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货志第四下

译此后，卫青每年率领数万骑兵出击匈奴，于是夺取河南地，修筑朔方城。当时又开通西南夷的道路，参加劳作的有几万人，粮饷要运送千里，通常运输十多钟才能送到一石，还把钱币散发到邛、僰地区来安抚他们。几年后道路仍未畅通，蛮夷因此多次进攻，官吏便调兵讨伐。巴、蜀两地的租赋全部拿来仍不足以更换补充，于是招募豪民到南夷垦田，把粮食交给县官，在内地从京城财政府库领取钱。东面设置沧海郡，人员迁徙的费用与开发南夷相当。又征发十多万人修筑朔方城，漕运路途很远，崤山以东全都承受其劳苦，费用达到数十、数百亿万钱，府库一并空虚。于是招募百姓，凡能把奴婢交出者可以终身免役，增加俸秩任为郎；后来交纳羊来做郎官，也始于此时。这以后四年，卫青连年率领十多万人攻打匈奴，取得大胜。斩杀、俘获敌人而受赏的士卒得到黄金二十多万斤；汉军中战死的士卒和马匹有十多万，兵器、铠甲和漕运的费用还没有计算在内。于是大司农陈奏，钱币经费和赋税都已经耗尽，不足以供养作战士卒。有关官员请求允许百姓购买爵位，以及赎免禁锢、减免罪刑；又请求设置赏功官爵，名称叫武功爵，共十七级，总价值三十多万金。购买武功爵中‘官首’的，可以考试补任官吏，优先授官；‘千夫’的待遇相当于王大夫；有罪时还可以减刑二等；爵位最高可以达到‘乐卿’，用以彰显军功。军功爵常常越级授予，大的封为侯、卿、大夫，小的授为郎。官吏的进身途径混杂而多头，官职制度因而损耗败坏。自从公孙弘用《春秋》的义理约束臣下而取得汉相之位，张汤凭严酷的法令审理案件而任廷尉，于是产生了‘见知法’，废格、沮诽等穷究审治的刑狱也被采用。第二年，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谋反的迹象显露，公卿追寻线索审治，最终穷治他们的党羽，因牵连而获死的人有数万人，官吏更加惨酷急迫，法令也更加严密。当时招揽尊崇方正、贤良、文学的士人，有的做到公卿大夫。公孙弘凭实际才能任相，盖布被，吃饭不重叠菜肴，以身作则，但对改变社会风气没有益处，社会逐渐转而致力于功利。第二年，骠骑将军又两次出兵攻打匈奴，大获全胜，俘获很多。浑邪王率领数万部众前来投降，于是汉朝出动车三万两去迎接他们。浑邪王到达后，汉朝接受其投降并给予赏赐，赏赐也发给有功的将士。这一年总共耗费一百多巨万。在此以前十多年，黄河决口，水淹梁、楚之地，那里本来已经屡遭困顿；沿河郡县修筑堤坝、堵塞河道，却总是被冲坏决口，费用多得无法计算。后来番系想节省经过底柱的漕运，开凿汾水、黄河渠道来灌溉田地；郑当时为使渭水漕运不再绕远，开凿直达的漕渠，从长安到华阴；朔方也开凿灌溉渠。参加工程的各有几万人，经过两三期工程仍未完成，费用也各自达到数十亿万钱。天子为了攻打匈奴，大量养马；往来长安、需要在长安供食的马有几万匹，负责饲养的士卒在关中不足，于是调发附近郡县的人员。匈奴投降的人数万人，也都得到丰厚赏赐，衣食依靠县官供给；县官供给不足，天子于是减少膳食，解下自己的车驾和四匹马，拿出御府中禁藏的财物来补足。第二年，崤山以东遭受水灾，百姓多饥饿贫乏，于是天子派使者打开郡国粮仓赈济贫民。仍然不够，又招募豪强富户相互借贷。还不能相救，于是把贫民迁徙到关中以西，以及充实朔方以南的新秦中，共七十多万口，衣食都依靠县官供给。几年间借给他们资财和产业，派使者分区保护，车盖前后相望，费用以亿计，县官府库大为亏空。而富商大贾有的囤积财物、役使贫民，拥有数百辆运输车辆；有的囤积居奇，居住在城邑中，封君也都低头依靠他们供给。冶炼铸造、煮盐的人，财富有的积累到万金，却不帮助国家应急，百姓更加困苦。