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六楚元王传第六

译卷第三十六，楚元王传第六。楚元王刘交，字游，是高祖同父的幼弟。他喜爱读书，富有才艺。年轻时曾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一起向浮丘伯学习《诗经》。浮丘伯是荀卿的弟子。到秦朝焚烧书籍时，师生各自离散。高祖兄弟四人，长兄刘伯，次兄刘仲，刘伯早死。高祖已经成为沛公时，景驹自立为楚王。高祖派刘仲和审食其留下侍奉太上皇，刘交则与萧何、曹参等人一起跟随高祖去见景驹，遇到项梁，大家共同拥立楚怀王。于是向西攻打南阳，进入武关，在蓝田同秦军交战。到达霸上后，封刘交为文信君；刘交跟随高祖进入蜀、汉，又回师平定三秦，诛杀项籍。高祖即帝位后，刘交与卢绾经常侍奉皇上，出入皇帝寝宫，传达言语，参与宫内机密谋划。高祖的叔父刘贾又多次独自领兵。汉六年，楚王韩信被废后，高祖把他的土地分为两个国家，立刘贾为荆王，刘交为楚王，统治薛郡、东海郡、彭城三十六县，因刘交先前有功。后来又封次兄刘仲为代王，长子刘肥为齐王。当初高祖地位卑微时，常常躲避事务，有时带宾客到大嫂家吃饭。大嫂厌恶小叔和宾客来，假装说羹已经吃完，刮着锅，宾客因此离去。后来高祖从锅里看到其实还有羹，因此怨恨大嫂。等到高祖封刘肥为齐王、刘仲为代王时，刘伯的儿子却唯独没有得到侯爵。太上皇把这件事告诉高祖，高祖说：“我不是敢忘记封他，只是因为他的母亲不是长者。”汉七年十月，封刘伯的儿子刘信为羹颉侯。元王刘交到达楚国后，任用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高后时期，浮丘伯在长安，元王派郢客和申公一同前去完成学业。文帝时期，听说申公讲解《诗经》最为精深，便任命他为博士。元王喜爱《诗经》，他的儿子们都读《诗经》。申公开始为《诗经》作传，称为《鲁诗》。元王也编次《诗经》的传文，称为《元王诗》，世间有时还流传着它。高后时期，任命元王的儿子郢客为宗正，封为上邳侯。元王在位二十三年去世，太子辟非先已去世，文帝于是让宗正、上邳侯郢客继位，这就是夷王。申公任博士，后来失去官职，随郢客回楚，又任命他为中大夫。夷王在位四年去世，儿子刘戊继位。文帝尊崇宠爱元王，元王的儿子出生后，爵位可比照皇子。景帝即位后，因为亲近宗室，封元王受宠爱的五个儿子：刘礼为平陆侯，刘富为休侯，刘岁为沈犹侯，刘执为宛朐侯，刘调为棘乐侯。当初元王敬重礼遇申公等人，穆生不喜欢饮酒，元王每次置办酒席，总是特意为穆生准备甜酒。等到刘戊即位，起初仍常常这样设置甜酒，后来却忘了设置。穆生退下来说：“可以离去了！甜酒没有设置，说明大王的心意懈怠了；如果不离开，将来必定有人使我在市中受钳刑。”于是称病躺下。申公、白生强行扶他起来，说：“难道不念及先王的恩德吗？如今大王偶尔失去一点小礼节，哪里值得做到这种地步！”穆生说：“《易经》说：‘懂得事物变化的先兆，大概就是神明吧！先兆是事物开始变化的细微迹象，是吉凶最先显现的地方。君子看见先兆便行动，不等到一天结束。’先王之所以礼遇我们三人，是因为道统还存在；如今忽略了这一礼节，就是忘记了道。忘道的人，怎么可以同他长久相处！难道只是为了这区区礼节吗？”于是以病为由辞去。申公、白生独自留下。刘戊渐渐荒淫暴虐，在位二十年时，因为为薄太后服丧期间私自通奸，被削去东海郡、薛郡，于是同吴王共同谋反。申公、白生劝谏，他不听，把二人罚作苦役，给他们穿赭色囚衣，让他们在市场上用杵臼舂米。休侯刘富派人劝谏刘戊，刘戊说：“季父不帮助我，等我起兵后，先取他的性命。”休侯害怕了，于是与母亲太夫人逃往京师。二十一年春，即景帝三年，削地的诏书到达，刘戊便响应吴王反叛。他的丞相张尚、太傅赵夷吾劝谏，他不听。刘戊于是杀死张尚、赵夷吾，起兵与吴军会合，向西攻打梁国，击破棘壁，到了昌邑南面，与汉将周亚夫交战。汉军截断吴、楚军的粮道，士卒饥饿，吴王逃走，刘戊自杀，军队于是向汉军投降。汉朝平定吴、楚后，景帝便立宗正、平陆侯刘礼为楚王，奉祀元王之后，这就是文王。文王在位三年去世，儿子安王刘道继位。安王在位二十二年去世，儿子襄王刘注继位。襄王在位十二年去世，儿子节王刘纯继位。节王在位十六年去世，儿子刘延寿继位。宣帝即位后，刘延寿认为广陵王刘胥是武帝的儿子，天下一旦有变，他必定能够继承帝位，便暗中想依附并辅佐他，所以替广陵王后母的弟弟赵何齐娶广陵王的女儿为妻。他与赵何齐谋划说：“我同广陵王结交，天下一旦不安，就起兵帮助他，使广陵王即位；赵何齐可以娶公主，也可以得到列侯爵位。”于是让赵何齐带着书信送给广陵王，说：“希望您不断扩大耳目，不要让别人后来取得天下。”赵何齐的父亲赵长年上书告发此事。案件交给有关官员审理，经过查验讯问，刘延寿供认了罪行，便自杀。在位三十二年，封国被废除。当初，休侯刘富已经逃到京师，刘戊反叛后，刘富等人都因牵连而被免去侯爵，削除宗室名籍。后来听说刘富曾多次劝谏刘戊，便改封他为红侯。太夫人同窦太后有亲属关系，因山东地区发生叛乱，便请求留在京师，皇帝下诏答应了。刘富的儿子刘辟强等四人负责供养太夫人，并在朝廷任职。太夫人去世后，朝廷赐给墓地，安葬在灵户。刘富的封国传到曾孙一代，因没有儿子而断绝。刘辟强，字少卿，也喜爱读《诗经》，能够写文章。武帝时期，他以宗室子弟的身份跟随二千石官员参加议论，在宗室子弟中最为出众。他清静寡欲，常常以读书自娱，不肯出仕。昭帝即位后，有人劝大将军霍光说：“将军难道没有看到吕氏诸人的事情吗？他们身处伊尹、周公那样的摄政地位，专擅权力，却排斥宗室，不同宗室共同任事，因此天下不信任他们，最终导致灭亡。如今将军身居显贵，皇帝还年轻，应该接纳宗室，并多同大臣共同处理政事，反其道而行，不要重蹈吕氏覆辙。这样就可以免除祸患。”霍光认为他说得对，于是选择可以任用的宗室。刘辟强的儿子刘德在丞相府待诏，年三十多岁，霍光想任用他。有人说刘辟强还在世，也是先帝所宠爱的人。于是任命刘辟强为光禄大夫，代理长乐卫尉，当时他已经八十岁了。后来调任宗正，几个月后去世。刘德，字路叔，研习黄帝、老子的学说，有智谋和才略。年轻时多次上书议论政事，武帝在甘泉宫召见他，称他为“千里驹”。

