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十一

译卷九十一 货殖传第六十一 从前先王制定制度，从天子、公、侯、卿、大夫、士直到皂隶、守关门者和击鼓报时者，他们的爵位俸禄、供养、宫室、车马服饰、棺椁、祭祀以及生死礼制，各有等级品次；地位低的不能僭越地位高的，卑贱的不能超过尊贵的。这样，上下秩序井然，百姓的心志也就安定了。于是辨别土地、河川湖泽、丘陵以及高地、低湿地的适宜条件，教百姓种植树木、饲养牲畜；五谷、六畜，以及鱼鳖、鸟兽、芦苇蒲草、木材、器械等物资，凡是养生送终所需的东西，没有不加以培育的。按照时令培育它们，使用时又有节制。草木还没有凋落时，斧头和斤斧不进入山林；豺、獭还没有举行祭祀时，捕兽网不在野外泽地张设；鹰隼还没有开始捕击时，短箭和弋射工具不施用于小路和隧道。既然顺应时令取用万物，但仍规定山林不砍伐新生枝蘖，泽地不砍伐幼小草木，不捕取怀卵之鱼，全部都有固定的禁令。这是为了顺应时令、宣通生气，使万物繁盛，储蓄足够的功用，制度准备得就是这样周密。然后士、农、工、商四民根据土地的适宜条件，各自发挥智慧和力量，早起晚睡来经营自己的事业，彼此交换劳动、互通有无，互相获利而共同富足，不需要征发和定期会集，远近之地都能满足。因此《易经》说：“后王以财货成就并辅助天地的适宜条件，以此辅佐百姓。”“备齐万物以供使用，制作成器以给天下带来利益，没有什么比圣人更伟大。” 说的就是这种情形。《管子》说：古代的士、农、工、商四民不能混杂居住。士人在闲暇宴饮时彼此谈论仁义，工匠在官府中彼此讨论技艺，商人在市井中彼此谈论财利，农民在田野中彼此谋划耕种收获，早晚都从事本业，不看见别的事物便改变志向。因此，父兄的教诲不用严厉督促就能成功，子弟的学习不用辛劳强迫就能有所成就；人人安于自己的居处，乐于自己的职业，觉得自己的食物甘美、衣服漂亮。即使看见奇异华丽的东西，因为不是自己所习惯的，就如同戎狄和于越彼此不同，互不相容。这样一来，欲望减少，事务简约，财物充足而不争夺。在上位的统治者用德来引导百姓，用礼来整齐规范百姓，所以百姓有羞耻心并且敬畏，尊重仁义而轻视财利。这就是夏、商、周三代能够直道而行，不靠严刑峻法也能治理天下的大略。到了周王室衰微，礼法败坏，诸侯雕刻椽子、涂饰柱子，大夫在斗拱上雕刻山形、在梁上绘藻纹，诸侯用八佾在庭中舞蹈，又在堂上奏《雍》乐撤馔。其流弊发展到士人和庶民，没有不脱离制度、抛弃根本的；从事耕种的人少了，从事商旅的人多了，粮食不足而货物有余。日益衰败，到了齐桓公、晋文公以后，礼义大坏，上下互相僭越，各国有不同的政令，各家有不同的习俗，嗜好欲望没有节制，僭越差等没有止境。于是商人经营难以得到的货物，工匠制造没有实际用途的器物，士人设计违背正道的行为，以追逐时俗喜好、取得世间资财。虚伪的人背弃实际而追求名声，奸邪的人侵犯他人、制造祸害而谋求利益，篡夺君位、杀害君主而取得国家的人反而成为王公，囚徒夺取已有成就的家业也被称为豪杰。礼义不足以约束君子，刑罚杀戮不足以威慑小人。富人用木材土石建造的房屋也披上锦绣，犬马吃剩肉和粮食；贫人却连粗布短衣都穿不完整，只能含着豆类、喝着清水。