于是天子和公卿商议，重新铸造货币，以补充用度，同时打击浮华奢侈和兼并之徒。当时禁苑中有白鹿，少府又有很多银、锡。自孝文帝改铸四铢钱，到这时已经四十多年；自建元以来，国家使用减少，县官往往就近开采铜山铸钱，百姓也私自铸造，数不胜数。钱越来越多而越来越轻，物品越来越少而越来越贵。有关官员说：‘古代有皮币，诸侯用来聘问和朝享。黄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等，白金为中等，赤金为下等。如今半两钱按法定重量为四铢，但奸人有的私自磨削钱币的铜质，取出其中的铜屑；钱越来越轻薄而物价上涨，远方使用货币就烦琐费力，不能节省。’于是用一尺见方的白鹿皮，四周加上彩绘边饰，制成皮币，价值四十万钱。王侯、宗室朝见皇帝或聘享时，必须用皮币承托玉璧进献，然后才能举行仪礼。又铸造银锡白金。认为上天所用的没有比龙更合适的，大地所用的没有比马更合适的，人所用的没有比龟更合适的，所以白金分为三等：第一种重八两，铸成圆形，纹饰为龙，名叫‘白撰’，价值三千钱；第二种重量较小，铸成方形，纹饰为马，价值五百钱；第三种更小，铸成椭圆形，纹饰为龟，价值三百钱。命令县官销毁半两钱，改铸三铢钱，重量与钱文所示相同。私铸各种金属钱币的罪都处死，但官吏和百姓犯法的人多得无法计数。于是任命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主管盐铁事务，而桑弘羊得到尊贵宠幸。东郭咸阳是齐地的大盐商，孔仅是南阳的大冶铁商，都曾积累到数千金的财富，所以郑当时推荐了他们。桑弘羊是洛阳商人的儿子，凭借心算，十三岁就入宫任侍中。因此这三个人谈论财利事务，分析得细致入微。法律已经更加严厉，官吏中有很多被废黜免职的人。战争屡次发生，百姓多购买免役资格以及五大夫、千夫的爵位，因而被征发服役的人越来越少。于是废除千夫、五大夫爵位的吏职资格；不愿任吏的人就出马。原来的官吏都被命令到上林苑砍伐荆棘、修建昆明池。第二年，大将军和骠骑将军大规模出兵攻打匈奴，赏赐黄金五十万金，军中死亡的马有十多万匹，漕运、车辆、铠甲的费用还没有计算在内。当时财力匮乏，战士中有不少人得不到俸禄。有关官员说三铢钱太轻，轻钱容易被奸诈制造，于是又请求由郡国铸造五铢钱，在钱体周围加铸外郭，使人不能磨取其中的铜屑。大农令属下的盐铁丞孔仅、咸阳上奏说：“山海是天地所藏的财富，应当归少府掌管。陛下不把它据为私有，而交给大农，用来辅助赋税收入。希望招募百姓自行承担费用，借助官府器具煮盐，由官府供给牢盆。那些游手好闲、行为奇邪的人，想要独占山海的货物，以求获得厚利，使小民受役使。阻挠此事的议论，数也数不清。敢有私自铸造铁器、煮盐的人，钳断左脚趾，并没收其器物。郡中不产铁的地方，设置小铁官，使其隶属于所在地的县。”于是派孔仅、咸阳乘坐驿传车巡视天下盐铁事务，设置官府，并任用原来经营盐铁、家资富足的人为官吏。官吏中商人越来越多。

译商人利用货币变动，大量囤积货物以追逐利润。于是公卿们说：“郡国有些地方遭受灾害，贫民没有产业，应招募他们迁往土地广阔、物产富饶的地方。陛下减少膳食、节省费用，拿出禁藏的钱来救济百姓，放宽借贷，但百姓却不全都出来从事农业，商人反而越来越多。贫民没有积蓄，都依靠县官。过去计算轺车和商人的缗钱，都有不同的数额，请仍按旧例征算。各类商人从事末业、赊贷买卖，在城邑居住并囤积各种货物，以及通过经商获利的人，即使没有市籍，也各自登记自己所有的货物，按每缗钱二千征算一钱。各种手工业有租税以及铸造业，按每缗钱四千征算一钱。不是官吏等级相当者、三老和北边骑士，乘轺车征算一钱；商人乘轺车征算二钱。船长五丈以上征算一钱。