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五十二

译列传第五十二 马怀素、褚无量、刘子玄，刘子玄的兄长知柔，儿子贶、餗、汇、秩、迅、迥；徐坚、元行冲、吴兢、韦述，韦述的弟弟逌、迪；萧直、萧颖士、母、煚；殷践猷附列于此。马怀素，是润州丹徒人。寄居在江都，年轻时拜李善为老师。家里贫穷没有灯烛，白天拾取柴薪和苏草，夜里点燃它们照明读书，于是广泛阅读经书史籍，擅长写文章。考中进士，又参加制举，考取文学优赡科，被授予郿县县尉，四次升迁为左台监察御史。长安年间，御史大夫魏元忠被张易之诬陷，发配迁徙到岭南；太子仆崔贞慎、东宫率独孤祎到郊外为他送行。张易之大怒，派人诬告崔贞慎等人与魏元忠同谋，武则天命马怀素审讯，派中使催逼，并暗示他罗织定成此案，怀素坚持公正，不接受命令。武则天发怒，召见怀素亲自加以诘问。怀素奏道：“魏元忠犯罪被发配流放，崔贞慎等因为亲友情谊相送，确实可以责备；但如果认为他们是在谋反，臣难道能欺骗蒙蔽神明吗？从前彭越因谋反被诛杀，栾布在他的尸体下面奏事，汉朝尚且没有治他的罪，何况魏元忠的罪过并不像彭越，陛下难道还要追究送行之罪吗？陛下掌握生杀大权，想要给他加罪，取决于圣上的心意即可。若交给臣审理，臣怎敢不遵守陛下的法令呢？”武则天的怒意消解，崔贞慎等因此获免。当时夏官侍郎李迥秀倚仗张易之的势力，接受财物贿赂，怀素上奏弹劾他，李迥秀于是被罢免知政事之职。怀素多次调任礼部员外郎，与源乾曜、卢怀慎、李杰等充任十道黜陟使。怀素处理事务公平宽恕，当时的人都称赞他。使者任期结束后，升任考功员外郎。当时权贵外戚放纵专横，公开托人请托，怀素不阿谀顺从，主持科举选拔公平允当，被提拔授任中书舍人。开元初年，任户部侍郎，加授银青光禄大夫，多次进封为常山县公，三次升迁为秘书监，兼任昭文馆学士。怀素虽然任职于吏部一类的官职，却专心好学，手不释卷，为人谦恭谨慎，深受玄宗礼敬，玄宗命他与左散骑常侍褚无量一同担任侍读。每次到阁门，都命他乘坐肩舆进入。皇帝居住在别馆时，因为道路遥远，就命他骑宫中的马，有时还亲自送迎，以表示师生之礼。当时秘书省的典籍散失零落，条目杂乱没有次序，怀素上疏说：“南齐以前的典籍，旧有王俭编纂的《七志》。南齐以后撰写的著作数量极多，《隋志》所记载的也不够详尽。有的古书近来才出现，前代目录缺漏而没有编入；有的近人传抄的书，虽然文辞浮浅鄙陋却仍被记录。如果不加以编录，就难以辨别真伪优劣。希望全面查检近代书籍的篇目，以及前代目录遗漏的书籍，续成王俭的《七志》，收藏在秘府。”皇上于是召集博学的士人、国子博士尹知章等，分门别类编纂记录，并刊正经史，大体形成了首尾。适逢怀素因病去世，享年六十岁。皇上特意为他举哀，停止朝会一天，追赠润州刺史，谥号为文。褚无量，字弘度，是杭州盐官人。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却励志好学。他家靠近临平湖，当时湖中有龙争斗，乡里人全都拥去观看；无量当时十二岁，仍安静地读书，毫不动摇。长大以后，尤其精通《三礼》和《史记》，考中明经科，多次授任国子博士。景龙三年，升任国子司业，兼任修文馆学士。这一年，中宗将亲自到南郊祭祀，诏令礼官和学士修订确定仪式注解。国子祭酒祝钦明、司业郭山恽都迎合皇帝旨意，请求让皇后担任亚献，只有无量与太常博士唐绍、蒋钦绪坚决争辩，认为这样不可以。无量提出意见说：郊祀是圣明君主的盛大事业，是国家的大礼。举行这种礼仪，不能凭个人臆断，也不能按私人感情求取，都应当上顺天意，下合人事，敬慎地考察古制，遵循旧有章法，然后才可以与神明交接，承受福佑。礼仪文字虽然很多，却没有比《周礼》更重要的。《周礼》是周公使天下达到太平的著作，是先圣最为真诚的典范；它取法天地而施行教化，辨明方位而安排人伦。它的义理可以在幽冥中辅佐神明，它的文辞可以治理国家、安排事务，备办万物而使其发挥用途，怎么可以忽视呢？至于冬至在圆丘举行的祭祀，这是祭祀中最盛大的一项；皇后是内宫之主，礼仪地位十分尊贵。如果皇后应当参与郊天助祭，就应当明确写入礼典。如今遍查《周官》，没有这样的仪制。大概是因为南郊祭天不以大地配享，只以始祖为主，不让祖妣配天，所以只有皇帝亲自举行此礼，皇后不应参与。谨按《大宗伯》的职掌说：“如果王不能亲自祭祀，就代替王居摄其位。”《注》说：“王有事故，由他人代行祭祀之事。”下文又说：“凡是大祭祀，王后不参加，就由大宗伯代替王后进献豆笾，并撤去它们。”如果皇后应该助祭，承接下文就应当说“如果王后不能祭祀，就代替她进献豆笾”。如今在文字上另外起用“凡”字，就说明是另起一项事情。事情与上文不同，就另起“凡”字。“凡”是承接上文、开启下文的名称，不专门隶属于本职。《周礼》一书中这种例子非常多，都详细写在书中，不能全部抄录。又，王后助祭时，亲自进献豆笾，却不负责撤除。考察《九嫔》的职掌说：“凡祭祀，佐助王后进献，撤去豆笾。”《注》说：“王后进献，却不撤除。”由此可知，中间关于撤除的文字，是宗伯另行起文说明的。如果宗伯代替王后祭祀，那么应由宗伯亲自撤除，不另派他人。又考察“外宗掌管宗庙祭祀，王后不参加，就佐助宗伯”这一条，它与上文可以互相证明。为什么能说明这一点呢？