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九十九

译列传第九十九。于休烈；其子于肃；于肃之子于敖；于敖之子于琮；令狐峘；归崇敬，其子归登；归登之子归融；奚陟；张荐，其子张又新；张希复；张希复之子张读；蒋乂，其子蒋系、蒋伸；柳登；其弟柳冕；柳冕之子柳璟；沈传师，其子沈询。于休烈，是河南人。高祖于志宁，贞观年间任左仆射，是十八学士之一。父亲于默成，任沛县令，早年去世。于休烈天性正直诚实，机敏而有见识，聪明颖悟。从小喜爱学习，擅长写文章，与会稽人贺朝、万齐融、延陵人包融成为文学上的朋友，名声在当时相等。考中进士，又应制策考试登科，被授任秘书省正字。多次升迁，任右补阙、起居郎、集贤殿学士，转任比部员外郎、比部郎中。杨国忠辅政时，排斥不依附自己的人，于是于休烈被调出任中部郡太守。适逢安禄山发动叛乱，肃宗即位，韦休烈从中部赶赴皇帝的行在，被提拔授任给事中。后来升任太常少卿，掌管礼仪事务，并兼任修撰国史。肃宗从凤翔返回京城后，励精图治，虚心听取意见，曾对韦休烈说：“君主的一举一动都必须记录下来，你真是一位优秀的史官。朕如果有过失，你也会记下来吗？”韦休烈回答说：“夏禹、商汤都能归罪于自己，所以他们的事业兴盛迅速。有德行的君主不会忘记纠正自己的过错，臣不胜欣喜庆幸。”当时中原地区动荡覆乱，典章制度几乎全部散失，已经没有史籍可供查考。韦休烈上奏说：“《国史》一百六卷，《开元实录》四十七卷，以及起居注和其他书籍三千六百八十二卷，都收藏在兴庆宫史馆。京城被叛贼攻陷以后，这些书全都被焚烧了。况且《国史》和《实录》是圣朝的重大典籍，经过长时间修撰，如今已经一本也没有了。希望陛下降诏给御史台，查究史馆有关人员的责任，并命令各府各县搜寻访求。若有人另外收藏有《国史》《实录》，只要送交官府，就给予重赏。如果是史官私自收藏后找回来的，仍然赦免他的罪过。找到一部，越级授予官职资历；找到一卷，赏赐绢十匹。”几个月之内，只找到一两卷。此前负责修史的工部侍郎韦述陷入叛贼之中，进入东都，到这时才把他家中收藏的《国史》一百一十三卷送交官府。肃宗认为太常寺的钟磬自隋代以来流传的五音，有的已经不协调。乾元初年，他对休烈说：“古代圣人制作音乐，是用来应合天地的和气、协调阴阳的秩序；这样人民就不会夭折伤残，万物也不会发生灾害。况且金、石、丝、竹，是乐器。近来我亲自祭享郊庙，每次听悬挂的乐器演奏，宫音、商音等不完备，有时钟磬的音调也不合标准。可以把钟磬全部拿来，朕要在宫内亲自校定。”太常寺召集乐工考验，几天后查明了差错，随后命令另行铸造、磨制和刻正。事情完成后，皇帝到殿上亲自试奏考击，全部合于五音，群臣都称庆。不久，于休烈转任工部侍郎、修国史，献上《五代帝王论》，皇帝非常赞许。宰相李揆自负才干、嫉妒贤能，认为于休烈修国史与自己地位相当，便嫉恨他，上奏让于休烈任国子祭酒，实际上是把他从史馆修撰的位置上调开。于休烈安然自守，毫不在意。按照旧礼仪，元旦和冬至时，百官不在光顺门朝拜祝贺皇后；乾元元年，张皇后却实行了这一礼仪。于休烈上奏说：“《周礼》有命夫朝见君主、命妇朝见女君的礼制。自显庆以来，则天皇后才开始实行这一礼仪。那一天，命妇又在光顺门朝见皇后，与百官混杂在一起，实在是失礼。”肃宗下诏停止此礼。代宗即位后，鉴别评定官员的名望和品级，宰臣元载称赞于休烈，于是任命他为右散骑常侍，仍兼修国史，不久又加任礼仪使。升任工部侍郎。又改任检校工部尚书，兼掌太常卿事务，正式任命为工部尚书，多次加封，成为东海郡公，又加授金紫光禄大夫。他在朝廷共三十多年，历任清要职务，家中却没有一石粮食的储蓄。他恭敬节俭、温和仁厚，从不把喜怒表现在脸上。他亲近贤者、礼待士人，提拔后进；即使地位尊贵、年纪很大，也从未显出疲倦。他酷爱古代典籍，手不释卷，直到去世。大历七年去世，享年八十一岁。有文集十卷流行于当世。嗣子于益、次子于肃，先后都任翰林学士。这一年春天，于休烈的妻子韦氏去世。皇帝因为于休烈父子以儒者的品行著名，特地下诏追赠韦氏为国夫人，安葬那天供给卤簿和鼓吹仪仗。后来听说于休烈去世，皇帝追念哀悼了很久，褒奖追赠他为尚书左仆射，赐给赙仪绢一百匹、布五十端，并派谒者、内常侍吴承倩到他的私宅宣示慰问。儒者所能获得的荣耀，很少有能与他相比的。于肃官至给事中。于肃的儿子是于敖。于敖，字蹈中，凭借家世而以文章和史学享有盛名。年轻时受到当时名士称赞，志向和品行修养谨慎。考中进士，脱去布衣，任秘书省校书郎。湖南观察使杨凭征召他任从事；幕府撤除后，凤翔节度使李鄘、鄂岳观察使吕元膺相继征召他。历任协律郎、大理评事，试任监察御史；元和六年，正式任命为监察御史，转任殿中侍御史，历任仓部、司勋二司员外郎、万年县令，任右司郎中，出任商州刺史。长庆四年，入朝任吏部郎中。同年升任给事中。昭愍帝初年即位，李逢吉掌权。他与翰林学士李绅一向不和，便诬陷李绅犯有不可测的罪行，把他放逐到岭外。李绅的同僚、驾部郎中兼知制诰庞严，司封员外郎兼知制诰蒋防，因为被认为是李绅的党羽，降职为信州、汀州等州刺史。贬黜诏书下达后，于敖把诏书封还。世人以为他和庞严友善，是在申诉庞严不应获罪，都说：“于给事触犯宰执的怒火，为庞严、蒋防伸张冤屈，不也是仁义吗？”等到驳奏发出，才知道他所说的是庞严贬得太轻，朝廷内外无不大笑，而李逢吉因此反而奖赏他。不久转任工部侍郎，升任刑部侍郎，出任宣歙观察使，兼御史中丞。于敖温和宽厚，是一位长者，与人相处从不发生冲突，任官期间也从未建立什么功业。他历任台阁和各部门官职，三次任列曹侍郎，只是谨慎顺从地保全自己而已。太和四年八月去世，享年六十六岁，追赠礼部尚书。于敖有四个儿子：于球、于珪、于瑰、于琮，都考中进士。于琮性情旷达不拘，有远大志向，虽然凭借门第资历做了官，却很久没有得到任用。大中年间，驸马都尉郑颢认为于琮熟悉世故，唯独对他的器度感到非凡。适逢诏令从士族中选拔人才来尚公主，士大夫大多躲避这件事。郑颢对于琮说：“你的才干非常好，只是不拘小节，受到世俗声誉的压制，长期不能调任；你能响应这道诏令吗？”于琮认为他说得对。适逢李籓主持贡举，郑颢托他使于琮考中；这一年于琮便升入谏官行列，娶广德公主为妻，任驸马都尉。他多次历任台阁官职，又遍历藩府。乾符年间任同平章事。

译黄巢军攻入京师，僖宗出京巡幸，于琮患病不能随从。黄巢僭越称号后，起用于琮为宰相。于琮以疾病推辞。贼军不断逼迫，于琮说：“我的病已经很重，早晚就要死了。何况我是唐室的姻亲，按义理不能接受任命，死也心甘情愿。”最终被贼军杀害，而广德公主获得赦免。公主看见于琮遭难，对贼军说：“我是李氏的女儿，按义理不能独自活着，愿意和于公一同赴死。”贼军不答应，公主进入内室自缢而死。广德公主在闺门内外都很有礼法，咸通、乾符年间，她的声誉广为流传。于氏家族内外的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公主一定亲自参与行礼；各位妇女按班次来拜见她，尊卑之间互相致意慰问，都有相应的礼法，因此受到当时人的称赞。于珪、于球都做到清要显贵的官职。令狐峘，是令狐德棻的玄孙。考中进士。安禄山叛乱时，他隐居在南山豹林谷，谷中有一处别墅。[原文“▯亘”疑为“峘”字讹写]司徒杨绾未出仕时，在南山避乱，住在令狐峘的别墅里。令狐峘博学，贯通群书，能言善辩，杨绾非常称赞他。等杨绾任礼部侍郎、修国史时，便引荐令狐峘进入史馆。令狐峘从华原县尉升任右拾遗，多次升迁为起居舍人，都兼任史职，修成《玄宗实录》一百卷、《代宗实录》四十卷。他著述虽然勤奋，但由于处在大乱之后，起居注已经散失；令狐峘编纂开元、天宝年间的史事，虽然得到各家文集，把诏策编入其中，但名臣传记十篇中只有三四篇，后人认为遗漏太多，不能称为良史。大历八年，改任刑部员外郎。德宗即位后，准备以优厚的规格奉祀元陵，令狐峘上疏劝谏说：臣听说《左传》说“近臣要尽力规谏”，《礼记》说“侍奉君主，应当有犯颜直谏而不能隐瞒”。臣有幸偶然遇到昌盛的时代，错误地跻身近臣之列，谨敢竭尽狂愚之见，希望能稍微补益陛下，恭请陛下详细察看。臣读《汉书·刘向传》，看到其中论述君王修筑陵墓的警戒，优秀的史官为此赞叹，千古流传芳名。为什么呢？圣贤的心意，以勤俭为要务，一定求合于正道，不做无益之事。所以舜葬在苍梧，不改变当地的集市；禹葬在会稽，不改变当地的行列和安排。周武王葬在毕陌，没有修筑高大的坟丘；汉文帝葬在霸陵，顺着山谷的地势。禹并不是不忠，启并不是不顺，周公并不是不敬兄长，汉景帝也并不是不孝；他们奉事君主和亲人，都采用简朴的制度。从前宋文公开始实行厚葬，使用蜃灰和木炭，增加车马陪葬，他的臣子华元、乐举，《春秋》把他们记作不忠之臣。秦始皇葬在骊山，用鱼脂作灯烛，用水银模拟江海，珍宝的收藏数不胜数，千百年来一直受到非议。