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二十二

译列传第二十二。虞世南、李百药（李百药的儿子安期）、褚亮、刘孝孙、李玄道、李守素（附载）。虞世南，字伯施，是越州余姚人，隋朝内史侍郎虞世基的弟弟。他的祖父虞检，曾任梁朝始兴王谘议；父亲虞荔，曾任陈朝太子中庶子，父祖二人都有很高的声望。他的叔父虞寄任陈朝中书侍郎，没有儿子，便让虞世南承继为后，所以字取为伯施。虞世南性情沉静，欲望很少，专心勤奋地学习。年轻时和哥哥虞世基一起向吴郡人顾野王求学，经过十多年，精心思考而不知疲倦，有时连续几十天不洗脸、不梳头。他擅长写文章，常常宗法徐陵；徐陵也说虞世南领会了自己的文章旨趣。同郡的僧人智永擅长王羲之的书法，虞世南拜他为师，深得王羲之书法的神韵，因此声名极盛。陈天嘉年间，虞荔去世，虞世南当时还年幼，因悲哀过度而几乎不能承受丧事。陈文帝知道这两个孩子博学多才，多次派中使到他们家中照料保护。服丧期满后，征召虞世南为建安王法曹参军。虞寄陷身于陈宝应一事，流落在闽、越之间；虞世南虽然已经除去丧服，仍然穿布衣、吃粗蔬。直到太建末年，陈宝应被攻破，虞寄归来，才命令虞世南脱去布衣、开始吃肉。至德初年，授任西阳王友。陈朝灭亡后，他和虞世基一同进入长安，二人都有很高的声望，当时人把他们比作陆机、陆云兄弟。那时隋炀帝还在藩国，听到虞世南的名声后，和秦王杨俊接连发来征辟书；虞世南以母亲年老为由坚决推辞，晋王杨广派使者追赶他。大业初年，屡次升迁，授任秘书郎，后改任起居舍人。当时宇文世基在朝廷显贵得势，妻子儿女的衣服用度都比拟王者。虞世南虽然和他同住，却亲自实行勤劳俭朴，不失原有的操守。隋朝灭亡时，宇文化及弑君作乱，宇文世基任内史侍郎，将要被诛杀，虞世南抱着他放声哭泣，请求用自己的性命代替他，宇文化及不答应。虞世南因此悲痛憔悴，瘦得只剩骨头，当时人都称道此事。他跟随宇文化及到了聊城，后来又陷入窦建德之手，被伪授为黄门侍郎。唐太宗消灭窦建德后，征召虞世南任秦王府参军。不久改任记室，仍兼任弘文馆学士，和房玄龄共同掌管文书。太宗曾命人抄写《列女传》来装饰屏风，当时找不到原本，虞世南凭记忆默写出来，一个字也没有写错。太宗升任皇太子后，虞世南改任太子中舍人。太宗即位后，他改任著作郎，兼弘文馆学士。当时虞世南年老体衰，上表请求退休，太宗下诏不准。后来改任太子右庶子，他坚决推辞不接受任命，于是授任秘书少监。他上奏《圣德论》，文辞很多，本文不予记载。贞观七年，改任秘书监，赐爵永兴县子。太宗看重他的博学多识，常在处理政务的间隙召他来谈论，一同阅读经史。虞世南虽然容貌柔弱，仿佛连衣服都承受不起，但志向性情刚强，每当谈到古代帝王施政的得失，必定提出规劝讽谏，给太宗很多补益。太宗曾对侍臣说：“我趁空闲日子和虞世南商讨古今之事，只要有一句话说错了，没有一次不感到惋惜后悔。他的恳切忠诚到了这种程度，我很赞赏。群臣如果都像虞世南一样，天下还有什么忧虑不能治理好呢！” 贞观八年，陇右山崩塌，大蛇多次出现，崤山以东以及江淮地区又多发大水。太宗把这件事问虞世南，虞世南回答说：“《春秋》时期发生山崩，晋侯召见伯宗询问此事。伯宗回答说：‘国家以山川为主，所以山川崩塌枯竭，君主应为此不上朝，穿降等的服装，乘坐没有帷幕的车，撤去音乐，离开正殿居住在别处，并用祝告和玉帛祭礼山川。’梁山是晋国所主祭的山，晋侯听从了，于是得以没有灾害。汉文帝元年，齐国、楚国境内二十九座山同日崩塌，大水涌出，文帝命令各郡国不要前来进贡，向天下施行恩惠，远近都欢欣和洽，也没有把它当作灾祸。后汉灵帝时，青蛇出现在皇帝座位上。晋惠帝时，有一条长三百步的大蛇出现在齐地，经过市场进入朝廷。考察起来，蛇本应在草野之中，却进入市场和朝廷，这才可以视为怪异。如今蛇出现在山林泽地，大概深山大泽中本来就一定有龙蛇，也不足以感到奇怪。山东地区雨水很多，虽然是当地常态，但阴雨过久，恐怕有冤狱，应当审查在押囚犯，或许可以符合上天的意旨。而且妖异不能胜过德行，只有修养德行才能消除灾变。”太宗认为他说得对，于是派使者赈济抚恤饥饿的人，审理狱讼，宽免赦宥了许多罪犯。后来有彗星出现在虚、危二宿之间，经过氐宿，一百多天后才消失。太宗对群臣说：“上天显现彗星，这是什么妖异现象？” 虞世南说：“从前齐景公时出现彗星，齐景公询问晏婴。晏婴回答说：‘修池塘，怕挖得不深；筑台榭，怕建得不高；施刑罚，怕用得不重，所以天上出现彗星，是在告诫您罢了。’齐景公害怕了，于是修养德行，过了十六天彗星就消失了。臣听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如果不修养德义，即使获得麒麟凤凰，最终也没有补益；只要政事没有过失，即使出现灾星，对时局又有什么损害？但愿陛下不要因为功劳超过古人就自我夸耀，不要因为太平日子渐久就骄傲懈怠，要始终如一地谨慎。这样即使彗星出现，也不足以忧虑。”太宗收敛神色说：“我治理国家，确实没有齐景公那样的过错。