琯、璀三人都享有三千户食邑。惠庄太子捴，是睿宗的第二个儿子。本名成义，母亲柳氏，是掖庭中的宫人。捴刚出生时，武则天曾把他给僧人万回看。万回说：“这个孩子是西域大树的精灵，抚养他应当让他和兄弟们相亲。”武则天非常高兴，从此才让他按兄弟的次序列名。垂拱三年，封恒王。不久退回宫中，改封衡阳郡王，屡次授任尚衣奉御。神龙元年，加赐实封二百户，连同原有共五百户，升任司农少卿，加授银青光禄大夫。睿宗登基后，进封申王，升任右卫大将军。景云元年七月，升任殿中监，兼检校右卫大将军。景云二年，调任光禄卿、右金吾卫大将军。先天元年七月，加实封一千户。八月，代理司徒，兼任益州大都督。开元二年，带司徒职兼任幽州刺史。不久为避昭成太后的称号，改名为捴。历任邓州、虢州、绛州刺史。开元八年，因入朝，停止刺史职务，仍任司徒。他性情宽宏丰裕，仪表形貌魁伟，善于饮酒和吃饭。开元十二年，因病去世，册赠惠庄太子，陪葬桥陵。没有儿子。起初收养让皇帝的儿子珣，封同安郡王，先于他去世。天宝三载，又以让皇帝的儿子璹为嗣申王，授鸿胪员外卿。

译惠文太子范，是睿宗的第四个儿子。本名隆范，后来为避玄宗名字中的字，改为单名范。起初封郑王，不久改封卫王。长寿二年，依例退回宫中，改封巴陵郡王，屡次授任尚食奉御。神龙元年，升任太府员外少卿，加赐实封二百户，连同原有共五百户。景龙年间，兼任陇州别驾，加授银青光禄大夫。睿宗登基后，进封岐王，又加实封五百户，授太常卿，兼任左羽林大将军。先天二年，随皇帝讨伐窦怀贞、萧至忠等人，因功加赐实封，合计满五千户，下诏褒奖。开元初年，授太子少师，带本官，历任绛州、郑州、岐州刺史。开元八年，升任太子太傅。范喜好学习，擅长书法，特别爱惜文士；无论身份贵贱，都以完备的礼节接待。曾与阎朝隐、刘庭琦、张谔、郑繇吟诗唱和，又大量收藏书画古迹，受到当时人的称赞。当时皇帝禁约王公，不许他们同外人交结。驸马都尉裴虚己因与范游宴，又私自夹带谶纬之书，获罪后发配迁徙到岭外。万年尉刘庭琦、太祝张谔都因与范饮酒赋诗获罪，刘庭琦被贬为雅州司户，张谔被贬为山茌丞。然而皇帝从未疏远范，恩情一如从前，对左右侍从说：“我们兄弟友爱是天性，必定没有别的意图，只是那些热衷奔竞的人，强行来托附罢了。我终究不会因为一点小事而牵连责罚兄弟。”当时王毛仲等人本来出身微贱，后来都显贵到压倒朝廷，诸王每次见到他们，都假意站起来迎接接待，只有范见到他们时脸色严肃。开元十四年，范因病去世。皇帝哭得极其悲痛，停止上朝三日，为他追荐福德，亲手抄写《老子经》，连续数十天不进荤食，百官上表劝解，之后才恢复正常。开元十四年，命工部尚书、摄太尉卢从愿册赠范为惠文太子，陪葬桥陵。有一个儿子瑾，封河东郡王，官至太仆卿。他沉溺于酒色，最终突然死亡，追赠太子少师。天宝三载，又以惠宣太子的儿子、略阳公珍为嗣岐王、银青光禄大夫、宗正员外卿。上元二年，珍与硃融交好。珍仪表魁伟，很像玄宗，硃融于是诱使崔昌、赵非熊等人以及中官、六军将士共同谋反。硃融对金吾将军邢济说：“如今城中仓促混乱，关外又有近处的敌寇侵凌，该怎么办？”邢济说：“我是金吾将军，是天子的押衙，生死都随从天子，怎么能独自逃脱？”硃融说：“有一个人，您见到他自然就会明白，即使不出城也不用忧虑。”于是带他去见珍。邢济把此事上奏，皇帝便命御史中丞敬羽审讯。珍被赐死。与他同谋的右武卫将军窦如玢、试都水使者崔昌、右羽林军大将军刘从谏、蔚州长镇将硃融、右卫将军胡冽、直司天台通玄院高抱素、右司御率府率魏兆、内侍省内谒者监王道成等九人，特令斩决。试太子洗马兼知司天台冬官正事赵非熊、陈王府长史陈闳、楚州司马张昂、右武卫兵曹焦自荣、前凤翔府郿县主簿李屺、国子监广文进士张奂等六人，特令处死。驸马都尉薛履谦参与谋反，应赐令自尽。于是任命邢济兼任桂州都督、侍御史，充任桂管防御都使。左散骑常侍张镐因与他们交往获罪，被贬为辰州司户。郑繇是郑州荥阳人，北齐吏部尚书郑述的五代孙，擅长五言诗。开元初年，范任岐州刺史，郑繇任长史；范遗失白鹰，郑繇作《失白鹰诗》，当时人认为是绝唱。后来郑繇任湖州刺史。