译汉昭帝初年，任宗正丞，参与审理刘泽的诏狱。父亲任宗正，他调任大鸿胪丞，升为太中大夫，后来又任宗正，参与审理上官氏和盖主的案件。刘德常常奉行《老子》所说的“知足”之道。妻子死后，大将军霍光想把女儿嫁给他，刘德不敢娶，害怕富贵盛满而招致祸患。盖长公主的孙子谭拦住刘德为自己求情，刘德多次责备他，说盖长公主的日常行为不合礼法。侍御史认为刘德违背了霍光想把女儿嫁给他的意愿，便迎合霍光的意思，弹劾刘德诽谤诏狱，刘德被免官成为平民，隐居在山野田间。霍光听说后很怨恨他，又上奏召回刘德，让他代理青州刺史。一年多后，刘德再次任宗正，参与拥立宣帝；因参与决定大计，赐爵关内侯。地节年间，因亲爱宗族、品行谨慎厚道，封为阳城侯。他的儿子安民任郎中右曹，宗族中因刘德而得到官职、担任宿卫的有二十多人。刘德宽厚，喜欢施救生民；每当代理京兆尹，多次为罪人平反。他家产超过百万，就拿出来救济兄弟和供宾客饮食，说：“富有，是百姓怨恨的原因。”宣帝在位第十一年，儿子刘向因铸造伪黄金获罪，依法应处死，刘德上书为儿子诉讼。适逢刘德去世，大鸿胪上奏说刘德为儿子申诉罪行，有失大臣体统，不应赐谥号，也不应设置嗣子。皇帝下制说：“赐谥缪侯，为他设置嗣子。” 爵位传到孙子刘庆忌时，他又任宗正、太常。去世后，儿子刘岑继承爵位，任诸曹中郎将、列校尉，后来做到太常。刘岑去世后传给儿子，到王莽失败时才断绝。刘向字子政，原名更生。十二岁时，因父亲刘德任官的关系，担任辇郎。成年后，因品行修养端正，被提升为谏大夫。当时宣帝沿袭汉武帝的旧例，招选有名望的儒生和才俊安置在身边。更生因为学识通达、能写文章，和王褒、张子侨等一同进见应对，献上赋、颂等文章总共几十篇。宣帝又兴起求神仙、方术之事，而淮南王刘安那里有《枕中鸿宝苑秘书》。书中说有使鬼神变成黄金的方法，以及邹衍重道延命的方术；世人都没有见过，而刘德在汉武帝时审理淮南王案件，得到了这部书。更生年幼时就诵读它，认为十分奇异，便献给皇帝，说黄金可以炼成。皇帝命令主管尚方的官员主持铸造，耗费很多，方术却没有应验。皇帝于是把更生交给司法官，司法官弹劾他铸造伪黄金，拘押起来，依法应当处死。更生的兄长阳城侯安民上书，愿意交纳封国户口赋税的一半，赎更生的罪。皇帝也认为他的才华奇异，允许他熬过冬天后减免死罪，改作议罪。适逢朝廷开始设立《穀梁春秋》学官，便征召更生学习《穀梁春秋》，在石渠阁讲论《五经》。他又被任命为郎中给事黄门，升任散骑、谏大夫、给事中。元帝刚即位时，太傅萧望之任前将军，少傅周堪任诸吏光禄大夫，都掌管尚书事务，很受皇帝尊重和任用。刘更生年纪比萧望之、周堪小，但二人很看重他，推荐说他是宗室中忠诚正直、通晓经书而有品行的人，于是提升他为散骑、宗正给事中，与侍中金敞一起在皇帝身边拾遗补缺。四人同心辅政，忧虑外戚许氏、史氏居官放纵，以及中书宦官弘恭、石显玩弄权力。萧望之、周堪、刘更生商议，想把这些人揭发出来并罢免驱逐。还没有奏明，消息就泄露了，于是被许氏、史氏以及弘恭、石显诬陷告发。周堪、刘更生被下狱，萧望之等也都被免官。事情记载在《萧望之传》中。这年春天发生地震，夏天客星出现在昴宿和卷舌星之间。皇帝受到感动而醒悟，下诏赐萧望之爵关内侯，准许他奉朝请。秋天，征召周堪、刘向，想任命他们为谏大夫；弘恭、石显却奏请让他们都任中郎。冬天，大地又发生地震。当时弘恭、石显以及许氏、史氏的子弟担任侍中和各曹官员，都对萧望之等人侧目而视，刘更生对此感到害怕，便让自己的外亲上奏变异之事，说：“我私下听说，原前将军萧望之等人都忠诚正直、没有私心，想使国家达到大治，却触犯了贵戚和掌管尚书事务的人。” 如今道路上的人听说萧望之等人又将被起用，认为他们将再次遭受毁谤，于是一定会说：曾经有过错的大臣不应再次任用。这种说法大错特错。臣听说，《春秋》中记载地震，是因为在位执政者的势力过于强盛；并不是三个独夫能够使天地震动，这一点也已经很清楚了。况且从前汉高祖时，季布犯罪，罪至夷灭全族，后来获赦并任为将军，在高后、孝文帝之间终于成为名臣。汉武帝时，▯宽犯有重罪被拘押，按道侯韩说进谏道：‘从前吾丘寿王死了，陛下至今还悔恨；如今如果杀了▯宽，以后一定又会深深悔恨！’皇帝被他的话打动，于是赦免▯宽，又任用他；▯宽官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中没有人能超过他。还有董仲舒因私自撰写灾异之书获罪，主父偃把书取来上奏，董仲舒被交给司法官，罪名达到不道，幸而蒙恩没有被杀，后来又任太中大夫、胶西相，因年老有病免官归家。汉朝有想要兴办的事情，常常下诏询问他。董仲舒是当世儒生的宗师，他所议定的意见对天下有益。孝宣皇帝时，夏侯胜因诽谤获罪，在狱中三年，免官成为平民。宣帝又任用夏侯胜，使他做到长信少府、太子太傅；他以敢于直言闻名，天下人都称美他。至于其他群臣，类似的事很多，难以一一记载。有过错的大臣，只要没有辜负国家、对天下有益，这四位大臣就足以作为证明。从前弘恭上奏萧望之等人的案件已经判决，三月发生大地震。弘恭称病离职，后来又出来处理政事，天色阴暗并下雨雪。由此说来，地震大概是弘恭等人造成的。臣愚昧地认为，应当罢退弘恭、石显，以彰明蒙蔽善人的惩罚；起用萧望之等人，以疏通贤者进用的道路。这样，太平的大门就会打开，灾异的根源就会堵塞。奏章上报后，弘恭、石显怀疑是刘更生所作，便奏请审查他的奸诈。刘更生供词果然认罪，于是被逮捕下狱，交给太傅韦玄成、谏大夫贡禹和廷尉共同审问。司法官弹劾刘更生：他先前任九卿时，因与萧望之、周堪谋划排斥车骑将军高氏、许氏、史氏的侍中，毁坏离间亲戚关系，想把他们排退，却想独自专权；作为臣子不忠，幸而没有被杀，又蒙恩征召任用，却不悔改以前的过错，反而教唆别人上奏变异之事，进行诬陷欺罔，罪同不道。刘更生因此被免官，成为平民。萧望之也因让儿子上书申诉先前的事情获罪，弘恭、石显奏请命令他到狱中对质。萧望之自杀。天子十分悲悼悔恨，于是提升周堪为光禄勋，周堪的弟子张猛任光禄大夫、给事中，二人受到皇帝极大的信任。弘恭、石显对此畏惧，多次进谗诋毁他们。刘更生看到周堪、张猛身居高位，几乎已经可以再次被起用，担心他们遭到倾覆，于是上密封奏事劝谏道：臣先前有幸凭宗室亲属身份担任九卿，奉行法令却不谨慎，又蒙受皇恩。