但我不到二十岁就起兵举义，二十四岁平定天下，不到三十岁便登上帝位，自以为三代以来平定乱世的君主，没有能超过我的。再加上薛举的骁勇强悍、宋金刚的凶猛，窦建德占据河北，王世充占据洛阳，在当时都足以成为强敌，却全都被我擒获。后来遭逢家庭灾难，又决心安定国家社稷，于是登上九五之位，降服北方夷族，我很有些自我夸耀的意思，因此轻视天下士人，这就是我的罪过。上天显现灾变，确实是因为这个吗？秦始皇平定六国，隋炀帝富有天下，后来既骄傲又放纵，转眼之间便失败了，我又怎么能自我骄傲呢？想到这些，不知不觉便警惕而震惧。”四月，康国进献狮子，太宗下诏命虞世南为狮子作赋，并命人编入东观，原文辞句很多，这里不予记载。后来高祖去世，朝廷下诏规定陵墓制度，依照汉长陵的旧例，务求隆重厚葬。由于期限已经很紧，工程劳役使人疲惫困苦。虞世南上密封奏章劝谏说：

译臣听说古代圣帝明王之所以实行薄葬，并不是不想使陵墓高大显赫、珍宝器物齐备，以厚待亲人。然而仔细说来，高大的坟墓、厚实的封土以及完备的珍贵器物，恰恰只会成为亲人的累赘，不能称作孝。所以他们深思远虑，安于简薄，为子孙万代的长久利益着想，割舍通常的感情来作决定。从前汉成帝营造延陵、昌陵，制度十分厚重，耗费功力财物极多。谏议大夫刘向上书劝谏，言辞深切，都合乎事理。他大略说：‘汉孝文帝居于霸陵，悲伤凄怆，回头对群臣说：“唉！如果用北山的石头做外椁，用纻絮充填其中，再在外面涂漆，难道还能移动它吗？”张释之进言说：“假使墓中有值得人贪求的东西，即使把南山封固起来也还会有缝隙；假使墓中没有值得贪求的东西，即使没有石椁，又有什么可忧伤的呢！”死者没有穷尽之期，而国家有兴废，张释之所说的是为无穷后世考虑。汉孝文帝醒悟了，于是实行薄葬。’又按照汉代的法令，君主在位时，把天下贡赋的三分之一用于修筑陵墓。汉武帝在位年数很久，等到下葬时，陵墓中已经容纳不下更多东西。霍光不明白大体，奢侈过度。后来到了更始帝失败时，赤眉贼进入长安，攻破茂陵取走财物，仍然没有取尽。无缘无故聚敛百姓的财物，供盗贼使用，实在毫无意义。魏文帝在首阳山以东营造寿陵，制定终制，大略说：‘从前尧葬在寿陵，依山势形成陵体，不筑高坟，不种树木，不建寝殿、园林和城邑；棺椁只要足以收藏尸骨，衣衾只要足以使肉体腐朽即可。我营造这个不食人间之物的墓地，是想让改朝换代以后的人不知道它的位置，不收藏金银铜铁，全部使用陶器。自古至今，没有不灭亡的国家，也没有不被盗掘的坟墓，以至于烧毁取出玉匣金缕，连尸骨都被毁尽，难道不是加倍悲痛吗！如果违背诏令擅自改变，我即使死后尸体被戮，也会在地下再次受死；这是不忠不孝。即使我的魂魄有知，也将不保佑你们。把这些作为永久制度，收藏在宗庙中。’魏文帝的这项制度，可以说通达事理。假如陛下的德行只达到秦、汉君主的程度，臣就闭口不言，不敢进谏。臣私下看到陛下圣德高远，即使尧、舜也有所不及，却反而同秦、汉君主一起实行奢侈厚葬，舍弃尧、舜、殷、周的节俭，这正是臣尤其忧虑的地方。如今把坟墓修成这样，即使其中不收藏珍宝，也没有什么益处。万代以后，人们只看到高大的坟墓，难道不会认为其中有金玉吗？臣愚昧的想法是，汉文帝的霸陵既然依凭山势，即使不再筑坟，自然也高大显著。如今所占卜选择的地方地势平坦，不得不筑坟，应该依照《白虎通》所说的周代制度，修筑三仞高的坟墓，坟墓四方及内部的制度一律尽量简省。工程完毕之日，在陵墓旁刻石，明确规定坟丘封土的大小、高低标准。随葬明器一律使用陶器和木器，符合礼制，绝对不得使用金、银、铜、铁。让万代子孙都遵奉此制，将一份制度藏在宗庙中，岂不是很好吗！况且臣下除去丧服只用三十六天，已经依照霸陵旧制；如今修筑坟墓又以长陵为标准，恐怕不合适。伏望陛下深察古今，为长久之计。臣的赤诚之心，只愿陛下万岁之后，神灵安宁长存，陛下孝敬的美名流传无穷罢了。奏章上呈后没有得到答复。虞世南又上疏说：“汉朝在即位之初便开始营造陵墓，近的要十多年，远的要五十年才完成。如今想在几个月内完成需要几十年才能完成的工程，就人力而言，也已经十分劳苦了。况且汉代大郡有五十万户，如今人口还没有达到当时，而所承担的劳役却和汉代相等，这就是臣感到疑惑的地方。”当时公卿又上奏请求遵循高祖遗诏，务必实行节俭，于是太宗把这件事交给主管官署详细议论，因此陵墓制度有了不少削减和节省。太宗后来很喜欢打猎，虞世南上疏劝谏说：“臣听说秋季举行狝猎、冬季举行狩猎，大概只是恒常的礼典；射杀隼鸟、追逐禽兽，前代诰令中也有完备的规定。伏想陛下在听政阅览之余，顺应天道而进行杀伐，想亲自击杀猛兽，亲自驾乘皮轩车，搜尽猛兽藏身的洞穴，捕尽山林沼泽中的逸材，以平定凶恶、剪除暴乱来保卫百姓，收集兽皮、拔取鸟羽来充作军用器械，举旗展示猎获，完全遵循古代制度。然而陛下身居黄屋之尊、金舆之贵，是四方仰望德化、万国寄托心意的人，即使清除道路后出行，仍要警惕车马失控，这正是为了慎重防范细微祸患、保全社稷。所以司马相如曾当面直谏，张昭后来也为此变色，臣虽然见识浅陋，怎敢忘记这个道理？