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二

译卷六十二 《司马迁传》第三十二 从前颛顼在位时，任命南正重掌管天事，火正黎掌管地事。唐、虞时期，继承重、黎的后代，使他们重新掌管这些事务。到了夏、商两代，因此重氏、黎氏世代掌管天地之事。周代时，程伯林甫也是他们的后代。宣王时，官员失去了本职，改为司马氏。司马氏世代掌管周朝史官之职。惠王、襄王年间，司马氏迁往晋国。晋国中军将随会逃奔魏国，司马氏也进入少梁。自从司马氏离开周国前往晋国后，族人分散，有的在卫国，有的在赵国，有的在秦国。在卫国的这一支，曾任中山国相。在赵国的这一支，以传授剑术和论说显名，蒯聩就是他的后代。在秦国的这一支名错，曾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让司马错率兵攻打蜀国，很快攻克蜀地，便在那里镇守。司马错的孙子司马蕲，侍奉武安君白起。少梁后来改名为夏阳。司马蕲与武安君白起坑杀赵国长平军后，回来便和白起一起被赐死于杜邮，葬在华池。司马蕲的孙子司马昌，任秦王的铁官。秦始皇时，蒯聩的玄孙司马卬任武信君的将领，率军巡视攻取朝歌。诸侯分别称王后，便在殷地封司马卬为王。汉军攻打楚国时，司马卬归附汉朝，汉朝把他的封地设置为河内郡。司马昌生司马毋怿，司马毋怿任汉朝市长。司马毋怿生司马喜，司马喜任五大夫爵，死后，他们都葬在高门。司马喜生司马谈，司马谈任太史公。太史公向唐都学习天官之学，向杨何学习《易》，向黄子学习道家学说。太史公在建元、元封年间做官，怜悯学者不能通晓学说的本意，却把错误的说法当作师法，于是论述六家学说的要旨说：《易大传》说：“天下人的目标一致而思虑各不相同，归宿相同而道路各不相同。”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都是致力于治理天下的学派，只是它们所说的道路不同，有的能够省察，有的不能罢了。我曾私下观察阴阳家的学术，它过分详尽，禁忌很多，使人受到拘束而多有畏惧；但它所叙述的四时运行的大原则，是不可违失的。儒家学说广博而缺少要领，劳苦而功效少，所以它的主张难以全部遵从；但它所叙述的君臣、父子之礼，排列夫妇关系以及长幼之间的区别，是不可改变的。墨家主张节俭却难以遵行，所以不能片面地遵循它的全部主张；但它强调务农立本、节约财用，这一点不可废弃。法家严酷而缺少恩惠，但它端正君臣上下的名分，这是不可改变的。名家过分琐细，使人拘谨而容易失去事物的真实；但它辨正名分与实际，不可不加以考察。道家使人的精神专一，行动合乎无形之道，心境淡泊而能使万物得到满足。它的学术以顺应阴阳四时运行的大原则为基础，采纳儒、墨两家的长处，概括名、法两家的要领，随时势迁移，顺应事物变化，建立风俗、施行政事，没有什么不适宜；宗旨简约而容易掌握，事务少而功效多。儒家却不是这样。儒家认为君主是天下人的仪表，君主倡导，臣下应和；君主先行，臣下跟随。这样一来，君主劳苦而臣下安逸。至于大道的要旨，则是去除刚强自满，摒弃自作聪明，舍弃这些做法而任用权术。精神过度运用就会耗竭，形体过度劳累就会衰败；精神和形体过早衰弱，却想同天地一样长久，这是从未听说过的。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气各有相应的时令，号称“顺应它的就昌盛，违逆它的就灭亡”，却未必如此，所以说它“使人受到拘束而多有畏惧”。春天生长，夏天繁茂，秋天收获，冬天收藏，这是天道最大的常法；不顺应它，就无法成为天下的纲纪。所以说“四时运行的大原则不可违失”。儒家把六艺作为准则，六艺的经文和传注多到数以千万计，历代都不能完全通晓其学问，一个人的一生也不能穷尽其中的礼制。所以说它“广博而缺少要领，劳苦而功效少”。至于排列君臣、父子之间的礼制，厘定夫妇、长幼之间的区别，即使诸子百家也不能改变。墨家也推崇尧、舜，称说他们的德行，说：“宫室高不过三尺，土台阶只有三级；茅草屋顶不加修剪，栋梁用未经加工的木材；吃饭用土簋，饮食粗劣；吃粗米，喝藜藿做的羹汤；夏天穿葛布衣，冬天穿鹿皮裘。” 他们送葬死者时，使用三寸厚的桐木棺材，哭声也不尽哀痛之情。