宋国桓魋要为自己制作石椁，孔子说：“不如赶快腐朽。”子游问丧葬器具应如何置办，孔子说：“根据家庭的有无来办。”张释之回答汉文帝说：“假如墓中没有值得人贪求的东西，即使没有石椁，又有什么可忧伤的呢？”汉文帝的霸陵都使用陶器，不用金银装饰。由此看来，有德之人的葬制越发简薄，无德之人的葬制越发厚重，这一点清楚可见！” 陛下自从统治天下以来，圣明的政事日益更新。进用忠臣、斥退奸邪，减少膳食、节省费用，不珍视云气等祥瑞，不亲近鹰犬游猎的享乐。有司供给物品，都按照原来的估价办理，这是有利于百姓的；远方进贡的物品，只用于祭祀，这是对自己节俭。所以泽州奏报出现庆云，陛下下诏说：“应当把时令和顺视为祥瑞”；邕州奏报发现黄金矿，陛下下诏说：“应当把不贪财视为珍宝”。臣恭敬地思量陛下的圣心，没有一件不是至理。可是六月一日的制书却独自说：“因为修筑山陵，制度务必从优从厚，应当竭尽国库来供应费用。”这实在是仁孝之德，深切出于圣上的内心。但臣认为，尊敬亲人的道义，贵在合乎礼制。陛下每次发布明诏、宣布德音，都可比肩唐尧、虞舜，超过周、汉，难道会为了取悦凡俗之人的眼目，违背贤哲的心意，同那些失德君主竞相奢侈吗？臣又恭读先帝遗诏说：“丧葬仪式和制度，务必从俭从约，不得用金银锦彩装饰。”陛下恭敬顺从先帝遗志，举动没有违背。如果陵墓制度过于优厚，难道符合先帝临终的遗命吗？恭请陛下远远考察虞、夏、周、汉的制度，深切思考孔子、张释之的告诫，虔诚奉行先帝遗旨，俯身遵循礼经，作为万代的法则，这将是天下的大幸！如今赦书虽然已经颁行，但有关各条还没有全部公布；此时奉行先帝遗制、阐明圣上的道理，当然还不算晚。希望陛下赶快下诏给有关官署，全部依从古礼办理。臣听说即使是愚人的话，明智的君主也会选择其中可取的。何况臣忝任史官，亲自遇到陛下的圣德，实在以同华元、乐举那样被《春秋》斥为不臣为耻，愿意用舜、禹的道理来记录陛下的圣明谋略。臣早晚忧惧恳切，不敢不说；冒犯圣明，实在担心获罪。即使因进言而被罢职，死了也如同活着一样。皇帝下优厚的诏书答复说：“朕近来商议山陵之事，心中正陷于迷惑错误，忘记遵守先帝遗旨，于是写下了从优从厚的文书。你见闻广博，学识通达，见识器度宏大深远，深知这样做不可，并把意见表达在直切的言论中。你援引古今事例，依据经书礼制，不仅切中了朕的弊病，也成全了朕自身，使朕免于获得不孝之名，全靠你的力量。朕怎敢不听从道理而改正，在晚年收取成效，始终奉行此道，希望不再失坠。古代遗留下来的正直之臣，还有谁能超过你呢！” 当初，大历年间，刘晏任吏部尚书，杨炎任侍郎，刘晏任用令狐峘掌管吏部南曹事务。令狐峘感激刘晏的提拔，每次分配官缺，必定把好的送给刘晏，把不好的送给杨炎，杨炎心里很不平。到了建中初年，令狐峘任礼部侍郎，杨炎任宰相，却没有计较旧事。有个士子叫杜封，是已故宰相杜鸿渐的儿子，请求补任弘文馆学生。杨炎曾经出自杜氏门下，便托杜封给令狐峘。令狐峘对使者说：“宰相如果确实怜悯杜封，想成全他取得功名，请在杜封姓名下面署上一个字，让我可以留下证据。”杨炎没有想到令狐峘是在出卖自己，便署名托请杜封。令狐峘拿着杨炎署名的文书上奏揭发，说宰相以私事逼迫臣下；臣如果听从，就辜负陛下，如果不听从，杨炎必定加害臣。德宗拿着奏疏询问杨炎，杨炎把事情全部说了，德宗非常愤怒，说：“这个奸人，真是无可奈何！”想把令狐峘杖责后流放，杨炎极力替他解救，于是令狐峘被贬为衡州别驾，后来升为衡州刺史。贞元年间，李泌辅佐朝政，召令狐峘任右庶子、史馆修撰。令狐峘性情本来就偏僻怪异，举止常常失去人和。在史馆中，他与同职孔述睿等为细小事情争吵怨恨，屡次侵犯孔述睿。孔述睿是位长者，只退让而不争辩。不久李泌去世，窦参掌权，厌恶令狐峘的为人，把他贬为吉州别驾。过了很久，授任吉州刺史。齐映任江西观察使，巡行所属州部经过吉州。按照旧例，刺史第一次拜见观察使，都要穿戎服快步进入庭院行礼。齐映虽然曾任宰相，却是突然提拔的后进；令狐峘自认为是前辈，觉得自己有资格超过齐映，不想穿戎服拜见。他进去把这件事告诉妻子韦氏，羞于低头快步到庭院行礼。韦氏对令狐峘说：“你自认为是什么样的人？难道到了白头，还要在一个年轻人面前奔走吗？你如果不按这种礼节拜见齐映，即使被贬黜处死，我也没有遗憾。”

译令狐峘说：“好。”于是按宾客之礼去拜见齐映。齐映虽然没有说什么，心中却深感遗憾。齐映到州任职后，上奏说令狐峘纠察前任政事的过失，审讯后发现没有事实，不适合巡行州部、临制人民，于是令狐峘被贬为衢州别驾。衢州刺史田敦，是令狐峘主持贡举时录取的进士门生。当初令狐峘主持贡举，放榜当天被贬逐，与田敦没有见过面。田敦听说令狐峘来了，高兴地说：“终于能拜见座主了。”迎接拜谒的礼节非常优厚。田敦每月拿出俸禄的一半供养令狐峘。令狐峘在衢州将近十年。顺宗即位，以秘书少监的身份征召他，到了京城便去世。元和三年，令狐峘的儿子、太仆寺丞令狐丕，才把令狐峘所撰写的《代宗实录》四十卷献给朝廷。当初令狐峘因李泌之事获罪被贬，监修国史的官员上奏说，令狐峘所撰实录已经完成十分之一，请求允许他在贬所完成。直到这时才上奏朝廷，朝廷因其功劳追赠他为工部尚书。归崇敬，字正礼，是苏州吴郡人。他的曾祖父归奥，因为崇敬的缘故，被追赠秘书监。祖父归乐，被赠官房州刺史。父亲归待聘，也被赠官秘书监。崇敬年轻时勤奋好学，凭经学考试中选。遭逢父母丧事时哀痛过度，因孝行闻名，调任四门助教。天宝末年，在对策考试中名列前茅，授任左拾遗，改任秘书郎。升任起居郎、赞善大夫，兼任史馆修撰，又加任集贤殿校理。因为家贫，请求担任外任官，先后任同州、润州长史。适逢玄宗、肃宗两位皇帝修建陵墓，他参与掌管礼仪，升任主客员外郎。又兼任史馆修撰，改任膳部郎中。崇敬认为百官在每月初一、十五穿朝服和裤褶，不合古制，便上疏说：“考察夏、商、周三代的典礼和两汉史籍，都没有裤褶这种服制，也没有详载它起源的原因。自隋代以来，才开始有穿这种服装的人。事情不遵循古制，臣恭请停止这种服制。”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他又进谏说：“东都太庙不应设置木主。臣谨按典礼：虞祭时使用桑木主，练祭时使用栗木主。制作桑木主，就埋掉栗木主；制作栗木主，就埋掉桑木主，这是因为神不可有两个主，天不可有两个太阳，土地不可有两个君王。东都太庙是则天皇后所建，用来安置武氏的木主。中宗除去了木主而保留庙宇，大概是准备日后皇帝巡幸或迁都时使用。况且殷人多次迁都，前期八次、后期五次，前后共迁都十三次，不可能每迁一都就另立一个神主。议论的人有的说：‘东都的神主已经恭敬奉祀并行过礼，怎么可以一旦废除呢？’虞祭时立桑木主而恭敬祭祀，练祭时立栗木主而埋掉桑木主，难道桑木主没有被恭敬祭祀过，竟然可以埋掉吗？况且已经缺少的神主，何必再制作？制作时机不当，恐怕不合礼制。” 他又议论说：“每年春秋两季祭祀文宣王时，祝文木板经皇帝署名后，皇帝面向北作揖，臣认为礼节过于隆重。臣谨按《大戴礼记》，师尚父把丹书授给周武王时，武王面向东方站立。如今署写祝文木板，请准照武王面向东方的礼仪办理，这样礼节的轻重大概可以适当。” 当时有术士巨彭祖上疏说：“大唐属土德，千年正合符命，请每年四季都到郊外祭祀天地。”皇帝下诏让礼官和儒者议论此事。崇敬议论说：“按旧礼，立春这天在东郊迎春，祭祀青帝；立夏这天在南郊迎夏，祭祀赤帝；立秋前十八天在中央之地迎黄灵，祭祀黄帝；秋季、冬季则分别在相应方位举行祭祀。黄帝在五行中属土，为四季之王，而土生于火，所以在火行当令结束时祭祀黄帝，其他三个季节则不祭。汉、魏、周、隋都实行这种礼制。国家既然以土德承受天命，也在每年六月土王之日于南郊祭祀黄帝，以后土配享，这才是所谓合乎礼制。如今彭祖请求四季都祭祀，多依据纬书、候书的说法，又根据阴阳之说，事情涉及不合经典的内容，恐怕难以实行。”他又议论祭祀五位人帝时不应自称臣，说：“太昊等五帝是人帝，对于国家来说属于前代帝王的礼仪，没有君臣关系。如果对人帝称臣，那么对天帝又应当怎样称呼呢？议论者有的说：‘五位人帝列在《月令》中，分别配属于五个时令。’那么五神、五音、五祀、五虫、五臭、五谷也都相应齐备，只是用来配合各时令的颜色和数目，并不是说另有特别尊崇。” 他又请求让太祖景皇帝配享上天，这件事已经详细记载在《礼仪志》中。从此以后，国家典制中的重大礼仪，崇敬经常参与议论。大历初年，因新罗王去世，任命崇敬为仓部郎中，兼任御史中丞，赐给紫金鱼袋，充任吊祭、册立新罗王的使者。船行至海中央时，风浪急骤，船只破漏，众人都惊恐万分。船夫请用小船载崇敬躲避灾祸，崇敬说：“船上总共有数十百人，我为什么唯独求生呢？”过了一会儿，风浪渐渐平息，最终得以免遭灾害。按照旧例，出使新罗的人到了海东，往往有所求取，有的还携带资财和丝帛前往，做买卖货物的事情，谋求从中获利。崇敬把这些全都断绝了，东夷人都称赞并敬重他的德行。使者返回后，任命他为国子司业，兼任集贤学士。他和各位儒官一同修撰《通志》，崇敬负责《礼仪志》，众人都称许安排得当。当时皇太子想在仲秋举行入国学行齿胄礼。崇敬认为国学及其官名不合适，请求改革国学制度并改换名称，说：《礼记·王制》说，天子的学校称为“辟雍”。《五经通义》又说：“辟雍，是养老和施教的地方。”从形制来说，“雍”是壅塞水流的意思，“辟”是璧玉的意思，四周壅水环绕，形状像玉璧。从意义来说，“辟”是明，“雍”是和，意思是用礼乐使天下明达和谐。《礼记》也称它为泽宫。《射义》说：天子将要祭祀，必先在泽宫练习射箭。所以前代文士也称它为璧池、璧沼，又称学省。后汉光武帝建立明堂、辟雍、灵台，称为三雍宫。到明帝时，亲自在其中举行养老礼。晋武帝也建造明堂、辟雍、灵台，亲临辟雍，举行乡饮酒礼。又另立国子学，以区别士人与庶人。永嘉年间南迁后，只有国子学，不再建立辟雍。北齐设立国子寺，隋初也如此。到隋炀帝大业十三年，改称国子监。如今国家拥有四海，声名、文物极为昌盛，唯独缺少辟雍，请求把国子监改为辟雍省。” 他又认为：

