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三十四下

译所以周朝到了成王时期，才制定完备的制度，于是吉祥征兆的应验显现出来。陛下使日月般的光辉更加盛大，把圣明的思虑留在刻石纪功之中，专心致敬神明，在郊外官署奉行燔燎、瘗埋之礼；祭献享祀的精诚与神明交会，积聚的和气充满天地，奇异的野兽前来被捕获，这是适宜的。过去周武王渡河渡到中途还未成功时，白鱼游入王船，武王俯身取来用火燎祭，群臣都说：“吉祥啊！”如今郊外祭祀尚未见到神祇，却获得野兽作为祭品，这是上天用来表示享用祭祀、上天与人相互感应的征兆。应当趁此昭明时令，下令改定告元之礼，在江、淮边垫上白茅，在营丘宣布美好的名号，以应合光明盛大的气象，使记事之臣有所记载。大概六只鹢鸟倒着飞，是逆乱的征兆；白鱼登上王船，是顺应的征兆。明暗吉凶的征兆，向上能使飞鸟乱飞，向下能使深水中的鱼类受到震动，都可以同类推求。如今野兽都长着双角，表明光明同出一源；众多树枝向内附合，表示没有外部隔阂。出现这样的征兆，大概将会有解开编发、削去左衽、改穿冠带、系束衣裳而接受教化的人了。我们只须拱手等待罢了！”奏章上报后，皇帝非常惊异，因此改年号为元狩。几个月后，越地和匈奴的名王中都有率众来投降的，当时人们都认为这与终军的话相合。元鼎年间，博士徐偃奉使巡行各地、推行风俗。徐偃假传诏令，命胶东国、鲁国鼓铸盐铁；回来后上奏事情，调任太常丞。御史大夫张汤弹劾徐偃擅自假传诏令，罪大恶极，依法应处死。徐偃认为，按照《春秋》的义理，大夫出使到了疆界之外，如果有可以安定国家、保全百姓的事情，专断处理也是可以的。张汤依法律治他的罪，却不能使他的义理屈服，于是皇帝下诏让终军审问情况。终军责问徐偃说：“古代诸侯各国风俗不同、疆界分隔，百里之间都不能相通，时常有聘问会盟之事；安危形势在顷刻间发生变化，所以有不接受辞令、专断采取适宜措施的情况。如今天下已经统一，万里风俗相同，所以《春秋》说‘王者无外’。徐偃巡视王朝疆域之内，却说自己是出疆，为什么？况且盐铁是郡国的余藏，正好用来补充两国的缺乏；国家并未因此遭受利害，你却以安定国家、保全百姓为理由，为什么？”终军又责问徐偃：“胶东南面靠近琅邪，北面接连北海；鲁国西面依傍泰山，东面有东海，接受这些地方的盐铁。你估算四郡人口、田地，按照他们所需的器物和食盐供应，难道不足以同时供给两个郡吗？还是说实际上应该有余，而官吏却没有能力办到？怎么知道呢？你假传诏令鼓铸盐铁，是因为当地风俗以及春耕播种时需要供养百姓的器具。如今鲁国的铸鼓，首先应当准备好材料，到秋天才能开火铸造。这话不是同事实相反吗？徐偃此前已经三次上奏，没有得到诏令；这一次不但不顾自己所做之事未获许可，反而直接假借诏令施行威福，以迎合民意、求取名声，这正是圣明之主必定要加以诛罚的行为。‘弯曲一尺而伸直八尺’，孟子认为这种做法不可取。如今你所犯的罪很重，所获得的利益却很小，难道徐偃是自己预料必死还要这样做吗？还是希望侥幸不受诛罚，想借此博取名声呢？”徐偃理屈词穷，认罪并判处死刑。终军上奏说：“徐偃假传诏令而擅自行动，不合奉使者的身份，请交给御史，征召徐偃回京立即治罪。”奏议得到批准。皇帝赞赏终军的诘问，下诏把它示给御史大夫。