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周传第三十

译，有忠贞气节，因此升任太仆、右曹、给事中。霍光执掌刑罚严酷，杜延年用宽缓来辅佐他。审理燕王谋反案时，御史大夫桑弘羊的儿子桑迁逃亡，经过父亲旧吏侯史吴家。后来桑迁被捕获，依法受死。适逢大赦，侯史吴自行出面入狱；廷尉王平与少府徐仁共同审理谋反案，都认为桑迁因父亲谋反而获罪，侯史吴藏匿他，并不是藏匿真正的反叛者，而是藏匿其随从。于是依据赦令免除侯史吴的罪。后来侍御史审查事实，认为桑迁通晓经术，知道父亲谋反却不劝谏争辩，与亲身参加反叛没有区别；侯史吴原是三百石官吏，首先藏匿桑迁，不能与平民藏匿反叛者的随从相提并论，因此侯史吴不应赦免。侍御史上奏请求重新审理，弹劾廷尉、少府放纵反叛者。少府徐仁正是丞相车千秋的女婿，所以车千秋多次替侯史吴说话。车千秋害怕霍光不听，便召集中二千石官员、博士在公车门集会，讨论审问侯史吴应适用的法律。议论者知道大将军的意旨，都坚持认为侯史吴犯有大逆不道。第二天，车千秋把众人的议论封缄上奏，霍光于是以车千秋擅自召集中二千石以下官员、使朝廷内外出现不同言论为由，将廷尉王平、少府徐仁交给廷尉审理。朝廷上下都害怕丞相受到连坐。杜延年于是写奏记给霍光争辩，认为：‘官吏放纵罪人，自有常法；如今又把侯史吴诬为大逆不道，恐怕在法律上太严酷了。丞相一向没有操守，却为了向下属说好话，正是把他平素的行为全部表现出来。至于擅自召集中二千石以下官员，确实非常不像话。臣愚昧地认为，丞相年老，又是先帝任用掌权的大臣，如果没有重大过错，不可以抛弃他。近来百姓颇有议论说狱法深酷，官吏严厉诋毁；如今丞相所议又牵涉狱事，如果这样连累到丞相，恐怕不合众人之心。’ ‘群臣喧哗，平民私下议论，流言四处传播，臣私下很为将军失去天下声望而痛惜！’霍光认为廷尉、少府玩弄法律、任意轻重，都判处弃市，却没有牵连丞相，最终与丞相争论到底。杜延年议论政事持平，调和朝廷，都是这一类表现。他看到国家承受武帝奢侈和长期用兵之后，多次对大将军霍光说：‘年成接连不好，流民还没有全部返回，应当修明孝文帝的政治，向天下显示节俭宽和，顺应天心，取悦民意，这样年成才会好转。’霍光采纳了他的意见，举荐贤良，议论停止酒类专卖、盐铁专卖，这些都由杜延年首先提出。官吏百姓上书陈说有利于国家的措施，有不同意见的，便交给杜延年评议处理后再上奏。奏言可由官府试用的人，便任为县令；有的由丞相、御史府任用，任满一年后根据政绩上报；有的则依法治罪。他常常与丞相府、御史府以及廷尉分阅奏章。昭帝末年，皇帝病重，征召天下名医，杜延年主管药方医药。昭帝去世，昌邑王即位后被废黜，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张安世与大臣商议拥立人选。当时宣帝被养在掖庭，称皇曾孙，与杜延年的中子杜佗相亲友善；杜延年知道皇曾孙品德美好，便劝霍光、张安世拥立他。宣帝即位，褒奖赏赐大臣，杜延年因参与决定大计、安定宗庙，增加食邑二千三百户，加上原来封爵所得，共四千三百户。