译“祭酒”这个名称，不适合用作学校官员的官名。按《周礼》说：“师氏掌管用义理教导君王，教育国子。”请把祭酒改为太师氏，官阶为正三品。司业这个官名，其意义见于《礼记》，书中说“乐正司业”。“正”是长官的意思，就是说乐官的长官掌管这项事业。《尔雅》说：“大板叫作业。”按《诗经·周颂》所说：“设置栒、设置虡，装饰高高的牙架、树立羽饰。”那么“业”就是悬挂钟磬的栒虡。如今太学既不教授音乐，从意义上说便没有可取之处，请把司业一人改为左师，一人改为右师，官阶为正四品。” 他又认为：“《五经》及六籍，是古代圣哲君王治理天下的法式。国家开创基业，制定选取贤能的办法，设置明经科，在各类学校中阐发微妙的义理，纠正邪曲、增益美善，选拔贤者、任用能者。自从国家遭遇艰难以来，选取人才颇为容易，考试不求考察经书文义，及第者先从帖经取中，结果使专门研究经学的学业废弛，想请教也无从请教，师生之间的礼节受到损害，传授和接受经义的传统断绝。如今请以《礼记》《左传》为大经，以《周礼》《仪礼》《毛诗》为中经，以《尚书》《周易》为小经，各设置博士一人。《公羊传》《穀梁传》的文字和疏解较少，请共同按一部中经对待，设置博士一人。所选博士还必须兼通《孝经》《论语》，依据章句和疏文，讲解清楚，旁征博引，回答十个问题能答对九个；并且品德纯洁，文辞雅正，仪表举止合乎规范，可以作为师表。命四品以上官员各自举荐所知人才。在外地的给驿马，年满七十岁以上的用蒲轮车迎接。国子、太学、四门、三馆，各自设置五经博士，品秩高低、生徒人数，都分别规定等级。原有的博士、助教、直讲、经直，以及律馆、算馆助教，请全部裁撤。” “教授学生的方法是：学生到国子监后，拜见与自己所学相同的老师。所带的见面礼是干肉一束、清酒一壶、布衫一段，颜色依老师所穿的服色而定。老师从中门出来，请学生进来同坐，切干肉、斟酒，饮三爵为止。然后打开书箱取出经书，提起衣襟上前请教。老师依据经书辨析义理，略举其中一端，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每天早晨和下午两次请教，老师也每天两次在讲堂讲说解释义理，阐明大纲，并兼教学生文章、德行、忠诚、信实的道理，向他们说明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和睦朋友的意义。每十天检查一次，每月考试一次，按时考核，每年贡举。根据学生及第人数的多少，评定博士考课的上下等级。学生有不服从教导的，就用荆条、楚杖鞭打。国子监学生不服从教导的，就报送礼部，改送太学；太学学生仍不改的，转送四门；四门学生仍不改的，送回本州学校；州学学生仍不改的，恢复本来的劳役，终身不得与士人同列。即使服从教导九年而学业仍未完成，也送回州学。” “礼部考试的方法，请不要再考帖经，只在所学习的经书中考二十道大义题，答对十八道算通晓；《论语》《孝经》各考十道，答对八道；兼且要求把所考经文的注释、义疏读得通晓熟悉，才算一通。又在本经中考三道时务策，答通两道便算及第。考生中有孝行在乡里间闻名的，应在举荐文书中写明，附在学习科业之后。省试之日，考察他的实际表现；即使经义少答两道，也请一并收取。天下各地乡贡，也照此办理。学习和考试，都以明经为名。考中者授官的资格与进士相同。这样一来，教化和经义会日益深厚，礼让之风就会兴起；礼让兴起，强者就不会侵犯弱者，众人也不会欺凌少数人。这就是从太学教育产生的效果。” 皇帝下诏让尚书省召集百官确定议论结果上报。议论者认为，“省”是禁的意思，不适合用作外司的名称；《周礼》中代代掌管某种职务的人称为“氏”，国学不是世代承袭的官职，不应称为太师氏。其余意见大多认为习俗已经延续很久，改革很难，因此这些建议没有实行。适逢国子监的属吏因餐钱分配不均而被御史台审查，崇敬因此获罪，被贬为饶州司马。建中初年，又授任国子司业。不久选任翰林学士，升任左散骑常侍，加授银青光禄大夫。不久兼任普王元帅府参谋，屡次加授光禄大夫。两河叛乱离散的人刚开始接受朝廷命令，皇帝命崇敬以本官兼御史大夫、持节宣慰，他出使后符合皇帝旨意。回来后，上表请求回乡拜扫祖墓，皇帝准许，并赐给他缯帛，儒者都以此为荣。不久加授特进、检校户部尚书，升任工部尚书，仍任翰林学士，充任皇太子侍读。他多次上表辞职，以年老请求退休，改任兵部尚书后致仕。贞元十五年去世，享年八十岁，朝廷停止朝会一天，追赠左仆射。儿子归登继承其爵位和事业。归登，字冲之。性情雅正诚实，宽厚敦实，侍奉继母，以孝闻名。大历七年，参加孝廉考试名列前茅，补任四门助教。贞元初年，再次考中贤良科，由美原县尉授任右拾遗。当时裴延龄因奸邪谄媚而受宠，想做宰相，谏议大夫阳城上疏直言极谏，德宗大怒。右补阙熊执易等也因为说了危险的直言而触犯皇帝旨意。起初熊执易写好奏疏，拿给归登看，归登惊讶地说：“请把我的名字也署上。雷霆之下，怎么忍心让您独自承担！”从此同列官员一起直切进谏。归登每次都联名署奏，毫不回避，当时人们都称许敬重他。转任右补阙、起居舍人，三次任职共十五年。同列中曾经官位在他之下的人，大多凭奔走钻营升到显要官职，而归登和右拾遗蒋武安于退守自持，不把升迁快慢放在心上。后来升任兵部员外郎，充任皇子侍读，不久加任史馆修撰。顺宗初年，因为他过去在东宫侍奉时的旧恩，破格授任给事中，不久赐给金印紫绶，又赏赐衫和笏。升任工部侍郎。他与孟简、刘伯刍、萧俛奉诏共同翻译《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又担任东宫及诸王侍读，献上《龙楼箴》来讽谏。过了很久，改任左散骑常侍。因入宫谢恩，宪宗问当时最迫切的事情，归登以接纳谏言作答，时论称美他。转任兵部侍郎，兼判国子祭酒事务，升任工部尚书。元和十五年去世，享年六十七岁，追赠太子少保。归登有文学才能，擅长草书、隶书，宽厚博大，能够容纳各种人。他曾让童仆喂马，马踢了童仆，童仆恼怒，打断了马腿。归登知道后没有责罚童仆。晚年很喜欢服食丹药，有人送给他金石炼制的药物，并且说自己已经先尝过了，归登便毫不怀疑地服下。药性发作，毒害得几乎死亡，后来才追问得知那人并没有尝过。别人替他生气，归登看着那人却没有一点恼怒的脸色。他常常仰慕陆象先的为人，议论者也认为他很像陆象先。儿子归融继承。

译归融考中进士，从监察拾遗入朝任职，授任工部员外郎，升任考功员外郎。六年，转任工部郎中，充任翰林学士。八年，正式授任舍人。九年，转任户部侍郎。开成元年，兼任御史中丞。湖南观察使卢周仁违背诏令进献羡余钱十万贯。归融上奏说：“天下是一家，哪里不是君王的土地？中外的财赋，都是陛下的府库。卢周仁擅自陈说小利，妄自制造异说，说南方发生火灾，恐怕财物会烧成灰烬，便运到京城，姑且借此迎合私下的忠诚。把财货送入朝廷来希求恩宠，对待朝廷怎么如此浅薄！臣恐怕天下人竞相仿效，以羡余为名，借机刻剥百姓，使百姓受害。请对卢周仁施以重责，以此作为处置藩镇的先例。他进献的钱，请退还湖南，用来代替贫苦百姓缴纳租税。”诏令把卢周仁所进的钱收入河阴院储存，以备水旱灾害之用。金部员外郎韩益掌管度支案，他的子弟接受别人贿赂三千多贯，其中一半是拟定的赃款。皇帝问归融：“韩益所犯，与卢元中、姚康相比谁更严重？”归融回答：“卢元中和姚康违法侵耗官钱三万多贯，韩益收受他人的财物，与他们相比轻得多。”于是韩益被贬为梧州司户。不久升任京兆尹。当时京兆府财力不足，皇帝特意下诏赐钱五万贯；府司把所赐钱的一半退还司农寺，作为购买蔬菜的钱，归融便在答对皇帝时说了这件事。皇帝因为知道归融是学者，便问：“‘蔬粝’二字中，‘粝’读赖音，是什么意思？‘粝’是最粗的饭吗？”归融按照字义类别作了回答。