大家同为编户齐民，却按财力互相以君臣相待；即使沦为奴仆，也仍然没有愤怒的神色。因此，那些装饰欺诈、施行奸邪的人，足以在一生之中自我满足；而守道循理的人，却不能免除饥寒之患。这种风气从上面兴起，是由于法度没有限制的缘故。所以把这些人的行事列举出来，用来传述世道的变化。从前越王勾践被困在会稽山上，于是任用范蠡和计然。计然说：“知道敌我交战，就应修治军备；懂得时令的用途，就能知道货物行情。这两件事显现出来，万货的情势就可以看清。因此，旱灾时储备船只，水灾时储备车辆，这是货物运行的规律。”勾践推演这一类道理加以施行，十年后国家富足，厚重地赏赐战士，终于报复强大的吴国，洗雪会稽之耻。范蠡感叹说：“计然的策略，采用十条中的五条就实现了愿望。既然已经用它治理国家，我也想用它治理自己的家业。”于是乘一叶扁舟，漂泊江湖，改换姓名，到了齐国称鸱夷子皮，到了陶地称硃公。他认为陶地处在天下中心，诸侯四方相通，是货物交易的地方，于是经营产业、积聚货物，随着时机变化而行动，不向别人索求。所以善于经营产业的人，能够选择人才并把握时机。十九年之间，三次获得千金，又两次把钱财分给贫穷的朋友和兄弟。后来年老，听任子孙经营产业并积息，终于达到巨万之财。因此谈到富人时，都称说陶硃公。子赣在孔子门下学习后，退而出仕卫国，在曹、鲁之间开仓贩卖财货。孔门七十弟子中，端木赐最富有；颜渊却只能在简陋的巷子里吃一箪饭、喝一瓢水。端木赐出行时驾着四匹马相连的车，带着成束的帛作为礼物，聘问、馈赠诸侯；所到之处，国君没有不与他分庭抗礼的。然而孔子称许颜渊而讥刺端木赐，说：“颜回大概接近道了吧，因为常常贫困空乏。端木赐不接受天命，却经营货殖，他的判断往往能够说中。”白圭是周人。魏文侯时，李悝致力于尽量发挥土地的生产力，白圭却乐于观察时势变化，所以别人抛弃时我买进，别人买进时我卖出。他能够节制饮食，忍耐嗜欲，俭省衣服，与办事的童仆同甘共苦，行动把握时机，如同猛兽和猛禽捕猎时迅速出击。因此他说：“我经营生计，就像伊尹、吕尚筹谋，孙武、吴起用兵，商鞅施行法律一样。所以，智慧不足以随机应变，勇气不足以决断，仁德不能决定取舍，坚强不能坚持守成的人，即使想学习我的方法，我最终也不会告诉他。”大概天下谈论经营生计的人，都把白圭当作祖师。猗顿靠经营盐业起家，邯郸的郭纵凭借铸造冶炼成就家业，财富可以同王者相比。乌氏县的蠃经营畜牧业，牲畜多了以后，就卖掉牲畜，购买奇异的丝织品和珍贵物品，暗中进献给戎王。戎王给他的回报是所献物品价值的十倍，并把牲畜交给他，使他的牲畜多到可以用谷物的容量来计量牛马。秦始皇下令让蠃享受与封君相等的待遇，按时同列位大臣一起入朝请见。巴地寡妇清，她的祖先发现了丹砂矿，独占其利益达数代，家产也多得无法估量。寡妇清能够守住家业，用财力保护自己，所以没有人敢侵犯她。秦始皇认为她是贞洁的妇人，便以宾客之礼接待她，还为她修筑了女怀清台。秦、汉的制度是，列侯、封君以租税作为食邑收入，每年大约按二百户计算。拥有千户封邑的君主，收入就是二十万钱，朝觐、聘问和馈赠的费用都从这里支出。平民中的农民、工匠、商人和贩夫，每年通常也能获利一万钱中的二千，即获利百分之二十；拥有百万家产的人，就是二十万钱，而更役、徭役、租赋也从这里支出，衣食和享用都很优裕。