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四十四

译列传第四十四 张暐、张行简、贾益谦、刘炳、术虎高琪、塔不也 张暐，字明仲，是莒州日照县人。学识广博而通达。考中正隆五年进士。调任陈留县主簿、淄州酒税副使，因征收酒税超过定额而升任昌乐县令。改任永清县令，补任尚书省令史，授任太常博士，兼任国子助教。父亲去世，服丧期满后，调任山东东路转运副使，入朝任太常丞，兼任左赞善大夫。章宗封为原王时，张暐兼任原王府文学。章宗册立为皇太孙后，张暐又任左赞善，转任左谕德，兼任太常丞，充任宋国报谕使。到达盱眙时，宋人请他赴宴，张暐说：“大行皇帝的灵柩还在殡宫，不能赴宴。”接受赏赐时，他不作舞蹈拜谢，宋人佩服他懂得礼法。出使回来后，升任太常少卿，兼修起居注。改任礼部郎中，仍旧修起居注。升任右谏议大夫，兼任礼部侍郎。明昌二年，太傅徒单克宁去世，章宗想亲自为他烧饭祭奠。当时孝懿皇后的梓宫还在殡宫，张暐上奏说：“我仰想圣上的慈心，追念功臣，恩礼隆重厚重，谁能不感动而受到劝勉？太祖的时享祭祀尚且暂时停止，如果为大臣烧饭祭奠，礼制上恐怕不妥。如今已经下达了恩旨，圣意十分深厚，人人都知道了，请俯从典礼，这样两方面都能周全。”章宗听从了。有人上封事说提刑司可以撤销，张暐上疏说：“陛下即位以来，顺应百姓所需要的，改革法令、建立制度，已经有几十上百条。设置提刑司，是政务中的大事，如果被浮泛的议论所动摇，内外就都不会取信于朝廷。唐朝开元年间，有人请求选择州守县令，停止采访使，姚崇上奏说：‘十道采访使尚且没有完全得到合适的人选，天下三百多个州，县的数量又多出数倍，怎么能使州守县令都称职呢？’既然如此，提刑之职确实不能撤销；选择合适的人任用它，这是百姓的一大福利，也是国家的长远策略。”于是又列举汉代刺史六条职责上奏。皇上说：“卿所说的与朕的心意相合。” 授任礼部尚书。孙即康审讯办理镐王完颜永中一案，回来后上奏，皇帝下诏重新审讯，群臣推举张暐和兵部侍郎乌古论庆裔。皇帝派参知政事马琪向张暐传达说：“百官推举你们复核查实镐王的事情，务必不要屈枉压制有关人员，也不能损害国法。”皇帝又对宰臣说：“镐王把永蹈看得很轻。”马琪说：“人臣不能有图谋君位的行为。”因此永中的案件就定案了。霍王从彝的母亲早死，由温妃石抹氏抚养。明昌六年，温妃去世，皇帝询问从彝应穿什么丧服。张暐上奏说：“为慈母服齐衰三年，使用桐木杖、布冠，这是礼制。从彝是近亲，皇帝亲属的身份与臣下不同，丧服也应有所减降。请在未下葬以前穿白布衣、戴绢巾，下葬以后只穿素服服满丧期，朝会则穿吉服。”皇帝采纳了他的奏议。承安元年八月壬子日，皇帝召张暐到内殿，问道：“南郊大祀如今费用不足，等到别的年份再举行，可以吗？”张暐说：“陛下即位至今已经八年，大礼还没有举行，应当赶快举行。”皇帝说：“北方还没有安定，斋戒期间如果有意外的奏报，该怎么办？”张暐回答：“怎么可以预先猜疑而妨碍大礼？如今黄河安定，年成丰收，正是举行的时候。”皇帝又问：“僧人、道士三年考试一次，八十人取一人，难道不是太少吗？”张暐回答：“这些人白白消耗粮食，没有益处反而有害，不应当再增加。”皇帝说：“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都是贤君，但寿命不长，虽然可以说是偶然，似乎也有原因。”张暐回答：“三位君主纠正弊端却做得过头了。如今既不毁除，也不特别崇奉，这才是恰当的中道。”这一年，举行了南郊祭天、朝见上帝的礼仪。不久，翰林修撰路铎上疏说胥持国不能再次任用，并谈到董师中奔走于胥持国和丞相完颜襄的门下。皇帝说：“张暐父子一定不会这样。”明昌三年，张暐任御史大夫，恳切推辞，皇帝不准许。第二年，因上奏政事不实获罪，被夺去一官，解除职务。起用为安武军节度使。退休后，按惯例只给一半俸禄；过了很久，张暐不再请求，于是连这份俸禄也停止了。张暐自从妻子去世后不再续娶，也没有姬妾侍从。他在家中斋居，和儿子张行简讲论古今，几个孙子在旁边学习诵读，直到半夜才停止，常年如此。他历任太常、礼部官职二十多年，对古今礼学最为明达，家法成为士族的仪范。儿子张行简、张行信，张行信另有传。张行简字敬甫。天资聪颖，勤奋好学，精通经史。大定十九年考中进士第一名，授任应奉翰林文字。母亲去世，他回益都安葬母亲，闭门读书，别人都见不到他的面。服丧期满后，恢复任职。章宗即位，转任修撰，进读臣下进呈的陈言文字，代理太常博士。夏国派使者前来陈述慰问，想在大行皇帝的灵殿举行祭祀。张行简说：“他们的慰问不是专门为祭祀而来，不可以答应。”