他们教导丧礼，必定把这种做法作为天下百姓的准则。因此天下如果都按照这样做，尊卑就没有区别了。世道不同，时势变迁，事业不一定相同，所以说墨家“节俭却难以遵行”。概括地说，所谓“务农立本、节约财用”，就是使人民衣食充足、家庭富裕的办法。这是墨子的长处，即使诸子百家也不能废弃。法家不区别亲疏，不区分贵贱，一概断定于法律，那么亲亲、尊尊的恩义就会断绝。这可以作为一时的权宜之计，却不能长久实行，所以说它“严酷而少恩”。至于尊崇君主、贬抑臣下，明确各人的职分而不得彼此逾越，即使诸子百家也不能改变。名家苛刻细察、纠缠烦琐，使人不能回到事情的本意；专凭名分作出决断，有时会失去人情，所以说它“使人拘谨而容易失去真实”。至于根据名分来考核实际，反复核对而不失真，这是不可不加以考察的。道家主张无为，又说无所不为；它的实际做法容易实行，但言辞却难以理解。它以虚无为根本，以因循顺应为作用。不预先造成固定的形势，不拘守固定的形态，所以能够穷尽万物的实情。不在万物之前安排先后，所以能够成为万物的主宰。有法又如同无法，顺应时势来办事；有尺度又如同没有尺度，依据事物来决定兴办或舍弃。所以说：“圣人不逞巧智，守持时势的变化。” 虚无，是道的常态；因循，是君主治国的纲要。群臣一同到来，使他们各自说明自己的情况。实际符合言辞的，叫作“端”；实际不符合言辞的，叫作“款”。对虚妄的言辞不予听信，奸邪就不会产生，贤能和不肖自然分明，是非黑白也就显现出来。只在于君主想任用谁罢了，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办成！这样就合于大道，处于混沌幽冥的境界。光明照耀天下，最终又返回到无名的状态。凡是人能够生存，依靠的是精神；精神寄托于形体。精神过度运用就会耗竭，形体过度劳累就会衰败，形神分离就会死亡。死者不能复生，分离者不能重新结合，所以圣人对此十分重视。由此看来，精神是生命的根本，形体是生命的伴侣。不先安定人的精神和形体，却说“我有办法治理天下”，凭什么做到呢？太史公既然掌管天官之职，便不再治理百姓。他有个儿子叫司马迁。司马迁出生在龙门，在黄河、山地以南耕种放牧。十岁时就诵读古文。二十岁时南游江、淮一带，登上会稽山，探访禹穴，远望九疑山，乘船漂行于沅水、湘水之上。向北渡过汶水、泗水，在齐、鲁的都城讲习学业，考察孔子的遗风，在邹、峄参加乡射礼；在蕃、薛、彭城一带遭遇困厄，经过梁、楚返回。此后司马迁出仕任郎中，奉命出使，向西巡视巴、蜀以南地区，大略考察邛、莋、昆明等地，回来复命。

译这一年，天子开始举行汉朝的封禅大典，而太史公滞留在周南，不能参与此事，因愤懑而将死。司马迁恰好返回，在黄河、洛水之间见到了父亲。太史公拉着司马迁的手哭着说：“我的祖先是周王室的太史。从上世以来，曾在虞、夏显扬功名，掌管天官之事。后来家道中衰，难道要在我这一代断绝吗？你如果再任太史，就能继承我们祖先的事业了。如今皇上承接千年的帝王统绪，封禅泰山，而我不能随从出行，这是命运吧！是命运吧！我死以后，你一定要任太史；做了太史，不要忘记我想要论述和撰写的事情。况且孝道，开始于侍奉父母，中间体现为侍奉君主，最终落实为立身处世；在后世扬名，使父母显赫，这是孝道中最大的事情。天下人称颂周公，是说他能够论述歌咏文王、武王的德行，宣扬周公、召公的遗风，通达太王、王季的心愿，并追述到公刘，以此尊崇后稷。幽王、厉王以后，王道衰败，礼乐衰微，孔子修治旧典、振兴废弛之事，论定《诗》《书》，撰作《春秋》，所以学者直到今天还把它作为准则。自从捕获麒麟以来已经四百多年，诸侯相互兼并，史官记载散失断绝。如今汉朝兴起，天下统一，有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国君、忠臣、义士，我身为太史却不加以论述记载，废弃天下的文献，我对此非常害怕。你要记住啊！” 司马迁低头流泪说：“小子不才，请让我全部论述先人编次的旧闻，不敢有所缺漏。”太史公死后三年，司马迁任太史令，整理石室、金匮中的史籍。五年后，正值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日朔日的早晨冬至，历法开始改定，在明堂举行建历典礼，诸神接受新的记录。