当时两位公主出嫁，京兆府供应帷帐等事务很繁重，又临近上巳节，曲江赐宴，于是上奏请求改日举行。皇帝说：“去年重阳节选在九月十九日，还没有失去重阳的意义；如今改在十三日也可以。”不久李固言任宰相，一向不喜欢归融，罢免了他的京兆尹职务。一个多月后，授任秘书监。不久李固言被罢相，杨嗣复辅政，任命归融代理兵部侍郎。一年之内授任吏部侍郎。三年，任检校礼部尚书、兴元尹、兼御史大夫，充任山南西道节度使。归融的儿子仁晦、仁翰、仁宪、仁召、仁泽，都考中进士。咸通年间都做到显要官职。奚陟，字殷卿，是亳州人。祖父奚翰绎，天宝年间任弋阳郡太守。奚陟年轻时喜欢读书，考中进士，又考中制举文词清丽科，授任弘文馆校书，不久授任大理评事。作为副手随使者出使吐蕃，没有成行，授任左拾遗。遭逢父母丧事，哀痛毁损身体，超过礼制，亲友都怜悯他。皇帝车驾巡幸兴元时，召见并授任他为起居郎、翰林学士。他以疾病为由辞谢，长期没有赴任，改任太子司议郎。历任金部员外郎、吏部员外郎、左司郎中，把尚书省事务处理得很周密。又多次奉命出使，都符合皇帝旨意。贞元八年，提升为中书舍人。这一年，江南、淮西因大雨成灾，朝廷命奚陟慰问巡察，他所到之处，百姓都安定喜悦。中书省按照旧例，对胥吏多加姑息，因为他们经常在宰相身边，奚陟却都按公正之道处理。此前，右省杂给通常分为等级，都根据职田的顷亩数确定，主书所得与右史等相同。奚陟于是约定以料钱作为标准，从此主书所得少于拾遗。当时中书令李晟所请领的纸笔等杂给，李晟都不接受；奚陟只告诉负责杂务的舍人，让他暂且储存起来，后来全部送给舍人。按旧例，负责杂务的舍人自己把私人物品带入，奚陟把所得物品平均分给省内官员。他又亲自处理各种杂务，下至园中的蔬菜，全都亲自清点查看，别人认为难以做到，他处理起来却毫不厌倦。升任刑部侍郎。裴延龄厌恶京兆尹李充有治理才能，专心设法陷害他，诬奏李充勾结陆贽，多次厚重地赠送金帛。李充被贬官后，裴延龄又奏称李充任职期间擅自大量耗用京兆府的钱粮，请求命比部查核复验；他还让比部郎中崔元翰陷害李充，因为崔元翰怨恨陆贽。皇帝下诏准许。崔元翰曲意依附裴延龄，弹劾审讯府吏。府吏到案后，即使没有过犯，也都被鞭打来树立威势，舆论一片喧然。奚陟于是亲自查阅府库案卷，完全查明实际情况，上奏说：“根据度支的奏报，京兆府贞元九年两税以及此前各项羡余钱，共六十八万多贯，都被说成是李充擅自耗用。如今查核得知，一千二百贯以来，是各县供应馆驿时增加的耗费，以及各类人户应当缴纳的数额；相关粮食共三十二万石，只有三百多石是各项输纳中经办人员造成的亏欠，其余全都是按照诏令和度支符牒发放使用完毕的。”奚陟宽厚公平、遵守法令，大多就是这样。崔元翰既然没有达到目的，因此愤懑而死。不久，奚陟以本官掌管吏部选官事务，考核选拔公正允当，以能干闻名，升任吏部侍郎。他所任职的官署，当时都认为他称职。贞元十五年去世，享年五十五岁，追赠礼部尚书。张荐，字孝举，是深州陆泽人。祖父张翾，字文成，聪明机警，才智无与伦比，书籍没有不读的。他还是儿童时，梦见一只紫色大鸟，身上五彩斑斓，降落在庭院中。他的祖父对他说：“五色中带红色纹理的是凤凰；带紫色纹理的是趯翾，是凤凰的辅佐者。我的孩子将来应当凭文章成为朝廷的祥瑞。”于是便用“翾”作为他的名字。张翾最初考中进士，对策尤其精工，考功员外郎謇味道赞赏他说：“像这样的年轻人，天下无双！”调任岐王府参军。又参加下笔成章、才高位下、词标文苑等科考试。张翾总共参加八次科举，都考入甲科。再次授任长安县尉，升任鸿胪丞。总共参加四次选官考试，判定策问成绩为铨选官署第一。员外郎员半千对人说：“张先生的文章像青铜钱一样，写一万篇能中一万篇，从没听说他落选。”当时士人都看重他，称他为“青钱学士”。然而他性情狭窄急躁，不守士人品行，尤其被端方正直的人厌恶，姚崇也很轻视他。开元初年，朝廷整顿端正风俗，张翾被御史李全交弹劾，说他言语中多有讥刺，当时因此被贬到岭南。刑部尚书李日知上奏论说此事，朝廷才追回原诏，改把他迁往近处。开元年间，入朝任司门员外郎，后来去世。张翾下笔迅速，著述尤其多，言辞颇为诙谐。当时天下知名的人，无论贤能还是不肖，都记诵他的文章。武则天执政时，中使马仙童被默啜俘获，默啜问仙童：“张文成还在吗？”马仙童说：“近来刚从御史任上被贬官。”默啜说：“国家有这样的人却不任用，汉人是没有作为的。”新罗、日本以及东夷各蕃国尤其看重他的文章，每次派使者入朝，必定拿出大量金钱宝贝购买他的文章，他的才名远播就是如此。

译张荐年轻时精通史书传记，颜真卿一见到他就惊叹赞赏。天宝年间，浙西观察使李涵上表推荐他，认为他的才能可以担任史官，于是诏令授任左司御率府兵曹参军。他到了朝廷，因为母亲年老多病，最终没有接受任命。服完母丧后，礼部侍郎于邵把先前的事上报，召他充任史馆修撰，兼任阳翟县尉。朱泚叛乱时，他改名换姓藏匿在城中，并因此撰写《史遁先生传》。德宗回到宫中后，提升授任左拾遗。贞元元年冬，皇帝亲自到郊外祭祀。当时朝廷刚刚收复失地，簿籍大多散失，礼仪文章错乱，于是任命张荐为太常博士，参与掌管礼仪。贞元四年，回纥请求和亲，朝廷以检校右仆射、刑部尚书关播充任使者，护送咸安公主入蕃，任张荐为判官，转任殿中侍御史。出使回来后，转任工部员外郎，改任户部本司郎中。十一年，授任谏议大夫，仍充任中馆修撰。当时裴延龄依仗宠信，诬陷毁谤士大夫。张荐想上书论奏他，多次公开说起却没有成功。裴延龄听说后大怒，上奏说：“谏官评论朝政得失，史官书写君主善恶，那么主管史职的人不应兼任谏议大夫。”德宗认为有道理。张荐任谏议大夫一个多月，改任秘书少监。裴延龄不停地排挤他，适逢朝廷派人册立回纥毗伽怀信可汗并前往吊祭，于是命张荐兼任御史中丞，出使回纥。贞元二十年，吐蕃赞普去世，任张荐为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充任入吐蕃吊祭使。他跋涉经过吐蕃境内二千多里，到达赤岭以东时患病，死在纥壁驿，吐蕃将他的灵柩送了回来。顺宗即位后，死讯传到朝廷，诏令追赠礼部尚书。张荐从拾遗做到侍郎，只有二十年，一直兼任史馆修撰。他三次出使绝域，都兼任宪官职务。他因为学识广博、才能多方面，回答问题敏捷而被选用。有文集三十卷，以及所撰《五服图》《宰辅略》《灵怪集》《江左寓居录》等，都流传于当时。儿子张又新、张希复，都考中进士。张又新年幼时就擅长文章，善于牵强附会。长庆年间，宰相李逢吉掌权，翰林学士李绅深受穆宗宠爱，李逢吉厌恶他，便寻找朝臣中凶险而敢于说话的人，搜罗李绅的隐秘事情，让他们在士大夫之间公开传播。张又新与拾遗李续之、刘栖楚尤其受到李逢吉的优待，被指称为他的鹰犬。穆宗去世，昭愍帝刚即位，张又新等人构陷李绅，使他被贬为端州司马。朝臣上表祝贺，又到中书省向宰相道贺。到了门口，守门人阻止他们说：“请稍等，因为张补阙正在斋内与宰相谈话。”不久张又新挥汗出来，向群官作了一个草草的揖，说：“端溪这件事，我张又新不敢多作谦让。”众人都躲避他，十分畏惧。张又新与李续之等七人，当时被称为“八关十六子”。宝历三年，李逢吉出任山南东道节度使，请张又新任副使，李续之任行军司马。李逢吉任宰相时，任用了门下省主事田伾。田伾犯了贪赃罪后逃亡，李逢吉在外为他担保。李逢吉罢相后，裴度揭发此事，李逢吉因此被罚俸。又下诏说：“朕处在亿万人之上，不下令而人民就教化，不发言而人民就信服的，是法。法令实行，君主就尊重；法令废弛，朝廷就轻慢。田伾长期挂着逃亡罪人的文书，私自领取养贤的俸禄，行踪明明在搜捕之中，却公然活动于民间，反而冒充参加吏部选官，明白地拟任郡佐。等到黄枢复核验证，御史台追捕擒拿，证据和逮捕情况都很清楚，奸犯罪状全被查出。三次发出宪司文书，他却始终没有申辩。各种供状摆满眼前，众人的议论充斥耳边，最后他却步行不至，只有锁链空来。蔑视法纪纲常，颇有同于侮辱戏谑；考虑到你参与谋划此事，辜负了我的朝廷。查看署名连带责任，就是你们两个人：张又新可任汀州刺史，李续之可任涪州刺史。”李逢吉致仕后，李训掌权，又召回这两人任尚书郎。李训被贬后，他们也再次被贬，最终去世。张希复的儿子张读考中进士，才华俊秀。多次升官做到中书舍人、礼部侍郎，主持贡举，当时人称赞他能选拔人才。最后官至尚书左丞。蒋乂，字德源，是常州义兴人。祖父蒋瑰，任太子洗马，开元年间为弘文馆学士。父亲蒋将明，多次升迁至左司郎中、国子司业、集贤殿学士、副知院事，世代都是著名儒者。蒋乂是史官吴兢的外孙，因外祖家藏有大量坟典史籍，他年幼时便记诵阅览不知疲倦。七岁时，他诵读庾信的《哀江南赋》，读了几遍就能背诵，因为聪慧颖悟、记忆力强，在亲族朋友间闻名。二十岁时已经广泛通晓各类典籍，尤其长于史学才能。他的父亲任集贤学士时，因兵乱之后图书典籍混杂，便向执政大臣报告，请求带蒋乂进入集贤院，让他整理编次。宰相张镒见到他后认为奇异，便署任他为集贤院低级职员。