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第二十六

译志第二十六 刑 从前，先王根据人有畏惧之心而制定刑罚，根据人有羞耻之心而制定法令。畏惧和羞耻，是人的五性中本有的良知，也是七情中最重要的节制。因此，刑罚用来治理已经发生的事情，法令用来禁止尚未发生的事情；用畏惧来约束小人，用羞耻来对待君子。君子知道羞耻，小人知道畏惧，天下就太平了！所以先王培养并运用刑罚的威势，因为畏惧可以教人产生爱心；慎重制定并施行法令，因为羞耻可以树立廉洁。爱心能够兴起仁德，廉洁能够兴起义行；仁义兴盛了，刑罚和法令不就几乎可以搁置了吗？金朝初年，法制简略，刑罚不分轻重，身份不分贵贱，刑罚与赎罪并行。这种制度可以施用于新建国家，却不是治理长久天下的办法。天会年间以后，逐渐采纳官吏的意见；皇统年间颁布法制，同时采用古代律令。此后，正隆年间又有《续降制书》；大定年间有《权宜条理》和《重修制条》；明昌年间，《律义》和《敕条》一同修订，法令条文逐渐完备。后来《泰和律义》编成，按理说应当没有遗憾了。然而国家命运有舒展也有困蹙，风俗有淳厚也有浇薄，世道有盛衰变化。君子考察一个时代的刑法，往往可以由此预先看出那个时代的情形。金朝法律以杖刑折抵徒刑，累计可至二百杖；州县借此树立威势，严重的甚至在杖上装刀，残虐程度超过肉刑。金朝末年，君臣喜欢沿用狭隘苛细的旧习，因此把罗织深文、附会成罪当作能吏，把用惨酷手段办事当作才干。各部门官吏的贪污受贿，如果确有实犯，当然可以依法判决；即使只是轻微过错，也同样判决。掌管风纪的官员，如果有失察纠举，也一律判决。官员考核期满时，还要根据其受刑判决的多少评定优劣。推究当初立法的本意，是想使亲疏同样、大罪小罪一律处理，使所有人都受到律令约束，手脚整齐地听从君上的处置，大概是秦朝强化君主威权的意思。因此，对宗室缺少恩惠，对大夫士人缺少礼遇。整个金朝，忍受羞耻以求取功名，即使当时的名士也有不能避免的。至于逃避耻辱、远走高飞的人，却很少听说。不知道君子如果不知羞耻而违犯义理，小人就会没有畏惧而触犯刑法。因此，评论者谈到以教导爱心、树立廉洁为治道时，往往不免深深叹息。虽然如此，世宗在位时，法司奏报审理案件，有时舍弃律文而援引经义，有时斟酌情理而制定法律。近古以来的君主听取讼狱、作出裁断，言论几乎合乎道理，很少有人能赶得上他。章宗、宣宗曾亲自处理民政，在朝廷亲自裁决；宽严虽有时失当，但考察他们多有怜悯宽恕之处，仍然有世宗的遗风。现存的文书，可以作为借鉴的，《本纪》和《刑志》中详略相互补充地记载了这些事情。金国旧有的风俗是：轻罪用柳条抽打；犯杀人罪以及盗窃、抢劫的人，击打脑部将其杀死；没收其全家财产，十分之四收入官府，十分之六赔偿给失主，并把全家人都充作奴婢。亲属想用马、牛及其他杂物赎罪的，听其自便。有的重罪也允许自行赎免，但又担心这样与普通百姓无法区别，便割鼻、割耳作为标记。他们设置监狱，是挖地数丈深广的坑作为牢狱。太宗虽然继承太祖不得改变旧俗的训诫，也逐渐采用辽、宋的法律。天会七年，下诏规定：凡盗窃罪，只要赃物已追回，判徒刑三年；赃值十贯以上，判徒刑五年，并刺字后充任下军；三十贯以上，终身服刑，并且无论赃物是否全部追回，都要在脸上刺字；五十贯以上，处死；追缴赔偿仍按旧制。熙宗天眷元年十月，禁止亲王以下佩刀入宫。宫禁卫士的禁令，实际上从此开始。天眷三年，金朝重新取得河南地区，于是下诏告谕当地百姓，规定所使用的刑法一律依照律文，废除狱卒使用的残酷刑具，以实行宽大宽恕。