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志第三

译刑法志第三。人类仿佛天地的形貌，怀有五常的本性，聪明精纯，是有生命之物中最有灵性的。人的爪牙不足以满足嗜好欲望，奔走不足以躲避利害，没有毛羽来抵御寒暑，所以必定要役使万物来供养自己，凭借仁德和智慧而不依靠蛮力；这就是人的可贵之处。因此没有仁爱就不能形成群体，不能形成群体就不能胜过万物，不能胜过万物就不能获得足够的供养。结成群体而供养不足，争斗之心就会产生。上古圣人卓然率先施行恭敬、谦让、博爱的德行，众人的心便喜悦而跟从他。众人跟从他而形成群体，这就成为君；众人归附并前往归依他，这就成为王。《洪范》说：‘天子做百姓的父母，成为天下的王。’圣人取同类事物来端正名分，把群体比作父母，说明仁、爱、德、让是王道的根本。爱要依靠敬才能不败坏，德要凭借威才能长久树立，所以制定礼来崇尚敬意，制定刑来彰明威严。圣人既然亲自彰明聪慧明哲的本性，就一定能够通晓天地之心，制定礼制、创立教化，建立法律、设置刑罚，行动都依据百姓的情性，并且取法于天、效法于地。所以说，先王制定礼制，是‘取法上天的光明，顺应大地的本性’。刑罚、威狱，是类比上天雷震、光耀和杀戮；温和、慈惠、和顺，是效法上天生殖万物、养育万物。《尚书》说：‘上天有秩序，因而有礼；上天讨伐有罪之人。’ 所以圣人依据上天所定的秩序制定五礼，依据上天的讨伐制定五刑。大刑使用甲兵，其次使用斧钺；中刑使用刀锯，其次使用钻凿；轻刑使用鞭打和扑打。重大的刑罚陈列于原野执行，较轻的刑罚交付市朝执行；刑罚制度的来源，是非常高远的。黄帝时已有涿鹿之战，用来平定火灾；颛顼时有共工之战阵，用来平定水患。唐、虞之际，政治最为清明，尚且流放共工，放逐驩兜，驱逐三苗，诛杀鲧，然后天下才服从。夏代有甘扈之誓，殷、周又用武力平定天下。天下平定以后，收藏兵器，施行文德教化，但仍设置司马官，安排六军众卒，依据井田制度制定军赋。方圆一里为一井，十井为一通，十通为一成，成的方圆十里；十成为一终，十终为一同，同的方圆百里；十同为一封，十封为一畿，畿的方圆千里。土地有税，民户有赋。税用来供给粮食，赋用来供给军队。所以四井为一邑，四邑为一丘。丘有十六井，出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一甸。甸有六十四井，出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盾牌兵器都齐备，这就是乘马出兵的制度。一同方圆百里，田地总计一万井，除去山川、沼泽、盐碱地、城池、村邑住宅、园囿、道路，剩下三千六百井；确定可以出赋的有六千四百井，出戎马四百匹、兵车一百乘，这是卿大夫采邑中最大的规模，称为百乘之家。每一封地有三百一十六里，合计封地有十万井，核定实际征收赋税六万四千井，战马四千匹，兵车一千乘，这是诸侯中封地、兵力最大的一类，所以称为“千乘之国”。天子的王畿方圆千里，合计封地有一百万井，核定实际征收赋税六十四万井，战马四万匹，兵车一万乘，因此称为“万乘之主”。战马、车辆、士卒和武器平时都已准备齐全，春季整顿军队进行搜阅，夏季拔营行军进行苗猎，秋季整治军队进行狝猎，冬季大规模阅兵进行狩猎，都是利用农事的闲暇来讲习军事。五国编为一属，属设长；十国编为一连，连设帅；三十国编为一卒，卒设正；二百一十四国编为一州，州设牧。连的军队每年检查车乘，卒的正官正三年检查徒众，各州牧每五年大规模检查车乘和徒众；这就是先王为国家建立武备、充实兵力的大体办法。周道衰微，法度败坏。到了齐桓公任用管仲，国家富强，百姓安定。齐桓公问称霸、任用军队的办法，管仲说：“您如果想整顿卒伍、修治铠甲兵器，大国也会跟着修治，小国则会预先备战，这样您就难以迅速达到目的了。”于是管仲制定内政，把军令寄寓其中，所以卒伍在乡里确定，军政在郊外完成。把士卒编成什伍，使他们居处同乐，生死同忧，祸福共同承担；因此夜战时声音可以彼此听见，白天作战时彼此能够看见，遇到缓急足以互相拼死。教化既已完成，对外排斥夷狄，对内尊奉天子，以安定中原诸夏。