况且天弓星、毕宿所射杀的已经很多，分发禽兽、赏赐猎获，皇恩也已经不薄。伏愿陛下暂时停止猎车，暂且收藏长戟，不拒绝樵夫的请求，降低身份接纳小臣的直言；即使赤膊徒手搏击，也交给群臣去做。这样就能给百王留下典范，使光辉永照万代。”他遇到犯颜之事从不隐瞒，大多如此。太宗因此更加亲近礼待他。太宗曾称赞虞世南有五种卓绝之处：一是德行，二是忠直，三是博学，四是文辞，五是书法。贞观十二年，他又上表请求退休，太宗以优厚诏令准许，仍授银青光禄大夫、弘文馆学士，俸禄赏赐和防阁人员，都与京官任职者相同。不久，虞世南去世，享年八十一岁。唐太宗在别殿举哀，为他哭得非常悲痛，赐给他东园秘器，陪葬昭陵，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懿。太宗亲手写敕令给魏王李泰说：“虞世南对于我来说，就如同一体之人。他拾遗补阙，没有一天片刻忘记，实在是当代的名臣，也是衡量人伦的标准。我有小的过失，他一定会冒犯君颜来劝谏我。如今他突然去世，石渠阁、东观之中，再也没有这样的人了，这种痛惜哪里说得尽呢！”没过多久，太宗写了一篇诗，追述古往今来兴亡的道理，随后叹息说：“钟子期死后，伯牙不再弹琴。朕的这首诗，将拿什么人来观赏呢？”于是命起居郎褚遂良到虞世南的灵帐前诵读，读完便将诗焚烧，希望虞世南在冥冥中的神识能够感悟。几年以后，太宗夜里梦见虞世南，他的神态仿佛生前一样。第二天，太宗下诏说：“礼部尚书、永兴文懿公虞世南，德行淳厚完备，文章堪称文坛宗师，早晚尽心竭力，志向在于忠诚辅益国家。他突然随万物化去，转眼间年岁已经更替。昨天因为夜间做梦，忽然看见了这个人，他还进献正直的言论，情形就像生前一样。追念他遗留下来的美德，更加悲伤叹息。应当借助佛事以资助冥界，表达朕思念故旧的感情，可以在他家中设置五百僧斋，并为他建造天尊像一区。” 太宗又下令把虞世南的画像绘在凌烟阁上。虞世南有文集三十卷，太宗命褚亮为它作序。虞世南的儿子虞昶，官至工部侍郎。

译李百药，字重规，定州安平人，是隋朝内史令、安平公李德林的儿子。他小时候多病，祖母赵氏因此给他取名“百药”。七岁便懂得写文章。父亲的朋友、齐国中书舍人陆乂和马元熙曾到李德林家宴饮聚会，有人读徐陵的文章，其中说“既取成周之禾，将刈琅邪之稻”，却都不知道这句话的出处。李百药当时侍立在旁，进言说：“《左传》说‘鄅人藉稻’。杜预注释说‘鄅国在琅邪郡开阳县’。”陆乂等人都大为惊异。开皇初年，授任东宫通事舍人，后升为太子舍人，兼东宫学士。有人嫉妒他的才能并诋毁他，他便以病为由辞职离去。开皇十九年，朝廷召他到仁寿宫，命他承袭父亲的爵位。左仆射杨素、吏部尚书牛弘一向爱惜他的才华，上奏授任他为礼部员外郎，皇太子杨勇又召他任东宫学士。朝廷下诏命他修订五礼、制定律令、编撰阴阳书。尚书台内的奏议、文表，大多出自李百药之手。当时隋炀帝出镇扬州，曾召见他，李百药以病推辞不去，隋炀帝大怒；隋炀帝即位后，便把他贬为桂州司马。他被沈法兴俘获，沈法兴署任他为属官。后来撤销州而设置郡，他因而解除职务，回到家乡。大业五年，授任鲁郡临泗府步兵校尉。大业九年，充任戍守会稽的军官。不久授任建安郡丞，行军到达乌程时，正逢江都发生变乱；他又遇到沈法兴被李子通击败，李子通任命他为中书侍郎、国子祭酒。杜伏威攻灭李子通后，又任命李百药为行台考功郎中。有人诬陷他，杜伏威把他囚禁起来，李百药写《省躬赋》来表达自己的冤情，杜伏威也知道他无罪，于是让他恢复职务。杜伏威占有江南后，高祖派使者招抚他，李百药劝杜伏威入朝，杜伏威听从了，派行台仆射辅公祏和李百药留守，自己前往京师。渡江到历阳时，杜伏威狐疑后悔，想杀害李百药，便给他喝石灰酒，李百药因此大泻痢疾，反而把积年的旧病都治好了。杜伏威知道李百药没有死，便写信给辅公祏命令杀掉李百药，幸亏杜伏威的养子王雄诞保护，李百药才得以免死。辅公祏反叛后，又授李百药为吏部侍郎。有人向高祖诬告李百药，说他起初劝杜伏威入朝，后来又和辅公祏一起反叛。高祖大怒。辅公祏被平定后，朝廷得到杜伏威写给辅公祏、命令杀李百药的信，高祖的怒意稍稍消解，于是把李百药流放到泾州。太宗看重他的才华和声望，贞观元年，召拜为中书舍人，赐爵安平县男。接受诏令修订《五礼》和律令，编撰《齐书》。贞观二年，授任礼部侍郎。朝廷商议准备分封诸侯，李百药上《封建论》说：臣听说，治理国家、庇护百姓，是君王一贯的制度；尊崇君主、安定上位者，是人情的根本原则。思考阐明安定政治、长久维持国业的规制，万古不变，各种考虑最终都归于一理。然而天命历数有长有短，国家有治有乱。远观史籍，对此论述已经很详细了。人们都说周朝超过了天命规定的年数，秦朝没有达到预定期限，国家存亡的道理在于郡国制度。周朝可以作为夏、殷长久的鉴戒，也可以遵循黄帝、唐尧分封诸侯的做法，使诸侯成为屏障、根基牢固；即使王纲松弛废弛，枝干仍能相互支撑，所以能使叛逆不生、宗庙祭祀不断。