当初终军从济南应当到博士处求学，步行入关，关吏给他一块繻帛通行凭证。终军问：“这东西用来做什么？”关吏说：“用来作为返回时的凭证，回来时应当凭它与关符相合。”终军说：“大丈夫向西到长安去，最终不会再带着凭证回来。”说完丢下繻帛离去。终军后来担任谒者，出使郡国，持节向东出关。关吏认出了他，说：“这位使者就是从前丢下繻帛的书生。”终军巡行郡国，把所见到的便宜措施上报。回来奏事，皇帝非常高兴。朝廷将要派使者出使匈奴，终军主动请求说：“臣没有建立过拔一根草那样微小的功劳，却得以列入宿卫，享受俸禄五年。边境时常有战事警报，臣本应披坚甲、执锐器，冒着箭石，冲在前面。只是臣才能低劣，又不熟悉军事；如今听说将要派遣使者到匈奴，臣愿竭尽精力和勇气，辅佐贤明使者，在单于面前说明祸福利害。臣年少而才能低下，孤身处在外官任所，不能担当一方的重任，私下实在难以排遣愤懑。” 皇帝下诏询问说明祸福的具体情况，认为终军的回答奇异，提升他为谏大夫。南越与汉朝和亲后，皇帝派终军出使南越，劝说南越王，希望让南越入朝，列为内地诸侯。终军主动请求说：“希望赐给我长缨，我一定把南越王捆来送到宫阙之下。”终军于是前往劝说越王，越王听从并答应，请求举国归附汉朝。天子非常高兴，赐给南越大臣汉朝的印绶，全部采用汉朝法令，以此改变当地习俗，并命汉使留下来镇守安抚。越相吕嘉不愿归附，发兵攻打并杀死南越王和汉使者，他们全都死去。事情记载在《南越传》中。终军死时二十多岁，所以当时世人称他为“终童”。王褒字子渊，是蜀人。汉宣帝时期，修治汉武帝的旧制，讲论六艺和群书，广泛搜求奇异之才；征召善作《楚辞》的九江被公，召见他诵读，又召来才华出众的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等，在金马门等待诏命。神爵、五凤年间，天下富足，多次出现嘉祥。皇帝很喜欢作歌诗，想兴办协律之事；丞相魏相上奏说，懂音律、善于弹奏雅琴的有渤海赵定、梁国龚德，二人都被召见，等待诏命。于是益州刺史王襄想向百姓宣扬风化，听说王褒有杰出才华，请求与他相见，让王褒作《中和》《乐职》《宣布》诗，选好事之人依照《鹿鸣》的曲调学习并歌唱。当时，汜乡侯何武还是童子，被选入歌唱者之中。过了很久，何武等人在长安学习，在太学下面歌唱，辗转传到皇帝耳中。宣帝召见何武等人观看歌唱，都赏赐帛，对他们说：“这是彰显盛德的事情，我哪里足以当得起呢！”王褒为益州刺史作了颂，又作了记述他的文章，益州刺史于是上奏说王褒有超群的才能。皇帝便征召王褒。王褒到达后，皇帝下诏让他作《圣主得贤臣颂》，表达皇帝的意思。王褒回答说：身披旃毛、穿着粗毛皮衣的人，很难同人谈论纯绵衣服的华美精密；喝藜菜汤、含着干粮的人，不足以同人谈论太牢祭品的美味。如今臣被征召时居住在西蜀，生长于穷僻巷陌之中，长大在蓬草茅屋之下，没有游览广见的知识，反而有极其愚陋的局限，不足以满足陛下的厚望，符合圣意。即便如此，臣怎敢不略陈愚见，抒发内心真情！《记》说：共同考察《春秋》所讲五始的要旨，关键只在于审慎地确定名分、端正正统罢了。贤人，是国家所使用的器具。任用贤人，取舍就能简省而功效广泛；器具锋利，使用的力气就少而取得的成效多。所以工匠使用钝器时，筋骨劳苦，整日勤勉不停；等到巧匠铸成干将剑的胚体，用清水淬炼剑锋，再用越地磨石磨利剑刃，水中可以斩断蛟龙，陆地上可以剖开犀牛皮，迅疾得如同扫帚掠过泥地一样。