齐桓公死后，晋文公接替他，也先安定百姓，制定被庐之法，统率诸侯，轮流做盟主。然而他的礼制已经颇有僭越差错，又随时苟且求合，只求迅速取得功效，所以不能充实王制。两位霸主之后，局势渐渐衰落，到了鲁成公制定丘甲，鲁哀公采用田赋，搜、狩、治兵、大阅等事情都失去了正当制度。《春秋》记载这些事并加以讥刺，用来保存王道。于是军队频繁出动，百姓疲惫困敝，不再有临难守节、舍生赴难的情义。孔子为此悲伤，说：“不教导百姓就让他们作战，这就叫抛弃他们。”所以他称赞子路说：“仲由啊，千乘之国，可以让他治理军赋。” 子路也说：“千乘之国，夹在大国之间，加上军队侵犯，又接连遭遇饥荒，假如由我治理，等到三年，就可以使百姓勇敢，并且懂得礼义方向。”所谓治理军赋、整顿军队，并用礼义教导百姓，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春秋》以后，弱小的国家相继被灭，小国被吞并，逐渐形成战国时代。各国稍稍增加讲习武事的礼仪，把它当作娱乐，彼此夸耀比较。秦国又把它改名为角抵，于是先王的礼制便淹没在淫靡的娱乐之中了。那些雄杰之士趁着时势、辅助时局，制造权谋诈术来倾覆对方：吴国有孙武，齐国有孙膑，魏国有吴起，秦国有商鞅，他们都能擒敌取胜，并把事迹写入篇籍。正在这时，各国合纵连横，轮番相互攻伐，世代争强斗胜。齐愍王凭借技击之士强盛，魏惠王凭借武卒奋发，秦昭王凭借锐士取胜。当时天下正竞逐功名利禄，而游说之士都把孙武、吴起奉为宗师。当时只有孙卿明白王道，却批评他们说：‘孙武、吴起那些人，把势力和利益看得高贵，崇尚变化和诈术；这些方法施用于暴乱昏暗、轻慢无道的国家，君臣之间有隔阂，上下离心，政治谋略不善，所以可以用变化和诈术取胜。如果仁德之人在上位，受到臣民的仰望，就像子弟保卫父兄、手足护卫头脸一样，谁能抵挡呢？邻国仰望我国，欢喜得如同亲戚相见，芬芳如椒兰；回头看它们自己的君上，却像面对焚烧自己的仇敌。人之常情，难道肯为自己所厌恶的人去攻打自己所爱好的人吗？所以用桀那样的人去攻打另一个桀，仍有技巧高低之分；用桀的诈术去欺骗尧，就像把鸡蛋投向石头，哪里会有成功的希望呢！《诗经》说：“武王车上载着旗帜，恭敬地手执大斧；气势像烈火一样旺盛，于是没有谁敢阻挡我。”’

译这话是说，用仁义安抚百姓，就能天下无敌。像齐国的技击之士，取得一个敌人的首级就得到黄金赏赐；战事小、敌人脆弱时，侥幸还可以使用，战事重大、敌人坚强时，他们就会涣散离去。这是亡国的军队。魏国的武卒，穿三属之甲，操十二石的弩，背负五十支箭，把戈放在箭上，戴头盔、佩宝剑，携带三天的粮食，一天中赶路百里；考核合格，就免除其全户的徭役，并把田宅作为利益赏给他。这样一来，魏国土地虽然广阔，税收却必定减少，军队的气力几年后就会衰弱。这是危国的军队。秦国人生活在狭窄困苦的地方，秦国役使百姓又残酷严厉。用权势劫持他们，用困厄压制他们，用赏赐使他们习惯服从，用刑罚引导他们，使百姓想从君上那里求取利益，除了作战便没有别的途径。功劳和赏赐相互递增，取得五个甲首就把五家人隶属于他；这种制度最有章法，所以秦国能够在四代之中胜过天下。然而这些都只是求赏逐利的军队，是役夫们靠出卖性命谋利的办法，并没有使人安定、使人珍惜节操的道理。因此秦国即使土地广大、军队强盛，也总是战战兢兢，担心天下一旦联合起来共同挤压自己。至于齐桓公、晋文公的军队，可以说已经进入有法度、有节制的境界了，但仍然没有以仁义为根本。所以齐国的技击之士不能抵挡魏国的武卒，魏国的武卒不能正面抵挡秦国的锐士，秦国的锐士不能抵挡齐桓公、晋文公那种有节制的军队，齐桓公、晋文公的节制又不能抗衡商汤、周武王的仁义。所以说：‘善于用兵的人不必摆开阵势，善于布阵的人能够不战而胜，善于作战的人不会失败，善于处理失败的人不会灭亡。’舜整顿百官，咎繇担任士官，奉命处理‘蛮夷扰乱华夏、盗贼奸邪违法’的事情，却没有用到刑罚，这就是所谓善于用兵而不摆阵。商汤、周武王征伐，摆开军队并向众人宣誓，终于放逐、擒获桀、纣，这就是所谓善于布阵而不必交战。齐桓公向南使强大的楚国服从，让它向周王室进贡；向北征伐山戎，为燕国开辟道路；保存将亡的国家，接续已断的世系，功业居于诸侯霸主之首，这就是所谓善于作战而不失败。