考察外宗只掌管宗庙祭祀，不掌管郊天祭祀，这足以说明这段文字讲的是宗庙祭祀。再考察王后行礼的事务，总括写在《内宰》的职掌中。查阅其职文，只说：“大祭祀时，王后行祼献礼，内宰便加以佐助；瑶爵礼也是这样。” 《郑注》说：“这是指祭祀宗庙。”之所以从注文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原文说“祼献”；祭天没有祼礼，由此可以知道。又祭天所用的器物是陶器和匏器，也没有瑶爵；《注》正是据此知道这里说的是宗庙祭祀。再者，内司服掌管王后的六种服装，其中没有祭天的服装；巾车掌管王后的五种车驾，其中也没有王后祭天的车驾；祭天有七献，也没有王后的亚献。把这些文献互相参照，因此知道王后不应当助祭天。

译只有《汉书·郊祀志》记载天地合祭、皇后参与享祭的事情；但那是西汉末年，强臣专擅朝政，违背扰乱常伦，亵渎神明而谄媚祭祀，是不合经典的典制，事情涉及欺骗神明。所以《易传》说：“欺骗神明，灾祸会累及三代。”《太誓》说：“端正地考察古制，建立功业、成就事业，才能长享年寿，承受上天的大法。”这些都是史书所载的良好警戒，怎么可以不知道呢？如今南郊礼仪的事情不考察古制，臣有愧于掌守经学，不敢默默不言。请陛下广泛询问博学大儒，俯身采择旧典，采用曲台旧有的故事，实行圆丘祭祀的正礼，使圣明的朝廷合于光明开阔的正道，使天下知道礼乐文物的盛大，岂不是非常幸运吗？当时左仆射韦巨源等人迎合旨意，附和祝钦明的主张，最终没有采纳褚无量的奏议。不久，褚无量以母亲年老为由请求停职回家侍奉。景云初年，玄宗还在春宫时，召见并授任他为国子司业，兼任皇太子侍读。他曾撰写《翼善记》进献，皇太子下书称赞慰劳，赏赐绢帛四十匹。太极元年，皇太子亲自到国学举行释奠礼，命无量讲授《老经》《礼记》，分别随经文端绪阐明义理，内容博大而且论辩清楚，观看的人都赞叹佩服。礼毕，晋授银青光禄大夫，兼赐给章服，并赏赐彩绢一百段。玄宗即位后，升任郯王傅，兼任国子祭酒。不久因师傅之恩升任左散骑常侍，仍兼国子祭酒，封舒国公，实封二百户。不久，因父母丧服解除官职，在墓旁搭庐守丧。他所栽种的松柏，常有鹿来侵扰；无量哭泣着说：“山中的各种草木并不少，怎么忍心来侵犯我先人的坟树呢？”于是整夜守护。很快有一群鹿变得驯服亲近，不再侵害树木，无量因此终身不吃鹿肉。服丧期满后，召回授任左散骑常侍，再次担任侍读。因为他年老，每次随仪仗出入时，特许他慢慢行走；又为他制作腰舆，命内给使在内殿中抬他。无量多次上书陈述时政得失，很多意见都被采纳实行。玄宗又曾亲自下敕褒奖，赏赐物品二百段。褚无量把内库中自高宗时期便收藏在宫中的旧书重新整理；这些书逐渐散失缺佚，他便上奏请求缮写、刊刻、校勘，以弘扬经籍之道。玄宗命人在东都乾元殿前设置书架、排列次序，大规模搜集抄写，广泛采求天下的异本。几年之间，四部典籍充备，又召公卿以下官员进入殿前，任其纵览。开元六年，皇帝车驾返回，又下令无量在丽正殿继续完成此前的功业。皇太子和郯王嗣直等五人，年龄将近十岁，还没有入学，无量抄写《论语》《孝经》各五本进献。皇上看后说：“我知道无量的心意了。”立即命令选拔经学通明、品行笃厚的人，如国子博士郄恒通、郭谦光、左拾遗潘元祚等，担任太子和郯王以下诸王的侍读。开元七年，诏令太子到国子监举行齿胄之礼，无量登座讲说经书，百官都来观看；礼毕，赏赐十分优厚。第二年，无量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五岁。临终遗言说，遗憾丽正殿抄写书籍的工作还没有完成。皇上为他举哀，停止朝会两天，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起初，无量与马怀素一同担任侍读，皇帝对他们的待遇十分优厚；等到无量等人去世后，秘书少监康子原、国子博士侯行果等又入宫侍讲，虽然屡次加以赏赐，但礼遇比不上褚无量。刘子玄，本名知几，是楚州刺史刘胤的族孙。年轻时与兄长知柔都因文学才学而知名，二十岁时考中进士，被授为获嘉县主簿。证圣年间，诏令文武九品以上官员各自陈述时政得失，知几上表陈述四件事，言辞十分恳切正直。当时官爵僭越滥授，法网又严密，士人争相谋求升进，却多陷入刑罚诛戮。知几于是撰写《思慎赋》讽刺时政，同时表达自己的心意。凤阁侍郎苏味道、李峤看后赞叹说：“即使陆机的《豪士》也比不上它。” 知几在长安年间多次升迁为左史，兼修国史。被提拔授任凤阁舍人，仍照旧修史。景龙初年，再次调任太子中允，仍旧修国史。当时侍中韦巨源、纪处讷，中书令杨再思，兵部尚书宗楚客，中书侍郎萧至忠共同监修国史。知几认为监修的人太多，是国史编修的弊病。萧至忠又曾责备知几撰述没有成绩，知几于是请求免去修史职务，写信给萧至忠说：我自从列名士人之列，任职朝廷，三次担任史官，两次进入东观，最终却不能编成国家的典册，留给后来的修史者，这是什么原因呢？静下心来思考，不能完成的原因有五个。为什么呢？古代的国史，都出自一家之手，例如鲁国、汉朝的左丘明、司马迁，晋朝、齐国的董狐、南史，都能立言不朽，把著作藏在名山之中，从未听说要借助众人的力量，才说完成了著述。只有后汉东观，聚集众多儒者，而著述没有主宰，条理制度也没有建立。