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四下
卷二十四下食货志第四下凡货，金、钱、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详靡记云。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故货宝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太公退，又行之于齐。至管仲相桓公，通轻重之权，曰：“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人君不理，则畜贾游于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矣。故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者，利有所并也。计本量委则足矣，然而民有饥饿者，谷有所臧也。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即准平。守准平，使万室之邑必有万钟之臧，臧繦千万；千室之邑必有千钟之臧，臧繦百万。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种饷粮食，必取澹焉。故大贾畜家不得豪夺吾民矣。”桓公遂用区区之齐合诸侯，显伯名。其后百余年，周景王时患钱轻，将更铸大钱，单穆公曰：“不可。古者天降灾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救民。民患轻，则为之作重币以行之，于是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民若匮，王用将有所乏，乏将厚取于民，民不给，将有远志，是离民也。且绝民用以实王府，犹塞川原为潢洿也，竭亡日矣。王其图之。”弗听，卒铸大钱，文曰“宝货”，肉好皆有周郭，以劝农澹不足，百姓蒙利焉。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臧，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黄金一斤。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赢以稽市，物痛腾跃，米至石万钱，马至匹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税租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子孙亦不得为官吏。孝文五年，为钱益多而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贾谊谏曰：法使天下公得顾租铸铜锡为钱，敢杂以铅铁为它巧者，其罪黥。然铸钱之情，非殽杂为巧，则不可得赢；而殽之甚微，为利甚厚。夫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今令细民人操造币之势，各隐屏而铸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虽黥罪日报，其势不止。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县百数，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众。夫县法以诱民，使入陷井，孰积如此！曩禁铸钱，死罪积下；今公铸钱，黥罪积下。为法若此，上何赖焉？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吏急而壹之虖，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虖，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苟非其术，何乡而可哉！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耒耨，冶熔炊炭；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善人怵而为奸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将甚不详，奈何而忽！国知患此，吏议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术，其伤必大。令禁铸钱，则钱必重。重则其利深，盗铸如云而起，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奸数不胜而法禁数溃，铜使之然也。故铜布于天下，其为祸博矣。今博祸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谓七福？上收铜勿令布，则民不铸钱，黥罪不积，一矣。伪钱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铜铸作者反于耕田，三矣。铜毕归于上，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贵臣，多少有制，用别贵贱，五矣。以临万货，以调盈虚，以收奇羡，则官富实而末民困，六矣。制吾弃财，以与匈奴逐争其民，则敌必怀，七矣。故善为天下者，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祸，臣诚伤之。上不听。是时，吴以诸侯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后卒叛逆。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故吴、邓钱布天下。武帝因文、景之蓄，忿胡、粤之害，即位数年，严助、硃买臣等招徠东瓯，事两粤，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唐蒙、司马相如始开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彭吴穿秽貊、朝鲜，置沧海郡，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及王恢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共其劳。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相奉，百姓抏敝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澹。人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夷，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而始。