译我私下看到灾异一齐发生，天地失去常态，这是国家将有征兆的表现。我本想始终不说，但想到忠臣即使身在田野，仍然不忘君主，怀着[原文“忄卷々”疑误]的情义。何况我又有宗室亲属关系，还有过去的恩德没有报答呢！我想竭尽愚诚，又怕越过职分；然而只是因为这两种恩德尚未报答，按照忠臣的义理，还是要把我的愚见全部陈述出来，然后退回农田，死也没有遗憾。臣听说舜任命九官时，群臣济济一堂，彼此谦让，这是和谐的极致。众多贤人在朝廷和谐相处，万物便在田野间和谐。因此《箫韶》演奏九遍，凤凰便前来起舞；敲击石磬、拍击石磬，百兽也都跟着舞蹈。四海之内，没有不和谐安定的地方。到了周文王时，他在西郊打开墓地，与众多贤人共处，无不严肃和睦，推崇谦让的风气，以消除纷争诉讼。文王死后，周公思念他，歌咏文王的德行，《诗经》说：‘庄严清净的宗庙，肃穆和谐，显赫的辅佐之臣济济一堂，都秉承文王的德行。’在这个时候，武王、周公相继执政，朝臣在内和睦，万国在外欢悦，所以完全获得了他们的欢心，使他们奉事先祖。《诗经》又说：‘来者和和气气，到达后庄严肃穆，诸侯和公卿相互辅佐，天子神态庄严。’这是说四方诸侯都以和谐之心前来。诸侯在下和睦，天在上便有所回应，因此《周颂》说‘降下丰厚的福气’，又说‘赐给我们大麦’；釐麰就是大麦，开始由上天降下。这些都是用和谐招致和谐，获得上天帮助的事。下至周幽王、周厉王时期，朝廷不和，彼此互相非难怨恨，诗人厌恶并忧虑这种情形，说：‘百姓没有善良的品行，彼此只在一方互相怨恨。’众多小人居于官位，听从邪恶的议论，急切地互相附和，却背弃君子，所以《诗经》说：‘一味迎合，互相非议，实在可悲！谋划得好，就全都违背；谋划得不好，就全都依从。’君子独自处世、坚守正道，不向众人的邪曲屈服，勉强奉行王事，反而遭到憎恨、毒害和诬告，所以《诗经》说：‘勤勉地办理政事，不敢说自己劳苦；明明无罪无辜，却遭受谗言喧嚣。’在这时，日月发生日食、月食而失去光明，《诗经》说：‘朔日辛卯，太阳发生了日食，这实在太丑恶了！’又说：‘那月亮微弱，这太阳也微弱；如今这些下民，也实在可悲！’又说：‘日月一再带来凶灾，不按正常轨道运行；四方之国没有政令，也不用贤良之人！’天上的变化显现于上，地上的变化在下方震动，水泉沸腾，山谷改变位置。《诗经》说：‘百川沸腾，山顶突然崩塌，高岸变成深谷，深谷变成丘陵。可悲啊如今的人，为什么没有受到惩戒！’霜降失去时节，不在应有的时间降霜，《诗经》说：‘正月里霜雪繁多，我心中忧伤。百姓的谣言，也实在太多了！’这是说百姓把是非颠倒，人数极多。这些都是不和谐、贤能与不肖者地位倒置造成的。此后天下大乱，篡夺、杀戮和灾祸一齐发生，周厉王逃到彘地，周幽王被杀。到了周平王末年、鲁隐公刚即位时，周大夫祭伯因不和而离开周朝，逃奔鲁国；《春秋》为他避讳，不说‘来奔’，这是哀叹周室的祸乱从此开始。此后尹氏世代担任卿而专横放纵，诸侯背叛而不来朝见，周王室日益衰微。在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发生日食三十六次，地震五次，山陵崩塌二次，彗星出现三次，夜里常常看不见星星，半夜星星像下雨一样坠落一次，火灾十四次。长狄侵入三个国家，五块巨石坠落，六只鶂鸟倒着飞，麋成群出现，有蜮、蜚出现，有鸲鹆前来筑巢，这些都各出现过一次。白天昏暗。下雨结成木冰。李树、梅树在冬天结果。七月降霜，草木却不死。八月霜冻杀死豆类。下大冰雹。雨雪、雷霆失去规律，交相发生。水灾、旱灾、饥荒、蝗蝻、螽虫、螟虫和蜂害同时兴起。在这期间，灾祸动乱总是随之应验，弑杀国君三十六起，亡国五十二个，诸侯奔逃，不能保全社稷的数不胜数。周王室遭遇了许多祸患：晋国在贸戎打败周军；周人进攻晋国郊外；郑国使周桓王受伤；戎人俘虏周朝使者；卫侯朔被召而不肯前往，齐国违抗王命帮助卫侯朔；五位大夫争夺权力，三个国君相继被拥立，却没有人能够整治政理。周王室于是逐渐衰败，不能再兴盛。由此看来，和气会招致祥瑞，乖戾之气会招致灾异；祥瑞多的国家就安定，灾异多的国家就危险，这是天地的常理，也是古今共同的道理。如今陛下开创三代的事业，招揽文学之士，宽厚优容，使他们能够一同进用。可是现在贤者和不肖者混杂，是非黑白不能分辨，邪正交错，忠臣和谗臣同时得势。奏章交送公车署，塞满北军；朝臣彼此抵牾，固执乖张，互相诬告，转而互相指责是非。传授经学的说法不断增加，往来的文书纷乱纠结，前后错乱，毁谤与混淆纷至沓来，用来迷惑视听、动摇心意的言辞不可胜数。群臣分曹结党，常常结成朋党，想同心协力陷害正直的大臣。正直大臣被起用，是国家得到治理的征兆；正直大臣被陷害，是国家发生动乱的开端。现在正处于治乱转变的关头，却不知道将任用谁；而灾异又屡次出现，这正是臣感到寒心的原因。那些乘权借势的人，子弟像鱼鳞一样聚集在朝廷，暗中依附的羽翼很多，像车轮辐条一样聚集在他们面前；毁谤和诋毁必将被采用，以最终造成彼此离散的灾祸。因此日月失去光明，夏天降下雪霜，海水沸腾涌出，山陵深谷互换位置，列星运行失常，这些都是怨气造成的。沿袭衰败周朝的道路，遵循诗人所讥刺的做法，却想成就太平、达到雅颂的境界，就像倒退着走路却想追上前人。初元以来已经六年了，考察《春秋》，六年之中，灾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密集。有《春秋》所记的灾异，却没有孔子出来挽救，尚且不能解除纷争，何况灾异比《春秋》所记更严重呢？推究其中的原因，是谗邪之人一齐进用。谗邪之人之所以一齐进用，是因为皇上多疑；已经任用了贤人、实行了善政，一旦有人诬陷他们，贤人就退去，善政也随之倒退。心怀狐疑不决，就会招来进谗害人的嘴；抱着犹豫不断的心态，就会打开众多奸邪之徒的门路。邪佞进用，众贤便退；群邪势盛，正直之士便消失。因此《易经》有“否”“泰”二卦。小人的道路增长，君子的道路消退，君子之道消退，政事便日益混乱，所以称为“否”。“否”就是闭塞而混乱。君子的道路增长，小人的道路消退，小人之道消退，政事便日益清明，所以称为“泰”。“泰”就是通达而安治。《诗经》又说“纷纷降下的雨雪，见到阳光就很快消融”，与《易经》的意思相同。