楚昭王遭遇吴王阖庐的灾祸，国家灭亡而出逃，父老送他。楚王说：‘父老们回去吧！何必忧虑没有君主呢？’父老说：‘有这样贤明的君主，怎么能没有君主呢！’于是共同跟随他。有人奔走赶赴秦国，号哭请求救援，秦人为此出兵。秦、楚两国合力，于是击退吴军，楚昭王返回本国，这就是所谓善于失败而不灭亡。秦国依靠四代以来的胜利，占据黄河、崤山等险阻，任用白起、王翦一类如豺狼的人，奋起爪牙，像捕猎一样消灭六国，兼并天下。它穷尽武力、极用诈术，士人百姓不归附，原来隶属于秦的徒众反而变成敌人，像暴风骤起、云气聚合一样共同攻击秦国，果然把它倾覆了。这是最下等的用兵。总之，军队是用来使将亡者存、使断绝者延续，拯救乱局、消除祸害的。所以伊尹、吕尚那样的将领，子孙后代都拥有国家，与商、周相并列。到了末世，如果只任用诈术和武力，以满足贪婪残暴之欲，急于攻城，杀人满城；争夺土地，杀人遍野。孙武、吴起、商鞅、白起这些人，都在生前被诛杀，而他们的国家在死后灭亡。报应到来的势势，各按同类事物降临，事情的道理本来就是这样。汉朝兴起，高祖亲自具备神武的才干，施行宽厚仁慈的政策，统揽英雄，诛灭秦朝和项羽。他任用萧何、曹参的文治，采用张良、陈平的谋略，发挥陆贾、郦生的辩才，彰明叔孙通制定的礼仪，文治武功相互配合，大体上的事业都建立起来了。天下安定以后，沿袭秦制，在各郡国设置材官，京师有南军、北军驻屯。到武帝平定南方百越，朝廷内部增加七校，外部设置楼船军，都按时讲习训练，整修武备。到元帝时，根据贡禹的建议，才开始废止角抵，但还没有真正整治军队、振作军旅。古人说过：‘上天生出金、木、水、火、土五种才能，百姓都要使用它们，废去其中一种都不可以，谁能废弃兵事呢？’鞭打和扑责不能在家庭中放松，刑罚不能在国家中废除，征伐不能在天下停止。只不过使用它们有先后根本，施行它们有顺逆之别罢了。孔子说：‘工匠想做好他的工作，必须先使他的工具锋利。’文德，是帝王的利器；威武，是文德的辅助。文德施加得深厚，武力所能使人服从的范围就广大；德行施行得广博，威势所能控制的范围就宽广。夏、商、周三代盛盛之时，终于达到刑罚搁置、兵事止息的境地，正是因为文德与武力的先后本末有条理，这是帝王最大的功业。从前周朝的法制，制定三种典刑来惩治邦国、责问四方：第一，惩治新建立的国家使用轻典；第二，惩治安定的国家使用中典；第三，惩治混乱的国家使用重典。五种刑罚中，墨刑适用五百种罪，劓刑适用五百种罪，宫刑适用五百种罪，刖刑适用五百种罪，死刑适用五百种罪，这就是所谓惩治安定国家使用中典。凡杀人者，在市上陈尸；受墨刑者让他守门；受劓刑者让他守关；受宫刑者让他守内宫；受刖刑者让他看守园囿；受完刑而保全身体者让他看守积聚之物。他们的奴隶，男子收入罪隶，女子收入舂米舂草的役籍。凡是有爵位的人、年满七十岁的人，以及未…… ……的人，都不作为奴隶。周朝的治道已经衰落，周穆王昏乱荒怠，命令甫侯审度时势制定刑法，以诘问、整治四方。墨刑一类有一千条，劓刑一类有一千条，剕刑一类有五百章，宫刑一类有三百条，大辟死刑一类有二百条。五刑所属共三千条，大概比治理平安国家所用的常典多五百章，这就是所说的“治理乱国要使用重法”。春秋时期，王道逐渐败坏，教化不能推行，子产辅佐郑国而铸造刑书。晋国的叔向批评他说：‘从前先王议论事情，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处置办法，而不预先制定刑法条文，是害怕百姓产生争斗之心。即使如此仍不能完全禁止和防御，所以用仁义限制他们，用政令纠正他们，用礼制约束他们，用诚信守护他们，用仁德奉行他们；制定俸禄和爵位来勉励他们服从，严明判决刑罚来威慑他们的放纵。还怕这样不够，所以用忠诚教导他们，用德行使他们敬畏，用务实教诲他们，用和谐役使他们，用敬意面对他们，用强力治理他们，用刚断决断他们。还要寻求圣哲的君上、明察的官吏、忠信的长官、慈惠的师长。这样百姓才可以任用驱使，而不会产生祸乱。百姓知道有固定刑法，就会不敬畏君上，反而产生争斗之心，依据刑书争辩，靠侥幸求成，那就不可治理了。夏朝有乱政，才制定禹刑；商朝有乱政，才制定汤刑；周朝有乱政，才制定九刑。这三种刑法的兴起，都是在末世。如今您辅佐郑国，制定参夷之刑，铸造刑书，将要用它来安定百姓，岂不是很困难吗！《诗经》说：‘仿效文王的德行，每天安定四方。’又说：‘效法文王，万邦就会建立信任。’像这样，还要什么刑法呢？’