因此伯度讥讽它不实，公理认为可以焚毁，张、蔡二位先生在当代记述此事，傅、范两家在后世讥笑它。如今史馆取用的人才，比东京多了一倍；人人自认为像荀氏、袁氏，家家自称可比政、骏。每当想要记一件事、载一句话，大家都停笔互相观望，含着笔迟疑不断。所以开头的白纸可以等到很久，写成史册却遥遥无期。这是不能完成的第一个原因。西汉时郡国的计簿，先上报太史，再把副本上报丞相；后汉公卿撰写的材料，先汇集到公府，然后才上报兰台。因此史官修史时，记载的事情就很广博。自近代以来，这种做法不再实行，史臣编录材料，只能自己询问采集。左右二史缺少记载皇帝起居的注记，士大夫百家的传记也很少能得到流通。到州郡寻求风俗资料，所能听见和看见的并不全面；到台阁考察制度沿革，簿册档案又难以见到。即使让孔子再次出世，也只能形成管中窥豹式的见识，何况才能受到限制的中等之人，怎么能完成博通万物的修史工作呢？这是不能完成的第二个原因。从前董狐记史时，把所写的内容公开给朝廷看；南史记载弑君之事时，拿着简册就前往书写。而近代的史馆，都登记在禁宫门籍之中，幽闭在九重宫门以内，想让别人看不见。追究这样做的用意，是因为要避开权贵的颜面，防止各种请托拜谒。然而如今史馆中的作者多如树林，人人都想畅所欲言，却没有人敢于开口。倘若五始之书刚刚写成，某一个字加以贬斥，话还没有说完，朝廷内外就都知道了；笔还没有停下，士大夫就都诵读起来。孙盛如实记录历史，因此遭到权贵的嫉恨；王韶直笔书写，因此被贵族仇视。人之常情，能不害怕吗？这是不能完成的第三个原因。

译古人刊定一部史书，编成一家之言，体例各不相同，旨趣也各有区别。《尚书》的教化，以疏通事理、通晓远方为主；《春秋》的义旨，以惩罚恶行、劝勉善行为先。《史记》则抑制隐士而抬高奸雄，《汉书》则压抑忠臣而粉饰君主的过失。这些都是前代贤人处理得失的范例，也是良史判断是非的准则，作者已经说得很详细了。近来史官记录，多听取监修者的意见：杨令公说“必须直书”，宗尚书却说“应当多替恶人隐瞒”。十只羊却有九个牧人，这件事难以实行；一个国家有三个主宰，又究竟听从谁呢？这是不能完成的第四个原因。臣私下认为，设置监修史官，虽然没有古代的制度可循，但考察这个官名，也可以说明其职责。“监”大概就是总领的意思。比如创立编年体例，就应当划定年代的界限；草拟列传叙事，就应当确定内容的详略。有的可以省略却不省略，有的应当书写却不书写，这是失误于删削的原则。组织文辞、编排史事，劳逸应当均衡；挥笔书写，勤惰应当相等。哪一卷哪一篇，交付给某位官员；哪一纪哪一传，归某位官员负责。这是考核分配的道理。这些都应该明确制定条文，审慎划定范围；如果人人都想到自我勉励，史书就可以很快完成。如今监修者既不明确指派，修史者又没有遵循执行，于是使人争相敷衍，专门互相推诿逃避，坐看时势冷暖变化，白白拖延岁月。这是不能完成的第五个原因。以上这些不能完成的原因，实际还有很多；用一句话概括，其他方面也可以由此类推。这样一来，时人的谈论和众人的议论，哪里能嘲笑我编次史书而没有声名呢？近来我恭敬地看到明公您总是急切地劝诱，勤勉地督促考核成绩。有时说典籍史册的事务重大，要努力用心；有时说岁月已经过去很久，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工作？臣私下认为，纲纪不能建立，却只徒然勤于督促，即使以深入骨髓的刑罚威逼，以悬重金的奖赏勉励，最终也不可能完成。古语说：‘量力而行，担任职位；如果做不到就停止。’我近来向您这个知己倾诉心怀，历数众公的过失，多次辞谢执笔修史的官职，请求免去记载言论的职务，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今朝廷号称得到了人才，国家号称士人众多。蓬山之下，优秀正直之士比肩而立；芸阁之中，英俊奇才接踵而至。我既然像雕刻鸿鹄却没有成功，修史也没有获得足以传世的成就，只是白白耗费太官的膳食，空自领取长安的俸禄，请让我回到原任，归还旧居，多多辞谢文书事务，退避贤能之人的道路。愿明公您怜悯我而答应我的请求。萧至忠爱惜他的才华，不同意解除他的修史职务。宗楚客嫉恨他的正直，对各位史官说：“这个人这样写史，是想把我置于什么地位！” 当时知几又撰写《史通子》二十卷，全面论述修史著述的体例。太子右庶子徐坚非常看重这部书，曾说：“担任史官的人，应当把这部书放在座位右边。”知几自负有修史的才能，常常感叹当时没有知己，于是把国史交给著作郎吴兢，另外撰写《刘氏家史》十五卷、《谱考》三卷。他考证认为汉氏是陆终的后裔，并非尧的后代。彭城丛亭里各支刘氏，出自宣帝之子楚孝王刘嚣的曾孙、司徒居巢侯刘恺之后，并不承自楚元王刘交。他们所依据的材料都清楚明白，纠正了前代的错误；虽然受到世俗人的讥笑，学者却佩服其学识广博。起初，知几常说如果能够受封，一定要以居巢为封号，用来继承司徒旧日的封邑；后来因修撰《则天实录》有功，果然被封为居巢县子。又因乡里人中有知几兄弟六人都考中进士、以文学知名，于是改他们的乡里为高阳乡居巢里。景云年间，多次升迁为太子左庶子，兼任崇文馆学士，仍旧修撰国史，加授银青光禄大夫。当时玄宗在东宫，知几的名字与皇帝的名讳音近，于是改名为子玄。