译从前鲧、共工、欢兜与舜、禹一同处在尧的朝廷，周公与管叔、蔡叔一同居于周朝职位；当时他们轮流进言互相毁谤，流言彼此诋毁，哪里说得完呢！帝尧、周成王能够认为舜、禹、周公贤能，并排斥共工、管叔、蔡叔，所以天下大治，荣华延续到今天。孔子与季氏、孟氏一同在鲁国做官，李斯与叔孙通一同在秦国做官；鲁定公、秦始皇认为季氏、孟氏、李斯贤能，却排斥孔子、叔孙通，所以造成大乱，污辱也延续到今天。因此国家治乱、个人荣辱的关键，在于信任和任用什么人；信任任用贤人之后，还在于坚定不移。《诗经》说“我的心不是石头，不能被转动”，是说坚守善道要坚定。《易经》说“像汗水一样发布大号令”，是说号令一旦发出，就像汗水流出后不能收回。如今发布善政命令，还没有超过一个时辰就反悔，这是把汗水收回；任用贤人还不到三十天就罢退，这是把石头转动。《论语》说：“看见不善，就像用手探入沸水。”如今两府已经奏请奸佞谄媚之人不应居官，却经过多年仍不罢退。发布命令像收回汗水，任用贤人像转动石头，铲除奸佞却像拔山一样困难，这样还想盼望阴阳调和，不是很难吗！因此群小窥见朝政的缝隙，借机修饰文字，巧言丑诋，传播流言和浮文，在民间喧嚣。所以《诗经》说：‘忧心忡忡，却被群小所恼怒。’小人成群结党，确实足以令人愤怒。从前孔子与颜渊、子贡彼此称赞，并不是结成朋党；禹、稷与皋陶相互推荐提携，也不是结党营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忠于国家，没有邪心。因此贤人处在上位，就会引荐同类，使他们聚集在朝廷，《易经》说“飞龙在天，大人聚集”；贤人处在下位，就希望与同类一同进用，《易经》说“拔出茅草，连同同类一起拔出，出行吉利”。贤人在上位就引荐同类，在下位就推举同类，所以商汤任用伊尹后，不仁之人远离，众多贤人到来，这是同类相互招致的结果。如今奸佞邪恶之人与贤臣一同处在朝廷之内，结党合谋，背离善人而依附恶人，互相迎合非议，多次设置危险的言论，想倾覆、改变皇上的意志。如果忽然任用他们，这就是天地预先警告、灾异所以一再到来的原因。自古以来明智圣贤的君主，没有不诛除奸邪而能实现治理的；所以舜有流放四凶的惩罚，孔子有诛戮两观之人的举措，然后圣人的教化才可以实行。如今凭借陛下的明察，诚恳地思考天地的意旨，考察诛戮两观之人的道理，审视“否”“泰”二卦，观看雨雪之诗，把周朝、唐尧所进用的人作为法则，把秦国、鲁国所排斥的人作为警戒，考察祥瑞应验带来的福祉，反省灾异带来的祸患，以此衡量当世的变化；放逐疏远奸佞邪党，拆散险诈之徒的聚集，堵住群邪进出的门路，广开众多正直之士进用的道路，决断狐疑，区别犹豫，使是非清楚明白、可以辨知，那么各种灾异就会消失，众多祥瑞一齐到来；这将成为太平的基础，也是万世的利益。臣有幸依托宗室亲属，确实看见阴阳失调，不敢不把所听闻的情况通报出来。我私下推究《春秋》所载灾异，想对当前政事略作挽救，分条说明其中缘由，这些话不应泄露。臣谨慎地把奏章加重封缄，冒死上奏。弘恭、石显看了这封奏章，更加与许氏、史氏结交，并怨恨刘更生等人。周堪性情公正方直，看到自己孤立无援，便坚持直道而不屈曲。这年夏天寒冷，太阳呈青色而没有光，弘恭、石显以及许氏、史氏都说这是周堪、张猛掌权造成的过错。皇帝内心看重周堪，又担心众人的议论逐渐侵入，无法决定相信谁。当时长安令杨兴凭才干受到宠信，常常称赞周堪。皇帝想让他作为自己的助力，便召见并问杨兴：‘朝臣们争论不休，说周堪不宜任光禄勋，为什么？’杨兴是个倾险巧诈的人，猜到皇帝怀疑周堪，便顺着皇帝的意思说：‘周堪不只是不适合在朝廷任职，即使在州里乡间也不适合。臣听众人说，周堪以前曾与刘更生等人谋划毁谤宗室亲属，认为他应当被杀，所以臣从前说周堪不可诛杀，是想为国家保全恩德。’皇帝说：‘既然如此，这是什么罪，为什么要杀他？现在应当怎么办？’杨兴说：‘臣愚昧地认为，可以赐他关内侯爵位，食邑三百户，不让他掌管政事。明主不失去对师傅的恩德，这是最恰当的策略。’皇帝于是产生了疑虑。适逢城门校尉诸葛丰也说周堪、张猛的坏话，皇帝因此发怒，免去了诸葛丰的官职。事情记载在周堪、张猛的传记中。又说：‘诸葛丰说周堪、张猛不能树立忠贞信义，互相忧闵而不能治理，又可惜他们的才干尚未得到施展，于是把周堪降为河东太守，把张猛降为槐里令。’石显等人专权日益严重。三年多以后，孝宣皇帝的宗庙阙门发生火灾；这天正逢晦日，太阳发生日食。于是皇帝召来从前说太阳变化是周堪、张猛造成的人，责问他们，他们都叩头谢罪。皇帝于是下诏说：‘河东太守周堪，先帝认为他贤能，任命他为师傅。他资质美善，德术通达明晓，议论正直，秉持恒常之心，发愤抒发诚意，确实有忧虑国家的心意。只是因为不能阿谀尊贵、侍奉权贵，孤立特别而缺少援助，受到压抑厌弃，终于退处，最终不能显明自己的才能。从前众臣见到灾异，不致力于自我修养，深入思考其中缘故，反而昏昧地迎合天意，把罪责推给这个人。我不得已让他出任地方官以试验他，用来彰显他的才能。周堪出任以后，大的灾变仍然接连到来，众人也都沉默了。周堪治理河东不到一年，三老、官属和有见识的人都歌颂他的美德；使者经过郡中，没有人不称赞他。这足以彰明先帝识人的能力，也使我能够自我证明。世俗之人却从头制造事端，非议、诋毁、欺骗，有的牵引隐秘之事，认为不应公开说明，凭相似之处猜疑，想借此陷害他，我也不采纳。’ 我受世俗舆论逼迫，不能专心处理政事；近来上天显现重大的异常，我对此非常恐惧。如今周堪年老、岁暮，恐怕不能自我证明，又被排斥在异己之列，将来还怎么查究清楚呢？于是征召周堪到皇帝行在。任命他为光禄大夫，秩禄中二千石，兼领尚书事务。张猛又任太中大夫给事中。石显掌管尚书事务，尚书五人都是他的党羽。周堪很少有机会见到皇帝，常常通过石显上报事情，政事的裁决都出自石显之口。适逢周堪病重，不能说话而死。石显诬陷毁谤张猛，令他在公车署自杀。刘更生为此悲伤，于是撰写《疾谗》《摘要》《救危》和《世颂》，共八篇，借古事寄托感慨，哀悼自己及同类。此后被废弃不用十多年。成帝即位，石显等人伏罪，刘更生才重新被起用，并改名为刘向。刘向因原为九卿，被征召任命为中郎，负责督护三辅地区的都水事务。他多次上密封奏章，升为光禄大夫。当时成帝的舅父阳平侯王凤任大将军，依仗太后，掌握国家权力；他的兄弟七人都封为列侯。当时屡次出现重大灾异，刘向认为这是外戚显贵势盛、王凤兄弟掌权造成的过错。而皇帝正精心研习《诗》《书》，考察古文，便下诏让刘向主持校订《五经》秘书。