所以说，陆地上放牧二百只马蹄所代表的马群，牛有千只蹄和角，养有千只羊，泽中有千只猪，水边有能产鱼千石的鱼波，山中有千章之萩。安邑有一千株枣树；燕、秦有一千株栗树；蜀、汉、江陵有一千株橘树；淮北、荥南以及黄河、济水之间有一千株萩树；陈、夏有一千亩漆树；齐、鲁有一千亩桑麻；渭川有一千亩竹子；以及名国中拥有一万户人家的城邑，城郭旁有一千亩、每亩产一钟粮食的田地，或者有一千亩卮茜，或有一千畦姜和韭菜：这些人的财富都可以同拥有千户食邑的列侯相等。

译俗话说：“想要从贫穷变得富有，务农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经商，刺绣织文也不如靠在市场门边做生意。”这说的是末业，是贫穷者用来谋取财富的途径。大城市和交通发达的城邑中，一年酿酒千酿，醋和酱千瓨，浆水千儋，屠宰牛、羊、猪千皮，买卖粮食千钟，柴薪千车，船长千丈，木材千章，竹竿万个，轻便车百乘，牛车千两；漆木器千枚，铜器千钧，素木器、铁器以及栀子、茜草千石，马蹄噭千，牛千足，羊、猪千双，童仆千人，筋、角、丹砂千斤，丝帛、丝絮和细布千钧，彩色丝织品千匹，答布、皮革千石，漆千大斗，蘖、曲、盐、豉千合，鲐鱼、鮆鱼千斤，腌鱼、鲍鱼千钧，枣和栗达到千石的有三份，狐貂皮衣千皮，羔羊皮衣千石，毡席千具，其他果实和蔬菜千种，放贷金钱千贯；熟悉马匹交易并从中撮合的，获利三成；贪心的商人获利三成，廉洁的商人获利五成，也可以和拥有千乘车辆的富家相比。这只是大致情况。蜀地卓氏的祖先原是赵国人，靠冶铁致富。秦国攻破赵国后，把卓氏迁徙到蜀地，夫妻二人推着车步行。被迁徙的俘虏中很少有人有多余财产，他们急忙把钱财交给官吏，请求迁到近处，便安置在葭萌。只有卓氏说：“这个地方狭窄而贫瘠。” 我听说岷山以南有肥沃的土地，地下有踆鸱，直到老死也不会挨饿。当地百姓纺织布匹，容易卖掉。”于是请求迁往远方。官府把他们迁到临邛，他非常高兴，立即开采铁山、鼓风冶炼，运用筹算，向滇地、蜀地百姓经商，富有到有童仆八百人，田地池塘和射猎的乐趣，可以和国君相比。程郑是从山东迁来的俘虏，也从事冶铸，向魋结之民经商，财富与卓氏相当。程郑、卓氏衰落以后，到成帝、哀帝年间，成都人罗裒的家产达到巨万。起初，罗裒在京师经商，随身带着数十万至百万钱，为平陵石氏替人运用钱财。罗裒这个人强干有力。石氏的财富仅次于如氏、苴氏，信任罗裒，给他大量资金，让他往来巴、蜀之间，几年间获得一千多万钱。罗裒拿出其中一半贿赂曲阳侯、定陵侯，依仗他们的权势，向各郡国放贷，没有人敢欠债不还。他又独占盐井之利，一年所得便翻倍，于是财货越来越多。宛地孔氏的祖先是梁国人，以冶铁为业。秦灭魏后，把孔氏迁到南阳。孔氏大规模鼓风冶炼，规划开发陂田，带着成队车马游历诸侯，因而利用通商的利益，获得了喜好交游的公子之名。然而他的获利超过常度，比别人更加吝啬，家产达到数千金，所以南阳从事商业的人都仿效孔氏的从容经营。鲁地人习俗节俭吝啬，丙氏尤其如此，凭借冶铁兴起，富有达到巨万。然而丙氏家中从父兄到子弟都有约定：低头能拾取的就拾取，抬头能取得的也要取得；他们放贷经商，遍及各郡国。