译卷第二十四下 《食货志》第四下 凡是货币，金、钱、布、帛的用途，夏、殷以前的详细情况已经无法记载了。太公替周朝制定九府圜法：黄金方一寸，重一斤；钱铸成圆形，中间方孔，轻重以铢为单位；布、帛宽二尺二寸为一幅，长四丈为一匹。因此货币有的以黄金为宝，有的形状像刀，有的流通如泉，有的用布作成，有的以帛为单位。太公退居后，又把这种制度施行于齐国。后来管仲辅佐齐桓公，运用轻重之术，说：‘年岁有灾年和丰年，所以粮食有贵有贱；政令有缓有急，所以物价有轻有重。君主不加治理，商人就会在市场上囤积货物，利用百姓供应不足，使价格涨到成本的百倍。因此，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必有拥有万金资产的商人，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必有拥有千金资产的商人，这是因为利益被他们兼并了。核算成本、衡量库存，本来就足够；然而百姓仍有饥饿，是因为粮食被囤藏起来了。百姓有余粮时，粮价就低，所以君主在粮价低时收购；百姓缺粮时，粮价就高，所以君主在粮价高时出售。凡是按照时节收购和出售，使物价平准，就是平准之法。守住平准之法，使一万户的城邑一定有一万钟的粮食储藏，储藏的钱串有千万；一千户的城邑一定有一千钟的粮食储藏，储藏的钱串有百万。春天用来供给耕种，夏天用来供给锄草，耒耜器械、种子、粮食，一定都能充分取得。因此大商人囤积货物，也不能强行掠夺我们的百姓了。’齐桓公于是凭小小的齐国联合诸侯，显扬了霸主的名声。一百多年以后，周景王时，担心钱币太轻，想改铸大钱，单穆公说：‘不可以。古代上天降下灾祸，于是衡量资财和货币，调节轻重来救济百姓。百姓苦于钱币太轻，就为他们制造较重的货币使之流通，于是有母币权衡子币而流通，百姓都能得到好处。若百姓承受不起重币，就多制造轻币使之流通，也不废弃重币，于是有子币权衡母币而流通，对小民有利。如今大王废弃轻币而铸造重币，百姓失去资财，能不困乏吗？百姓一旦困乏，大王的用度就会有所缺少；用度缺少就会加重向百姓征取，百姓不能供给，就会产生远离之心，这是使百姓离心。况且断绝百姓的使用来充实王府，就像堵塞河川源头而形成积水，财力很快就会枯竭。大王还是考虑一下吧。’周景王不听，最终铸造大钱，钱文为‘宝货’，内孔和外缘都有周郭，用来鼓励农业、补充不足，百姓因此得到好处。秦朝兼并天下后，货币分为两等：黄金以镒为单位，属于上等货币；铜钱形制像周钱，钱文为‘半两’，重量也与钱文所示相同。珠、玉、龟、贝、银、锡一类则作为器物、装饰和珍宝收藏，不作为货币，但各自随着时势而价格轻重不定。汉朝兴起后，认为秦钱太重而难以使用，又命令百姓铸造荚钱。黄金一斤【缺字】。不守法而逐利的百姓囤积多余财物，等待市场价格上涨，物价剧烈腾跃，米价涨到每石一万钱，马价涨到每匹百金。天下平定后，高祖于是命令商人不得穿丝绸、乘车，又加重租税来使他们困窘受辱。孝惠帝、吕后时期，天下刚刚平定，又放宽了对商人的法律，但市井商人的子孙仍不得做官吏。孝文帝五年，因为钱币越来越多而变轻，于是改铸四铢钱，钱文仍为‘半两’。废除禁止私铸钱的命令，允许百姓自由铸造。贾谊劝谏说：法律让天下人公开购买铜、锡来铸钱，敢于掺杂铅、铁而另行制造的人，罪罚是脸上刺字。然而铸钱的实际情形是，如果不掺杂并巧妙加工，就无法获利；而掺杂得极少，获利却非常丰厚。事情有招来祸患的因素，法律也可能引发奸邪。如今命令普通百姓掌握制造货币的权力，各自隐藏起来铸造，想要禁止他们利用厚利而进行细微的奸诈，即使每天施行刺字刑，照这种形势也不能制止。近来百姓犯法获罪的，一个县多的有一百多人；至于被官吏怀疑、遭受杖打鞭笞而奔走的，更是很多。制定法律来诱使百姓，使他们掉进陷阱，哪有像这样严重的！过去禁止铸钱，死罪案件不断增加；如今公开铸钱，刺字罪案件不断增加。制定这样的法律，皇上还能依靠什么呢？另外，百姓使用钱币，各郡县并不相同：有的使用轻钱，一百枚要加上若干枚；有的使用重钱，按平常的重量称量又不接受。法定钱币不能确立，官吏急于强行统一，就会造成极大的烦琐苛刻，而他们的力量又无法胜任；放任而不加斥责，市场上就会使用不同的钱币，钱币制度大乱。假如没有合适的办法，到哪里才行得通呢？如今弃置农业而采铜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他们放下耒耜，冶炼铜矿、烧炭；奸铸的钱一天比一天多，五谷却没有因此增多；善良的人受到惊惧而转为奸邪，百姓甘愿陷入刑戮。这将造成非常不祥的后果，怎么能忽视！国家知道这种祸患，官吏一定会建议禁止。禁止却没有找到适当办法，造成的伤害必然更大。下令禁止铸钱，钱币就一定会变重；钱重，铸钱的利润就深厚，私铸者便会像云一样兴起，即使处以弃市之刑也不足以禁止。奸铸案件多得无法胜数，法禁屡屡崩溃，都是铜造成的。因此铜流布天下，带来的祸患极其广泛。如今可以消除这种广泛的祸患，并取得七种福益。什么叫七种福益？皇上收取铜，不让它流布民间，那么百姓就不会铸钱，受黥刑的罪人不会增加，这是第一。伪钱不会增多，百姓之间不会互相猜疑，这是第二。采铜、铸钱的人返回耕田，这是第三。铜全部归于皇上，皇上掌握铜的积蓄来调节轻重；钱轻时用办法收回，钱重时用办法投放，货物价格就一定平稳，这是第四。用铜制造兵器，赐给贵臣，数量多少都有制度，用来区别贵贱，这是第五。用铜面对各种货物，调节盈余和不足，收取奇货和余利，就会使官府富足充实而从事末业的百姓困苦，这是第六。控制我们所不需要的财物，用它同匈奴争夺人口，那么敌人一定会归怀，这是第七。因此，善于治理天下的人，能因祸而造福，转败为功。如今长期放弃七种福益而实行广泛的祸害，我实在为此痛心。皇上没有听从。当时，吴王凭借诸侯身份依山铸钱，财富与天子相等，后来终于叛逆。邓通是大夫，也因铸钱而财富超过王侯。所以吴王和邓通铸的钱流布天下。武帝凭借文帝、景帝时期的积蓄，因愤恨匈奴、南越的祸害，即位几年后，严助、朱买臣等招徕东瓯，出兵对付南越，江、淮之间因而萧条而烦费。唐蒙、司马相如开始开发西南夷，凿山开路一千多里，以扩大巴、蜀地区，巴、蜀百姓疲困。彭吴凿通秽貊、朝鲜，设置沧海郡，燕、齐之间也受到牵动。等到王恢谋划马邑之战，匈奴断绝和亲，侵扰北部边境，战争连续不断，天下共同承受劳苦。干戈日益增多，出行的人携带资财，居家的人负责送行，内外骚扰相互接续；百姓因巧立名目的法令而疲敝，财货和贿赂日益耗损而不能充足。用财物买官的人可以补授官职，出钱的人可以免罪，选举日益衰败，廉耻互相冒犯，凭武力得到任用，法律严厉、命令繁多。谋求财利的官臣从此开始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