皇帝下诏让有关官员评定拥立宣帝的功劳：大司马、大将军霍光的功德超过太尉绛侯周勃；车骑将军张安世、丞相杨敞的功劳相当于丞相陈平；前将军韩增、御史大夫蔡谊的功劳相当于颍阴侯灌婴；太仆杜延年的功劳相当于硃虚侯刘章；后将军赵充国、大司农田延年、少府史乐成的功劳相当于典客刘揭；都封侯并增加封地。杜延年为人安详和顺，办事周全，长期主持朝政，皇上信任他；出宫便奉驾随行，入朝便在宫中办事，居九卿之位十多年，所得赏赐馈赠，家产达数千万。霍光死后，霍禹与宗族谋反，被诛杀。皇上认为杜延年是霍氏旧人，想让他退职；丞相魏相上奏说杜延年一向尊贵掌权，官职中有许多奸弊。皇上派官吏考察审问，只查得苑中马匹多有死亡，官奴婢缺少衣食；

译杜延年因而获罪免官，削减食邑二千户。几个月后，又征召任命他为北地太守。杜延年因原为九卿却出任边郡官吏，治理郡务没有进展，皇上用玺书责备他。于是杜延年选用良吏，捕捉打击豪强，郡中清静。一年多后，皇上派谒者赐给杜延年玺书、黄金二千斤，调任西河太守，治理很有声誉。

译五凤年间，征召杜延年入朝任御史大夫。杜延年住在父亲过去的官府中，不敢处在父亲旧日的位置，坐卧都换地方。当时四方夷族和睦，海内太平；杜延年任职三年后，以年老多病请求退休养老。天子优待他，派光禄大夫持节赐给杜延年黄金一百斤、酒，并加赐医药，杜延年于是称病沉重。皇帝赐给他安车驷马，免官让他回家。几个月后去世，谥号敬侯，儿子杜缓继承爵位。杜缓年轻时任郎官，本始年间以校尉身份跟随蒲类将军攻打匈奴，回来后任谏大夫，升任上谷都尉、雁门太守。父亲杜延年去世，杜缓被征召回京办理丧事，任太常，治理各陵县。每年冬月封存、完结案件的日期，他常常减少饮酒、节省膳食，属官都称赞他有恩德。元帝初即位时，谷物昂贵，百姓流亡；永光年间西羌反叛，杜缓总是上书捐献钱粮以帮助国家使用，前后达数百万。杜缓有六个弟弟，其中五人做到高官；小弟杜熊历任五郡二千石、三州牧刺史，以才干闻名；只有中弟杜钦官位没有达到高处，却最为知名。杜钦字子夏，年轻时喜爱经书，家中富裕但眼睛偏盲，因此不喜欢做官。茂陵人杜邺与杜钦同姓同字，两人都以才能闻名京师，所以士大夫称杜钦为‘盲杜子夏’，用来区别二人。杜钦厌恶因眼疾而被人诋毁，于是制作了一顶小帽，帽高帽檐总共只有二寸；因此京师人改称杜钦为‘小冠杜子夏’，而称杜邺为‘大冠杜子夏’。当时皇帝的舅父、大将军王凤以外戚身份辅政，寻求贤能之人来帮助自己。王凤的父亲顷侯王禁与杜钦的兄长杜缓交好，所以王凤很了解杜钦的才能，上奏请求任命杜钦为大将军军武库令。这个职位清闲无事，正是杜钦所喜欢的。杜钦为人深沉博学而有谋略。皇上还是太子时，就因好色闻名；即位后，皇太后下诏选取良家女子。杜钦借此劝说大将军王凤：‘礼制规定天子一次娶九女，是为了穷尽阳数、广泛繁衍后代并尊重祖先；一定要向各地推举寻求幽闲美好的女子，不问外表华美与否，是为了帮助修养德行、治理内宫；妃嫔的妹妹、侄女即使有缺额也不再补充，是为了保养寿命、杜绝争宠。所以后妃有贞洁淑善的品行，后代就会有贤圣之君；制度具有威严庄重的仪节，君主就会有长寿的福分。制度废弃而不遵行，女子的品德就不能使人满意；女子的品德不能使人满意，君主的寿命就不能达到高龄。《尚书》说：‘有的四年，有的三年’，说的是放纵欲望所产生的祸害。