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传第十八

译进言的人都说天下已经安定、已经治理好了，唯独臣认为还没有。他们说已经安定太平，不是愚蠢，就是阿谀奉承，都不是实际懂得治乱根本道理的人。把火种放在堆积的柴薪下面，自己睡在柴薪上面，火还没有燃烧，便说这样安全；如今的形势，和这有什么不同！本末颠倒，首尾横裂，国家制度纷乱，没有严密的纲纪，怎么能说治理好了！陛下为什么不让臣把这些问题逐一列举在面前，进而陈述安定国家的策略，试着详细选择实行呢？射猎的娱乐和国家安危的关键，哪一个更紧迫？如果要治理国家，就要劳费心智、使身体劳苦、减少钟鼓音乐的享受，即使不这样做也可以。若仍享有今天这样的安乐，同时诸侯都遵守轨道，兵器不动，百姓保全性命，匈奴宾服，四方荒远之地都归向教化，百姓淳朴，诉讼减少平息，大体方略已经实现，那么天下就会顺利安定，四海之内的气象清明和谐、无不治理；陛下生前成为明君，死后成为明神，美好的声誉流传无穷。《礼记》说，有功者称祖，有德者称宗，应当让顾成庙称为太宗，在宗庙中配享太祖，与汉朝永无穷尽。建立长久安定的形势，成就长久治理的事业，用来承继祖庙，奉养六亲，这是最大的孝；使天下得到幸福，养育众生，这是最大的仁；确立常法，陈明纲纪，使轻重都得到适当处理，后世便可以把它作为万世的法则，即使有愚昧年幼或不肖的继承人，也能承受已有的基业而安定，这是最大的明智。凭借陛下的明达，再让稍微懂得治国根本道理的人来辅佐陛下，要达到这些并不困难。具体办法本来可以陈述在陛下面前，希望陛下幸勿忽视。臣谨慎地考察天地，验证往古，依据当今事务，日夜思考直到十分成熟；即使让禹、舜重新活过来，为陛下谋划，也没有什么可以改变这套方案的。建立诸侯国，必然形成彼此猜疑的形势；下面屡屡遭受祸害，上面屡屡承受忧患，这非常不是安定君上、保全臣下的办法。现在有亲弟弟谋划在东方称帝，亲兄长的儿子向西进攻，吴国又已经被告发了。天子正当壮年，行为合乎义理，没有过失，恩德又有所增加，尚且还会这样，何况那些大诸侯，权势力量将近它的十倍呢！然而天下暂时稍微安定，为什么？因为大国诸侯的君王年幼未壮，汉朝所设置的太傅、丞相正掌握着国事。几年以后，诸侯王大多都已成年，血气正盛，汉朝的太傅、丞相称病而被赐令免职，他们便自行从丞、尉以上的官职中遍置亲信，像这样，和淮南王、济北王的所作所为有什么不同呢！到了这时才想治理安定，即使尧、舜也治理不好。黄帝说：‘太阳到了正中就要偏西，拿起刀来就应当立即割断。’如今顺着这个道理及时采取措施，使国家安定，非常容易；如果不肯及早办理，等到后来使骨肉亲属陷入困境而相互抗拒厮杀，难道和秦朝末世有什么不同吗！” 凭借天子的地位，乘着今天的时势，又得到上天的帮助，尚且还忌惮把危险说成安全、把混乱说成治理；假如陛下处在齐桓公那样的地位，难道不会会合诸侯、匡正天下吗？臣又知道陛下有一定做不到的事情。假如天下还像从前那样，淮阴侯仍然是楚王，黥布仍然是淮南王，彭越仍然是梁王，韩信仍然是韩王，张敖仍然是赵王，贯高仍任赵国相国，卢绾仍然是燕王，陈豨仍在代地；假如这六七位公侯都平安无恙，在那时陛下登上天子之位，能够安稳吗？臣由此知道陛下做不到。天下混乱，高皇帝和诸位功臣一同起兵，并不是预先拥有宫室之势、安坐着等待天下归附。诸位功臣中受宠的，不过任中涓，次一等的仅仅得到舍人的职位，他们的才能相差很远。高皇帝凭借明智圣德和威武登上天子之位，割取肥沃土地封诸侯为王，多的有一百多座城，少的也有三四十个县，恩德十分优厚；然而后来十年之内，反叛者九次兴起。陛下和这些功臣，并不是亲自较量才能后使他们臣服，也不是亲自封他们为王；高皇帝尚且不能因此获得一年的安宁，所以臣知道陛下也做不到。不过还可以推托说，这是因为关系疏远，臣请再谈谈关系亲近的人。假如悼惠王仍然在齐国称王，元王仍然在楚国称王，中子仍然在赵国称王，幽王仍然在淮阳称王，共王仍然在梁国称王，灵王仍然在燕国称王，厉王仍然在淮南称王，这六七位贵人都平安无恙，那么在那个时候陛下即位，能够治理好吗？