皇统年间，下诏给各位大臣，规定以本朝旧制为基础，同时采用隋、唐制度，参照辽、宋法律，分类编成书，名为《皇统制》，颁行内外。当时的制度规定，杖刑达到一百时，分别打臀部和背部。海陵庶人认为脊骨接近心腹，于是禁止这种刑法；即使是主人打奴牌，也按违反制度论罪。后来又多次改变旧制，到正隆年间，编成《续降制书》，与《皇统制》并行。但正隆、海陵二君任意使用法律，自有不同于这些制度的地方。世宗即位时，因正隆之乱，盗贼公然横行，战争尚未停止，一时的制旨多从权宜，遂汇集编成《军前权宜条理》。大定四年，尚书省奏道：“大兴府百姓男子李十、妇人杨仙哥，都因口出乱言，依法应当处斩。”世宗说：“愚昧百姓不懂典章法律，有关部门也从未详细告诫，怎么可以突然施加极刑？”于是改判为减死一等。大定五年，命有关部门再次删定《条理》，与前面的《制书》一并使用。大定七年，左藏库夜间有盗贼杀死都监郭良臣，盗取金珠，追捕盗贼没有结果。世宗命点检司审理此案，逮捕八名可疑者审问，拷打三人致死，五人被迫诬服。世宗对此产生怀疑，命大兴府同知移剌道会同审理。不久，亲军百夫长阿思钵在市中贩卖金子，事情败露，被依法处死。世宗听说后说：“鞭打拷问之下，还有什么口供得不到？为什么审讯案件的人不根据实情来追究呢？”于是赏给死者家属每人钱二百贯，未死者每人五十贯。由此禁止护卫百夫长、五十夫长在不是当值日时带刀入宫。这一年，判处死刑的囚犯有二十人。大定八年，规定品官犯赌博法，赃物不满五十贯的，依法判杖刑，允许赎罪；再犯的，直接执行杖刑。并且说：“杖刑是用来惩罚小人的。既然做了职官，就应当首先具备廉耻；既然没有廉耻，所以用惩罚小人的刑罚来惩罚他。”大定九年，因御史台奏报狱讼之事，世宗说：“近来听说法官有的各执己见，有的观望宰执的意思。从今以后，凡制度中没有明确条文的，都以律文为准。”又命杖刑达到一百的，臀部、背部各受一半，恢复旧法。不久，世宗对宰臣说：“朕想到罪人所受杖刑不分开执行，恐怕刑罚过重，所以命令恢复旧制。如今听说民间有人不愿这样做，那就下令废止。”大定十年，尚书省奏道：“河中府人张锦自称为父报仇，依法应当处死。”世宗说：“他为父报仇，又主动自首，是烈士。可减死一等论处。”大定十一年，下诏告谕有关部门：“凡主管狱讼的官员，办公住所必须靠近监狱安置；囚禁之事要经常亲自提领控制；狱卒必须选择任职年久而诚实可靠的人轮流值守。”大定十二年，尚书省说：“内丘县令蒲察台补从科部内钱立德政碑，剩下二百多贯钱，依法应当除名。”

译如今遇到大赦，应当恢复他的官职，还应免除追征赃款。”世宗认为他贪婪虚伪，不准恢复官职，并说：“索取来的赃款，如果遇到大赦就赦免，那么交钱的人有什么罪？从今以后，可以一并追回退还原主；只有本来应当收入官府的，才免于征收。”尚书省奏报：盗贼中有掘坟盗墓的。世宗说：“功臣的坟墓也有被掘开的，大概是因为没有告发捕获盗墓者的赏赐，所以人们没有畏惧。从今以后，告发并确实捕获的，酌情给予赏赐。”原咸平府尹石抹阿没剌因赃罪死在狱中，世宗说：“他没有被陈尸示众，已经是格外幸运了。贫穷而成为盗贼，大概是出于不得已。三品职官因赃罪判死，实在太愚蠢了！他的几个儿子都可以除名。”在此以前，曾下诏规定：从今以后，被除名者的子孙中凡有在仕途上的，一律奏请裁决。大定十三年，下诏规定：立春以后、立秋以前，以及大祭祀、每月初一、十五、上弦、下弦、二十四节气、雨天未晴、夜间天未明、休假日和禁止屠宰的日子，都不准判决死刑；只有强盗罪不必等到秋后。大定十五年，下诏给有关部门说：“朕认为人的性命最为重要，而现行制度规定盗窃赃值达到五十贯便处死。