译刘向看到《尚书·洪范》，其中记载箕子向周武王陈述五行阴阳与吉凶祸福相应的道理。于是刘向汇集上古以来，经过春秋、六国直到秦、汉的符瑞灾异记录，推究历史行事，贯连祸福的传承，记述灾异的占验，按类别编排，各有条目，共十一篇，名为《洪范五行传论》，上奏给皇帝。天子内心知道刘向忠诚专一，所以他是为王凤兄弟而撰写这篇论说的；然而最终仍不能夺取王氏的权力。过了很久，朝廷营建昌陵，多年不能完工，后来又改回延陵，规模制度极其奢侈。刘向上奏劝谏说：臣听说《易经》说：‘处在安定时不要忘记危险，处在存续时不要忘记灭亡，这样自身才能安稳，国家才能保全。’所以贤明圣德的君主，广泛考察事情的始终，彻底探究事理，使是非分明。天子必须通晓三统，明白上天所授予的天命范围广大，并不只是属于一个姓氏。孔子谈论《诗经》，讲到‘殷商之士仪容美好敏捷，在京城举行裸祭、助祭’，感叹说：‘上天的命运真伟大啊！’善行不能不传给子孙，因此富贵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如果不是这样，王公们凭什么戒慎，百姓又凭什么受到劝勉呢？’这大概是在感伤微子侍奉周朝，又痛惜殷朝灭亡。即使有尧、舜那样的圣德，也不能教化丹朱的后代。即使有禹、汤那样的德行，也不能训导末代的桀、纣。自古至今，从来没有不灭亡的国家。从前汉高祖灭掉秦朝后，准备定都洛阳，听到刘敬的话而醒悟，认为自己的德行不如周朝，却比秦朝贤明，于是迁都关中，依靠周朝的德行，凭借秦地的险阻。世代长短，以德行为成败的效验，所以常常战栗，不敢讳言国家会灭亡。这就是孔子所说‘富贵无常’的大意。孝文皇帝安葬在霸陵，向北登临厕台，心情凄怆悲伤，回头对群臣说：‘唉！如果用北山的石头做外椁，用绽絮斫陈漆[原文有疑误]填在其中，难道还能被挖动吗？’张释之进谏说：‘假使墓中有值得贪求的东西，即使把南山封固起来，也还会有缝隙；假使墓中没有值得贪求的东西，即使没有石椁，又有什么忧惧呢？’死者没有穷尽，国家却有兴废，所以张释之的话，是为国家作长远无穷的打算。孝文帝醒悟，于是实行薄葬，不修筑高大的坟山。《易经》说：‘古代安葬死者，用柴薪厚厚包裹尸体，藏在野外，不起坟、不植树。后世圣人改用棺椁。’棺椁的制作，从黄帝时开始。黄帝葬在桥山，尧葬在济阴，坟丘都很小，葬具也十分简略。舜葬在苍梧，两个妃子没有随葬。禹葬在会稽，没有改变山陵原有的形势。商汤没有明确的葬处。周文王、周武王、周公葬在毕地；秦穆公葬在雍地橐泉宫祈年馆下面，樗里子葬在武库，那里都没有修筑坟丘。这些都是圣帝、明王、贤君和智士从长远考虑、独自谋划无穷后果的做法。他们的贤臣和孝子也遵从遗命、顺应心意而实行薄葬，这确实是安定君父、忠孝至极的表现。周公是武王的弟弟，安葬兄长却十分简薄。孔子安葬母亲在防地，称为古代墓葬，只筑墓而不起坟，说：‘我是四方漂泊的人，不能不留下标志让人辨认。’于是筑了四尺高的坟，遇到雨就塌了。弟子修整后告诉孔子，孔子流泪说：‘我听说古代不修墓。’这大概是在责备他们。延陵季子到齐国后返回，儿子死了，便把他葬在赢、博之间；墓穴没有挖到泉水，用当时的衣服收殓，封土掩埋墓穴，坟高只到可以遮蔽人的程度，并哭喊道：‘骨肉回归土地，这是命运；魂气则没有不到的地方。’赢、博距离吴国一千多里，季子没有把儿子运回去安葬。孔子前去观看，说：‘延陵季子的做法符合礼。’所以仲尼是孝子，延陵季子是慈父，舜、禹是忠臣，周公是守弟道的弟弟；他们安葬君主、父母和骨肉，都很简薄。这并不是故意节俭，实在是有利于死者。宋国桓司马制作石椁，孔子说：‘不如让它快些腐朽。’秦国丞相吕不韦集合有才智谋略的人编纂《春秋》，也说到薄葬的道理，他们都是明白事理的人。到了吴王阖闾，违背礼制实行厚葬，十多年后被越人挖掘。到秦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庄襄王五代，都大规模修筑坟墓，埋藏大量陪葬品，最终全都被挖掘，尸骨暴露在外，实在令人悲痛。秦始皇帝葬在骊山山脚，下面封固到三重泉水，上面增高坟山；坟高五十多丈，周围五里多。用石头建成墓中游观馆舍，用人鱼膏作灯烛，用水银做江海，用黄金铸成水鸟和雁。所藏珍宝、机关变化、棺椁华美、宫馆盛大，无法全部说明。又大量杀死工官和活埋工匠，计算起来有万人之多。天下苦于劳役而反叛，骊山工程还没有完工，周章率领百万军队就已经到达山下。项羽焚烧了秦始皇的宫室营宇，后来都被挖掘出来。后来牧童丢失羊，羊钻进墓穴，牧人拿火进去寻找，失火烧毁了其中的藏物和棺椁。自古至今，葬制没有比秦始皇更盛大的；几年之间，外部遭受项羽焚烧的灾祸，内部又遭受牧童纵火的祸患，难道不可悲吗！所以德行越厚的人，葬礼越简薄；智慧越深的人，葬制越微薄。没有德行、缺少见识的人，葬得越厚重，坟丘越高，宫殿宗庙越华丽，被挖掘也一定越快。由此看来，明智与昏暗的效验、葬制的吉凶，清楚地可以看见。周朝德行衰败而崇尚奢侈，周宣王贤明而使周朝中兴，便改为俭省官室，缩小寝宫宗庙。诗人赞美他，《斯干》这首诗就是这样；上章说宫室合乎制度，下章说子孙众多。到了鲁严公，刻饰宗庙，大量修筑台榭园囿，后来子孙两次断绝，《春秋》讥刺此事。周宣王如此而昌盛，鲁国、秦国如此而灭亡，这就是奢侈与节俭的得失。陛下即位后亲自实行节俭，最初营建初陵，规模节制而小，天下没有不称赞您贤明的。后来迁建昌陵，削低处填高处，堆土成山，挖掘百姓坟墓，数量多达一万；又营建陵邑，期限紧迫，工程费用超过一亿一百余万。死者在地下怨恨，生者在地上忧愁，怨气感动阴阳，因而造成饥荒，死亡和流离的人多达十万，臣对此十分怜悯。假使死者有知，挖掘人的坟墓，祸害就太多了；假使死者无知，又何必建得这样宏大？拿这件事和贤者智者商议，他们不会赞同；把它展示给百姓，只会使他们困苦。