臣又知道陛下做不到。像这些诸侯王，名义上虽是臣子，实际上都怀有平民兄弟之间的心态，所考虑的无非是按照帝王的制度自行做天子。他们擅自给人授爵，赦免死罪；严重的甚至有人乘坐黄屋车，汉朝的法令根本无法施行。即使像厉王那样做出不合法的事情，下令他也不肯听从，召他来又怎么能使他到达呢！侥幸他来了，法律又怎么能加到他身上！只要触动一个亲属，天下就会环视而起；陛下的臣子即使有像冯敬那样强悍的，刚张口说话，匕首已经刺入他的胸中了。陛下即使贤明，又有谁能替您掌管这种局面？所以，关系疏远的必然危险，关系亲近的必然作乱，这已经有事实证明了。那些异姓诸侯凭借强大势力而发动叛乱，汉朝已经侥幸战胜他们，却没有改变造成这种结果的根本原因。同姓诸侯沿袭这种道路而行动，已有先例；这种形势发展到尽头，又会重复发生。灾祸的变化，不知道以后会转移到哪里；即使明君处置它尚且不能使天下安定，后世将要怎么办呢！屠牛坦一天就能解剖十二头牛，刀刃却不变钝，是因为他所推、击、剥、割的地方，都是骨节自然分解之处。至于髋骨和大腿骨连接的地方，不用斧斤就不能分解。仁义恩厚，是君主的锋利刀刃；权势法制，是君主的斧斤。如今诸侯王都是众多的髋骨大腿，放弃斧斤的作用，却想用锋利刀刃强行割解，臣认为不是刀刃缺损，就是骨头折断。为什么不用这种办法对付淮南王、济北王？因为当时形势不允许。臣私下考察前代的事情，大体上是势力强的先反叛。淮阴王在楚国最强，所以最先反叛；韩信依仗匈奴，又反叛；贯高凭借赵国的资力，又反叛；陈豨军队精锐，又反叛；彭越利用梁国的力量，又反叛；黥布依靠淮南，又反叛；卢绾势力最弱，最后反叛。长沙国只有二万五千户，功劳少却最完整，势力疏远却最忠诚，这不只是性情与别人不同，也是形势造成的。从前假如让樊哙、郦商、绛侯、灌婴占据几十座城而称王，那么现在即使他们因衰败灭亡也可以；假如让韩信、彭越这一类人只列为彻侯、居住在封邑中，那么即使到今天他们也可能还存在。这样看来，治理天下的大计就可以明白了。想让诸侯王都忠诚归附，不如让他们像长沙王那样；想让臣子不被肢解剁碎，不如让他们像樊哙、郦商等人那样；想使天下安定，不如多分封诸侯而削弱他们的力量。力量弱小就容易用义理驱使，封国狭小就不会产生邪心。

译使天下的形势如同身体支配手臂、手臂支配手指一样，没有什么不受控制、不听从的；诸侯王不敢有异心，像车轮辐条集中到车毂一样一同前来归顺天子，即使普通百姓也将知道天下安定，所以天下都知道陛下的英明。划分土地，确定制度，让齐、赵、楚各自分为若干国，使悼惠王、幽王、元王的子孙全都依次接受祖先的分地，土地分尽就停止；燕、梁以及其他诸国也都这样办理。分出的土地多而子孙少的，就建立为国家，暂时空置，等到他们的子孙出生，便全都让其承袭为君。诸侯的土地被削减、较多并入汉朝的，就迁徙他们的封国，并封其子孙，以此多次补偿他们；一寸土地、一个百姓，天子都不从中谋利，确实只是为了确定治理的制度罢了，所以天下都知道陛下廉洁。土地制度一经确定，宗室子孙没有不可能封王的忧虑，臣下没有背叛的心思，君上没有诛伐的意图，所以天下都知道陛下仁厚。法令确立而无人触犯，政令和顺而无人违逆，贯高、利几的阴谋不会产生，柴奇、开章的计策不会萌发，百姓趋向善道，大臣尽心顺从，所以天下都知道陛下合乎义理。即使把婴儿安置在天下之上，也能安然无事；即使树立遗腹子为君，早晨让幼主穿着委裘临朝，天下也不会混乱。当时国家将得到大治，后世将歌颂圣德。只要一项措施发动起来，五方面的事业就都会附着而成。陛下还有什么顾忌，竟长期不实行这一措施呢？天下的形势正患着严重的疮病。一条小腿肿得几乎像腰那么粗，一根手指肿得几乎像大腿那么粗，平常不能弯曲伸展，只要一两根手指抽搐，全身便感到无所聊赖。现在不及时医治，必然成为难以治愈的痼疾；以后即使有扁鹊，也无法医治了。这种病不只是疮病，而且还有苦楚。元王的儿子，是皇帝的堂弟；现在的诸侯王，是堂弟的儿子。