译‘百姓知道了争讼的凭据，就会抛弃礼制而依据刑书争辩。即使锥子、刀子那么微小的利益，也会争个不休，混乱的案件越来越多，贿赂也会同时流行。等到您这一世结束，郑国恐怕就要败亡了！’子产回答说：‘如果像您所说的那样，我子产确实没有才能，不能顾及子孙后代；但我是为了挽救当世。’轻薄苟且的政治，从此更加滋长。孔子对此感到痛惜，说：‘用道德引导百姓，用礼制整齐他们，百姓就会有羞耻心并归于正道；用政令引导百姓，用刑罚整齐他们，百姓只求免罪而没有羞耻心。’礼乐不能兴盛，刑罚就不能适当；刑罚不适当，百姓就无所适从。孟氏让阳肤担任士师，向曾子请教，曾子也说：‘在上位的人失去正道，百姓离散已经很久了。如果能够查明实情，就应当哀怜他们，不要因此高兴。’ 后来政治日渐衰败，到了战国时期，韩国任用申不害，秦国采用商鞅之法，推行连坐法，制定夷灭三族的诛罚；增加肉刑和死刑，设置凿额、抽肋、镬煮等刑罚。到了秦始皇兼并吞灭战国诸国，便毁弃先王的法制，废除掌管礼义的官职，专门任用刑罚；亲自处理文书，白天断狱，夜晚办理文书，每天自行规定限额，处理案件达到悬挂一石的数量。于是奸邪之事一同滋生，穿赭衣的罪犯堵塞道路，监狱多得像集市，天下忧愁怨恨，终于溃散反叛秦朝。汉朝兴起，高祖刚进入函谷关，就约定法令三条，说：‘杀人者处死，伤人以及盗窃者按罪抵偿。’免除削减烦琐苛细的法令，百姓都非常喜悦。后来四方夷狄还没有归附，战争也没有停止，三章之法不足以防御奸邪，于是相国萧何搜集秦朝的法令，取其中适合当时的部分，制定九章律。孝惠帝、吕后在位时，百姓刚刚免除暴虐残害，人人都希望使长幼各得其所、奉养老人。萧何、曹参担任相国，以无为之治安定国家，顺从百姓的愿望而不加扰乱，因此衣食日益充足，刑罚也少有使用。孝文帝即位后，亲自实行清静无为的政策，勉励督促农业和蚕桑，减轻并节省租税赋役。将相都是过去的功臣，少有文饰而多质朴；他们以秦朝灭亡的政治为戒，议论政事务求宽厚，以谈论别人的过失为可耻。教化在天下推行，告发揭露的风气改变了。官吏安于职守，百姓乐于本业，积蓄年年增加，户口逐渐增长。风俗淳厚，禁令宽疏。选用张释之为廷尉，对罪情可疑的案件从轻归于百姓一方，因此刑罚大为减少，以至于一年审断的案件只有四百件，出现了刑罚搁置的风气。孝文帝即位第十三年，齐国太仓令淳于公犯罪，依法应受刑罚，诏令将他押送到长安入狱。淳于公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将要被逮捕时，他骂女儿说：‘生女儿却不生儿子，遇到紧急情况一点用处也没有！’他的小女儿缇萦自己悲伤哭泣，于是跟随父亲到长安，上书说：‘我的父亲在齐国做官，齐国人都称赞他廉洁公平，如今却因犯法应受刑罚。我悲伤的是，死去的人不能复生，受刑的人身体不能恢复，即使以后想改过自新，也没有途径了。我愿意没入官府做奴婢，以赎父亲的刑罪，使他能够改过自新。’奏书呈给天子，天子怜悯她的心意，于是下令说：‘制诏御史：我听说有虞氏时期，只是画出罪犯的衣冠、区别服饰来表示羞辱，百姓就不犯法，这是多么高明的治理啊！如今法律有三种肉刑，奸邪仍然不能止息，过错究竟在哪里？难道不是我的德行浅薄、教化不明吗？我深感惭愧。因此，教导引导不能纯正，愚昧的百姓便陷入罪网。《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如今有人犯错，教导还没有施行，刑罚就已经加上；有人想改过行善，却没有途径达到目的，我非常怜悯他们。刑罚甚至砍断肢体、毁伤肌肤，使人终身不得停止痛苦，这种刑罚多么痛苦，却没有道德教化的意义！’ 这难道符合做百姓父母的本意吗！应当废除肉刑，另用其他刑罚替代；并且命令罪人分别按照罪行轻重服刑，只要不逃亡，服刑若干年后就可以赦免。把这些全部制定为法令。