译这样一来，即使让离娄监督墨线，公输班依墨线削刻，即使台基高达五层、纵横延伸百丈，也不会混乱，因为工匠和器具彼此相称。平庸的人驾驭劣马，也会磨伤马嘴、折损马鞭，却不能使马前进；人喘息不止、皮肤出汗，人疲惫，马也困倦。等到驾驭咬膝马，骖乘旦马，由王良执缰，韩哀扶车，纵情奔驰，忽然如影子飘过；经过城邑、越过国境，马蹄踢踏如同碾过土块；追赶奔跑如闪电，追逐疾驰如风，周游八方，万里只用一息。相差多么遥远啊！这是因为人和马相互适合。所以穿着细葛布衣服感到凉爽的人，不会苦于盛夏的闷热；披着貂狐皮衣感到温暖的人，不会忧虑严寒的凄冷。为什么呢？因为具备了相应的器具，就容易做好相应的准备。贤人君子，也是圣王用来治理天下、使天下易于治理的人。因此圣王以恭敬亲和的态度接纳贤才，开辟宽广的道路，用来延揽天下英俊。竭尽智慧来亲附贤人的人，必定能建立仁政策略；搜求人才、访求士人的人，必定能建立霸主的功业。过去周公亲自承担吐哺握发的辛劳，所以有贤士归附的盛况；齐桓公设置庭燎迎贤的礼节，所以建立匡正天下、会盟诸侯的功业。由此看来，统治人民的君主在求贤时辛劳，得到贤人后就安逸。臣下也是这样。过去贤人尚未遇到明主时，谋划事情、筹算策略，君主不采用他的谋略；陈述内心诚意，上位者又不认为他可信；出来做官不能施展功效，被斥退又不是他的过错。因此伊尹只能勤劳于鼎俎之间，姜太公困顿于击刀宰牲，百里奚自我推销，甯戚替人放牛，都是为了摆脱这种困境。等到他们遇到明君、遭逢圣主，筹划谋略符合君主心意，进谏劝诤立即被听取；进退都能关系到自己的忠诚，担任职务能够施行自己的才能；于是离开卑微屈辱、污秽低贱的处境，升入朝廷；脱离疏远、困窘的生活，享用美食；剖分符节、赏赐土地，使祖先荣耀；功业传给子孙，也足以资助游说之士。因此世间必定先有圣明有智的君主，然后才会有贤能明达的臣子。所以老虎长啸就会刮起凛冽的风，蛟龙兴起就会招来云气，蟋蟀等到秋天便鸣叫，蜉蝣在阴气形成时才出现。《易经》说：‘飞龙在天，利于见到大人。’《诗经》说：‘贤士众多啊，文王因此建立了这个王国。’所以天下太平、君主圣明时，才俊贤能自然会到来；正如尧、舜、禹、汤、文王、武王这样的君主，得到后稷、契、皋陶、伊尹、吕望等人，他们光明显赫地立于朝廷，庄严肃穆地排列在各处，聚集精力、专心办事，彼此相得而使功业更加显著。即使伯牙弹奏递钟，逢门子拉开乌号弓，也仍不足以比喻这种情形。圣明的君主一定要等待贤臣来弘扬功业，才俊之士也要等待明主来显扬德行。君臣上下都有共同愿望，欣喜地彼此欢悦，千年才有一次的相遇，议论谋划毫无疑惑，轻快得像鸿毛顺风飞过，畅达得像巨鱼纵游大河深谷。如果能达到这样的得意境界，那么胡人的禁令哪有不能制止的，什么命令不能推行？教化充满四方，广泛施及无穷，远方夷人前来进贡，各种祥瑞全都汇聚而来。因此圣王不必处处察看，视力自然明察；不必只靠一时倾听，听觉自然聪敏。恩泽随着祥和的风飞扬，德行与和气一同流行；太平的责任得到充分实现，安闲自得的愿望得以满足。顺应自然发展的趋势，处在恬淡无为的境界，吉祥征兆自然到来，寿命长久无穷；从容安详、垂衣拱手，永永远远享有万年，何必像彭祖那样俯仰屈伸，像赤松子、王子乔那样吐纳呼吸，显得超然脱俗、离开尘世呢！