惠王是皇帝亲兄长的儿子；现在的诸侯王，是兄长儿子的儿子。亲近的人有的没有分封土地来安定天下，疏远的人有的却掌握大权来逼迫天子，所以我说，不只是疮病，而且还有苦楚。最值得痛哭的，正是这种病。天下的形势正处于倒悬状态。凡是天子，是天下的头，为什么？因为处在上面。蛮夷，是天下的脚，为什么？因为处在下面。如今匈奴轻慢侮辱、侵扰掠夺，达到极其不敬的地步，成为天下的祸患，达到没有止境的地步，而汉朝每年还送去黄金、丝绵和彩色丝织品奉献给它。夷狄向汉朝征取财物，这是主上的权柄反被夺走；天子向夷狄共同进贡，这是臣下所行的礼节。脚反而处在上面，头却反而处在下面，倒悬到了这种程度，竟没有人能够解救，难道还算是国家有人吗？这不只是倒悬而已，还像偏瘫，而且患着痱病。偏瘫是身体一侧患病，痱病是身体一方疼痛。如今西部、北部边郡，即使有高爵位，也不容易得到免除徭役；五尺以上的男子，也不容易得到休息。侦察兵望着烽火台不能睡觉，将领和官吏穿着铠甲头盔睡觉，所以我说，这是整个一方都患病了。医生能够医治，然而主上却不让医治，最值得流泪的就是这一点。陛下怎么忍心把帝皇的名号奉送给戎人，让他们成为诸侯？形势已经卑下受辱，祸患又没有止息，长此以往，哪里是尽头！进献谋略的人大多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实在不可解救，国家的缺失已经太严重了。我私下估计，匈奴的军队不过相当于汉朝一个大县的人数，却凭天下之大而被一个县的军队困扰，实在替负责此事的人感到羞耻。陛下为什么不试着任命我为属国官，让我主管匈奴事务？如果实行我的计策，请允许我保证，一定能束缚单于的脖颈，控制他的命令；压服中行说，鞭打他的脊背；使全体匈奴只听从皇上的命令。如今不去猎取凶猛的敌人，却去猎取田野里的猪；不去搏击反叛的寇贼，却去捕捉畜养的兔子；沉溺于微小的娱乐，却不谋划大的祸患，这不是用来求得安定的办法。恩德本来可以远远施行，威势本来可以远远加于人，却只在几百里以外便不能使威令取信，最值得流泪的就是这一点。如今百姓出卖童仆，还给他们穿刺绣的衣服、丝鞋，用偏诸镶边，把他们安置在内室。这些本是古代天子王后的服饰，只在宗庙祭祀而不用于宴饮，如今平民却用来给婢妾穿。衣服外层是白色，内里是薄绢，饰以偏诸；华美的还绣有黼纹，这本是古代天子的服装，如今富人和大商人在盛大聚会招待宾客时，竟用来装饰墙壁。古代这些服饰是用来供奉一位天子和一位王后的，所以要节制而合宜；如今平民住宅的墙壁可以使用天子的服饰，倡优和下贱之人可以使用王后的装饰，然而天下大概已经没有什么不被突破的等级了。而且皇帝本人还穿着黑色粗绨衣，富人的墙屋却披着文绣；天子的王后用织物镶饰衣领，平民的婢妾却用织物镶饰鞋子：这就是我所说的错乱。百人劳作，尚且不能供一人穿衣，却想使天下没有寒冷，怎么可能做到？一人耕种，十人聚集来吃他的粮食，却想使天下没有饥饿，不可能做到。饥寒逼迫着百姓的肌肤，却想使他们不做奸邪之事，不可能做到。国家已经困窘了，盗贼只是在等待时机罢了；可是献计的人却只说‘不要轻举妄动才是大事’。风俗已经极其不敬，等级已经完全丧失，甚至冒犯君上，进献计策的人还说‘不要做’，最值得长叹的就是这一点。商君抛弃礼义，舍弃仁恩，把全部心思放在进取上，实行两年，秦国的风俗一天比一天败坏。因此秦人家里富裕、儿子强壮，就分家另过；家里贫穷、儿子强壮，就让儿子出赘。借用父亲的耰和锄头，还担心父亲会露出施恩的神色；不肯拿取箕帚，站在那里便恶言相骂。抱着孩子喂奶，却和公公并肩傲坐；媳妇和婆婆不和，便反唇相讥，互相责难。他们溺爱子女、贪图财利，和禽兽不同的地方已经没有多少了。然而他们把心思集中起来追逐时势，还只是说要一举击败六国、兼并天下。功业成功、所求得到之后，他们始终不知道返回到廉洁惭愧的节操和仁义的厚道。相信兼并的法术，继续从事进取的事业，天下便大为败坏：人多的压制人少的，聪明的欺骗愚笨的，勇敢的威吓怯弱的，强壮的凌辱衰弱的，混乱达到极点。