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六

译卷第五十六 《董仲舒传》第二十六〔篇名后有疑似乱码〕 董仲舒是广川人。年轻时研习《春秋》，孝景帝时任博士。他放下帷幕讲学诵读，弟子们按入门先后相互传授学业，有的人甚至从未见过他的面。大概三年都没有看过园子，他专心到了这种程度。他进退、仪容、举止都合乎礼法，不合礼法的事绝不做，学者们都把他当作老师并尊敬他。武帝即位后，前后举荐贤良文学之士一百多人，董仲舒以贤良身份应对策问。皇帝下诏说：“朕有幸承受至尊的美德，并将它传给无穷后世、施及无边疆域，责任重大而守成艰难，因此早晚都无暇安宁，长久思考治理万事的纲领，仍然害怕有所缺失。所以广泛延揽四方豪杰俊士，命郡国诸侯公开选举贤良、品行高洁、学识广博的人才，想听听大道的要领和最高深的见解。如今诸位大夫中你居于被举荐者之首，朕很赞赏你。诸位大夫要专心致志、深入思考，朕将倾听你们的意见并向你们询问。朕听说五帝、三王的治道，都是改定制度、制作礼乐，使天下和谐融洽，历代帝王都这样做。在虞舜时，乐舞没有比《韶》更盛美的；在周代，乐舞没有比《勺》更盛美的。圣王已经去世，钟鼓管弦的声音却没有衰落，可是大道逐渐衰微残缺，日益衰败，到了桀、纣那样的行为，王道就彻底败坏了。五百年之间，守成的君主和当权的士人中，想依照先王的法度来扶助和维护当世的人很多，可是仍然不能使世道回归正道，反而日渐败亡，直到后来的君王才停止。难道是他们所坚持的操守有所错误，因而失去了治道的纲领吗？” 上天降下命令，难道不会察看并反复回转，必定要把国家推到极度衰败之后才停止吗？唉！凡是那些琐碎地操劳，早起晚睡，努力效法上古制度的人，难道又将没有补益吗？夏、商、周三代承受天命的征兆在哪里？灾异的变化又是因为什么而发生的？人的性命和情性，有的短命，有的长寿，有的仁厚，有的鄙陋；这些说法我常听到，却还没有明白其中的道理。我想使教化流行、政令推行，刑罚减轻而奸邪改变，百姓和睦快乐，政事显明；应当修治什么、整饬什么，才能使甘露下降、百谷丰登、恩德润泽四海、恩泽遍及草木、日月星辰运行正常、寒暑调和，承受上天的福佑，享有鬼神的神灵，使德泽充溢，施及四方之外，延及一切生灵？诸位大夫明白先圣的事业，熟悉风俗教化的变化和始终先后的次序，讲习听闻高深义理已经很久了，请把这些道理明白地告诉我。要分条列出，不要杂乱，不要合并；从治国之术中取用答案，慎重说明它的出处。如果其中有不正确、不正直、不忠诚或不周全之处，若是对执政者有所违逆，就把它写下来，不要泄露出去；即使因此祸及我本人，也不要顾虑后来的祸害。诸位大夫要尽心尽力，不要有所隐瞒，我将亲自阅览。董仲舒回答说：陛下发布恩德之言，下达明白的诏令，寻求天命和人的情性，这些都不是愚臣所能企及的。臣谨按《春秋》记载，观察前代已经发生的事情，以考察天与人相互关系的情形，实在令人畏惧。国家将要发生背离正道的败乱时，上天就先降下灾害来谴责警告；如果还不知道自我反省，上天又降下怪异之事来使其警戒恐惧；如果仍不知道改变，伤害和败亡就会到来。由此可见，上天的心意是仁爱君主，希望阻止他们的乱政。只要不是极度丧失正道的时代，上天总是希望扶持并保全安定它，事情只在于人能否努力而已。努力学习，就能使见闻广博、知识更加明白；努力实行正道，就能使德行日益增长并取得大功。这些都是可以通过返回正道而见到成效的事情。《诗经》说“早晚都不懈怠”，《尚书》说“勉力啊，勉力啊”，都是说要努力不懈。道，是由此通向治理的道路；仁义礼乐，都是治理之具。所以圣王去世以后，子孙仍能长久安宁数百年，这都是礼乐教化的功劳。王者尚未制作自己的乐章时，就采用先前五代中适合当世的乐章，以便深入地教化百姓。教化的实情没有得到落实，雅、颂之乐也就不能形成；所以王者功业成就后制作乐章，是用乐章来歌颂自己的德行。乐，是用来改变民风、教化民俗的；它改变百姓很容易，教化人也十分明显。所以声音由和谐发出，根本在于人的情感，能够接触肌肤，深入骨髓。因此，王道虽然有所衰微残缺，管弦之声却没有衰败。虞舜氏不执掌政事已经很久了，然而歌颂虞舜的遗风仍有保存，所以孔子在齐国听到了《韶》乐。君主没有不希望国家安定长存、厌恶危险灭亡的，然而政事混乱、国家危亡的情况却很多，原因在于任用的不是合适的人，所遵循的也不是正确的道路，所以政事一天天衰败灭亡。周朝的正道在周幽王、周厉王时期衰落，并不是正道已经灭亡，而是幽王、厉王不遵循它。到了周宣王，追念先王的德行，振兴停滞的事业、补救弊病，彰明周文王、周武王的功业，周朝的正道于是光明显著地重新兴盛。