蒋乂编次一年多，在战乱中整理成部帙，共得到二万多卷。后来两次升迁为王屋县尉，充任太常礼院修撰。贞元九年，转任右拾遗，充任史馆修撰。贞元十三年，已故河中节度使张茂昭的弟弟、光禄少卿同正张茂宗将要迎娶义章公主。张茂宗当时正在服母丧，皇帝下诏起复他，命他以云麾将军身份成婚。诏令下达后，蒋乂上疏进谏说：“服墨色丧服的礼制，本来是因战事而变通。从古以来，从未有驸马在服丧期间被起复来迎娶公主的。这样既违背典章礼制，也违背人情，臣深恐不可。”皇帝命中使宣谕说：“张茂宗的母亲临终前有所请求，不能重重违背她的心愿。”蒋乂又上疏，言辞更加激切。德宗在延英殿特意召他入内答对，皇帝说：“你说的是古礼。朕听说如今民间人家，往往有人借吉礼来举行婚嫁，你为什么苦苦固执？”蒋乂回答：“臣听说乡里习俗中有不太懂礼法的人家，有的女子正在服父母丧期间，家中既贫困，又没有其他近亲，于是有借吉礼来完成婚礼的。男子借吉礼娶妻，臣却从未听说过。何况陛下即位以来，每件事都遵循法令和典礼。建中年间郡县主出嫁，都是诏令有关部门依礼办理，不采用民间仪式，天下人都庆贺拥戴。如今忽然让驸马起复成婚，实在恐怕会使天下人惊骇。臣听说公主年纪还很幼小，不如再等一年出嫁；既不耽误时日，又符合礼经，实在是天下的大幸！” 皇帝说：“你说得很好，再等商议。”不久韦彤、裴堪接连上疏进谏，皇帝不高兴，催促他们奉行原来的诏令，但皇帝内心很敬重蒋乂。

译皇帝曾登上凌烟阁，看见左壁剥落破损，文字残缺，每行只剩三五个字，便命人抄录下来询问宰臣。宰臣仓促接受宣召，无法回答；立即命人召蒋乂进来。蒋乂回答说：“这是圣历年间的《侍臣图赞》，臣都记得。”于是当着皇帝的面背诵出来，补足缺文，一个字也没有遗漏。皇帝感叹说：“虞世南默写《列女传》，也不能超过你。”贞元十八年，升任起居舍人，转任司勋员外郎，都兼任史职。当时集贤学士很多，适逢皇帝下诏询问神策军设置的缘由。宰相府搜寻查考，却不知道出处，各位学士也都不能回答，于是询问蒋乂。蒋乂征引史实，追溯源流，讲得非常详细，宰臣高郢、郑珣瑜相互说：“集贤院有真正的人才了！”第二天，诏令蒋乂兼判集贤院事务。他们父子世代担任学士，儒者都以此为荣。当时顺宗将要祔祭太庙，准备举行祧迁礼，皇帝下诏让公卿议论。众人都说：“中宗是中兴之主，不应迁出太庙。”蒋乂建议说：“中宗已经在灵柩前即位，后来却接受母后篡夺，五王辅佐拥戴他，才恢复帝业。这是从我们这里失去，又借助别人得到，只能与恢复正统相同，不可以称为中兴。” 群臣议论纷纷，最终采纳了蒋乂坚持的意见。元和二年，升任兵部郎中。他与许孟容、韦贯之等奉诏删定制书和敕令，编成三十卷，上奏请求施行。改任秘书少监，又兼任史馆修撰。不久奉诏与独孤郁、韦处厚共同修撰《德宗实录》。元和五年，书成后上奏进呈，因功授任右谏议大夫。第二年，监修国史裴垍被罢免宰相，李吉甫再次入朝任相，因蒋乂是裴垍所任用的修撰，改授太常少卿。过了很久，升任秘书监。蒋乂性情朴实正直，不善于侍奉权贵，有时遇到权臣专政，往往多年不能升官。他在朝廷将近三十年，前后每逢有重大政务、重大议论，宰相和执政大臣不能裁决的，一定召他来询问。蒋乂征引典故，参照当时事务，多半符合适宜之道，但也因此耽误了自己的升迁。他爱好学习而不知疲倦，年老后更加专心，即使严寒酷暑，手里也不放下书卷。他旁通百家学说，尤其精通历代沿革。家中收藏书籍一万五千卷。他本名蒋武，因为宪宗召他答对时，他上奏说：“陛下已经诛灭群寇，停止武事而修明文治，臣的名字在意义上不合，请求改名为乂。”皇帝欣然听从。当时皇帝正对两河用兵，蒋乂也是借此进行讽谏劝告。蒋乂担任史职二十年，著有《大唐宰辅录》七十卷、《凌烟阁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传四十卷。长庆元年去世，享年七十五岁，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懿。儿子有蒋系、蒋伸、蒋偕、蒋仙、蒋佶。蒋系，太和初年授任昭应县尉，任直史馆。太和二年，授任右拾遗、史馆修撰，掌管史实，颇有父亲的风范。他与同职沈传师、郑浣、陈夷行、李汉等奉诏撰写《宪宗实录》。太和四年，书成后上奏进呈，转任尚书工部员外郎，升任本司郎中，仍兼任史职。宰相宋申锡被北军罗织罪名，罪状严重，蒋系与谏官崔玄亮在玉阶下哭泣进谏，宋申锡也因此减免死罪，当时舆论称赞他们。开成年间，转任谏议大夫。武宗在位时，李德裕掌权，厌恶李汉，因为蒋系与李汉是僚婿，把蒋系外放为桂管都护、观察使。中宗即位，召回授任给事中、集贤殿学士、判院事。转任吏部侍郎，改任左丞。出任兴元节度使，入朝任刑部尚书。不久任检校户部尚书、凤翔尹，充任凤翔陇节度使，入朝任兵部尚书。因为弟弟蒋伸做了宰相，恳切辞去朝廷官职，任检校尚书左仆射、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封淮阳县开国公，食邑五百户。蒋伸考中进士，历任各节度使府的佐官。大中初年入朝，任右补阙、史馆修撰，转任中书舍人，召入翰林院任学士。从员外郎、中书郎一直做到户部侍郎、学士承旨，又转任兵部侍郎。大中末年，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蒋仙、蒋佶都做到刺史。蒋偕有史学才能，因为父亲的任用，历任左拾遗、史馆修撰，转任补阙。咸通年间，与同职卢耽、牛丛等奉诏修撰《文宗实录》。蒋氏世代以儒学和史学著称，不把辞藻文章作为专长，只有蒋伸，以及蒋系的儿子蒋兆有文学才能，考中进士，但并不受文士称誉。他们与柳氏、沈氏父子相继修撰国史和实录，当时被推为优秀史官，京城人称他们的著作为《蒋氏日历》，士族没有一家不收藏。柳登，字成伯，是河东人。父亲柳芳，肃宗朝的史官，曾与同职韦述奉诏增补修撰吴兢所写的《国史》。书尚未完成，韦述就去世了，柳芳按照韦述制定的体例继续编写，完成《国史》一百三十卷。上起高祖，下至乾元，但叙述天宝以后的事情时，完全没有条理，取舍也不精当，不受史官称赞。不过柳芳勤于记载注释，手握笔墨从不懈怠。正值安禄山、史思明之乱，国史散失，他把听闻之事编缀起来，大多有缺漏。上元年间，他因事获罪，被迁往黔中，途中遇到同样被贬为巫州的宦官高力士。柳芳把自己对宫禁中疑难事情的疑问向高力士询问。高力士讲述开元、天宝年间的时政，柳芳随听随记。又因为《国史》已经完成并上奏进呈，不可再改，于是另撰《唐历》四十卷，把高力士所传的内容记在编年史之下。柳芳从永宁县尉、直史馆，转任拾遗、补阙、员外郎，都担任史职，最后官至右司郎中、集贤学士。柳登年轻时爱好学习，与弟弟柳冕都以学识广博著称。柳登年过六十，才开始出外做官，累次升迁至膳部郎中。元和初年，任大理少卿，与刑部侍郎许孟容等七人奉诏删定开元以来的敕格。再次升任右庶子，因衰老多病改任秘书监，没有接受任命，授任右散骑常侍后退休。长庆二年去世，当时九十多岁，朝廷停止朝会一天，追赠工部尚书。弟弟柳冕。柳冕兼通文章和史学，长于行政事务。贞元初年，任太常博士。贞元二年，昭德王皇后去世，朝廷讨论皇太子应服的丧期。左补阙穆质请求依礼服丧周年后除服，柳冕与同职张荐等上奏议论说：

译“按照《开元礼》，儿子为母亲服齐衰三年，这是王公以下通行的服丧期限。皇太子为皇后服丧的规定，国家礼制中没有记载。从前晋武帝的元皇后去世，当时也有人疑惑太子应穿什么丧服。杜元凯上奏议论说：‘古代天子服三年之丧，安葬后就除去丧服。魏代改朝换代，也以安葬作为除服的期限。所以天子、诸侯的丧礼，过去已经完备，只是有人厌恶它妨害自身，便删去了其中的期限。如今保存下来的只有《士丧礼》一篇，戴胜所记的内容夹杂其中，也难以据此确定正确礼制。皇太子身配两位尊亲，关系到国家整体，本来就应当在卒哭祭后除服。’于是山涛、魏舒都同意他的意见，晋朝采纳了这一主张。历代遵照实行，流传不朽。” “臣谨按实录，文德皇后于贞观十年九月去世，十一月安葬，到贞观十一年正月，才为晋王除服，并任命他治理并州，担任并州都督。晋王就是高宗，他在藩邸时的封号；文德皇后是他的幼子母亲，按照任命官职的情况，应当已经到了除服的意义。如今请皇太子依照魏、晋旧例，为先皇后服丧；安葬后举行虞祭，虞祭后举行卒哭祭，卒哭后除服，但内心服丧直到规定期满，希望这样既保存厌降之礼，又合乎礼制。” 事情交给中书省处理，宰臣召来礼官询问：“《论语》说：‘儿子在服丧者身旁进食，从来没有吃饱过。’如今难道可以让皇太子穿着丧服侍奉皇帝饮食，一直到皇后安葬吗？按照法令，群臣服齐衰，放假三十日后就可以公除。请参照这一制度，再仔细议论。”张荐说：“请依照宋、齐之间皇后为父母服丧三十日后公除的旧例，确定皇太子服丧的期限。”三十日公除后到正殿时，穿黑色惨服；回到本院后，仍旧穿丧服麻衣。