朝廷讨论派使者向高丽横加赏赐，张行简说：“前次派使者报哀时，他们借细小事情阻挠，还说了傲慢的话，应该等移文询问并得到答复后再说，横加赏赐并不迟。”徒单克宁认为他的话正确，十分器重他。转任翰林修撰，与路伯达一同进读陈言文字，多次升迁至礼部郎中。司天台刘道用改进新历，皇帝下诏让学士院重新确定历法名称。张行简上奏请求重新校验测算，等以后月食没有误差，再赐予名称。皇帝下诏让翰林侍讲学士党怀英等人重新校验。党怀英等校定刘道用的新历：明昌三年不设置闰月，却把闰月当作三月；明昌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金星、木星都在危宿十三度，而刘道用历定在十三日，相差一天；明昌三年四月十六日夜发生月食，记载的时刻也不同。刘道用不能考核验证古今记载，遇到涉及天文事迹，动辄就拿来上报，不可采用。刘道用应服劳役一年并收赎，长行彭徽等四人各杖八十，罢职遣去。群臣多次请求给皇帝上尊号，章宗不答应，将要下诏把这件事告知四方。张行简上奏说：“往年饥民抛弃孩子，有的把孩子卖给别人；后来诏书规定由官府出钱赎回。有时父母的衣食稍微充足，便来认领孩子，官府也把孩子判还给他们。从此以后，遇到灾荒年间，流离道路上的孩子，人们不肯收养，任其被遗弃、瘦弱而死，饿死在沟中。我看到近代救灾诏书，都说‘以后不得再行收取’，现在请依照这一规定施行。”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便在诏书中实行这一条。过了很久，兼任同修国史。改任礼部侍郎、提点司天台，充直学士，仍旧同修国史。

译张行简说：“唐代制度规定，仆射、宰相入朝之日，百官列成一班行礼祝贺，仆射、宰相下阶答拜。本朝皇太子在元旦和生日时，三师、三公、宰执以下必须与群官同班拜贺，皇太子站立接受，再答拜两次。如今尚书省宰执入朝之日，六品以下官员另列一班作揖祝贺，宰执坐着答揖；左右司郎中等五品官在朝廷上作揖，也坐着答揖。我认为坐着举手答揖，近似坐着接受朝贺。宰执接受朝贺，礼仪反而比皇太子更隆重，在道理上不妥。区别嫌疑、彰明细微，是礼制的大节，请求宰执入朝之日，三品以下官员同班朝贺，宰执起立，按照接见三品官的礼仪一同答揖。”皇帝说：“这件事为什么不早些辨明改正？如果都省擅自这样实行，卿的议论是对的。”张行简回答：“礼部曾经参考斟酌古今典礼，拟定仪式，但尚书省不听从，擅自改动后上奏。”皇帝交下尚书省讨论，于是采用了这个建议。宰执入朝之日，三品以下群官列班朝贺，宰执起立答拜，从此开始。张行简在转对时，趁机谈到典章故事之学，请求在太常博士之下设置两名检阅官，让礼学资历浅的人担任，积累资历后再升任博士。又说：“如今虽然有《国朝集礼》，但对于食货、官职、军政、刑法的沿革，还没有成书，请求编定《会要》，用来传示后世。”承安五年，升任侍讲学士，仍旧同修国史、提点司天台。泰和二年，任出使宋国贺宋主生日的副使。皇帝召见他和正使完颜瑭，告诫完颜瑭说：“你过了边界不要饮酒，每件事都听从张行简。”又对张行简说：“宋人举行礼仪，喜欢在枝末细节上做文章，如果有不对的地方，都必须纠正；旧例中应有的礼仪，不能不到。”皇帝又说：“听说以前的使者经过淮河，每到河心就以划分边界为借口争抢渡船，这很不合礼。你自己告诫船夫，并且告诉宋使：‘两国和好已经很久了，不应为细小事情争执而损害大局。’要反复郑重地告诉他们，使他们完全明白这个意思。”泰和四年，皇帝下诏说：“每次奏报政事，都必须让张行简常在左右。” 泰和五年，群臣再次请求给皇帝上尊号，皇帝不答应，下诏让张行简撰写批答，于是问张行简宋代范祖禹在《唐鉴》中论述尊号的事情。张行简回答：“司马光也曾劝谏上尊号之事，但不如范祖禹的言辞深切，认为臣子给君父生前议定谥号，颇有惨痛之意。”皇帝说：“你采用范祖禹的意思作答，并且说太祖虽然有尊号，太宗却从未接受。”张行简请求不拘泥于对偶句式，引用范祖禹的话来委婉显露自己的意思。皇帝同意了。他写的文章深厚高雅，很符合代皇帝起草诏令的体裁。改任顺天军节度使。皇帝对张行简说：“卿从未治理过百姓，如今到保州去，百姓的真实情况和虚假情况，最终很难凭空推测，应当怎样治理才可以呢？”张行简回答：“臣奉行法令，不敢违犯失误；对于狱讼之事，按照实情审察；约束公吏，禁止压制豪强奸猾之人；以使地方安定为要务，希望能做到其中万分之一。”皇帝说：“任职半年或一年后，把所得的利弊上报。”张行简到保州后，上书说：“近来丈量官田分给军户，已经确定了，但有人告称想另行分给，官府往往听从这种告状，直到现在还没有停止。名义上说是官田，实际上却是从百姓手里夺来再分给别人，夺此给彼，只会引起争端。