《诗经》说：‘贤士济济一堂，文王因此安宁。’这话确实说明贤士众多就能使君主安宁。当时皇帝很喜欢神仙之事，所以王褒的回答提到了这些。皇帝命王褒与张子侨等人一同待诏，屡次跟随王褒等人放猎；皇帝所临幸的宫馆，他们就作歌颂，评定高下，按等级赏赐帛。议论的人多认为这些辞赋淫靡而不急要，皇帝说：‘难道不是有博弈之类吗？即使从事这些，也还胜过什么都不做！’辞赋中大的作品与古诗意义相同，小的作品辞藻华丽、令人喜爱。譬如女工有织锦，音乐有郑、卫之声，如今世俗仍都用这些来愉悦耳目；拿辞赋同它们相比，辞赋还有仁义和讽谕，包含鸟兽草木等多方面知识和观赏内容，远远胜过倡优和博弈。” 不久，王褒被提升为谏大夫。后来太子身体不安，苦于精神恍惚、容易忘事，心情不快乐。皇帝下诏让王褒等人都到太子宫中陪侍太子，早晚诵读奇文以及他们自己创作的文章。太子的病痊愈后，他们才回去。太子喜欢王褒所作的《甘泉》《洞箫》颂，命令后宫的贵人和身边侍从都诵读。后来方士说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类的宝物，可以通过祭祀招致，宣帝便派王褒前往祭祀。王褒在途中病死，皇帝怜悯惋惜他。贾捐之字君房，是贾谊的曾孙。汉元帝刚即位时，他上疏谈论政事得失，被召到金马门等待诏命。当初汉武帝征讨南越，元封元年设置儋耳、珠厓郡，二郡都在南方海中的洲岛上，地域方圆约千里，共有十六县，二万三千多户。当地百姓凶暴，以为地处偏远隔绝，多次触犯官吏禁令，官吏也对他们十分严酷；通常每隔几年就反叛一次，杀死官吏，汉朝总是出兵将其击败平定。从最初设置郡到汉昭帝始元元年二十多年间，总共发生六次反叛。到始元五年，撤销儋耳郡，合并隶属于珠崖郡。到宣帝神爵三年，珠崖三县又反叛。反叛后的第七年，即甘露元年，九县反叛，朝廷每次都出兵将其击败平定。元帝初元元年，珠崖又反叛，朝廷出兵攻打。各县相继反叛，连续多年不能平定。皇帝与有关官员商议大规模出兵，贾捐之建议认为不应攻打。皇帝派侍中、驸马都尉、乐昌侯王商责问捐之说：“珠崖归附内属、设置为郡已经很久了，如今背叛作乱，你却说不应攻打，这是助长蛮夷的叛乱，损害先帝的功德，按照经义应当怎样处理？”捐之回答说：臣有幸遇到圣明昌盛的朝代，蒙受允许直言的恩典，没有顾忌和忌讳之忧，谨冒死竭尽诚意。臣听说尧、舜是圣人中最盛大的，禹进入圣人境域而毫不逊色，所以孔子称赞尧说“伟大啊”，称《韶》乐“尽善”，称禹“无可非议”。凭三位圣人的德行，土地不过数千里，西面到流沙，东面濒临大海，北方和南方都达到声教所及之处，直到四海；愿意接受声教的，就治理他们，不愿意接受的，也不强行治理。因此君臣共同歌颂德行，所有有气息的生物都各得其所。武丁、成王，是殷、周最仁厚的君主，但土地东面不过江、黄，西面不过氐、羌，南面不过蛮荆，北面不过朔方。因此颂扬之声一齐兴起，凡有视觉听觉的生物都乐于生存，越裳氏经过九重翻译来进献，这不是兵革所能招致的。等到殷、周衰落，向南征伐而不能返回，齐桓公救助它们的危难，孔子整理记载了这件事。

