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三十

译列传第三十 褚遂良、韩瑗、来济、上官仪 褚遂良是散骑常侍褚亮的儿子。大业末年，他跟随父亲在陇右，薛举僭越称号，任命他为通事舍人。薛举失败后，褚遂良归附唐朝，被授任为秦州都督府铠曹参军。贞观十年，他由秘书郎升任起居郎。褚遂良广泛涉猎文史，尤其擅长隶书，父亲的朋友欧阳询非常器重他。太宗曾对侍中魏徵说：“虞世南死后，没有人可以谈论书法了。”魏徵说：“褚遂良下笔刚劲有力，很得王逸少的书法体势。”太宗当天就召他来担任侍书。太宗曾拿出御府的金帛，搜求王羲之的书法真迹；天下人争相携带古书到宫阙进献。当时没有人能够辨别真伪，褚遂良逐一考证其来源，没有一件错谬。贞观十五年，太宗下诏将有事于泰山，先到洛阳；这时有孛星出现在太微，侵犯郎位。褚遂良对太宗说：“陛下平定乱世、恢复正道，功业超过前代贤君，将要到东岳告成，天下人都感到庆幸。然而行至洛阳，彗星却突然出现，这或许说明事情有某些地方还不完全合宜。况且汉武帝犹豫了好几年，才举行岱山封禅礼，臣愚昧地希望陛下慎重选择。”太宗深以为然，于是下诏停止封禅之事。这一年，褚遂良升任谏议大夫，兼任知起居事。太宗曾问他：“你掌管起居，记录些什么事情？大体上君主能不能看到这些记录？” 褚遂良回答：“如今的起居记录，就是古代的左史、右史，记录君主的言语和政事，也记载善行与恶行，作为鉴戒，希望君主不做违法之事。没有听说帝王亲自查看史书。”太宗说：“我如果有不善的行为，你一定会记下来吗？”褚遂良说：“守住道义不如守住职责，臣的职分就是执笔记录，君主的一举一动都必须记载。”黄门侍郎刘洎说：“即使褚遂良不记，天下人也会记下来的。”太宗认为他说得对。当时魏王受到太宗宠爱，礼遇和俸秩同于嫡子。这一年，太宗问侍臣：“如今国家什么事情最紧要？”中书侍郎岑文本说：“《左传》说‘用德来引导百姓，用礼来整齐百姓’，由此说来，礼义最为紧要。”褚遂良进言说：“如今四方都仰慕陛下的德行，谁敢作非为？只是太子和诸王之间，必须确定名分，陛下应当为万代立法，把制度留给子孙。”太宗说：“这话说得对。我年近五十，已经感到衰老懈怠。既然让长子守护东宫储位，弟弟和庶子又有好几个将近五十岁，我心中常常忧虑，忧虑的正是这些。但自古以来，嫡子、庶子身边没有贤能辅佐，哪有不使国家倾覆败亡的？你们替我访求贤德之人，辅导太子，也包括各位诸王，都要寻求正直之士。” 况且侍奉一个人年岁久了，就会情义深厚；如果不是有意窥伺篡夺，很多事情也会因此发生。”于是限制王府官僚任职不得超过四考。贞观十七年，太宗问褚遂良：“舜制造漆器，禹雕饰祭器，当时劝谏舜、禹的人有十多个。只是在饮食器具之间，为什么苦苦劝谏呢？”褚遂良回答：“雕琢器物会妨害农业，编织彩色丝带会损伤女工。最初开创奢侈淫逸，是危亡逐渐形成的开端。漆器制造不停止，必然会改用金器；金器制造不停止，必然会改用玉器。所以诤臣一定要在奢侈刚开始时劝谏，等到奢侈满盈，就没有什么可以再劝谏的了。”太宗认为他说得对，便说：“作为君主，如果不忧虑万民，却从事奢侈淫逸，危亡的征兆转眼就会到来。”当时年幼的皇子多被任命为都督、刺史，褚遂良上疏说：“从前两汉以郡国治理百姓，除郡以外，又分封诸子；割分土地疆域，杂用周朝的制度。大唐设置州县，祖先依照秦朝的法令。皇子年幼，却有的授任刺史，陛下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是王室骨肉，想让他们镇守四方吗？这种制度的创设，道义上高于前代。但依臣愚见，还有小处不够完备。为什么呢？