秦朝违背师法古人的训诫，抛弃先王之道，占据华山险要，废除诸侯而设置郡守，使皇室子弟没有一尺土地的封邑，百姓少有共同治理国家的忧患，因此一个普通人振臂一呼，秦的七庙祭祀便毁灭了。臣认为，自古以来皇帝君临天下，无不接受上天的命令，在帝王名册上留下声名；他们建立基业，正逢有圣王兴起的时运，遭遇深重忧患，又正值圣人开启时代的时期。即使曹操有养子和宗族势力，汉高祖出身低微，也不只是心中有觊觎帝位的想法，即使把天下推给他们，他们也未必能够拒绝帝位。若狱讼不能归于公正，精华已经耗尽，即使帝尧的光辉遍及四方、大舜的功德上与天上七政相齐，也不只是他们情愿谦让，实际上守住帝位也不能稳固。以尧、舜这样的德行，尚且不能使后代昌盛，由此可知国祚长短必定取决于天时，政治的盛衰则与人为有关。强盛的周朝占卜国运可延续三十代，占卜年数可达七百年。虽然后来衰败相继到了极点，但文王、武王留下的基业和法度仍然存在，这说明周朝的国运早已在冥冥之中确定了。后来周王南征而未能返回，向东迁都以躲避逼迫，祭祀如同悬丝，京畿也不能守卫，这才是逐渐衰败的过程，不能把责任归咎于封建制度。暴秦国运短促，只是闰余之数，命数正逢百六之灾。受天命的始皇，德行不同于大禹、商汤；继世的二世皇帝，才干又比不上启、成王。即使李斯、王绾之类的人广泛分封四方，即使将闾、子婴之类的人都拥有千乘之国，难道能够阻挡秦王子弟的蓬勃兴起、抗拒天子开创基业的命运吗？既然如此，得失成败各有原因。但著述议论者大多拘守常规，不顾古今情势不同，混淆治道清明与风俗浇薄，想在百王末世实行三代的制度。把天下五服之内全都分封诸侯，在王畿千乘范围内全都设置采邑。因此，竟想在虞、夏的朝代实行结绳记事时代的教化，用象征刑罚的典章治理汉、魏末世，纲纪已经紊乱，结果完全可以预见。刻舟求剑，看不出有什么可取；拘泥成文、胶柱鼓瑟，只会更加迷惑。只知道询问九鼎、请求开隧道，便以为可以畏惧霸王的军队；白马素车出行，却再没有藩篱屏障的援助。却没有醒悟望夷宫之祸还不如羿、浞之乱严重。高贵乡公遭祸，难道和申、缯二国所遭受的惨祸有什么不同吗！于是君主昏庸混乱，亲自改变国家的安危，实在不是靠守宰、公侯就能造成兴亡的。况且数代以后，王室逐渐衰微，诸侯起初是藩屏，后来却变成仇敌。各家风俗不同，各国政令不同，强者欺凌弱者，多数暴虐少数，彼此在边境上互相侵犯，战争日日不断。狐骀之战，女子全都剪发服丧；崤山之战，连一辆车轮也没有返回。这只是略举一端，其余类似事情多得数不清。陆机却拘拘地说：‘继位的君王把九鼎交给凶恶宗族，凶族占据大的封邑，天下安宁，以治理等待动乱。’这话是多么荒谬啊！况且设置官署、划分职掌，任用贤能之人，凭借良吏的才能承担共同治理国家的责任；担任刺史、郡守，分授竹符，哪一代没有这样的人？以至于地方出现祥瑞，上天不吝惜宝物，百姓称官员为父母，政治清明可比神明。曹丕却小心翼翼地说：‘和别人共同享受快乐的人，别人也一定会为他的忧患担忧；和别人共同享有安定的人，别人也一定会救助他的危难。’难道把国家托付给侯伯，就能与他们同安共危；任命牧守、县令，就反而与他们的忧乐不同吗？这话多么荒诞啊！分封的君主和列国诸侯凭借祖先门第的资历，忘记先业的艰难，轻视自己天然拥有的尊贵，无不一代代增加淫乱暴虐，越来越骄横奢侈。

译他们修建离宫别馆，宫殿高耸直入云霄；有的刑罚役使百姓，以至民力将尽，有的召集诸侯共同享乐。陈灵公使君臣违背礼法，一同侮辱夏徵舒；卫宣公则父子共同淫乱，最终被杀的是寿、朔。还说这是为自己考虑治理国家，怎么会像这样呢？朝廷内外的群官都由朝廷选拔，从士人和百姓中擢用人才，像清水明镜一样考察他们；根据年资劳绩优待其官阶品级，按照考核成绩明确升降。求取进用的事情关系紧要，磨炼人才的心意深切，有的人俸禄不带入私门，妻子儿女也不住在官舍。颁布政令的显贵官员，家中穷得不能生火；执掌符节、责任重大的官员，穿的只是补过的葛布衣服。南郡太守用破布裹身，莱芜县长的饭甑上积满了尘土。专门说封建诸侯制度是为了谋利聚财，岂不是完全不对吗！总而言之，爵位不是世代承袭，任用贤能的道路就宽广；百姓没有固定的君主，归附下层官员的心情也不牢固。这是愚人和智者都能分辨的道理，怎么可以被迷惑呢！至于灭国、弑君、扰乱常伦、冒犯法纪，春秋二百年间几乎没有一年安宁。齐国在睢水一带屡次举行会盟，竟以玉帛相交为名；鲁国政治动荡，却总是举行衣裳之会。即使是西汉哀帝、平帝时期，东汉洛阳桓帝、灵帝时期，下层官吏淫乱暴虐，也一定不会达到这种程度。治理政事的道理，可以用一句话概括。臣恭敬地思量，陛下掌握纲纪、驾驭上天，承受天命、开启圣业，拯救亿万百姓于水火，扫除天下的妖氛。开创基业、垂示法统，德行与天地相配；发布号令、施行政令，言辞精妙而能化育万物。陛下独自洞察内心，永远追念古代，准备恢复五等爵制、修复旧有制度，建立万国来亲近诸侯。臣私下认为，汉、魏以来遗留下来的风俗弊病还没有消尽；尧、舜时代已经过去，至公之道也随之改变。何况晋朝失去驾驭天下的能力，国家分崩离析；后魏又乘时而起，华夏与夷狄杂居。