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上奏说：‘肉刑用来禁止奸邪，沿用已经很久了。陛下颁下明确诏令，怜悯百姓中一旦犯罪受刑便终身残废的人，也怜悯罪人想改过行善却没有途径达到目的；这种盛大的德行，是我们所不能及的。臣等恭谨议定，请制定法律：凡应受完刑的，改为完刑后服城旦舂；应受黥刑的，剃发、戴铁圈服城旦舂；应受劓刑的，笞打三百；应斩左脚的，笞打五百；应斩右脚的，以及杀人后先自首的，官吏因接受贿赂枉法的，守护县官财物却立即盗窃的，已经判处死刑后又犯笞刑之罪的，一律弃市。罪人案件判决后，受完刑服城旦舂，满三年改服鬼薪、白粲；鬼薪、白粲服一年，改为隶臣妾；隶臣妾服一年，免为庶人；隶臣妾满二年，改为司寇；司寇服一年，以及服类似司寇劳役二年的，都免为庶人。逃亡以及犯罪达到耐刑以上的，不适用此令。按照前令服城旦舂若干年而不是终身禁锢的，仍按原定年数服完即可免除。臣冒死请求。’皇帝下诏说：‘可以。’此后，表面上有减轻刑罚的名声，实际上却造成杀人。斩右脚的仍然应当处死；斩左脚的笞打五百，应受劓刑的笞打三百，大多因此死亡。景帝元年，下诏说：‘笞打五百与重罪没有差别，即使侥幸不死，也不能再成为正常人。应当修改法律：笞打五百改为三百，笞打三百改为二百。’案件中仍有许多人不能保全。到中元六年，又下诏说：‘笞打犯人，有时打到死刑而笞刑还没有打完，我对此非常怜悯。应当把笞打三百减为二百，笞打二百减为一百。’又说：‘笞刑是用来教训人的，应当制定笞杖的法令。’丞相刘舍、御史大夫卫绾请示：‘笞杖长五尺，根部粗一寸，竹制，末端薄半寸，竹节都要削平。应受笞刑的，只打臀部。不得中途换人，完成一项罪罚后才换人。’从此受笞刑的人能够保全性命，但酷吏仍把它作为显示威势的手段。死刑已经很重，而活刑又太轻，百姓容易触犯。孝武帝即位后，对外谋求征伐四夷的功业，对内满足声色耳目的享乐，征发频繁，百姓贫困耗竭，穷困的百姓犯法，酷吏严厉打击裁断，奸邪违法之事多得无法胜数。于是招致张汤、赵禹一类人，分条制定法令，创立见知故纵罪、监临部主罪等法律；对故意加重罪行的处罚放宽，对故意纵放罪犯的处罚加重。此后奸猾之吏钻法律空子，互相援引比照，禁令和法网逐渐严密。律、令共有三百五十九章，大辟死刑有四百零九条，一千八百八十二件事，死罪判决所援引的成例有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条。文书堆满几案和阁架，掌管的人不能全部看完。因此各郡国承用的法律互相驳杂，有时罪行相同而判决不同。奸吏借机把司法当作交易，想让人活就附会生刑的议论，想陷害人就援引死罪的成例，议论此事的人都为此感到冤屈悲伤。

译宣帝在民间时就知道情况是这样。即位后，廷史路温舒上疏，说秦朝有十项过失，其中一项仍然存在，就是审理案件的官吏。这件事记载在《温舒传》中。宣帝深深怜悯，于是下诏说：‘近来官吏使用法律，巧妙编造的文辞逐渐深刻，这是我的德行不够。判决案件不当，使有罪者滋生邪心，无罪者遭受杀戮，父子悲伤怨恨，我对此非常痛心。现在派廷史与郡国共同审理案件，但廷史职位低、俸禄薄，应设置廷平，秩禄六百石，员额四人。务必公平审理，以符合我的心意。’于是选于定国为廷尉，寻求明察宽恕的黄霸等人担任廷平，每年季秋以后请求复审疑狱。当时宣帝常到宣室斋戒居住并处理政事，案件刑罚被称为公平。涿郡太守郑昌当时上疏说：‘圣王设置谏诤之臣，不是为了增崇自己的德行，而是防止逸乐安逸产生；制定法律、明确刑罚，不是为了作为治理本身，而是为了挽救衰败混乱的发生。如今明主亲自垂听，即使不设置廷平，案件也将自行公正；如果为后代开创制度，不如删削修订律令。律令一经确定，愚昧百姓知道应当躲避什么，奸吏也没有可以玩弄的地方。如今不纠正根本，却设置廷平来治理末端；一旦政事衰败、听察懈怠，廷平将会招揽权力而成为祸乱的首倡者。’ 宣帝来不及修订纠正这些问题。到元帝刚即位时，才下诏说：‘法令，是用来抑制强暴、扶助弱小的，应当使人难以触犯而容易躲避。如今律、令繁多而不简约，连掌管法令文书的人也不能分辨清楚，却想把天下百姓的过失一一罗织，这难道符合刑罚适中的本意吗！