刺史是郡的长官，百姓仰赖他来获得安宁。得到一个善人，辖境内就能得到休养；遇到一个不善的人，全州都会劳苦困弊。因此，君主应当爱护体恤百姓，常常为他们选择贤能官员。有的官员被称为恩泽如河水润及九里，使京师也蒙受福泽；有的使百姓作歌吟咏，活着时就为他建立祠庙。汉宣帝说：‘和我共同治理天下的，只有贤良的二千石官员。’依臣愚见，陛下的儿子中，年纪还小、不能治理百姓的，暂且留在京师，用经学教育他们。这样做，一是畏惧上天的威严，不敢触犯禁令；二是能够观察朝廷礼仪，自然成长成人。通过这种长期熏习，便会懂得怎样做人。等确实能够治理州郡后，再派遣他们出去。臣谨按汉明帝、汉章帝、汉和帝三位皇帝，他们能够友爱兄弟，从此以后，便把这作为准则。分封、册立诸王，虽然各自拥有国土，但年纪还小的，就召回留在京师，用礼法训导他们，施以恩惠。到这三位皇帝在世的时期结束，诸王有十百人，只有两王稍有恶行，其余受到中和之气和教化的熏陶，都成为善人。由此可见，前代的事情已经验证了这一点，希望陛下明察。”太宗深深采纳了他的意见。这一年，太子李承乾因罪被废，魏王李泰入宫侍奉，太宗当面答应立他为太子。于是对侍臣说：“昨天青雀投到我的怀中说：‘臣今天才得以作为陛下的儿子，这是重新获得生命的日子。臣只有一个儿子，臣死后百年，应当亲手杀掉他，把国位传给晋王。’ 父子之间的道理，本来就是出于天性。我看到他这样，十分怜爱他。”褚遂良进言说：“陛下这话说错了。臣恭请陛下仔细思量，不要作出错误的决定。怎么可能在陛下百年之后，魏王掌握权力成为天下之主，却能杀掉自己疼爱的儿子，把帝位传给晋王呢？陛下过去立承乾为太子，却又宠爱魏王，礼遇有时超过了承乾，实在是因为嫡子与庶子没有分清，所以才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殷商的前车之鉴并不遥远，足以作为借鉴。如今陛下既然立魏王为太子，臣恭请陛下另行安置晋王，这样他才能获得安全。”唐太宗流泪说道：“我做不到。”当天便召长孙无忌、房玄龄、李勣和褚遂良等人商定策略，立晋王为皇太子。当时宫殿之内屡次有野鸡飞来栖集，唐太宗问群臣：“这是什么祥瑞？”群臣回答说：“从前秦文公时，有个童子变成野鸡，雌鸡在陈仓鸣叫，雄鸡在南阳鸣叫。童子说：得到雄鸡的可以称王，得到雌鸡的可以称霸。秦文公于是把它命名为‘宝鸡’。后来汉光武帝得到雄鸡，便从南阳兴起而拥有天下。陛下过去受封为秦王，所以雄雉出现在秦地，这是彰显陛下光明德行的征兆。”唐太宗高兴地说：“立身处世的道理不能没有学习。褚遂良博学多识，实在值得看重。” 不久，授任太子宾客。当时薛延陀派使者来请求联姻，唐太宗答应把女儿嫁给薛延陀，收下了它送来的聘礼，后来却没有履行婚约。褚遂良上疏说：

译臣听说信用是国家的根本，也是百姓归附的原因。因此周文王答应掩埋枯骨，便不违背诺言；孔子宁可离开有粮食的地方，也要保存信用。薛延陀过去只不过是一个俟斤，正值朝廷神兵向北进发，扫平沙塞，狼山、瀚海一带万里荒凉。陛下对外用兵，对内施恩，认为余寇正在奔逃，需要树立酋长，于是颁发玺书、赐予旌旗，立他为可汗。他感念陛下的恩德，仰望上天也难以表达尽头；其余戎狄无不听闻此事，都共同沐浴和风，同受恩信。不久以来，薛延陀连年派使者请求与大唐联姻，陛下又降下厚重恩典，答应结为婚姻。于是朝廷把这件事告知吐蕃、思摩，也向中原显示，连五尺高的儿童都人人知道。陛下于是亲临北门，接受他们进献的食物。当时百官端正地执笏，戎夷穿着左衽衣服，恭敬地参加宴会，都承受陛下的恩言，唱歌起舞，欢乐终日。百官会见结束后，也各自发表意见，都认为陛下想使百姓安宁，不愿边境发生战争，所以不惜把一个女儿嫁给可汗，预先为天下众生谋求安定，用来感化对方。