景云二年，皇太子将亲自到国学举行释奠礼，有关部门起草仪注，命令随从人员都骑马、穿着衣冠。子玄进呈意见说：古代大夫以上的官员都乘车，以马作为车旁的骖马。魏、晋以后直到隋代，朝廷官员又驾牛车，历代经史中都有明确记载，不能一两句话说尽。至于李广北征时解下马鞍休息，马援南征时扶着马鞍回头张望，这说明鞍马用于军旅，军人穿戎服骑马，重在便利熟习。考察江左地区，官做到尚书郎却轻率骑马，就会被御史弹劾。又颜延之罢官以后，喜欢骑马出入乡里，当时人称他放纵诞妄。这说明乘车时可以凭靠车轼，穿着朝服；单独骑马时驾驭马鞍，应当穿便服。从近代以前的情况考察，这是清楚明确的证据。自从皇家承受天命以来，制度沿革随时变化。至于巡察陵墓、谒见宗庙，以及王公接受册命时，都要穿戴盛装冠履，乘坐辂车。士人百姓中有穿戴衣冠亲自迎接宾客的，也有时把衣冠放在衣箱中而驾车。至于其他事情，就不再乘车，贵贱所使用的都通行骑马而已。臣恭敬地看到，近来皇帝车驾出行，法驾启程，左右侍臣都穿着朝服骑马。戴着冠、穿着鞋出行，只能配合车驾行走；如今既然停止乘车，却不更换冠履，可以说只是知道其一而不知道其二。为什么呢？宽大的衣服、宽长的衣带，皮鞋和高冠，本来就不是在马上穿戴的，而是车中的服饰。如果一定要穿袜子登上马镫，赤脚骑上马鞍，不仅不合古道，也会自取为今人所惊怪。要寻求折中办法，进退都没有合适的选择。况且长衣大袖，衣襟飘动如鸟翼，佩玉作响、衣带飘扬，声势华美；若在尘土飞扬之中奔驰，在旌旗仪仗之间出入，一旦马匹惊逸，人从马上跌落，就会使随车右侧遗落鞋履不能收拾，清道旁边被绊住的骖马接连不断，必然受到路人的讥笑，也有损威仪。如今议论此事的人都说，秘阁有《梁武帝南郊图》，图中有许多戴着高冠骑马的人；这属于近代旧事，不能说没有这样的文字记载。臣考察这幅图，是后人所画，不是当时绘制的。况且世间流传古今图画的很多，例如张僧繇画《群公祖二疏》，其中士兵穿着草鞋；阎立本画《明君入匈奴》，其中归来的人戴着帷帽。草鞋产生于水乡，京城并不具有；帷帽创始于隋代，也不是汉代官员所制作。议论者难道可以拿这两幅画作证据，认为那就是旧例吗？由此说来，《梁氏南郊图》的情况与此相同。又传说礼制因俗而变，礼贵在顺应人情。殷代的车、周代的冕，制度规模并不相同；秦代的冠、汉代的佩饰，采用和废弃也没有定规。何况我国的道统超过百王，功业高过万古，事情有不便利之处，理应因时变通。至于骑马时穿戴衣冠，臣私下认为应当省略废止。臣怀有这个不同意见已经很久，只是日夜事务繁忙，没有来得及详细陈述。如今适逢殿下亲自参加齿胄之礼，将要前往国学，凡是要穿衣冠骑马的人，都为此行感到困难，所以冒昧进献狂妄之言，以表达浅陋的见解。皇太子亲手下令，将这项意见交付有关部门向外宣布施行，并编入法令，作为固定制度。

译开元初年，升任左散骑常侍，仍旧修史。开元九年，长子刘贶任太乐令，因犯法被发配流放。子玄到执政大臣处申诉，请求审理，皇上听说后发怒，因此贬为安州都督府别驾。子玄掌管国史，前后二十多年，撰写了许多著作，深受当时人称赞。礼部尚书郑惟忠曾问子玄：“自古以来，文人才士很多，而有修史才能的人很少，为什么呢？”子玄回答：“史才必须具备三种长处，世上没有这样的人，所以史才少。三长，就是才、学、识。只有学问而没有才华，就好比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箱，却让愚人经营生计，最终也不能成为善于积聚财货的人。若有才华而没有学问，也好比希望兼有匠石和公输般的技巧，手艺虽然高明，却没有楩木、楠木和斧斤等材料工具，最终也不能建成宫室。还必须喜爱正直，善恶一定如实记载，使骄横的君主和奸贼之臣知道畏惧；这就像给老虎添上翅膀，善于做事而无人能制，所向无敌。假如确实没有这样的才华，就不能冒昧地担任史官。从远古以来，能够符合这三项标准的人，很少见到。”当时人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子玄到安州后不久便去世，享年六十一岁。他从幼年到成年，著述从不懈怠；朝廷有论著编修之事，他一定任职参与。他参与编修《三教珠英》《文馆词林》《姓族系录》，论证《孝经》不是郑玄的注本、《老子》不是河上公的注本，修撰《唐书实录》，这些著作都流传于当世；另有文集三十卷。几年后，玄宗命河南府到他家中抄写《史通》进献，读后认为写得好，追赠他为汲郡太守；不久又追赠工部尚书，谥号为文。他的兄长知柔，年轻时便凭文学和政事才能知名，历任荆、扬、曹、益、宋、海、唐等州的长史、刺史，以及户部侍郎、国子司业、鸿胪卿、尚书右丞、工部尚书、东都留守。去世后，追赠太子少保，谥号为文。家世相传儒学事业，当时人因刘氏家族以著述闻名。刘子玄的儿子贶、餗、汇、秩、迅、迥，都在当时知名。贶广泛通晓经史，精通天文、律历、音乐、医术和算术，最终官至起居郎、修国史。撰有《六经外传》三十七卷、《续说苑》十卷、《太乐令壁记》三卷、《真人肘后方》三卷、《天宫旧事》一卷。餗任右补阙、集贤殿学士、修国史。著有《史例》三卷、《传记》三卷、《乐府古题解》一卷。汇任给事中、尚书右丞、左散骑常侍、荆南长沙节度使，有文集三卷。秩任给事中、尚书右丞、国子祭酒。撰有《政典》三十五卷、《止戈记》七卷、《至德新议》十二卷、《指要》三卷。