译如果只是为了取悦愚昧浅薄、沉溺奢侈的人，又有什么意义呢！陛下仁慈厚重、品德美盛，聪明通达举世无双，本应弘扬汉家的德行，尊崇刘氏的美德，光耀五帝、三王，却反而要同暴虐的秦朝和乱世君主竞相奢侈，用坟丘来攀比，取悦愚人的眼目，夸耀一时的景观，违背贤者智者的心意，丧失万世的安定，臣私下替陛下感到羞愧。希望陛下向上观览黄帝、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仲尼等明圣之人的制度，向下考察秦穆公、延陵季子、樗里子、张释之等贤人智者的心意。孝文皇帝不起坟而实行薄葬，以节俭安定神灵，可以作为法则；秦昭王、秦始皇增高山陵、厚葬珍藏，以奢侈招致祸害，足以作为警戒。初陵应当听从公卿大臣的意见，以使百姓得到休息。奏章上报后，皇帝很受感动，却不能采纳他的计策。刘向看到风俗越来越奢侈淫靡，而赵氏、卫氏之类出身微贱却越过礼制。刘向认为王道教化应由内到外，从亲近处开始。所以他采集《诗经》《尚书》中记载的贤妃贞妇，以及使国家兴盛、家族显赫而可以效法的人和孽妾宠姬导致乱亡的人，编次为《列女传》，共八篇，用来告诫天子。又采集传记中记载的事迹，撰写《新序》《说苑》，共五十篇，上奏给皇帝。他多次上疏谈论政事得失，陈述法令和戒惧之道。奏书数十次上呈，用来帮助皇帝观览，补充遗漏缺失。皇帝虽然不能全部采用，但内心赞赏他的话，常常为之叹息。当时皇帝没有继承人，政权从王氏一族发出，灾异逐渐严重。刘向一向惊奇于陈汤的智谋，和他亲近交好，单独对陈汤说：‘灾异已经这样严重，而外戚势力一天比一天强盛，逐渐发展下去必然危及刘氏。我有幸是同姓宗室的远支，世代蒙受汉朝厚恩；我身为宗室老臣，经历侍奉三位皇帝。皇帝因为我是先帝旧臣，每次召见都特别礼遇；如果我不说话，还有谁应当说呢？’刘向于是上密封奏章极力劝谏道：臣听说人君没有不想安定的，却常常陷于危险；没有不想国家长存的，却常常走向灭亡，这是因为失去了驾驭臣下的方法。大臣掌握权柄、持有国政，从来没有不造成祸害的。从前晋国有六卿，齐国有田氏、崔氏，卫国有孙氏、甯氏，鲁国有季氏、孟氏，长期掌握国事，世代执掌朝廷权柄。最终田氏夺取齐国，六卿瓜分晋国，崔杼杀死齐庄公光，孙林父、甯殖赶走卫献公衎并杀死卫殇公剽；季氏在庭院中舞八佾，三家用《雍》乐章撤祭，三家共同专擅国政，最终驱逐鲁昭公。周朝大夫尹氏掌管朝政，使王室混乱，子朝、子猛相继被拥立，多年后才安定。所以经书说‘王室混乱’，又说‘君氏杀死王子克’，这是把罪责说得更重。《春秋》列举成败，记录祸福，这类事很多，都是阴气强盛而阳气衰微、臣下失去为臣之道造成的。所以《尚书》说：‘臣下如果擅自施威、擅自施福，就会祸害你的家族，使你的国家遭凶。’孔子说‘俸禄离开王室，政权落到大夫手中’，这是国家危亡的征兆。秦昭王的舅父穰侯以及泾阳君、叶阳君专擅国政、独揽权势，向上借太后的威势；三人的权力重于秦昭王，家产富过秦国，国家非常危险，幸亏范雎使秦昭王醒悟，秦国才重新得以保存。秦二世把政权交给赵高，赵高专权放纵，堵塞蒙蔽大臣，最终发生阎乐在望夷宫逼迫秦二世的祸乱，秦朝于是灭亡。近来的事情并不遥远，就是汉朝所取代的秦朝。汉朝兴起时，诸吕无道，擅自互相尊奉为王。吕产、吕禄凭借太后的宠爱，占据将相职位，又兼有南北军的兵力，拥有梁王、赵王的尊贵地位，骄横满足而不知止，想危害刘氏。幸亏忠正的大臣绛侯、朱虚侯等竭尽忠诚节操把他们诛灭，刘氏才重新安定。如今王氏一姓乘坐朱轮华毂车的有二十三人，身穿青紫官服、佩戴貂蝉冠饰的人充满宫帷之内，像鱼鳞一样排列在皇帝左右。大将军王凤掌握政事、运用权力，五侯骄奢僭越而盛大，一同擅自施威施福，任意刑赏，行为污秽却托称治理，私心行事却假托公义，依仗东宫太后的尊贵，凭借甥舅的亲属关系，把自己作为威势权重之人。尚书、九卿、州牧、郡守都出自王氏门下，王氏掌握朝廷枢机，结党营私。称誉他们的人得到升迁，触犯并使他们怨恨的人就遭诛害；游说之士替他们助长言论，执政大臣替他们说话。王氏排斥宗室，使刘氏宗族孤立衰弱；其中有才智的人，更被诋毁而不能进用。他们远远隔绝宗室的任职机会，不让宗室在朝廷各部门供职，担心宗室与自己分掌权力；又多次提起燕王、盖主来使皇帝疑心，避讳吕氏、霍氏而不肯明说。内部已经有管叔、蔡叔作乱的苗头，外面却借用周公的名义；兄弟占据重要职位，宗族相互盘结。纵观上古直到秦、汉，外戚僭越尊贵，没有像王氏这样的。即使周朝皇甫、秦国穰侯、汉朝武安侯、吕氏、霍氏、上官氏之流，也都比不上。事物发展到极盛，必然先出现异常变化，作为对当事人的微小征兆。汉昭帝时，泰山有冠石直立，上林苑有倒卧的柳树重新生长。孝宣帝即位时，如今王氏先祖在济南的坟墓中，梓树的木柱生出枝叶，枝叶繁茂高出屋顶，树根下垂到地面；即使泰山冠石直立、柳树重新生长，也没有这个征兆明显。事势不能让两者同时强盛，王氏与刘氏也将不能并立；如果下面有泰山一样的安定，上面就有累卵一样的危险。陛下作为刘氏子孙，守护祖先宗庙，却让国运转移到外戚亲属手中，自己降为奴隶，即使不考虑自身，又把宗庙怎么办呢！妇人嫁入夫家，对外则属于父母家；这对皇太后也并不是福。孝宣皇帝不让舅父平昌侯、乐昌侯掌权，正是为了使他们安全。时势可以在无形中产生福，也可以在祸患尚未形成时消除它。应当发布明诏，宣布有德的言辞，援引亲近的宗室，亲自亲近并取得他们的信任；贬退、疏远外戚，不把政权交给他们，全部罢免，让他们回到府第，以此效法先帝的做法，厚待并安定外戚，保全他们的宗族。这确实符合东宫太后的心意，也是外戚一家的福分。这样王氏可以长久存在，保有爵位俸禄；刘氏可以长久安定，不失去社稷。这是褒奖和睦内外两姓、为子子孙孙谋求无穷安定的办法。如果不实行这个策略，田氏的事情就会再次在今天出现，六卿也必将在汉朝兴起，成为后代子孙的忧患；这一点明白得很，不能不深思，不能不及早考虑。《易经》说：‘君主不谨慎保密，就会失去臣下；臣下不谨慎保密，就会失去自身；机密之事不保密，就会使祸害形成。’希望陛下深思圣意，审慎而牢固地保守机密，考察往事的警戒，以适中之道取得信任，处在万全安定的实际状态中，用来保全宗庙，长久侍奉皇太后；天下幸甚。