译到了秦朝，兴兵远征，贪求外部土地而使内部空虚，只求扩大疆域，不考虑其中的祸害。然而秦朝南面不过闽越，北面不过太原，天下却已经溃散反叛，祸患最终发生在秦二世末年，《长城之歌》直到今天还没有停止。幸亏圣明的汉朝刚刚兴起，为百姓请求生存之路，平定天下。到了孝文皇帝，怜悯中原尚未安定，停止武力而施行文治；当时断决的案件只有几百件，百姓每户缴纳赋税四十，成年男子三年才服一次劳役。当时有人进献千里马，皇帝下诏说：“鸾旗在前，属车在后，吉祥的出行每天走五十里，军队行军每天走三十里，我乘千里马，难道要独自先走吗？”于是退还千里马，给了送马者往返道路的费用，并下诏说：“朕不接受进献，命令四方不要寻求奇物来进献。”在这个时候，放纵游乐的享受断绝了，奇异华丽的贿赂被堵塞了，郑、卫之声的倡优也衰微了。后宫如果充满美色，贤人就会隐退；奸佞之人掌权，直言进谏的臣子就会闭口，而孝文帝没有这样做，所以谥号称孝文，宗庙称太宗。到了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仓的粮食已经红腐而不能食用，都内府的钱串朽烂，无法清点。于是追究平城之战的旧事，记录冒顿以来匈奴多次成为边境祸害的情况，整治兵马，凭借国家富足的力量来排斥并降服他们。西面联合各国直到安息，东面越过碣石，把玄菟、乐浪设置为郡；北面击退匈奴万里，重新修建营垒边塞；控制南海地区，设置为八郡。这样一来，天下每年判决的案件达到数万，百姓承担的赋税达到数百；即使制造盐、铁、酒专卖的收益来补助国家费用，仍然不够。在这个时候，盗贼纷纷兴起，战事频繁发生；父亲在前线战死，儿子随后又在战斗中受伤；女子登上亭障守卫，孤儿在道路上哭号，老母和寡妇在街巷中含泪哭泣，只能遥设空祭，想象亲人的魂魄在万里之外。淮南王私自抄写虎符，暗中招揽名士；关东公孙勇等人假冒使者，都是疆域扩张过大、征伐不停造成的。如今天下只剩关东地区，关东较大的地方又只有齐、楚；百姓长期困苦，连年流离，离开城郭，彼此枕藉着躺在道路上。人们对父母没有亲爱之情，对夫妻没有相聚之乐，甚至到了嫁掉妻子、卖掉儿子的地步，法律不能禁止，道义也不能阻止，这是国家的忧患。如今陛下不忍受一时的忿怒，想把士卒驱赶到大海之中，让他们在幽冥之地满足心意，这不是救助饥荒、保全百姓的办法。《诗经》说：“愚蠢的蛮荆啊，竟与大国为仇。”这是说圣人兴起时，蛮夷在后面归服；中原衰弱时，蛮夷就先行反叛，动辄成为国家的祸患，自古以来就是长久的忧患，何况还要再去征服南方万里的蛮夷呢！骆越人父子在同一条河里洗浴，习惯用鼻子饮水，和禽兽没有区别，本来就不值得设置郡县管辖。那里的人专门独居在海中的一隅，雾气露水浓重，且有毒草、毒虫、毒蛇以及水土造成的危害；百姓还没有被俘，战士自己就死了。况且那里并非只有珠厓才出产珍珠、犀角和玳瑁，放弃它并不可惜，不攻打它也不会损害国威。那里的百姓譬如鱼鳖，有什么值得贪求的呢！臣私下根据从前羌地用兵的情况来说，军队出动还不到一年，兵马行进不超过千里，费用就达四十余万万，大司农的钱用尽了，只得用少府的禁钱接济。仅仅对一个角落采取不当行动，费用尚且如此，何况劳师远征，士卒死亡却没有功效呢！拿它与古代相比不合适，用在当今又不便利。臣愚昧地认为，凡是不属于衣冠之国、不是《禹贡》所涉及的地区、不是《春秋》所治理的地方，都可以暂且不去经营。希望最终放弃珠厓，专心把关东地区的困苦作为忧虑。捐之把奏疏呈上后，皇帝拿给丞相和御史询问。