他的儿子郑审也善于作诗，乾元年间任袁州刺史。惠宣太子业，是睿宗的第五个儿子。本名隆业，后来改为单名业。垂拱三年，封赵王，设置王府和属官。长寿二年，依例退回宫中，改封中山郡王，屡次授任都水使者，不久又改封彭城郡王。神龙元年，加赐实封二百户，连同原有共五百户。景龙二年，兼任陈州别驾，银青光禄大夫、太仆少卿等职，别驾仍兼任。睿宗即位后，进封薛王，加封至一千户，授秘书监，兼任右羽林大将军。不久调任宗正卿。睿宗因为业喜好学习，所以授他秘书监。玄宗诛杀萧至忠、岑羲等人时，业因辅佐随从有功，加实封，连同旧有共五千户。开元初年，历任太子少保以及同州、泾州、豳州、卫州、虢州等州刺史。开元八年，升任太子太保。当初，业的母亲早逝，他跟随母亲贤妃亲自抚养长大。到这时，他迎接贤妃出宫居住到外宅，对她侍奉得非常谨慎。业同母的妹妹淮阳公主、凉国公主也早早去世，业抚养疼爱她们的儿子，超过了疼爱自己的儿子。皇帝认为业孝顺友爱，特意更加亲近宠爱他。业曾经生病，皇帝亲自为他祈祷；病愈后，皇帝驾临他的宅第，置酒宴饮奏乐，重新营造庆贺新生般的欢乐。玄宗作诗说：“从前听说有人卧病漳水之滨，说将要与人世相违。今天遇到诞辰庆贺之日，还以为是学仙归来。棠棣花重新繁盛，鹡鸰鸟再次飞翔。”皇帝对他的恩意就是如此。开元十三年，皇帝曾经身体不适，业的妃子的弟弟内直郎韦宾与殿中监皇甫恂私下议论吉凶。事情败露后，玄宗命令杖杀韦宾，贬皇甫恂为锦州刺史。业妃惊恐不安，脱下礼服等待治罪，业也不敢入朝拜见。皇帝立即命人召见他，业来到台阶下，徘徊着请罪。皇帝走下台阶，握住他的手说：“如果我存心猜疑阻隔兄弟，天地神明都会共同责罚我。”于是长久地欢宴，又安慰告谕业妃，命令恢复她的位号。开元二十一年，业进拜司徒。开元二十二年正月去世，册赠惠宣太子，陪葬桥陵。有儿子十一人。瑗，封乐安郡王；▯易，任宗正卿，封荥阳郡王；琄，封嗣薛王；珍，承嗣岐王。琄任金紫光禄大夫、鸿胪卿同正员。天宝五载，因舅父刑部尚书韦坚被右相李林甫诬陷，琄被贬为夷陵郡别驾，长期任职。琄的母亲随他前往，最终因忧愁而死。天宝七载，琄被安置在夜郎，后来迁往南浦郡。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反叛，琄前往西京。隋王隆悌，是睿宗的第六个儿子。起初封汝南郡王。长安初年，授尚乘直长。早年去世。睿宗登上帝位后，追封为隋王，追赠荆州大都督。没有儿子。

译史臣说：能够取得天下并治理天下的人，他的道路舒展而且善于变化；能够把天下让给别人而退居其后的人，他的道路收敛却能长久存在。为什么呢？飞龙在天，是舒展；亢龙有悔，是变化。让皇帝在“或跃”之时守住无咎，在“劳谦”之时取得最终的吉祥；他的功用有光彩，他的声名永不朽坏。惠庄太子、惠文太子、惠宣太子、隋王等人，有的守常而得以免祸，最终保全宗室枝蔓；有的奢望过分而含羞，最终污名留在青史之中。略阳公珍只凭借魁伟的外表，便生出谋反图谋之心；善恶报应分明，降罪于他，确实恰当。赞曰：谦逊便能得到益处，推让从而成就贤德。唐朝宗室的美德，宪最先具备。不居长兄应有的震位，刚强却不登临乾位。如此重大的推让，怎么可以同他相比呢？从捴、范以下，都是同胞连枝。性情习惯相差多远，有的改变，有的乖离。有人行善，有人作恶，祸福从不欺骗人。列传第四十六 姚崇　宋璟 姚崇，本名元崇，是陕州硖石人。父亲善意，贞观年间任巂州都督。元崇曾任孝敬皇帝的挽郎，应试“下笔成章”科，授任濮州司仓，五次升迁后任夏官郎中。当时契丹侵犯并攻陷河北数州，军务文书堆积如山，元崇分析处理如流水般顺畅，件件都有条理。武则天十分惊奇，破格升任他为夏官侍郎，不久又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圣历初年，武则天对侍臣说：“从前周兴、来俊臣等人审理诏令交办的案件，朝臣彼此牵连，都承认谋反；国家有法，我怎么能违背呢？后来我怀疑其中有冤屈滥杀，便又派近臣到狱中亲自审问，他们都取得了亲手书写的供状，承认牵连并非虚假，我也就没有怀疑，批准了他们的奏报。