隐瞒不自行申报，或者申报不全部如实的，罚戍边一年，并没收其缗钱。有能告发的人，把没收钱财的一半赏给他。商人有市籍的，以及他们的家属，都不得占有名田，以便让土地用于农业。敢于违反法令的，没收其田地和财货。” 这时，豪强富户都争相隐匿财产，只有卜式屡次请求捐出财产来帮助县官。天子于是破格任命卜式为中郎，赐给他左庶长的爵位和十顷田地，并把这件事布告天下，用来劝导百姓。起初，卜式不愿做官，皇上强行任命他；后来他逐渐升迁，做到齐相。有关情况记载在他的《传》中。孔仅奉命主持天下铸造器物，三年之内升任大司农，位列九卿。桑弘羊任大司农中丞，掌管各项会计事务，逐渐设置均输制度，以使货物流通。开始下令允许官吏缴纳粮食来补授官职，郎官可补至六百石。自从铸造白金和五铢钱以后第五年，赦免因盗铸金钱而判死罪的官吏和百姓，人数达几十万人。那些没有被发觉、彼此相杀的，数也数不清。因自首而获得赦免的有一百多万人。然而自首的人还不到一半，天下人大概几乎都在铸造金钱了。犯法的人很多，官吏不能全部诛杀，于是派博士褚大、徐偃等分头巡视郡国，检举那些兼并财产以及郡守、国相相互勾结谋利的人。这时御史大夫张汤正受到皇帝重用，减宣、杜周等人任中丞，义纵、尹齐、王温舒等人凭借惨酷严急、苛刻峻法而任九卿，能够直接奉诏办案的夏兰一类人开始出现。大农令颜异也被诛杀了。起初，颜异任济南亭长，因为廉洁正直逐渐升到九卿。皇上和张汤铸造白鹿皮币后，询问颜异的意见。颜异说：“如今王侯朝见庆贺时用仓璧，价值几千钱，而这种皮币却反而价值四十万钱，根本与末端的价值不相称。”天子听了很不高兴。张汤又和颜异有嫌隙。后来有人告发颜异另有议论，案件交给张汤审理。颜异和宾客谈话，宾客说新法刚下达，其中有不便之处，颜异没有回答，只是稍微翻了翻嘴唇。张汤上奏说，颜异身为九卿，见到诏令有不便之处，不入朝进言，却在内心非议，依法应判死刑。从此以后便有了“腹非”之法，公卿大夫大多靠谄媚逢迎来求得皇帝容纳。天子颁布征收缗钱的法令并尊崇卜式后，百姓始终没有人分出财产来帮助县官，于是告发缗钱违法的风气大为盛行。郡国铸钱，百姓多有私自铸造的，钱币大多轻薄。公卿请求下令由京师铸造官府的赤仄钱，一枚抵五枚普通钱，赋税和官府使用的钱如果不是赤仄钱便不得流通。白金逐渐贬值，百姓不再珍视使用，县官用法令禁止它流通，也没有效果；一年多以后终于废止，不再使用。这一年，张汤死了，百姓却并不思念他。此后二年，赤仄钱贬值，百姓钻法令空子使用它，觉得不方便，于是又废止了。朝廷便全部禁止郡国铸钱，专门命令上林三官铸造。钱币铸得很多以后，又下令天下不是三官钱不得流通，原来各郡国铸造的钱都废止并熔化，把铜料输入三官。这样，百姓私自铸钱的越来越少，因为计算铸钱的费用不能抵偿所得，只有那些工本低而又极其奸诈的人才偷偷铸造。杨可告发缗钱违法的案件遍及天下，中等人家以上大概都遭到告发。杜周审理这些案件，很少有翻案的。于是分派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前往各地，就地审理郡国的缗钱案件，获得百姓的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计；田地，大县有数百顷，小县有一百多顷；房宅也大致如此。于是商人中等人家以上大都破产。百姓苟且享用美食、穿好衣服，不再从事积蓄财产的行业，而县官因盐、铁和缗钱之事，费用减少而财富稍有增加。朝廷又扩大关中地区，设置左右辅都尉。起初，大农掌管盐铁官营事业，布帛很多，于是设置水衡官，想让它主管盐铁。等到杨可告发缗钱违法、上林苑财物增多后，皇上便命水衡主管上林苑。上林苑充实后，又进一步扩建。