臣所管辖的地方已经拨给深泽县土地三百多顷，又有人告称其中有三分之二被水淹没、或是沙碱地；如果全都听从，就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确定下来。臣认为应当限定申诉期限，不许再次告争，这样较为方便。”此事交尚书省讨论，尚书省奏请：“如果确实是被水淹没、河岸塌陷而不能耕种，应由本路和运司的佐官共同查验，尚书省再命按察司复核，之后才改拨土地。如果只是沙碱、贫瘠，应以已经拨定的土地为准。”制书说：“可以。” 泰和六年，召回任礼部尚书，兼侍讲、同修国史。秘书监进呈《太一新历》，皇帝下诏让张行简校验。泰和七年，皇帝派中使冯贤童把加封的御笔诏札赐给张行简，说：“朕想到镐王、郑王二人错误地触犯天常，给自己招来忧患。他们草草葬在郊野，已经多年，朕非常哀悼。想追复他们原来的爵位，准备礼仪改葬，卿可以详细查阅唐太宗贞观年间追赠隐太子、巢剌王的事例以及前代故事，密封上报。”又说：“想让石古乃在威州选择墓地营葬，按时祭奠；同时命卫王的诸子中立一人为郑王之后，谨慎主持祭祀。这件事既然实行，按理应当下诏，卿先拟写诏文的大意，一并密封进呈。”张行简于是列举汉淮南厉王刘长、楚王英、唐隐太子李建成、巢剌王李元吉、谯王李重福的事例上奏，并进呈诏书草稿，事情于是实行。多次升迁至太子太保、翰林学士承旨，仍任尚书、同修国史。贞祐初年，转任太子太傅，上书论述议和之事，大意说：“东海郡侯曾经派人来约定和议，却在细节上反复计较，拖延不决。如今都城危急，怎么可以拒绝？臣希望陛下再三考虑，包容忍辱，以拯救百姓。即使像辽、宋那样互为敌国，也可以每年奉送币帛，或隔两三年奉送一次以维持和约。选择忠诚、诚实、善于辩说、反应敏捷的人，前往同他们商议，也许能够成功，可以缓解祸患。”当时百官议论此事，虽然意见有同有异，大体上都以和亲为主。庄献太子下葬以后，不再设置宫师官，于是提升翰林学士承旨为二品，以此优宠张行简，其他兼职仍旧不变。贞祐三年七月，朝廷准备防备秋季战事的兵器，命令内外职官不论因父母丧服或退休，都必须交纳弓箭。张行简上书说：“弓箭不是人人都有的东西，清贫之家以及中下级监当官，因服丧或退休，哪里会有合乎规定的军器？如今用军期来约束他们，他们不过是修补破旧弓箭以求应命罢了，这和仓促制造有什么不同？如果在各州郡以及猛安谋克人户中搜括，选择其中好的购买；不足的部分，再命职官缴纳所买弓箭的价钱，这样或许既不扰民，事情也能办成。”左丞相仆散端、平章政事高琪、尽忠、右丞贾益谦都说：“因服丧、退休的官员可以免除这件事。”权参政乌古论德升说：“职官长期享受爵禄，自从战争兴起以来，未曾对国家有丝毫补益，何况事情已经实行又重新改动，天下将凭什么相信朝廷？”这项议论之后，服丧和退休的官员最终得以免除。是年，张行简去世，追赠银青荣禄大夫，谥号文正。

译张行简端庄谨慎、慎重周密，为君主所知。自从初入翰林，直到任太常、礼部，终身主持贡举，士大夫以此为荣。他与弟弟张行信共同居住数十年，没有人说过他们的闲话。所著文章十五卷，《礼例纂》一百二十卷，关于会同、朝献、禘祫、丧葬等礼仪，都有记录；还有《清台》《皇华》《戒严》《为善》《自公》等记，收藏在家中。赞曰：张暐、张行简世代担任礼官，世代学习礼学。他们施行礼仪，在家庭中实行，在朝廷中讲论，施用于邻国，没有一处不合乎法度。古代官职有世代掌管的，学问有专门传授的；金朝的儒臣中，只有张氏父子大概可以说无愧于古人吧。贾益谦，字彦亨，是沃州人。本名贾守谦，因避哀宗讳而改名。大定十年考中词赋进士，历任州郡官职，以能干著称。明昌年间，入朝任尚书省令史，多次升任左司郎中。章宗告诫他说：“你自从被授官直到担任现在的职务，对左司事务不能说不熟练；凡百官的任免升降、资历，都应该核查清楚，不要使其有差错。如果武库署直长移剌郝从定州军事判官召回，任典舆副辖，在职才五个月，又降授门山县簿尉。朕近来查看贴黄，任免升降竟都写成十三个月。任免升降尚且如此失实，选官法又怎么办呢？这是你不用心造成的。现在姑且杖责主管除授的属吏，你不要再犯这种错误。” 大定五年，任右谏议大夫，上奏说：“提刑司官员不必派监察官来巡察访查，应当根据他们任职期间的政绩，考核其能否胜任，再决定升降。”皇帝说：“卿的意见是有所依据的吗？”贾守谦回答：“提刑官如果不称职，众人都知道；况且他的职权与监察官相同，所以臣才这样说。”皇帝赞许并采纳了。是年夏天，皇帝将要到景明宫避暑，贾守谦接连上疏，极力劝谏。皇帝在后阁召见贾守谦，听取他的答对，认为合乎旨意。升任兼尚书吏部侍郎。当时镐王因被猜忌下狱，皇帝十分愤怒，朝臣没有人敢进言。贾守谦上章论说这样做不可以，言辞极为恳切。皇帝告谕他说：“你说诸王都有觊觎之心，而在他们门下交游的人也不免妄发议论。