再加上关河阻隔，吴、楚悬隔，学习文辞的人专门学习长短、纵横之术，学习武艺的人满怀战争杀伐之心，最终都成为狡诈的阶梯，使浮薄的风俗更加滋长。开皇年间，隋朝趁势兴起，凭借外戚势力，驱使控制群英，任用猜忌雄断的权术；坐享时运变迁，并不是靠平定天下的功劳。经过二十多年，百姓没有见到恩德。到大业继承文帝之后，世道一同败坏，当时的人才几乎被一扫而空。即使隋炀帝天生神武，削平寇盗暴虐，兵威不停，百姓劳苦仍未安宁。自从陛下仰承圣慈、继承帝位以来，心怀治理天下的深切愿望，综合考察前代帝王。虽然至高的道理无名无形，言语和形象所能记载的，我姑且陈述其大概，确实是可以希望达到的。陛下恭敬父母，勤劳而不懈怠，这是大舜的孝行。陛下向宦官询问起居，亲自品尝御膳，这是周文王的德行。每当司法官审议罪案、尚书奏报狱讼时，无论大小案件都必定审察，使冤枉和正直全都得到申明，废除断趾的刑法，改用死刑，仁慈悲悯之心贯彻幽明上下，这是大禹为无罪者哭泣的仁德。陛下神色严肃而直言进谏，虚心接受意见，不轻视鄙陋之人，不舍弃樵夫的言语，这是帝尧寻求谏言的作法。弘扬名教，勉励求学之人，已经提拔通晓经学的人进入高位，又将擢升博学大儒为卿相，这是圣人善于诱导教化。群臣因为宫中暑湿、陛下的睡眠饮食有时受到影响，请求迁往高爽明亮的地方，营建一座小阁。陛下却爱惜百姓的财产，最终压下了他们的请求，不顾天地阴阳可能受到的影响，也要安居在低湿简陋的地方。去年年成歉收，天下饥荒，战乱刚刚平息，仓廪空虚。陛下心怀怜悯，勤力加以救济，竟没有一个人流离道路；还亲自吃藜藿粗食，乐意撤去乐舞，言语必定令人凄然感动，面容也变得消瘦憔悴。周公旦因远方来朝而喜悦，夏禹因天下各地归于秩序而自我警惕。陛下每当四方夷族归附、万里之地归向仁德时，必定退下来反省。凝神思虑，唯恐无故劳累中原百姓去侍奉远方，不凭借万古流传的英名来保存一时的盛业。内心深切忧劳，行迹断绝游幸，每天清晨临朝，听取政事从不厌倦。陛下的智慧周遍万物，道德恩泽救济天下。退朝以后，召见名臣，讨论是非，毫无保留地倾吐心腹，只谈政事，再没有别的话。到了太阳西斜，便命才学之士入见，赐给他们清闲时间，高谈典籍，间杂吟咏文章，偶尔谈论玄理，直到二更仍忘记疲劳，半夜也不睡觉。这四方面的德行，独自超过了前代帝王。这实在是自有百姓以来仅有的一人。弘扬这种风化，昭示四方，确实可以在一月之间治理好天地四方。不过淳厚精粹的风俗仍受到阻碍，浮华诡诈的风气还没有改变，这是因为积习长久，很难突然改变。请等待削去雕饰、归于质朴，以质朴代替文饰，停止刑罚的教化实行之后，登封之礼也完成，然后再制定疆域治理的制度、商议山河封赏，也还不算晚。《易经》说：‘天地有盈有虚，随着时令消长，何况对于人呢？’这话说得美啊。” 太宗最终采纳了他的意见。贞观四年，授任太子右庶子。贞观五年，他和左庶子于志宁、中允孔颖达、舍人陆敦信在弘教殿侍奉讲学。当时太子很留心典籍，但闲暇宴饮之后嬉戏过度，李百药作《赞道赋》来讽谏，原文辞句很多，这里不予记载。太宗看到后，派使者对李百药说：“朕在皇太子那里看到了你献上的赋，全部叙述古来太子辅贰之事来告诫太子，十分典雅重要。朕选你来辅佐太子，正是为了这件事，完全符合你的任职；只是必须善始善终罢了。”于是赐给彩帛五百段。然而太子最终没有醒悟而被废黜。贞观十年，因为编撰《齐史》完成，加授散骑常侍，代理太子左庶子，赐物四百段。不久授任宗正卿。贞观十一年，因为《五礼》和律令编撰完成，进爵为子。几年后，他因年老坚决请求退休，太宗准许。太宗曾作《帝京篇》，命李百药也作一篇，读后赞叹其精工，亲手写诏说：“你的身体为什么已经衰老，而才华却仍然壮盛？你的年齿为什么已经高，而意趣却这样新颖呢！”贞观二十二年去世，享年八十四岁，谥号康。李百药作为名臣的儿子，才华和品行相继传承，天下名士无不尊敬仰慕他。他文思深沉含蓄，尤其擅长五言诗，即使樵夫牧童也都吟诵他的诗。他生性喜欢引荐后辈，提拔奖掖从不疲倦。所得俸禄大多分给亲族和朋友。他的孝心又超过常人，起初为父母服丧后返回故乡时，赤脚穿单衣，走了几千里；服丧期满后数年，容貌仍然憔悴，因此受到当时人的称赞。等到退休告老，他怡然自得，挖池塘、筑假山，饮酒作文、谈论欣赏，以舒展平生的志向。有文集三十卷，儿子名叫李安期。