太史公说：“先人曾说：‘周公死后五百年出现孔子，孔子到今天又五百年，有人能够继承并阐明其道，订正《易传》，继承《春秋》，探究《诗》《书》《礼》《乐》的宗旨。’先人的意思难道就在于此吗！就在于此吗！小子我怎么敢擅自承当呢！”上大夫壶遂说：“从前孔子为什么要撰作《春秋》呢？”太史公说：“我听董生说过：‘周朝的治道废弛后，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嫉害他，大夫阻塞他的施政。孔子知道时势不任用自己，治道不能推行，于是评判鲁国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把它作为天下的仪表，贬斥诸侯，声讨大夫，以此来通达王道之事罢了。’孔子说：‘我想只用空泛的言辞记载这些事情，不如把它显现在实际事件中，使其深刻而明显。’《春秋》向上阐明三王的治道，向下辨析人事的纲纪，区别嫌疑，辨明是非，判定犹豫不决的事情，褒扬善人、贬斥恶人，尊重贤者、鄙视不肖者，使灭亡的国家得以存名，使断绝的世系得以延续，补救弊病、振兴废弛，这是王道中最重要的内容。《易》阐明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所以擅长说明变化；《礼》建立人伦的纲纪，所以擅长指导行动；《书》记载先王的事迹，所以擅长治理政事；《诗》记载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所以擅长感化风俗；《乐》是使人快乐和谐的，所以擅长建立和谐；《春秋》辨明是非，所以擅长治理人民。因此，《礼》用来节制人，《乐》用来发扬和谐，《书》用来说明政事，《诗》用来通达情意，《易》用来说明教化，《春秋》用来阐明义理。拨正乱世、使它恢复正道，没有比《春秋》更接近这一目标的。《春秋》的文字有数万，旨意有数千。万物的离散和聚合，都包含在《春秋》之中。《春秋》所记载的弑君事件有三十六起，亡国有五十二个，诸侯逃亡而不能保全国家社稷的更是数不胜数。考察其中的原因，都是因为失去了根本。所以《易》说：“差错开始时只相差毫厘，后来却会谬误千里。”因此说：“臣子弑杀君主，儿子弑杀父亲，并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渐渐积累已久了。”拥有国家的君主不能不知道《春秋》；前面有谗言却看不见，后面有奸贼却不知道。做臣子的不能不知道《春秋》；遵守常规而不知道适宜的变通，遇到变故而不知道权宜应变。做君主、父亲的人却不通晓《春秋》的义理，必定会蒙受首恶的罪名。做臣子、儿子的人不通晓《春秋》的义理，必定会陷入篡夺、弑杀以及被诛杀处死的罪责。实际上，他们都是按照自认为善的意愿去做，却不知道其中的义理，因而被《春秋》的空文指责，也不敢推辞。一个人如果不通晓礼义的宗旨，就会出现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的情况。君不像君就会有人犯上，臣不像臣就会被诛杀，父不像父就是无道，子不像子就是不孝；这四种行为，是天下最大的过错。把天下最大的过错归给他们，他们接受了也不敢推辞。所以《春秋》是礼义最大的宗本。礼是在事情尚未发生之前加以禁止，法律是在事情已经发生之后才施行；法律的作用容易看见，而礼所要禁止的内容却难以察知。”壶遂说：“孔子当时，上面没有圣明的君主，下面又得不到任用，所以撰作《春秋》，凭借空文来裁断礼义，作为一代君王的法典。如今先生上面遇到圣明的天子，下面能够恪守自己的职分，各种事情都已经完备，并且都各自安排得合宜，先生所要论述的，想要用来说明什么呢？”太史公说：“是，是；不，不是这样。我听先人说过：‘伏羲纯厚无比，创作了《易》的八卦。尧、舜盛世的事情，《尚书》记载了，礼乐也由此兴起。商汤、周武王时代的衰落，诗人用诗歌歌咏了它。《春秋》采录善行、贬斥恶行，推尊夏、商、周三代的德行，褒扬周王室，并不只是讽刺和批评罢了。’