这是什么话？本来应当治你的罪。因为你以前所言政事也有说得对的地方，所以免罪。”后来因议论镐王之事违背皇帝的意旨，被解除职务，削去两阶官阶。承安元年七月，降任宁化州刺史。承安五年八月，改任山东路按察使，转任河北西路转运使。泰和三年四月，召回任御史中丞。四年三月，出任定武军节度使。泰和八年六月，再任御史中丞。八月，改任吏部尚书。九月，皇帝下诏命贾守谦等十三名官员分别前往各路，与本路按察司的一名官员共同推排民户的财产和负担能力。皇帝在香阁召见他们，告诫说：“朕选卿等随各路推排，除推收之外，对于新强户、销乏户，即使集合众人推定宣告，也不要把销乏户的财力全部减尽。例如一户原有财力三百贯，如今减免二百五十贯，仍然有可能承担不起。新强户也不要全部增加赋额，要酌量保留其财力，例如一户应增加三百贯，只增加二百贯之类。卿等应当各自用心。百姓应当承担的赋役，在十年之间，利害关系并不小。如果不能胜任委托，治罪不会轻。”不久，出任济南府知府，调任河中镇。大安末年，授任参知政事。贞祐二年二月，改任河东南路安抚使，不久任彰德府知府。贞祐三年，召回任尚书省右丞。正值宣宗开始迁都汴梁，贾益谦于是进言：“汴梁的地势，只能依靠黄河。如今河北遭受战乱，群盗一同兴起，应当严格实行河道禁令，以防意外；凡是从北方来而没有官府凭证的人，都不许让他渡河。”当时河北百姓迁往河南避难的很多。侍御史刘无规上奏说：“寄居的百姓应当和当地百姓一样承担差役。”皇帝把奏章留在宫中不下发，却把刘无规的意思拿来询问宰臣。丞相仆散端、平章尽忠认为可行。贾益谦说：“让寄居户承担差役，非常不是办法。河北百姓本来是因为躲避战乱才来，战事稍稍平息就会回去。如今他们仓促寄居、无以谋生，如果又和有固定户籍的当地百姓一样承担差役，一定会骚动而不能安居。这难道符合主上怜悯救济流亡者的本意吗？”皇帝非常赞赏，说：“这不是朕的意思。”于是拿出刘无规的奏章给他们看。贞祐三年八月，晋升授任尚书省左丞。四年正月，退休，居住在郑州。兴定五年正月，尚书省上奏：“《章宗实录》已经进呈，卫王的事迹也应依照《海陵庶人实录》，编纂成书，以示后世。”皇帝下制批准。当初，胡沙虎杀害卫王而拥立宣宗，当时朝臣都说卫王失德，天命已经抛弃他，胡沙虎实际上无罪，而且有拥立之功；只有张行信抗章直言，奏章没有得到答复，满朝于是都把这件事视为忌讳。到了这时，史官认为贾益谦曾侍奉卫王，应该知道他的事情，于是派一名编修官到郑州访问他。贾益谦知道他们的意图，对他说：“了解卫王没有人比我更清楚。然而我听说海陵被杀、世宗即位后，大定三十年间，近侍中凡是能够揭露海陵隐藏罪恶的人，往往都得到优厚任用，所以当时史官编修实录，多有牵强附会。卫王为人勤俭，谨慎爱惜名器；比较他的所作所为，才能不及他的中等资质之人还多得很。我所知道的只有这些。假如想要修饰我的话来坐实他的罪行，我又何必吝惜余年呢？”朝廷议论者都认为他伟大。正大三年，八十岁，去世。三个儿子：贤卿、颐卿、翔卿，都凭门第资荫入仕。赞曰：贾益谦对于卫绍王，可以说尽到了侍奉君主的义务。海陵的事情，君子不能没有遗憾。正隆年间所作的恶事，把其中重大的揭露出来也就足够了。中綍的丑行，史书没有不记载的；如果确实如贾益谦所说，那么修史也可以成为求取富贵的道路吗？唉，这真是太过分了。《左传》说：‘如果没有废弃旧弊，凭什么能够兴盛？’ 刘炳，葛城人。他每次读书，看到前代忠臣烈士为国家筹划方略、考虑万世安定的事情，总是叹息仰慕。贞祐三年，考中进士，当天就上书分条陈述十件有利于政事的事情：

译第一，任用诸王来镇守社稷。臣观察往年，王师屡战屡败，大多都是自己导致失败。太平日子长久了，人们不知道战争，将帅没有才能，既没有平定危难的谋略，也没有效死尽节的操守；对外假托持重的名声，内心却打算保全自己，选择勇猛果敢的人跟随自己，却把疲弱怯懦的人派到阵前。战阵稍有动摇，就望见敌军尘土先行逃跑，士卒也跟着大败。朝廷不加追问，反而总是增派援兵。因此法度日益紊乱，粮仓日益空虚，乡里日益凋敝，土地日益缩减。自从皇帝南巡以来，远近相望，更加没有坚守的意志。任职河北的官吏把这看作不幸，迟疑退避，没有人敢上前。过去唐朝天宝末年，洛阳、潼关相继失守，皇帝连夜出逃；如果不是太子回师奔赴灵武，率先于诸将，那么西行的将士就会终老于剑南了。臣希望陛下选择诸王中英明的人，总领监督天下军队，向北驻守重镇，向远近发布檄文，告诫他们遵守军政。这样四方听到风声的人都会自我奋发，冲锋赴死而不退避。击退敌军、消除危难，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人的感情可以用气势激发，却不能靠强力驱使；一个士卒率先登城，万人就会一齐奋勇，这就是古人先以身作则、然后才施用威令的原因。