这时南越想和汉朝用船交战，于是大规模修建昆明池，在四周排列馆舍。建造楼船，高十多丈，旗帜织物加饰在船上，十分壮观。于是天子受到感动，便修建柏梁台，高几十丈。宫室的修建，从此一天比一天华丽。朝廷把缗钱分给各官署，水衡、少府、太仆、大农都设置农官，常常就近在郡县没收土地，把它们经营起来。没收来的奴婢，分配到各苑囿中饲养狗、马和禽兽，也分给各官署。官署设置越来越杂、越来越多，徒隶和奴婢人数众多；但向下游运输粮食达到四百万石，再加上官府自行买粮，才够用。所忠说：“世家子弟和富人有的斗鸡、驱赶狗马，射猎、赌博、游戏，扰乱平民。”于是征召那些违反法令的人，使他们互相牵连，达到几千人，名叫“株送徒”。缴纳财物的人可以补任郎官，郎官选用的标准因此衰落了。这时崤山以东遭受黄河水灾，于是连续几年没有丰收，有时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受灾地区方圆达二三千里。天子怜悯他们，下令饥民可以流徙到江、淮之间谋食；愿意留下的，就让他们留在那里。使者的车马仪仗在道路上接连不断，负责保护他们；又从巴、蜀运粮来赈济。第二年，天子开始出巡郡国。向东渡过黄河，河东郡守没有料到皇帝突然到来，不能应对，便自杀了。皇帝向西越过陇山，士卒和随从官员没有饭吃，陇西郡守自杀。于是皇上向北出萧关，带领数万骑兵在新秦中巡猎，以此检阅边地军队，然后回去。新秦中有的地方方圆千里没有亭、徼等防守设施，于是诛杀北地太守以下的官吏；又下令百姓可以在边县饲养牲畜，官府借给他们母马，三年后归还，并连同繁殖的马匹按十取一，用来抵偿告发缗钱所得的财物，以充实新秦中地区。得到宝鼎以后，便建立后土祠和泰一祠。公卿们上奏讨论封禅之事，郡国都预先修治道路，修缮旧宫殿，以及应当经过驰道的县；各县修治宫室、储备物资，设置供给器具，等待皇帝临幸。第二年，南越反叛，西羌侵犯边境。天子因为崤山以东的百姓生活困苦，赦免天下囚犯；又调南方楼船士二十多万人进攻南越，征发三河以西的骑兵进攻羌人，另有几万人渡过黄河修筑令居城。起初设置张掖、酒泉郡，并在上郡、朔方、西河、河西设置屯田官，驱逐边塞士卒六十万人戍守并屯田。中原修治道路、运输粮食，远的有三千里，近的也有一千多里，都依靠大农供给。边军武器不足，于是发放武库和工官的兵器来补充。车骑所需的马匹缺乏，县官钱少，买马困难，于是制定法令，命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的官吏，按等级把母马送到天下各亭；各亭饲养并繁殖马匹，每年考核繁殖的数量。

译齐相卜式上书，愿意父子一起战死在南越。天子下诏褒奖，赐给他关内侯爵位、黄金四十斤、田地十顷。朝廷把这件事布告天下，但天下没有人响应。列侯有数百人，也都没有请求随军出征。到举行酎祭时，少府减少了助祭的黄金，列侯因酎金不足而失去侯爵的有一百多人。于是任命卜式为御史大夫。卜式任职后，看到郡国中很多人不便于县官经营盐铁，器物质量恶劣，价格昂贵，有时还强令百姓购买；又因为船只征算，商人减少，货物价格上涨，便依据孔仅的建议提出船只征算的事情。皇上不高兴。汉朝连续三年出兵，诛灭羌人，消灭南越和闽越，在番禺以西直到蜀地南部设置了最初的郡十七个，并且暂且按照当地旧俗治理，不征收赋税。南阳、汉中以东各地，都按土地远近向这些新设郡供应官吏、士卒的俸禄、粮食、钱币和物资，以及传车、马匹和被服器具。新设郡有时又发生小规模反叛，杀害官吏，汉朝便派南方的官吏和士卒前往诛讨，隔年一次，每次一万多人，费用都依靠大农供给。大农用均输调运盐铁来辅助赋税，所以能够供给这些费用。然而军队经过的县，只求县中认为应当供给的物资不缺，不敢再谈减轻赋税的法令了。