穆质说：“杜元凯主张安葬后除服的意见，不足以作为法则。臣愚见认为，遵守三年之制就太重，采用三十日的变通又太轻，只有实行古代之道，以服丧周年为定。”皇帝下诏让宰臣和礼官确定是否可行。宰臣拿穆质的奏议询问博士，柳冕回答说：“按照《礼》，三年之丧不分贵贱，都是一样的。哪里有因为父母身份贵贱不同，就区别丧服期限的道理？况且《礼》中有在公门脱去齐衰服的规定，《开元礼》规定皇后为父母服丧十三个月，若奉朝廷旨意，则十三日除服；皇太子为外祖父母服丧五月，若奉朝廷旨意，则五日除服。之所以这样，是担心穿丧服侍奉，会伤害对至尊者应有的心意。”}], 所以应当从权采用变通的制度，把它明白写入国家典章；在公门中脱去衰服，礼义也正在于此，难道一概都要用于军旅丧服吗？如今皇太子如果减抑哀情，在公除期间脱去墨色的丧服，入朝觐见；回到自己的宫院后，仍旧穿衰麻丧服，根据情况斟酌变通，或许可以作为后世承继的制度。”宰臣认为他的意见正确，于是命太常卿郑叔则起草奏章，认为冕的意见是对的。但穆质坚持先前的主张，请求依照古礼，不妨让太子在宫内穿墨色衰服。宰臣齐映、刘滋参酌众议，请求采用郑叔则的意见，德宗下诏同意。到董晋任太常卿时，德宗对他说：“皇太子所行的周制丧服，并不是我的本意，是谏官强行议论造成的。现在仔细考虑，还是礼官请求依照魏、晋旧例的办法最为适中。”第二年冬天，德宗认为太子服丧已久，按理到正月末应当改穿吉服，想在这一年十一月解除衰麻，到新年正月参加庆贺。有关官员都认为不可，于是作罢。贞元六年十一月，德宗亲自举行郊祀。德宗十分慎重地对待祭祀典礼，每件事都依照礼制办理。当时冕任吏部郎中，代理太常博士；与司封郎中徐岱、仓部郎中陆质、工部郎中张荐，都代理礼官，共同修订郊祀仪注，以备皇帝咨询。起初，诏令规定皇太子担任亚献、终献，是否应当接受誓戒，冕回答说：“按照《开元礼》是有这一项的，但誓词说‘不能供职，国家有常刑’，如今太子接受誓戒，请改为‘各自尽职，恭敬奉行常礼’。”德宗又问登郊坛、入宗庙时是否要解下佩剑和鞋履，以及象剑的尺寸规格、祝文轻重是否合宜，冕依据礼经的沿革奏报，德宗非常嘉许他。李冕所谈论政事颇为切直，执政者对他感到不便，便将他调出任婺州刺史。元和十三年，他兼任御史中丞、福州刺史，充任福建都团练观察使。李冕在福州时，上奏请求设置万安监牧，又在泉州境内设置五处群牧，搜集辖区内马五千七百匹、驴骡牛八百头、羊三千口，作为监牧的资财。民情大为骚扰，过了一年，牲畜没有任何繁殖增长，朝廷下诏废罢此事。因治理没有成效，朝廷下诏令阎济美代替他，他回京后去世。他的儿子李璟考中进士，也因著述而知名。璟在宝历初年考中进士，三次升迁任监察御史。当时郊祀和宗庙告祭，派人代理三公行事，所派人员多为杂品官。璟当时任监察御史，上奏说：“按照开元二十三年诏令，宗庙大祀应当派左右丞相、嗣王、特进、少保、少傅、尚书、宾客、御史大夫。又据开元二十五年诏令，太庙五享，应派丞相、师傅、尚书、嗣王、郡王共同代理，其他官司不在派遣范围内。又据元和四年诏令，太庙告祭的代理官员，太尉由宰相充任；代理司空、司徒的，分别由仆射、尚书、师傅充任，其他官司不在派遣范围内。近来吏部因循旧习，不遵守前后诏令，任用人员渐渐降低规格。请从今年冬季开始，命吏部依照开元、元和诏令的惯例派遣官员。”德宗同意了。璟又升任度支员外郎，转任吏部官员。开成初年，改任库部员外郎、知制诰，不久以本官身份充任翰林学士。起初，璟的祖父芳精通谱学，永泰年间考订宗正寺的谱牒，依据武德以来宗室支系昭穆相承的次序，撰成皇室谱牒二十卷，号称《永泰新谱》，此后便没有人继续修订。璟因被召入答对，谈到图谱的事情，文宗说：“你的祖父曾为皇家编修图谱，我昨天看了，十分详细完备。你查考永泰以后，试着继续修订它。”璟依照芳的旧体例，续载德宗以后的事迹，成书十卷，附在前谱之后；文宗仍下诏由户部供应纸笔和厨料。太和五年，璟被授任中书舍人，充任相应职务。武宗朝，转任礼部侍郎，两次主持贡籍，时人都称说用人得当。他的儿子韬也考中进士。沈传师，字子言，是吴地人。他的父亲既济，博通各种典籍，尤其擅长写史，吏部侍郎杨炎见到他后称许不已。建中初年，杨炎任宰相，推荐既济才干足以担任史官，于是召入授任左拾遗、史馆修撰。既济认为吴兢撰写《国史》时，把则天皇后的事迹列入本纪，便上奏非议说：

译史官著史，本意在于惩戒和劝勉，用来端正君臣关系，维系国家和家族；前面承接千古，后面为万代取法，使活着的人不敢行差踏错，死去的人也不至于妄自恐惧。它经纬人伦、治理世道，作为历代帝王的准则，不只是联缀文辞、排比史事，按日系月而已。因此，善恶之道在于劝诫，劝诫的权柄在于褒贬。所以《春秋》的义理，对于尊卑、轻重、升降等关系，即使极其细微、依稀难辨，哪怕只用一两个字，也必定寄托着深意。何况是帝王的大名和国家的大统，难道可以宽贷而不加辨正吗？臣恭敬地认为，武则天皇后起初凭借聪明睿智，在宫中辅佐时政，她的功劳是很大的。到了弘道年间，孝和皇帝以长君身份继承帝位，而太后却以专制的方式临朝听政；不久又废黜皇帝，使他或被幽禁，或被迁徙。后来太后掌握帝位和符命，改易国运、变更国号，至于以女性临朝、燕啄帝位的踪迹，更难以一一说尽。后来五王策划匡复，皇室气运重新兴盛；议定名分时，难道可以不有所贬损吗？必定应当以义理为准而对亲属有所隐讳，以礼制为准而遵守国家的讳法；如果不必贬损，就应当照常称述，怎么可以横行违背常典，超越本分列入帝王本纪呢？从前仲尼说过，必须端正名分。因此夏、殷两代称帝的君主已有三十世，周人却总称他们为王；吴、楚、越的君主称王一百多年，《春秋》却把他们记作子爵。大概高下取决于对方的实际情况，而是非则要由我们考察裁定。超过名分的要压抑，不足名分的要扶助；不是故意削弱，也不是故意夺取。执持公正，既不抬高也不倾压，使其应有的名分不能凭求而得，但其实际功业也不能被掩盖，这就是古代君子慎重对待名分的原因。则天皇后的身份本属坤顺，却处在乾阳至尊的位置，以柔弱之身凌驾刚强，颠倒了天道纲纪；进位是凭强力占有，退位也不是出于德行谦让。如今史官追述往事，应当称她为太后，不应称作“皇上”。孝和皇帝虽然受母后命令逼迫，降居藩邸，但他承受天命、继承帝位，本来就是我们的君主；史官追述时，应称他为“皇帝”，不应称作“庐陵王”。睿宗在景龙以前，天命尚未归集，只是接受太后的命令，暂时登临帝位，按伦理次序并不合适，按义理也没有相应名分；史官记载他，应称“相王”，不应称“帝”。如果因为得失已经成为过去，便干脆不加辨正，那么是非褒贬又从哪里辨明呢？执笔执简的史官还算什么呢？则天皇后废弃国家历法，采用周朝正朔；废弃国家太庙，建立周朝七庙。鼎命已经改变，徽号已经更换，旌旗、衣裳和服色也已经不同了！如今怎么能把采用周氏年历的时期列入《唐书》的帝纪呢？以礼经考察，这叫作扰乱名分。况且孝和承受天命登上帝位在太后之前，叙述年号、编排纪年却把他列在太后之后；这就好比把僖公的地位提升在前。这样的做法是不明智的，详细考察今古，都没有可取之处。有人说：班固、司马迁都是优秀史家，他们编写汉代史事，立高皇后本纪以承接帝王记载，难道有人非议他们吗？回答说：从前高皇后临朝称制，是因为皇位空缺；她不过是擅自分封吕氏诸王，违背了汉高祖的约定，并没有严重到改易国鼎、变革国命的程度。况且当时孝惠帝已经去世，孝文帝还在民间，宫中两个皇子又不是刘氏后代；如果不记载吕后，还能记载谁呢？即便如此，议论者仍认为这样做不可，何况是改易国鼎、变革国命的人呢？有人说：如果不为天后立本纪，帝王世系就会缺失，那么她二十二年的政事又应该系属于谁呢？回答说：孝和皇帝在即位之初登上大位，在末年又恢复旧业；虽然尊贵名号一度被夺，但天命并未改变，完全可以用来开端记事、标明纪年，为什么一定要受到拘束而分裂成两部本纪呢？从前鲁昭公出奔，《春秋》仍按年份记载他的所在，说“鲁君在乾侯”。况且君主只要还在，虽然失去了帝位，也不敢废弃不记。如今请把《天后纪》与《孝和纪》合并，每年年初必定记明孝和皇帝所在，以此统摄全篇，记作“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施行某事，改定某项制度”等。这样本纪名义上称孝和皇帝，而事实记述太后的政事，使名分不失端正，礼制也不违背常规；名分和礼制两方面都得到妥善处理，人们就无从非议了！至于她的姓氏、名字和避讳之名、入宫缘由、历任职位的资历、才艺智略、生卒年月和安葬情况，另行编纂收入《皇后传》，列在被废的王庶人之后，篇名题作“则天顺圣武后”。这件事虽然没有实行，但史官仍称许了他的意见。德宗初即位时，锐意求治。建中二年夏，诏令中书、门下两省分设待诏官三十人，从现任官员以前任及同正、试任、代理九品以上者中，选择文学和治道、军事谋略和法度方面造诣深的人担任；各按品级发给俸钱，粮食、役力、什物、馆舍等费用，以公钱作为本金，收取利息供给使用。