邹、鲁之地的人因此大多放弃儒学而趋向逐利。齐地习俗轻视奴仆俘虏，只有刀间独自喜爱并重用他们。那些桀骜狡黠的奴仆，是人们都害怕的，只有刀间收取他们，让他们经营鱼盐和商业，有的甚至驾车骑马结交郡守、国相；刀间反而更加信任任用他们，最终得到他们的力量，积累到数千万钱。因此说“宁可没有爵位，也不要没有刀间”，意思是他能使豪强奴仆自己富足，并尽力为他效劳。刀间衰落以后，到成帝、哀帝年间，临淄人姓伟的家产有五千万钱。周人周既之后，师史更加富有，转运货物的车有几百辆，经商遍及郡国，没有到不了的地方。雒阳处在齐、秦、楚、赵之间，富家彼此以长期经商相夸耀，经过别人的城邑也不进门拜访。凭借这些条件，所以师史能积累一亿钱。师史衰落以后，到成帝、哀帝和王莽时期，雒阳张长叔、薛子促的家产也达到一亿钱。王莽都任命他们为纳言士，想仿效武帝，却不能取得他们经营所得的利益。宣曲任氏的祖先曾任督道仓吏。秦朝败亡时，豪杰争相夺取金玉，任氏却独自把仓中的粮食藏入地窖。楚、汉在荥阳相持，百姓不能耕种，米价涨到每石一万钱，而豪杰的金玉全都流入任氏手中，任氏因此发家致富。富人都奢侈，任氏却降低身份，努力耕田畜牧。别人争相购买便宜货，任氏独自购买价高而优良的货物，富裕了好几代。然而任氏家中有约定：不是田地和畜牧所产生的东西，就不拿来穿用和食用；公事没有办完，就不得饮酒吃肉。他以此作为乡里的表率，所以虽然富有，皇上也很看重他。塞外地区开发时，只有桥桃一人获得马一千匹、牛两千头、羊一万只，粮食则以万钟计算。吴、楚起兵时，长安城中的列侯、封君出征从军，带着钱财向放贷之家借钱；放贷之家认为关东的胜败尚未确定，没有人肯借。只有毋盐氏拿出一千金放贷，利息为本金的十倍。三个月后，吴、楚平定。一年之内，毋盐氏的利息增长十倍，凭此成为关中富户。关中的富商大贾，大多是田氏，田墙、田兰等人。韦氏栗氏、安陵杜氏也有巨万家产。先前的富人衰落以后，从元帝、成帝直到王莽时期，京师富人中有杜陵樊嘉、茂陵挚网、平陵如氏、苴氏，长安的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孙大卿，都是天下家产最高的人。樊嘉有五千万钱，其余人都有巨万家产。王孙卿用钱财供养士人，与豪杰交往，王莽任命他为京司市师，也就是汉代主管东市的令。以上是其中事迹最显著的人。其余郡国中兼营各种产业、专门谋取利益，凭借财货行贿来办事、在乡里取得声望的人，数不胜数。因此，秦地杨氏靠耕田务农成为一州首富，翁伯靠贩卖脂膏压倒一县，张氏靠卖酱而极其奢侈，质氏靠磨刀削刀而过着钟鸣鼎食的生活，浊氏靠卖胃脯而车骑相连，张里靠给马治病而能击钟设宴，这些都超过了法令的限制。然而他们通常还是遵守本业，积累盈利，逐渐兴起。至于蜀地卓氏、宛地孔氏、齐地刀间，他们擅自垄断山川中的铜铁、鱼盐以及市井交易的收入，运用谋略，上面争夺王者的利益，下面垄断齐地百姓的生业，都陷入违法僭越、奢侈过度的罪恶。更何况挖掘坟墓、掩盖罪行，靠违法奸邪而致富的曲叔、稽发、雍乐成之流，竟然还排列在富人之中，败坏教化、破坏风俗，是导致大乱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