第二年，即元封元年，卜式被贬为太子太傅。桑弘羊任治粟都尉，兼领大农，完全代替孔仅掌管天下盐铁事务。弘羊认为各官署各自购买货物，彼此争夺，因而物价上涨；天下运送赋税，有时还抵不上运输费用，于是请求设置几十名大农部丞，分区主管郡国，并在各地分别设置均输、盐、铁官，命令远方各地把当地物产像过去商人转运货物那样作为赋税，以便彼此调运。在京师设置平准官，统一接受天下运来的物资。征召工官修造车辆和各种器物，都由大农供给。大农所属各官署把天下货物全部收归掌握，价格高时卖出，价格低时买进。这样，富商大贾没有地方获得暴利，只好返还本业，万物价格也不能飞涨。因此平抑天下物价，名叫“平准”。天子认为有道理，准许实行。于是天子北到朔方，向东在泰山举行封禅，巡行海上，沿北部边境返回。经过的地方所用赏赐，帛超过一百万匹，钱和黄金以万计，都由大农供给。弘羊又请求允许百姓缴纳粮食来补任官吏，犯罪的人也可以缴粮赎罪。命令百姓按不同等级向甘泉宫输送粮食，便可以终身免除徭役，也不再追究告发缗钱之事；其他郡各自把粮食输送到急需的地方。各地农民都运送粮食，崤山以东每年漕运的粮食增加到六百万石。一年之内，太仓和甘泉仓都装满了。边地粮食有余，各地均输所积的布帛达到五百万匹。百姓没有增加赋税，而天下的用度却富足了。于是弘羊被赐予左庶长爵位，黄金又增加赏赐二百斤。这一年发生小旱灾，皇上命令百官求雨。卜式说：“县官本来只应当食用租税、穿用税收罢了，如今桑弘羊却让官吏坐在市场店铺中谋求货物利润。把弘羊烹杀，上天才会下雨。”过了很久，武帝患病，任命弘羊为御史大夫。昭帝即位第六年，下诏让郡国推举贤良、文学之士，询问百姓的疾苦和教化的要旨。他们都回答说，希望废除盐、铁、酒榷、均输等官营机构，不要与天下百姓争利；应当以俭朴节约为榜样，然后教化才能兴盛。桑弘羊反驳，认为这些是国家的大业，是控制四夷、安定边境、使国家用度充足的根本，不能废除。后来他和丞相千秋共同上奏请求废止酒的专卖。弘羊自认为使国家获得了巨大利益，夸耀自己的功劳，又想替子弟求得官职，因而怨恨大将军霍光，最终和上官桀等人谋反，被诛杀灭族。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五代，没有什么改变。元帝时曾经废除盐、铁官，三年后又恢复。贡禹说：“铸钱、开采铜矿，一年使十万人不能耕作；百姓因私自铸钱而陷入刑法的很多。富人把钱藏满屋子，仍然贪得无厌。民心动摇，舍弃农业而追逐工商，耕田的人连一半都不到，奸邪之事无法禁止，根源都在钱币。要憎恨末业，就应当断绝它的根本。应当废除采珠、玉、金、银和铸钱的官府，不再把这些作为货币；取消按所卖货物收取铢钱的法令，租税、俸禄、赏赐都用布帛和粮食支付，使百姓专心从事农桑。”议论此事的人认为，交易需要钱币，布帛不能按尺寸零碎分割使用。贡禹的建议也就搁置了。从孝武帝元狩五年三官开始铸造五铢钱，到平帝元始年间，铸成的钱据说有二百八十亿万多。王莽居摄时，改变汉朝制度，认为周朝的钱有大小相互调节的作用，于是另铸大钱，直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钱文写着“大钱五十”。又铸造契刀、错刀。契刀的圆环像大钱，刀身形状像刀，长二寸，钱文写着“契刀五百”。错刀用黄金镶嵌钱文，写着“一刀直五千”。它们和五铢钱共四种，一同流通。王莽正式即位后，认为“刘”字包含“金”和“刀”，于是废除错刀、契刀和五铢钱，改制金、银、龟、贝、钱、布等各类货币，名叫“宝货”。小钱直径六分，重一铢，钱文写着“小钱直一”。次一种直径七分，重三铢，写着“幺钱一十”。次一种直径八分，重五铢，写着“幼钱二十”。