他论述丧服制度中增加笾豆、允许私自铸钱、改革国子学等事，分别记载在相关本志中。迅任右补阙，撰有《六说》五卷。迥任谏议大夫、给事中，有文集五卷。贶的儿子是浃、滋，汇的儿子是赞。滋在贞元年间官至宰辅。赞任观察使，另有本传。徐坚，是西台舍人徐齐聃的儿子。年轻时喜爱学习，遍览经书史籍，性情宽厚，是忠厚长者。考中进士，多次授任太学官职。圣历年间，皇帝车驾在三阳宫，御史大夫杨再思、太子左庶子王方庆任东都留守，举荐徐坚为判官，并上表奏事，专门交给他办理。王方庆精通《三礼》之学，每逢有疑难滞碍，常向徐坚询问，徐坚总能援引旧说，训释详明，王方庆十分赞赏他。王方庆又欣赏他的文章典雅翔实，常称赞说：“这是掌管诏令文书的人选。”杨再思也说：“这就是凤阁舍人的样子，这样的才识，想逃避也逃避不了。”徐坚又与给事中徐彦伯、定王府仓曹刘知几、右补阙张说一同修撰《三教珠英》。当时麟台监张昌宗和成均祭酒李峤总领此事，广泛召集擅长文辞的人，日夜谈论，聚会赋诗，多年都没能动笔。徐坚唯独与张说构思编撰，以《文思博要》为基础，又增加《姓氏》《亲族》两部，逐渐形成条理汇编。众人依照徐坚等人的体例，不久书就完成了，徐坚升任司封员外郎。武则天又命徐坚删改《唐史》，适逢武则天退位，事情便停止了。神龙初年，升任给事中。当时雍州人韦月将上书揭发武三思不守臣节的罪行，反而被武三思陷害，中宗立即下令杀他。当时正值盛夏，坚上表说：“韦月将诬陷构害善良之人，故意违抗制命，按照他的情状，确实应当严厉诛杀。但如今正是朱夏之时，天道主生长，如果现在公开处死他，就违背时令。谨按《月令》说：‘夏季实行秋季的政令，就会使丘陵低湿地积水成灾，庄稼不能成熟。’陛下承受上天神圣的命运，重振圣明基业，将要弘扬尧、舜、禹、汤的风范，以增光史册中的美名，怎么可以不合时令地行刑，因而伤害和气呢！君主的一举一动都必将被记载，将来拿什么作为训诫？伏望陛下详细依照国家典制，允许等到秋分以后再处决。这样就能知道陛下恤刑的制度在千年之中最为优厚，哀怜体恤的恩惠也将遍及四海。”中宗采纳了坚的奏议，于是下令杖打韦月将，把他流放到岭南。睿宗即位后，坚由刑部侍郎加授银青光禄大夫，任命为左散骑常侍，不久又转任黄门侍郎。当时监察御史李知古请求发兵攻打姚州西部的贰河蛮。贰河蛮已经投降归附，他又请求在那里筑城，并加重征税。坚认为蛮夷生性强悍，可以用羁縻之策使其归属，不能立即按照华夏的制度治理；劳师远征，所得不能补偿损失，因此独自上奏认为此事不便。睿宗没有听从，命李知古征发剑南军队前往筑城，准备在那里设置州县。李知古于是想诛杀当地豪杰，把他们的子女没收为奴婢。蛮众恐惧，于是杀死李知古，互相率领反叛，服役的民夫溃散逃走，姚州、巂州的道路因此多年不通。

译坚的妻子是侍中岑羲的妹妹。坚因为与岑羲是近亲，坚决辞去机密职务，于是改任太子詹事，对人说：“我不是不敢求取高位，只是为了躲避祸难。”等到岑羲被诛杀，坚最终因连坐牵累而幸免。后来出任绛州刺史，五次迁转后又入朝任秘书监。开元十三年，再次升任左散骑常侍。这一年，玄宗将丽正书院改为集贤院，任命坚为学士，辅佐张说主持院务，屡次进封为东海郡公。因为修订东封的仪注以及随从皇帝登临泰山的功劳，特加光禄大夫。坚熟悉许多典章故事，前后修撰格式、氏族和国史等书，先后七次进入秘书省任职，当时舆论都称赞他。开元十七年去世，年过七十。皇帝深为哀悼惋惜，派中使到他家吊唁，从宫中拿出绢布作为赙赠，追赠太子少保，谥号为“文”。坚的大姑母是太宗的充容，二姑母是高宗的婕妤，都有文才辞藻。坚父子以文学著名，当时评论者把他们比作汉代的班氏。元行冲，河南人，是后魏常山王素连的后代。他年幼丧父，由外祖父司农卿韦机抚养。元行冲博学多才，尤其精通音律和训诂之书。考中进士后，多次升迁至通事舍人，纳言狄仁杰非常器重他。元行冲性情不阿谀顺从，常常提出规劝和告诫，曾对狄仁杰说：“下属侍奉上司，也如同储蓄积聚来供自己使用。譬如贵族之家储备物资，腊肉、干肉、肺、胰等用来供给美味，参、术、芝、桂等用来防治疾病。我想您门下的宾客中，能够充当美味的人很多，希望把我这个小人物作为一味药材来备用。”狄仁杰笑着对人说：“这是我药笼中的东西，怎么可以一天没有呢！”九次升迁至陕州刺史，兼任陇右、关内两道按察使，还未赴任，就被授为太常少卿。元行冲认为自己的家族出自后魏，却没有按年代编写的史书，于是撰写《魏典》三十卷，记事详尽而文字简约，受到学者称许。当初魏明帝时，河西柳谷出产一块带有“牛继马后”征象的瑞石，魏收旧史认为晋元帝是牛氏的儿子，冒姓司马，以应合石上的文字。元行冲推究考察有关事迹，认为后魏昭成帝名犍，继承晋朝而接受天命，于是考核校订谣谶，撰写论说来说明这件事。开元初年，元行冲由太子詹事出任岐州刺史，又充任关内道按察使。元行冲自认为是书生，不能胜任巡察搏击之职，坚决辞去按察使，于是以宁州刺史崔琬代替他。不久又入朝任右散骑常侍、东都副留守。当时嗣彭王志▯柬的庶兄志谦被人诬告谋反，在审讯中被迫承认，关押在狱中等待裁决，连坐的有十多人。元行冲察觉其中有冤屈滥捕，于是上奏请求全部赦免。四次升迁后任大理卿。当时扬州长史李杰被侍御史王旭陷害，诏令交给大理寺定罪。元行冲认为李杰历任政务官，清廉正直，不应被奸邪谗言冤枉，又上奏请求从轻处理，分条列出他的罪状予以释放。