诗人赞美这件事而作诗，上天也赞许他，为他生出贤能的辅佐之臣；后世称道周宣王通达治道，直到今天仍未断绝。这是他早晚不懈地行善所取得的结果。孔子说：“人能够弘扬道，而不是道能够弘扬人。”所以国家的治乱、废兴在于人自身；并不是上天降下的命令不可改变，而是执掌政事的人行为荒谬，失去了治国的纲纪。臣听说，上天极其尊奉、使之成为王者的人，必定有不是人力所能招致而自然到来的事物，这就是承受天命的征兆。天下人同心归附他，如同归附父母，所以天降祥瑞来应验诚意。《尚书》说：“白鱼游入周武王的船中，有火光降临周王的屋顶，流动着变成乌鸦。”这大概就是承受天命的征兆。周公说：“恢复啊，恢复啊！”孔子说：“有德的人不会孤立，必定有同类相亲。”这些都是积累善行、累积德行的结果。到了后世，君主淫逸放纵、德政衰微，不能统辖治理众生；诸侯背叛，残害轻贱良民，争夺土地，废弃德教而任用刑罚。刑罚使用不当，就会产生邪气；邪气积聚在下，怨恨和恶意便蓄积在上。上下不和，阴阳就会错乱，灾异便产生了。这就是灾异发生的原因。臣听说，命是上天的命令，性是人出生时的本质，情是人的欲望。人有的短命，有的长寿，有的仁厚，有的鄙陋；这些都是经过陶冶形成的，不能使人人都纯粹美善，国家又有治乱的不同，所以各不相同。孔子说：“君子的德行像风，小人的德行像草，风吹到草上，草必定倒伏。”所以尧、舜施行德政，百姓就仁厚而长寿；桀、纣施行暴政，百姓就鄙陋而短命。上面施行教化，下面就跟从上面，就像泥在陶轮上一样，只任凭陶工制作；又像金属在熔炉中，只任凭冶工铸造。“安抚他们，他们就来归附；感动他们，他们就和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臣谨按《春秋》的文字，寻求王道的开端，得到的答案在于“正”。“正”排在“王”之前，“王”排在“春”之前。春，是上天所作的；正，是王者所作的。它的意思是说：君主在上承接上天所作的事情，在下用正道端正自己的作为，这就是王道的开端。因此，王者想有所作为，就应当从上天那里寻求王道的开端。

译四方都端正之后，远近没有谁敢不专一奉行正道，也就没有邪气和奸邪能够夹杂其中。因此阴阳调和，风雨按时而来；万物和谐，百姓繁衍；五谷成熟，草木茂盛；天地之间遍布润泽而极其丰美；四海之内听闻盛大的德行，都来归附称臣。各种福祥之物、可以招致的祥瑞，没有不全部到来，王道也就完成了。孔子说：“凤凰不来，黄河不出图，我这一生大概完了吧！”这是他悲叹自己本来可以招致这些祥瑞，却身份卑贱、没有能力招致它们。如今陛下尊贵地身为天子，富有四海，处在能够招致祥瑞的地位，掌握能够招致祥瑞的权势，又具备能够招致祥瑞的资质；行为高尚而恩德深厚，见识明达而心意美善，爱护百姓而喜好贤士，可以说是一位仁义的君主。然而天地没有回应，美好的祥瑞也没有到来，这是为什么呢？完全是因为教化没有树立，百姓没有得到端正。百姓追逐利益，就像水向低处流；如果不用教化来筑堤防，就无法阻止。因此，教化建立后奸邪全都止息，是因为堤防完好；教化废弃后奸邪一齐出现，刑罚也不能制胜，是因为堤防毁坏。古代的王者明白这个道理，所以面向南方治理天下，没有不把教化作为最重要的事务。设立太学，在国都教化士人；设置庠序，在乡邑施行教化；用仁爱浸润百姓，用义理磨砺百姓，用礼节约束百姓。因此刑罚很轻而禁令无人触犯，是因为教化实行、风俗美善。圣王继承乱世之后，总要扫除乱世留下的痕迹，把它们全部去掉，重新修治并大力兴起教化。教化已经彰明，风俗已经形成，子孙遵循它，实行五六百年还没有败坏。到了周朝末世，大大背离正道，因而失去了天下。秦朝继承周朝之后，不仅不能改正，反而使这些弊病更加严重；它加重对文学的禁令，不准百姓私自藏书，抛弃礼义而厌恶听闻这些道理，一心想彻底消灭先圣之道，只实行任性放纵、苟且简略的统治，所以立国成为天子十四年，国家就灭亡了。自古以来，从来没有像秦朝这样以乱世救治乱世，使天下百姓遭受大败亡的。秦朝遗留下来的毒害和余威，直到今天还没有消除，使风俗变得浅薄邪恶，百姓变得喧嚣顽劣，抵触冒犯、格外强悍；有谁像这样腐烂得如此严重呢？孔子说：“腐朽的木头不能雕刻，粪土筑成的墙不能粉刷。”如今汉朝继承秦朝之后，就像朽木和粪墙一样，虽然想把它治理好，也没有办法了。法令颁布后奸邪产生，命令下达后欺诈兴起，这就像用热汤制止沸腾、抱着柴薪去救火，只会越来越严重而没有益处。我私下把它比作琴瑟音调不协调，严重时一定要拆开琴弦、重新调整弦柱，才可以弹奏；施行政令而不能奏效，严重时一定要改变制度、重新施行教化，才可以治理好。