译李安期幼年聪明善辩，七岁便懂得写文章。当初李百药在大业末年被贬为桂州司马，行至太湖时遇到叛贼，叛贼将要用刀杀他，李安期跪地哭泣，请求用自己的性命代替父亲，叛贼怜悯他，便释放了李百药。贞观初年，李安期屡次升迁，任符玺郎。参与编修《晋书》完成后，授任主客员外郎。永徽年间，升为中书舍人。又和李义府等人在武德殿内修书，再升任黄门侍郎。龙朔年间，任司列少常伯，参与知晓军国大事。太山举行祭祀时，朝廷下诏命李安期撰写朝觐坛碑文。李安期前后三次任职选部，很受当时人称赞。当时唐高宗多次召见侍臣，责问他们为什么不进荐贤能。众人都没有回答，只有李安期进言说：“臣听说圣帝明王无不辛劳地寻求贤才，安逸地任用他们。假如尧、舜使自己劳苦消瘦，却不能任用贤才，最终也不能推行王道教化。自夏、殷以来，历经数十个国家，都委任贤能，共同实现治理。况且十户人家的小邑，也一定有忠信之人，何况如今天下如此广大，难道没有英俊贤才吗？只是近来公卿有所荐举，就遭到喧嚣诽谤，被说成结党营私。被埋没的贤才还没有得到申用，在位的人却已经受到损害，所以人人想着苟且自保，争相闭口不言。如果陛下虚心招纳人才，专心搜访，不忌讳亲近者或仇敌，只要有才能就任用，谗毁也不能进入宫中，谁敢不竭尽忠诚呢？这些事情全都取决于陛下，不是臣等所能造成的。”唐高宗深深认为他说得对。不久，李安期检校东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后来出任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咸亨初年去世。从李德林到李安期三代，都掌管制诰。李安期的孙子李羲仲，又任中书舍人。褚亮，字希明，杭州钱塘人。曾祖父褚湮，任梁朝御史中丞；祖父褚蒙，任太子中舍人；父亲褚玠，任陈朝秘书监，都以声名载于前代史书。他的祖先从阳翟迁居到这里。褚亮幼年聪明敏捷，喜欢学习，擅长写文章。广泛阅读，无所不至，凡是读过的都必定记在心里。他喜欢结交名贤，尤其擅长谈论。十八岁时，他到陈朝仆射徐陵那里，徐陵和他商讨文章，十分惊异于他的才华。陈后主听说后召见他，让他作诗，江总及各位文士都在座，没有不称赞他的。祯明初年，任尚书殿中侍郎。陈朝灭亡后，入隋任东宫学士。大业年间，授任太常博士。当时隋炀帝准备改置宗庙，褚亮上奏议论说：臣谨按《礼记》说：‘天子有七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之庙共七座。’郑玄注说：‘这是周代制度。所谓七庙，是太祖、文王、武王的祧庙，再加四座亲庙。殷代有六庙，是契、汤以及二昭二穆。夏代有五庙，没有太祖，只有禹和二昭二穆。’郑玄又根据《礼》说：‘王者祭祀其始祖所出之祖，并建立四座亲庙。’按郑玄的意思，天子只建立四座亲庙，加上始祖为五庙。周代因为文王、武王是受命之祖，特意建立两座祧庙，所以成为七庙。王肃注释《礼记》说：‘尊贵者向上承继尊统，卑下者向下承继尊统。所以天子七庙，诸侯五庙。有特别功勋和德行、虽不是太祖却不应毁掉的庙，不计入七庙之数。’按王肃的看法，天子七庙是可以适用于百代的说法。他又根据《王制》说，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每降低一等便减少两座。这样看来，天子建立四座亲庙，再加高祖的父亲、高祖的祖父和太祖，共为七庙。周代有文王、武王、姜嫄，合计为十庙。汉代各帝分别立庙，没有亲庙递次毁去的制度。到了元帝时，贡禹、匡衡等人才开始讨论这种礼制，以高祖为太祖，再建立四座亲庙，共为五庙。只有刘歆认为，天子七庙、诸侯五庙，依等级递减而各减两座；七庙是正当制度，可以作为固定数目。宗庙不在这个数目之内，有功德就尊为宗，不可预先规定数目。因此班固说：‘考察评论诸儒所议的礼仪，刘歆的学说博大而且合乎旧制。’光武帝即位，在洛阳建立高祖庙，于是从南顿君以上建立四座庙，加上祖宗旧庙成为七庙。魏初，高堂隆属于郑玄一派的学者，建议建立四座亲庙；太祖魏武帝还在四座亲庙之内，于是暂设太祖和两座祧庙，留待后世处理。到景初年间，才依照王肃的意见重新建立六庙，把二世祖并入四座亲庙，成为六庙。晋武帝接受禅让后，广泛讨论宗庙祭祀，从文帝以上直到六世祖征西府君，宣帝也按昭穆次序排列，但还没有升为太祖，所以祭祀止于六世。东晋在江左中兴后，贺循通晓礼制，关于寝庙的议论都依照魏、晋旧事。宋武帝起初受命为王时，依照诸侯制度建立四座亲庙；即位以后，增加祭祀五世祖相国掾府君、六世祖右北平府君，止于六庙；建立本人死后的神主升入庙中，也按昭穆排列，仍相当于太祖之位。到了齐、梁，仍旧遵守而不改变，又增加宗庙、实行递次毁庙，礼制没有违背旧制。臣又考察，姬周从太祖以下都分别建立庙宇，到禘祭、祫祭时，才都在太祖庙中合祭。因此炎汉初年，各座庙分别建立，按时享祭，也分别在各处祭祀；所使用的庙乐，都根据功德来歌唱舞蹈。到了光武帝才总共建立一座宗庙正堂，而各位先主分居不同的庙室。这是因为刚刚承受寇乱，希望从简省办，从此以后便沿袭不变。大隋太祖武元皇帝仁风暗中畅行，恩泽广泛流布，凭借昆、彭一样的功勋，开创了稷、契一样的基业。高祖文皇帝睿智明察，神武应合时运，平定乱局、恢复正道，使远方肃服、近处安宁，受天命开创基业，垂示法统给圣明后嗣，盛大的名声超过三代，帝位传承可达七百年。如今正当文明昌盛的时代，应当确定祖宗宗庙的礼制。况且历代损益不同，沿袭各有取舍，时王所制定的制度可以垂示后世。自历代以来，亲自采用王肃、郑玄两家的主张。若追究二者的宗旨、比较优劣，郑康成只讨论周代，并不是贯通经典；王子雍则总括历代帝王，所论兼顾长远。如今请依据古代典籍，尊崇建立七庙；受天命的祖庙应当另立庙宇，成为祧庙，百世以后也不毁坏。至于皇帝亲自驾车奉祭，要在高祖庙申明孝敬；有司代行祭祀，则要对各位先主竭尽诚敬。这样可以使制度规模成为准则，庄严的祭祀容易遵循，表彰有功者、彰明有德者，大力恢复古制而又重视因时变通。臣又考察，周人建立宗庙，也没有说明具体安置方法，只据冢人职掌来推断：先王的神位居中，以昭穆分列左右。阮忱所撰《礼图》也采用这个意思。汉代京城各庙相距已远，又没有按禘祭、祫祭排列次序。如今如果完全依照周制，按道理有不妥之处；杂用汉代礼仪，又难以全部采用。臣谨慎地详细制定了另一幅图附在奏章后面。