译奏章上报后，天子召见刘向，因他的用意而叹息悲伤，对他说：‘你暂且歇息吧，我将认真考虑这件事。’ 皇帝任命刘向为中垒校尉。刘向为人简朴随和，没有威严仪表；廉洁安静，喜欢道术，不与世俗之人交往，专心思考经学，白天诵读经传，夜里观察星宿，有时不睡觉直到天亮。元延年间，星孛出现在东井，蜀郡岷山崩塌，壅塞江水。刘向厌恶这些灾异，事情记载在《五行志》中。他心中忧虑，不能停止，于是又上奏，奏辞说：臣听说帝舜告诫伯禹，不要像丹朱那样骄傲；周公告诫周成王，不要像殷王纣那样。《诗经》说：‘殷商的鉴戒并不遥远，就在夏后氏的时代’，也是说商汤把夏桀作为鉴戒。圣帝明王常常以失败和动乱警戒自己，不忌讳国家的衰败和兴盛，所以臣敢于极力陈述自己的愚见，希望陛下留心察看。臣谨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次，其中襄公时尤其频繁，大约每三年零五个月多发生一次。汉朝兴起直到竟宁年间，孝景帝时尤其频繁，大约每三年一个月发生一次。臣刘向从前多次说太阳应当发生日食，如今连续三年接连发生日食。自建始以来二十年间发生八次，大约每两年六月发生一次，这是古今少有的。灾异有大小、稀疏和密集，占验有舒缓和急迫之别，而圣人正是据此来判断疑惑。《易经》说：‘观察天文，用来察知时势的变化。’从前孔子回答鲁哀公时，一并谈到夏桀、殷纣暴虐天下；所以历法失常，摄提失去方位，孟春正月没有纪纲，这些都是改朝换姓的变化。秦始皇末年至秦二世时期，日月多次发生日食、月食，山陵陷落，辰星在四孟月出现，太白星穿过天空运行，无云而雷鸣，枉矢星在夜间发光，荧惑星逼近月亮，妖火烧毁宫殿，野禽在朝廷中嬉戏，都城城门内陷，长人出现在临洮，陨石落在东郡，彗星出现在大角星附近，大角星因而陨落。考察孔子的话，验证暴秦时期的灾异，天命确实是令人畏惧的。等到项籍失败时，也有彗星出现在大角星附近。汉朝取代秦朝时，五星聚集在东井星宿，这是将要得到天下的征象。孝惠帝时，发生下血雨、日食发生在冲位、无光之星出现等灾异。孝昭帝时，泰山上的卧石自行竖立，上林苑中已经僵死的柳树重新复生，大星像月亮一样向西运行，众星跟随它，这都是特别的异象。孝宣帝兴起的征兆，是天狗星夹在银河两侧向西运行；长时间阴天不下雨，达二十多天，是昌邑王不能善终的灾异。这些都记载在《汉纪》中。观察秦、汉改朝换代，考察孝惠帝、孝昭帝没有后嗣，察看昌邑王不能善终，再看孝宣帝继承而兴起，天意的取舍，难道不是明明白白吗？高宗、成王也曾有野鸡鸣叫、拔起树木的变异，他们能够思考其中原因，所以高宗享有百年的福祉，成王得到风向恢复正常的报应。神明的应验，像影子随形、回声随响一样迅速，这是世人共同听闻的事实。臣有幸得以忝列宗室末属，确实看到了陛下宽厚英明的德行，希望消除重大的灾异，振兴高宗、成王那样的声名，以尊崇刘氏，所以屡次冒犯而不顾死亡之诛。如今日食尤其频繁，彗星出现在东井，摄提星的火光蔓延到紫宫，有见识的长者无不震惊，这正是最大的变异。此类事情难以一两件记尽，所以《易》说：“书写不能完全表达言语，言语不能完全表达心意。”因此设置卦象、标明爻位，又反复解释其中的意义。《尚书》说：“+亻平来以图。”天文难以用语言使人明白，臣虽然已经把图献上，仍须口头说明，然后才能了解，希望陛下赐给臣清闲燕居的时间，让臣指着图陈述情况。皇上每每采纳，却始终不能实行。过去皇上每次召见臣，臣多次进言说：“公族是国家的枝叶，枝叶凋落，本根便没有遮蔽。如今同姓宗室日益疏远，外戚专权，俸禄从公室流失，权力落在外戚手中，这不是用来强固汉室宗族、压抑私人门第、保全社稷、安定巩固后代的办法。”刘向自认为得到皇帝信任，所以常常公开为宗室申诉，讥刺王氏以及在位大臣，他的话大多痛切激烈，出于至诚。皇上几次想任用刘向为九卿，总被王氏中居高位的人以及丞相、御史牵制，因此始终没有升迁。他前后任列大夫三十多年，七十二岁去世。刘向死后十三年，王氏取代了汉朝。刘向的三个儿子都喜好学习：长子+亻及，凭借《易》教授学生，官至郡守；次子刘赐，任九卿丞，早年去世；小儿子刘歆，最为知名。刘歆字子骏，年少时因为精通《诗》《书》、能够撰写文章，被成帝召见，任宦者署待诏，后来任黄门郎。河平年间，接受诏令与父亲刘向共同负责校订宫中秘书，讲论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没有不研究的。刘向死后，刘歆又任中垒校尉。哀帝初年，大司马王莽举荐刘歆，说他是宗室中有才德品行的人，于是任他为侍中、太中大夫，升为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受到尊贵宠幸。他又主管《五经》，完成了父亲未竟的事业。刘歆于是汇集六艺及各类书籍，分类编排，写成《七略》。有关内容见《艺文志》。刘歆和刘向起初都研究《易》。宣帝时，刘向奉诏接受《穀梁春秋》，经过十多年，才大为明白并熟习。等到刘歆校订秘书时，看到了古文《春秋左氏传》，刘歆非常喜爱。当时丞相史尹咸因为能够研究《左氏》，便和刘歆共同校订经书和传文。刘歆大略跟随尹咸以及丞相翟方进学习，询问经书的大义。起初《左氏传》中有很多古字古语，学者只传授训诂而已。等到刘歆研究《左氏》时，引用传文来解释经文，彼此转相发明，从此经文的章句和义理才完备起来。刘歆又沉静安详而有谋略，父子都喜爱古代事物，见闻广博，记忆力强，超过常人很多。刘歆认为左丘明的好恶与圣人相同，是亲自见过孔子的人；而公羊高、穀梁赤都在七十子之后，他们的传闻与亲见之人的记述，详略自然不同。刘歆多次以此诘难刘向，刘向不能驳斥其中的差错，但仍坚持自己的《穀梁》学说。等到刘歆受到皇帝亲近，便想把《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都立为学官。哀帝命刘歆与《五经》博士讲论这些书的义理，诸博士有的竟不肯答复。刘歆于是给太常博士发文书，责备他们说：从前唐尧、虞舜衰微之后，夏、商、周三代相继兴起，圣明的帝王接连出现、相承不绝，他们的道术非常显著。周王室衰微以后，礼乐不能正常施行，道术难以完整保存到了这样的地步。因此孔子忧虑大道不能实行，周游各国，接受聘请。后来从卫国返回鲁国，才向东整理古代典籍，《雅》《颂》才各得其所；又修订《易》，编次《书》，创作《春秋》，用来记载帝王之道。孔子去世以后，精微的言论断绝；七十弟子去世以后，大义也发生了偏差。又遭逢战国时期，人们抛弃了笾豆礼器之礼，转而讲求军队布阵，孔子的道术受到压抑，而孙武、吴起的权谋之术兴盛起来。