因此大贤之人兴起，威势震动海内，恩德使天下归服。从前被秦国实行的做法，如今转而被汉朝实行了。然而秦代遗留下来的风气习俗，仍然没有改变。现在世人竞相奢侈靡费，而在上位者又没有制度，抛弃礼义，丢掉廉耻，日益严重，真可说是每月都有变化、每年都不相同了。人们只知追逐利益，不顾虑行为是否正当，如今更严重的甚至杀害父兄。盗贼割取寝室门上的帘子，掠取两座宗庙的器物；在白天的大都市中劫夺官吏，抢走他们的钱财。弄虚作假的人一出动，便运出几十万石粮食，征收六百多万钱，乘驿车巡行郡国；这是行为和道义败坏到极点的表现。然而大臣们只把它看作文书没有上报、期限会合之间的事情，认为不过是小事。至于风俗流失、世道败坏，竟因习以为常而不知道奇怪，耳目受到的触动也不再使人震动，只认为事情本来就应当如此。改变风气、移易习俗，使天下人改变心意而归向正道，这大概不是庸俗官吏所能做到的。庸俗官吏所致力的，只在刀笔文书和箱箧财物之间，却不知道国家的大体。陛下又不亲自忧虑此事，我私下替陛下感到惋惜。

译确立君臣关系，划分上下等级，使父子之间有礼，使六亲各有纲纪，这不是上天所安排的，而是人所制定的。凡是人制定的制度，不建立便不会存在；不树立便会僵死；不修整便会败坏。《管子》说：‘礼、义、廉、耻，叫作四维；四维不能张立，国家就会灭亡。’假如管子是愚人，这样说还可以；如果管子稍微知道治理国家的根本，这难道能不令人寒心吗？秦国毁灭了四维，使它不能张立，所以君臣背离、秩序混乱，六亲相互残害屠戮，奸人一同兴起，百姓离散叛乱，总共不过十三年，国家社稷就成为废墟。如今四维仍然没有完备，所以奸人心存侥幸，而众人的心意疑惑不安。为什么不现在确定经常遵守的制度，使君主成为君主、臣子成为臣子，上下有等级，父子和六亲各得其宜，使奸人没有可乘之机，群臣和百姓都信服，君上也不再疑惑呢？这一事业一旦确定，世世代代都能长久安定，此后也就有可以持守遵循的准则了。经常遵守的制度如果不能确定，就好比渡过江河却没有缆绳和船桨，在河流中央遇到风浪，船一定会覆没。最值得长叹的就是这一点。夏代做天子，传了十多代，后来殷代承受了天下；殷代做天子，传了二十多代，后来周代承受了天下；周代做天子，传了三十多代，后来秦代承受了天下；秦代做天子，两代便灭亡。人的本性相差并不很远，为什么夏、商、周三代的君主能长久地奉行正道，而秦朝却迅速而暴虐地失道呢？其中的原因是可以知道的。古代的君王，太子一出生，便一定按照礼制举行仪式，让士人背负太子；有关官员整齐严肃、端正地戴着礼冠，在南郊迎见他，这是让他拜见上天。经过宫阙就下车，经过宗庙就快步行走，这是孝子的做法。所以从太子还是婴儿时，教育便已经实行了。从前成王年幼，尚在襁褓之中，召公担任太保，周公担任太傅，太公担任太师。太保负责保养他的身体，太傅负责辅导他的德行仁义，太师负责以道理教训他，这就是三公的职责。于是又设置三少，都是上大夫，称为少保、少傅、少师，负责与太子一起宴饮。所以太子到了会认识事物的幼年，三公、三少便明确地以孝、仁、礼、义引导和教习他，逐渐驱逐邪恶之人，不让他看到坏的行为。于是又从天下选择品行端正、孝顺友爱、见闻广博而有道术的人来护卫辅翼太子，使他们和太子一同居处、出入。因此太子一出生便看见正当的事情，听见正当的言语，走正当的道路，身边前后左右全是正直的人。习惯和正直的人相处，就不能不正直，就像生长在齐国，不能不说齐国话一样；习惯和不正直的人相处，就不能不走向不正，就像生长在楚地，不能不说楚国话一样。所以要选择自己所喜爱的东西，必须先学习相关的本领，之后才能尝试它；要选择自己所乐于做的事情，必须先有所习练，之后才能去做。孔子说：‘少年时养成的习惯像天性一样，长期习惯了就如同自然如此。’等到太子稍稍长大，知道男女之色，便进入学校。所谓学校，就是学习的官署。