男子到了五十岁，喜好女色仍未衰减；妇人到了四十岁，容貌已经不同于从前。用已经改变的容貌侍奉欲望尚未衰减的男子，却不用礼制加以限制，那么祸根就无法挽救，后来还会出现异常的情形；’ 以后妃出现异常的情状，正后自己就会疑惧，而庶出的妃嫔便会产生离间嫡后的心思。因此，晋献公遭受骊姬进谗的诽谤，申生蒙受了无罪的罪责。如今圣主正值年少，尚未有嫡出的继承人，正在向术士学习，还没有亲自参与后妃之事的议论。将军辅佐朝政，应当趁着开初的盛势，建立九女之制，详慎选择有品行道义的人家，求取品德美好的女子，不必一定要求容貌、声音和才艺都出众，以此作为万世遵行的大法。男子年轻时，最应戒备的就是女色，《小卞》这首诗的创作，足以令人寒心。只希望将军常把这件事作为忧虑。”王凤把这些话告诉太后，太后认为这是旧有故事，并没有什么新意。孔钦又郑重地说：“《诗经》说：‘殷商的鉴戒并不遥远，就在夏后氏的时代。’讽刺告诫的话已经十分迫切，但能够省察听取的人却常常怠慢忽略，难道不应谨慎吗！前面所说的九女之制，只是略略陈述它可能带来的祸福，其中的可悲可惧之处非常严重，我私下担心将军不能深切留意。后妃制度，是国家夭寿、治乱、存亡的根源。考察三代末世，查看周成王、周宣王享有国祚的情况，观察近亲属的应验，祸败哪一次不是由女子的德行引起的？因此，佩玉过晚才鸣，《关雎》对此发出叹息；这是知道贪好女色会损害性命、缩短寿年，背离制度便会滋生无休止的欲望，天下将受到这种风气的教化，逐渐衰败而形成习俗。所以歌咏贤淑女子，希望她们配侍君上，这正是忠孝笃厚、仁爱敦厚的体现。君主尊亲长寿，国家得到治理而安定，确实是臣子最大的愿望，也是应当努力促成的事。《易经》说：‘端正根本，万物就会得到治理。’凡是讨论那些有疑问、不能立即施行的事情，如果求证于古代，却没有可以遵循的典章制度；考察于当今，又发现吉凶结果相同；最终若轻率改变它，百姓就会迷惑。像这样的事，确实难以施行。如今九女之制合于古代，对当今没有危害，也不违背民心，是极容易实行的；实行它将带来很大的福泽。将军辅政却不早作决定，不是天下人的希望。只希望将军相信臣子的愿望，体念《关雎》的深意，趁着受托执政的盛势和开初政治清明之时，为汉家建立无穷的根基；这实在不能忽视，也不可以迟疑。”王凤不能自行制定法度，只是遵循旧例而已。适逢皇太后的妹妹司马君与孔钦兄长的儿子私通，事情被皇上听闻，孔钦惭愧恐惧，请求辞官归乡。后来发生日食、地震的灾变，皇帝下诏征举贤良方正、能够直言的士人，合阳侯梁放举荐孔钦。孔钦上奏答对说：“陛下敬畏天命，哀悼灾变，召见公卿，举荐直言之士，将借此寻求上天的意旨，考察政治的得失。臣孔钦愚昧刚直，经学术业浅薄，不足以奉答重大诏问。臣听说日食、地震，是阳气衰微而阴气强盛的表现。臣下，是君主的阴；儿子，是父亲的阴；妻子，是丈夫的阴；夷狄，是中原的阴。《春秋》中记载日食三十六次、地震五次，有的是夷狄侵犯中原，有的是政权落在臣下手中，有的是妇人凌驾丈夫，有的是臣子、儿子背叛君主、父亲。事情虽然不同，类别却是相同的。臣私下观察人事，以考察灾变，那么本朝大臣没有一个是自感安稳而无忧患的人，外戚亲属没有怀有悖逆之心，关东诸侯没有强大的国家，三方边境的蛮夷没有违背常理的行为；大概祸患是在后宫。