如今一旦产生反悔的打算，萌生改变主意的想法，臣为国家惋惜这声誉和信用。君子不会因外物而改变脸色，也不会对人失去信用。晋文公围攻原国时，命令军队只带三天粮食；原国没有投降，他便命令撤军。间谍出来说：‘原国将要投降了。’军吏请求再等一等，晋文公说：‘信用，是国家的珍宝，也是百姓的庇护。得到原国而失去信用，还凭什么保护百姓？’陛下当初考虑到事情出人意料，先把信用置于承诺之前；如今临事之际却忽然改变，所珍惜的东西很少，失去的东西却更多。彼此感情既然不能沟通，就会产生嫌隙；双方因此互相畏惧猜忌，边境不可能没有战事。西州、朔方能够不受劳扰吗？对方胡人会因为自己的君主受欺骗而心怀怨恨，我方将士也会因为这样失去信用而感到惭愧。这样既不能用来训练军队，也不能用来激励军务。臣恭请陛下凭借圣德神功，廓清四方边境。陛下君临天下十七年，以仁恩结交各族，以信义安抚戎夷，没有谁不欣悦，即使想报答也感到无力。现在活着的人都想着报答陛下的厚德，他们所生的子孙也希望报答陛下的后代。如今只要嫁一位公主给他，使陛下的信用有始有终，这难道不是只有圣人才能做到的吗？况且龙沙以北的部落数不胜数，中原即使攻打它们，也终究不能全部消灭。过去也是因为可北失败，芮芮兴起，突厥灭亡，薛延陀强盛。当时古人认为应当使外部空虚、内部充实，用德行怀柔他们；祸患在夷狄而不在华夏，失信的责任在对方而不在我方。臣恭想陛下圣德无边，威灵远播，于是平定高昌，击破吐浑，扶立薛延陀，消灭颉利。刑罚轻，赋税薄，各项事务没有阻塞，粮食丰足而价格低廉，祥瑞接连降临。这些方面，尧、舜、禹、汤都远远比不上陛下。臣恭请陛下广施仁慈和宽厚，扩大养育万物的恩泽；却不应总是对远方绝域发怒，存心疏远藩国。这不是偃息武功、兴办文教的道理，也不是停止战争才算武德的意义。臣愚昧无能，幸而忝居陛下身边，冒昧献上盲人之言，内心不胜恐惧。当时唐太宗想亲自征讨高丽，回头对侍臣说：“高丽的莫离支杀害君王，残暴地对待百姓。出兵讨伐叛逆，应当乘机行事；如今正因他弑君暴虐，讨伐他非常容易。”褚遂良回答说：“陛下用兵的机谋和神妙的决断，不是常人能够猜知的。从前隋朝末年天下大乱，陛下亲手平定盗寇；后来北狄侵犯边境，西蕃失礼，陛下想命将出击，群臣无不苦苦劝谏，陛下独自决断进讨，最终把他们全部诛灭。天下之人以及境外各国，都因畏惧陛下的威势而服从，正是因为这些行动。如今陛下将要出兵辽东，臣心中却感到疑惑。为什么呢？陛下的神武远非前代君主可比。军队一旦渡过辽水，就会确定期限求取胜利；万一稍有失误，就无法向远方显示威势。若再因愤怒而出兵，安危便难以预料。”唐太宗深以为然。兵部尚书李勣说：“近来延陀侵犯边境，陛下本来一定要追击；那时陛下采纳了魏徵的意见，终于失去了机会。若按照陛下原来的圣明谋略，延陀将没有一个人能够逃生，今后五十年边境都可以无事。”皇帝说：“确实如你所说，是魏徵误了谋划。我不愿因为一次谋略不当便责怪他；以后若有好的计策，我怎么肯拒绝采纳呢？”于是听从李勣的意见，筹划渡过辽水的军队。褚遂良见唐太宗一心想征讨三韩，担心他将来后悔，第二天上疏劝谏说：臣听说拥有国家的人，可以把国家比作身体：两京等同于心腹，四方边境如同手足，其他遥远的地方则像身外之物。臣近来在座下听到陛下口头传敕，告知臣下说，陛下打算亲自征伐辽东。臣连续数夜思考，也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高丽王是陛下所册立的，莫离支擅自杀害君主，陛下讨伐逆贼、收取土地，这确实是乘机行事。关东依赖陛下的恩德，长期没有战争，只要命令二三名勇将，发兵四五万人，携带投石器和轻便云梯，便可像翻手一样夺取。