舆论认为，两省都是著名的侍从之臣，已经足以备皇帝咨询，没有必要另外设置冗员。既济上疏议论说：臣恭敬地认为，陛下今日治理国家，忧患在于官职烦杂，而不在于官员太少；忧患在于不肯咨询，而不在于没有人才。况且中书、门下两省的常侍、谏议、补阙、拾遗共四十人，加上常参、待制的官员，每天有两人，都是用来备皇帝咨询的，也已经不少了。其中还有二十一人空缺，尚未有人充任；其他官司缺员的数量，是这里的几倍。陛下如果认为现任官员没有才干，不足以参与议论，就应当选求有才能的人来代替他们；如果想扩大视听，把被埋没的人才全部收用，就应当先选择其中可用的人补足空缺。这样朝廷就不会有空缺的官职，俸禄也不会白白耗费。况且置钱生息，只是有关官司的权宜办法，并不是陛下治理国家的根本之法。如今三十名官员的俸钱，以及役力、厨粮、什物、修建厅舍等费用，估计每月不少于一百万钱；按照其他官司生息的惯例计算，应当以二千万钱作为本金，才能获得一百万钱的利息。如果把本金平均摊派给百姓，还要另外免除二百户的赋役，或者允许他们取得入仕资格。反复计算，这样造成的损失会更加严重。当今关中、京畿一带正遭受严重困苦，都是因为各官司放债取息，伤害百姓、使人破产，债务积压在府县。实在应当考虑改革，从根本上纠正源头。臣又曾计算天下财赋消耗散失最大的项目，只有两项：最多的是军费，其次是官员俸禄。其余各种杂费，十项加起来也抵不上这两项中的一项。因此百姓深受困苦，织机上的丝轴仍然空着。如今正希望国家安定兴盛，必定要依靠裁减开支。现在四方的形势，使军队还不能罢撤，军费开支的庞大，大概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陛下亲自实行节俭，节约费用、爱护百姓，难道还要让闲散官员再成为白吃俸禄的冗员吗？沿袭旧籍设置的官员尚且可以省去，怎么还要增加呢？陛下如果一定认为诏令既已发出就不可更改，请慎重选择，再加以考虑，拖延下来，使这件事最终停止。这件事最终没有实行。后来杨炎被贬斥驱逐，既济也因受牵连被贬为处州司户。后来他又入朝任职，最终官至礼部员外郎。

译传师考中进士，又考取制科乙等，被授任太子校书郎、鄠县尉，入直史馆，转任左拾遗、左补阙，并兼任史职。升任司门员外郎、知制诰，召入充任翰林学士。历任司勋郎中、兵部郎中，升任中书舍人。他性情恬淡退让，不与人争逐。当时翰林院还没有承旨，按次序应当由传师担任，他坚称有病，宣召也不肯赴任，请求以本官兼任史职。不久兼任御史中丞，出任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入朝任尚书右丞。又出任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观察使，转任宣州刺史、宣歙池观察使。入朝任吏部侍郎。太和元年去世，享年五十九岁，追赠吏部尚书。起初，传师的父亲既济撰写《建中实录》十卷，受到当时人的称赞。传师在史馆任职时，参与修撰《宪宗实录》，尚未完成便出任湖南廉察使；朝廷特地下诏赐给他一份史稿，使他在治所完成了书稿。他有儿子枢、询，都考中进士。询历任清要显贵的官职，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礼部侍郎。咸通年间，检校户部尚书、潞州长史、昭义节度使。他治理政务简约平易，性情本来恬淡温和。有个奴仆逃归秦地，后来又与询的侍从相通，询准备杀掉他但没有成功；这个奴仆勾结牙将发动叛乱，夜里攻打府第，询全家都遭到杀害。史臣说：前代把史学当作学问的人，大多不合于当时，常常遭受放逐，这是为什么呢？实在是因为褒贬是非掌握在史官手中，贤能与愚昧、轻重取舍都系于他的言辞；君子的正道衰微，世俗又多忌讳，一句话触犯自身利益，便嫉恨史官如同仇敌。所以峘、荐在仕途上困顿，沈、柳不能登上显贵的仕籍，后世执笔执简的人，可以为此痛心！正道必定会得到伸张，万物不会永远困厄；子孙凭借先人的余荫，很多做到公卿，大概是因为天道仍然存在啊！赞说：用言辞进行褒贬，以孔子的正道为准则；用笔墨诛讨乱臣，也有董狐这样的史官。国家的大典，班固、司马迁有什么罪过？惩戒邪恶、劝勉善行，史书不可没有。

译列传第一百　德宗、顺宗的诸子 舒王谊、通王谌、虔王谅、肃王详、文敬太子謜、资王谦、代王諲、昭王诫、钦王谔、珍王諴、郯王经、均王纬、溆王纵、莒王纾、密王绸、郇王综、邵王约、宋王结、集王缃、冀王絿、和王绮、衡王绚、钦王绩、会王纁、福王绾、珍王缮、抚王昽、岳王绲、袁王绅、桂王纶、翼王绰、蕲王缉。德宗皇帝有十一个儿子：昭德皇后王氏生顺宗皇帝；舒王谊是昭靖太子邈的儿子；文敬太子是顺宗的儿子；其他妃嫔生通王以下八王，本传不记载他们母亲的姓氏。舒王谊，原名谟，是代宗第三子、昭靖太子邈的儿子。因为他最年幼，德宗怜爱他，命令把他收为自己的儿子。大历十四年六月，封为舒王，授开府仪同三司，与通王、虔王同日受封。又诏令有关官署，将他的开府俸料每月送入宫中，不久因军务兴起而停止发放。建中元年，领四镇北庭行军、泾原节度大使，以泾州刺史孟皞为节度留后。因为谊是德宗爱弟的儿子，又是诸王中年长的，德宗想让他逐步参与军国大事、最终承担重任，所以必定交给他事情加以试用。第二年，尚父郭子仪病重，德宗御临紫宸殿，命谊持诏书前往慰问。谊戴远游冠，穿绛纱袍，乘象辂，驾四匹马，三百名飞龙骑士随从。王府官员都穿裤褶骑马在前面引导，仪仗队齐备而不奏乐，因为当时正处于遏密期间。到郭府门口，郭氏子弟在外迎拜，舒王不回拜。郭子仪躺着不能起身，只用手叩头谢恩。舒王解下冠和佩饰，换穿常服，传达诏书并慰劳问候他。建中三年，蔡州节帅李希烈叛乱，诏令哥舒曜讨伐他。八月，李希烈亲自率领三万人，把哥舒曜围困在襄城；又诏令河南都统李勉前往救援。李勉放弃襄城，命大将唐汉臣等挑选精兵，直接袭击许州以解除包围。唐汉臣还没有到许州，皇帝便派中使追赶他，责备他违抗诏令，命他赶快回军；军队被叛贼乘机袭击，唐汉臣的军队大败。李勉害怕东都危急，于是分出几千兵赶赴洛阳，又被叛军隔断。叛军急攻汴州、滑州，李勉逃往宋州，朝廷大为震动，于是诏令谊任扬州大都督，持节统领荆襄、江西、沔鄂等道节度使，兼任诸军行营兵马元帅，并为他改名为谊。又因他的名字与哥舒翰声音相近，士卒私下议论，改封他为普王，命他统率各军进攻李希烈。仍任兵部侍郎萧复为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元帅府统军长史。旧例设有行军长史一职，因为萧复父亲名衡，特意改任其他称呼。又任新授潭州观察使孔巢父为右庶子、兼御史大夫，充任行军司马；任山南东道节度行军司马、检校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樊泽为谏议大夫、兼御史中丞、行军右司马。刑部员外郎刘从一任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侍御史韦儹任工部郎中、兼御史中丞，两人都充任元帅府判官。兵部员外郎高参任本司郎中，充任元帅府掌书记。任右金吾大将军浑瑊为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充任中军虞候。任江西节度使、嗣曹王皋为前军兵马使，鄂岳团练使李兼为副使。任山南东道节度使贾耽为中军兵马使。任荆南节度使张伯仪为后军兵马使。任左神武军使王价检校太子宾客；左卫将军高承谦检校太子詹事；前司农少卿郭曙检校左庶子，前秘书省著作郎常愿任秘书少监，二人并充任元帅府押衙。诏令下达但尚未执行，泾原发生兵乱，事情便停止了。德宗最初听到士兵发出怨言，说没有得到赏赐，便命令谊与翰林学士姜公辅传诏安抚，并答应给他们厚重的赏赐。他们走到宫城内门时，士兵已经在宫阙前列阵；谊狼狈退回，于是护送德宗出行到奉天。叛军攻城时，谊昼夜传达诏令，慰劳各军，连续一个多月几乎没有解开衣带休息。他随从车驾回到宫中，重新封为舒王、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大都督的职务照旧。永贞元年十月去世，停止朝会三天。通王谌，是德宗的第三个儿子。大历十四年受封，诏令授予开府仪同三司。贞元九年十月，领宣武军节度大使、汴宋等州观察支度营田等使，以宣武都知兵马使李万荣为留后，通王没有出王府任职。贞元十一年，河东节帅李自良去世，任谌为河东节度大使，以行军司马李说掌管府事，充任留后，谌也没有出王府任职。虔王谅，是德宗的第四个儿子。大历十四年受封，授开府仪同三司。贞元二年，领蔡州节度大使、申光蔡观察等使，以大将吴少诚为留后。贞元十年，领朔方灵盐节度大使、灵州大都督，以朔方行军司马李栾为灵州府左司马，掌管府事，任朔方留后。贞元十一年九月，横海大将程怀信驱逐他的节帅程怀直。十月，任谅领横海节度大使、沧景观察等使，以都知兵马使程怀信为留后，虔王没有出王府任职。贞元十六年，徐州节帅张建封去世，徐州军队发生动乱，又任谅领徐州节度大使、徐泗濠观察处置等使，以张建封的儿子张愔为留后。肃王详，是德宗的第五个儿子。大历十四年六月受封。建中三年十月去世，当时年仅四岁，停止朝会三天，追赠扬州大都督。他天性聪慧，德宗尤其怜爱他，追念不已，不让为他修筑坟墓，诏令仿照西域的办法，议定用层层砖石建塔。礼仪使判官、司门郎中李岩上奏说：“坟墓的礼义，经典有固定规范，自古至今，从未听说有不同的制度。用层层砖石建塔，起源于天竺，名叫‘浮图’，把它实行于中原，我私下担心不合礼制。何况肃王是皇帝的至亲，名位尊贵显赫，丧葬礼仪都记载在典册中，举行不合礼法的葬礼，留给后人的教训关系重大。恭请依照法令修筑坟墓，以便遵守典礼。”诏令采纳了他的意见。