从今以后，可改为达到八十贯才处死。”大定十七年，有人上书请求设置提刑司，以纠察各路刑狱的过失。尚书省商议后认为，设置此机构日久之后恐怕会滋生弊端。世宗于是命令：距离京师数千里以外、怀有冤情前来上诉的人，把案件集中登记，等待选派官员前去审问。当时济南尹梁肃说，犯徒刑的人应当免除杖刑。朝廷认为现行法律已经比古代宽轻，恐怕会滋长奸恶，没有采纳。世宗曾下诏给宰臣：朝廷每年两次派审录官，本来是为了替百姓伸张冤屈、清理积滞案件，但所派官员大多不尽心，只是走走形式。审录官不只是审理重刑案件，凡是诉讼文书，都应查验事实、辨明是非；囚徒不应被拘禁的，应当释放；官吏有罪，要据实上报；有失纠察的，要严加惩处，不许以赎罪代替。又因为监察御史巡察东北路官吏时，竟接受诉状，被认为不称职，杖打五十。世宗又对宰臣说：“近来听说大理寺审判案件，即使没有疑难之处，也要拖延十多天，这是为什么？”参知政事移剌道回答：“按法律，死囚的裁决不得超过七天，徒刑五天，杖刑三天。”世宗说：“法律规定了期限，却任意违反，这是松弛怠慢。”退朝后，世宗亲批送给尚书省说：“凡法寺审判重罪、轻罪，都各有期限。法官只要触犯法律，就应当明确判决，哪里敢违背？只是因为你们各位的意见不一致，以至于文书多次批回；你们议定后上奏的文书，也往往过了十多天还不发下去，因而使许多案件滞留。从今以后不许再这样。” 世宗又说：“从前广宁尹高桢执政崇尚严猛，即使是小过错，也有人被杖打致死。即使罪行已达到死刑程度，但情理上有时还可以宽恕，也应当对此加以体察，何况只是小过错呢？人的性命怎么可以轻视！”世宗认为正隆《续降制书》多任凭自己的意志，失于苛细审察；又与皇统《制》并行，导致是非混乱，不知该听从哪一个，奸吏便得以上下其手。于是设置专门机构，命大理卿移剌綎总领中外通晓法律的人共同校正。于是把皇统、正隆的《制》以及大定《军前权宜条理》、后来制定的《续行条理》按轻重加以整理，删去繁琐，纠正错误。制度中有缺漏的，用律文补足；制度和律文都没有规定、或有疑问无法裁决的，就请示皇帝定夺。《军前权宜条理》中有可以长期施行的，也制定为常法；其余暂时不适用的，另编成一部保存。又参考近来制定的徒刑、杖刑减半之法，共校定一千一百九十条，分为十二卷，名为《大定重修制条》，下诏颁行。大定二十年，世宗看见有人践踏庄稼，对宰相说：“今后凡践踏民田的，杖打六十；盗窃百姓粮食的，杖打八十，并赔偿粮食的价钱。”大定二十一年，尚书省奏道：“巩州百姓马俊的妻子安姐与管卓通奸，马俊用斧头将他们杀死，依法应当处死。”世宗说：“可以减死一等，用来警戒败坏风俗的人。”大定二十二年，世宗对宰臣说：“凡尚书省送到大理寺的文书，审判一次就可以上奏。像乌古论公说的案件，近来拿来查看，第一次送法寺依法裁断，第二次送司直详细审查，又送全寺共同复核，反复三次，徒然滋生个人意见，不能结案。朕认为国政不应滞留；昨天虽灸艾六百炷，却没有一天不上朝，正是想让你们知道勤于政事。从今以后，案件只送大理寺一次，由全寺审查；如果有不同意见，就一并上报，不要使案件滞留。”大定二十三年，尚书省奏道：“益都百姓范德，七十六岁，被刘祐殴打致死。刘祐依法应当处死，但刘祐的父母都七十多岁，家中没有侍奉他们的成年男子，特此请示。”世宗说：“范德的年纪与刘祐父母相仿，本应像对待父母一样对待他，竟至于将他殴打致死，难以再议减刑，按法律论处。” 尚书省奏报招讨司官员和秃里索取本部财物的制度。世宗说：“对远方的人只可以怜悯抚恤；如果他们按时进贡，却又出兵拦截，强行夺取财物，这同盗贼有什么区别？而且还可能因此生出事端，怎么能不惩罚？”