应当议论律、令中可以删除、减轻的部分，分条上奏，唯一目的就是使万民便利安宁。’ 到成帝河平年间，又下诏说：‘《甫刑》说：“五刑所属有三千种，大辟死刑所属有二百种。”如今死刑条文有一千多条，律、令繁多，共有一百多万字；奇特的请示和其他比附，每天都在增加，即使精通法律的人也不知道依据何在，想用它们向百姓说明，岂不是很困难吗！用这些法令罗织百姓，使无辜者夭折，难道不可悲吗！应当同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以及精通律、令的人共同议论，削减死刑，删除并简省可以删减的条文，使它们明确易懂，分条上奏。《尚书》不是说过吗：‘对于刑罚一定要慎重啊！’你们要认真审核，务必以古法为准，我将尽心阅览。’有关官员没有仲山父那样能阐明法制的人才，不能顺应时势广泛宣扬君主的恩德、建立明确的制度，只是制定一代的法令，却白白搜罗细微琐事，罗列几件事情，用来敷衍诏令罢了。因此重大的议论没有建立起来，终于延续到今天。有议论者说，法律不能屡次变更；这是庸常之人的见解，他们不能通达事理，反而疑惑阻塞治理之道，也是圣明智慧之人经常忧虑的问题。所以这里略举汉朝兴起以来，那些逐渐确定下来、既符合古制又便利当今的法令。汉朝兴起之初，虽然有约法三章，但法网宽疏，连能吞下船的大鱼也会漏掉。然而其中死刑仍有夷灭三族的法令。法令说：‘应当夷灭三族的，先施黥刑，再割鼻，斩断左右脚，笞打至死，砍下首级，最后把骨肉剁碎，在市上腌渍示众。诽谤、辱骂、诅咒的人，还要先割断舌头。’所以称为具备五刑。彭越、韩信一类人都受过这种诛罚。到高后元年，才废除夷灭三族罪和妖言罪的法令。孝文帝二年，又诏令丞相、太尉、御史说：‘法律，是治理的准绳，用来禁止暴行、保护善良的人。如今犯法的人已经定罪，却让无罪的父母、妻子、儿女、同胞兄弟也连坐并被收捕，我非常不赞成。你们议论此事。’左、右丞相周勃、陈平上奏说：‘让罪人的父母、妻子、儿女、同胞兄弟连坐并收捕，是为了牵累他的心，使他更加重视犯法的后果。收捕亲属的办法，沿用已经很久了。臣等愚见，认为仍按旧制实行比较方便。’文帝又说：‘我听说，法律公正，百姓就朴实；罪罚相当，百姓就会服从。牧养百姓、用善道引导他们的是官吏；官吏既不能引导，又用不公正的法律治罪，这样法律反而会伤害百姓，成为暴政。我没有看出这样做有什么便利，你们应当仔细考虑。’周勃、陈平于是说：‘陛下幸而对天下施加大恩，使有罪者不牵连亲属，无罪者不被连坐，这是极盛的德行，我们远远不及。臣等谨奉诏令，全部废除收捕亲属的律法和连坐法。’后来新垣平谋反，又恢复施行夷灭三族的刑罚。由此说来，风俗会迁移改变，人性彼此相近而习惯使人相距甚远，这确实是可信的。凭孝文帝的仁德、周勃和陈平的智慧，尚且会有这样严重的过度刑罚和错误议论，何况那些沉溺于末流的庸才呢？《周官》有五听、八议、三刺、三宥、三赦的法制。五听：一是听言辞，二是观察脸色，三是观察气息，四是听声音，五是观察眼神。八议：一是议论亲属，二是议论故旧，三是议论贤德，四是议论才能，五是议论功劳，六是议论尊贵，七是议论勤劳，八是议论宾客。三刺：一是询问群臣，二是询问群吏，三是询问百姓。三宥：一是无意不知，二是过失，三是遗忘。三赦：一是幼小弱者，二是年老昏昧者，三是愚蠢者。凡是囚犯，重罪给他戴手梏和脚镣，中罪给他戴手梏、脚镣，下罪只戴手梏；君王的同族，有爵位的人只戴脚镣，等待案件审结。高祖七年，向御史下诏说：‘案件有疑问时，官吏有时不敢判决，有罪者长久不能定罪，无罪者长久被拘押而不能判决。从今以后，县、道官府审理的疑难案件，各自报请所属的二千石官；二千石官按照应判的罪名作出答复。仍不能判决的，都移送廷尉，廷尉也应当作出答复。廷尉不能判决的，谨慎地把案情全部写成奏章，附上应当比照的律、令上报。’皇帝恩德如此，官吏仍不能贯彻执行。所以孝景帝中元五年又下诏说：‘各类疑难案件，即使文书上可以援引法律，但在人心上不能令人满意的，都应立即复审。’后来审狱官吏又回避细微的法律条文，任凭自己的愚见办案。到后元年，又下诏说：‘案件是重大事情。人的才智有愚有智，官职有高有低。