次一种直径九分，重七铢，写着“中钱三十”。次一种直径一寸，重九铢，写着“壮钱四十”。加上先前的“大钱五十”，就是钱货六品，价值都与钱文所标相同。黄金重一斤，价值钱一万。硃提银重八两为一流，价值一千五百八十钱；其他银一流价值一千钱。这就是银货两品。元龟，岠冉长一尺二寸，价值二千一百六十钱，作为大贝十朋。公龟九寸，价值五百钱，作为壮贝十朋。侯龟七寸以上，价值三百钱，作为幺贝十朋。子龟五寸以上，价值一百钱，作为小贝十朋。这就是龟宝四品。大贝四寸八分以上，两枚为一朋，价值二百一十六钱。壮贝三寸六分以上，两枚为一朋，价值五十钱。幺贝二寸四分以上，两枚为一朋，价值三十钱。小贝一寸二分以上，两枚为一朋，价值十钱。不足一寸二分、不能合乎尺寸的，不能作为一朋，每枚价值三钱。这就是贝货五品。布货分为大布、次布、弟布、壮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十种。小布长一寸五分，重十五铢，钱文写着“小布一百”。从小布以上，各种布每种长度增加一分、重量增加一铢，钱文各写自己的布名，价值各增加一百钱。上至大布，长二寸四分，重一两，价值一千钱。这就是布货十品。总计宝货三类、六种名目，共二十八品。铸造钱和布都使用铜，并掺杂连锡，钱文、形制和周围轮廓仿照汉代五铢钱。金、银如果掺杂其他物质，颜色不纯美；龟不足五寸，贝不足六分，都不得作为宝货。元龟是蔡地所产的龟，不是士、农、工、商四民能够私自占有的；拥有它的人，须交给大卜，由大卜按价支付。

译百姓十分混乱，宝货无法流通。百姓私下仍用五铢钱进行买卖。王莽对此忧虑，下诏说：“敢于不实行井田制、私自携带五铢钱的人，就是惑乱众人，要把他们流放到四方边远地区，去抵御魑魅。”于是农民、商人都失去生业，粮食和货币也都废弃，百姓在街市道路上哭泣。因买卖田地、房宅、奴婢和铸钱而获罪的人，从公卿大夫到平民，数也数不清。王莽知道百姓忧愁，于是只让小钱一枚值一钱，大钱五十继续流通；龟、贝、布等暂且搁置。王莽性情急躁，不能无所作为；每当兴建某事，必定想依照古制，找到经典依据。国师公刘歆说，周朝有泉府这一官职，收取无人购买的货物，供应有需要的人，这就是《易》所说的“治理财货，端正言辞，禁止百姓作非分之事”。王莽于是下诏说：“《周礼》有赊贷之法，《乐语》有五均之制，各种传记也都有主管货物的官职。如今开设赊贷，推行五均，设置各种斡官，是为了调节百姓，抑制兼并。”于是就在长安和五都设置五均官，把长安东西市令以及洛阳、邯郸、临菑、宛、成都的市长都改名为五均同市师；长安市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其余四都分别以东、西、南、北为称。各地都设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工商中能够采金、银、铜、连锡，捕捉龟、采集贝的人，都要向所在的司市、钱府自行申报，按照时令采集。又按照《周官》的规定向百姓征税：凡是田地不耕种，叫作不殖，缴纳三名成年男子的税；城郭中的住宅不种植树木和作物，叫作不毛，缴纳三名成年男子的布税；百姓游荡无事，缴纳一匹夫布。不能缴纳布的，就去做杂役，由县官供给衣食。凡是在山林、水泽中采集各种物品、鸟兽鱼鳖和百虫，以及妇女养蚕、织布、纺纱、绩麻、缝补，工匠、医生、巫、卜、祝和其他方技之人，商人坐店经营、在里区列肆、居住在旅舍的，都要在所到的县官那里自行申报所从事的行业；扣除本钱，计算利润，分成十一份，取其中一份作为贡税。敢于不自行申报，或者申报不真实的，全部没收所采集、经营的物品，并为县官服役一年。