汉朝兴起以来，直到如今圣明的天子，获得祥瑞符命，举行封禅，改定正朔，变更服饰颜色，承受上天清明之命，恩泽流布而没有边际；海外不同风俗的国家，经过多次翻译来到边塞，请求入朝进献、拜见天子的人，数也数不清。臣下百官竭力称颂圣德，仍然不能完全表达其中的意义。况且有贤能的士人却不被任用，是有国家者的耻辱；君主圣明而德行不能广泛传布，是有关官员的过错。何况我掌管史官之职，如果废弃圣明君主的盛德而不记载，埋没功臣、贤大夫的事业而不叙述，违背先人的遗言，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我所说的‘叙述旧事、整理世代流传的史实’，并不是所谓创作，只是把它与《春秋》相比，你说得不对。”于是司马迁编排整理这些文字。过了十年，遭遇李陵之祸，被囚禁在严密的拘系之中。于是长叹说：“这大概是我的罪过吧！身体受辱，已经不能任用了。”退下来后又深思说：“《诗》《书》中含义隐微简约的文字，是为了寄托作者想要实现志向的思虑。”最终他从陶唐以来写起，一直到获麟之年，以黄帝为开端。《五帝本纪》第一，《夏本纪》第二，《殷本纪》第三，《周本纪》第四，《秦本纪》第五，《始皇本纪》第六，《项羽本纪》第七，《高祖本纪》第八，《吕后本纪》第九，《孝文本纪》第十，《孝景本纪》第十一，《今上本纪》第十二。

译《三代世表》第一，《十二诸侯年表》第二，《六国年表》第三，《秦楚之际月表》第四，《汉诸侯年表》第五，《高祖功臣年表》第六，《惠景间功臣年表》第七，《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王子侯者年表》第九，《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礼书》第一，《乐书》第二，《律书》第三，《历书》第四，《天官书》第五，《封禅书》第六，《河渠书》第七，《平准书》第八。《吴太伯世家》第一，《齐太公世家》第二，《鲁周公世家》第三，《燕召公世家》第四，《管蔡世家》第五，《陈杞世家》第六，《卫康叔世家》第七，《宋微子世家》第八，《晋世家》第九，《楚世家》第十，《越世家》第十一，《郑世家》第十二，《赵世家》第十三，《魏世家》第十四，《韩世家》第十五，《田完世家》第十六，《孔子世家》第十七，《陈涉世家》第十八，《外戚世家》第十九，《楚元王世家》第二十，《荆燕王世家》第二十一，《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留侯世家》第二十五，《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绛侯世家》第二十七，《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世家》第二十九，《三王世家》第三十。《伯夷列传》第一，《管晏列传》第二，《老子韩非列传》第三，《司与穰苴列传》第四，《孙子吴起列传》第五，《伍子胥列传》第六，《仲尼弟子列传》第七，《商君列传》第八，《苏秦列传》第九，《张仪列传》第十，《樗里甘茂列传》第十一，《穰侯列传》第十二，《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平原虞卿列传》第十五，《孟尝君列传》第十六，《魏公子列传》第十七，《春申君列传》第十八，《范睢蔡泽列传》第十九，《乐毅列传》第二十，《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田单列传》第二十二，《鲁仲连列传》第二十三，《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刺客列传》第二十六，《李斯列传》第二十七，《蒙恬列传》第二十八，《张耳陈馀列传》第二十九，《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黥布列传》第三十一，《淮阴侯韩信列传》第三十二，《韩王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田儋列传》第三十四，《樊郦滕灌列传》第三十五，