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次日食发生在戊申日，时辰在未时。戊、未都属土，土是中宫所主管的部分。当天夜里未央宫殿中发生地震，这一定是嫡妻与妾将要争宠、互相伤害而造成祸患，只希望陛下深切戒备。灾变受到感应，往往同类相互应验；人事在下方失误，灾变的象征就在上方显现。能够用德行回应它，灾异和罪咎就会消失；不能用善行回应它，祸败就会到来。商高宗遭遇雉鸟鸣于鼎耳的警戒，便整饬自己、端正政事，享有百年寿命，殷道也重新兴盛，关键就在于他如何回应灾变。回应灾变如果不真诚，就不能建立；没有诚信，也不能实行。宋景公不过是小国诸侯，却有不愿把灾祸转移给百姓的诚意，说了三句符合君道的话，荧惑之星便为此退避一舍。

译凭着陛下的圣明，内心推行至诚，深思天象的变化，还有什么回应不能感动上天，还有什么变动不能使上天震动呢？孔子说：‘仁德难道离我们很远吗？’只希望陛下端正皇后和妾妃的名分，抑制女宠，防止奢侈过度，停止逸乐游荡，亲自实行节俭，亲理万事，多次乘坐安车，沿辇道出行，亲自到二宫问候并查看饮食，早晚定省。这样一来，即使尧、舜也不足以与陛下相比，灾异的罪咎又有什么不能消除的呢？如果不肯听取百姓事务，不考察才能便授予官位，耗尽天下财物来供奉淫逸奢侈，竭尽万民的力量来满足耳目之欲，亲近谄媚的人而疏远公正方直之士，听信进谗害人的臣子来诛杀忠良，使贤能俊杰隐没在山林，大臣因不被任用而怨恨，即使没有灾变，国家也会有忧患。天下极其广大，万事极其繁多，祖先留下的基业极其重要，实在不能靠安逸享乐来治理，也不能靠奢侈过度来维持。只希望陛下克制无益的欲望，以保全百姓的性命。臣孔钦愚昧刚直，所说的话不足采纳。”这年夏天，皇上把直言之士全部召到白虎殿回答策问，策问说：“天地运行的道理以什么为贵？君王的法度应当怎样？《六经》的义理以什么为上？人的行为以什么为先？选取人才的方法应当怎样？当今治理天下最应致力于什么？各自依据经义回答。”孔钦答道：“臣听说天道以诚信为贵，地道以贞正为贵；没有诚信和贞正，万物就不能生长。生长，是天地所珍贵的事情。君王承接天地所生的万物，加以治理使其成长，连昆虫草木也没有不得其所的。君王效法天地，不实行仁德就无法广泛施惠，不遵循义就无法端正自身；克制自己而趋向义，以推己及人的恕道待人，这是《六经》所推崇的。一个人不孝，就会侍奉君主不忠，在官位上不敬，临阵作战没有勇气，对朋友没有信用。孔子说：‘孝道无论始终，只要担忧自己做不到，就从未有过这样的事。’孝，是人的行为中最先应具备的德行。观察他在乡党中的本性，考察他任官时的功绩；在显达时看他举荐什么人，富有时看他施予什么，困穷时看他不做什么，贫乏时看他不取什么；在近处看他把什么作为主张，在远处看他拥护什么主张。孔子说：‘看他所做的事，观察他所走的道路，考察他安于什么，人怎么能隐藏自己呢？’这就是选取人才的方法。殷代承袭夏代，崇尚质朴；周代承袭殷代，崇尚文饰。如今汉家承受周、秦遗留下来的弊病，应当抑制文饰而崇尚质朴，废除奢侈而倡导节俭，表彰真实而去除虚伪。孔子说‘厌恶紫色夺去朱色的地位’，这就是当今治理天下所应致力的事。