当时虽然没有被采纳，却深受当时舆论赞美。不久他又坚决辞去掌管刑狱的官职，请求担任闲散职务。开元七年，又转任左散骑常侍。九次升迁后任国子祭酒，一个多月后，授任太子宾客、弘文馆学士。屡次进封为常山郡公。此前，秘书监马怀素召集学者续写王俭的《今书七志》，左散骑常侍褚无量在丽正殿校订抄写四部书，事情尚未完成，马怀素、褚无量就去世了。皇帝下诏让元行冲总领并代替他们的职务。于是元行冲上表请求贯通编撰古今书目，命名为《群书四录》，并命学士、鄠县尉毋煚、栎阳尉韦述、曹州司法参军殷践猷、太学助教余钦等分部修订校勘。一年多后书成，奏报上呈，皇帝嘉奖了他。又特意命元行冲撰写皇帝所注《孝经》的疏义，列入学官教材。不久因年老而免去主持丽正殿校写书籍的职务。起初，左卫率府长史魏光乘上奏请求施行魏征所注的《类礼》，皇帝立即命元行冲召集学者撰写《义疏》，准备将其列为学官教材。元行冲于是召来国子博士范行恭、四门助教施敬本共同考订删削，编成五十卷，于开元十四年八月奏上。尚书左丞相张说驳奏道：“现在的《礼记》，是前汉戴德、戴圣编录的，历代传习，已经将近千年，作为经典和教育教材，不可删削。到魏国的孙炎才改动旧本，把相类的内容编在一起，和抄书相同，受到先儒非难，最终没有施行。贞观年间，魏征根据孙炎修订的本子重新整理编排，并为它作注，先朝虽然厚加赏赐，但这部书最终也没有施行。如今元行冲等人为魏征的注作解说，编成一家之言，但与先儒相差很大，章句也不相连贯，如果想施行，恐怕还不可。”皇帝认为他的奏议有理，于是赐给元行冲等人绢二百匹，把这部书留在宫内府库收藏，最终不能列为学官教材。元行冲恼怒儒者排斥自己，退下后撰写文章自我辩解，名为《释疑》。文章说：客人问主人说：“小戴的学说，实行已经很久了；郑康成的考订注释，已经列入学官。听说魏征公，竟然还要刊定《易经》；又听说奉承制旨意，编造疏议将要颁行。还不知道这两部经书，哪一部更好，哪一部较差？”主人回答说：“小戴的《礼记》，在汉朝末年流行，马融曾为它作注，但当时没有流传开来。卢植把它分合为二十九篇，作了解说，后来各代都没有传习。郑絪字子干，曾向马融字季长学习。正逢党锢之狱兴起，师门的学术道路断绝，郑康成在逃亡隐伏之中，整理纷乱错杂的典籍，立志探究其中义理，没有地方可以咨询谋议。然而他仍然编纂论述，毫不疲倦，听到正确的道理就能改过迁善，这些都记载在《郑志》中，从前已有百科之多。那些只拘守章句的人，竟然不曾翻阅，却还沿袭覆车的旧路，很像刻舟求剑。王肃因循郑学，重新加以阐释，有的地方多所改动驳正，但仍然依据原篇。郑学的门徒中，又有孙炎，虽然扶助阐发玄妙义理，却改易了前人的编次。此后条例分支，各种规诫和议论间或兴起。马伷增补改易，前后已超过百篇；叶遵删削修订，只保存完整十二篇。魏征公忧虑众家言论错杂，于是搜取众说中的精深内容。经文有所不同，不敢擅自刊改订正；注释义理有乖离错误的地方，难道可以不加删削磨治吗？完成后上报朝廷，太宗嘉奖赏赐，赐给缣帛千匹，并抄录后赐给储君和藩王。” 将要颁布宣布时，还没有疏义。圣皇继承帝业，沉迷古学、尊崇儒术，对高祖、太宗制定的规矩，理应修订继承，于是命人辨析旧有义理，厘清昏昧之处。其中有注解遗漏旧说、义理改变新文的地方，都务必搜求穷尽，积累多年才完成。全部记录呈进后，皇帝下令交给群儒，希望他们能够斟酌详审，以考察疏义的详略。哪里料到那些拘守章句的学者，坚持旧有说法，特别厌恶了解新义，只想仍然沿袭旧传统，迟疑争论了数月，排斥压制而不肯说明；优劣长短，应当由通达之人评定，怎么能只凭他们动手写成、口头回答，就敢妄加衡量呢？”

译客人说：“身在其中的人自称迷惑，旁观的人却看得清楚；历朝历代的考订评定，本来就很周详，还有什么可疑惑的，为什么不把它申明列举出来呢？”主人回答说：“这是什么话！谈论这件事哪里容易！从前孔安国注释孔壁中发现的古文书，正逢巫蛊之事发生，经籍学术的道路断绝。他的族兄孔臧给他写信说：‘司马相如常常憎恨世俗儒者浮夸的言辞、冒犯经义，想拨乱反正却没能成功。然而真正高雅通达、博学多识的人，并不是每个时代都有；浮浅的学问和守株待兔式的人，却到处都是。众人非难正确的学说，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实在担心这种道理不能申明，反而因独自有见识而受到非议。’由此可知，改变章句，是第一难。” 汉代有个孔季产，专门研究古学；有个孔扶，随俗浮沉。孔扶对孔季产说：‘如今朝廷都把章句之学作为正统，而你独自研究古义；研究古义，就不是章句之学；不是章句之学，就是危及自身的道路。独自修养品德，世俗不会容纳你，难道一定要给自己带来祸患吗？’由此可知，改变章句，是第二难。” 刘歆凭借通晓经书、擅长文章，待诏于官署，见到《左氏传》后非常喜爱，后来受到皇帝亲近，想要建立传授《左氏传》的事业。哀帝欣然采纳，让他与众人讨论；各位博士却互相推辞拖延，不肯作出答复。刘歆发文书责备他们，言辞十分恳切，博士们都对他愤恨不满。名儒龚胜当时任光禄大夫，见到刘歆的主张，便请求退休；司空师丹因此大怒，上奏说刘歆改乱前代旧说，诋毁先朝所立之学。皇帝说：‘这只是扩大道术，怎么说是诋毁呢？’