《张丞相仓列传》第三十六，《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傅靳崩阝成侯列传》第三十八，《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爰盎朝错列传》第四十一，《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田叔列传》第四十四，《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魏其武安列传》第四十七，《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平津主父列传》第五十一，《匈奴列传》第五十二，《南越列传》第五十三，《闽越列传》第五十四，《朝鲜列传》第五十五，《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循吏列传》第五十九，《汲郑列传》第六十，《儒林列传》第六十一，《酷吏列传》第六十二，《大宛列传》第六十三，《游侠列传》第六十四，《佞幸列传》第六十五，《滑稽列传》第六十六，《日者列传》第六十七，《龟策列传》第六十八，《货殖列传》第六十九。汉朝承接五帝末流，接续三代中断的事业。周朝的治道废弛以后，秦朝毁掉古代文献，焚烧《诗》《书》，所以明堂、石室、金匮、玉版中的图书典籍散乱失佚。汉朝兴起后，萧何编次律令，韩信申明军法，张苍制定章程，叔孙通确定礼仪，于是文献学术逐渐兴盛，《诗》《书》也常常间或出现。自从曹参推荐盖公讲说黄帝、老子的学说，以及贾谊、韩安国阐明申不害、商鞅之学，公孙弘凭借儒学显达以来，百年之间，天下遗留下来的文献和古代事迹无不搜集齐备。太史公于是父子相继担任这一职务，说：“唉！我想到先人曾经掌管这件事，在唐、虞时期显达；到了周代，又重新掌管它。因此司马氏世代主持天官之职，直到我这一代，怎么能不敬慎地念及呢！”他广泛搜集天下散失的旧闻，探寻王业兴起的踪迹，推究开端、考察结局，见盛世而观察衰败，论述考订历史人物的事迹；大略叙述三代，记录秦、汉，上自轩辕黄帝，下至当今，撰写十二篇本纪。已经分别列出条目，又因时代不同、年代相差而难以明确，便作十篇表。礼乐的增减损益，律历的改变，军事权势、山川、鬼神以及天与人的关系，承接弊端而通达变化，作八篇书。二十八宿环绕北辰，三十根车辐共同连接一个车毂，循环运行没有穷尽，以此比拟辅弼、股肱之臣；记录忠信之士推行正道、奉事君主，作三十篇世家。扶助正义、卓异不羁，不使自己错失时机，在天下建立功名，作七十篇列传。总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称为《太史公书》。编写序言，概述全书，是为了拾补遗缺、补益六艺，形成一家之言，协调《六经》的不同传说，整齐诸子百家的杂说；把正本收藏在名山，副本存放在京师，以等待后世圣明的君主和君子。第七十篇，是司马迁的自叙，如此而已。其中有十篇缺失，只有篇目而没有书文。

译司马迁受刑以后，任中书令，受到尊重宠信并掌握职务。故交益州刺史任安写信给司马迁，以古代贤臣的道义责备他。司马迁回信说：少卿足下：从前承蒙您赐信，教导我待人接物要谨慎，以推举贤人、进用士人为要务。您的情意殷切诚恳，好像责怪我没有采纳您的教诲，却去听从世俗之人的言论。我不敢这样做。虽然我才能低劣，也曾私下听闻过长者遗留下来的风范。只是我想到自己身体残缺、身处污秽之地，一行动就会招致责怪，想要有所增益反而造成损失，因此郁闷而无人可以诉说。俗话说：“为谁去做呢？让谁来听呢？”大概钟子期死后，伯牙终身不再弹琴，就是这个缘故。为什么呢？士人愿为了解自己的人效力，女子愿为喜爱自己的人修饰容貌。像我这样，身体的根本已经残缺，即使才华可以赶上随、行，品行可以比得上由、夷，终究不能以此为荣，只足以引人发笑、使自己蒙受污点罢了。这封信本应及时答复，恰好我随从皇上从东边回来，又被卑微琐事逼迫，与您相见的日子很少，仓促之间没有片刻时间来充分表达心意。如今少卿身负不可预测的罪过，事情已经延续了一个多月，迫近隆冬；我又将随从皇上前往雍地，恐怕突然发生无法避讳的事情。