近来周兴、来俊臣死后，再没有听说有人谋反，那么以前被处死的人，难道没有冤枉滥杀的吗？”元崇回答说：“自垂拱以后，被告发而丧命、破家的，都是遭受冤酷、被迫诬陷自己而死。告发的人只把这当作功劳，天下称为罗织，比汉朝的党锢还严重。陛下命近臣到狱中审问，近臣自己也不能保全，哪里敢贸然动摇原来的判断？被审问的人如果翻供，又害怕遭到他们的毒手，将军张虔勖、李安静等人就是这样。幸亏上天降下神灵，陛下圣心觉悟，诛除凶恶之徒，朝廷才安定。今后，臣愿以微贱之身和全家百口担保，现今内外官员中再没有谋反的人。请陛下即使得到告发状，也只收存掌管，不必审问。如果以后有证据证明确实谋反，臣愿接受知情却不告发的罪责。”武则天非常高兴，说：“以前的宰相都顺着促成这些事情，使我陷入滥施刑罚的君主之名。听到你所说的话，非常合乎我的心意。”当天，武则天派中使送银一千两赏赐元崇。当时突厥人叱利元崇谋反，武则天不想让元崇与他同名，于是把他的名字改为元之。不久升任凤阁侍郎，仍旧掌管政事。长安四年，元之因为母亲年老，上表请求解除职务侍奉母亲，言辞十分哀切。武则天难以违背他的心意，授任他为相王府长史，罢免其掌管政事的职务，使他能够奉养母亲。同月，又命元之兼知夏官尚书事务、同凤阁鸾台三品。元之上言：“臣侍奉相王，知道掌管兵马并不便利。臣不是吝惜生命，只是恐怕对相王没有益处。”武则天深以为然，改任他为春官尚书。当时张易之请求把京城中十位有名望的大德僧人迁到定州私自设置的寺院，僧人们苦苦申诉，元之裁决停止此事；张易之多次因此进言，元之始终不接受。因此被张易之诬陷，改任司仆卿，仍掌管政事，并充任灵武道大总管。神龙元年，张柬之、桓彦范等谋划诛杀张易之兄弟，恰逢元之从军中回到京城，于是参与谋划；因功封梁县侯，赐实封二百户。武则天迁居上阳宫，中宗率领百官到宫门问安，王公以下都高兴跳跃、称庆，只有元之呜咽流泪。桓彦范、张柬之对元之说：“今天难道是哭泣的时候吗？恐怕您的祸患从此开始了。”元之说：“我侍奉则天已经多年，突然要同她告别，感情从内心发出，不是能够忍住的。昨天参与诸公诛杀凶逆，是臣子的常道，哪里敢说是功劳；今天同旧主告别而悲哭，也是臣子的最终节操。若因此获罪，实在是我甘心承受的。”不久，出任亳州刺史，后调任常州刺史。睿宗即位，召回元之，授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不久升任中书令。当时玄宗在东宫，太平公主干预朝政，宋王成器任闲厩使，岐王范、薛王业都掌管禁军，朝廷外部议论认为这样不妥。元之与侍中宋璟秘密上奏，请求让太平公主前往东都，派成器等诸王出任刺史，以平息人心。睿宗把这件事告诉了太平公主，公主大怒。玄宗于是上疏，认为元之、宋璟等人离间兄弟，请求加罪，于是元之被贬为申州刺史。又调任扬州长史、淮南按察使，治理政务简明严肃，百姓和官吏立碑记载他的德政。不久授任同州刺史。先天二年，玄宗在新丰驿讲习武事，召元之代替郭元振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又升任紫微令。为避开元尊号，元之又改名为崇，进封梁国公。他坚决推辞实封，于是停止原来的封户，特意赐给新封一百户。此前中宗时期，公主和外戚都上奏请求度人为僧尼，也有人拿私人财产修建寺院；富裕人家的壮丁都借此经营谋划以逃避徭役，远近到处都是。到这时，崇上奏说：“佛不在外界，应该从内心寻求。佛图澄最贤明，却没有使整个赵国受益；鸠摩罗什多才多艺，也没有挽救灭亡的秦国。何充、苻融都遭到败亡；齐襄公、梁武帝也没有免除灾祸。只要发慈悲之心，做有益于人的事，使百姓安乐，就是佛身。何必妄自度化奸人，使正法遭到破坏呢？”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命有关部门核查僧徒，把伪滥出家的僧尼还俗，共有一万二千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