圣人有所作为，必定遵循常规，贵在能够平定凶乱、驾驭贤才。只要陛下弘扬天地之道，传播三皇五帝的教化，激励人物，人人都会想着效命。从前侯君集、李靖，按常情说不过是平庸之人，却还能扫平万里之外的高昌，平定延续千年的突厥，这都是陛下发动他们、指示他们的结果，功名声誉应归于圣明。臣遍查史籍直到近代，作为君主亲自征伐辽东的，从来没有；作为臣下奉命出征的，则有过。汉朝有荀彘、杨仆，魏代有毌丘俭、王颀；司马懿当时也只是臣下，慕容真僭号之子，也都替君主长驱直入高丽，俘获其人民，削平城垒。陛下建立的功业与天地相同，圣化美德包容古今，自然应当超越历代百王，难道仅仅俯身与六位臣子相同吗？陛下过去平定盗寇叛逆，拥有许多勇猛将领；如今年纪还没有衰老，仍然能够任用他们。不仅陛下所派之处可以取胜，哪一处行动又不能成功呢？如今太子刚刚册立，年龄确实幼小，其他藩屏之事，陛下自己最清楚。现在如果一下子放弃坚固如金汤的根本，渡过辽海之外，臣反复思考，烦忧愁苦一齐涌来。大鱼依托巨海，神龙盘踞川泉，这就是说君主不能轻易远离根本。况且辽水以东一带，有时遇上连绵淫雨，洪水奔腾，平地可积水数尺。带方、玄菟一带海路深远辽阔，不是万乘之君适宜亲自跋涉的地方。东京、太原是所谓中部地区，向东可以形成声势，向西足以摧毁延陀；从东京到西京，路程也不远。以此作为节制调度之地，部署军事谋略，擒住莫离支，献于皇家宗庙，这才是确保安全的上策，是社稷的根本。特此请求陛下施以天恩，稍加省察。”

译唐太宗没有采纳。贞观十八年，褚遂良授任黄门侍郎，参与总管朝政。高丽莫离支派使者进献白金，褚遂良便对唐太宗说：“莫离支残暴地杀害君主，是九夷都不能容忍的人。陛下因此兴兵，将要举行吊民伐罪之举，为辽山百姓报君主受辱的仇耻。古代讨伐弑君的贼人，不接受他的贿赂。从前宋督把郜鼎送给鲁君，桓公在太庙接受了它，臧哀伯劝谏说：‘做君主的应当彰明德行、堵塞邪恶。如今却毁弃德行、树立邪恶，把他送来的贿赂器物放在太庙，百官都会仿效，这样还要诛罚谁呢？周武王攻克商朝，把九鼎迁到洛邑，义士尚且有人非议，何况将彰显叛逆作乱者的贿赂器物，放置在太庙，那将如何是好？’《春秋》的记载，是历代君王取法的准则。若接受不臣之人的礼物，收下弑逆者的朝贡，却不认为这是过错，那么还凭什么出兵讨伐呢？臣认为莫离支所献之物，不能接受。”唐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把来使交给属官处理。唐太宗灭掉高昌以后，每年征调一千多人去防守、控制那里，褚遂良上疏说：臣听说古代贤明的君主，必定先治理华夏，然后才处理夷狄之事，致力于扩大德化，而不经营遥远荒僻的地方。因此周宣王只是进行薄弱的征讨，到达边境便停止；秦始皇把边塞修筑到遥远之地，导致中原分崩离析。汉武帝倚仗文帝、景帝积累的财富，消耗多余的士卒马匹力量，才开始沟通西域，最初设置校尉。战争接连不断，将近三十年。后来又从宛城得到天马，从安息采来葡萄。然而天下空虚，百姓失去生计，赋税征及六畜，算赋征到舟车，因而遇上灾年，盗贼一同兴起。搜粟都尉桑弘羊又迎合皇帝的意旨，派士卒到遥远的轮台屯田，筑城来威慑西域。汉武帝猛然醒悟并追悔，内心感情发作，放弃轮台的野地，下达哀痛诏书；天地神人都为之感动喜悦，天下于是安宁。假使汉武帝再次采纳桑弘羊的意见，天下百姓就会全部灭亡。因此汉光武帝中兴时，势力没有越过葱岭；汉章帝即位后，都护回到京城。陛下诛灭高昌，威势扩展到西域，收取了那里如鲸鲵般的首领，把它设置为州县。然而在朝廷出兵的那一年，以及河西供应劳役的时期，运送粮草，十户有九户空虚，几个郡一片萧条，五年都不能恢复。