这样我最终已经不能舒展胸中的愤懑来让您知晓，那么将死之人的魂魄也会暗自遗恨无穷。请允许我略微陈述自己的浅陋见解。拖延没有及时回复，希望您不要责怪。我听说：修养自身，是智慧的府库；爱护并施予他人，是仁德的开端；取用和给予，是义的标志；以耻辱为羞，是勇敢的决断；树立名声，是品行的最高表现。士人具备这五点，然后才可以立身于世，列入君子的行列。所以灾祸没有比贪图利益更大的，悲哀没有比伤害内心更痛的，行为没有比辱没先人更丑的，诟辱没有比遭受宫刑更大的。受过刑的人，没有什么可以与正常人相比，这并不是一天造成的，所由来已经很久了。从前卫灵公与雍渠同车，孔子便前往陈国；商鞅通过景监求见秦孝公，赵良为之寒心；同子为秦二世陪乘，爰丝因此变色。这些事情自古以来就被人视为耻辱。普通中等才能的人，只要事情牵涉宦官，没有不感到气馁的，更何况慷慨激昂的士人呢？如今朝廷虽然缺少人才，怎么能让一个受过刀锯之刑的人推荐天下的豪杰俊才呢！我依靠先人的事业，在京城供职，已经二十多年了。我这样反省自己：上等方面，不能向皇上纳忠效信，凭借奇谋和才能获得声誉，亲自得到明主的赏识；次一等，不能拾补遗缺，招纳贤能，显扬隐居的贤士；对外，不能编入军伍，攻城野战，建立斩将夺旗的功劳；最低一等，不能长年累月积累劳绩，取得高官厚禄，以荣耀宗族和交游。这四方面没有一件成功，只是苟且迎合、求取容悦，没有长处或功效可言，我的情形在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了。从前我也曾忝列下大夫之列，参与外朝最后的议论。当时不能提出纲纪，竭尽思虑，如今已经形体残缺，成为打扫宫室的奴隶，却还想抬头扬眉，议论是非，这不是轻视朝廷、使当世士人蒙羞吗？唉！唉！像我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况且事情的始末并不容易向人说明。我年轻时自负有不受拘束的才华，长大后在乡里又没有声誉，皇上幸亏因为先人的缘故，使我能够奉献微薄的技能，出入宫廷禁卫之中。我认为头顶着盆子就无法仰望天空，所以断绝了宾客交往，忘却了家庭产业，日夜想着竭尽自己不才的能力，一心一意办理职务，以求亲近取悦于皇上。然而事情却发生了极大的错误，完全不是原先所想的那样。我和李陵都在皇上门下任职，平素并不友善，志趣取舍各不相同，从未一起举杯饮酒、亲切交往。但是我观察李陵的为人，认为他确实是奇异卓越的士人：侍奉父母孝顺，和士人交往守信，面对财物廉洁，取舍合乎义，分配财物时懂得谦让，恭敬节俭而礼待下人，常常想着奋不顾身来应对国家的急难。他平素积累的品行，我认为具有国士的风范。臣子能够冒着万死而不顾一生，为赵国公室排解灾难，这已经很奇异了。如今李陵一次举动不合宜，那些只顾保全自身、保护妻子儿女的臣子便跟着诬陷、夸大他的过错，我内心实在为此痛惜！况且李陵率领不到五千名步兵，深入匈奴的骑兵之地，足迹抵达王庭，如同把鱼饵投到虎口，公然挑衅强大的胡人，面对数以亿万计的军队，和单于连续作战十多天，杀敌数量超过自身损失。匈奴救治死者、扶助伤者都来不及，穿旃裘的各部君长全都震惊恐惧，于是把左右贤王的军队全部征调，召集全国善于拉弓的人，全国合力进攻包围李陵。边战边退，转战千里，箭用尽了，道路也走到了尽头，援军没有到达，士卒死伤累累。然而李陵一声呼喊慰劳军队，士卒没有不起身的；他们亲自流泪，含着血咽泣，张开空手，冒着刀刃，向北面朝向敌人，争着战死。李陵尚未陷没时，假如已有使者来报告，汉朝的公卿王侯一定都会举杯向皇上祝寿。后来几天，李陵战败的文书传来，皇上因此吃饭没有滋味，临朝听政也不愉快。大臣忧虑恐惧，不知如何是好。我私下没有料想到自己身份卑贱，看到皇上悲惨凄怆、哀痛悼念，实在想献上自己诚恳而愚拙的意见。我认为李陵平素与士大夫同甘共苦，能够取得众人的死力，即使古代的名将也不过如此。他本人虽然陷于失败，但观察他的心意，仍是想求得适当的机会来报效汉朝。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他所挫败的敌军和所取得的战果，也足以向天下彰明。