《学礼》说：‘天帝进入东学，尊崇亲亲而重视仁爱，这样亲疏便有次序，恩惠也能相互推及；天帝进入南学，尊重年长者而重视诚信，这样长幼便有差别，百姓也不会欺诈；天帝进入西学，尊重贤能而重视德行，这样圣明智慧的人就处在职位上，功业也不会被遗漏；天帝进入北学，崇尚尊贵而尊重爵位，这样贵贱便有等级，下位者也不会逾越；天帝进入太学，接受老师询问、学习道理，退下后向太傅复习并接受考察；太傅惩罚他不合准则之处，纠正他不足之处，这样德行和智慧便会增长，治国之道也就能够获得。这五种学习在上位者那里完成以后，百姓黎民便会在下位受到教化而和睦。’等到太子已经加冠成人，免去保傅的严密管教，便设置记过之史、撤减膳食之宰、进善之旌、诽谤之木和敢谏之鼓。盲人史官诵读诗歌，乐官诵读箴言劝谏，大夫进献谋略，士人传达民间言语。学习与智慧一同增长，所以即使劝谏切直也不感到惭愧；教化与内心一同养成，所以合乎中道就像人的本性一样。三代的礼制是：春天朝见太阳，秋天晚上祭祀月亮，用来表明对天地有所敬畏；春秋两季进入学校，向国老请教，亲自拿着酱料奉献给他们，用来表明孝道；行动时使鸾铃和车衡之铃发出声音，步伐合乎《采齐》，快步行走合乎《肆夏》，用来表明行动有法度；对于禽兽，看到它活着就不吃它，听到它的叫声就不吃它的肉，所以远离厨房宰杀之处，用来增长恩爱之心，并且表明仁爱。三代能够长久的原因，是它们辅导护卫太子具备了这些措施。到了秦代却不是这样。秦国的风俗本来就不崇尚谦让，所推重的是告发揭露；本来就不崇尚礼义，所推重的是刑罚。秦让赵高辅导胡亥，教他审理刑狱；他所学习的，不是斩首割鼻，就是诛灭三族。因此胡亥今天即位，第二天就射杀人；忠诚劝谏的人被说成诽谤，深谋远虑的人被说成妖言惑众，他看待杀人，就像割除野草一样。难道只是胡亥本性邪恶吗？是教导他的人的方法不合道理造成的。鄙俗的谚语说：‘不必学习怎样做官，只要看已经办成的事情。’又说：‘前面的车翻了，后面的车确实应当警惕。’三代长久的原因，已经可以从它们过去的事迹中看出；然而不能遵循，是因为不效法圣人和智者。秦代迅速灭亡的原因，其车辙痕迹清晰可见；然而仍不躲避，后面的车又将要翻覆了。国家存亡的变化、治乱的关键，根本就在这里。天下的命运系在太子身上；太子的善恶，在于及早进行教导，并选择好身边的人。人心还没有放纵时就先行教导，教化便容易形成；向他开启道术、智慧和仁义的要旨，这就是教育的力量。至于使他穿戴、学习而积累成习惯，那就只在于身边侍从的影响了。胡人和越人出生时声音相同，喜好欲望也没有不同；等到长大形成风俗，即使经过多次翻译也不能互相沟通，行路时有的人即使死去也不肯互相帮助，这都是教育和习惯造成的。所以我说，选择身边的人、及早进行教导，是最紧迫的事情。教育得当，身边的人又正直，太子就会正直；太子正直，天下就会安定。《尚书》说：‘一人有善，万民都依赖他。’这正是当前最重要的事务。一般人的智慧能够看见已经发生的事情，却不能看见将要发生的事情。礼是在事情将要发生之前加以禁止，法是在事情已经发生之后加以禁止，所以法律的作用容易看见，而礼所起的作用却难以察觉。至于用庆赏来劝勉善行，用刑罚来惩罚恶行，先王执行这样的政事，坚固如金石；施行这样的命令，诚信如四时运行；依据这样的公正，毫无私心如天地一般，难道会顾虑而不使用吗？然而所谓‘礼啊，礼啊’，是重在把恶行消灭在尚未萌发之时，把教化从细微处开始，使百姓每天迁向善、远离罪恶，却自己并不知道。

译孔子说：‘审理诉讼，我和别人差不多；一定要做到的，是使人们不再发生诉讼！’替君主谋划的人，没有比先审慎决定取舍更重要的。取舍在内心彻底确定，安危的萌芽就会在外部显现。安定不是一天形成的，危险也不是一天形成的，都是由逐渐积累而来，不可不仔细察看。君主所积累的，就在于他的取舍。用礼义治理国家，就积累礼义；用刑罚治理国家，就积累刑罚。刑罚积累起来，百姓便怨恨背离；礼义积累起来，百姓便和睦亲近。因此历代君主都希望百姓同样向善，但使百姓向善的方法却有不同：有的用德教引导他们，有的用法令驱使他们。用德教引导，德教普遍实行，百姓的精神便快乐；用法令驱使，法令严酷到极点，民风便悲哀。