译这种衰微一路发展到暴虐的秦朝，秦朝焚烧经书，杀害儒生，制定挟书之法，实行把这些行为视为古代罪行的禁令，道术从此完全灭绝。汉朝兴起以后，距离圣明帝王的时代已经非常遥远，孔子的道术又断绝了，法度也没有可以因袭的依据。当时只有叔孙通大略制定了礼仪，天下只有《易》可以用来占卜，还没有其他经书。到了孝惠帝时期，才废除挟书律，但绛侯、灌婴一类的公卿大臣都是身披铠甲的武夫，没有人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到了孝文皇帝时，才开始让掌故朝错跟随伏生学习《尚书》。《尚书》最初从孔子住宅墙壁中发现时，竹简已经腐朽折断，散失残缺；如今这部书还保存着，不过是靠明白经义的老师传授诵读而已。《诗经》的学术才开始萌芽。天下的各种书籍也往往有所发现，但都是诸子学说和传说，仍然广泛地被立在学官中，并设置博士。在汉朝的儒生中，只有贾谊还算如此。到了孝武皇帝时，邹、鲁、梁、赵等地才颇有传授《诗》《礼》《春秋》的先师，都是在建元年间兴起的。当时一个人不能独自穷尽一部经书，有的人专治《雅》，有的人专治《颂》，相互配合才得以成篇。《泰誓》后来被发现，博士们汇集起来诵读它。所以诏书说：“礼制败坏，音乐崩解，经书残缺，竹简散脱，朕对此十分忧痛。” 这时汉朝兴起已经七八十年，距离完整的经书已经很远了，当然更加遥远。后来鲁恭王拆毁孔子的住宅，想把它改建为宫室，却在毁坏的墙壁中发现了古文书籍，其中有《逸礼》三十九篇、《尚书》十六篇。天汉以后，孔安国把这些书献上，却遭逢巫蛊之祸的仓促变乱，来不及施行。至于左丘明所修的《春秋左氏传》，也都是古文旧书，较多的有二十多部，收藏在秘府中，隐而未发。孝成皇帝忧虑学术残缺、文字散失，逐渐偏离经书本真，于是打开秘府藏书，校订整理旧文，得到这三类书，用来考察学官所传的经书，有的经文脱简，有的传文编次错乱。又询问民间，发现还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留下的学说与这些古文相同，只是受到压抑而没有施行。这正是有见识的人所惋惜、士君子所叹痛的事情。从前那些勉强缀辑学问的人，不思考学术废绝、经文残缺的缺失，只是苟且因循浅陋、满足于残缺少量的材料，分解文字、剖析字形，堆砌繁琐言语和琐碎辞句，使求学者疲惫衰老，也不能穷究其中一门学艺。他们任凭口头传说而背离传记，这是后世浅陋的老师而不是继承古人；等到国家将要举行大事，如建立辟雍、举行封禅、制定巡狩仪式，就昏暗茫然而不知道根本依据。可是他们还想保存残缺、固守缺漏，抱着害怕被人揭破的私心，却没有舍弃错误、服从正义的公心；有的心怀嫉妒，不考察真实情况，只是彼此附和，随声判断是非，压制这三种古学，认为《尚书》已经完备，称左氏没有传授《春秋》。这难道不可悲吗！如今圣上的德行通达神明，继承帝统，发扬功业，也怜悯经学文字错乱、学者竟到了这种地步。即使已经明白其中实情，仍然犹豫谦让，愿意与士君子共同商议。因此颁下明诏，考察《左氏》是否可以立为学官，派近臣奉行诏旨、带着使命前来，想要扶助衰弱、振兴微学，与诸位君子同心协力，希望使被废弃、被遗忘的学术得以恢复。如今却不是这样，他们深闭门户，坚决拒绝，不肯接受考试，轻率地以不能背诵为理由将它断绝，想要堵塞残存的学术道路，灭绝微弱的学问。能够共同享受成功，却难以共同谋划开始，这只是普通人所做的事，不是对士君子的期望。况且这几家的学说，都是先帝亲自讨论过、今上亲自考察过的；其中的古文旧书都有证据可以验证，内外相互印证，难道只是苟且之说吗？礼制在民间失传了，尚且要到民间去寻求，古文难道不比民间传说更可靠吗？从前学官所传的《尚书》有欧阳氏，《春秋》有公羊氏，《易》有施氏、孟氏，然而孝宣皇帝仍然又广泛设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等学官，虽然各家义理有相反之处，仍然一并设置。为什么呢？与其因为担心错误而废弃它们，不如即使可能有错也先予以设立。传文说：“周文王、周武王的道术还没有坠落到地上，仍在人们之中；贤者记取其中的大道，不贤者只记取其中的小节。” 如今这几家的学说兼有大小各方面的义理，怎么可以偏执地加以断绝呢？如果一定要专门固守自己残缺的学说，结党维护同门，嫉妒真正的道术，违背明诏，辜负圣意，以至于陷入文吏的非难，那是诸位君子绝不会赞同的。刘歆的话非常恳切，诸儒都怨恨他。当时名儒、光禄大夫龚胜因为刘歆发文书之事上疏，深深责备自己，请求辞官归乡。后来儒者师丹任大司空，也非常愤怒，上奏说刘歆改乱旧有章法，诋毁先帝所设立的制度。皇上说：“刘歆想要扩大传播道术，又怎么能说他是在诋毁呢！”刘歆因此触犯执政大臣，被众儒讥讽，害怕获罪，便请求出京补任地方官，任河内太守。因为宗室不宜主管三河地区，于是调任五原太守，后来又转任涿郡太守，先后任三郡太守。几年后因病免官，从家中起用，复任安定属国都尉。适逢哀帝去世，王莽执掌政权。王莽年轻时与刘歆一同任黄门郎，很器重他，便向太后说明。太后留刘歆任右曹太中大夫，升任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派他主持明堂、辟雍事务，封为红休侯。他主管儒林、史官、卜官等事务，考订律令和历法，撰写《三统历谱》。起初，刘歆在建平元年改名为刘秀，字颖叔。等到王莽篡夺帝位，刘歆任国师，后来发生的事情都记载在《王莽传》中。赞曰：孔子说：“人才难得，难道不是这样吗？” 自孔子以后，缀辑文章、著述学问的人很多，只有孟轲、孙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这几位，都是博学多闻、通晓古今，他们的言论对世间有所补益。传文说：“圣人不出现，其中一定有闻名于世的人。”难道说的不是接近这些人吗？刘氏的《洪范论》阐明《洪范大传》，论述天人感应；《七略》辨析、裁定各种典籍文章，总括诸子百家的源流；《三统历谱》考察推算日月五星运行的度数，或许有意在探究它们的根本吧。唉！刘向所说山陵陷落之类的灾变，直到今天观察起来，真令人悲哀！他指明用梓木柱来推知兴废，实在清楚明白！难道他不是正直诚信、见闻广博，是古代所说的有益朋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