应当重新调整却不调整，即使有高明的乐工也不能把音调调好；应当改变教化却不改变，即使有大贤人也不能把国家治理好。圣明的君王继承乱世之后，总要扫除乱世留下的痕迹，把它们全部清除，再重新整顿教化，大力兴起教化。教化已经彰明，风俗已经养成，子孙后代沿袭它，即使施行五六百岁也还不会败坏。到了周朝末世，大肆败坏正道，因此失去了天下。秦朝继承周朝之后，不但没有改正，反而使这种情况更加严重，严禁文学，不许人们携带书籍，抛弃礼义而厌恶听闻礼义；它的心意是想完全消灭先圣的道术，专门实行放纵自己、苟且简略的统治，所以立国为天子十四岁，国家就破灭了。自古以来，从未有像秦这样用乱政救乱政，使天下百姓遭受极大失败的。秦朝遗留下来的毒害和余威，直到今天还没有消灭，使风俗日益浅薄败坏，百姓喧嚣顽劣，触犯禁令而毫无顾忌，哪里有败坏得这样厉害的呢？孔子说：“腐朽的木头不能雕刻，粪土筑成的墙不能粉刷。”如今汉朝继承秦朝之后，就像朽木和粪土墙一样；即使想把它治理好，也没有办法可施。法令颁布了，奸邪就产生；命令下达了，欺诈就兴起；这就像用热汤来制止沸腾，抱着柴薪去救火，只会越来越严重，毫无益处。我私下拿它比作琴瑟声音不协调，严重时一定要拆开琴瑟，重新更换弦和张弦的方法，这样才可以演奏；施行政令而不能实行，严重时一定要改变制度、更新教化，这样才可以治理好。应当更换弦而不更换，虽然有高明的工匠，也不能把声音调好；应当更新教化而不更新，虽然有大贤之人，也不能把国家治理好。所以，汉朝取得天下以来，常常希望把国家治理好，却直到今天仍不能治理好，原因就在于应当更新教化时却没有更新。古人有句话说：“站在深潭边羡慕里面的鱼，不如退回去编织渔网。”如今亲自处理政务而希望国家得到治理，已经七十多年了；与其如此，不如退一步更新教化。更新教化，就可以治理好；治理好了，灾害就会一天天减少，福禄就会一天天到来。《诗经》说：“使百姓和顺，使众人安宁，从上天那里接受福禄。”处理政务而使百姓得到适宜治理的人，本来就应当受到上天的赐禄。仁、义、礼、智、信这五种恒常的道德原则，是君王应当修治整饬的。五者得到修治整饬，所以就能承受上天的[“晁”字原文如此]，享有鬼神的神灵佑助，德泽施及四方之外，并延及天下众生。天子看了他的回答，认为很不寻常，于是又颁下策书说：诏书说：我听说虞舜的时候，曾在岩郎之上游息，垂衣拱手、无所作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一直忙到太阳偏西，连饭也没有时间吃，而天下之内也得到治理。帝王的治道，难道不是同出一理、贯通一致的吗？为什么有的安逸、有的劳苦却如此不同呢？大概是因为崇尚俭朴的人，不制造玄色、黄色旌旗等装饰。到了周王室，设置两座观阙，乘坐大路车，使用朱色盾牌和玉制兵器，在朝廷上陈列八佾舞，于是歌颂太平的声音兴起。帝王的治道，难道在意旨上有什么不同吗？有人说：“美玉不必雕琢。”又有人说：“没有文饰，就无法辅助德行。”这两种说法各不相同。殷人使用五种刑罚来督察、禁止奸邪，甚至伤害人的肌肤以惩罚罪恶。可是周成王、周康王不照搬这种做法，四十多年间天下没有人犯法，监狱空虚。秦国采用刑罚治国，死者非常多，受刑的人接连不断，真是衰败而可悲啊！唉！朕早晨醒来便起身，始终思考前代帝王的法度，长久思量怎样奉行至尊之道、彰明宏大功业，认为一切都在于重视农业根本、任用贤能。如今朕亲自耕种籍田，作为天下农人的表率；劝勉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尊崇有德之人；派出的使者车盖相望，慰问百姓的勤劳，抚恤孤独无依者。朕竭尽思虑、耗尽精神，可是功业和美德还从未说已经取得。如今阴阳错乱，邪气充塞，万物生长不顺，百姓仍未得到救济，廉耻混乱，贤能与不肖混杂，尚未辨明真相。因此广泛延请特出的贤士，希望能够有所收获！如今诸位待诏的大夫有一百多人，有的谈论当世事务却未能解决，有的考察上古制度的不同，考察到当今却感到难以施行，难道是拘泥于文辞和旧说而不能自由发挥吗？还是因为各自所依据的方法不同、所听闻的见解出自不同地域呢？你们都要详尽回答，写成篇章，不要忌讳有关官吏。阐明大意和纲要，彼此切磋研究，以符合朕的心意。”董仲舒回答说：“臣听说尧接受天命，把天下当作忧患，却不把帝位当作快乐，所以诛杀、驱逐乱臣，竭力寻求贤能圣人，因此得到了舜、禹、后稷、契、皋陶。”