陛下每年派一千多人到遥远之地从事屯戍，他们终年与家人离别，行程万里，思念归乡。出发的人所需的资装，必须自己筹办；他们卖掉粮食，甚至变卖织机。途中死亡的人，还不在少数；又派遣罪人，增加防守控制的负担。那些罪人出生于市井商贩之家，整天懒惰不务正业，触犯禁令、违背公法，只能在边城制造骚扰，实际上对作战毫无益处。被派遣的人中又有逃亡者，官府追捕他们，给国家增添事端。高昌道路上千里都是沙漠，冬天寒风凛冽，夏天的风如同火烧。行人往来，遇到这种环境大多死亡。《易经》说：‘处于安定时不要忘记危险，治理得当时不要忘记祸乱。’假如张掖尘土飞扬、酒泉烽火燃起，陛下难道还能得到高昌一人的粮食来应付战事吗？最终仍须征发陇右各州，星驰电击般赶去。从这个道理说，河西就像心腹，高昌只是别人的手足，怎么能耗费中原的财力，去经营无用之地呢？《尚书》说：‘不要做无益之事而损害有益之事。’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吧！” 陛下的道德光辉与先天之道相映，威势遍行天下；在沙塞平定颉利，在西海消灭吐浑。对突厥遗留下来的部众，替他们立可汗；对吐浑遗民，又重新树立君长。重新扶立高昌，并不是没有先例；这就是所谓有罪便诛灭他，既然服从便扶立他。四海之内、各族蛮夷，谁没有听见看见？一切有生命的事物都心怀生存之愿，畏惧威势而仰慕德化。应当选择高昌可以立为君主的人立他为王，征召并供给其首领，再送他们回本国，使他们背负、顶戴陛下的深恩，长久成为藩篱屏障。这样中原不受扰乱，既富足又安宁，还可以传给子孙，留给万世。贞观二十年，唐太宗在寝殿旁另设一所院子，让太子居住，完全不让他前往东宫。褚遂良再次上疏劝谏说：臣听说周代，太子向君父问安，三次便必须退下；汉代太子为君父察看饮食，五天才来一次。前代贤人制定的礼法，规模宏大而深远。《礼记》说：‘男子十岁便出外跟随外傅学习，晚上住在宫外，学习文字和计算。’那么古代通达事理的人，难道没有慈爱之心吗？他们减少这种私人的溺爱，是想使太子成长成人。普通人尚且如此，何况君主的世子呢？本来应当春天诵读诗书，夏天学习弦歌，亲近师傅，了解民间各种事务，通达君臣相处的大道，使天下人都踮起脚、伸长脖子，听到美善的声誉。就像新年必有阳春，苍天必有日月；弘扬这种美德，才能成为太子的典范。臣恭想陛下的道德养育天地人三才，功业包容九州四海，亲自树立太子，天下无不欢欣。既然说废黜昏暗者、扶立贤明者，就应当符合天下人的期望；可是教育太子的办法，实在有很大缺失。太子不离父母膝下，长期居住宫内，保傅的教导无法畅行，经籍的讲论也被轻视。况且朋友不可过分亲密，过分亲密必然产生怨恨；父子也不可溺爱停滞，溺爱过度有时会产生过失。臣恭请陛下远取法于殷、周，近遵循汉、魏，不能一下子彻底改变，事情必须逐步进行。请按十天计算，每十天让太子有一半时间返回东宫，专心学习技艺以修养自身，把美好的声誉传播天下；这样臣即使死去，也仍会说自己活得有意义。唐太宗听从了他的意见。褚遂良前后上谏疏以及陈述便利政事的奏书有几十篇，大多得到采纳。这一年，加授银青光禄大夫。贞观二十一年，以本官身份检校大理卿，不久因父亲去世而离职服丧。第二年，起用恢复原职，很快授任中书令。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病重，召褚遂良和长孙无忌进入内寝，对他们说：“你们忠诚刚烈，早已铭记在我的心中。从前汉武帝把后事托付给霍光，刘备把后事托付给诸葛亮；我死后的事情，一概托付给你们。太子仁慈孝顺，这是你们熟悉的，必须竭尽忠诚辅佐他，永远保全宗庙社稷。”又回头对太子说：“有无忌和遂良在，国家的事情你不必忧虑。”仍命褚遂良起草诏书。唐高宗即位，赐褚遂良爵位河南县公。永徽元年，进封郡公。不久因事获罪，出任同州刺史。永徽三年，征召授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加授光禄大夫。同月，又兼任太子宾客。永徽四年，接替张行成任尚书右仆射，依旧主持政事。