刘歆因此触犯大臣，害怕被杀，请求出任河南太守；宗室不得典领三河地区，他又改任五原太守。以刘歆的著名好学、孔安国的博学守道，尚且被同门朋党之议所逼迫，最终使刘歆的儿子刘骏在当时背负诽谤。由此可知，改变章句，是第三难。” 子雍曾经批评郑玄几十上百处，守郑学的人中，当时有中郎马昭，上书认为王肃的学说荒谬错误。皇帝下诏令信奉王学的人记录答辩意见上报，又派博士张融依据经书进行诘问。张融被召集后，分别推究判断其中的道理是非，全部写在《呈证论》中。王肃应答辩论，疲于应付了多年。由此可知，改变章句，是第四难。” 卜商怀疑圣人，受到曾舆的讥讽；端木赐接近贤人，却被武叔讥笑。从此以后，大家只推重郑公。王粲称赞说，伊水、洛水以东，淮水、汉水以北，只有郑玄一人，没有不尊奉他的。众人都说先儒多有缺失，郑氏的学说完备。王粲私下惊叹奇怪，于是求学于郑氏。得到《尚书注》后，退下思考其中的意义，以求完全理解，认为其中的意思都已经穷尽了；但自己所怀疑的地方，仍然不能明白。有关内容共有两卷，列在他的文集中。后来王肃改动郑玄六十八条，张融加以考核，准备判定是非。张融称赞郑玄的注解像泉水一样深广博大，两汉四百多年，没有比郑玄更伟大的人。但关于二郊祭祀、祭祀上天的说法，却是郑玄的错误；关于皇天是祖先所由出的帝，也同样是郑玄思虑上的失误。等到服虔解释《左氏传》，也未免有差错，后代谈论这些问题，是想弘扬圣人的旨意，并不是要宣扬自己的长处、遮掩别人的名声。为什么呢？君子用心，希望听到自己的过错，所以孔子说：‘过错，人人都看得见；改正了，人人都仰望。’就是这个意思。然而专门守护门户的学者，宽恕自己却苛责他人，有时攻击先师的错误，好像听到父母的名讳一样，竟认为亡者的德行和言论被厚重黄土压住就不能再提。因此王劭《史论》说：‘魏、晋时代浮华盛行，古道逐渐衰落，到了王肃、杜预，才重新开辟门户。三百年间，士大夫以研究章句为耻。只有乡野之人以专治经学自我标榜，却不能广泛考察不同的义理、择取其中好的，只是一味想把郑康成当作父亲、把子慎当作兄长，宁可说孔圣人错了，也忌讳听到郑玄、服虔的非议。然而对于郑玄、服虔的学说，他们十分糊涂；在郑玄、服虔之外的学说，就都视为仇敌。’由此可知，改变章句，是第五难。” 我私下认为，孔安国的《尚书》、刘歆的《左传》，过去都遭到排斥，后来却受到重视。因此可知，这两人的见识远远高于汉廷当时的人。孔秀产说：‘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发生变化。等到百年以后，应该会有明达正直的君子，只可惜我不能与他们同处一个时代。’唉！道的兴盛和废弃，难道必定各有它的时机吗！我并不是专门研究经学的人，很少研习章句，声名又不显著，容易被经学家诬陷。近来参与修撰，几乎耗费了多年，全靠诸位贤者从旁协助，才免于过错，又承蒙赏赐。回头反省自己昏昧衰朽，所得荣宠已经很多了。怎么能突然拿自己微小的意见，抗拒群情的喧嚣，舍弃不自我夸耀的美德，成就一己私心，触犯接近名利的戒条，招来得罪众人的祸患呢？这样一来四件事都失掉了，中等才智的人也不会这样做。因此我收敛声名，甘愿保持沉默。” 不久元行冲又多次上表请求退休，皇帝下诏准许。开元十七年去世，享年七十七岁，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献”。吴兢，汴州浚仪人。励志勤学，广泛通晓经史。宋州人魏元忠、亳州人硃敬则非常器重他，等到二人担任宰相，便推荐吴兢有史才，能够担任近侍，于是命他直史馆，修撰国史。数月后，授任右拾遗内供奉。神龙年间，升任右补阙，与韦承庆、崔融、刘子玄撰成《则天实录》，转任起居郎。不久升任水部郎中，因父母丧回乡。开元三年服丧期满，上疏说：“臣修撰国史已经完成几十卷，自从停职回家，并没有忘记纸笔，请求完成剩余的功业。”于是授任谏议大夫，仍依旧修史。不久兼任修文馆学士，历任卫少卿、右庶子。在职将近三十年，叙事简明扼要，人们都称赞他；晚年却失之过于简略。《国史》尚未完成，开元十七年，出任荆州司马，皇帝准许他携带史稿随行。中书令萧嵩监修国史，上奏索取吴兢所撰《国史》，得到六十五卷。吴兢多次升迁，历任台、洪、饶、蕲四州刺史，加授银青光禄大夫，改封相州长垣县子。天宝初年改革官名，改任鄴郡太守，入朝任恒王傅。吴兢曾认为梁、陈、齐、周、隋五代史书繁杂，于是另撰《梁史》《齐史》《周史》各十卷、《陈史》五卷、《隋史》二十卷，但又觉得过于疏略。吴兢虽然年老衰弱，仍希望任史官，而行动已经弯腰佝偻，李林甫因他年老而不任用。天宝八年，吴兢在家中去世，当时八十多岁。吴兢死后，他的儿子进呈吴兢所撰《唐史》八十多卷，内容多有错误，比不上他壮年时的作品。吴兢家中藏书很多，曾为这些书编排卷次目录，名为《吴氏西斋书目》。