悲哀和快乐的感受，正是祸福应验的征兆。秦王想尊崇宗庙、安定子孙，与商汤、周武王相同；然而商汤、周武王扩大充实了自己的德行，六七百年而没有失去天下，秦王治理天下，十多年便彻底败亡。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商汤、周武王决定取舍审慎，而秦王决定取舍不审慎。天下是重大的器物。如今人安置器物，放在安全的地方就安全，放在危险的地方就危险。天下的情形同器物没有不同，关键在于天子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商汤、周武王把天下安置在仁义礼乐之上，于是恩德广泛施行，禽兽草木都得到丰裕滋养，德泽遍及蛮貊四夷，连续惠及子孙几十代，这是天下人共同听闻的。秦王把天下安置在法令刑罚之上，恩德一点也没有，怨恨毒害充满世间，臣民像仇敌一样憎恶他，灾祸几乎殃及自身，子孙也被诛杀断绝，这是天下人共同看见的。这难道不是明显的效验和重大的证明吗？人们说：‘听取言论的方法，一定要用事实来考察它，这样说话的人就不敢胡乱发言。’如今有人说礼义不如法令，教化不如刑罚，君主为什么不把殷、周、秦三代的事情拿来考察呢？君主的尊贵好比高堂，群臣好比台阶，百姓好比地面。因此台阶有九级，堂檐远离地面，厅堂就高；台阶没有级数，堂檐接近地面，厅堂就低。高的难以攀登，低的容易被凌辱，这是事理和形势决定的。所以古代圣王制定等级次序，朝廷内部有公卿、大夫、士，朝廷外部有公、侯、伯、子、男，然后还有官师和小吏，一直延伸到平民，等级分明，而天子又处在其上，所以他的尊贵无人能够企及。乡里的谚语说：‘想投打老鼠，却顾忌打坏器物。’这句话很能说明道理。老鼠靠近器物，尚且不敢投击，害怕损坏器物，何况贵臣靠近君主呢！用廉耻、节操和礼制来治理君子，所以即使赐他自尽，也不公开加以杀戮和侮辱。因此黥刑、劓刑不施加于大夫，因为他们距离主上不远。按照礼制，不敢数说君主驾车之马的年龄；踢到君主马的草料就要受罚；看见君主的几案和手杖就要起立；遇到君主乘坐的车就要下车；进入正门就要快步行走。君主的宠臣即使有过错，也不把应受刑戮的罪加在他身上，这是尊重君主的缘故。这是为了预先使人远离对主上的不敬，也是为了以礼对待大臣、使他们砥砺节操。如今从王侯到三公这样的贵人，都是天子改变容色、以礼相待的人，是古代天子所称的伯父、伯舅，却让他们和普通百姓一样接受黥、劓、髡、刖、笞打辱骂、弃市等刑法，这样一来，厅堂岂不是没有台阶了吗？受戮辱的人岂不是受到过分逼迫了吗？廉耻既不能实行，大臣难道不会握有重权、身居高官，却具有奴仆般毫无羞耻的心吗？望夷宫发生的事情，秦二世应当用重法惩处，正是投鼠而不顾忌器这种习气的结果。我听说，鞋子即使鲜洁，也不能放到枕头上；帽子即使破旧，也不能拿来垫鞋。那些曾经处在尊贵受宠的位置上的人，天子曾改变容色，以礼相待；官吏百姓也曾俯伏来敬畏他们。如今他们有了过错，皇帝可以下令废黜，可以贬退，可以赐死，可以诛灭；至于把他们捆绑起来，拘禁起来，押送给司寇，编入徒官管理，由司寇的小吏辱骂、鞭打他们，大概不是应该让百姓看见的做法。卑贱的人习惯于知道：尊贵的人一旦获罪，我也可以这样对待他；这不是用来教化天下的办法，也不是尊重尊贵、贵重贵人的教化。天子曾经敬重的人，百姓曾经敬畏的人，即使该死也不过一死罢了，怎么能让卑贱之人如此使他突然遭受侮辱呢？豫让曾侍奉中行氏的君主，智伯攻伐并灭掉中行氏后，豫让转而侍奉智伯。等到赵氏灭掉智伯，豫让毁伤脸面、吞炭改变声音，一定要为智伯报仇于襄子，五次行动都没有成功。有人问豫让，豫让说：‘中行氏只把我当普通人畜养，所以我也只以普通人的方式侍奉他；智伯以国士的礼遇对待我，所以我也要以国士的方式报答他。’所以同一个豫让，先前背离君主而侍奉仇敌，行为像狗猪一样；后来却能抗守节操、献出忠诚，行为超出列士，这都是君主对待他的方式造成的。