译众多圣人辅佐德政，贤能之人辅助政务，教化大为施行，天下和谐融洽，百姓都安于仁、乐于义，各得其所，举止行动符合礼法，从容而合乎正道。所以孔子说：“如果有圣王出现，也一定要经过一代人的时间，仁政才能形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尧在位七十年，才把帝位让给虞舜。尧去世后，天下人不归附尧的儿子丹朱，而归附舜。舜知道自己无法推辞，于是登上天子之位，以禹为宰相，沿用尧的辅佐班底，继承尧的事业，所以垂衣拱手、无为而治，天下便得到治理。孔子说：“《韶》乐极其美，也极其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到了殷纣王时，他违背天理、残害万物，杀戮贤能聪明的人，残害百姓。伯夷、太公都是当时的贤者，却隐居不肯做殷的臣子。守职的官员全都奔走逃亡，有的逃入河海之中。天下混乱衰败，百姓不得安宁，所以天下人离开殷而归附周。周文王顺应天理、治理万物，任用贤能圣人，因此闳夭、大颠、散宜生等人也聚集到朝廷。文王爱护并施惠于百姓，天下人归附他，所以太公从海滨出仕，立即位列三公。当时纣王仍在帝位，尊卑秩序昏乱，百姓离散逃亡，所以文王悲痛，想使他们安定下来，因而忙到太阳偏西还无暇进食。孔子撰写《春秋》，先端正王道，再统摄万事，从中可以看出素王孔子所作的褒贬文章。由此看来，帝王治国的条理纲领相同，但劳逸不同，是因为各自所处的时代不同。孔子说：“《武》乐极其美，却没有完全达到至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臣听说，制度、文采以及黑黄等色彩的装饰，是用来彰明尊卑、区别贵贱，并劝勉有德之人的。所以《春秋》所记受天命而兴起的王朝，首先制定的制度就是改定正朔、变更服色，用来顺应天意。既然如此，从官制到旌旗的规制，都是有法度依据才这样制定的。因此孔子说：“奢侈就会不谦逊，俭朴就会固陋。”俭朴并不是圣人所取的中正制度。臣听说，美玉不加雕琢，是因为质地滋润美好，不必刻琢；这与达巷党人不学习却能自知的说法没有不同。然而普通的玉不雕琢，就不能形成纹饰；君子不学习，就不能成就德行。臣听说，圣王治理天下，人在年幼时便让他学习，长大后根据才能授予职位，以爵禄培养他的德行，以刑罚威慑他的恶行，所以百姓明白礼义，以触犯君上为可耻。周武王实行大义，平定残暴作乱；周公制定礼乐来加以文饰；到了成王、康王盛治之时，监狱空虚四十多年。这也是教化逐渐深入、仁义流布的结果，并不只是伤害肌肤的刑罚所造成的。到了秦朝却不是这样。秦朝师法申不害、商鞅的法术，实行韩非的学说，憎恶帝王之道，把贪婪凶暴当作风俗，并没有用文德来教导百姓。它只追究名目而不考察事实，行善的人未必能免罪，作恶的人也未必受到惩罚。因此百官都粉饰空洞的言辞而不顾实际，表面上有侍奉君主的礼节，内心却怀着背叛君上的想法；制造虚伪、粉饰欺诈，只追逐利益而不知羞耻；又喜欢任用酷吏，征收赋税没有限度，耗尽百姓的财力，使百姓流离逃亡，不能从事耕作和纺织，群盗一同兴起。因此受刑的人非常多，死者接连不断，而奸邪仍不能止息，这是风俗教化造成的。孔子说：“用政令引导百姓，用刑罚整齐他们，百姓只求免罪，却没有羞耻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今陛下兼有天下，海内没有不顺服的，广泛阅览、兼听各方意见，穷尽群臣的智慧，汇聚天下的长处，至高的德行光明显著，施及四方之外。夜郎、康居等相距万里的异域，都因感悦德化而归附仁义，这正是太平盛世的表现。然而功德还没有真正惠及百姓，大概是王者之心尚未施加到实际政务上吧。曾子说：“尊重自己所听闻的道理，就会变得高明；实行自己所知道的道理，就会变得光大。高明光大不在别处，只在于把心意落实罢了。”希望陛下依据已经听到的道理，内心确立真诚并付诸实行，那么与三王又有什么不同呢！” 陛下亲自耕种籍田，作为农人的表率；早晚勤劳，忧虑百姓；思考古代事迹，竭力寻求贤能，这也是尧、舜的用心。然而至今还不能说已经得到贤才，是因为士人平素没有受到砥砺。平时不培养士人，却想寻求贤才，就好像不雕琢玉石却想得到纹采一样。所以培养士人的大事，没有比兴办太学更重要的。太学，是贤士所由产生的地方，是教化的根本源头。如今一个郡或一个国的人口中，竟有人应答诏书却没有合用之才，这说明王道常常中断。臣希望陛下兴办太学，设置贤明的老师，用来培养天下士人；多次考核询问，使他们的才能充分显现，那么英俊之才应当就可以得到。如今的郡守、县令，是百姓的老师和统帅，肩负承接君主恩泽、宣扬教化的责任。