臣私下还有忧虑，若说出来就会违逆陛下心意，不说则弊端会一天天增长，造成的祸患不会小；然而小臣不敢废弃正道而求取顺从，也不敢违背忠诚而迎合心意。臣听说贪玩女色没有满足的时候，必然会产生偏爱和厌恶之心；偏爱和厌恶之心产生，就会把爱宠偏向一个人；爱宠偏向一个人，继承人的来源就不会广泛，嫉妒之心也会兴起。这样一来，哪怕只是一个妇人的谗言，也会多得无法胜数。只希望陛下以纯厚的德行普遍施惠，不顺从私欲；这样百姓都会喜悦，继承人的来源一天天扩大，天下长久安宁。至于万事的是非，又哪里值得一一说尽呢！”孔钦因前面的事情受到牵累，被赐帛遣退，后来任议郎，又因病免官。朝廷征召他到大将军幕府，国家的政事谋略，王凤常常与他共同筹划。他多次称誉、举荐名士王骏、韦安世、王延世等，替冯野王、王尊、胡常等人解脱罪过；以及接续功臣断绝的爵位世系、安抚四夷等当时的善政，很多出自孔钦。孔钦见王凤专权过重，便告诫他说：“从前周公具有至圣的德行，又有叔父的亲属关系，而成王具有独自明察的智慧，不听信谗言，但管叔、蔡叔散布流言，周公仍然害怕。穰侯是秦昭王的舅父，在秦国权势重大，威震邻敌，又有秦昭王从早到晚亲近爱护的恩宠，内心没有丝毫隔阂；可是范雎从平民起步，来自别国，没有素来的信任，只凭一次朝见进言，便使穰侯被遣往封国。近来武安侯被罢退，三件事相隔各有数百年，却如同符节相合，实在不能不察看。希望将军采取周公谦逊恐惧的态度，削弱穰侯的威势，放弃武安侯那样的欲望，不要让范雎一类的人有机会施展离间之说。”不久，又发生日食，京兆尹王章上密封奏事请求召见，果然指责王凤专权蒙蔽君主的过错，认为应当废黜而不再任用，以此回应天变。于是天子醒悟，召见王章，与他商议，想罢退王凤。王凤十分忧惧，孔钦让王凤上疏谢罪，请求辞官归乡，奏疏言辞非常哀痛。太后流泪哭泣，以至于不肯进食。皇上年少时便亲近倚重王凤，也不忍心废黜他，于是又起用王凤复任原职。王凤内心惭愧，声称病势沉重，想最终退职。孔钦又劝他说：“将军深深哀悼辅政十年间灾变不断，所以请求辞官归乡，把罪责归于自身，刻责自己、自我反省，以至诚感动众人，愚昧和明智的人没有不感伤的。即使如此，这只是没有受主上亲自嘱托的臣子，掌握进退的分寸，保持离任或留任的节操罢了；并不是主上用来对待将军的方式，也不是将军用来报答主上的方式。从前周公即使年老，仍然留在京师，表明自己不离开成周，也显示自己不忘王室。仲山父是异姓之臣，与周宣王没有亲属关系，受封于齐国，尚且长叹长久思念，早晚徘徊，不忍远离，何况将军对于主上、主上对于将军呢！想使天下安定、消除灾变的意图，除了将军没有人能做到；主上明白地知道这一点，所以拉住将军不让他离开。《尚书》说：‘公啊，不要使我困顿！’ 只希望将军不要因为四国散布的流言而像周公那样对成王产生疑惧，应当以此巩固自己至忠的心。”王凤又起身处理政事。皇上命尚书弹劾京兆尹王章，王章死于诏狱。事情记载在《元后传》中。王章死后，百姓为他感到冤屈，借此讥刺朝廷。孔钦想替朝廷挽救过失，又劝王凤说：“京兆尹王章所获罪的事情很秘密，官吏和百姓见王章平素喜欢议论政事，便以为他不是因为任官失职获罪，怀疑他是因为在日食时应对皇上时有所进言。