译永徽六年，唐高宗将要废黜皇后王氏，立昭仪武氏为皇后，召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勣、尚书左仆射于志宁以及褚遂良来谋划此事。将要入殿时，褚遂良对长孙无忌等人说：“皇上想要废黜中宫，必然会商议这件事。我今天想进言劝谏，诸位意下如何？”长孙无忌说：“明公一定要极力进谏，我随后接着说。”入殿后，唐高宗难以开口，反复回头对长孙无忌说：“最大的罪过，没有后代是最严重的。皇后没有子嗣，昭仪有儿子，现在想立昭仪为皇后，诸位认为怎么样？”褚遂良说：“皇后出身名门，是先帝为陛下迎娶的，侍奉先帝，没有违背妇德。先帝病重时，曾握着陛下的手对臣说：‘我有一个好儿子、好儿媳，现在将他们托付给你。’陛下亲自听到了先帝的遗言，至今仍在耳边。此后没有听说皇后有过失，恐怕不可以废黜。臣今天不敢曲意顺从，以致违背先帝的命令，特请陛下再三思量审察。愚臣向上触犯圣颜，罪当万死；但愿不辜负先朝的厚恩，哪里还顾得上性命？”褚遂良把笏板放在殿阶上，说：“把这块笏板还给陛下。”随即解下头巾叩头，额头流血。皇帝大怒，命人把他拉出去。长孙无忌说：“褚遂良接受了先帝临终托付，即使有罪也不应加以刑罚。”第二天，皇帝对李勣说：“册立武昭仪的事情，褚遂良固执地不肯听从。褚遂良既然是接受先帝遗命的大臣，如果事情确实不可行，就暂且停止吧。”李勣回答说：“这是陛下的家事，不应当询问外人。”皇帝于是立昭仪为皇后，将褚遂良降职为潭州都督。显庆二年，调任桂州都督。不久，又贬为爱州刺史。第二年，死于任所，享年六十三岁。褚遂良死后两年多，许敬宗、李义府上奏说长孙无忌谋划叛逆，褚遂良也煽动参与，于是追削褚遂良的官职爵位，将他的子孙发配流放到爱州。弘道元年二月，唐高宗留下遗诏，允许他恢复原籍。神龙元年，武则天留下制书，恢复褚遂良和韩瑗的爵位。韩瑗是雍州三原人。祖父韩绍，曾任隋朝太仆少卿。父亲韩仲良，武德初年任大理少卿，奉诏与郎楚之等人掌管制定律令。韩仲良对唐高祖说：“周代的法律，条文有三千条；自秦朝以来，约略制定为五百条。如果遥远地依照周代制度，繁琐混乱会更多。况且官吏如果极其公正，自然会奉行法律；假如徇私自利，哪里还会顾及刑法条文？请崇尚宽缓简约，以符合革新时期的期望。”唐高祖认为他说得对。于是采纳并制定《开皇律》，推行施用，当时人认为很便利。贞观年间，韩仲良官至刑部尚书、秦州都督府长史，封颍川县公。韩瑗年轻时就有节操，博学而有办事才能。贞观年间，屡次升迁至兵部侍郎，承袭父亲的颍川公爵位。永徽三年，授任黄门侍郎。永徽四年，与中书侍郎来济都任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永徽五年，加授银青光禄大夫。永徽六年，升任侍中，当年兼任太子宾客。当时唐高宗想废黜王皇后，韩瑗流泪哭泣着劝谏说：“皇后是陛下在藩王府时由先帝为您迎娶的，如今没有过错，陛下却想废黜她，四海之内的士人谁会不感到惊惧？况且国家屡次废立皇后，并不是长久之计。希望陛下为社稷作长远打算，不要因为臣愚昧，就不肯采纳审察。” 皇帝没有采纳。第二天，韩瑗又进谏，悲伤哭泣，不能自已。皇帝大怒，催促命人把他拉出去。