我心里想陈述这些情况，却没有机会，恰好遇到皇上召见询问，便借此意旨推说李陵的功劳，想要扩大皇上的宽容之意，堵住那些吹毛求疵的言论。我的话还没有完全说明白，圣明的皇上没有深入了解，以为我在阻挠贰师将军李广利，却替李陵游说，于是把我交给司法官审理。我拳拳的忠心最终不能自己申辩。家中贫穷，财物不足以赎罪，交游也没有人来救助，身边的亲近之人不替我说一句话。我不是木石之身，独自和执法官吏相处，被深深囚禁在监狱中，还有谁可以让我诉说呢！这正是少卿亲眼所见的，我的行事难道不是这样吗？李陵既然活着投降，败坏了家族的声誉；而我又被施以腐刑、置于蚕室，更加成为天下人的笑柄。可悲啊！可悲啊！事情不容易一两句话向世俗之人说清。我的先人并没有剖符丹书那样的功勋；从事文史、星历，接近于卜筮和祝祷之人的地位，本来就是皇上所戏弄的对象，被当作倡优来豢养，也是世俗所轻视的。假如我伏法受死，就像九头牛失去一根毛，和蝼蚁又有什么不同！世人又不把我同为节义而死的人相提并论，只认为我是智虑穷尽、罪行极重，不能自行免罪，最终走向死亡罢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是由我平素所树立的身份和处境造成的。人本来都有一死，有的人死得比泰山还重，有的人死得比鸿毛还轻，只是由于所追求的目标不同。

译最上等的是不辱没先人，其次是不辱没自身，再其次是不辱没自己的仪表和脸色，再其次是不辱没自己的言辞，再其次是屈曲身体接受羞辱，再其次是更换衣服接受羞辱，再其次是戴上木枷、锁上铁索、遭受鞭打杖击的羞辱，再其次是剃去毛发、戴上刑具的羞辱，再其次是毁伤肌肤、截断肢体的羞辱；最下等的是遭受腐刑，羞辱到了极点。《传》说：“刑罚不加于大夫。”这句话是说士人的气节不可不磨砺。猛虎处在深山中，百兽都震惊恐惧；等到它落入陷阱栏槛之中，便摇尾乞求食物，这是长期积累的威势约束逐渐造成的。因此，士人有的即使在地上画成牢狱也不会进去，即使削木作成狱吏也不回答其审问，早早便决定了计策。如今我的手脚被捆绑，戴着木枷铁索，肌肤暴露，遭受棍棒鞭打，被幽禁在圆形高墙之中；在这种时候，看见狱吏便把头撞向地面，看到徒隶便心中惊惧、屏住呼吸。为什么呢？就是长期积累的威势约束所造成的。到了这种地步，还说自己没有受辱，那只是所谓厚着脸皮罢了，有什么值得尊贵的呢！况且西伯是诸侯之长，却被拘禁在羑里；李斯是丞相，却受尽五刑；淮阴侯韩信是王，却在陈地被戴上刑具；彭越、张敖面向南自称孤，却被关进狱中治罪；绛侯周勃诛灭诸吕，权势超过五霸，却被囚禁在请室；魏其侯窦婴是大将，却穿着赭色囚衣、戴着三重刑具；季布成为朱家用铁钳锁住的奴仆。灌夫受辱，被关在居室。这些人全都曾身居王侯将相之位，声名传播到邻国，等到罪行降临、法网加身时，也不能自行决断而死。在尘埃之中，古今都是同样的情形，哪里有不受辱的呢！由此说来，勇敢或怯懦，是由形势决定的；强大或弱小，是由处境造成的。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还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况且人不能及早自行置身于法律绳墨之外，等到逐渐衰败、陷入鞭打杖击的境地，才想要坚持气节，这不是相差太远了吗！古人之所以重视对大夫施刑，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人之常情没有不贪生怕死、挂念亲属、顾念妻子儿女的；至于真正被义理激发的人则不是这样，而是因为有不得已的情况。如今我不幸早年失去双亲，没有兄弟亲属，独自一人孤立无援，少卿看我对待妻子儿女又怎么样呢？况且勇敢的人不一定都能为气节而死，怯懦的人仰慕义理，又有什么地方不能勉励自己呢！我虽然怯弱，想要苟且活着，但也很懂得取舍进退的区别，怎么会甘愿沉溺于囚禁束缚的耻辱呢！即使奴仆婢妾也还能自行决死，何况像我这样是出于不得已呢！我所以忍辱苟活，含垢忍辱而不推辞，是因为遗憾自己内心的志愿尚未完全实现，鄙弃死后文章不能在后世显扬。古代富贵之人而名声磨灭的，多得数不清，只有卓异非凡的人才能著称。