疑难案件应当复审；有诏令要求复审的，已经复审并作出答复后，即使后来发现不当，复审者也不算过失。’从此以后，审判刑罚更加详慎，接近五听、三宥的精神。三年又下诏说：‘年高的老人，是人们所尊敬的；鳏夫、寡妇以及不应被逮捕的人，是人们所哀怜的。应当把这条写入法令：年满八十岁以上、八岁以下，以及孕妇尚未生产、师、朱儒应当审讯拘押的，都改为宽缓拘系。’ 有爵位的人给他戴上桎梏，等待刑罚执行。”汉高皇帝七年，制诏御史说：“案件有疑问时，官吏有时不敢裁决；有罪的人长久拖延而不审理，无罪的人长久被拘押而不能判决。从今以后，县、道官府审理的疑难案件，各自向所属的二千石官申报议定；二千石官按照应当判处的罪名回复裁决。不能裁决的案件，都移交廷尉；廷尉也应当作出裁决回复。廷尉仍不能裁决的，谨慎地全部具文上奏，并附上应当比照的律令一并报告。”皇上的恩德如此深厚，官吏却还是不能奉行宣示。因此，孝景帝中元五年又下诏说：“各类疑难案件，即使从法律条文上可以构成罪名，但在人的心中仍不能使人信服的，就立即上报复审。”此后，狱吏又回避细微的法律条文，遂了他们愚昧的心意。到了后元年间，又下诏说：“诉讼案件是重大的事情。人的才智有愚有明，官府有上下之分。案件有疑问就应当上报复审；有诏令规定应当复审的，即使已经上报复审，后来发现判决不当，负责复审的人也不算失职。”从此以后，案件和刑罚审理得更加详明，接近于古代“五听”“三宥”的精神。后元三年又下诏说：“年高的老人，是人们所尊敬的；鳏夫、寡妇以及不应被逮捕牵连的人，是人们所怜悯的。应当把这些写入法令：年满八十岁以上、八岁以下的儿童，以及孕妇尚未分娩者，师、硃儒中应当审问拘禁的人，都允许以颂系的方式拘禁。”

译到孝宣帝元康四年，又下诏说：‘我想到那些年老的人，头发牙齿脱落，血气已经衰弱，也没有叛逆作乱的心，如今有的人却被法律条文罗织，拘押在监狱中，不能终享天年，我非常怜悯。从今以后，八十岁以上的人，除非诬告或杀伤他人，其他罪都不连坐。’到成帝鸿嘉元年，制定法令：‘年龄不满七岁，盗贼斗殴杀人或犯殊死罪的，上报请廷尉裁决，可以减免死刑。’这与三赦中对幼弱、老眊之人的宽赦相合。这些都是法令逐渐接近古制而便利百姓的做法。孔子说：‘如果有王者兴起，一定要经过一代人，仁政才能形成；善人治理国家达到百年，就可以战胜残暴、废除杀戮。’这是说圣王承接衰败、拨乱反正而兴起，用德教覆盖百姓、改变教化他们，必须经过一代人，仁道才能形成；至于善人，即使不能达到圣王那样深入人心，仍须经过百年才能战胜残暴、废除杀戮。这是治理国家的制度标准。如今汉朝的治道已经极盛，历经二百多年；考察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六代之间，每年判处殊死罪的，大约一千多人中只有一人；判处耐刑以上直到斩右脚的，却有三倍多。古人说：‘满堂饮酒时，如果有一个人在角落悲泣，满堂人都会因此不快乐。’王者对于天下，正如一堂之上的主人，所以一个人没有得到公平，王者内心就会为之凄怆。如今郡国被判刑而死的人，每年以万人计算；天下有二千多所监狱，其中因冤屈而死的人不知有多少；案件不能减少一个人，这就是和气尚未融洽的原因。造成狱讼刑罚如此繁多的根源，是礼教没有建立，刑法不明确，百姓大多贫穷，豪杰专行私情，奸邪不能及时被捕获，案件不能公平审理。《尚书》说：‘伯夷降下典章，明智地治理百姓，才使用刑罚。’这是说制定礼制来停止刑罚，就像修筑堤坝防止水流溢出。如今堤防逐渐毁坏，礼制尚未建立；死刑超过法定范围，活刑又容易触犯；饥饿寒冷一同袭来，穷困便像水一样泛滥；豪杰擅行私情，替奸人作包庇，奸邪有所隐藏，便习惯而逐渐扩大，这就是刑罚增多的原因。孔子说：‘古代懂得法律的人能够减少刑罚，这是根本；如今懂得法律的人只求不漏掉有罪者，这是末节。’又说：‘如今审理案件的人，寻找杀死罪犯的理由；古代审理案件的人，寻找使罪犯活下来的理由。’与其杀死无辜，宁可放过有罪。如今的狱吏上下相互驱使，把刻薄严酷当作精明；用深文周纳获功名，公平办案却多遭祸害。谚语说：‘卖棺材的人希望年年发生瘟疫。’不是憎恨人而希望杀死他们，而是因为人的死亡对他有利。如今审理案件的官吏想陷害人，也正像这样。