不久，尚书左仆射褚遂良因违逆皇帝旨意被降为潭州都督，韩瑗又上疏为他申辩说：古代圣明的君王设立进谏鼓，设置诽谤木，希望听到逆耳之言、甘苦口的劝议，以发扬大治教化，补益宏大的谋略，把美好的声誉留给后世，使美名传播而不朽。臣恭敬地看到诏书任命褚遂良为潭州都督，早晚思考此事，更加感动激愤。臣见识浅陋、才智不足，学业也不精通经义；即使抚摸自己的愚情，也确实觉得此事不可行。褚遂良时运恰逢太平，德行光明足以继承前代先烈，自从成年入仕以来，已经多年。他趋走侍奉陛下，转眼经历了许多年，从没有听说有丝毫过错，却常常看见他的勤劳功效。他早年竭尽忠诚，到如今仍完全坚持正道。他以国事为重而忘却家庭，舍弃自身而为国家尽力，操守如经受风霜，内心如铁石，实在值得圣明皇帝重视，难道只能用于从前吗？况且先帝把他纳入帷幄之中，寄托心腹之任，恩德超过水石，义气胜过舟车；凡是国家有利之事，他没有不直言的。后来先帝忧心四海，停止音乐，竭尽忠诚于国家，亲自接受先帝临终托付，始终一心一德，从千古看来也令人敬畏。这些不需要臣来说明，陛下都已经完全知道了。臣过去一直有这样的想法，只是不敢上奏。况且百姓失去产业，陛下常常忙到很晚仍忘记劳苦；只要有一件事不安，陛下便忧虑国家，哪怕细微之处也不放过，怎么会有过错呢？何况褚遂良是社稷的旧臣、陛下的贤能辅佐，没有听说有罪状，却被斥退朝廷，内外百姓都为这种举措叹息。看他近来议论政事，披露真诚，言辞恳切，哪里肯让陛下的德行不同于尧、舜？哪里不是担心陛下的过失被尘封在史册中？可是他却深受严重诽谤，背负难听的罪名，这足以使有志之士痛心，也损害陛下的明察。臣听说晋武帝宽宏厚重，没有杀害直臣刘毅；汉高祖仁厚深重，也没有因周昌直言而怨恨他。如今褚遂良被贬，已经经历寒暑，他违逆陛下，所受的惩罚也已经足够。恭请陛下[原文疑字]察明他的无罪，稍微宽免并非他的罪过，俯身体察他的微小诚意，以顺应人心。” 奏疏呈上后，皇帝对韩瑗说：“褚遂良的心情，我也知道。然而他悖逆暴戾、冒犯君上，正因为这一点责罚他，我难道有错吗？你的话为什么说得这样深重！”韩瑗回答说：“褚遂良可以说是社稷的忠臣。臣担心谄媚奸佞之人像苍蝇玷污白玉一样，诬陷忠贞之士。过去微子离开，殷国因此灭亡；张华没有死，晋朝纲纪还没有败乱。国家将要衰亡时，善人也会随之衰微。如今陛下富有四海，八方清平安泰，却忽然驱逐旧臣，难道不应当加以省察吗？恭请陛下避免重蹈覆辙，以弥补过去的过错，向侍奉君主之事垂示劝诫，这样天下百姓就万分幸运了。”皇帝最终没有采纳。韩瑗因为进言不被采用，忧愤之下上表请求回归田里，诏书不准。显庆二年，许敬宗、李义府迎合皇后的旨意，诬奏韩瑗与褚遂良暗中谋划叛逆，说桂州是使用武力的地方，所以授褚遂良为桂州刺史，实际上是把他作为外援。于是又将褚遂良贬为爱州刺史，降韩瑗为振州刺史。显庆四年，死于任所，享年五十四岁。第二年，长孙无忌去世，许敬宗等人又奏称韩瑗与长孙无忌共同谋划叛乱，派使者去杀他。使者到达时，韩瑗已经死了，仍然打开棺材验尸后返回，没收他的家产，将他的孙子发配迁徙到岭南。神龙元年，武则天留下制书，命令恢复他的官职和爵位。