西伯被拘禁后推演《周易》；孔子困厄后撰作《春秋》；屈原被放逐，于是作《离骚》；左丘明失明，便有了《国语》；孙子被砍去膝盖，仍整理编次《兵法》；吕不韦迁徙到蜀地，世上流传《吕氏春秋》；韩非被囚禁在秦国，写成《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多是贤人圣人发泄愤懑而创作的。这些人全都心中有所郁结，不能通达自己的道路，所以记述往事，思考后来的人。至于像左丘明失去双眼、孙子被截断双足，终身不能再被任用，便退居而论述书册，以舒展自己的愤懑，想凭借空文传名后世来表现自己。我私下不自量力，近来把自己寄托在无能的文辞中，搜集天下散失的旧闻，考察历史事迹，查考成败兴亡的规律，共计一百三十篇，也是想探究天道与人事的关系，通晓古今变化的规律，形成一家之言。草稿尚未完成，恰好遭遇这场灾祸，我惋惜著作未成，因此即使接受极刑，也没有露出怨怒的神色。假如我确实已经写成这部书，把它收藏在名山，传给志同道合的人，并流传于交通便利的大城市，那么我就偿还了此前受辱的责任，即使遭受一万次杀戮，难道还会后悔吗！然而这些话可以对有智慧的人说，却难以向世俗之人说明。况且身负卑贱地位的人不容易安居，下层社会又多有毁谤议论。我因为言语获罪而遭遇这场灾祸，又加重了乡党对我的嘲笑，污辱了先人，还有什么脸面再登上父母的坟丘呢？即使历经百世，污垢也只会更加深重罢了！因此我一天之中愁肠百转，居家时恍惚不安，好像失去了什么；出门时又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每当想起这种耻辱，汗水没有一次不从背上冒出、浸湿衣服的。我本人只是宫闱中的宦官，难道还能自行引退，深藏在山岩洞穴之中吗！所以只好暂且随顺世俗，浮沉于时势之中，随着时代俯仰，以排遣自己的狂惑。如今少卿却教导我推举贤人、进用士人，岂不是同我内心的意图相违背吗？如今即使想要自我修饰，用委婉的言辞为自己解脱，也没有益处；世俗不会相信，只会自取羞辱罢了。总之，等我死去之后，是非才会确定。这封信不能完全表达我的心意，所以只略略陈述我的浅陋见解。司马迁死后，他的书逐渐流传出来。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平通侯杨恽承继并阐述他的著作，于是将其公开传播。王莽时，寻求册封司马迁的后代，封为史通子。赞说：自从文字契刻产生，便有了史官，他们所记载的典籍十分广博。到了孔子，他上推断于唐尧，下记载到秦缪公。唐、虞以前虽然有遗留下来的文字，但言辞不合经典规范，所以关于黄帝、颛顼的事情还不能明确知晓。到了孔子依据鲁国史记撰作《春秋》，左丘明又论述、编纂其中的事实，为它作传，并把其中的异同另行编为《国语》。又有《世本》，记载黄帝以来直到春秋时期帝王、公、侯、卿、大夫各家祖先世系的来历。《春秋》以后，七国相互争战，秦国兼并诸侯，于是有了《战国策》。汉朝兴起，讨伐秦朝而平定天下，于是有了《楚汉春秋》。所以司马迁依据《左氏春秋》《国语》，采录《世本》《战国策》，叙述《楚汉春秋》，接续其后的史事，写到天汉年间为止。他叙述秦、汉两代的事情，已经很详尽了。至于采摘经书、搜集传记，分散记述几家之事，遗漏和简略的地方很多，有时还彼此抵牾。这也是因为他涉猎广博，贯通经传，纵论古今，上下数千年之间，能做到这样，已经很勤勉了。再者，他对是非的判断颇有违背圣人的地方：谈论大道，却把黄帝、老子的学说放在前面，把六经放在后面；叙述游侠，却贬低隐退的处士，抬高奸诈的豪雄；叙述货殖，却推崇权势利益，以贫贱为羞耻。这就是他的局限。然而自刘向、扬雄以来，博览群书的人都称说司马迁有优秀史官的才能，佩服他善于叙述事理，明辨而不浮华，质朴而不鄙俗。他的文章直截，他记载的事实可靠，不虚饰美好，也不隐瞒丑恶，所以称为实录。唉！以司马迁这样博闻多识的人，尚且不能凭借智慧保全自己，既然遭受极刑，在幽闭中发愤著书，这部书也确实值得信赖了。考察他用来哀伤自己的处境，大概同《小雅·巷伯》一类诗歌的情形相似。至于《大雅》所说“既明智又有哲理，才能保全自身”，实在太难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