因此主上如果像对待犬马那样对待大臣，大臣将会把自己当作犬马；如果像对待官府徒役那样对待大臣，大臣将会把自己当作徒役。他们顽钝而没有羞耻，被辱骂也没有节操，廉耻不能树立，而且自己也不求上进，只要苟且如此就可以了；所以见到利益便逃奔，见到便利便争夺。主上有了败亡的征兆，他们就会乘机推波助澜；主上有了祸患，他们只会想着自己苟且免祸，站在那里旁观。只要有利于自身，便欺骗、出卖主上来谋取利益。君主从这种臣下那里还能得到什么好处呢？臣下人数极多，而主上人数极少；主上所托付的财物、器用和职事，全都集中在臣下手中。如果上下都没有羞耻，都苟且妄为，那么主上所受的祸害就最严重。因此古代礼制不施及平民，刑罚不加于大夫，是为了砥砺受宠大臣的节操。古代大臣因不廉洁获罪而被废黜，不说他不廉洁，而说‘簠簋不饰’；因污秽淫乱、男女关系没有界限获罪，不说污秽，而说‘帷薄不修’；因懦弱无能、不能胜任职务获罪，不说懦弱无能，而说‘下官不职’。所以尊贵的大臣即使确实犯了罪，也不直截了当地斥责、正面称呼他的罪名，而是仍加以迁就，为他避讳。因此他们属于受到重大谴责、重大诘问的情况时，听到谴责诘问，便戴白冠、系貂尾冠缨，端着盛水的盘子、把剑放在上面，到请罪室请求治罪；君上不把他捆绑拘押、押引着带走。犯中等罪的，听到命令便自行解下衣带，君上不派人勒住他的脖子加以拘押。犯大罪的，听到命令便面向北再拜，跪下自杀；君上不让人揪住压制、施加刑罚，而说：‘您大夫只是自己有过错罢了！我对待您已经合乎礼数了。’君上以礼相待，所以群臣都自觉欣喜；用廉耻约束他们，所以人人都珍惜节操品行。君上设置廉耻、礼义来对待臣下，而臣下不用节操品行报答君上，那就不算是人了。

译所以，教化形成、风俗安定以后，做人臣的就会为了君主忘掉自身，为了国家忘掉家庭，为了公事忘掉私利；不随便追求利益，不随便逃避祸害，只以道义所在为准。这就是君上的教化。因此，父兄般的臣子会真诚地为宗庙而死，守法守度的臣子会真诚地为社稷而死，辅佐护卫的臣子会真诚地为君上而死，守卫城池、抵御敌人的臣子会真诚地为城郭和边疆而死。所以说，圣人有金石般的诚信，正是用这些事情来比拟这种志向。他将要为我而死，所以我能够同他一起生存；他将要为我而亡，所以我能够同他一起存续；他将要使我陷于危难，所以我能够同他一起获得安宁。只是履行职责而忘掉利益，坚守节操而凭仗道义，因此可以把不亲自掌管的权力托付给他，可以把六尺之孤托付给他。这是勉励廉耻、推行礼义所达到的结果，君主还有什么可丧失的呢！如今不这样做，却反而任凭那种局面长久延续，所以说，值得长久叹息的，正是这件事。当时，丞相绛侯周勃被免职而回到封国，有人告发周勃谋反，他被逮捕关押到长安狱中审治，最终查明没有事情，于是恢复了他的爵位和封邑，所以贾谊借此讥刺皇上。皇上深深采纳了他的话，供养臣下很有节制。从此以后，大臣有罪，都自杀而不接受刑罚。到武帝时，才逐渐重新把大臣投入狱中，从甯成开始。当初，文帝以代王的身份入朝即位，后来把代国分为两个国家，立皇子刘武为代王，刘参为太原王，小儿子刘胜则成了梁王。后来又把代王武迁为淮阳王，把太原王参迁为代王，代王重新拥有原来的全部土地。过了几年，梁王胜去世，没有儿子。贾谊又上疏说：‘陛下如果不确定制度，照如今的形势，不过传一代、两代之后，诸侯仍将任意妄为而无法制约，豪强树立势力而日益强大，汉朝的法令就无法施行了。陛下用来作为藩篱屏障、也是皇太子所依靠的，只有淮阳、代这两个国家。代国在北方边境，和匈奴这个强敌相邻，能够保全自己就足够了。淮阳和大的诸侯国相比，仅仅像脸上的黑痣一样，反而只够拿来诱饵大国，不能起到禁制防御的作用。现在权力在陛下手中，控制土地、封给儿子，却只足以让他成为别国的诱饵，怎么能说是妥善呢？君主的行为不同于平民。平民修饰小节，争竞小廉洁，用这些来在乡党中立足；君主只应使天下安定、社稷牢固罢了。高皇帝把天下分封给功臣为王，叛乱者像刺猬的毛一样纷纷兴起，认为这样不可以，于是削除不义的诸侯，使他们的封国空虚。选择良辰吉日，在雒阳上东门外立诸子为王，天下于是安定。