所以老师和统帅如果不贤，君主的德意就不能宣扬，恩泽也不能流布。如今官吏既不在下层施行教训，有的又不奉行君上的法令，残暴虐待百姓，与奸人勾结牟利，使贫穷者、孤弱者蒙受冤屈和痛苦，失去职业，这非常不符合陛下的心意。因此阴阳错乱，邪气充塞，万物生长不顺，百姓仍未得到救济，都是地方长官不明智造成的。地方长官大多出自郎中、中郎；二千石官员的子弟被选为郎吏，又凭借家产丰厚入选，却未必贤能。而且古代所说的功劳，是以任官后称职与否来评定等级，并不是说任职日子越久越有功。所以才能低下的人即使任职日久，也不会超出小官的范围；贤能的人即使任职时间不长，也不妨碍他担任辅佐。这样，有关官吏才会竭尽力量、用尽智慧，专心治理自己的职务以求建立功绩。如今却不是这样：任职日子积累得久了便取得尊贵地位，任职时间长了便得到官职，因此廉耻混乱，贤能与不肖混杂，无法辨明真伪。臣愚以为，应让各位列侯、郡守和二千石官员分别选取所属吏民中的贤能者，每年各推荐二人，供给宿卫之职，同时借此考察大臣的能力。所推荐的人贤能，推荐者就奖赏；所推荐的人不肖，推荐者就受罚。这样一来，诸侯和郡守、二千石官员都会尽心寻求贤才，天下士人便可以被选用授官。遍得天下贤人之后，三王那样的盛治就容易实现，尧、舜的声名也可以赶上。不要把任职年月当作功劳，而要以实际考验贤能为上；衡量才能授予官职，记录德行安排职位，那么廉耻之人和无耻之人就会各走不同道路，贤能者与不肖者也会处在不同位置。希望陛下加以恩惠，宽免臣的罪过，不要让我受文辞条文的拘束，使我能够切磋研究，臣怎敢不竭尽愚见！”于是天子又下策书。诏书说：“朕听说，善于谈论天的人，一定能在人事中找到征验；善于谈论古代的人，一定能在当今得到验证。因此朕询问天人感应的道理，上面赞美唐尧、虞舜，下面哀悼桀、纣由渐微、渐灭、渐明、渐昌的规律，虚心听取意见以求改正。

译如今诸位大夫明白阴阳化育万物的道理，熟悉先圣的事业，但文章辞采还没有达到极致，难道是被当世事务迷惑了吗？条理纲目还没有论述完，统领纲纪也没有说尽，是认为朕不明白吗？还是听取意见时感到眩惑吗？三王的教化所尊崇的方面不同，却都各有缺失；有人说，长久保持而不改变的才是道，这个意思难道还会不同吗？如今诸位大夫已经阐明大道的极致，陈述治乱的根源，就要把这些全部探究清楚，反复熟察。《诗经》不是说过吗：“唉，你们这些君子，不要总是安逸休息；神明听察你们，就会赐给你们大福。”朕将亲自阅览，诸位大夫要更加阐明它。董仲舒再次回答说：臣听《论语》说：“有开头又有结尾的，大概只有圣人吧！”如今陛下幸而施加恩惠，留心听取后学之臣的意见，又下明白的策书来切实探究其意，穷尽圣德，这不是愚臣所能完整说明的。臣先前所上的对策，条理没有说完，纲纪没有讲尽，言辞不够清楚，旨意没有分明，这是臣浅陋的罪过。策书说：“善于谈论天的人，一定能在人事中找到征验；善于谈论古代的人，一定能在当今得到验证。”臣听说，天是万物的祖本。所以它普遍覆盖、包容万物，不作区别；安排日月风雨来调和万物，运行阴阳寒暑来使万物成长。所以圣人效法上天而建立治道，也广泛地爱护万物而不存私心，布施德行、施行仁爱来使人民厚实，制定义理、确立礼制来引导人民。春天，是上天用来使万物生长的时令；仁爱，是君主用来爱护人民的德行。夏天，是上天用来使万物成长的时令；德行，是君主用来养育人民的德政。霜降，是上天用来肃杀万物的时令；刑罚，是君主用来惩罚罪人的手段。由此说来，天人感应的征验，是贯通古今的道理。孔子作《春秋》，向上揣度天道，向下考察人情，参照古代，验证当今。因此《春秋》所讥刺的事情，就是灾害所加临的地方；《春秋》所厌恶的事情，就是怪异所显示的地方。它记载国家的过错，同时记载灾异的变化；由此可见，人的行为达到美善或丑恶的极点，就会与天地之气流通往来、相互感应，这也是谈论天道的一个方面。古代设置负责修明教训的官员，致力于用德行善政教化百姓；百姓受到充分教化后，天下常常没有一个人入狱。如今这种制度被废弃而不修，无法教化百姓，百姓因此抛弃义行，只看重钱财利益，所以犯法获罪的人很多，一年之内入狱的案件数以万千计。由此可见，古代的制度不能不采用，所以《春秋》对改变古制的行为加以讥刺。上天的命令叫作命；命运若没有圣人的作为就不能实现。质朴本真的禀赋叫作性；性情若没有教化就不能成就。人的欲望叫作情；情欲若没有法度制度就不能节制。所以王者对上要谨慎承接天意，以顺应天命；对下要努力彰明教化、教导百姓，以成就人的本性；还要端正法度的适宜之处，区别上下的秩序，以防止欲望。