译文敬太子謜，是顺宗的儿子。德宗喜爱他，命令把他收为自己的儿子。贞元四年，封为邕王，授开府仪同三司。贞元七年，定州刺史张孝忠去世，任謜领义武军节度大使、易定观察等使，以定州刺史张茂昭为留后。贞元十年六月，潞州节帅李抱真去世，又任謜领昭义节度大使、泽潞邢洺名磁观察等使，以潞州将领王虔休为潞州府司马，掌管留后事务。贞元十五年十月去世，时年十八岁，停止朝会三天，追赠文敬太子，有关官署备办礼仪册命。这年十二月，葬在昭应，有陵墓但没有陵号。出殡那天，百官在通化门外送葬，列队哭送。这天风雪极大，寒冷异常，近些年来从未有过。诏令设置陵署令、丞。资王谦，是德宗的第七个儿子。大历十四年受封。代王諲，是德宗的第八个儿子。原封缙云郡王，早年去世。建中二年，追封为代王。昭王诫，是德宗的第九个儿子。贞元二十一年受封。钦王谔，是德宗的第十个儿子。顺宗即位，诏令说：“帝王的制度，是把子弟全部分封，以此巩固藩辅、尊重社稷，这是古今通行的义理。第十弟谔等人，宽厚简朴而忠诚敦厚，天生懂得孝敬，行为都遵循礼制，志向不违背仁德。以性情为乐善之本，以师傅为尊贤之宗。继承修习六艺，通晓人伦风化的根源；广泛学习各种言论，懂得恩惠和睦、友爱兄弟的道理。早晚温和恭敬，确实大有德业，能够获得美好的声誉，应当封给土地和封邑。谔可以封为钦王。第十一弟可以封为珍王。” 珍王諴，是德宗的第十一个儿子，与钦王在同一道诏令中受封。德宗仁厚孝顺，举动都遵循法度，即使是子弟、姑母、妹妹等亲属，也不徇私宽免。建中初年，诏令亲王子弟中带有开府朝秩官衔的，出王府任职，列入本来的官班。又因为公主、郡主、县主出嫁时，竟与舅姑行抗礼。诏令说：“冠礼、婚礼的意义，是人伦的大道。过去唐尧把女儿下嫁，帝乙把妹妹嫁出。到了汉代，同姓诸侯的女儿也以公主身份出嫁。自近古以来，礼教逐渐衰败，公主、郡主的礼法制度，各自僭越而形成不同规定。婚姻亲族之间缺少长幼次序的礼义，舅姑反而有向媳妇行拜礼的礼节，从治理家族推及治理国家，实在有愧于古人。如今县主将要出嫁，等候吉日，让她亲自拿着枣和栗子拜见舅姑；恭敬遵守宗妇的礼仪，降低身份遵行普通人家的礼节。这件事在于改革旧制，以抑制浮华。命礼仪使和礼官博士，参照古今旧仪及《开元礼》，详细制定公主、郡主、县主出嫁后拜见舅姑的礼文仪式，奏报朝廷。” 起初，开元年间在崇仁里设置礼会院。自从兵乱兴起以来，礼会院废弃而没有修复，因此公主、郡主、县主不能按时出嫁，几乎有三十年之久，甚至有人头发已经花白，仍然像幼童一样未婚；她们虽住在宫内馆舍，却有十六年不能入朝觐见。皇族子弟也都被分散弃置，没有官位，有的流落到其他县，埋没而不被登记录用，和普通百姓没有区别。德宗即位后，重新叙录任用宗室支属，按时安排婚嫁，公族中的老幼无不悲伤感慨。德宗初即位将要拜谒太庙时，才第一次在大次中与公主、郡主、县主相见；尊长尽其敬意，年幼者表达亲爱，抽泣哭泣的声音传到朝廷，陪列的公卿也为之凄然。每逢将举行大礼，德宗一定与诸位叔父、兄弟一同斋戒住宿。岳阳、信宁、宜芳、永顺、朗陵、阳安、襄城、德清、南华、元城、新乡等十一位县主在同一个月出嫁时，诏令有关官署，大小用品都必须供应周全。至于梳子、纚、簪、总等物，德宗都亲自过问，各赐钱三百万，让宦官主管，用来购买田产，不得奢侈使用。她们衣服上的装饰，命内司计算制造，不计入这笔钱。那时有关官署估算，每人使用一笼花，需钱七十万。皇帝说：“笼花首饰是妇女礼仪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但费用如果过于广泛，就没有意义了。应当削减，再削减。”最后减到三万钱才停止。皇帝对诸位县主说：“我并不是吝惜钱财，只是不愿花费在没有益处的地方罢了。”又各把剩余的六十万钱赐给她们，以备其他用途。按照旧例，皇帝的女儿出嫁时，舅姑回拜，而媳妇不回拜。到这次诏令颁下，礼官制定礼制说：“婚礼在礼会院举行完毕后，第二天早晨，舅父坐在堂上东阶的西面，舅母面向南；媳妇拿着发簪，盛放着枣和栗子，从西阶上堂，拜两拜，跪下把礼物放在舅父席前。退下后接受▯，盛放着腶修。上堂，面向北拜两拜，跪下把礼物放在舅母席前。下堂，面向东拜见丈夫的伯父、叔父、兄弟和姐妹。随后到光顺门谢恩，丈夫的亲族也跟随前往，然后在十六宅设宴。”这一天，县主都依照这一制度行礼。起初，赠司徒沈易良的妻子崔氏，是太后的叔父母；皇帝每次见到她，都脱下方头鞋而穿靴，召王、韦二位美人出来拜见。又敕令崔氏坐着接受礼拜，不必回拜。因此在皇亲外戚之间，没有人不畏惧对她表示敬意，不用严厉约束便都遵守礼法。顺宗有二十三个儿子：庄宪皇后王氏生宪宗皇帝；王昭仪生郯王经；赵昭仪生宋王结；王昭仪生郇王综；王昭训生衡王绚；其余十八王，本传不记载他们母亲的姓氏。郯王经，原名涣，是顺宗的第二个儿子。起初封建康郡王，贞元二十一年进封。太和八年去世。均王纬，原名沔，是顺宗的第三个儿子。起初封洋川郡王，贞元二十一年进封。溆王纵，原名洵，是顺宗的第四个儿子。起初授任殿中监，封临淮郡王，贞元二十一年进封。莒王纾，原名浼，是顺宗的第五个儿子。起初授任秘书监，封弘农郡王。贞元二十一年进封。太和八年去世。密王绸，原名泳，是顺宗的第六个儿子。起初封汉东郡王，贞元二十一年进封。元和二年九月去世。郇王综，原名湜，是顺宗的第七个儿子。起初授任少府监，封晋陵郡王，贞元二十一年进封。元和三年四月去世。邵王约，原名溆，是顺宗的第八个儿子。起初授任国子祭酒，封高平郡王，贞元二十一年进封。宋王结，原名滋，是顺宗的第九个儿子。起初封云安郡王，贞元二十一年进封。长庆二年去世。集王缃，贞元二十一年受封。长庆二年去世。冀王絿，原名淮，是顺宗的第十个儿子。起初授任太常卿，封宣城郡王，贞元二十一年进封。太和九年去世。和王绮，原名湑，是顺宗的第十一个儿子。起初封德阳郡王，贞元二十一年进封。太和七年去世。衡王绚，是顺宗的第十二个儿子。贞元二十一年受封。宝历二年去世。钦王绩，是顺宗的第十三个儿子。贞元二十一年受封。

译会王纁，是顺宗的第十四个儿子。贞元二十一年受封。元和五年十一月去世。福王绾，原名浥，是顺宗的第十五个儿子。其母为庄宪王皇后，与宪宗同母。起初授任光禄卿，封河东郡王，贞元二十一年进封。咸通元年，特地下册书授任司空。第二年去世。珍王缮，原名况，是顺宗的第十六个儿子。起初授任卫尉卿，封洛交郡王，贞元二十一年进封。抚王昽，是顺宗的第十七个儿子。贞元二十一年受封。咸通四年，特地下册书授任司空。咸通五年，册授司徒。乾符三年，册授太尉。这一年去世。岳王绲，是顺宗的第十八个儿子。贞元二十一年受封。太和二年去世。袁王绅，是顺宗的第十九个儿子。贞元二十一年受封。太和十四年去世。桂王纶，是顺宗的第二十个儿子。贞元二十一年受封。太和九年去世。翼王绰，是顺宗的第二十一个儿子。贞元二十一年受封。咸通二年去世。蕲王缉，是顺宗的第二十二个儿子。咸通八年受封。史臣说：圣人君临天下，开创国家根基，无不接受上天的命令，承受帝王名录的尊号。自太昊以来，五行之运相互推移，直到殷汤，国运历数绵延长久。但当时只是施行公平均一的教化，还没有听说实行封建的名义。到了周、汉，才开始把子弟分封为诸侯，建立屏藩，作为国家的维城。等到王室逐渐衰微，终于发生王莽、董卓之乱。唐朝自艰难以来，两河地区兵乱屡次兴起，诸王虽然受封，最终却都没有出王府任职。帝王居天下最尊贵的地位，抚育亿万百姓，只要能够平定天下、治理政道，早晚严肃恭敬，任用贤能，设置官职、分掌职事，自然会得到四海拥戴。既然得到天命保佑，即使没有封建制度，宏大的基业也能长久稳固，哪里需要让幼儿去镇守重地呢？赞说：孝文帝遵守礼制，使藩邸之道弘大；和睦宗族、亲爱亲属，成为外戚的仪范。从王府出阁而临藩镇，正是所谓周遍巡行。却无奈像恶鸟一样，最终仍然心怀笼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