各主管市场的官署，通常在四季中月按当时实际情况确定所掌管的物品，分别制定上等、中等、下等的价格；各自只把这些价格用于本市场，不受其他地方价格的拘束。百姓买卖五谷、布帛、丝绵等物品，只要满足民间使用而又卖不出去，均输官便要考察核实其实际情况，按照原来的价格收购，不许折合成钱。各种物品价格上涨，超过平价一钱，就按平价卖给百姓。物品价格低贱、低于平价的，听任百姓彼此交易，以防止囤积居奇、抬高粮价。百姓想要举行祭祀、办理丧事而没有所需物品的，钱府只用所收入的工匠、商人的贡物赊给他们；祭祀不得超过十天，丧事不得超过三个月。百姓有时贫困困乏，想借贷来经营产业的，均输官应当授予贷款，扣除费用后，按照所得计算利息，不得超过每年十分之一。羲和鲁匡说：“名山、大泽，以及盐、铁、钱、布帛、五均赊贷等事务，都由县官掌管，唯独酿酒、卖酒还没有掌管。酒，是上天赐予的美好禄物，是帝王用来养育天下、举行祭祀祈求福佑、扶助衰弱和调养疾病的。各种礼仪的聚会，没有酒就无法进行。所以《诗经》说‘没有酒卖给我’，而《论语》说‘买来的酒不喝’，这两句话并不相反。《诗经》所说的是天下太平的时代，酿酒卖酒由官府掌管，酒味调和甘美，便于人们饮用，可以用来相互劝饮。《论语》所说的是孔子处在周朝衰微、天下混乱之时，酿酒卖酒由民间经营，酒味淡薄恶劣，缺乏诚意，因此心存疑虑而不饮。如今如果禁绝天下的酒，就没有办法举行礼仪、相互奉养；如果放任酿酒卖酒而不加限制，就会耗费财物、伤害百姓。请仿效古制，命令官府酿酒，以二千五百石为一均，每次开设一卢出售，以五十酿的销售量作为标准。一酿使用粗米二斛、曲一斛，可酿成酒六斛六斗。各按本市场当月初一的米、曲三斛合计价格，再分为三份，以其中一份作为一斛酒的平价。扣除米、曲的成本价格，计算利润后再分为十分，以其中七分收入官府，其余三分和酒糟、灰炭，用来供给制作器具的工匠以及薪柴、樵采的费用。” 羲和设置命士督察五均、六斡，各郡有几人，全部任用富有的商人。洛阳的薛子仲、张长叔，临菑的姓伟等人，乘坐驿传车求取利益，往来交错于天下，趁机与郡县官吏勾结作奸，往往大肆制作空账簿，使府库财物账目不实，百姓更加困苦。王莽知道百姓深受其害，又下诏说：“盐是食物佐料中的主要物品；酒是各种药物之长，是美好宴会的享用品；铁是农业生产的根本；名山、大泽，是物产丰富的宝藏；五均、赊贷，是百姓用来取得平价物资、在物价上涨时供给生活的制度；铁、布、铜冶，是使有无相通、供给百姓使用的制度。这六项，不是编户平民能够各家制造的，必定要依靠市场；即使价格贵上几倍，也不能不买。豪强富商就趁机要挟贫弱，先圣知道这种情况，所以设置官府来主管。每一种主管事务都要制定条款加以防禁，违犯者罪至死刑。”奸猾的官吏和百姓一起侵害百姓，众人都不能安生。五年以后，天凤元年，又颁布金、银、龟、贝等货币的法令，略微增减它们的价格。废除大钱、小钱，改铸货布，长二寸五分，宽一寸；首部长八分有余、宽八分；圆孔直径二分半；足枝长八分，中间宽二分。钱文右边写“货”，左边写“布”，重二十五铢，价值货泉二十五枚。货泉直径一寸，重五铢，钱文右边写“货”，左边写“泉”，每枚价值一钱，与货布两种并行。又因为大钱流通已久，便废除它；担心百姓仍私自携带，于是命令百姓暂且只使用大钱，并与新货泉一起流通，每枚都只算一钱；这样并行了六年，不许再携带大钱。每次改换钱币，百姓都因而家业破败，并大多陷入刑罚。王莽因私自铸钱判死刑，以及非议、阻挠宝货而流放四裔，犯法的人太多，无法全部施行，于是又减轻刑法：私自铸造泉、布的人，连同妻子儿女没入官府，充作官奴婢；官吏和邻里，明知而不举告的，与犯人同罪；不是非议宝货的人，百姓罚作劳役一年，官吏免官。犯法者更加众多，后来五人互相连坐，也都被没入官府。郡国用囚车和铁锁把他们押送到长安钟官，因忧愁痛苦而死的有十分之六七。