把这三件事修治好，根本大计就确立了。人从上天接受禀命，本来就超然不同于其他生物；在家庭中有父子兄弟的亲情，在社会中有君臣上下的义理；聚会相见时，又有敬老爱幼的礼节，彼此交往显然有文采，彼此相爱自然而有恩情，这正是人之所以尊贵的地方。上天使五谷生长来供人食用，使桑麻生长来供人穿衣，使六畜繁殖来供人饲养；人又能役使牛、骑乘马，圈养豹、关押虎，这就是人得到上天的灵性而尊贵于万物的表现。所以孔子说：“天地所生的万物之中，人最为尊贵。”明白人的天性，就知道自己比万物尊贵；知道自己比万物尊贵，然后才懂得仁义；懂得仁义，然后才重视礼节；重视礼节，然后才能安处于善；安处于善，然后才能乐于遵循义理；乐于遵循义理，然后才可以说是君主的臣民。孔子说：“不懂得天命，就没有办法成为君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策书说：“上面赞美唐尧、虞舜，下面哀悼桀、纣由渐微、渐灭、渐明、渐昌的规律，虚心听取意见以求改正。”臣听说，众少可以积成多数，微小可以积累成巨大，所以圣人无不由暗昧达到明白，由微小达到显著。因此尧从诸侯中兴起，舜从深山中崛起，并不是一天就显达的，大概都是逐步积累而达到的。言语从自己口中说出，就无法堵塞；行为从自身发出，也无法掩盖。言语和行为，是治理中最重要的事情，也是君子用来感动天地的东西。所以把细小事情做尽便能成就大事，谨慎对待细微之处便能使德行显著。《诗经》说：“只有这位周文王，小心谨慎。”〔“胡尧”疑为“故尧”〕尧日日战战兢兢地奉行正道，舜日日勤勉地尽孝，善行不断积累，声名便日益显著；德行彰明，身份便更加尊贵，这就是逐渐明盛、逐渐昌大的道理。善行积累在身上，好像太阳一天天增加光明，但人们却察觉不到；恶行积累在身上，好像火焰渐渐熬干油脂，但人们也看不见。若不是明白人的性情、察知社会风俗的流变，谁能了解这些呢？这就是唐尧、虞舜得到美好名声，而桀、纣足以令人哀痛和警惧的原因。善恶相互感应，就像影子随着形体、回声应和声音一样。因此桀、纣暴虐傲慢，进用谗佞奸贼，贤能聪明的人隐退潜伏，恶行日益显露，国家日益混乱；他们却安然自得，以为自己像太阳在天空中一样永远稳固，最终还是逐渐衰败而彻底灭亡。暴虐悖逆、不讲仁义的人，并不是一天就灭亡的，也是逐渐发展到那一步的，所以桀、纣虽然失去王道，却仍享有国祚十多年；这就是逐渐衰微、逐渐灭亡的道理。策书说：“三王的教化所尊崇的方面不同，却都各有缺失；有人说长久保持而不改变的才是道，这个意思难道还会不同吗？” 臣听说，乐而不淫乱、反复实行而不厌倦，就叫作道；道如果发生弊病，就是道的失误。先王之道必定有偏失而未能发挥作用的地方，所以政事出现昏暗而不能施行，只须举出其中偏失的部分来补救弊病罢了。三王之道所尊崇的方面不同，并不是彼此相反，而是为了挽救过度、扶助衰败，是因所遭遇的变化不同而如此。所以孔子说：“不用多做什么就能治理天下的，大概只有舜吧！”他改定正朔、变更服色，只是为了顺应天命罢了；其余都遵循尧的治道，为什么还要另行改变呢？所以王者有改变制度的名义，却没有改变治道的实质。夏代崇尚忠，殷代崇尚敬，周代崇尚文，是因为承继前代后要救治前代的弊病，应当分别采用这些做法。孔子说：“殷承袭夏的礼制，增损改变之处是可以知道的；周承袭殷的礼制，增损改变之处是可以知道的；将来继承周的王朝，即使经过百代，也可以知道其大概。”这是说历代帝王的施政，大体都用这三种原则。夏承袭虞舜的制度，却唯独没有说明增损改变之处，是因为其治道相同，所崇尚的也相同。治道的根本源头出于天，天不改变，道也不改变。因此禹继承舜，舜继承尧，三位圣人相互承受而共同守持一道，并没有救治弊病的政令，所以不说他们有哪些增损改变。由此看来，继承太平治世的人，治道相同；继承乱世的人，治道就要改变。

译如今汉朝承接大乱之后，似乎应当稍微减损周代文饰繁密的风格，采用夏代崇尚忠实质朴的做法。陛下具有明德和美好的治道，怜悯世俗欲望日益浮薄，哀痛王道不能彰明，所以举荐贤良方正之士，讨论政事、考察询问，想要兴起仁义的德泽，彰明帝王的法制，建立太平之道。臣愚笨不肖，只是叙述所听到的、诵习所学到的，转述老师的话，勉强做到不失原意罢了。至于讨论政事的得失，考察天下的增减盛衰，这是大臣辅佐的职责，是三公九卿的责任，不是臣董仲舒所能胜任的。然而臣私下还有疑惑。古代的天下也是今天的天下，今天的天下也是古代的天下，同样都是这个天下；古代却能达到大治，上下和睦，风俗美盛，不下令也能实行，不禁止也能停止，官吏没有奸邪，百姓没有盗贼，监狱空虚，德泽滋润草木，恩泽遍及四海，凤凰来聚，麒麟来游。