第二，凝聚人心来巩固国家根本。天子施惠于人，不在于简单施舍，而在于消除百姓共同的忧患，顺着他们的利益使他们得利。如今经历艰难危急之后，施恩很容易；顺应百姓希望安定的愿望去安慰抚恤他们，那么他们忠诚亲近君上的心，应当比过去更加深厚。臣希望减轻他们的赋税和劳役，取信于号令，凡是不便于百姓的事情一律停止。按时派遣重臣巡行郡县，接见老年人，询问他们的疾苦；选用廉洁正直的官员，罢黜贪婪残暴者，救济贫穷者，抚恤孤儿寡妇，慰劳招抚归来和安定下来的人，那么百姓就会效忠守义，不再有二心。所以说，百姓安定时可以和他们实行义政，百姓危急时很容易与他们一起作乱，请陛下务必留心。第三，广泛收罗人才，以备国家任用。准备抵御寒冬，必定要寻找貂皮狐皮；要走长途远道，必定要蓄养骐骥良马。河南、陕西是皇帝车驾亲临的地方，应当有办法大大慰藉士人和百姓的心。对于其中操守高尚、为百姓所仰望的人，应逐渐提拔任用；平时可以用来激励风俗，紧急时可以供驱使。昭示新的恩典，改变百姓的见闻和观感，暗中就能把天下人心联系起来。第四，选任州守县令以安定百姓。郡守、县令，是天子依靠他们来治理国家、百姓依靠他们来维持生计的人。如今百姓已经困敝，官吏又庸碌昏暗，没有安民利民的才能，贪婪暴虐、昏乱无能，与奸人勾结交易；公家有斗粟的赋税，私下却有索取万钱的要求，远近百姓喧扰不安，没有地方申诉。从今以后，除非才能器识超过常人、政绩特别卓著，不得让他担任这种职务。即使是皇亲勋臣、旧日亲信，哪怕声望高、资历深，也不能让他们担任地方长官。这样，贤能者会因获得特别任用而高兴，更加竭尽才能；不肖者会感到惭愧羡慕，想着自我激励。第五，褒奖忠义以激励臣子的节操。忠义之士奋不顾身、献出生命，直到力量耗尽、城池被攻破也丝毫不屈。事情平定以后，有关官署竟稍不加以考察；放弃职守的人反而得到恩赦，因战事而死的人却反而没有被记录。天下人还仰慕和畏惧什么，岂不都要为保全自己而打算吗？如果做臣子的都知道牺牲生命没有好处，遇到危难可以苟且逃免，这实在不是国家的利益。第六，致力于农业、重视根本，以扩大积蓄。这是使军队强大、百姓富足的关键办法，也是当前最急迫的政务。第七，崇尚节俭，以节省财物用度。如今天下空虚耗损，田地荒芜，废除奢侈、实行节俭来缓解百姓的急难，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事情了。第八，裁去冗员和无谓的供养，以帮助军费。战争之后，人口和财物凋零损失了十分之四五，郡县官吏的设置却仍和原来一样，这实在不是审时度势、挽救弊病的办法。第九，整顿军政，以熟悉防守和作战。自古名将能够判断敌情、制定取胜策略，训练士卒，所以能使他们赴汤蹈火，百战不败。孔子说：“如果不训练百姓作战，这就叫抛弃他们。”兵法说：“武器不精良，是拿自己的士卒同敌人作战；士卒没有受过训练，是拿自己的将领同敌人作战；将领不懂兵法，是拿自己的君主同敌人作战；君主不选择将领，是拿自己的国家同敌人作战。”怎么可以不慎重呢？第十，修筑城池，以备防守抵御。能够保障国家的，只有都城和附近几个郡罢了。北方土地不能守住，就等于没有河北，黄河难道值得依靠吗？奏书上呈后，宣宗认为很奇异。又考问他说：“河北的城邑，用什么办法可以保全？军队和百姓杂居，用什么方法可以使双方和睦？钞法怎样才能流通？物价怎样才能平稳？”刘炳大略回答说：慎重选择守将，城邑就能坚固；军队不侵扰百姓，军民就能和睦；收取和发放相互调节，钞法就能流通；劝导农业、减轻赋税，物价就能平稳。宣宗虽然认为他的言论奇异，却不能采用，只补任他为御史台令史罢了。论曰：刘炳可以说是善于进言的人了。宣宗召见考问，他既然没有答错，却只用一个御史台令史的职位来奖赏他，这足以倡导士人的气节吗？术虎高琪，有的文献写作高乞，是西北路猛安人。大定二十七年，充任护卫，转任十人长；出任河间都总管判官，召回任武卫军钤辖，升任宿直将军，授任建州刺史，改任同知监洮府事。泰和六年，攻伐宋朝时，他与彰化军节度副使把回海防守巩州各镇。宋兵一万多人从巩州辘轳岭进入，高琪奋力迎击并击败他们，获赐白银一百两、重彩十端。青宜可归附，皇帝下诏让知府事石抹仲温和高琪一同出境，与青宜可合兵进攻夺取土地。皇帝诏告高琪说：“你年纪还小，近来听说你同宋人奋勇力战，朕十分嘉奖。如今与仲温一同出境，如果成功，朕不会吝惜给你高爵厚禄。” 皇帝下诏封吴曦为蜀国王，任高琪为封册使。诏书告诫他说：“卿读过书、通晓事理，蜀人也知道你的威名，不要被财物贿赂动摇内心而丧失大国体面。如果随行人员有违礼仪、制造事端，卿和乔宇要查察清楚后上报。”