译铸造货布六年以后，匈奴侵扰更加严重，王莽大规模招募天下囚徒和官奴，号称“猪突豨勇”；又向官吏和百姓一律征税，按财产三十取一。还命令公卿以下直到郡县佩黄绶的官吏，都负责保养军马，官吏又把这种负担转嫁给百姓。百姓动辄触犯禁令，不能耕田养蚕，徭役繁重；旱灾、蝗灾又接连发生。王莽所推行的制度又没有确定，从公侯到小吏，都不能领取俸禄，于是私自征敛，货物贿赂不断向上输送，案件诉讼长期不能裁决。官吏依靠严酷暴虐树立威势，借助王莽的禁令，侵夺剥削小民。富人不能自保，穷人无法生存，便起而成为盗贼，依托山泽险阻；官吏不能擒获，反而加以包庇，盗乱日益扩大，于是青州、徐州、荆楚一带往往达到数万人。百姓因战斗死亡，被边境四夷俘虏，因犯罪陷入刑罚，因饥荒和疫病而互相吞食；到王莽尚未被诛杀时，天下户口已经减少了一半。自从征发“猪突豨勇”四年后，汉军诛杀了王莽。又过了两年，世祖奉天命即位，荡除烦琐苛刻的法令，恢复五铢钱，和天下百姓重新开始。赞说：《易》称“减少多余的，补益不足的，使万物价值相称而公平施与”；《尚书》说“使有无相通”；周朝设置泉府官，孟子也不赞成“狗猪吃人的食物却不知道收敛，田野有饿死的人却不知道开仓赈济”。所以管仲的轻重术、李悝的平籴法、桑弘羊的均输法、耿寿昌的常平仓，也都是有来由的。只是古人实行这些制度有一定法度，官吏良善而法令能够推行，所以百姓得到它们的好处，天下都得到治理。到了孝武帝时，国家用度富足，却没有增加百姓赋税，这是较好的情况。至于王莽，制度失去适当的尺度，奸邪之人玩弄权术，官府和百姓都被耗尽，便是最坏的结果了。卷二十五上 郊祀志第五上 《洪范》所说的八种政务，第三项是祭祀。祭祀，是用来彰明孝道、侍奉祖先、沟通神明的。远至四夷，没有不修习祭祀的；下至禽兽，豺狼和水獭也有祭祀。因此圣王为祭祀制定典章礼制。百姓中精神纯一、整齐严肃、聪敏明察的人，神灵有时会降临到他们身上；男子称为觋，女子称为巫，让他们安排神灵所居的位置，为神灵准备牲畜和祭器。让先圣的后代中能够知晓山川、敬守礼仪、明白神事的人担任祝；能够知晓四时祭祀所用牲畜、坛场上下位置以及氏族姓氏来源的人担任宗。因此设有掌管神和百姓事务的官职，各自管理相应次序，彼此不混乱。神和百姓各有不同的职业，互相敬畏而不亵渎，所以神灵降下美好的收成，百姓依照秩序生活，灾祸不会到来，所求也不会缺乏。到了少昊衰微的时候，九黎扰乱道德，百姓和神灵混杂相扰，无法正确处理各种事物。家家都设置巫和史，祭祀没有节制，亵渎斋戒和清明之道，神灵也不再纯洁降临。美好的收成不再降下，祸灾接连到来，人人都不能保全自己的元气。颛顼继承这种局面后，便命南正重掌管天事，使神灵各有所属；命火正黎掌管地事，使百姓各有所属，让旧有的常道得以恢复，不再互相侵扰亵渎。自从共工氏称霸九州，他的儿子叫句龙，能治理水土，死后成为社神，建立社祠。烈山氏曾统治天下，他的儿子叫柱，能使各种谷物繁殖，死后成为稷神，建立稷祠。因此郊祀、社稷祭祀，流传的源头已经很久远了。《虞书》说：舜登临璇玑玉衡，用来校齐日月五星等七项政事。于是举行祭祀上帝的类祭，在六宗前举行禋祭，按等级祭望山川，并遍祭群神。他让五瑞归位，选择吉利的月份和日期，召见四岳及各地牧守，颁还瑞玉。舜即位后的第二年二月，向东巡视诸侯，到了岱宗。岱宗就是泰山。他燔柴祭天，并以望祭按等级祭祀山川。于是召见东方诸侯。东方诸侯，就是各地诸侯。会合、校正四时月份和正日，统一音律、长度、容量、重量，整治五种礼仪和五种乐舞，以三种帛、两种活牲、一种死牲作为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