以古代来衡量今天，为什么相差竟这样遥远？究竟在什么地方发生了错误，才逐渐衰败到这种地步？难道是古代的治道有所失误吗？还是违背了上天的道理吗？试着从古代考察，再返求于天道，大概就可以看清了。上天在分配禀赋时也有一定原则：给鸟牙齿的就去掉它的角，给鸟翅膀的就只给它两只脚；这就是说，已经得到大的禀赋，就不能再取得小的禀赋。古代获得俸禄的人，不靠体力劳动谋生，也不经营末业，这同样是因为得到大的禀赋，就不能再取得小的利益，是与上天的意旨相同。已经得到大的利益，却又要取得小的利益，连上天都不能满足他，何况普通人呢！这就是百姓之所以喧嚣不平、苦于不足的原因。自身受宠而身居高位，家庭富足而享有优厚俸禄，却凭借富贵的资财和力量，在下层与百姓争夺利益，百姓怎么能比得上他们呢？因此这些人增多奴婢，扩大牛羊数量，扩展田地住宅，拓展产业，积聚储藏财物，专心经营这些而没有止境，以此逼迫侵凌百姓，使百姓日渐削弱、月月浸贫，逐渐陷入极度穷困。富人奢侈过度，贫者穷困急迫、忧愁痛苦；穷困急迫而上面又不救助，百姓就不愿活下去；百姓连活着都不愿意，尚且不会回避死亡，又怎么能回避犯罪呢？这就是刑罚日益繁多、奸邪多得无法制胜的原因。所以受俸禄之家只享用俸禄，不应与百姓争夺职业，这样利益才能平均分布，百姓才能各家丰足。这是上天的道理，也是上古的治道；天子应当效法它来制定制度，大夫应当遵循它来实行。过去公仪子做鲁国相国时，回到家看见妻子织帛，愤怒地把她赶走；他在舍中吃饭时吃到葵菜，又生气地把葵菜拔掉，说：“我已经享用俸禄，难道还要夺取园夫和织布女子的利益吗！” 古代处在官位上的贤人君子都这样，所以百姓推崇他们的品行而听从教化，受到他们廉洁品德的感化，不贪婪卑鄙。到了周王室衰微时，卿大夫把道义看得轻，把利益看得重，推让的风气消失了，争夺田地的诉讼却出现了。因此《诗经》的作者对此憎恶并加以讽刺，说：“巍峨的南山啊，山石高耸；显赫的尹太师啊，百姓都仰望着您。”您喜爱道义，百姓就会向往仁德，风俗就会变好；您喜爱利益，百姓就会喜好邪行，风俗就会败坏。由此看来，天子和大夫，是下面百姓所仰视、远方四面所瞻望的人。近处的人看见您就仿效，远处的人仰望您也会效法，怎么可以身居贤人之位，却做平民所做的事呢！整日惶惶然追求财利，常怕财物匮乏，这是平民的心思；惶惶然追求仁义，常怕不能感化百姓，这是大夫的心思。《易经》说：“背负东西又乘车，招致盗寇到来。”乘车，是君子的地位；背负东西，是小人所做的事。这是说身处君子之位却做平民之事，祸患一定会到来。若身居君子之位而实行君子之道，那么除了鲁国的相国公仪休，再没有谁可比了。《春秋》所推重的大一统，是天地永恒的常理，也是古今共同的道义。如今各位老师所传的道术不同，人们的议论不同，诸子百家的方法各异，旨意也不相同，因此朝廷无法维持统一；法令制度屡屡变更，下面的人不知道应该遵守什么。臣愚昧地认为，凡是不属于六艺之学、不是孔子学说的，都应断绝其传布，不要让它们同时发展。邪僻的学说消灭之后，统治纲纪就可以统一，法度就可以明确，百姓也知道应该听从谁了。对策结束后，天子任命董仲舒为江都相，侍奉易王。易王是皇帝的兄长，平素骄横，喜欢勇武。董仲舒用礼义匡正他，易王因此敬重董仲舒。过了很久，易王问董仲舒：“越王勾践和大夫泄庸、文种、范蠡谋划攻打吴国，终于灭掉了吴国。孔子称说殷代有三位仁人，我也认为越国有三位仁人。齐桓公曾向管仲决断疑难，我也向您决断疑难。”董仲舒回答说：“臣愚昧，不足以奉答这个重大问题。我听说从前鲁君问柳下惠：‘我想攻打齐国，怎么样？’柳下惠说：‘不可以。’回去后面带忧色，说：‘我听说攻打别国不去询问仁人，这句话为什么竟然说到我这里来了！’只是被询问一下，他尚且感到羞惭，何况设下诈谋去攻打吴国呢？由此说来，越国本来没有一个仁人。仁人只端正自己的道义，不谋求自己的利益；只阐明自己的道，不计较自己的功劳。所以在孔子的门徒中，即使五尺高的儿童也以称说五霸为羞，因为五霸把欺诈和武力放在前面，把仁义放在后面。假如只是施行欺诈，那本来就不值得在大君子门下称道。五霸与其他诸侯相比算是贤明的，但拿他们同三王相比，仍如同武夫与美玉相比一样。”易王说：“说得好。”董仲舒治理江都国时，根据《春秋》所记灾异变化，推究阴阳错行的原因。因此，他求雨时就关闭属于阳的门户，放出属于阴的气；止雨时则反过来施行。在一国之中实行这些方法，从来没有不能得到所求结果的。后来一度被贬为中大夫。