如果王章确实在内有犯法之事，即使陷入正法之中，事情没有公开，从京师的人尚且不明白，何况远方的人呢？恐怕天下不知道王章确实有罪，反而认为他是因为进言而获罪。这样就会堵塞臣下争相进谏的根源，损害宽厚明察的德行。臣愚昧地认为，应当借王章一事举行直言极谏，并召见郎官和侍从官，让他们充分陈述王章的意见，比过去更加公开，以明白昭示四方，使天下都知道主上圣明，并不因臣下进言而治罪。这样，流言就会消散，疑惑也会显明。”王凤把他的计策报告上去并实行了。孔钦这种补救过失、使事情趋于美善的做法，都属于这一类。他悠闲自得，不再出仕，最终长寿而死。孔钦的儿子以及兄弟、旁支亲属中做到二千石官职的将近十人。孔钦的哥哥孔缓此前免去太常之职，以列侯身份入朝请见，成帝时才去世，儿子孔业继承爵位。孔业有才干，凭列侯身份被选用，又任太常。

译孔业多次谈论政事得失，不奉承权贵，与丞相翟方进、卫尉定陵侯淳于长关系不和。后来孔业因犯法被免官，又任函谷关都尉。适逢定陵侯淳于长获罪，应当前往封国，淳于长的舅舅红阳侯王立给孔业写信说：‘实在怜悯年老的姐姐头发已经花白，还要跟随这个不成器的儿子出关，希望不要再因以前的事情加害他。’定陵侯出关后，罪行又被揭发，被押往洛阳狱。丞相史搜得红阳侯的书信，奏称孔业接受请托，属于不敬，因此获罪免官，前往封国。这年春天，丞相翟方进去世，孔业上书说：‘翟方进原本与淳于长深相结交，彼此互相称誉推荐；淳于长陷入大恶，却独独没有获罪，不过是想遮蔽先前的过失，不替陛下扩大持平公正的法例，又没有恐惧之心，反而乘时相信他的邪僻行为，报复个人的怨恨。按照旧例，大逆之罪的同党应当免官，不得归还原郡；如今因淳于长获罪而归还原郡，已经是加重一等了。红阳侯王立只是因为儿子收受淳于长的贿赂，所以被判前往封国，并不是大逆之罪；可是翟方进又奏请把王立的党友、后将军朱博、巨鹿太守孙宏、前少府陈咸都免官，并让陈咸归还原郡。刑罚没有公平，全在翟方进的笔端，百姓无不疑惑，都说孙宏并不与红阳侯亲善。’ 孙宏先任中丞时，翟方进任御史大夫，曾举荐属吏隆担任侍御史；孙宏认为隆此前奉命出使时欺骗轻慢，不适宜担任执法近侍之官，翟方进因此怨恨孙宏。又，翟方进任京兆尹时，陈咸任少府，在九卿中才能最为出众，这是陛下亲自知道的。翟方进平素与司直师丹交好，御史大夫职位空缺时，让师丹奏称陈咸从事奸利，请求查验，最终却没有查出什么，而翟方进果然自己得到御史大夫之职。翟方进任丞相后，立即诋毁欺罔陈咸，奏请免去他的官职，又借红阳侯一事让陈咸归还原郡。众人都说国家给翟方进的权力太大了。考察师丹的行为和才能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以及光禄勋许商被病残之人牵连，都是因为依附翟方进，才曾得到尊贵官职。师丹此前亲自推荐同乡之子担任丞相史，说他能使巫师召下神灵，为国家求福，几乎因此获得大利。幸亏陛下极其明察，派使者毛莫如先行考验，最终查出他的奸诈，相关人员都被判死罪。假如师丹明知实情却上报，这是诬陷欺罔之罪；如果他不知道实情却上报，这是背弃经术、惑乱于左道；这两种情况都属于大辟之罪，比朱博、孙宏、陈咸所获之罪更重。