所以大人物不拘泥于小节，以成就大的功业。如今淮南距离朝廷遥远，有的达数千里，中间越过两个诸侯国，却要悬属于汉朝。’ 淮南的官吏百姓往来长安服徭役，路费都要自己筹措补足；走到半路衣服破了，钱财和各种费用也都要自己承担。他们苦于隶属于汉朝而又非常希望拥有自己的王，于是逃亡归附诸侯的已经不少了。这种形势不可能长久。我愚拙的计策是，希望把淮南的土地全部增加给淮阳；为梁王立后，并割取淮阳北部的两三座列城和东郡来增加梁国的土地。如果不能这样，可以把代王迁来，以睢阳为都城。梁国从新郪以北连接黄河，淮阳包有陈地以南、依靠长江，这样那些拥有异心的大诸侯就会吓破胆，不敢谋反。梁国足以抵御齐、赵，淮阳足以制约吴、楚，陛下可以高枕无忧，终身不再有山东地区的忧患，这是两代之后仍然有利的安排。如今天下安然，只是恰逢诸侯王都还年少；几年以后，陛下就将看到这种形势了。秦国日夜劳心劳力来消除六国的祸患，如今陛下却凭借力量控制天下，动动手指便能如意，安坐着反而养成六国式的祸患，这很难说是明智。假如自身没有祸事，却养成并积蓄了未来的乱象和长期祸患，视而不见而不加以确定，等到万年之后，把天下传给老弱之人，就会使国家不得安宁，不能说是仁爱。我听说圣明的君主询问臣下的意见，而不亲自臆造事情，所以能让臣子充分表达愚拙的忠心。只希望陛下裁察采纳！文帝于是采纳贾谊的计策，把淮阳王武迁为梁王，北面疆界到泰山，西面到高阳，得到大县四十多座；把城阳王喜迁为淮南王，让他安抚那里的百姓。当时又把淮南厉王的四个儿子都封为列侯。贾谊知道皇上必定还会让他们重新称王，便上疏劝谏说：‘我私下担心陛下接纳、封立淮南王的几个儿子时，竟没有和像我这样的人共同谋划。淮南王悖逆无道，天下谁不知道他的罪行？陛下幸而赦免他、把他迁徙，他却因自身疾病而死，天下谁会认为淮南王死得不应当？如今尊奉罪人的儿子，只足以招致天下的讥谤罢了。这些人正值少壮，难道能忘记他们的父亲吗？白公胜为父报仇，所杀的是他的祖父、伯父和叔父。白公发动叛乱，并不是想夺取国家、取代君主，而是发泄愤怒、满足心愿，拔剑刺入仇人的胸膛，本来就是打算和仇人同归于尽。淮南虽然土地小，黥布曾经利用它起兵，汉朝至今还存在只是侥幸罢了。把仇敌所能利用的条件交给他，足以危害汉朝，从谋略上说是不利的。即使把淮南分割成四国，四个儿子仍然会同心。给他们增加人口，积累他们的财富，这并不是一定没有伍子胥、白公胜在广大都市中报仇，也不能排除有专诸、荆轲在两根柱子之间突然发动；这正是所谓借助盗贼的兵力来增添虎翼。’ 希望陛下稍稍停下来再考虑！’梁王胜坠马而死，贾谊自我哀伤，认为自己作为太傅没有尽到职责，常常哭泣；过了一年多，也去世了。贾生去世时，年仅三十三岁。又过了四年，齐文王去世，没有儿子。文帝想起贾生的话，于是把齐国分为六国，全部立悼惠王的六个儿子为王；又把淮南王喜迁到城阳，并把淮南分为三个国家，全部立厉王的三个儿子为王。又过了十年，文帝去世，景帝即位；过了三年，吴、楚、赵和齐国的四位王联合起兵，向西进攻京师，梁王抵御他们，最终击破七国。到武帝时，淮南厉王的儿子中成为王的两个国家也起兵反叛，后来被诛杀。孝武帝初年即位时，提拔贾谊的两个孙子做到郡守。贾嘉最爱好学习，继承了家业。赞语说：刘向称道：‘贾谊谈论三代和秦朝治乱的原因，他的论述非常美善，通晓国家的根本，即使古代的伊尹、管仲也不能远远超过他。假使当时能够被任用，他的功业和教化一定会很盛大。却被庸碌的臣子所陷害，实在值得哀痛。’回头考察孝文帝深沉宁静、亲自实行教化来移易风俗，贾谊所陈述的主张大略已经施行了。至于他想要改定制度，把汉朝定为土德，崇尚黄色，数以五为尊，以及想试行属国制度，施行五饵三表来控制单于，这些办法本来就已经疏阔了。贾谊也是享年早终，虽然没有做到公卿，也不能说没有得到际遇。他一共著述五十八篇，选取其中切合当世事务的，写入本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