译韦述，是司农卿弘机的曾孙。父亲景骏，任房州刺史。韦述年少聪敏，专心于文学。家中有书二千卷，韦述还是儿童时，便把这些书全都读过并记住了，人们对此十分惊异。景龙年间，景骏任肥乡令，韦述跟随父亲到任。洺州刺史元行冲是景骏姑母的儿子，当时是大儒，常常随身带着几车书。韦述进入他的书斋，竟忘了睡觉和吃饭。元行冲认为他非同寻常，便召来与他交谈，他贯通经史，事情说得如同亲眼所见，探究幽深奥妙，仿佛遇到了老师。元行冲又试着让他作文，他拿起纸笔立即写成。元行冲非常高兴，邀请他同榻而眠，说：“这是我外家的珍宝。”韦述考中进士，向西进入关中。当时韦述年纪很小，仪表身材都很矮小。考功员外郎宋之问说：“韦学士年少时有什么成就？”韦述回答：“我生性爱好著书。我曾撰写《唐春秋》三十卷，只遗憾还没有写完。至于诗文策论，只能等待明日考试来验证。”宋之问说：“本来是想求得奇才，果然得到了司马迁、班固这样的人才。”这一年韦述登科。开元五年，任栎阳尉。秘书监马怀素奉诏编次图书，于是上奏任用左散骑常侍元行冲、左庶子齐澣、秘书少监王珣、卫尉少卿吴兢以及韦述等二十六人，一同在秘阁详细登记四部书。马怀素不久去世，元行冲代替他主持此事，五年后完成，总目录共二百卷。韦述喜好谱学，在秘阁中看到常侍柳冲先撰的《姓族系录》二百卷，便在分工任务之外亲自抄录，晚上带回家。这样经过一年，全部抄录完毕，各姓氏的源流更加详细清楚。于是他在《柳录》的基础上，另行撰成《开元谱》二十卷。他专心致志、忘记疲倦，类似的事情都如此。转任右补阙，中书令张说专门主持集贤院事务，召韦述任直学士，升任起居舍人。张说重视擅长文学的人，韦述与张九龄、许景先、袁晖、赵冬曦、孙逖、王幹经常出入他的门下。赵冬曦的兄长冬日，弟弟知壁、居贞、安贞、颐贞等六人，韦述的弟弟迪、逌、迥、起、巡也是六人，都因文学而考中科举。张说说：“赵家、韦家兄弟，都是国家的栋梁。”开元十八年，兼任知史官事，转任屯田员外郎、职方郎中、吏部郎中，学士和知史官事仍照旧。张九龄任中书令时，正是集贤院的同僚；裴耀卿任侍中时，又是韦述的舅父，他们都互相推重，每次交谈总要经过很长时间。开元二十七年，转任国子司业，停止知史事。不久又兼任史职，充任集贤学士。天宝初年，历任左右庶子，加授银青光禄大夫。天宝九载，兼任礼仪使。这一年升任尚书工部侍郎，封为方城县侯。韦述在秘书省任职四十年，担任史官二十年，酷爱学习和著书，手不释卷。国史从令狐德棻到吴兢，虽然屡次修撰，始终没有形成一家完整的著述。到韦述才确定体例，补充遗缺、续接断缺，编成《国史》一百一十二卷以及《史例》一卷，记事简明而记载详尽，很有优秀史家的才能，兰陵人萧颖士认为他属于谯周、陈寿一类。韦述早年凭儒学入仕，受到当时人的敬仰；他忠厚仁慈、宽厚长者，淡泊权势利益，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不论贵贱都以礼相待。家中收藏书籍二万卷，全部亲自校勘整理，即使皇宫藏书也比不上。还收藏古今朝臣图、历代知名人物画像，魏、晋以来的草书、隶书、楷书真迹数百卷，以及古碑、古器、药方、格式、钱谱、玺谱等，各类当代名公题字，无不齐备。安禄山叛乱时，两京陷入叛军，玄宗逃往蜀地，韦述怀抱《国史》藏到南山。其他经籍和家产几乎都被焚烧抢掠。韦述也陷入叛军朝廷，被授予伪官。至德二年，收复两京，三司议定他的罪行，将他流放到渝州；他受到刺史薛舒的困辱，绝食而死。他的外甥萧直任太尉李光弼的判官，广德二年，萧直因入朝奏事符合皇帝心意，于是上疏为韦述申辩，说他在仓促危急之中仍能保存《国史》，使圣朝的大典没有遗失，可以以功劳抵补过失，应当得到恩赦宽宥。于是追赠他为右散骑常侍。评论者说，自唐朝以来，氏族兴盛，没有超过韦氏的。他们中孝友兼备、擅长文学的，以韦承庆、韦嗣立为最；通晓音律的，以韦万石为最；通达礼义的，以韦叔夏为最；史学才能和博闻多识方面，则以韦述为最。他所撰写的《唐职仪》三十卷、《高宗实录》三十卷、《御史台记》十卷、《两京新记》五卷，共著书二百多卷，都流传于当世。韦逌的学业也仅次于韦述，尤其精通《三礼》，与韦述一同任学士；韦迪与他一同任礼官，当时人以此为荣耀。韦逌多次升迁至考功员外郎、国子司业，因风疾去世。萧颖士聪明俊秀，才能超过常人，文学辞藻丰富，在当时很有名望。贾曾、席豫、张垍以及韦述都召他作为谈论文章的宾客。开元二十三年考中进士，考功员外郎孙逖在朝廷上称赞他。他性情偏狭急躁，没有威仪，和当时的风气不合，前后五次被授官，却很快又被驳回罢免。乾元初年，死于扬州府功曹任上。韦述在秘阁任职时，与鄠县尉毋煚、曹州司法殷践猷交情友善，后来二人先后去世。殷践猷是申州刺史仲容的侄子，精通《班史》，通晓族姓之学。他的儿子殷寅，天性至孝，幼年丧父，侍奉母亲以孝顺闻名。参加宏词科考试，任永宁尉。史臣说：前代的文学之士，志气本来是一致的，但有时因道义不合，遭遇这样的困厄。马怀素、褚无量爱好古学、嗜好读书，博学多闻，又遇到喜爱文章的君主，受到隆重的师资礼遇，这是儒者的荣耀，可以说是遇到了好时机。刘、徐等五位公卿，学问上通天人，才能兼具文学和史学，使西垣、东观在一代之中光彩显著，这大概都是诸公用心的结果。然而刘子玄在当时郁郁不得志，元行冲在撰述将成时彷徨困顿，官职不过是庸俗的吏职，恩宠也比不上一般才士；这并不是他们有过错，而是因为这种学问不能用来迎合时势。他们的困穷也是理所当然的啊！赞曰：学者多如市场上的人群，真正博学通达却十分困难；文士提笔作文，写得典雅华丽也很艰难。马怀素、褚无量、吴兢、韦述，徐坚、元行冲、刘子玄，他们关于文学的著述，哪里还有谁能相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