御史大夫陈万年认为应当攻打；丞相于定国认为：“前些日子发兵攻打那里，连续多年，护军都尉、校尉以及丞相等共十一人，回来的人只有二人；士卒和负责转运粮饷而死的人在万人以上，费用三万万多，尚且不能使他们全部投降。如今关东贫困，百姓难以动员，放弃那里的建议是正确的。” 皇帝于是听从了他们的意见。随即下诏说：“珠厓的蛮人杀害官吏和百姓，背叛作乱。如今朝廷议论的人，有的说可以攻打，有的说可以守住，有的想放弃，各自的主张不同。朕日夜思考议论者的话：如果认为威势不能施行，就想诛讨他们；如果孤疑而回避困难，就守住屯田；如果通晓时势变化，就应忧虑万民。万民饥饿和远方蛮夷没有被讨伐相比，哪一种危险更大？况且宗庙祭祀在灾荒之年尚且不能完备，何况还要避开不值得介意的羞辱吗？如今关东极其困苦，仓库空虚，无法互相供给；如果再动用军队，不只是使百姓劳苦，灾荒之年也会随之而来。撤销珠厓郡。百姓中有仰慕义理、愿意归附内地的，就方便安置他们；不愿意的，不要强迫。”珠厓郡从此撤销。贾捐之多次被召见，他说的话大多被采纳。此时中书令石显掌权，捐之多次说石显的坏话，因此一直不能得到官职，后来很少再被召见。长安令杨兴新近凭才能得到宠幸，与捐之关系友善。捐之想获得召见，便对杨兴说：“京兆尹职位空缺，如果你能让我得到召见，我就会说你的好话，京兆尹马上可以得到。”杨兴说：“县官曾经说我胜过薛大夫，我很容易得到帮助。君房下笔作文，言语精妙天下无双；如果让君房担任尚书令，远远胜过五鹿充宗。” 捐之说：“假如让我代替充宗，让君兰担任京兆尹，那么京兆尹是郡国的首长，尚书是百官的根本，天下真正得到大治，士人就不会受到阻隔了。捐之先前说平恩侯可以担任将军，期思侯也可以担任诸曹官，都照所说的实行了；又推荐谒者满宣，立即任命他为冀州刺史；我说中谒者不应当接受政事，宦官不应当进入宗庙，立即就停止了。这种相互推荐的信用，难道不应该如此吗！”兴说：“我又看见了，说的是君房。”捐之又诋毁石显。兴说：“石显位居极贵，皇上信任并任用他。如今你想要升迁，就暂且按照我的计策，和他迎合一下，便能得到进用的机会。”捐之立即和兴共同写了推荐石显的奏疏，说：“臣私下观察，石显本是山东的名门，是有礼义的家庭。持正六年，从未有过错，明于熟悉政务，机敏而见事迅速，出入公门、私门都很妥当。应当赐给他关内侯的爵位，并引荐他的兄弟担任诸曹官。”二人又共同写了推荐兴的奏疏，说：“臣私下观察，长安令兴有幸因名声为皇上所知，多次被召见。兴侍奉父母，有曾参那样的孝行；侍奉老师，有颜回、闵子骞那样的才能；美好的声名传遍四方。皇上颁布诏令选举茂材，他被列侯推举为第一。担任长安令后，官吏和百姓都敬重归向他，道路上的人都称赞他能干。”

译看他下笔作文，就像董仲舒；进言谈论、振动文辞，就像东方朔；把他置于谏诤之臣的位置，就像汲黯；让他披甲执胄作战，就像冠军侯；让他治理百姓，就像赵广汉；怀抱公心、杜绝私情，就像尹翁归。杨兴兼有这六个人的长处，守道坚定，执守义理而不回头，面对重大节义不能被夺志，是国家的良臣，可以试任京兆尹。”石显听说此事后，把它报告给皇帝。皇帝于是把杨兴、贾捐之交付狱官审理，命皇后之父阳平侯与石显共同审理，奏称：“杨兴、贾捐之心怀诈伪，借皇帝的话互相吹捧，又互相推荐赞誉，想得到高位；泄露宫省中的话语，欺罔皇帝，行为不合道义。