此前，辽东高庙和长陵高园殿发生火灾，董仲舒在家推演其中的意义，草稿尚未上呈，主父偃等候董仲舒，私下会见他，因嫉妒便偷取他的书稿上奏。皇帝召集诸儒生观看，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不知道那是自己老师的书，认为其中大为荒谬。于是皇帝把董仲舒交给司法官审理，按罪当死；后来下诏赦免他，董仲舒从此不敢再谈灾异。董仲舒为人廉洁正直。当时朝廷正在对外排拒四夷，公孙弘研究《春秋》不如董仲舒，但公孙弘迎合时俗、得到任用，官位升到公卿。董仲舒认为公孙弘是阿谀顺从之人，公孙弘因此嫉恨他。胶西王也是皇帝的兄长，尤其放纵恣肆，屡次伤害二千石官员。于是公孙弘对皇帝说：“只有董仲舒可以让他担任胶西王的相国。”

译胶西王听说董仲舒是大儒，便善待他。董仲舒害怕长期任职会获罪，以生病为由辞职。董仲舒先后担任两个国家的相国，总是侍奉骄横的君王；他端正自身来率领下属，多次上疏劝谏争辩，在国内施行教令，所到之处都治理得很好。离职归家以后，他始终不问家产经营，只以治学著书为事。董仲舒居家时，朝廷如有重大议论，就派使者和廷尉张汤到他家询问；他的回答都能明确说明法理。自武帝即位初年，魏其侯、武安侯担任相国，尊崇儒学之风开始兴盛。等到董仲舒回答策问，推阐孔氏学说，抑制排斥诸子百家。设置掌管学校的官职，在州郡荐举茂材、孝廉，这些制度都是由董仲舒倡议的。他年老后，在家中以长寿终其一生；他的家属迁居茂陵，儿子和孙子都凭借学问做到高官。董仲舒所著的书，都阐明经学的旨意，以及上疏、条陈教令等，共一百二十三篇。另有论说《春秋》事例得失的《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等书，又有几十篇，十多万字，全都流传后世。现摘取其中切合当代、可施行于朝廷的内容，编写成篇。赞说：刘向称道：“董仲舒有辅佐君王的才干，即使伊尹、吕尚也无法超过他；至于管仲、晏婴一类、作为霸主辅佐的人，大概还比不上他。” 到了刘向的儿子刘歆，他认为：“伊尹、吕尚是圣人的配偶和辅佐者，君王得不到他们就不能兴盛。因此颜渊死后，孔子说：‘唉！上天要亡我了。’只有颜渊一人能够担当这样的重任，宰我、子贡、子游、子夏都不能算在内。董仲舒遭逢汉朝承接秦朝焚灭学术之后的局面，闭门授徒，发愤治学，专心于经学大业，使后来的学者有了统一的宗旨，成为诸儒之首。然而考察他的师友传承和学术源流，仍然不及子游、子夏；说管仲、晏婴不如他，说伊尹、吕尚也不能超过他，实在过分了。”到了刘向的曾孙刘龚，他是笃实论说君子的学者，认为刘歆的话是正确的。卷第五十七上 司马相如传第二十七上 司马相如，字长卿，是蜀郡成都人。他年轻时喜欢读书，学习击剑，原名犬子。学成以后，仰慕蔺相如的为人，便改名为相如。凭借家产资财做了郎官，侍奉孝景帝，任武骑常侍，这并不是他的志趣。正逢汉景帝不喜欢辞赋，当时梁孝王来朝，随从他的有善于游说的齐人邹阳、淮阴人枚乘、吴人严忌夫子等人。司马相如见到他们便很喜欢，于是以生病为由辞职，客居游历到梁国，得以同诸侯的游士交往，过了几年，才写成《子虚赋》。恰逢梁孝王去世，司马相如回到成都，但家里贫穷，没有办法谋生。他和临邛令王吉一向友好，王吉说：“长卿长期在外做官游历，仕途不顺而困顿，来我这里拜访吧。”于是司马相如前往临邛，住在都亭。临邛令假意表示恭敬，每天都去拜见司马相如。司马相如起初还接见他，后来称病，让随从向王吉致谢，王吉更加恭谨肃敬。临邛有许多富人，卓王孙有僮仆、门客八百人，程郑也有几百人。于是他们互相说道：“县令有贵客，应当准备酒食邀请他，也一并邀请县令。”县令到了以后，卓家的宾客有数百人。到了中午，请司马长卿赴宴，长卿推说有病不能前来。临邛令不敢先吃饭，亲自去迎接司马相如；司马相如不得已勉强前往，满座宾客都为之倾倒。酒喝到兴浓时，临邛令走上前弹琴，说：“我私下听说长卿喜欢琴，愿意弹琴自娱。”司马相如推辞再三，才弹了一两支曲子。当时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刚守寡，喜爱音乐，所以司马相如故意同县令互相推重，并借琴声传达爱慕之意。司马相如当时随从车马，仪态雍容闲雅，非常美好。到卓家饮酒时，他弹奏琴曲，卓文君偷偷从门缝里窥看，心中喜悦而爱慕他，又担心不能如愿。宴会结束后，司马相如便让侍从再次重重赏赐卓文君的侍者，请她代为传达殷勤之意。卓文君当夜逃出家门投奔司马相如，司马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