译来济是扬州江都人，隋朝左翊卫大将军、荣国公来护儿的儿子。宇文化及发动变乱时，他全家都遭到杀害。来济年幼便遭逢家难，流离困苦，但专心好学，有文才，善于谈论，尤其通晓时势。考中进士后，贞观年间多次调任，做到通事舍人。太子承乾失败后，唐太宗对侍臣说：“应当怎样处置承乾？”群臣没有人敢回答，来济进言说：“陛下对上没有失去做慈父的情分，对下能够享尽天年，这就算做得很好了。”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不久授任考功员外郎。贞观十八年，朝廷首次设置太子司议郎，精选有声望的人担任，于是任命来济为此职，同时兼任崇贤馆直学士。不久升任中书舍人，与令狐德棻等人撰写《晋书》。永徽二年，授任中书侍郎，兼弘文馆学士，监修国史。永徽四年，任同中书门下三品。永徽五年，加授银青光禄大夫，因修国史有功封南阳县男，赐物七百段。永徽六年，升任中书令、检校吏部尚书。当时唐高宗想立昭仪武氏为宸妃，来济秘密上表劝谏说：“宸妃这个称号古代没有，事情恐怕不可行。”武皇后立后，来济等人害怕不能自保；皇后于是上表称赞来济忠诚公正，请求加以奖赏安慰，但内心其实厌恶他。显庆元年，来济兼任太子宾客，进爵为侯，中书令一职依旧。显庆二年，又兼任太子詹事。不久，许敬宗等人奏称来济与褚遂良结党煽动，被降为台州刺史。显庆五年，调任庭州刺史。龙朔二年，突厥入侵，来济统率军队抵抗，对部众说：“我曾经触犯刑法，承蒙赦免才保全性命，应当用自身来补偿罪责，特别报答国家的恩德。”于是他不脱铠甲头盔，奔赴敌军，战死阵中。当时五十三岁，追赠楚州刺史，供给灵车递送遗体回乡。有文集三十卷，流传于世。来济的哥哥来亘，有学问和品行，与来济齐名。上元年间，官至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上官仪，本是陕州陕县人。他的父亲上官弘任隋朝江都宫副监，因此全家迁居江都。大业末年，上官弘被将军陈稜杀害，上官仪当时年幼，藏匿起来得以免死。于是私自剃度成为僧人，游心于佛教经典，尤其精通《三论》，同时涉猎经史，善于写文章。贞观初年，杨仁恭任都督，对他十分礼敬。上官仪考中进士。唐太宗听说他的名声，召来授任弘文馆直学士。多次升任秘书郎。当时唐太宗很喜欢写文章，常派上官仪起草文稿，又多次命他作诗唱和；凡有宴会集会，上官仪常常参加。不久又参与编撰《晋书》完成，转任起居郎，加官并赐帛。唐高宗即位，升任秘书少监。龙朔二年，加授银青光禄大夫、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仍兼弘文馆学士。他本来凭借文辞才华显达，擅长五言诗，喜欢以华丽错综、婉转妩媚作为诗文的风格。上官仪显贵以后，当时很多人仿效他的文体，时人称为“上官体”。上官仪很依仗才华、任意凭势，因此受到当时人的嫉恨。麟德元年，宦官王伏胜与梁王李忠获罪，许敬宗于是诬陷上官仪与李忠共同谋反，上官仪便下狱而死，全家被没收。儿子上官庭芝历任周王府属官。上官庭芝也与父亲一同被杀。上官庭芝有个女儿，中宗时任昭容，常侍奉皇帝起草制诰，因此追赠上官仪为中书令、秦州都督、楚国公；追赠上官庭芝为黄门侍郎、岐州刺史、天水郡公，并命令按照礼制重新安葬。史臣说：褚河南上书陈述政事，亹癖有经世济民的长远谋略。在魏徵、王珪之后，具有刚直敢谏的风骨和声彩、卓然不群而具备辅佐君王才能的人，几乎很难再找到。名臣的功业，褚河南也有一份。过去齐国人赠送乐伎，孔子便离开了；戎王沉溺于女色，由余便逃走了。妇人的话，连圣哲都害怕遭受它带来的祸患，何况有两个奸佞占据执掌朝政的要地，成为正人的魑魅呢！古代的志士仁人，一句话彼此相约，即使死去也不后悔；何况处在君臣之间，接受了托付孤儿的重任，却因为利害祸福而忘掉平生的誓言呢！而韩、来诸公，可以说是至死守持正道、寻求福祉却不改其志的人了。赞曰：褚公的话，和谐欢乐而深沉悠远；钟磬悬挂在架上，一经敲击便奏成雅正的乐声。两个疯狗一起狂吠，三位贤臣同心一意。众人都在观望，我却不随波浮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