又说：“朕所施行的制度条文，都是臣下奏请后施行的。天下事务繁多，而人的精力有限，哪里能够一件件全都顾及？必须因一件事上奏，才知道其中有阻碍，随即加以修改。如今既有圣旨、条理，又有制条，反而使奸吏能够任意解释轻重。”大兴府百姓赵无事带着酒胡言乱语，他的父亲千捕告发他，依法应当处死。世宗说：“做父亲的竟不怜惜儿子，反而告发捕拿他，这样正直的行为，是人所很难做到的。可以特意减死一等。”武器署丞奕、直长骨赧因接受草畔子的财物获罪，奕杖打八十，骨赧笞打二十；监察御史梁襄等因失于纠察，罚俸一月。世宗说：“监察御史，是君主的耳目。事情是由朕揭发的，还要监察御史做什么？”世宗认为法寺审理案件时，将女真文字译成汉字，恰逢法律又各自提出意见，任意穿凿附会，只会导致拖延，于是下诏禁止提出个人意见。大定二十五年二月，世宗认为妇女关押在狱中，服劳役不方便，而且杖刑不分开执行，与杀死她们没有区别，于是命令免除死刑而改为服劳役的妇女，改判杖刑二百并免除劳役，臀部、背部各打二百杖的一半。

译当时后族有人犯罪，尚书省援引“八议”制度上奏。世宗说：“法律，是天下共同持守、公平无私的器具。如果亲属犯罪就减轻处罚，便会使他们依仗这一点横行放纵。从前汉文帝诛杀薄昭，有值得取法之处。二十年前，后族、济州节度使乌林达钞兀曾犯死罪，朕没有宽赦他。如今却要宽赦他，这是为后世打开任意轻重、出入刑法的大门。”宰臣说：“古代之所以对亲属加以议论，是为了尊崇天子、区别庶人。”世宗说：“外戚本来就不同于宗室。汉朝外戚权势过重，甚至导致国运转移，所以朕不让诸王、公主拥有权力。有功于国家，可以议论功勋。至于议论贤能，既然称为贤人，难道还会犯法吗？如果偶然因亲属关系连坐，本来就应当减刑请示。”大定二十六年，遂奏定：太子妃大功以上的亲属、与皇家没有服亲关系的人，以及贤能而犯私罪的人，都不列入“八议”。世宗对宰臣说：“法律有条理却又有不合条理之处，应当改定。”监察御史陶钧带着妓女游览北苑，在池岛之间歌唱饮酒，地点逼近宫殿。提控官石玠听说后告发了他。陶钧让朋友阎恕托请石玠，希望从宽处理。后来事情败露，法司奏报，依法应判徒刑二年半。下诏说，陶钧身为掌管君主耳目的官员，却带妓女进入禁苑，完全不分上下尊卑，杖打六十；石玠、阎恕也都因这件事获罪。大定二十八年，世宗认为制度条文拘泥于旧律，其中有些词句难以理解，于是命令删改修订，使文字明白，让人人都能看懂。旧制禁止百姓收藏制书，担心滋生告发攻击的弊端。章宗大定二十九年，有上书言事的人请求允许百姓收藏。平章张汝霖说：“从前子产铸造刑书，叔向讥讽他，大概是不愿意预先让百姓揣测刑罚的轻重。如今制定不可更改的法典，使百姓明白知道，就像江河容易避开而难以侵犯一样，足以辅助治理，允许收藏更为便利。”由于众议多不赞成，诏令暂且仍按旧制禁止。明昌元年，世宗问宰臣：“如今为什么不专门使用律文？”平章政事张汝霖说：“前代的律和令各有区别；有人违犯令，就依据律来裁决。如今国家的制和律混杂不清，本来就应当加以区分。”于是设置详定所，命令审定律、令。承安二年，制定军前受贿的法律：受财一贯以下，判徒刑二年；一贯以上，判徒刑三年；十贯，处死。符宝典书北京奴盗窃符宝局金牌，被依法处死，并除去宗籍。按虎、阿虎带因失察，各杖打七十。泰和二年，御史台奏道：“监察御史史肃说，《大定条理》规定：大定二十年十一月四日以前，奴隶娶良人女子为妻的，一律承认婚姻已经确定；如果丈夫死亡，就拘禁或释放，听从其主人。离开丈夫而被摘卖的，命原主人出钱赎回，仍旧与丈夫共同生活。