出使回来后，加授都统，号为平南虎威将军。宋朝安丙派李孝义率步兵、骑兵三万人攻打秦州，先派一万人包围皂角堡，高琪前往救援。宋兵在山谷列阵，以武车作为左右两翼，又埋伏弩兵在下面迎战。两军交战后，宋兵假装退却。高琪的军队看见宋兵有埋伏，无法前进，便退下整顿阵势，宋兵又冲上来。这样交战五次，宋兵越来越坚固，无法取胜。高琪把骑兵分成两队，出战的一队交战，停止的一队等待；停止的一队出战，先前交战的一队退回；退回的队伍又再次出战，轮番更替。过了很久，派蒲察桃思剌带兵暗中登山，从山上奔驰而下，合击宋军，大败宋兵，斩首四千级，生擒数百人，李孝义才解围撤走。宋兵三千人带着马匹连营驻扎，窥伺湫池，派夹谷福寿将他们击退，斩首七百余级。

译大安三年，官职累升至泰州刺史，率飐军三千驻扎在通玄门外。不久，升缙山县为镇州，任高琪为防御使、权元帅右都监，他所统率的飐军按等级获得赏赐。至宁元年八月，尚书左丞完颜纲率兵十万，在缙山设置行省，结果战败。贞祐初年，高琪升任元帅右监军。闰月，皇帝诏告高琪说：“听说军务都要上报复核，难道不会因此错失机会吗？从今以后应当立即执行，朕只责求成功。” 这一月，高琪奉诏从镇州调兵，防守中都以南地区，军队驻扎在良乡，不能继续前进，于是返回中都。每次出战总是失败，纥石烈执中告诫他说：“你已经连续失败了，如果再不能取胜，就要按军法办罪。”出战后，果然又败，高琪害怕被诛杀。十月辛亥日，高琪从军中入城，于是带兵包围纥石烈执中的府第，杀死执中，拿着他的首级到宫阙前等待治罪。宣宗赦免了他，任命为左副元帅，随行将士也分别升迁赏赐。丙寅日，皇帝下诏说：“胡沙虎蓄有无视君主之心，形迹已经暴露，不能一一说尽。武卫副使、提点近侍局庆山奴，近侍局使斜烈，直长撒合辇，过去曾多次陈奏，正在谨慎谋划此事。斜烈把这个意图泄露给按察判官胡鲁，胡鲁把它告知翰林待制讹出，讹出又传达给高琪。本月十五日，已经把胡沙虎杀死。只是臣民恐怕对此有所疑惑，所以特意下发这道札书，不隐瞒其中的旨意。”议论者认为高琪擅自杀人，所以皇帝下达了这道诏书。不久，授任平章政事。宣宗谈论马政，回头问高琪：“往年从西夏买马，如今还愿意买吗？”高琪回答：“木波一带畜养的马很多，购买可以得到；搜括边境部落的马，也不会少。”宣宗说：“把边境的马全部搜括来，遇到缓急情况怎么办？”三天后，高琪又上奏说：“河南镇守防御的二十多军，估计可以得到精锐骑兵二万人，遇到缓急也足够使用。”宣宗说：“马虽然多，但饲养有方法，训练也有时日；要详细告谕有关官司，让他们加意办理。”贞祐二年十一月，宣宗问高琪：“制造的军器常常不能使用，这是谁的罪过？”高琪回答：“军器的好坏由兵部负责，材料物资由户部负责，工匠由工部负责。”宣宗说：“都要治罪！这样下去将要坏事。”宣宗问杨安儿的事情，高琪回答：“贼兵正占据险要之地，臣命主将用石墙把那里包围起来，他们势必无法逃出，早晚就能擒获。”宣宗说：“可以迅速进攻；如果他们奋力作战、突围逃走，我军一定会有伤亡。” 应奉翰林文字完颜素兰从中都回来商议军务，上书请求召见，并请求屏退左右侍从。按旧例，凡有机密政事要奏报，常常屏退左右。此前，太府监丞游茂认为高琪的威权太重，朝廷内外都畏惧他，常以此为忧，于是入朝见皇帝，屏退他人秘密上奏，请求削弱抑制高琪的权力。宣宗说：“既然已经委任他，权力怎么能不重？”游茂退下后心中不安，又想结交高琪，便到高琪府第上书说：“宰相自有宰相的体制，怎么可以因为这种事使君主产生怀疑，招致天下议论？”担心高琪不相信，又说：“我曾私下见过主上，确实厌恶相公权力过重。相公如果能任用我，我当使皇上不再怀疑，下面也没有人议论。”高琪听说游茂曾请求私下屏人奏事，便怀疑他，把事情全部上报。游茂按死罪论处，皇帝下诏免死，杖责一百，除名。自此以后，凡屏退他人奏事，必令一名近臣在旁侍立。完颜素兰请求秘密奏事时，皇帝召他到近侍局，给他纸笔，让他写下想说的话。不久，宣宗在便殿召见他，只留下近侍局直长赵和和侍立。完颜素兰上奏说：“近日元帅府商议削夺伯德文哥的兵权，朝廷却下诏让他统领义军。他拒绝接受改授官职的命令，元帅府正要讨伐逮捕，朝廷又赦免了他，而且不让他隶属于元帅府。” 不知道是谁替陛下谋划了这个计策，臣从外面听到的传闻，都说是平章高琪所出。宣宗说：“你凭什么知道这件事出自高琪？”完颜素兰说：“臣看见伯德文哥与永清副提控刘温的文牒中说，派遣张希韩从南京回来，传达副枢、平章的处分，已经奏请让文哥隶属于大名行省，不听从中都帅府的约束。刘温随即把这些话完整地告诉了帅府。这样看来，文哥和高琪相互勾结谋划，已经很清楚了。”皇帝点头。完颜素兰又上奏说：“高琪本来没有功勋声望，先前因为害怕被杀而擅自杀死胡沙虎，那计策实在是出于无可奈何。