翟方进始终不举发说明，专门制造威福，偏袒党羽和亲厚之人，排挤英俊，假借公事报复私怨，蛮横凌厉而毫无畏惧，想用威势熏灼天下。天下没有不望风披靡的，从尚书到近侍之臣都闭口不言，骨肉亲属没有不战栗恐惧的。威势权力过于强盛却不忠诚信实，这不是安定国家的办法。如今听说翟方进突然因病死亡，却没有把他的罪行昭示天下，反而一再厚加赏赐、以厚葬了事，希望陛下深思过去的事情，以此警戒后世。适逢成帝去世，哀帝即位，孔业又上书说：‘王氏世代掌握权势已经很久，朝廷没有刚直敢言的臣子，宗室诸侯势力微弱，与囚徒没有区别；从佐史以上直到大官，都是权臣的党羽。曲阳侯王根先前任三公、辅佐政事，知道赵昭仪杀害皇子，却不立即上报，反而与赵氏相互勾结，任意妄为；他诬陷诉讼先前的许皇后，使她被加以并不存在的罪名，诛杀破灭许氏一族，败坏了元帝的外戚。内心嫉妒同胞兄长姐姐红阳侯王立以及淳于氏，他们都年老而被抛弃。新近又在京师大肆杀戮，威势权力令人畏惧。高阳侯薛宣有不奉养母亲的名声，安昌侯张禹是奸人的首领，惑乱朝廷，使先帝在天下背负毁谤，尤其不可不谨慎。陛下刚刚即位，谦让而尚未能全面执政，孤立独处，特立无助，没有可以倚仗的人；权臣交替掌权，形势危险得如同用手探滚汤。应当及早以义断绝私恩，安定百姓的心。我私下认为朱博忠诚信勇猛，才略非世所常有，确实是国家杰出的宝贵臣子。应当征召朱博置于左右，以安定天下。’ 有这个人在朝，陛下就可以高枕而卧了。从前诸吕想要危害刘氏，多亏高祖遗留下来的臣子周勃、陈平还在；否则，几乎要被奸臣取笑了。”孔业又说，应该在京师为恭王建立宗庙，以彰明孝道。当时，高昌侯董宏也说，应当尊奉皇帝的母亲定陶王丁后为帝太后。大司空师丹等弹劾董宏误导朝廷、行为不合道义，董宏因此获罪，被免为庶人；孔业又上书为董宏申辩。他前后所说的事情都符合皇帝的意旨并得到施行，朱博果然被提拔任用。孔业因此被征召，又任太常。一年多后，被贬为上党都尉。适逢司隶奏称孔业任太常时选举不实，孔业因此获罪免官，又回到封国。哀帝去世，王莽掌握政权，先前议论建立宗庙、尊奉太后名号的人都被免官，迁徙到合浦。孔业因为此前已被罢黜，所以受到疏远冷落，忧惧成病而死。孔业在成帝初年娶皇帝的妹妹颍邑公主为妻。公主没有儿子，去世后，孔业家上书请求把孔业迁回京师，与公主合葬，未获准许；但赐谥号为荒侯，爵位传到孙辈便断绝了。起初，杜周在汉武帝时迁徙到茂陵，到了杜延年时迁徙到杜陵。赞曰：张汤、杜周都从掌管文书的小吏起家，官至三公，列在酷吏之中；但二人都有贤良的儿子，德行器识超过父辈，爵位尊贵显赫，世代承袭并立于朝廷，彼此相抗衡。到了建武年间，杜氏的爵位才独自断绝。考察他们的福祚以及作为元勋、儒林后代的成就，后来无人能够超过。他们自称是唐尧、杜康的后裔，难道果真如此吗？至于孔钦在当时仕途沉浮，喜好谋划而能成事，在建始初年深切陈述女色之戒，后来终于如同他所说，或许可以说他看出了《关雎》中微妙的讽谏意义，不是那些浮华而博杂学习的人所能比拟的。孔业依仗形势而攻击他人，称誉朱博，诋毁师丹；这种任意爱憎、随意议论的做法，难道不可畏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