已经放良、成为良人的，立即允许赎换；在尚未赎换期间，与丈夫所生的男女子女，也都允许成为良人。但是《泰和新格》又规定，丈夫死亡、服丧期满的，按良人条例处理；离开丈夫而被摘卖的，以及放丈夫为良人的，都允许成为良人。如果尚未离异便又与奴隶婚配，或因奸情所生的子女，也都允许成为良人。这样前后不同，都是编修法格的官员擅自增删，导致各地诉讼纷扰，涉及违法枉法。” 下令交给有关部门改正。起初，诏令规定凡写入制文的条格，分编为单独一卷；又诏令规定，制文与律文轻重不同的，以及律文没有规定的，各自校订确定后上报。像禁止屠宰之类的规定，应当写入令中，必须慎重办理，不可忽视；律令一经确定，就不可再改。明昌三年七月，右司郎中孙铎先将详定所校订的《名例篇》进呈，后来各篇都完成，又命中都路转运使王寂、大理卿董师中等重新校订。四年七月，世宗认为各路使用的枷杖多不合制度，平章政事守贞说：“枷杖的尺寸有制度规定，提刑每两个月巡察一次，必定不敢违法。”五年正月，又命令考核校订制文和律文，交给详定所。当时详定官说：“如果依照《重修制》的文字作为标准，那么条目的增减、罪名的轻重就会与律文不同。既然确定后又与旧制一同颁行，就会使人迷惑，也容易让奸人钻空子！臣等认为，应当采用现行制条，斟酌时宜，依照律文修订；历代刑书中适合当今的，也采录来补充缺漏；采用《刑统》的疏文加以解释，编成常法，名为《明昌律义》。榷货、边部、权宜等事务另行编写，汇集为《敕条》。” 宰臣说：“先前制定的令文还有没有完成的，应等全部通行确定后再颁行。如果科举人学习法律，就只学习旧律。”于是任命知大兴府事尼厖古鉴、御史中丞董师中、翰林待制奥屯忠孝（小字牙哥）、提点司天台张嗣、翰林修撰完颜撒剌、刑部员外郎李庭义、大理丞麻安上为校定官；任命大理卿阎公贞、户部侍郎李敬义、工部郎中贾铉为复核官，重新修订新律。当时奏报案件时，有法官擅自提出个人意见，世宗说：“有人说法官不应提出个人意见，所以议论纷纷，不能停止。朕认为，个人意见并不是超出法律之外，只是斟酌情理而使裁判合乎法律。”平章守贞说：“这一制度在大定二十三年已经废止。但律文中有请示裁定的条款，可见古代也允许提出情理上的意见。”世宗说：“法律条文是有限的，而人的情状无穷，情理上的斟酌怎么可以没有呢？”明昌五年，尚书省奏道：“现行制度中，《名例》篇关于徒刑年限的律文，没有规定同时执行杖刑，因此不再用杖刑。因为先前认为流刑不适合当今，而且代替流刑的劳役四年以上都执行杖刑，三年以下徒刑也难以再完全不用杖刑。妇女与男子相比，刑罚虽稍轻，也应按例减轻。”于是规定：徒刑二年以下的，杖打六十；二年以上的，杖打七十；妇女犯罪的，一律杖打五十，并写入《敕条》。

译承安三年，诏令尚书省：“从今以后，凡是由皇帝特别降旨办理、且属于法律条文和办事程式的事情，才可以送交有关部门办理。其余新创实行的事情，只召集各部官员到尚书省来议论。”承安四年四月，尚书省请求再次复核确定法令条文，皇帝于是告诫宰臣说：“凡是事理明白的，转奏上来即可。文书太多，恐怕难以全部阅览；其中三次推究仍有疑问的案情，才奏报上来。”五月，皇帝认为法律规定不够公平，平常施行的杖刑样式又多有不能适用之处，于是确定杖的尺寸，铸造铜杖作为标准样式，颁行天下。并且说：“如果认为笞刑、杖刑太轻，恐怕有些案情和道理难以宽恕，可以再议定讯杖的使用。”承安五年五月，刑部员外郎马复说：“在外任职的官员中，还有一些苛刻行事，不遵守铜杖式的规定，动辄使用大杖，往往导致犯人死亡。”皇帝下诏令按察司加以纠察弹劾，罢黜这些官员。