他嫉妒贤能，树立党羽，窃取玩弄威权，自己制造威势和恩福。去年，都城的书生樊知一到高琪那里，说飐军不可信，恐怕会发生叛乱。高琪用刀杖将他当场杀死，从此再也没有人敢谈论军国利害。高琪让他的党羽移剌塔不也担任武宁军节度使，招抚飐军，后来没有功效，又让他担任武卫军使。依臣看来，这个贼人破坏法纪纲常，残害忠良，确实有不希望国家安定太平的用心。希望陛下果断处理他，这是社稷的福分。”宣宗说：“朕慢慢考虑。”完颜素兰出来后，宣宗又告诫他说：“千万不要泄露此事。” 四年十月，大元军攻取潼关，驻扎在嵩山、汝水之间。待阙台院令史高嶷上书说：“先前河朔战败，朝廷没有及时出兵应援，这是错失的第一个机会。等到敌军深入我国境内时，都城精兵不下几十万，如果拼死一战，一定不会有今天的忧患，这是错失的第二个机会。敌军退却以后，又不议论追击，这是错失的第三个机会。如今敌军已经越过关隘，如果不赶快进兵抵御，祸患就会更加深重。请任命平章政事高琪为统帅，以安定众人的心。”朝廷没有答复。御史台说：“敌军越过潼关以及崤山、渑池，深入腹地，已经逼近西郊。他们知道京师屯驻着重兵，便不再攻城求战，只派游骑遮断道路，另派军队攻打州县，这也是逐渐困扰京师的开端。如果专门把守城作为要务，中都的危急又将重现于今日，更何况公私储积与中都相比百不及一，这正是我们感到寒心的地方。不攻京城，却放任他们另行攻打州县，就好比火灾发生在心腹，却把它拨到手脚上；手脚和身体毕竟同属一体。愿陛下明察。请调陕西军队扼守潼关，与右副元帅蒲察阿里不孙形成掎角之势；再选京城中勇敢的将领十多人，各自统率几千精兵，随机侦察，边战边守；并再次晓谕河北，也用这种办法对待敌军。” 诏令交给尚书省办理，高琪上奏说：“台官一向不熟悉军事，防御的方略不是他们所了解的。”于是这件事被搁置了。高琪只想把重兵屯驻在南京来巩固自己，对州郡残破却不再过问。宣宗被他迷惑，计策都施行，言论都听从，最终因此自取灭亡。

译不久，高琪升任尚书右丞相，上奏说：“凡监察官有失职而被纠察弹劾的，应依本法办理。若有人出使入境，私下互通言语，泄露本国事务；宿卫、近侍官、承应人出入亲王、公主、宰执之家；遇灾荒而缺粮，查究不实，导致伤人性命；运输军粮却私自夹带货物；以及考试举人时防范不严的，都应判杖刑。在京城犯罪达到两次的，台官减监察一等论罪赎刑，其余只追究专门负责此事的人。任期届满时议定升降。如果任期内有漏察之事，按规定应当决杖的，即使按等级本来可以称为称职，也只按平常评定；平常者则降等处罚。”诏令批准了。高琪请求修筑南京内城，宣宗说：“一兴起这项工程，百姓就会更加困苦。城池即使完好坚固，难道能够独自安宁吗？” 起初，陈述意见的人王世安献上攻取盱眙、楚州的策略。枢密院上奏请求任命王世安为招抚使，选派两三名有谋略和勇力的人与他一同前往淮南，招抚红袄贼以及淮南的宋朝官员。宣宗批准了这份奏章，诏令泗州元帅府派人一同前往。兴定元年正月癸未，宋朝贺正旦使入朝辞行，宣宗说：“听说息州有宋人越境潜入，这不过是宋境饥民沿淮作乱，宋人哪里敢侵犯我国？”高琪请求讨伐他们来扩展疆土。皇帝说：“朕只要能够守住祖宗交付的疆土就够了，何必从事对外征讨？”高琪谢罪说：“如今雨雪按时而来，都是圣德所致。陛下又能包容小国，天下实在有幸，是臣的言论过分了。”四月，派元帅左都监乌古论庆寿、签枢密院事完颜赛不经营治理南部边境。不久又下诏停止用兵，然而从此便与宋朝断绝了关系。兴定元年十月，右司谏许古劝宣宗与宋朝议和，宣宗命许古起草文书，拿给宰臣看。高琪说：“措辞有哀求之意，自己显露出微弱，不能采取。”于是事情被搁置。集贤院谘议官吕鉴说：“南部边境屯兵几十万，从唐州、邓州到寿州、泗州，沿边居民几乎逃亡殆尽，士兵也有很多逃亡者，也是因为那里人烟稀少的缘故。臣曾经负责监管息州榷场，每个榷场所获布帛几千匹、银几百两，总计布帛几万匹、银几千两；自从兴兵以来，这些收入全都丧失了。军民有逃亡的祸患，国家又失去每日获得的利益，这不是良策。如今正值隆冬严寒，我方骑兵可以驰骋，应当在边境屯驻重兵，迅速写信晓谕宋人，这实在是最有利的时机。如果等到春暖，利益就在对方一边，就难以同他们议和了。从前燕人俘获赵王，赵国派能言善辩的人去游说，燕人不答应；后来一个牧童请求前往，赵王才得以归还。孔子的马丢失了，赶车的车夫找到了它。人不论贵贱，只要能够切中时机，都可以成事。臣虽然不才，愿意效法牧童、车夫的智慧，伏望陛下裁决。”诏令询问尚书省。高琪说：“吕鉴狂妄无稽，但他的气概志向值得称许，应当交给陕西行省，准备任用。” 诏令批准了。十二月，胥鼎劝谏不要攻伐宋朝，详情记载在《胥鼎传》中。高琪说：“大军已经出发，没有什么可再议论的了。”