以上五种弊病，就是狱讼刑罚特别多的原因。自建武、永平以来，百姓也刚刚免除战争的灾祸，人们有珍爱生命的愿望，与高祖、孝惠帝时期相同；政治上又着重抑制豪强、扶助弱小，朝廷没有凭威势施恩作福的权臣，乡邑没有豪杰游侠。按人口比例计算，审断的案件比成帝、哀帝时期少了十分之八，可以说是清明了。然而仍不能符合心意、与古代盛治相媲美，是因为上述弊病还没有完全消除，刑罚的根本也没有纠正。孙卿论述刑罚，说得好啊：‘世俗发表议论的人认为，古代治理得好时没有肉刑，只有象刑、墨刑之类，穿浅薄的鞋、穿赭色衣服而不加纯缘，这种说法不对。如果认为古代治理得好，那么人们根本不会触犯刑罪，哪里只是没有肉刑，连象刑也不需要。如果认为有人会触犯刑罪，却只是把刑罚减轻，那就会变成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受刑。罪行极重而刑罚极轻，百姓没有畏惧，混乱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制定刑罚的根本，是用来禁止暴行恶事，并且惩戒尚未发生的犯罪。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受刑，就是宽惠暴徒、纵容恶人。因此象刑不是产生于治理良好的古代，反而是针对当今乱世才兴起的。凡是爵位等级、官职、赏赐、刑罚，都应当各与其对象相称。任何一项失去相称，都是祸乱的开端。德行与职位不相称，才能与官职不相称，赏赐与功劳不相当，刑罚与罪行不相当，没有比这更大的不祥。征讨暴徒、诛杀悖逆，是治理的威势。杀人者死，伤人者受刑，是历代君王共同遵守的原则，没有谁知道它究竟从何时开始。所以治理有道时刑罚重，社会混乱时刑罚轻；触犯治理有道之世的罪，罪就重，触犯混乱之世的罪，罪就轻。《尚书》说：“刑罚随世道有时重、有时轻。”说的就是这个。所谓“象刑惟明”，是说效法天道制定刑罚，哪里会只是穿浅鞋、穿赭衣呢？’ 孙卿的话既然如此，又根据世俗的说法论述道：‘禹承接尧、舜之后，因为认为德教已经衰落，才制定肉刑；商汤、周武王顺应而实行它，是因为风俗已经比唐尧、虞舜时浅薄。如今汉朝承接衰败的周朝和暴虐的秦朝留下的极端弊病，风俗已经比三代更加浅薄，却实行尧、舜时代的刑罚，这就像用笼头驾驭野马突奔，违背了挽救时弊的适宜办法。而且废除肉刑，本来是想保全百姓；如今废去剃发、戴刑具这一级，反而转而进入死刑，用死刑来罗织百姓，已经失去了原本施惠的意义。因此每年死者以万人计算，是刑罚过重造成的。至于穿…… ……衣盗窃、因愤怒而伤人、男女淫乱、官吏作奸贪赃等罪恶，剃发戴刑具的刑罚又不足以惩治。因此受刑的人每年多达十万人，百姓既不害怕，又不感到羞耻，这是刑罚太轻造成的。所以世俗所谓能干的官吏，公开以杀盗贼来显示威势，专门杀人者反而称职，奉行法律的人却不能治理；这败坏名分、损害制度，无法一一列举。因此法网虽然严密，奸邪却不能堵塞；刑罚虽然增多，百姓反而更加轻慢。经过一代人仍不能形成仁政，百年仍不能战胜残暴，确实是因为礼乐残缺而刑罚不正。难道不应当只考虑如何澄清源流、端正根本，删削修订律、令，把死刑规定为二百章，以对应大辟之罪；其余罪行等级中，按古法本应判生刑、如今却触犯死罪的，都可以招募施行肉刑。至于伤人、盗窃、官吏受贿枉法、男女淫乱，都恢复古代刑罚，合计制定三千章。凡诋毁欺骗、依靠文书罗织细微罪名的法律，全部删除。这样，刑罚就令人畏惧而禁令容易躲避，官吏不能擅自杀人，法律没有两套标准，轻重都与罪行相当，百姓的生命得以保全，刑罚适中，天地人的和气就会融洽，顺应考察古制，成就时世和谐的教化。周成王、周康王时期刑罚搁置的盛治，虽然还不能达到，但孝文帝审断案件的水平，大概可以接近。《诗经》说：‘使百姓和顺，使众人安宁，便能从上天接受福禄。’《尚书》说：‘建立功劳，成就事业，就可以长久。’这是说，施政适合百姓，功业建成、事业确立，就能接受上天的福禄而延长国运，这就是所谓‘一人有福庆，万民都依赖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