译这项议论没有实行，不久褚亮因为和杨玄感有旧交，被贬为西海郡司户。当时京兆郡博士潘徽也因文章书札受到杨玄感礼遇，被降为威定县主簿。当时盗贼横行，连父母兄弟妻子等六亲也不能互相保全。褚亮和潘徽同行，到了陇山，潘徽患病去世，褚亮亲自为他收殓入棺，把他埋葬在道路旁，感慨悲伤，于是在陇山的树上题诗。喜好此事的人都传抄吟诵，不到两夜便传遍京城。薛举在陇西擅自称帝，任命褚亮为黄门侍郎，把机要政务交给他。薛举灭亡后，太宗听说褚亮的名声，十分礼遇接待他，褚亮趁机从容地陈述自己的情况。太宗非常高兴，赐给他财物二百段、马四匹。褚亮跟随太宗回到京师，授任秦王文学。当时高祖认为盗乱渐渐平定，每年冬天都打猎。褚亮上疏劝谏说：“臣听说尧设置谏鼓接受进谏，舜设立诽谤木寻求箴言，发扬昌盛的风气，达到太平之道。伏想陛下应合千载难逢的时运，挽救历代君王的弊病，统一天下，辛劳经营帝业，晚食而思考政事，废寝而忧虑百姓。趁农事闲暇，遵行冬猎礼制。猎车所经过践踏的地方，虞人旗帜所涉历的地方，只张网一面，禽兽只从三面驱赶而放走一面；纵然让广成苑的猎士打猎，观看上林苑徒手搏击，这本来是田猎射猎的常规，也是帝王的壮观。至于亲自逼近猛兽，臣私下感到疑惑。为什么呢？猛兽筋力强悍，爪牙轻捷。连弩发射一箭，也未必能挫败它的凶性；长戟刚刚刺出，也不能抵挡它的愤怒之气。即使有孟贲在左、夏育在前，猛兽突然受惊奔逸，也会发生意料之外的危险。假如猛兽近处从林丛中突然窜起，又未落入坑谷，惊吓到随从车驾的后乘，冲犯清道的官骑，小臣胆怯懦弱，私下实在战栗。陛下凭至圣的资质，为后世垂示教训，请降低身份接纳臣下，不要阻隔直言。臣有幸遇到圣明时代，在藩王府中任职，身份渐渐得到荣耀恩宠，每天受用却不知感恩，怎敢借助上天造化，冒昧陈述赤诚之心。”高祖非常采纳他的意见。太宗每次出征，褚亮常常随从，军中设宴时必定参与欢乐赏赐；他从容进谏议论，给太宗很多帮助。他又和杜如晦等十八人担任文学馆学士。太宗入居春宫后，授任他为太子舍人，升任太子中允。贞观元年，任弘文馆学士。贞观九年，进授员外散骑常侍，封阳翟县男；又授通直散骑常侍，学士一职仍旧。贞观十六年，进爵为侯，食邑七百户。后来退休回家。太宗亲征辽东时，褚亮的儿子褚遂良任黄门侍郎，太宗下诏对褚亮说：“从前用兵时，您常在幕府中任职；如今远征辽东，您已经悬车退休了。转眼之间，三十年过去了，回想往事，我怎能不感慨劳苦！如今将让褚遂良东行，我想您对于我，不会舍不得让一个儿子留在膝下吧，所以特地派他来表达我的心意，请您安心加餐。”褚亮上表谢恩。等到他病重，太宗下诏派遣医师和药物为他救治，宫中使者不断前来问候。他去世时八十八岁。太宗非常悲痛惋惜，一天不上朝，追赠太常卿，陪葬昭陵，谥号康。他的长子褚遂贤，任守雍王友；次子褚遂良，另有传。起初，太宗平定盗寇叛乱后，留意儒学，于是在宫城西面修建文学馆，来接待天下各地的文士。当时，任大行台司勋郎中的杜如晦、记室考功郎中的房玄龄和于志宁、军谘祭酒苏世长、天策府记室薛收、文学褚亮和姚思廉、太学博士陆德明和孔颖达、主簿李玄道、天策仓曹李守素、记室参军虞世南、参军事蔡允恭和颜相时、著作佐郎兼摄记室许敬宗和薛元敬、太学助教盖文达、军谘典签苏勖，都以本官兼任文学馆学士。薛收去世后，又征召东虞州录事参军刘孝孙入馆。不久，派人绘制他们的肖像，题写姓名、爵位和乡里，于是命褚亮为画像作赞，称为《十八学士写真图》，收藏在书府中，以彰显礼贤重士。各位学士都供给珍贵膳食，分成三班，轮流在阁下值宿。每当军国事务稍有闲暇，便入朝参谒，退下休息后立即被召见，讨论古代典籍，商议前代史事。能够进入文学馆的人，当时都受到人们倾慕，被称为“登瀛洲”。颜相时是颜师古的兄长，苏勖是苏世长的兄子。刘孝孙是荆州人。祖父刘贞，任北周石台太守。刘孝孙二十岁左右便知名于世，和当时的文辞之士虞世南、蔡君和、孔德绍、庾抱、庾自直、刘斌等登临山水，结成文会。大业末年，他被王世充俘获，王世充的弟弟、伪杞王王辩任用他为行台郎中。洛阳平定后，王辩反绑双手投降，众人都离散了，唯独刘孝孙还攀着他号哭悲恸，追送到远郊，当时人都认为他很有义气。武德初年，历任虞州录事参军，太宗召他为秦府学士。贞观六年，升任著作佐郎、吴王友。他曾采集历代文集，为吴王撰成《古今类序诗苑》四十卷。贞观十五年，升任本府谘议参军。不久改任太子洗马，尚未正式授职便去世了。