《尚书》说：‘谗言毁坏德行，使我的军众震惊。’《王制》说：‘顺从错误并加以润饰，不听从就应诛罚。’请依法论罪。”贾捐之最终因罪被判弃市。杨兴减死罪一等，剃去头发、戴上铁项圈，服劳役修筑城墙。汉成帝时期，杨兴升任部刺史。赞说：《诗经》称“抵御戎狄，惩治荆舒”，蛮夷成为诸夏的祸患，已经很久了。汉朝兴起后，征伐胡人和越人，于是国势达到盛大。考察淮南王、贾捐之、主父偃、严安的主张，深刻切中要害而且阐述明白，所以把他们的话详细论述出来。世人说公孙弘排挤主父偃，张汤陷害严助，石显诬陷贾捐之；考察他们的行为，主父偃图谋受鼎镬烹杀，结果全族被诛；严安、贾捐之出入宫禁、招揽权势和利益，死去都是他们咎由自取，又有什么可怨恨被排挤、陷害的呢！”},{ 第六十五卷 东方朔传第三十五（原文此处有疑似OCR异体字“▯”） 东方朔，字曼倩，是平原郡厌次县人。汉武帝刚即位时，征召天下举荐的方正、贤良、文学和有才力的人，准备授予不按常规等级安排的职位。四方士人多上书谈论政治得失，自我炫耀推销的人数以千计；其中不值得采纳的，便只答复“知道了”而罢免。东方朔刚来时，上书说：“臣东方朔年少时失去父母，由兄嫂抚养成人。十三岁学习文字，经过三个冬季，文史知识已经够用了。十五岁学习击剑。十六岁学习《诗经》《尚书》，诵读了二十二万字。十九岁学习孙武、吴起的兵法，以及作战布阵的器具、鸣钲击鼓的教令，也诵读了二十二万字。总计臣东方朔已经诵读了四十四万字。又常常奉行子路的言论。臣东方朔二十二岁，身高九尺三寸，眼睛像悬挂的明珠，牙齿像编排整齐的贝齿，勇猛如孟贲，敏捷如庆忌，廉洁如鲍叔，守信如尾生。像这样的人，可以做天子的大臣了。臣东方朔冒死拜了两拜，把这些上报给皇上。”东方朔的文辞不谦逊，对自己大加称誉，皇上认为他奇伟，命他在公车署等待诏命。但俸禄微薄，还没有得到召见。过了很久，东方朔欺骗骑御车马的朱儒，说：“皇上认为你们这些人对国家没有益处，耕田劳作本来比不上别人，面对众人任官又不能治理百姓，从军攻打敌人也不能胜任军务，对国家的用度没有益处，只是白白索取衣食。如今想把你们全都杀掉。” 朱儒非常恐惧，哭泣起来。东方朔教他们说：“皇上经过这里时，你们就叩头请罪。”过了一会儿，听说皇上经过，朱儒们都号哭叩头。皇上问：“这是为什么？”他们回答：“东方朔说皇上要把我们全都杀掉。”皇上知道东方朔诡计多端，召来问他：“你为什么恐吓朱儒呢？”东方朔回答：“臣东方朔活着也要进言，死了也要进言。朱儒身长三尺多，俸禄是一袋粟米，钱二百四十；臣东方朔身长九尺多，俸禄也是一袋粟米，钱二百四十。朱儒吃饱了还想死，臣东方朔饿得想死。臣的言论如果可以采用，希望区别对待臣的礼遇；如果不能采用，就罢免臣，不要让臣只是白白消耗长安的粮食。”皇上大笑，于是让他在金马门等待诏命，逐渐得到亲近。皇上曾让诸家善于数术的人猜测隐语，把守宫放在盆下让他们猜，众人都猜不中。东方朔自我推荐说：“臣曾经学习《易经》，请允许臣来猜。”于是另取蓍草排列成卦，回答说：“臣认为它是龙却没有角，说它是蛇却又有脚，爬行曲折，善于沿墙而上；这东西不是守宫，就是蜥蜴。”皇上说：“好。”赐给他帛十匹。又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