此前曾下令，对于各地死囚以及犯除名罪的人，如果受委任审理的官员相距二百里以外，或者所犯徒刑以下的案件牵连二十人以上，都命令该官员亲自前往审判。刑部员外郎完颜纲说：“自从这项制度实行以来，像上京这样最近的地方，往返也不下三、二千里；如北京留守司，往往要经过数月，更加造成案件滞留，实在不便。”皇帝下诏恢复旧制，命令受委任的官员派人追捕取来审讯。十二月，翰林修撰杨庭秀说：“州县官员往往自恃权势，任凭个人喜怒行事，审理诉讼时，很少能够仔细审察。只是让译人来往传达口供，罪行轻重都由译人的一张嘴决定，贿赂公开流行，蒙受冤屈的人甚至有三二十年不能平反的。”世宗于是命令制定条约，违反者由按察司纠察。又对宰臣说：“长官、副长官委托幕职官和司吏推问狱囚，命令他们申报御史台、由御史台奏报的制度，应当恢复实行。”又命令把前后各项条制编录成册，以备将来查考。泰和元年正月，尚书省奏报，现行铜杖标准太轻太细，奸邪之徒不害怕，于是命有关部门根据所犯罪行酌量使用大杖，同时禁止超过五分。十二月，所修订的法律完成，共有十二篇：第一篇叫《名例》，第二篇叫《卫禁》，第三篇叫《职制》，第四篇叫《户婚》，第五篇叫《厩库》，第六篇叫《擅兴》，第七篇叫《贼盗》，第八篇叫《斗讼》，第九篇叫《诈伪》，第十篇叫《杂律》，第十一篇叫《捕亡》，第十二篇叫《断狱》。它实际上就是《唐律》，只是把赎罪所缴的铜数全部加倍，把徒刑增加到四年、五年的条文增为七条，删去不合时宜的条文四十七条，增加当时适用的制度一百四十九条，因而有所增删损益的条文二百八十二条，其余一百二十六条都沿用旧文。又把其中一条分为两条、把其中一条分为四条的，共六条，总计五百六十三条，编为三十卷，附加注释以说明条文内容，又用疏义解释其中的疑难，命名为《泰和律义》。在《官品令》《职员令》以下，另有《祠令》四十八条、《户令》六十六条、《学令》十一条、《选举令》八十三条、《封爵令》九条、《封赠令》十条、《宫卫令》十条、《军防令》二十五条、《仪制令》二十三条、《衣服令》十条、《公式令》五十八条、《禄令》十七条、《仓库令》七条、《厩牧令》十二条、《田令》十七条、《赋役令》二十三条、《关市令》十三条、《捕亡令》二十条、《赏令》二十五条、《医疾令》五条、《假宁令》十四条、《狱官令》一百零六条、《杂令》四十九条、《释道令》十条、《营缮令》十三条、《河防令》十一条、《服制令》十一条，并附加有关年月的制度，称为《律令》二十卷。又制定《制敕》九十五条、《榷货》八十五条、《蕃部》三十九条，称为《新定敕条》三卷；另有《六部格式》三十卷。司空襄将其进呈，诏令于次年五月颁行。贞祐三年，世宗对宰臣说：“从今以后，监察官犯罪，凡关系军国利害的，一律笞打判决。”贞祐四年，下诏说：“凡监察官失于纠察弹劾的，依本罪论处。外地使者进入我国而私下泄露本国情况；宿卫、近侍官、承应人出入亲王、公主、宰执之家；灾害导致粮食缺乏，有关部门核查不实而伤害人命；转运军粮时私自夹带货物；考试举人时防范不严；这些情况都要执行杖刑。在京城犯罪达到两次的，台官比监察官减一等治罪，准许赎罪；其余只追究责任，等专门差遣任期届满时议定。如果任内曾因漏察而受杖刑，按规定虽可算称职，也只能列为平常；列为平常的，按降等处罚。”兴定元年八月，世宗对宰臣说：“律中有八议，如今上书言事的人有人说，应列入八议的人就应直接减等处罚，怎么样？”宰臣回答：“凡列入议的人，先列明所犯罪行和应当议处的情状提出请求，必须议定后再奏请裁决。”世宗认为正确，说：“如果不论罪行轻重就任意减刑，那么贵戚都将依仗此制虐待百姓，百姓如何承受得了？” 脱脱《金史·志第二十七》