于是事情被搁置。二年，胥鼎上书劝谏说：“钱粮事务繁多，不是九重宫阙中的皇帝所能全部兼理的；天子只需总揽大纲，要求取得成效罢了。”高琪说：“陛下遵循上天运行刚健的道理，忧劳勤勉地处理各种政务，早晚不得安闲，这是太平的基础。胥鼎的话不对。”宣宗因南北用兵，深感忧虑。右司谏吕造上奏说：“请下诏令内外百官各自上密封奏章，直言无所避讳；有时召见他们，亲自询问。陛下广泛采纳意见，兼听各方，以便充分了解群臣的心情，天下就非常有幸了。”宣宗嘉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诏令召集百官商议河北、陕西的防守策略。高琪心中忌恨这件事，一句话也没有采用。当时正在修筑汴京内城，宣宗问高琪：“人们说这项工程恐怕不能完成，怎么样？”高琪说：“最终一定会成功，只是护城壕还没有来得及挖深罢了。”宣宗说：“没有护城壕可以吗？”高琪说：“只要防守城池有办法，即使敌军到来，我们这些臣下反而更能效力。”宣宗说：“与其等敌军临城，哪里比得上不让他们来到这里更好呢？”高琪无言以对。高琪担任宰相以后，专门巩固自己的权势和宠信，擅自施行威权和恩惠，与高汝砺互相呼应。高琪主持机要政务，高汝砺掌握财利大权，依附他们的人就任用，不依附的人就斥退。凡是发表意见违逆他们心意的，以及有才能或同他们抗衡的人，他们当着宣宗的面假意称赞其才能，让他到河北任职，暗中却置于死地。自从不再兼任枢密、元帅以后，高琪常常想取得兵权，于是极力劝宣宗攻伐宋朝。他不再把河北放在心上，所有精兵都部署在河南，只想敷衍度日，不肯随便派出一名士卒来应对各方面的紧急情况。平章政事、英王守纯想要揭发他的罪行，秘密召集右司员外郎王阿里、知案蒲鲜石鲁剌、令史蒲察胡鲁谋划此事。石鲁剌、胡鲁把事情告诉了尚书省都事仆散奴失不，仆散奴失不又告诉高琪。英王害怕高琪的党羽，于是不敢揭发。不久，高琪派奴仆赛不杀死他的妻子，随后却把罪责归给赛不，送到开封府处死以灭口。开封府畏惧高琪，不敢揭露真实情况，于是判赛不死刑。事情败露后，宣宗早就听说高琪奸恶，便借此事杀了他，当时是兴定三年十二月。尚书省都事仆散奴失不把英王谋划此事告诉高琪，被判死刑。蒲鲜石鲁剌、蒲察胡鲁各杖责七十，勒令停职。起初，宣宗将要迁往南方，想在平州安置飐军，高琪认为很难办。等到迁都汴京，宣宗告诫彖多要优厚地抚慰这支军队，彖多却擅自杀死几名飐军，以至于导致失败。宣宗晚年曾说：“败坏天下的，是高琪和彖多。”终身都把这件事当作遗憾。

译移剌塔不也，是东北路猛安人。明昌元年，屡次升任西上阁门使。明昌二年，承袭父亲的谋克职位。泰和年间攻打宋朝，他立有战功，遥授同知庆州事，代理迪列飐详稳。服父丧后，被起复为西北路招讨判官，改任尚辇局使、曹王傅。贞祐二年，调任武宁军节度使，招徕中都的飐军，没有功效，平章高琪庇护他，召回任武卫军都指挥使。应奉翰林文字完颜素兰曾当面奏告高琪结党营私，详情记载在《高琪传》中。不久，任知河南府事，兼任副统军，调任彰化军节度使。他上言：“把山东、河间、大名的猛安人全部登记为士兵，老弱者守城，壮年者防御。”又说：“河东地势险要，百姓勇猛，步兵冠绝天下，可以全部调来驻守各处险要。”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从此河东各郡县屯驻的军队减少，已经无法防守。改任知临洮府事，兼任陕西副统军。贞祐三年十一月，在熟羊寨击败夏军。平章高琪率领宰臣入朝祝贺，说：“移剌塔不也以少数兵力击败多数敌军，大概是陛下的威德所致。”宣宗说：“自古以来国家兴盛都依靠忠臣贤士；如今能够立功，都是将帅和诸位贤臣共同努力的结果。” 于是任命移剌塔不也为劝农使，兼任知平凉府事，晋升为银青荣禄大夫。四年，攻打西夏，进攻威州、灵州、安州、会州等州。兴定元年，任知庆阳府事。兴定三年，调任元帅左都监，去世。史臣评论说：高琪擅自杀死完颜执中，宣宗不能依法惩治他的罪行，反而曲意为他编造说辞，下诏告诉臣下。就这件事而言，君主想杀大臣，却同近侍在宫中秘密谋划，本来就不是正道。谋划又不严密，反而被外臣知道，外臣把此事告诉败军的将领，便借口此事把他杀掉；这难道能够欺骗后世吗？金朝迁都南渡以后，就像一个瘦弱多病的人，元气已经所剩无几。高琪喜欢任用官吏而厌恶儒士，喜好用兵而厌弃安静，阻挠迁移飐军的建议，破坏同宋朝议和的谋划，正如庸医给病人服用乌喙、附子，只会加速他的死亡罢了。假使宣宗在高琪擅杀完颜执中的当天，就能伸张大义把他杀掉，怎么会误国到这种地步呢？脱脱《金史·列传第四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