李玄道本来是陇西人，世代居住在郑州，是山东的名门大族。祖父李瑾，任北魏著作佐郎；父亲李行之，任隋朝都水使者。李玄道在隋朝任齐王府属官。李密占据洛口时，任用他为记室。李密失败后，他被王世充拘捕。当时一同被俘的人都害怕被杀，直到天亮都睡不着，只有李玄道神色自若，说：“死生自有命运，不是忧虑就能改变的。”同被拘禁的人一向都推重他的见识和器量。等到见王世充时，他的举止也和平常一样。王世充素来知道他的名声，更加看重他，解开他的绑缚，任命他为著作佐郎。东都平定后，太宗召他为秦王府主簿、文学馆学士。贞观元年，连续升任给事中，封姑臧县男。当时王君廓任幽州都督，朝廷认为他是武将，不熟悉政务，便任命李玄道为幽州长史，以维持府中政务。王君廓在州中屡次违法，李玄道多次依据正理加以裁断。他曾送给李玄道一个婢女，李玄道询问婢女的来历，婢女说自己本是良家女子，被王君廓掠夺而来，李玄道于是把她释放遣返，王君廓非常不高兴。后来王君廓入朝，房玄龄正是李玄道的外甥，李玄道托他带信。王君廓私自拆看信件，却不认识草书，怀疑李玄道在谋害自己，害怕之下逃跑叛乱，李玄道因此获罪，被流放到巂州。不久朝廷征召他回京，任常州刺史。他在任时清廉简朴，百姓安定。太宗下诏褒奖，赐给他绫帛和彩帛。贞观三年，他上表请求退休，朝廷加授银青光禄大夫，让他带着俸禄回家，不久去世。他的儿子李云将也很有名，官至尚书左丞。

译李守素是赵州人，家族世代为山东名门。太宗平定王世充后，征召他为文学馆学士，任天策府仓曹参军。李守素尤其精通谱学。自晋、宋以来，天下士族以及各勋贵家族和华夏、戎狄诸族的世系门第，没有不详细考究的，当时称他为“行谱”。他曾和虞世南一同谈论人物，说到江左、山东的人物时，虞世南还能够应答；说到北方各地的诸侯时，他按次序流畅说来，显露各人的世代家业，每件事都有依据和证明。虞世南只是拍掌大笑，再也答不上来，感叹说：“行谱实在令人畏服。”许敬宗于是对虞世南说：“李仓曹因为善于谈论人物，才得到这个称号。虽然是美事，但并不是雅正的称呼。您既然说他已经成为评定人物的标准，就应当设法为他改名。”虞世南说：“从前任彦升擅长谈论经籍，梁代称他为‘五经笥’；如今把仓曹称作‘人物志’，就可以了。”贞观初年去世。史臣说：刘并州曾说：“和氏之璧，不只是被郢人握在手中才发光；夜光之珠，难道只能在隋侯掌中赏玩吗？天下的宝物，本来就应当和天下人共同享有。”虞永兴跟随窦建德，李安平辅佐王公祏，褚阳翟依附薛举，大概就像口渴得厉害时不能选择泉水便饮用，天气酷热时不能选择树荫便休息，并不是不知道饮水和休息的地方。等到文皇帝揭示三辰、照耀天下，众多贤才如云雾般聚集，受到君主任用的人，才得以跃入天池，像鱼龙腾跃；又能在春山上独占声价，成为一代最珍贵的人才，这就是所依托的形势不同了。隋侯之掌、郢人之握，哪里会有恒常不变的呢！虞世南、虞世基兄弟二人，在隋、唐之际文章光彩灿然；褚河南父子，在贞观、永徽年间进谏规劝、献纳可行之策、指陈政事得失，声誉洋溢。正所谓各个时代都有贤人，而虞、褚三家尤其兴盛。赞曰：美好啊，文皇帝，荡涤了苍天之下。十八位文士如文星，光辉相连而灿烂。虞世南、褚亮的文章，运笔如同有神相助。李安平的诗篇，年老之后反而更加清新。列传第二十三 薛收；兄长的儿子薛元敬；薛收的儿子薛元超；堂侄薛稷；姚思廉；颜师古，弟弟颜相时；令狐德棻、邓世隆、顾胤、李延寿、李仁实等附传；孔颖达；司马才章、王恭、马嘉运等附传。薛收，字伯褒，蒲州汾阴人，是隋朝内史侍郎薛道衡的儿子。他侍奉继父的堂叔薛孺，以孝顺闻名。十二岁时就能撰写文章。因为父亲在隋朝死于非命，于是保持高洁志向，不出仕。大业末年，郡中举荐他为秀才，他坚决推辞不接受。义军起兵后，他隐居在首阳山，准备协助义军起事。蒲州通守尧君素暗中得知薛收的谋划，便派人把薛收的生母王氏迎到城内安置，薛收于是回到城中。后来尧君素将要归附王世充，薛收便翻越城墙投奔唐朝。秦王府记室房玄龄向太宗推荐他，太宗当天召见，询问经略天下的方略，薛收纵论应答，全部符合要旨。授任秦府主簿，兼任陕东道大行台金部郎中。当时太宗专门负责征伐，檄文、露布大多出自薛收之手。他文思敏捷，仿佛早已写好，马上就能完成，从来不需修改。太宗讨伐王世充时，窦建德率军前来抵抗，诸将都认为应当暂时退兵，以观察敌人的形势。唯独薛收提出计策说：“王世充占据东都，府库充实，他的军队都是江淮地区的精锐，所担心的是缺粮，因此才被我们牵制，不敢求战。窦建德亲自统率军队来抵挡我军，也必定带尽他的勇猛精兵，准备奋力决战。如果放任他们来到这里，使两个敌人相互连结，再把河北的粮食转运来互相供给，那么伊水、洛水之间的战斗就会不断。如今应当分兵守住营垒，加深壕沟、加强防御；即使王世充想要交战，也千万不要出兵。大王亲自率领精锐勇猛的部队，先占据成皋的险要之地，训练士兵，披甲等待窦建德到来。他以疲惫衰弱的军队，面对我军堂堂之势，一战必然取胜。窦建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